古国—方国(王国)—帝国是中国考古工作者总结归纳出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的表述。[1]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并综合学界的认识，约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70年是古国阶段，该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基本对应历史学上史前时期的五帝时代。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建立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是为王国阶段。古国阶段和王国阶段正是我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王权和神权交互作用，处于国家发展模式的探索阶段。西周时期周礼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国家王权模式的最终确立。

一、古国时期的国家发展模式

李伯谦认为，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红山“古国”采取的是无限扩大神权的模式，良渚“古国”虽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但仍是以神权为主的模式，神权高于一切最终导致两者均走向消亡。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在仰韶古国奠定的基础上，将文明又向前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

从约公元前3300年的仰韶时代晚期开始，我国历史步入古国阶段。在这一阶段，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该阶段王权发展模式和神权发展模式并行。但不同的发展模式道路不同，神权发展模式最终衰落，而中原地区的王权模式则一骑绝尘，最早迈入文明的门槛，建立了国家。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即所谓的颛顼绝地天通。绝地天通最早见于《尚书·吕刑》的记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3]这段记载的大概意思是说，蚩尤作乱时杀戮和刑法过甚，导致苗民纷乱并向上帝申告，人皇颛顼于是禁止地民和天神相互感通，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也有相关记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4] 二者的背景虽有差异，但说的都是颛顼之时开始垄断神权即祭祀权，只有统治者才能与神交流，实际是加强思想上的控制。这一情形大致对应于父系氏族社会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仰韶古国之后的龙山时代，走的是军权、王权相结合基础上突出王权的模式，如山西的陶寺文化，一般认为对应的是尧的时代，[5]也有人认为属于尧舜时期，[6]而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7]和新砦一期文化[8]对应的时代一般认为是大禹时期，这些城址的文化遗存反映的都是注重实用主义的王权形态，而非神权模式，基本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大禹治水也表明中原地区走的是王权模式。关于大禹治水，许多先秦古籍如《诗经》《尚书》 《左传》等均有记载。目前在中原地区河南辉县孟庄龙山城址、[9]登封王城岗遗址、[10]新密古城寨遗址[11]等均有明显遭受洪水侵袭的现象。洪水直接毁灭了原本高于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发展水平相近的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原本多元多中心的发展格局变为多元一中心。而由中原地区先民主导的治水工程不仅使得中原地区的文化持续发展，而且在组织、协调治水过程中，最终确定了大禹所属的夏后氏部落的核心地位和领导地位。同时，治水使得原本通过社会分化和战争而形成的金字塔般的统治关系与统治秩序得到进一步强化。与神权模式下面对自然灾害祈求神灵的庇佑、显得应对无措相比，中原地区王权模式直面灾害，动员全社会力量有组织地进行抗灾，最终战胜灾害，社会持续发展，并由此实现了部族向国家的蜕变。

二、夏国家的发展模式

夏国家建立后，实行的仍然是突出王权的国家发展模式。《礼记·表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12] 虽然夏国家存在一定的天命和鬼神思想，如夏初的《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13] 《史记·夏本纪》：“帝孔甲立，好方鬼神。”[14] 但是我们通盘考查相关文献，这些天命和鬼神思想记述寥寥。夏国家突出王权的国家发展模式则在很多文献中有所反映。《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记述的就是夏朝强烈的民惟邦本的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这记述的是夏朝实行大禹制定的法典和赋税制度。《尚书·胤征》：“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15] 这描述的是国家治理井然有序的局面，这种治理局面突出的是王权而非神权。文献记载夏启剿灭有扈氏、太康失国、后羿代夏、浞因羿室和少康中兴之事，均没有天命和鬼神思想，而是客观史实的记述，也反映出夏代突出王权的国家发展模式的事实。

