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乾嘉时期，陶氏五柳居在京师琉璃厂，苏州郡庙前、胥门等处设有店铺，江南善本古籍经五柳居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五柳居不仅是书籍的流通者，同时扮演着兴起于江南的考据学研究的资料提供者和搜罗者的角色。五柳居向京城输送图书资源的同时，也成为传播和展演来自江南的新兴的书籍使用方式、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股力量。与此同时，陶氏五柳居亦凭借其所掌握的善本知识和信息，搜访江南遗书，助力朝廷的四库全书编纂工作。陶氏五柳居的历史，透露出清代中期作为珍稀文化资源的善本古籍北上的背后，学术、经济和政治诸方面纽结交缠的状况。某种意义上，陶氏五柳居的故事，彰显的是江南与京师的关系在清代中期产生变化背后的某种机制和动力。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媒介视域下的晚清报纸与上海——江南现代城市共同体研究”（22JJD860001）。

关键词：乾嘉时期/ 江南/ 琉璃厂/ 五柳居/ 善本古籍生意

作者简介：詹佳如，传播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1620）；王晶晶，湖北省天门中学教师（湖北 天门 431701）。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25年第8期 第30-43页

一、引言

清代中期学问大家孙星衍曾为一商贾作墓志铭，称：“君季高坐市肆，傲倪俗人。来售书者，问欲得何书，言不当，则令他人应接。”①这说的是乾隆、嘉庆年间活跃于京师、苏州两地，经营书肆五柳居的陶正祥(字庭学)。陶正祥虽然位列四民之末，却对言而不当的购书者“令他人应接”。可以想象，其态度可能颇为倨傲。五柳居的名气、陶正祥“傲倪俗人”的资本，均来自其所能掌握的一类特殊书籍——善本古籍。

善本古籍的核心特征，正在于与销售数量极为庞大的“时书”(举业书)之“时”相对，前者指的是过去所生产的书籍，留存稀少，以宋椠元板为贵，也就无法“时”行。张之洞《书目答问·

清代善本古籍的搜求、收藏之风，乾嘉考据学起着助推之力。考据学的学术方式，要求学者遍阅古书，相互印证，以探索真义。这不仅使善本古籍变得有学术上的价值，而且关于善本古籍的版本流变知识也变得相当重要。另外，乾隆中期开启四库全书修纂工程，为此广征天下善本旧书，其时朝廷希望借助的力量之中，便有如陶正祥、钱时霁(字景开，号听默)这类熟悉且经手大量善本古籍的书商。本文即以陶正祥、陶珠琳(字蕴辉)父子两代经营的五柳居为中心，探讨其所涉及的善本古籍的流通状况。这种善本古籍之流通，关联着清代士大夫独特的学术实践和文化实践以及政治统治力量对文化资源的收纳和再分配。以陶氏父子为代表的书商，在这样一个政治与文化交错的实践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有关陶氏父子这类有别于四堡书商的精英书商，学界已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徐雁平关于清代书商的研究，不仅史料挖掘甚详(本文也极大地获益于此)，而且也充分展示了这类书商凭借丰富的古籍知识服务于文化精英们；他们不仅进入文化精英的社交圈子，或许还被视为某种文化精英⑥。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善本书商所构筑的稀缺的文化资源流通网络的某些特征，正如罗伯特·达恩顿所说，这些书商是围绕着书籍展开的“传播线路系统”(也就是书籍生产、流通和消费循环线路及其所关联的历史现实断面)中不可或缺的部分⑦。对书商如何经手这些善本古籍进行细致爬梳，固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但是理解书商与其所处的书籍“传播线路系统”之间的关系，意即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书籍流通网络之中，这种书籍流通网络又关联着怎样的历史现实——这些问题关系到为各个特殊的、相异的书籍流通网络定位——等问题，亦同样重要。也只有这样，才能突显出所流通之物——不同类型书籍的特殊性，所造就的书籍流通网络的特殊性⑧。就目前情况来说，由于包筠雅对福建四堡书商的研究，那些大众普及图书(甚至可以说是低劣粗糙读物)是如何普及、扩散的，人们已有一定的认识⑨。但对于古籍善本这类象征着精英文化的书籍是如何扩散的，则知之甚少。本文拟以五柳居为中心，具体考察以下问题：像五柳居这样的江南书商为什么在此时多有出现，而且是在京城频繁活动？他们如何获得这些珍稀的文化资源？江南到京师的输送路线如何打通(这条线路又意味着什么)？哪些人是五柳居的客人，他们为什么与五柳居做生意？影响善本买卖的特殊经营策略是什么？如何理解买卖双方在图书流转中的关系及其性质？五柳居在乾隆中期兴起，又在嘉庆时代衰落而销声匿迹，家族荣衰背后又透视出其所处书籍流通网络怎样的历史命运？这又意味着什么？总之，本文试图通过五柳居的故事，来透视清代中期的文化断面，揭示某种与现代文化传播机制迥异的传统模式。

二、善本的生意

陶正祥乃湖州人氏，帝制晚期的一微末商贾，幸有其子陶珠琳请孙星衍写墓碣铭，如今才能稍知其人其事。写墓碣铭的孙星衍要比陶正祥有名得多，进士出身，以翰林院编修之职进入仕途，又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藏书家、目录学家。在墓碣铭中，这位声名显赫的经学大师称，“予官都门，退食游书肆，与君日相见”⑩。可见其与陶正祥交谊匪浅，并且交往都在琉璃厂五柳居中。

从墓碣铭可知，陶正祥祖辈从湖州迁居并最终占籍苏州。因家贫弃学从贾，获益于其时苏州的知识氛围，与苏州城中名士往来颇多，陶正祥渐渐学习到一套有关善本古籍的知识，“于书能知何书为宋、元佳本，有谁氏刊本，版贮何所，谁氏本善且备，谁氏本删除本文若注，或舛误不可从”(11)。洪亮吉也说过这类书商的能耐：“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12)即便在同类书商之中，陶氏父子所拥有的古籍知识，也是个中翘楚。善本古籍的鉴定和定价，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同业必取决于彼”(13)。黄丕烈乃同时代的大藏书家，识见颇广，又是当时著名的校勘家，有书若以黄丕烈之名校对出版，则往往居奇。就是这样一个人，也经常佩服陶珠琳对书籍的鉴别能力。

关于善本古籍的知识，在清代学术研究中被提到很高的位置。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力倡学术研究“求于虚不如求于实”，“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这种求实之风正与明末心学的求虚之风相对。考据学认为，读书而不经校雠，也是做无用功，故强调“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如何“校书”？王氏认为，须“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14)。这就是以考据的方法读书，考据的精神渗入读书的所有环节，而且资以考证的资料不限于经典善本，而是包括残片断言在内的各种旧书。前文所引张之洞《

