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玄宗时期，随着复古思潮的勃兴，变革文风文体，逐渐成为许多文士的共同追求。但以古文运动为终点“倒放电影”式的研究，往往会遮蔽此前复古文士丰富多彩的探索。实则自开元后期起，成段成篇模仿儒家经典的拟经赝古之风、自求古意以开新体的自我作古之风，都曾一度流行，只是大历以后，罕有嗣响。大幅削减骈体中隔句对等强技巧性句法的斫雕为朴之法，则重塑了唐代文章的面貌。古文运动兴起之前，复古文士实已创立了一种与六朝之文全然不同的、自由运用各种句法的新文体。
【关键词】复古文士；复古文风；复古思潮；古文运动；隔句对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唐玄宗即位以后，为反拨武后临朝以来尊礼释教的风气，营造盛世气象，多有制礼作乐、崇儒复古之举。自开元后期，萧颖士、李华等文儒之士陆续登科，文章复古逐渐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学界对韩愈、柳宗元以前的唐代复古文风已多有探讨，但尚未钩沉那些深具时代特色、却最终未汇入古文传统的文学史现象。且目前学界对复古文士之士族背景、代际关系、生平经历等外部问题，研究得比较充分，直面作品本身的内部研究仍待深入。这或许是由于清代后期“骈文”概念确立以来，古典文章研究一直以“骈散二分”为基本视角。但唐人本无骈散对立之观念，若仅从是否对仗、用典这种简单的角度来观察唐代复古诸家的创作，亦恐流于空泛，难穷殊相。
在崇儒复古思潮的影响下，萧、李及元结、独孤及、梁肃、权德舆等文士不满于当时流行的“今体”——亦即徐陵、庾信以降的骈体，在文风文体方面做了极其丰富的探索。本文以古文运动兴起前的这一段探索期为研究对象，拟着重介绍“拟经赝古”与“自我作古”这两种文风，并借鉴古典文章学区分“单句对”“隔句对”的经验，在细化句法概念的基础上，阐发复古文士以“斫雕为朴”之法改造六朝文体、别创新文体的实绩。还祈并世方家，毋吝赐教。
一、拟经赝古之风
对唐代文士而言，如欲复古，模拟六经等儒家经典的文风，自是逻辑上最容易想到的做法。论文宗经，本是两汉以来的旧义。即便在儒学衰微的六朝时代，刘勰撰《文心雕龙》仍要以“原道”“宗经”之说为本。唐代立国以后，也不断有人援引经义，提出改进梁、陈以降绮靡文风的意见。但他们也同时“接受六朝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几乎不会在日常行文中写出六经一般古奥的文字。大体说来，在复古文风兴起以前，唐人行文拟经，主要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在转述本朝君主言语时，改用《尚书》语体。这种写法不仅广泛见于各类官文书，在其他文体中也有体现，如王维《京兆尹张公德政碑》，全篇本是带有张说风格的骈俪用典之体，如称赞张去奢治理京兆的政绩时写到“百司之务，总以奇而得正；五方之人，杂异教而同理”“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振雷霆之威，其或宥过”，与当日一般文字差别不大。但中间有一小段记述玄宗的命令，却换用了佶屈聱牙的《尚书》体：“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罪，台恐寇盗乃邑，矧曰荡析离居，惟尔克济，抚兹方夏。”玄宗本人当然不会这样讲话，如此写来乃是为了尊崇王言，以示恭敬。
第二种更特殊的情形，就是仿照经典的体例，自撰著述，以求“续经”。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隋末名儒王通，其续经之作虽佚，但其弟子拟《论语》而作之《中说》尚存，其文风亦似《论语》，罕用骈俪，多借助字以疏通文气，与当日一般文章的风格也很不相同。如其中遇河上丈人一节，记述王通离开后与弟子的问答：“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隐者也。’收曰：‘盍从之乎？’子曰：‘吾与彼不相从久矣。’‘至人相从乎？’子曰：‘否也。’”从内容到文风，均为《论语·微子篇》中荷蓧丈人一节的翻版。