二里头夏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祭祀遗存，包括7处与建筑营造相关的祭祀遗存和21处与铸铜、制骨相关的祭祀遗存。在宫城范围内的祭祀遗存，可被称为内祀遗存。宫殿祭祀遗存共发现35处，全位于偃师二里头遗址Ⅴ区，包括5处具有祭祀性质的宫殿1号、2号、4号、3号、5号及27处附属祭祀遗存。[16]笔者认为，可以确认的属于宫殿祭祀遗存的仅是1号和2号宫殿建筑及其附属祭祀遗存。在1号宫殿建筑基址内发现17处宫殿使用时期的灰坑和墓葬，内有人骨或兽骨，有的骨骼残缺，有的姿势异常，应系非正常死亡，应与宫殿使用时期的祭祀活动有关。2号宫殿主殿的南北各发现一处与宫殿同时期的烧土坑，可能与燎祭有关。内祀祭祀遗存集中的地方是宫殿区东北部的Ⅰ号坑，东西长约66米、南北宽约33米，总面积约2200平方米。发掘者认为，Ⅰ号巨型坑与偃师商城宫殿区的祭祀遗迹有共同之处：均位于宫殿区北侧的专门场所，祭品主要是猪，故Ⅰ号巨型坑可能是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内一处专门用于祭祀的场所。[17]外祀遗存集中发现于宫城北部的Ⅵ和Ⅸ祭祀区内，共发现3处祭坛及16处附属祭祀遗存；13处普通小型坎祭遗存和特殊大型坎祭遗存至少6处，包括5处祭坎和1处附属于祭坎的灰沟。[18]二里头遗址宫城北部的Ⅵ和Ⅸ祭祀区的坛、墠遗存具有祭天礼地的性质。二里头遗址这些内祀遗存和外祀遗存均未表现出祭祀的频繁性，也未表现出祭祀场面和规模的宏大，这与夏代实行的以王权为主的国家发展模式相一致。有学者分析了二里头夏都的规划建制，提出二里头都城内的世俗王权的形成是早期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19]这与笔者认识相一致。

三、商王朝的国家发展模式

夏灭商立，《尚书·汤诰》：“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商王朝要求诸侯方国均须遵从常法，显示出早商王朝注重以制度治国的王权国家发展模式。《尚书·伊训》中伊尹训诫太甲，“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制官刑，儆于有位”，[20]也表明早商王朝实行的是以王权为主的国家发展模式。

在早商亳都郑州商城，发现有祭祀遗存。郑州商城东北部祭祀场地，由埋石6块、殉狗坑8个、单人坑12座、小墓2座、烧土遗迹两处及其他遗存组成，以中间最大埋石为中心，学界认为这是一处早商时期的社祭场地。在郑州商城的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内，考古人员发现的祭祀遗存应属于作坊祭祀的性质。另外，考古人员还发现郑州商城西城墙祭祀遗存、彭公祠门前漫平土丘祭祀场、郑州商城CW狗坑和零散分布、性质类型不明的祭祀坑18座。[21]在早商陪都偃师商城宫城北部有专门的祭祀区，分为三个区域，东西绵延200米。A区在东端，面积约800平方米，由多个祭祀场和祭祀坑组成，牺牲有人、牛、羊、猪等，还有谷物。B区和C区的中间和西边均为祭祀场，B区总面积约1100平方米，C区面积约1200平方米，两个祭祀区形制和结构基本类似，平面呈长方形，四周有夯土围墙，并以猪作为主要祭牲，仅C区已超300头；除猪坑外，还有猪与牛、羊共存现象，除此外还发现了少量鹿骨。[22]关于该祭祀场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属于宗庙及其相关的祭祀空间。[23]从上述发现来看，早商时期的祭祀虽较二里头文化时期规模要大，频率也要高，其内祀遗存从偃师商城的发现来看是略高于二里头文化的，但总体来说，早商王朝祭祀中的外祀遗存并没有显示出远高于二里头文化，从发现的祭祀遗存观察两者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表明早商和夏的国家发展模式没有本质的差别，均是实行的以王权为主的国家发展模式。

中商时期，从《史记·殷本纪》《竹书纪年》《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看，与早商相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自仲丁以来频繁迁都，“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二是中商王朝的内乱，“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24]三是中商王朝开始发动对外战争，《后汉书·东夷列传》：“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25] 这些突出的变化，核心原因是自仲丁以来的弟子争相代立。夏启开启了王位世袭制，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王位世袭制运行基本良好。夏灭商立，早商王朝实行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的王位世袭制，留下了极大隐患，最终导致商王朝因弟子争相代立而发生长期内讧。为解决这个问题，商王室主要采取转移内部矛盾的策略，核心策略一是迁都，二是发动对外战争，三是修订继承制，转变为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的王位世袭制，并最终向嫡长子继承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迁都、发动对外战争，还是为显示王位的合法性，都需通过占卜和祭祀先王达成，夏至早商时期实行的以王权为主的国家发展模式开始笼罩着浓厚的神权色彩。