墓碣铭还指出，在苏州从业的陶正祥，终是将生意做到了京师，且在京中学术圈名噪一时：“朝之公卿、四方好学之士，无不知有五柳居主人者”；“都中巨公宿学、欲购异书者，皆诣君，车辙满户外”(18)。“车辙满户外”形象地展示了京城“巨公宿学”求购“异书”的风尚，江南学术新风也已在京城盛行。

脍炙人口的《琉璃厂书肆记》记录了李文藻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游历琉璃厂之情形。此时距离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开馆尚有四年的时间，五柳居已出现在琉璃厂，而且是刚刚开张——“又西为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来始开，而旧书甚多”。五柳居已小有名气，当时“书肆中之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湖州人，陶、谢皆苏州人”(19)。李文藻所说的“晓事者”就是指那些精通善本旧书知识的一类商贾。在京城书业中心琉璃厂中，这类书商有三人：苏州的陶氏和谢氏，湖州的韦氏。除陶氏、谢氏等江南书商外，李文藻对湖州书商韦氏着墨最多，他可能是陶氏五柳居崛起之前，琉璃厂中经营善本古籍的最大书商。韦氏店铺名为鉴古堂，根据李文藻的描述，韦氏在京师琉璃厂中至少有两家店铺。八年前，也就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韦氏拥有的善本古籍甚多。李文藻称韦氏“颇晓事，而好持高价”。因其“颇晓事”，所以“竟日奔走朝绅之门”，“能各投所好，得重值”，翰林院编修查莹、检讨李铎以及后来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纪昀，都是其主顾；又因其“好持高价”，“少减辄不肯售，人亦多恨之”。李文藻述及其友周永年一事，后者见《吴才老韵补》一书被人买去，心里很不痛快，韦氏就推荐了《邵子湘韵略》，称后者已尽数包括前者内容。周永年一看，果然是这样(20)。周永年不是一般人，他藏书十万卷，后入四库馆任编修，是当时的学问大家。这事颇能反映韦氏这类书商的本事。

陶氏也“晓事”，但与韦氏又不同，陶氏“与人贸易书，不沾沾计利。所得书若值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余金”。对此，他的说法是：“吾求赢余以糊口耳。己好利，亦使购书者获其利。人之欲利，谁不如我？我专利而物滞不行，犹为失利也。”(21)墓碣铭呈现了陶氏奉行儒家德本财末原则的形象，这样一种经营理念使他在面貌上更贴近于士。

当然，对墓碣铭所营造的这一形象，需要谨慎对待。洪亮吉分辨各种“藏书家”，归之以“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诸家，其实是以买书的不同目的来分的：考订家如钱大昕、戴震，校雠家如卢文弨、翁方纲，至于“掠贩家”，“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22)。“陶五柳”，是以陶氏所开书肆“五柳居”中的“五柳”二字，指称他们父子二人。“掠贩”，即指他们买卖善本古籍是为了获利。“掠”更有指这种买卖有非正当性的含义在内。洪亮吉早年入安徽提学朱筠幕府，助其校对四库全书，而后文将展示的恰恰是朱筠延请陶正祥助力四库馆臣们搜索秘书。那么，洪亮吉很可能是熟悉陶正祥的，而他又有憨直之名，不若墓碣铭须替人美饰，直接点出了善本书商的趋利性质。黄丕烈曾托陶珠琳在京城搜访《王右丞文集》，陶珠琳不仅为其寄来该书，还附带有《许丁卯集》，正是其孜孜以求之物，但是陶珠琳在信中说，若要买这两种集子，须搭以黄丕烈并不需要的《说文》，三本书总计白银102两。两人书信“往返再三”，黄丕烈“竟能如愿”，以26两买下这两种集子(23)。这里展示了陶氏五柳居搭卖书籍，以获巨利的销售策略。陶珠琳最终妥协，很可能是因为黄氏乃其老主顾。黄氏也曾说，其大半收藏出于陶氏五柳居之手(24)。

商人趋利，陶正祥背井离乡，远赴京城做生意，与京城书市在18世纪中期的重新崛起有关。其实，京城在明代已是知名的图书市场。胡应麟称，海内图书聚集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25)京师能成为江南三城之外唯一的重要书市，自然与其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关。京师官员众多，赴京选官、候旨的官员亦是络绎不绝。乾隆年间，“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会馆内住着往来的官员、赶考的学生以及各地客商(26)。京师高级官员、士绅云集，造成了对图书的需求。研究者曾比较吴门书市和北京书市：北京书市将近120家有记录的书坊中，有刻书记载的仅30家；道光之前，吴门书坊有刻书记录的为69家，其总数是京师的一倍多。因此有种说法，说北京书市重流通而轻生产(27)。李文藻于乾隆三十四年所记琉璃厂书市已颇具规模，所记书肆有29家。而在4年前，也即乾隆三十年(1765年)，朝鲜燕行使者洪大容访问京师时所记录的琉璃厂书肆才7家。不过，有学者认为其所记有误，应为17家(28)。不管是7家还是17家，4年间京师图书市场的扩张速度可见一斑，也可说明这里是一个新兴的、可以一展拳脚的市场。正是在北京书市极速扩张之际，陶氏五柳居在这里开业。

若单纯以买卖关系来定性围绕着书商所结成的关系，似乎有欠准确。正如陶正祥得益于苏州的学术风尚那样，书商与藏书家、校勘家、考据学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包括书籍买卖在内，同时又兼具校勘图书、流通图书、出版图书等活动的一个互利互惠的共同体。与陶氏五柳居齐名的萃古斋，其主人钱时霁虽为书商，但同时也是一位颇为知名的校勘家，书籍经其校勘就身价倍增(29)。黄丕烈和陶珠琳各自拥有不同版本的《东维子文集》，但各有缺页，于是互借以修缮(30)。在黄丕烈，或为追求内容的完整以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而在陶五柳，或为追求一个更好的卖价，不同的动机却成就了各自书籍的完善。黄丕烈校对《文苑英华纂要》的故事，更说明了书商、藏书家和校勘家在学术上的协作关系。黄丕烈得到该书的一个残本，希望得到其他善本来校对补缺，当时他所知道的藏有该书的几家，“皆取以镇宅，未必能假人”。正巧五柳居陶氏向其借《郡斋读书志》来校对所藏，于是黄丕烈就以借出艺芸书舍本《文苑英华纂要》为条件而出借其所藏《郡斋读书志》，最终是皆大欢喜(31)。五柳居于此发挥着类似于今天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的功能，并已深度介入当时学者的知识生产中。正因如此，黄丕烈才会评价陶珠琳“学识不可以书估视之”，“亦以余为知己”(32)。从这个角度来看，书商从属于一个由“学术研究、藏书楼和书商”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文化网络”(33)。当然，前提是这些善本书商们能源源不断地搜访到并向学者们提供这种稀缺的、不可再生产的文化资源，否则他们就会被迅速地踢出这个“三位一体的文化网络”。