上述两种情形，应用范围是很有限的。然而，自玄宗朝后期，一种使用古奥字样、成段成篇模仿儒家经典语气的文风开始流行，可称之为“拟经赝古之风”。试看贾至《肃宗即位册文》：
咨尔元子某，惟天惟大，惟人君则之。顺乃德，故舜禹揖让而履皇极。咈乃道，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鸿业。是以启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乱纪而唐受焉。五圣之御极，皆勤俭兢业，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长久，垂庆无穷。洎予大业，恭位四纪，厌于勤倦，缅纂汾阳。当保静怡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尔元子某，当位嗣统。於戏！尔有忠孝之诚，极于君父；尔有友爱之义，信于兄弟；尔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尔有戡难之才，彰于兆庶。予懋乃懿绩，嘉乃神武，天之历数在尔躬。汝惟推诚，祸乱将冀尔而能清；汝惟从谏，社稷将冀尔而复宁。佞言为疵，直言惟师。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民非后何戴，后非贤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无忝我祖宗之丕烈。
本篇如“咨”“钦哉”等发语叹词，又谓王为后，谓汝为乃，谓道为迪，谓忿为咈，谓嘉为懋……都是出自《尚书》、而在唐代一般文章中罕见的语汇。至于“天之历数在尔躬”“后非贤罔与守邦”“无忝我祖宗之丕烈”等句，亦显用《尚书》语体。且除却“尔有忠孝之诚”以下八句稍觉铺排弗古之外，贾至此册尽力在让这种古奥之感贯彻全篇，而不是像前举王维之文那样，只在少数特殊之处改换辞气。
贾至父贾曾，曾为玄宗撰即位册文，惜唐代高宗至玄宗即位册文皆不存，无由见彼父子因革之迹。但从《太宗即位册文》来看，唐代册文的风格本来并不古奥。《太宗即位册文》中虽也有“咨尔”“对扬”等字眼，但主体部分，尤其是“天生蒸人”到“灵命斯在”，以对仗的四字句为主，语言也很平实，如“王业初基，云雷伊始，英谋独断，秘策潜申”“拓定关陇，澄清河洛，北通玄塞，东静青丘”，与《文选》中册文及六朝王言大抵一律。贾至所撰册文则打破了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长短伸缩，古意盎然，实为唐代“王言”中最早通篇作态拟经者。贾至论文章以为“唐虞赓歌，殷周雅颂，美文之盛也”，评论他人文章又云“罔有不含六经之奥义”，可见他是有意宗经复古的。他在天宝末年、代宗初年两度任中书舍人而掌制诰，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有力地扩大了复古文风的影响，此册即一显著例证。
试再举著名复古文士李华的《平原公遗德颂》序，节选前幅如下：
维上帝降灵为贤，弼我大邦。钧明说望，协期陈谟。仗钺出师，丕赫厥勋。大君以距岭缘湖，八州之域，天下震扰，此邦全宁。内辅宗师，外饫军旅，咽颐荆越，钟以眷右。乃命平原宾护东宫而尊大之，师长邦宪，肃清华夷。朱旗畅毂，平原戾止。秋霜伊何，视我直方；春雨伊何，宏我恺悌。
此篇除后幅“公张氏”以下八小句文气稍近今体外，其余部分颇多化用《诗》《书》处，如“维上帝降灵”用《汤诰》之“惟皇上帝降衷”，“丕赫厥勋”用《生民》之“以赫厥灵”，“戾止”“伊何”云云，更是经典常用的说法。这种密集的化用使其全篇呈现出一种雅正典重的风格，与当日一般的骈体颂序差异巨大。再节取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诗序：
余羁宦此都，色斯云举，彼吴之丘，曾是昔游。心乎往矣，有怀伊阻；行矣风帆，载飞载扬。尔思不及，黯然以泣。先师孝悌谨信、泛爱亲仁、余力学文之训，尔其志之……余之门人有柳并，前是一岁，亦尝觏兹地。其请业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刘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尝曰：“何敢望并。”并与真，难乎其相夺矣。缅彼江阴，京阜是临；言念二子，从予于此；尔云过之，其可忘诸。