而从考古发现看，中商小双桥隞都就显示出较早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浓厚得多的神权色彩。小双桥的祭祀遗存包括，夯土台基“周勃”墓，顶部有近一米厚的红烧土堆积；遗址中心区夯土建筑群的Ⅳ区一号夯土基址、V区一号夯土基址、二号夯土基址、六号夯土基址、Ⅷ区夯土基址、Ⅸ区夯土基址，以及密集的祭祀坑等规模和数量巨大的祭祀区，报告认为应当属于宗庙祭祀遗存。V区祭祀区发现祭祀坑29个，祭牲主要为人，较为特殊的祭祀情况有两处，一处为00ZXVH66，该坑分三层，每层埋藏大量人骨，第三层人骨数量超过32具；另一处则是V区④A层及④B层下埋藏的骨架，这些地层中的骨架多为青年女性及未成年者或婴幼儿。Ⅷ区祭祀区，以人牲为主，牛牲为辅；00ZXVIIIH18第一层埋藏的人头数量超过30个，被认为是当时的献俘仪式。Ⅸ区祭祀区，祭牲全部为人，无祭器；00ZXIXH63内不仅有多具完整人骨架，而且发现大量人肢骨、头骨等，底层9具人头骨单独埋藏，均为20～40岁男性。Ⅳ区祭祀区祭牲主要为牛，少量为狗和猪；此区大部分祭祀坑在Ⅳ区HJ1夯土建筑以南，应该是大规模祭祀场所。[26]与早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相比，小双桥遗址的祭祀遗迹显得比较集中、规模比较大，祭祀类别有鲜明的区划，人牲祭祀活动更加普遍，使用牛牲也很多。同时，文献也有相关记载作为支撑，《尚书·商书·盘庚》：“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27]就是说迁都这样的大事都是通过占卜、遵循上天的旨意来决定的，而不是仅仅通过行政命令推进的。

晚商时期这种神权色彩就更为浓厚。占卜是商人与各类神灵交接以感知诸神旨意的重要仪式，甲骨卜辞主要被发现于殷墟安阳，在山东大辛庄和陕西周原也有少量被发现。甲骨卜辞内容极为丰富，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农业生产、社会习俗以及天文、历法、医药等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基本上凡事必向鬼神卜问。卜辞中的神职人员，有“巫”“卜”和“贞人”。各种宗教礼仪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8]对于神灵的祭祀，主要通过不同方法杀牲，用牲为祭品取悦于诸神。从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除了大量使用牛、羊、豕、犬等牲畜为祭品外，还大量地用人作祭品，人牲多使用异族的战俘。

晚商殷墟祭祀遗存的发现超过早商和中商时期的总和，大多集中在小屯、大司空村等殷墟宗庙、王陵区内，全面展现了商王朝的祭祀传统与文化。如小屯丙组建筑基址：丙一基址是以瘗埋苍璧和白璧为中心的祭祀遗迹，一般认为和祭天有关；关于丙二基址的牲璧组合，报告认为主要是祭先祖，另外还祭风、祭四方和祭百物等。[29]殷墟水渠工地的夯土基址，有学者认为是社祭遗存。[30]小屯F29、F30、F31组合[31]和小屯乙七基址[32]的报告认为其属于宗庙类建筑，小屯丁组F1和F3可能是宗庙祭祀类建筑。[33]从人牲及人殉数量看，晚商时期的祭祀不仅规模大，而且极为频繁。如1001号大墓，墓内人殉加上墓坑东侧人殉共计225人，复原人殉达三四百人。在王陵区大墓东区，发现有附属于大墓的小墓1242座，杀人殉葬的共有16种，推测人殉近2000人。1949年以后发掘的武官村的一座大墓，人殉79人；在大墓东南有殉葬的排葬坑共殉152人；在排葬坑的南边还有可能属于人祭的散葬坑9个共74人，这座大墓人殉总计达305人。在小屯宫殿宗庙区，据对已经发掘考古遗存的不完全统计，人祭多达738人，复原达986人。[34]不唯如此，在甲骨文中还有数量极大的人祭记载。据对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祭祀材料的系统统计，共用人祭13 052人，另外还有1145条卜辞未记人数，即使都以一人计算，全部杀人祭祀至少14 197人。[35]上述考古发现和殷墟卜辞记录可以相互印证。《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36] 晚商时期无论是甲骨卜辞还是考古发现，都显示出该时期浓厚的神权色彩。

四、西周王朝的国家发展模式

《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礼而远之，近人而忠焉。”[37] 小邦周灭了大邑商，周公以夏商礼乐为基础制定周礼，也就是所谓的制礼作乐。《史记·周本纪》：“(周公)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38] 《周官》亦称《周礼》。《礼记·明堂位》：“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39] 礼乐制度实质就是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相结合的礼仪，将其作为时人的行为准则，上到祭祀、典礼、宴享等政治活动，下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须符合礼仪规范，皆如《诗经》所描述的“莫不令仪”。[40]西周王朝以此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和巩固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礼记·经解》：“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41] 阮籍《乐论》：“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42] 王国维认为周朝改革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上废旧兴新，是历史上最为剧烈的政治与文化变革。[43]同时，周公所制礼乐还孕育了先秦的儒家礼乐文化和仁礼思想，影响深远。