三、购南书而北运

如前所述，李文藻浓墨重彩的琉璃厂湖州善本古籍书商韦氏，时已年逾七十，又“近来不能购书于江南矣”，维系其书肆的是从内城官府中流出的几十部书。韦氏书肆的衰落，虽不见于李文藻所记，但已可预见；待四年之后，四库馆开馆时，翁方纲所求助的京师琉璃厂善本古籍书肆之中已没有了韦氏的名号。当韦氏不能购书于江南之时，陶氏五柳居的书船正停在通州张家湾——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满载着从江南北上的书籍。李文藻说：“五柳居陶氏……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五柳多璜川吴氏藏书，嘉定钱先生云：即吴企晋舍人家物也……”(34)从中可见，陶五柳的书此时来自吴企晋家族。湖州长兴吴氏，与钱大昕、王鸣盛等并称“吴中七子”。吴企晋是吴铨之孙、吴仪之子，三代皆为藏书家，“藏书数万卷，多宋元善本”(35)。吴氏藏书只是五柳居搜罗图书中的一家。另据《黄丕烈藏书题跋集》所透露的五柳居的其他购书渠道，粗略汇集，制作成表1。

五柳居的购书渠道，相信上表不过是豹之一斑，但仍可帮助我们理解“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这一说法。实际上，陶氏是以苏州为据点，广泛搜罗江浙藏书。根据朝鲜使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所见，这一船少说也有四千卷书(46)。虽然在黄丕烈藏书题跋的散见材料中，陶珠琳曾几次从京师带回或邮寄回一些善本，但书籍从京师流向苏州，从来都不是以“船”为单位的(至于黄丕烈所珍视的善本要在京师搜罗，这背后的意义容后展开)。京城与江南之间的书籍整体上的单向流向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如徐雁平所暗示的对等“交流”(47)。

吴晗汇编江浙藏书家，却只统计了浙江藏书家(共399人)的朝代分布，但也能反映一些问题。其中，清代藏书家(267人)已三倍于明代(80人)，十数倍于元代(15人)(48)。范凤书对历代所查得的5045名藏书家，以籍贯分类，其中浙江藏书家共计1139人，占22.58%；江苏藏书家共计998人，占19.19%。如果按藏书家籍贯最多的市县来计算，苏州、杭州、常熟分列前三，而且在前十个市县中，除福州外，均为江南城市(49)。周少传认为，受益于雕版印刷在明末的爆炸性增长和学风由虚而实的转变，尽管江浙地区的藏书家占全国总数的比例由65%降至57%，但清代江浙藏书家的数量整体上是大幅增长的(50)。综上可以看出，由于统计单位不同，统计结果有所差异，但江浙藏书家在全国占据垄断地位应是无异议的。清代藏书家孙从添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金陵、新安、宁国、安庆及河南、北直、山东、闽中、山西、关中、江西、湖广、蜀中亦不少藏书之家。”(51)

巨儒丰富贮藏的流出，不外乎是因为身故后子孙不能守业，变卖家产，“尘封笨累”的善本古籍首当其冲。民国方志学家张次溪将善本在藏书家那里的一买一卖、在书商那里的一卖一买之过程，说得惟妙惟肖。藏书家不惜重金，经年累月，辛苦积得万卷书。但在张次溪眼中，这些藏书家多是附庸风雅、以古籍装点门面之徒，故而子孙鬻物售产，必先拿“无用”之古籍下手，而且是“去之良不足惜，转觉如释重负”，于是“前之以重价售之于彼者，又得以贱值载之以归”。这样，善本古籍的流向，也包括在这些书商的善本古籍知识当中，只不过这些知识不像版本知识那样要尽力向外展示，而应秘而不宣，悄悄留心：“名著善本之为前人所著录者，现存何处，为何人所收藏，胥能详其源流，深悉底蕴。”有些时候，甚至“派员常川驻守，期在捷足先得”(52)。

陶氏五柳居在搜求旧书上是否如张次溪所说的那样“处心积虑”，不得而知，但从文献之中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清代训诂专家钮树玉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在日记中记道：“陶蕴辉见招，具舟虎邱。同坐周香严云有不全宋本李善注《文选》、惠半农校正《大学》。”(53)周香严即周锡瓒，亦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去世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这一年，黄丕烈得《杜东原集》，题跋记：“五柳主人郎君雅宜邀余观香严遗书，检得此册，颇谓得意……”(54)如钮树玉所记，陶珠琳与周锡瓒早有交往，而且书籍是他们交往的重要内容。周锡瓒一死，他的藏书就归于陶珠琳，陶珠琳随即将其出售给黄丕烈。

五柳居至少经历了陶正祥、陶珠琳两代经营，据推测，其较为确切的书业经营史至少有五十余年，很可能高达七十余年(55)。不同于琉璃厂的韦氏，“不能购书于江南”，旋起而旋落，陶氏应当有着相对稳定的搜书门路。相较于韦氏、谢氏，五柳居的一个特别之处乃在于其为连锁经营。除却李文藻所说的乾隆三十四年已然开业的京师琉璃厂的五柳居，至少还有苏州郡庙前五柳居、胥门五柳居等分店。另外，五柳居可能还有一个杭州分店(56)。这些分店开业、歇业时间均不详。

五柳居的苏州胥门分店，靠近胥河，胥河连接着京杭大运河，所以黄丕烈说这里面的书“供马[码]头生意”，以流转快和需求量大的时书为主，只是“稍有旧者”而已(57)。可以想见，这些旧本也不是那些极其珍贵者。苏州本来就是上海崛起前的江南文化中心，那些大规模雕印的时书，依靠四通八达的江南水系就能销售出去。虽然其售价远不如善本昂贵，但相信也能因为薄利多销而带来可观的利润。

黄丕烈经常买善本旧书的还是苏州城内郡庙前的五柳居分店。从前引墓碣铭看，以善本闻名京城的琉璃厂五柳居仍然贩卖“科举业”书(58)，郡庙前五柳居也很可能是时书和善本并重的。在城中，郡庙前五柳居也是陶珠琳接待那些文人学士、藏书家们的场所。所以，胥门、郡庙前两大分店可以看作是经营内容、盈利方针各有侧重的两个分支机构。至于琉璃厂与苏州两分店的关系，就不是类似于苏州城中胥门、郡庙前两分店之间的关系。陶珠琳在京城、苏州两地奔波，时常往还，而且京城所卖之书多取之于江南，如果似韦氏那般不能购书于江南，那么无论对京师的生意还是对苏州的生意，都是致命的打击。可以推测，苏州分店的作用可能在于帮助远在京师、时常鞭长莫及的陶珠琳能够时刻关注江南善本旧书散出的情况。与陶氏五柳居齐名的钱氏萃古斋(即前文提及的另一个著名的苏州古籍书商、祖籍湖州的钱时霁)也是在京师、苏州两地经营(59)。如果不是分店连锁经营，陶珠琳丁父忧时守制在苏，琉璃厂五柳居是很难维持经营的(60)。至于杭州是否存在五柳居分店并不十分确凿，只知道黄丕烈的书乃从杭州经陶珠琳买来，而且有自己亲去买来的意思在，那么一个可能性就是还有一个杭州分店。陶珠琳在杭州开设五柳居分店是能够理解的，不仅是为时书和善本书增加销售渠道，而且杭州集中着大量的藏书家，据吴晗统计，该地的历代藏书家共有105人，在浙江藏书家总数(399人)中所占比例超过四分之一(为26.32%)，最为集中(61)。可以想见，开设分店也能帮助陶珠琳在杭州附近更有效地搜罗善本古籍。不过，开设分店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容后展开。