此文通篇规仿《诗》语外，兼拟《论语》词气，“何敢望并”云云，直以刘太真为子贡，而柳并为颜回矣，正见“萧夫子”欲比肩尼父之意。萧颖士自谓“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其实他大部分文章虽然不落齐梁以后格调，但本质上还是一种以单句对为主的魏晋体。此篇在萧集中，也算是很特殊的刻意求古之作了。
要之，开元以后，从官方文书到私人书翰，常有成段甚至成篇模拟儒家经典风格的文字。其运用范围，也早已突破了此前转述君主之语、模拟圣人之作这两种情形。但这种拟经赝古的风气，仍不免流于字面，如《诗》云“鲁侯戾止”，则换以写“平原戾止”；《书》云“汝惟不怠”，则改云“汝惟推诚”“汝惟从谏”；《论语》有“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便仿写“色斯云举，彼吴之丘”。这种碎片化拟古的写法，很难浑灏流转。读过这类文段，便会觉得韩愈《答李翊书》中的名言实有所指：“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在此信中也像萧颖士那样宣称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从文章写作的角度，韩愈进一步强调要通过反复熟读和涵泳来体会古人的文气，只要文气浩荡健举，自能得古人正大之体。相比之下，“拟经赝古”的作法还是仅注意于“浮物”，乍看来古色斑斓，却无商周彝鼎之气象。
此外，钱锺书曾对苏绰仿《尚书》而作的《大诰》下过一个判断，即“貌若点窜典谟，实则排比对偶”。盖《尚书》虽有对偶句，但“未尝错综长短为对”，也就是不曾用过隔句对，而苏绰《大诰》中隔句对触目即是。开元后期出现的拟经赝古之体，也未能脱此窠臼。如上举贾至文即有“汝惟推诚，祸乱将冀尔而能清；汝惟从谏，社稷将冀尔而复宁”的隔句对。李华、萧颖士两文也因追求文句的整饬，显得束手束脚。个中萧文多填乎、尔、焉、矣等虚字，以求保持四字一句的格局，读来尤显冗拙，“心乎亡矣”“尔云过之”等句，在柳宗元等后辈古文家看来，恐有“用助字不当律令”之嫌。
其实，这种拟经赝古的风气，当时不只出现在文章中，萧颖士、元结、顾况等人在诗歌创作方面，也曾掀起过一股模拟《诗经》四言体的风潮。然而到大历时期，这股风气在诗歌与文章中都逐渐消歇了。盖有意模拟，便落下乘。若不能持续创造新的表达，那这种文风便很难有文学意义上的生命力。但把“拟经赝古”这一环节钩稽出来，对全面理解唐代的复古文风，仍是有必要的。
二、自我作古之风
开元后期起，在崇儒复古思潮的影响下，还有一批文士既不满于当时流行的骈俪文风，但也不愿对六经之文亦步亦趋，而是以“自我作古”的方式，力图自出手眼，上追古意。
宋人早就注意到，在盛中唐之际，有一些文人的文风非常奇怪。如欧阳修论元结文云：“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为，惟恐不异于人，所以自传于后世者，亦唯恐不奇而无以动人之耳目也。”秦观论杜甫文亦云：“杜子美长于歌诗，而无韵者几不可读。”陈振孙还补充说：“世言子美诗集大成，而无韵者几不可读。然开、天以前文体大略皆如此。”然则在陈振孙观感中，玄宗朝存在一批“几不可读”的无韵之文。蔡梦弼也曾附和秦观说，杜甫文中最难解者乃是《课伐木诗序》，今全引其文如下：
课隶人伯夷、幸秀、信行等入谷斩阴木，人日四根止。维条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积庭内。我有藩篱，是缺是补，载伐筱荡，伊仗支持，则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撑突。夔人屋壁，列树白菊。镘为墙，实以竹，示式遏。为与虎近，混沦乎无良。宾客忧害马之徒，苟活为幸，可嘿息已。作诗付宗武诵。
此文除“镘为墙，实以竹”六字可视为对仗外，其余全是散行。语本经传处，亦不少见，如“阴木”乃用《周礼·山虞》“仲夏斩阴木”，“条枚”语出《诗》之《汝坟》，“筱荡”则《禹贡》之说……但其整体的节奏感和语感，与经典之平正稳重，又大不相同。尤其从“载伐筱荡”始，长句短句，伸缩跳宕，令人难以捉摸。比如“旅次于小安”一句，古人“次于”后一般接地名，如“王次于河朔”，唐人依旧如此。如果非要表达“暂得安宁”之意，只言“旅次小安”即可，所以仇兆鳌就怀疑“于”是个衍文，但这个怀疑并没有版本学上的证据。杜甫在此似是要表达居住状态由危险变为安全，为了强调状态的转变，所以才要加上“于”字。至于后幅“为与虎近，混沦乎无良。宾客忧害马之徒，苟活为幸，可嘿息已”云云，逐字寻绎，大旨可知，但几乎每一句的句法都像“旅次于小安”一样不合语感。