但正如文献所言，周人同样事鬼神。《仪礼》《礼记》和《周礼》记述的礼法源于西周，其中有大量仪礼活动中的祭祀活动。《史记·周本纪》所记国之大事，如征伐，“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周王病重，“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营建新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44]等，均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相关史实《尚书》有更详细的记述。再如西周甲骨文承自商代甲骨文，说明西周承袭了商代向鬼神卜问的文化，但西周甲骨文发现不多，基本上至穆王以后已消失不见，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西周确如文献所言“事鬼敬礼而远之”。西周王都丰镐祭祀情况受发掘资料所限不是很清楚，但周原和成周均发现一些祭祀遗存。周原凤雏甲组三号建筑、[45]云塘F1建筑群、[46]凤雏甲组F1[47]等系列祭祀遗存，学界一般认为它们的性质是社祭、家族宗庙或宗庙。除此之外，还发现有墓上祭祀遗存和奠基遗存。瀍河两岸的成周城发现有洛阳北窑 M14 墓祭坑、[48]洛阳北窑铸铜作坊祭祀遗存[49]和洛阳北窑F2奠基遗存，[50]除此之外就是河南科技大学林业职业学院院内的大型祭祀遗存，在近15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37座祭祀坑和两处燎祭遗迹，因揭露范围所限，尚不能确定祭祀的具体对象，只能视作祭祀场所。[51]从周原和成周发现的祭祀遗存看，西周都城与晚商殷墟相比，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在频次上都显得微不足道。

周礼的内涵和特质集中体现于敬天、明德、保民思想体系中，周人认为商亡周兴是周人“敬天保民”的缘故，由此周人的宗教观由殷商对天神与祖先的双重崇拜，逐步转向偏重对祖先的崇拜。与这种思想相适应，周人推行“礼乐治国”，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52]西周一代，虽然也敬天事鬼，但礼法完备，王权凸显，这也对后世的国家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结　语

李伯谦认为，由神权国家发展到王权国家，一般来说可能符合普遍规律，但在文明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因环境差别、传统差别和所受异文化影响的差别，其所遵循的发展途径和模式也可能是不同的。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夏商周时期，其国家发展模式应该说仍处于探索阶段。夏国家承袭中原地区以王权为主的国家发展模式。商代情况复杂，早商王朝实行的是以王权为主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商王朝开始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晚商实行的是神权为主的国家发展模式。西周王权凸显，为后世国家发展模式奠定了影响深远的基础。

  作者简介  

徐昭峰，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先秦考古、先秦史。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夏商周三代都邑的考古学研究”(24&ZD256)

[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16页。

[2]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3]何晋撰：《尚书新注》，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532－535页。

[4] (三国吴)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44－545页。

[5]王震中：《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6]马世之：《虞舜的王都与帝都》，《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

[7]方燕明：《河南龙山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六十年》，《华夏考古》，2012年第2期。

[8]魏继印、赵春青、耿广响：《新砦遗址：打开“早夏”之门的钥匙》，《大众考古》，2020年第4期。

[9]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12]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09页。

[13]何晋撰：《尚书新注》，第130页。

[14]《史记》卷二《夏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6页。

[15]何晋撰：《尚书新注》，第136、141页。

[16]刘超：《嵩山地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祭祀遗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21年，第26－29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1号巨型坑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5年第12期。

[18]刘超：《嵩山地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祭祀遗存研究》，第32－40页。

[19]张海：《试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世俗王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11期。

[20]何晋撰：《尚书新注》，第165、171页。

[2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510页。

[22]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考古》，2002年第7期。

[23]王学荣、谷飞：《偃师商城宫城布局与变迁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24]《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30、131页。

[25]《后汉书》卷八五 《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808页。

[2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23页。

[27]何晋撰：《尚书新注》，第196、213页。

[28] (清)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7页。

[29]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版，第166－175页。

[30]张煜珧：《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9年，第36－37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0－41页。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5期。

[34]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篇)，《文物》，1974年第7期。

[35]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年第8期。

[36]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1310页。

[37]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1310页。

[38]《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71页。

[39]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842页。

[40]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1页。

[41]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1257页。

[42] (三国魏)阮籍著，郭光校注：《阮籍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4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殷周制度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32页。

[44]《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56、169、170页。

[45]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

[46]徐良高、王巍：《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杜金鹏：《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

[47]王恩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第1期；杜金鹏：《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

[48]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7期。

[49]洛阳市文物考古队：《1975－1979 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

[50]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西周遗址1974年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7期。

[51]蔡运章、俞凉亘：《西周成周城的结构布局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16年第1期。

[52](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9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