四、助力朝廷搜访江南善本

陶氏五柳居在京城声名鹊起之时，正是朝廷欲网罗、修缮天下善本古籍而成四库全书之时。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皇帝谕令各地征集遗书，启动编修四库全书工程。第二年四库馆开馆，陶正祥被征召、服务于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会开四库全书馆，安徽提学朱君筠言于当道，属以搜访秘书，能称事焉。”(62)普遍认为，北京琉璃厂书肆的“极盛”正是在四库全书开馆之后，朝廷的编书工程进一步激发了京城书籍市场的需求，使得全国书籍流向京城(63)。

四库全书的编撰目的，一开始是为了荟萃散在的古籍私藏，汇于官府，显示乾隆朝的“稽古右文”之功(64)。要求各省征访遗书并上呈书目的谕令自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发出之后，除贵州巡抚奏称贵州鲜有书籍可供征缴外，到该年十月都没有人奏复。对此，皇帝大为恼火，除斥责近畿五省靠近京师却奏报迟缓外，还斥责藏书最丰的江浙也无奏闻(65)。这透露出皇帝征访遗书，首要目标可能就是江浙富藏的善本古籍。第二次谕旨催逼之后，各地回奏的书目仍旧寥寥，“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聊以塞白”(66)。可见皇帝一开始意欲调动朝廷力量搜访遗书之困难，各地，特别是江浙，此时均无意抑或无力搜访善本。但是，当奉天府尹自知所搜集的书籍实在太少，表示要再行搜购时，皇帝却予阻止：“奉天风俗淳朴，本少著述流传，坊肆阮[原]无可采购。”(67)皇帝的目标并不在奉天。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第三次明发谕旨，督促各省搜访善本古籍。他恩威并用，先是点破各地迟疑观望的原因在于忧虑上呈的典籍招致新一轮文字狱，再安慰即便有忌讳悖逆的内容，也不会罪及收藏之人，最后是威逼：“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也正是在这道谕旨中，皇帝对意欲收书的对象有了直白的表露：“且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人手。闻之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更无难于物色。”(68)三月三十日，皇帝又特地再追一封廷寄予两江总督高晋，指示如何在江南搜访藏书，其他各省均不见有此“待遇”：“遗籍珍藏，固随地俱有，而江浙人文渊薮，其流传较别省更多，果能切实搜寻，自无不渐臻美备。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又闻苏州有一种贾客，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69)皇帝对江南书藏的底细知道得如此清楚，并且连钱时霁(70)这类经营善本古籍的书商以及穿梭在江南水系贩卖书籍的特有书船也知之甚详，那么搜访天下遗书，重在搜访江南遗书，而且朝廷事先对江南地区的藏书状况已有一番摸底。钱时霁一类的善本书商由趋利而掌握的珍稀书籍的信息(既包括关于书籍的版本知识，也包括关于书籍流向和分布的信息)，被意欲整合文化资源的朝廷注意到了。珍稀善本集聚的“江南”，在清朝统治者那里所涉及的统治合法性和文化权威问题，研究者们早已分析得鞭辟入里，无须赘述(71)。从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江南”的文化权威，“江南”的文雅、渊博，正是建立在大规模保有稀有文献这一传播条件和基础之上的。

皇帝连番催逼，再加上洞悉内情，令江浙封疆大吏已无回旋、迟疑的余地。随后两江督臣、江苏抚臣、浙江抚臣的奏折陆续寄到，根据皇帝提供的思路，上呈了江苏、浙江著名藏书之家的书单以供选择。其中，浙江抚臣三宝提供了五家藏书目录，包括鲍士恭的626种、吴玉墀的305种、汪启淑的524种、孙仰曾的231种以及汪汝瑮的219种(72)，搜访遗书的工程已正式拉开帷幕。两江总督高晋、江苏抚臣萨载除提供书单外，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还按图索骥找到了苏州城中的钱时霁和陶正祥：“并查知山塘书贾钱姓名金开，又城内书贾陶廷学，均系世业收买旧书。臣萨载传唤到署，率同两司面询。据称：铺内现有之书，俱属通行书籍，其向曾板行而流传已少及无板行之钞本，从前间有收得，随时卖去。”(73)乾隆三十四年李文藻在京师见到的陶正祥，乾隆三十八年出现在苏州的抚臣衙门，由抚臣会同藩、臬二司讯问，足见兹事体大(74)。但陶正祥与钱时霁均表示店中没有旧书留存。

没有任何史料显示，陶氏五柳居向朝廷上缴了什么善本，江苏不断搜访出的善本古籍是否跟他以及钱时霁提供的消息有关，也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陶氏被安徽学政朱筠延请，助力搜访旧书。乾隆皇帝搜访秘书善本的谕旨在封疆大吏那里冷遇之时，首先积极回应并出谋划策的大臣正是朱筠。朱筠生于陕西，九岁至京师，十四岁开始相继求学于浙籍四师——蒋德、朱乾、吴光升、顾光，接受的是一套尚在长江中下游流行的朴学(75)。乾隆早期征访遗书的谕旨，并没有清晰的修纂四库全书的想法，是朱筠首先在奏折中提出了搜访遗书，辑佚、整理《永乐大典》，并且建议整个过程要“著录校雠，当并重也”，搜集各地钟铭碑刻，以便于校录(76)。不久，他又上书要“进献”自己所藏的善本古籍，表明其对这项文化工程的重视。这在一众封疆大吏和学政之中，属凤毛麟角(77)。据杨念群研究，朱筠初涉四库全书编纂事宜时，恰与章学诚关系最为密切。除章学诚外，朱筠与江南学术精英邵晋涵、洪亮吉、汪中及吴兰庭都有交往。朱筠在奏折中的想法，很可能来自与这些江南学术精英讨论的结果。其中透露出的其实是行至王朝鼎盛之期，南北士人(如周永年和章学诚)在解决散在的文化私藏如何成为学林共享的公共资源问题上对朝廷文化政策的呼应(78)。开馆不久，朴学的代表人物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以及杨昌霖均被谕令进京协助校勘(79)。