试再读《唐兴县客馆记》，节其后半如下：
子徒见宾馆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备，力取诸私室。人民不知赋敛，乃至于馆之醯醢阙，出于私厨；使之乘驷阙，办于私厩。君岂为亭长乎，是躬亲也。若馆宇不修，而观台榭是好，宾至无所纳其车，我浩荡无所措手足，获高枕乎？其谁不病吾人矣。玼瑕忽生，何以为之？是道也，施舍不几乎先觉矣。杖之友朋，叹曰：美哉是馆也成，人不知，人不怒。廨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
这一节引经据典虽不多，乍看之下，亦觉深有古气。但细细读来，仍觉生硬。文章固以简略为高古，但杜甫在此为了追求更加“古”的风格，甚至省略了许多必要的助字。比如“君岂为亭长乎，是躬亲也”，一般或许会写成“若是之躬亲也”；“获高枕乎”，也不如“能获高枕乎”来得顺畅；“美哉是馆也成”，习惯上一般会写作“美哉是馆之成也”。当然，后人读惯了韩、柳、欧、苏以降的古文，才会有以上种种“习惯”。杜甫当日只是以个人的语感，力求跳出模拟经典的窠臼，用他心目中更“古”的写法来行文。杜甫这类文章里写得相对较好的是《秋述》，其中“虽朱门之涂泥，士子不见其泥，矧抱疾穷巷之多泥乎？”一句，尤有妙趣，意谓名利客竞趋朱门，纵逢多雨之日，亦不觉泥泞之苦。而我则抱疾穷巷，门前更为泥泞，宜乎无人肯来。前后重复用三“泥”字，一句一转，颇尽世态，有一种唐人骈俪中罕见的顿挫之感。后幅云“子魏子独踽踽然来，汗漫其仆夫”，恐“汗漫”二字亦不能依《淮南子》中本义理解为连绵词，而是应拆分训解为仆夫经雨，周身湿透貌。盖唐人并不能像清人一样深刻理解连绵词不能分训的道理，临文下笔时便也会以分训法用之。这种变古为今的笔法，也与拟经赝古者不同。
杜甫深于《选》学，在其遗文中，也不乏流畅清通的表状文章，绝非能诗而不能文。不少文章特地变体，甚至于佶屈聱牙，应是受复古思潮影响的缘故。尤可注意的是，杜甫平生唯一一次参加进士科的考试，正是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亦即孙逖录取萧颖士、李华及元德秀门人李的次年，这很有可能就是杜甫留意文章复古一派的最初契机。试再看深受杜甫推重的苏源明所作《秋夜小洞庭离宴诗序》：
彻馔新尊，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济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载，止洄源东柳门，入小洞庭。迟夷仿徨，眇缅旷样，流商杂徵，与长言者啾焉合引，潜鱼惊或跃，宿鸟飞复下，真嬉游之择耳。源明歌云云，曲阕，袁子曰：“君公行当挥翰右垣，岂止典胄米廪邪？广不敢受赐，独不念四三贤。”源明醉，曰：“所不与君子及四三贤同恐惧安乐，有如秋水。”晨前而归，及醒，或说向之陈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为序。
苏源明曾为北周卫元嵩所撰拟《易》之《元包经》作《传》，今存三篇，实拟经赝古之作，兹不具论。此外存世者还有两篇诗序，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特录此篇，以为“戛戛独造”之笔，谓另一篇不免“多用俪语，犹与颜、鲍相近”。盖此篇确已非晋宋以降文体所能牢笼，句式跳脱，意态流转，间杂一可入五古之对句，以抒会心之妙。醉后誓言“有如秋水”云云，显然是戏仿《左传》中屡见的“有如河”。所以次日醒来后，源明还要解释说这是“狂夫之言”，意谓并非有意亵玩经典。这种活泼的态度，在拟经赝古之文中便很难见到了。
因创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两诗深受杜甫欣赏的元结，其文章近年较受学界关注。其实他的文章，也多有自我作古之态。试节取《述时》为例：