陶正祥被江苏抚臣召见之时，朱筠还在安徽学政任上，当年九月因生员欠考捐贡案被降三级调用，被恩授为编修，入四库馆(80)。陶正祥受朱筠之邀，很可能是在朱筠回京之后、陶正祥又从苏州返回琉璃厂五柳居之时。如果说戴震等学者在四库全书的修纂中所从事的是校勘工作，那么“属以搜访秘书”，则表明以陶正祥、钱时霁为代表的江南古籍书商很可能是贡献了珍稀文献的源流线索，以帮助编纂官获取资料。在苏州，陶正祥对前来讯问的督抚称，他们所掌握的书籍是随买随卖，然而根据朝鲜使臣李德懋乾隆四十三年游访京师琉璃厂时所见，五柳居所藏书籍的数量令其震撼：“因借其书目而来，不惟吾之一生所求者尽在此，凡天下奇异之籍甚多，始知江浙为书籍之渊薮。来此后，先得《浙江书目》，近日所刊者见之已是。环观陶氏书船之目，亦有《浙江书目》所未有者，故誊其目。”(81)不知道这个《浙江书目》是否是朝廷在浙江搜访遗书时所形成的书籍目录，被好事、趋利者设法求得，流入民间，成为坊间购求、阅读书籍的指南。在李德懋看来，五柳居书目之丰富程度更是超越了这份《浙江书目》，从而才领会到江南文化之底蕴深厚。而且正是在此时，陶五柳对李德懋说，将有四千卷书到通州运河港口。当时朝廷仍在编修四库全书，如果五柳居能光明正大地利用运河从江南购来如此大规模的书籍，又在文官出没的琉璃厂广为宣传他的书籍目录，那么五柳居的书籍销售目录极有可能是满足朝廷所需用书以后的目录。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陶氏五柳居这类书商在善本古籍这类文化资源的“调配”方面，有官方文化政策力所不及的灵活性(82)。

陶正祥因为搜罗善本“能称事焉”，于是其“子珠琳，由内廷三馆供事叙用”(83)。这个“内廷三馆”有可能即清代翰林院建制由来“内三院”的别称(84)。由于有功于编书，陶正祥的儿子陶珠琳也被特招进入翰林院供职。陶氏父子与翰林院官员交往之多，甚是令人瞩目，包括提点陶氏参与四库全书编纂的朱筠、写墓碣铭的孙星衍以及翁方纲等。直至清末，潘祖荫、翁同龢、李文田、吴大澂、王懿荣等出身翰林之辈，也时常在琉璃厂游览书肆，品评书籍、字画、碑帖，引领风尚(85)。翰林院本就为“清要之地”，“非进士不入翰林”，有引领学术风气的能力。乾隆十六年(1751年)，为扭转翰林中存在的以帖括为重的情况，皇帝提出“崇尚经学”的口号，并通过授予陈祖范、梁锡玙、吴鼎、顾栋高等通经之士以馆职的方式，达到呼应江南学术新风、改变学术风气的作用(86)，“乾嘉汉学亦实发轫于此”(87)。陶氏五柳居与四库馆臣的交往，并且在编书过程中“能称事焉”，自然会提升五柳居在士人中的声名和地位，同时也表明，五柳居这样的善本书肆已处于由翰林词臣所认可的经学研究中的一个功能性的位置。

这个功能性位置，主要是指陶氏五柳居能从资料方面支持学者的研究，不仅仅是知晓珍稀善本的去向，有助于搜访书籍。编修翁方纲记述入馆编书的日程：“乾隆癸巳开四库馆，即于翰林院藏书之所，分三处：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为一处；院中旧藏永乐大典，内有摘钞成卷，汇编成部者为一处；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浙江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88)清末叶昌炽为藏书家立传，据乾嘉时期年代已久，所据史料各有增删，他据《翁氏家事略记》讲四库馆臣借助琉璃厂校书之情形，颇有助于想象其时之情景。四库馆臣“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贾，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89)。无论是“奔辏辇下”，还是“辄载满车以归”，都是江浙书藏、文化资源在特定的空间里(江南在京师)、特定的方向上(自南而北)流动的一种视觉性呈现，透露出陶氏五柳居这些江浙书商不只是善本古籍的搬运工，他们在江南文化的传播方面亦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五、作为学术展演与交流空间的五柳居

朝鲜使臣柳得恭在嘉庆初年游历京师，拜访纪昀，纪氏对想买“朱子书善本”的他说，如今流行的是“尔雅”“说文”一派，所以他要的朱子书善本在书肆中难求(90)。这不仅说明18、19世纪之交的京城已被江南朴学之风所弥漫，而且也说明学术风尚与书籍市场供求之间复杂的关系。学术风尚影响着书商着力搜访的对象，也会影响他们选择翻刻的善本，以投入市场牟利；反过来，书商顺应了书籍市场的这种需求，也就支持和助推了学术风尚的流行。

据统计，京师琉璃厂五柳居所刻书主要有《十三经注》《抱朴子》《太玄经集注》等(91)；苏州郡庙前五柳居所刻书主要有《钜鹿东观集》《三谢诗》《王建诗集》等(92)。黄丕烈提到过五柳居翻刻《抱朴子》的情况：“向在都中，见明鲁藩本《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后为陶五柳主人买归，属涧校其翻刻明乌程卢氏本，涧复借金阊袁氏所藏《道藏》本为之校勘。”(93)五柳居想要翻刻明鲁藩本，请顾广圻(号涧薲)校对。顾广圻乃苏州人，是与黄丕烈、孙星衍齐名的校勘家，与黄丕烈俱痴于藏书，过从甚密。可见，五柳居在京城出版图书，亦依赖一批江南学者在学术上的协助。他们彼此交流，不同版本的书籍也在“校对”中趋于一致。陶氏父子与顾广圻所形成的这种合作关系，在书商与学者间经常发生。苏州五柳居刻印《三谢诗》《钜鹿东观集》时，黄丕烈均有参与。《三谢诗》的底本，可能就得自黄丕烈以白银16两，从书友吕邦惟手中所购的宋刻本(94)；五柳居所收抄本《钜鹿东观集》，“纸皱难以展读”且讹字甚多，有赖于借黄丕烈的抱冲宋刻本来对勘(95)。最有意思的是有关五柳居为出版《淮南子》而牵涉的一系列活动，黄丕烈记之甚详：“此《淮南鸿烈解》二十八卷旧钞本，余得诸颜家巷张秋塘处……顷从都中归，高邮王伯申编修闻余收《淮南》本极多，属为传校。又五柳居陶蕴辉思得善本《淮南》付梓，余家居无事，思为校勘，遂借袁本重校于此本……”(96)黄丕烈校对《淮南子》的动机有多个：一是自己有多个版本的《淮南子》，考据学本就有欲读书先校对的要求；二是因翰林院编修王引之(字伯申)知其有多个版本的《淮南子》，嘱咐其校对出一个优质的本子；三是五柳居希望翻刻《淮南子》，也希望得到一个经过多种版本校勘的精校本。不知此书最后是否梓行，如果真的刊刻发行，那么这个版本乃黄丕烈综合手中多个珍稀善本校对而成，极有可能成为五柳居的“卖点”。从以上由校对到准备出版的一系列过程可以看出，五柳居其实是精英学术研究与高端图书市场之间的连通点。五柳居不仅收书、卖书，而且还翻刻了一些它所经手的书籍，这当然是因为五柳居凭借江南和京师两地据点，能感知和预判市场，以京师与江南两地文人精英的阅读需要来选择书目，同时又能利用通过善本生意与精英文人建立的关系来进行校对，为市场提供优质的本子。这样，五柳居就成为学术思潮扩散、影响力扩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及五柳居在江南学术风气扩散中的作用，前述京师琉璃厂五柳居前“巨公宿学……车辙满户外”就可视为一种表征，在读书人出没的琉璃厂形成了一种观赏性的轰动效应。那些被召入四库馆、在士林中颇有盛名的江南学术精英们，日日泊车马于陶氏五柳居、谢氏文粹堂等书肆之外，借书归而校对，这些书肆就成为传播考据学方法、江南学术风尚的地标。“车辙满户外”的学术领袖们，可能是来寻求关于资料的信息，也有可能如四库馆臣那样将五柳居们当作了“公共图书馆”，许多文士实际上都是这样来利用善本书商的书肆。梁启超说：“琉璃厂书贾，渐染风气，大可人意，每过一肆，可以永日，不啻为京朝士夫作一公共图书馆，——凌廷堪佣于书坊以成学，——学者滋便焉。”(97)黄丕烈藏书题跋之中也有不少他从五柳居借阅善本校勘的记载，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从五柳居借得元刻本刘须溪评点的《王右丞诗》，与他的宋刻本校对(98)；嘉庆二十年(1815年)，黄丕烈借了五柳居的小字宋本，与自己的毛刻注疏本《周礼》校勘，最终本着嘉靖本《周礼郑氏注》，参以其他版本校对后刊刻(99)。大藏书家互易珍本，以资雠校，是相当普遍的，甚至校对后各自刊刻出版，也并不少见(100)。