由此知官不胜人，逸于司领，使秩次不能损，又休罢以抑之。尚骈肩累趾，授任不暇。予愚愚者，亦当预焉。日觉抵塞，厌于无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藴纯，周周仲仲，瘱然全真。上全忠孝，下尽仁信，内顺元化，外娭太和，足矣。如戚促蚩，封蒙遏灭，暮为朝贵，心所不喜。亦由金可镕，不可使为污腐，水可浊，不可使为尘粪然已。鄙语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复何疑！
本篇虽有少量单句对，还有一个隔句对，即“金可镕，不可使为污腐，水可浊，不可使为尘粪”，但总体上并不刻意经营字句的均齐，遂造成一种自然错落的效果。文中虽掺杂有“瘱然”“蚩”等古奥字眼，然亦不出自经书。其造句之法亦颇为奇创，如开篇主要谈守选的问题，所谓“逸于司领”，其实是“逸出有司所领（之员额）”的意思，“使秩次不能损”则是“以官秩次第之而不能减损其数”的意思，元结偏要高度压缩，营造出一种一字一顿的感觉，与前举杜甫之文如出一辙，乍读来很容易不知所云，但不能不承认这种运用语言的方式还是很有独创性的。后来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在保持语法结构完整性的基础上，也吸收了这个特点，通过省去助字来追求“句益遒劲”的风格。
元结早年曾著《元子》，历来以为亡佚。有学者把元结遗文中天宝九载（750）至十二载（753）的作品直接看作《元子》的内容，恐非确论。但《元谟》《演谟》《系谟》三篇，在元结遗文中确实较近于子书体制，后来李商隐称赞元结之学说，也正是举《元谟》中语以为纲领。这三篇文章模拟荀子文风的痕迹很重，似可见其门径。元结后期的文章逐渐蜕尽模拟的气息，便有自我作古之意了。
此外，王昌龄《上李侍郎书》及任华的文章，也都有类似特点，不拘对偶、不仿经典，自出手眼，时觉聱牙。本节涉及的人物，在查屏球看来都可归入“天宝河洛儒士群”及其交游圈中，这一群体在崇儒之外，还有求新尚异的风气。本节所举诸公，又多具诗人气质，读其遗文，常能感受到他们在努力创造新的表达，以写出个人独特的观察或感受，如此自难满足于拟经赝古而已。可惜他们创造出来的一些表达，诸如“旅次于小安”“汗漫其仆夫”“逸于司领”等，有时过于个人化，读来颇觉拗口，甚至因不符合文言表达的一般规则而难于索解。但从这些探索中仍可以感受到，复古思潮能够为语言的创造释放出无数新的可能。中唐诗歌创作中也有一脉是由复古而尚奇，正与之桴鼓相应。
三、斫雕为朴之法与新文体的成立
无论拟经赝古还是自我作古，本质上都是想抛开当日流行的骈俪用典之体，另起炉灶。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还有许多文士上承四杰、陈子昂、张说等人的实绩，力图在“今体”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最终使唐人文章基本摆脱了六朝文风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文体特征。这种改造的主要内容，就是大幅削减隔句对等修饰性、技巧性的写法，故可统称为“斫雕为朴之法”。
正如房本文所言，唐人本无骈散对立的观念，提倡复古的文士从未有彻底禁绝骈体的意思。他们所反对的，只是过于浮华的修辞和无关政教的内容。但房氏也注意到，盛唐以降，文士内部确实有一些反对骈偶的论调，如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序云：“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独孤及为李华集作序亦云：“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其实理解这类言论，关键在于“局”，在于“梏拲”，在于“拳拳守之，如奉法令”。换言之，萧颖士和独孤及其实并不反对在文章中运用对仗句，甚至也不是在反对骈体，而是在反对某种“文章必当对”的思维定式。