为便于学者搜购书籍，琉璃厂书肆普遍以特定编目来陈列书籍。道光八年(1828年)造访北京的韩国学者朴思浩，记录下了琉璃厂书肆布置、摆放书籍的方式：“其畜书之法，设室数三十间，每间四壁设间架，层层井井，排列积峙。每套付签曰某册，故充栋盈宇，不可计量。而前阁置一大桌，桌上置十余卷册匣，乃册名目录也。人坐椅上，欲买某册，则一举手抽给抽插，甚便易也。”(101)如前引李德懋乾隆年间所见，不惟五柳居，当时书肆为所售书籍编目已是常见之事。孙从添《藏书纪要》推荐藏书编目之法，认为“有条有理，乃为善于编目者”；奉行良善的编目之法，能“检阅清楚、门类分晰”，避免“错混颠倒、遗漏草率”(102)。孙氏所建议的编目方法是否通行，不得而知，也没有什么材料可以展示当时藏书众多的书肆是否通行了某种编目方法，或者为着商业竞争而各有突显、侧重，但是零零星星的材料显示，书籍编目做法不仅普遍，而且正如朴思浩所透露出的惊叹，似乎有利于招揽生意。这自然与书籍数量的快速增长有关，也与一种讲求遍征善本古籍以求实学的知识氛围有关。

清末民初的叶德辉，回忆晚清京城士大夫生活时言：“吾官京曹时，士大夫犹有乾嘉余韵，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103)晚清居京士大夫留存的日记中也有许多得空游览厂肆的记录，如李文藻“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104)，前文所引孙星衍在京为官时也是日游书肆，游览书肆成为风雅以及附庸风雅的士子的日常活动。因此，需要考虑书肆所营造的独特书籍空间——“充栋盈宇，不可计量”，同时又“层层井井”“门类分晰”“有条有理”——给终日闲逛于琉璃厂书肆的士人们所带来的影响，如此才能准确评估书肆，特别是那些书籍充盈浩繁却又井然有序、营利性的却扮演着公共图书馆的知识共享角色的书肆，在创造知识风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游览书肆的活动，既是休闲的，也是学术的。作为纽带的善本古籍，既是待价而沽的商品，又是知识生产、交流活动的载体，具有社交性(105)。善本书因其稀少珍贵，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更是框定了社交的圈层。柳得恭乃朝鲜著名的学者、诗人，《燕台再游录》是他嘉庆六年(1801年)第三次游历北京的记录。他以“购朱子书善本”目的而来，居京一月。该书呈现了柳得恭以聚瀛堂、五柳居等琉璃厂书肆为中心，与“燕中搢绅、举人、孝廉、布衣四十一人”的交往情况，有“交游录”之称。交游对象包括了琉璃厂五柳居的陶珠琳、聚瀛堂的杭州书商崔琦(类似于陶氏五柳居型书肆)以及黄丕烈，还有如纪昀、李鼎元、曹江、陈鳣以及钱东垣等有名有姓之人(106)。

以五柳居为中心，柳得恭的交往活动大概有这样一些。四川眉州人彭蕙志、宛平人王霁与四川绵阳人李鼎元在馨白馆宴饮之后，访柳得恭于五柳居，四人趁着酒兴吟诗作对。柳得恭交往最多的还是江浙人士，如曹江(江苏松江人)、沈刚(江苏松江人)，他们会在一起题画。柳得恭亦与陈鳣(浙江海宁人)相逢于书肆，两人谈话的内容颇为琐细。陈鳣先是问朝鲜官学用宋儒还是汉儒，接着又讨论了“斥山”“葳邪”在何地以及音韵学知识等诸如此类的考据学话题。由此，柳得恭洞悉了陈鳣的路数以及京中的学术风气：“近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仲鱼盖其雄也。余所答或中其意，则大欢乐之，连日约会于五柳居。”(107)仲鱼，即陈鳣。陈鳣与柳得恭的问答，似乎可视为陈鳣对柳得恭学术路数的考验，而柳得恭对和陈鳣的交谈为什么会如此展开，也是心中洞然。因为柳得恭回答“中其意”，于是他们连日相聚于五柳居。随后的聚会中，陈鳣还带来了钱东垣(江苏嘉定人，钱大昕侄子)。钱东垣大概因柳得恭求朱子书善本，又带来了钱大昭(钱大昕弟)所述十种书目(108)。

五柳居中，除黄丕烈外，柳得恭还认识了夏文熹(江苏吴县人)、章宝莲(江苏嘉定人)、顾莼(江苏吴县人)、汤锡智(湖南人)、赵曾(江苏常熟人)以及王宁埠、王宁埏兄弟(山东人)等人，很多是江浙人士。在浙江杭州人崔琦所开的聚瀛堂书肆中，柳得恭亦结识有不少江南士人，如陈希濂、裘镛(109)、朱镐以及毛祖胜。据其所说，均为杭州人。苏州人黄成，也是柳氏在书肆中相识的，但不知具体是哪个书肆(110)。柳得恭在北京时，那些与之结交的江浙人士多有礼赠，章宝莲赠以墨竹画扇题诗，钱东垣送以“江南白竹烟梗二条，刻花甚巧，马头辈见之惊曰：此竹绝贵，此处贵人方吸”。崔琦则以杭州纨扇谢赠，引得柳得恭感慨：“其直则十两银，计东钱为四十两，东人有能抛四十两钱买一柄扇者乎？旧称西湖为销金涡，信矣。”(111)这些礼物既精致又奢靡。