《文心雕龙·丽辞》篇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本篇赞语又云“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可见刘勰心目中，对仗本就是文章句法的常态。至于唐人论文，如《文笔式》云“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亦足以代表唐代一般文人对文章句法的基本认知。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散句不能用。时人也承认，散句在文章中具有一种结构性的作用，上官仪《笔札华梁》即指出：“然文无定势，体有变通，若又专对不移，便复大成拘执。可于义之际会，时时散之。”所谓“义之际会”，即指在文意分层处，需要用散句来领起、承转或缀结。但读唐前期一般文字，还是能感觉到，在中段行文时，唐人确实有“非对不发”的习惯。故与韩、柳同时的李翱曾总结道，“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李翱本人则认为，“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词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可见他的立场是持平的，既反对“文章必当对”，也反对“文章不当对”——后句似乎是在针砭行文中有意避对的韩愈及其部分后学。身处复古文风探索期的多数文士，对于对仗大抵也是这个态度，不妨概括为“不拘不避”：既反对“必当对”的思维定式，也没有“不当对”的激进想法，而是希望在行文中视需要自由运用不同的句式。相比于此前“文章必当对”的思维定式来说，这自是一种斫雕为朴的作法。试读李华《含元殿赋序》，在此按文意分为三节：
宫殿之赋，论者以《灵光》为宗，然诸侯之遗事，盖务恢张飞动而已。自兹已降，代有词杰，播于声颂，则无闻焉。
夫先王建都营室，必相地形，询卜筮。考以农隙，工以子来。虞人献山林之干，太史占日月之吉。虽班、张、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备也。而曩之文士，赋《长笛》《洞箫》，怀握之细，则广言山川之阻，采伐之勤。至于都邑宫室，宏模廓度，则略而不云，其体病矣。
至若阴阳惨舒之变，宜于壮丽；栋宇绳墨之间，邻于政教。岂前修不逮，将俟圣德而启臣心，辄极思虑，作《含元殿赋》。陋百王之制度，出群子之胸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誉。欲使后之观者，知圣代有颂德之臣焉。
第一层追述此前宫殿赋写作的情况，第二层分析前代赋述及宫殿时不写建设过程的缺憾，第三层表明自己创新以颂圣的主旨。其中散句显然不只是在“义之际会”处用之，如第二层中段几乎就全是散叙，第三层领起处反而是个隔句对。全文也不乏工对，比如“虞人献山林之干，太史占日月之吉”“阴阳惨舒之变，宜于壮丽；栋宇绳墨之间，邻于政教”，都是完全符合齐梁以降文法的对句。这种对句散句交错纷呈、自然流动的感觉，正是唐人此期文章上异六朝骈体、下异宋以后古文的胜诣所在。
具体到每一句的句法，“不拘不避”也意味着直接使用比较自然的表达方式，不再强求对仗。如独孤及为郑宠撰墓志云：“虢土狭而人窳，公用教化渍之。谓任力不及任人，听讼不及使无讼。”若依六朝旧贯，恐当作“任力不及任人，听讼不及无讼”矣。再如梁肃《神仙传论》云：“至神也者，视天地四海，若毫末而已，万古之前，亿载之后，若一息而已。”按照骈体的一般写法，中段大概会写成“视天地之广，四海之大，若毫末而已；万古之前，亿载之后，若一息而已”。再如李华为崔圆撰颂德碑云：“昔郑武公为卿士，诗人赋《缁衣》；鲁僖公为周贤侯，史克颂坰野。”按钱大昕云：“汉、魏以降，文尚骈俪，诗严声病，所引用古人姓名任意割省，当时不以为非。”并举数例，如唐初所修《晋书》中李世民所撰王羲之传论曰“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省师宜官为师宜，正为求与“伯英”相对。若循此例，则李华此文直云“鲁僖公为贤侯”可矣，偏着一“周”字，便与割省求对者异趣。不过，这些文章中仍有大量的对句，与后来韩愈“刻意避对”的古文仍有显著差异。
这一时期复古诸家的文章除了在对仗方面呈现出“不拘不避”的风格，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文体特点，就是大幅减少了隔句对的使用。刘师培云：