柳得恭似乎与聚瀛堂主人崔琦更为亲近，对聚瀛堂的记述更为详细，当然也有可能如其所说，自李德懋访燕后，五柳居已为朝鲜士人熟知，记述不同的书肆，会使其游记更有独特性和参考性。他说：“聚瀛堂特潇洒，书籍又广，庭起簟棚，随景开阖，置椅三四张，床卓笔砚楚楚略备，月季花数盆烂开。初夏天气甚热，余日雇车至聚瀛堂散闷，卸笠据椅而坐，随意抽书看之，甚乐也。”(112)一种雅致、闲适之气跃然纸上。崔琦在琉璃厂开书肆，搬来的是江南的雅致之气。此时从另一角度，还可观察到皇家的审美逐渐受到江南文化的影响，圆明园中的园林、雍正寝宫中的屏风、雍乾宫廷用度的江南气质等(113)，都说明了这一点。

六、结语

陶氏五柳居的善本古籍生意可说是坐借清代考据学兴起的东风，在京城、江南两地经营善本古籍以谋取厚利。更准确地说，它是通过搜访江南的善本资源，输送京城以赢利。但是，陶氏五柳居不仅仅是一个透明的书籍流通管道，它向京城输送的也不仅仅是书籍，它所做的也不纯粹是一门生意。因为无论是陶正祥，还是其子陶珠琳，都扮演着作为那些从事训诂、校勘、收藏及鉴赏的儒家精英学者的学术资料顾问的角色。因此，它向京城输送物质性学术资源的同时，也成为输送和展演来自江南的新兴的书籍使用方式、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股重要力量，展演着一种江南的学术做派，甚至广义上的一种江南的奢雅文化。这就不难理解葛兆光所说的，乾嘉考据之风，在严格意义上，是一种在江南与京师两地士大夫中盛行的学术流派(114)。本文希望探讨的是形成这种状况背后的类似于陶氏五柳居这样的江南书商所扮演的角色。

善本古籍生意所形成的文化资源之流，又与朝廷自上而下的搜访全国(主要是江南)遗书，以全面检查并汇集文化遗产，意欲物质性的集中并筛查古籍而形成的南书北运之流相汇，包括陶氏五柳居在内的江南善本书商，凭借其所掌握的书籍知识和资讯，同时助力着两股潮流，伴随着考据学风在京城的盛行，形成彼此助推之势。

陶氏五柳居两代而衰，也许子孙不能继业是常态，但关键的问题是，江南书商渐渐地整体性地从京城的图书市场上消失了。这样，陶氏五柳居的命运所反映的就不仅仅是江南书商的命运，更是作为文化中心的江南与京师在地位上的此消彼长。顺治到乾嘉时期，正是京师作为文化中心，抑或是另一个可与江南匹敌的文化中心崛起的时期。顺治时期，在京城积累藏书尚且不易。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进士熊赐履通籍后居京师，十余年间仅积累二万卷书，待到去职留寓南京，仅七年就积下藏书八万余卷(115)。到了乾隆年间，情况就不一样了。当黄丕烈拜托即将赴京的陶珠琳购买罕见的珍本时，当陶珠琳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京师寄回令黄丕烈这样的藏书家都难以寻觅的书籍时，都说明京城已经是一个繁荣的善本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了。再看这一时期的江南，其图书经历了持续性的流散，日本、琉球的商人直接从江南重价购书，当然还有如琉璃厂的江浙书商们年年沿着京杭大运河满载善本古籍北上。乾隆六十年(1795年)时章学诚写道：“三十年前，京师鬻旧书者，多从浙江旧家收贩，近十许年，不复顾也。”(116)1912年，此时距离李文藻撰写《琉璃厂书肆记》已有一百四十余年，当缪荃孙再续琉璃厂书肆记时，已无江浙人身影，厂肆中的书肆多从河南、湖南、山西等地搜购旧本至京出售(117)。本文试图表明，在清朝中期文化版图的变迁中，这些不起眼的江浙书商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江浙书商不仅是稀缺文化资源的流通媒介，也是江南学术新风的推广者和展演者，因此南书北运所带去的不仅仅是书籍，也有江南的学风。清朝中期，江南的学术风气在京城风靡，江南的学术精英在京城考订、编纂、校勘文化典藏。换言之，京师在学术风气上变得更像“江南”了。

清代中期的江南，是苏州的江南，由于逐步被抽尽了文化资源——这也许言过其实——至少不再独占珍稀的文化资源了，使得它不再具有文化中心的地位。而近代上海的江南(118)，则完全改变了文化中心形成的机制。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会审公廨审理了一场以美查兄弟的点石斋书局为控告对象的徽州图书失窃案。有一个徽州人，声称有一批超过5000卷的贵重而稀有的皇家御赐图书在几个月前失窃了。这批图书失窃后被装在茶箱中运到了上海，卖给了美查兄弟。美查兄弟意图将这批图书用平板印刷术复制出售(119)。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上海的石印出版商成为翻印善本古籍的重要力量，这些袖珍版的复制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然而，典籍的大量传播并没有增长传统的力量，而是相反，破坏了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因为典籍的广泛传播和阅读，带来的是审视和批评(120)。上海的江南，不再依靠保有珍稀的书籍，而是依靠对书籍、文本的机械复制能力和传播能力，再造文化的中心。

注释：

①孙星衍：《五松园文稿》卷一《清故封修职郎两浙盐课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铭》，丛书集成初编第252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页。

②张之洞：《书目答问》，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页。

③参见董洪利主编：《古典文献学基础(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9页。

④孙从添：《藏书纪要》，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九年潘祖荫佞宋斋本，第1页。

⑤参见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134页。

⑥参见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5～89页。

⑦参见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91页。达恩顿的代表性著作《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可以看作是这一研究径路的范本。近来的代表性研究，有周薇薇、邓仪的《巴黎书贩与近代法国信息传播(1700-1799)》(《清华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第201～212页)。

⑧黄旦曾对达恩顿的“传播线路系统”(“交流体系”)提出批评，认为这一图书传播模式在带来书籍史新的研究空间的同时，也抹杀了书籍这种流通之物的特殊性(参见黄旦：《出版在哪里？——基于书史研究的粗浅思考》，《现代出版》2024年第1期，第12～13页)。张炜认为，中国书籍史研究对中国书籍的“客观属性”，即作为书籍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关注不够(参见张炜：《西方书籍史理论与21世纪以来中国的书籍史研究》，《晋阳学刊》2018年第1期，第19～25、33页)。

⑨参见包筠雅著，刘永华、饶佳荣译：《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7～374页。

⑩孙星衍：《五松园文稿》卷一《清故封修职郎两浙盐课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铭》，第29页。

(11)(18)孙星衍：《五松园文稿》卷一《清故封修职郎两浙盐课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铭》，第28页。

(12)洪亮吉著，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13)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一○《东莱先生诗律武库三十卷(校宋旧钞本)》，黄丕烈撰，余鸣鸿、占旭东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页。

(14)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15)张之洞：《书目答问》，第238～239页。

(16)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17)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第127～129页。

(19)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76～77页。

(20)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75～77页。

(21)孙星衍：《五松园文稿》卷一《清故封修职郎两浙盐课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铭》，第28页。

(22)洪亮吉：《北江诗话》，第46页。

(23)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七《王右丞集十卷(宋刻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383页。

(24)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八《参寥子诗集十二卷(宋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470～471页。

(2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26)王冶秋：《琉璃厂史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页。

(27)参见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9～260页。

(28)参见朴现圭：《朝鲜使臣与北京琉璃厂》，《文献》2003年第1期，第272页。

(29)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卷一《周礼郑氏注十二卷(校宋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865～868页。

(30)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九《东维子文集三十一卷(明刻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561页。

(31)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一○《文苑英华纂要八十四卷(宋刻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592～595页。

(32)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九《韩山人诗集不分卷(旧刻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574～575页。

(33)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第112页。

(34)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76页。

(35)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江苏藏书家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3页。

(36)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四，《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175页。

(37)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一○，《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632页。

(38)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三，《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147页。

(39)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九，《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577页。

(40)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六，《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310页。

(41)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卷四，《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819～820页。

(42)参见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78页。

(43)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九，《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561页。

(44)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五，《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246页。

(45)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三，《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149页。

(46)参见李德懋：《入燕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47)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79页。

(48)参见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两浙藏书家史略》，第4页。

(49)参见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57～660页。范凤书统计江苏藏书家在总数中的占比为19.19%，但根据其提供的数据计算，应为19.78%。

(50)参见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51)孙从添：《藏书纪要》，第3～4页。

(52)张次溪：《北京书市谈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2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287页。

(53)钮树玉：《钮非石日记》，潘祖荫：《滂喜斋丛书》第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页。引文中的“虎邱”，即虎丘，时为避孔子讳而改。另，本条以及下条周锡瓒有关材料，均得益于徐雁平对五柳居相关文献的辑录(参见徐雁平：《黄丕烈藏书题跋中所见陶氏五柳居事迹辑录》，《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附录，第639～644页)，否则难以发现这种相关性。

(54)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卷四《杜东原集七卷(旧钞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820页。

(55)(59)参见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76、79～87页。

(56)黄丕烈在《诸葛忠武侯传一册(宋刊本)》题跋中，称这本书“武林购归……余友陶蕴辉实玉成之”(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二，《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84页)。但是否有杭州五柳居(或据杭州旧称，称作武林五柳居)，还不能据此确定。

(57)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五《避暑录话二卷(明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286页。

(58)孙星衍：《五松园文稿》卷一《清故封修职郎两浙盐课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铭》，第28页。

(60)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九《韩山人诗集不分卷(旧刻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574～575页。

(61)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两浙藏书家史略》，第3页。

(62)孙星衍：《五松园文稿》卷一《清故封修职郎两浙盐课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铭》，第28页。

(63)参见王冶秋：《琉璃厂史话》，第19页；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3～4页；叶祖孚：《北京琉璃厂》，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版)》，第425页。

(64)《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65)《寄谕各省督抚学政速行购访遗书并先将购访情形奏覆》(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5页。

(66)(68)《谕内阁传令各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67、68页。

(67)《寄谕博卿额等奉天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访购以免纷扰》(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34页。

(69)《寄谕两江总督高晋等于江南迅速购访遗书》(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70页。

(70)上谕极有可能是将钱姓书商误作金姓，下文将展示的高晋的回复表明，他找到的正是钱时霁和陶正祥。

(71)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24～333页；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4～95页。

(72)参见《浙江巡抚三宝奏鲍士恭等五家呈献遗书等事折》(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98页。

(73)《两江总督高晋等奏续得各家书籍并进呈书目折》(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84页。

(74)从李文藻以及前引谕旨相关时间来看，陶氏五柳居在朝廷搜访江南善本之前已然在琉璃厂开有铺子，故翟冕良认为琉璃厂五柳居乃为朝廷搜访善本而设(参见翟冕良：《试论陶庭学父子及其与黄丕烈的关系》，《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86～89页)，恐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75)参见张俊岭：《朱筠年谱新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76)《安徽学政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21页。

(77)《安徽学政朱筠奏购访遗书情形并进献家中故籍折》(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114～115页。

(78)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增订版)》，第324～338页。

(79)参见《谕内阁进士邵晋涵举人戴震等如勤勉准其一体散馆殿试酌量录用》(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137页。

(80)参见《谕内阁著朱筠为编修在四库全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154155页。

(81)李德懋：《入燕记》，第114～115页。

(82)参见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39页。

(83)孙星衍：《五松园文稿》卷一《清故封修职郎两浙盐课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铭》，第28页。

(84)参见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2页。

(85)参见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12页。

(86)这四人除梁锡玙为山西人，其余三人均为江浙人士。

(87)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第93页。

(88)翁方纲：《复初斋诗注》，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25页。

(89)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42页。

(90)参见柳得恭：《燕台再游录》，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5册，第258页。

(91)参见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第257、265页。

(92)参见叶德辉著，李庆西标校：《书林清话》卷九《都门书肆之今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93)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六《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旧钞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361～362页。

(94)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一○《三谢诗一卷(宋刻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585页。

(95)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八《钜鹿东观集十卷(钞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457页。

(96)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五《淮南子二十八卷(校宋旧钞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245页。

(9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5页。

(98)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七《王右丞集十卷(宋刻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383～384页。

(99)参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卷一《周礼郑氏注十二卷(校宋本)》，《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865～868页。

(100)参见杜维运：《清盛世的学术工作与考据学的发展》，《学术与世变》，台北：环宇出版社1971年版，第142页。

(101)朴思浩：《燕蓟纪程》卷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7册，第287～288页。

(102)孙从添：《藏书纪要》，第19页。

(103)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都门书肆之今昔》，第226页。

(104)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75页。

(105)参见阿比盖尔·威廉姆斯著，何芊译：《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106)(107)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第244、258，287页。

(108)参见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第290～291页。

(109)也有资料显示其为江西新建人[参见乔晓军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一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8页]。

(110)参见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第295～297页。

(111)(112)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第292、301～302，297～298页。

(113)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增订版)》，第236～237页。

(114)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7页。

(115)参见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29页。

(116)参见章学诚：《与阮学使论求遗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55页。

(117)参见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7779页。

(118)周武有“江南的上海”与“上海的江南”之说(参见周武：《边缘缔造中心：历史视阈中的上海与江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119)参见“新闻概要”(“Summary of News”)，《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84-10-29，第472～473页。

(120)参见“石印术在上海”(“Photo-Lithographic Printing in Shanghai”)，《北华捷报》，1889-05-25，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