西汉之书，言词简直，故句法贵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锱铢。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练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原注：或上句用四字，下句用六字，或上句用六字，下句用四字，或上句下句皆用四字，而上联咸与下联成对偶，诚以非此不能尽其意也，已开四六之体）。由简趋繁，昭然不爽。
隔句对自魏晋开始在文章中普遍出现，在徐、庾文中几乎成为最主要的句法，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了唐前期。中国文字本宜对偶，无论散行还是对偶，最初都是自然形成的。考虑到谣谚多用对偶，甚至不能说对偶较散行为后起、为炼饰。但隔句对与单句对不同，必须刻意修辞，方能锱铢相称。隔句对却至少包含四个小句，再要考虑对仗，相当于在写第三句时要跳过第二句、回过头去照应第一句，亦即如刘勰所言一般“隔行悬合”，这就不是一个自然的、顺序的写作思路，而是一种具有高度技巧性的特殊句法了。是故如何减少隔句对的使用，与工巧的徐、庾体拉开距离，实为唐代文体流变中一条关键的线索。今参考下定雅弘统计“对偶率”的办法，略择徐、庾以来、韩、柳以前名家，以其碑志文、铭文以外部分为样本，用隔句对句数除以总句数，得到其“隔句对率”，列为下表：
在骈散二分视野下，如果只从对仗与否来观察上述九家的碑志，则九人之文，固皆以对句为主。但若进一步分析隔句对的使用频率，便能发现，陈隋初唐之文最求工巧，行文中十有三四皆用隔句对，隔句对在这一时期无疑是文章中的主干句法。张说行文“化偶为排”，用排比代替隔句对，导致其文章的隔句对率大为下降。但隔句对在其文章中，仍占一定的地位。然而，从李华开始，隔句对在文章中逐渐成为偶一为之、可有可无的存在。试举数例，先看徐陵《广州刺史欧阳頠德政碑》，起首云：“弱水导其洪源，轩台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师储皇于二京；盛矣司徒，传儒宗于九世。广陵邕邕，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阳。若夫岳镇龙蟠，星悬鹑火，衡山诞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辉。千仞孤标，万顷无度。这是最典型的整饬对仗，单句对、隔句对交替出现的骈体。相比之下，张说《赠广州大都督冯府君神道碑》的开头已有不同：“夫积德垂裕之谓仁，追远扬名之为孝。仁则爱钟厥后，孝则荣及其亲。尝三复于斯言，今于冯府君而见之矣。府君讳君衡，其先长乐人也。释赵归秦，本家上党；分燕徙越，又据高良……君蕴含弘光大之德，守冲默安贞之志，秉难进易退之操，诣希声若讷之道。为而不有，故物誉难得而称；静以居常，故世荣无由而及。”起首四句，若依六朝文法，完全可以写成“仁者积德垂裕，爱钟厥后；孝则追远扬名，荣及其亲”。张说在此不用隔句对，而是以“仁”“孝”两个关键词，构建了两个单句对间的递进关系。至于“蕴含弘光大之德，守冲默安贞之志，秉难进易退之操，诣希声若讷之道”，则是典型的排比句法。当然，这段文字中还是有隔句对的，如“释赵归秦，本家上党；分燕徙越，又据高良”“为而不有，故物誉难得而称；静以居常，故世荣无由而及”，且其文章很少运用散句。在徐、庾和复古诸家的文体之间，张说的“燕公体”是一个重要的过渡。
再来看李华《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
《礼》之《中庸》曰：“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是礼也，于国为恩，于人为孝。朝廷赠赵公之先人故晋州司法参军、赠清和太守三至太子少师，褒少师之德，扬赵公之孝，国之恩也。《书》之《洪范》曰：“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赵公奉若少师之训，为国股肱，翊大君之明，可谓忠矣。《传》曰：有明德者，必昌于后世，后必有达人。故叔梁纥有子曰文宣王，陈仲弓有孙曰司空群。积德于身，以垂厥后，犹洪河广大于涓流，太山峻极于丘陵，蕴百行惟少师，宣六德惟赵公。父慈子孝，移孝于忠，盛矣哉。
同样是碑文发端处追溯世系、概说德行，李华不仅承用了张说直引经传以破骈为散的办法，同时也基本不再使用隔句对，而是以单句对为主干，掺入散句。且行文以平铺直叙为主，几乎不再用富有修饰意味的词藻。相比于徐陵，甚至相比于张说的碑文，李华的作法都可以称得上是斫雕为朴，文体大变了。大历年间独孤及为李华文集作序时，先批评了晋宋以降拘于对偶的文风，之后写道：“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于时文士驰骛，飙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皇华》，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可见在时人眼中，萧、李诸人确实有力地改变了唐代的文风。这里还提到了贾至，在公文之外，他的文章存世不多，读来更像是张说的后继，但也有斫雕为朴的苗头。后来独孤及、梁肃、权德舆等人也都继承了这种斫雕为朴的作法，于风格方面则各有特色：萧颖士文更似魏晋之体，以峻洁见长；李华好用排比、长对，尚有张说遗风，以条畅见长；独孤及善用散句，遣词平实，以雅正见长；梁肃好用僻字古语，立论严密，以精深见长；权德舆久居掖垣，故行文妥帖慎重，以温润见长，但从句法层面来看，复古诸家的绝大多数文章与六朝骈俪旧体，都有根本性的差异。陈尚君曾以《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为基础、对唐代墓志文风变化做过非常系统的研究。其文体分类的方法虽与本文不同，但其结果亦可表明，萧、李等人对文风的改造，在天宝年间就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不妨说，天宝时期就是这种由“斫雕为朴”之法改造后的新文体定型的时代。
进一步说，在将“对仗”细化为“单句对”“隔句对”两种类型之后，便可以对中古文体的流变作出新的描述：自魏晋开始流行，至徐、庾达到鼎盛的骈体，实际上是一种交替使用单句对、隔句对的文体，散句仅在文意分层处起一点结构性的作用；开元以降的复古文士则几乎放弃了隔句对的使用，创造出了一种以单句对为主、并大量掺入散句的新文体。后来韩、柳的古文一方面汲取拟经赝古、自我作古两派的教训，转而取法两汉文章，以走出宗经复古、不能自振的旧格局；另一方面却“务反近体”，有意避对，从文体的角度说，实不能简单视为复古诸家的后继。正如陈寅恪所言：“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继承复古诸家“斫雕为朴”的新文体、并将之发扬光大者，实为元、白而非韩、柳。这种新文体在后世的制诰、策论、奏议等应用文类中固定了下来，与古文并立而行，因此也不能仅将之视为一种过渡性的变体。复古文士与古文运动之间及这种新文体与古文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值得来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结 语
综上所述，唐代开元后期以降，复古文士不满于当时行用的“今体”，在革新文风文体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唐代文章的面貌自此趋向多元。六朝骈俪之文、燕许宏丽之文及诸家拟经赝古、自我作古之文，一时并立，各争胜场。但拟经赝古与自我作古这两种风气，因局限性较为明显，最终未能得到普遍响应，在大历年间逐渐消歇。而斫雕为朴的作法，自天宝年间起便广为流布，最终打破了唐文深度倚赖对仗尤其是隔句对的定法，发展出了一种不拘对亦不避对，同时大量减少隔句对的新文体，使唐代文章在古文运动兴起前，已彻底与六朝文拉开了距离。
以往研究者多受“骈散二分”观念的限制，在句法层面多只从是否使用对仗句这一个维度来观察文体的流变。复古诸家虽然大幅削减了隔句对，却仍以单句对为主要句法。故研究者往往仅能下“运散入骈”之类论断，不能真正揭出复古诸家改革文体的功绩。复古思潮在唐代激起了异彩纷呈的写作实践。若能运用更为丰富的句法概念，或可跳出“骈散二分”的藩篱，更为细腻地描述中古文脉的流变。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