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这个变幻多端而又驱之不去的幽灵！”这是当代学者崔志远在《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一书中生动描述现实主义之于当代中国文学多元复杂的存在状态。从我国古代《诗经》中蕴含的现实主义精神，到“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十七年时期现实主义”的论争再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写实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及至今天的底层写作和非虚构写作，现实主义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潮。现实主义文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与具体的时代现实密切相关，折射出中国社会变革的各个历史进程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关于“现实主义”讨论在一些重要刊物集中出现，都指向了文学如何与现实重建血肉联系、现实主义如何在当代发展的问题，涉及“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核心，为新世纪中国“新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精神路径。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剧变。21世纪以来，这种变化尤为剧烈。财富巨量积累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外在表征，而在这一剧变的历史进程下，当代中国人经历了无比复杂剧烈的心灵剧变。财富的巨量积累与心灵的剧变构成了新世纪中国最大的“新现实”。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提出“社会加速”理论，认为时代的加速带来的不仅是时间的改变，更是精神和心灵结构的整体性变化，可能引发严重的异化。而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以一种加速度的、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认知、思想和生存。
新世纪中国以一种无比剧烈的、愈加庞大的渴望与焦虑，召唤属于这个新时代性质、特征和情感的“新现实主义”的审美书写与批评实践。事实上，对于这一刚刚发生的与正在发生的当代中国剧变“新现实”，新世纪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回应与审美书写。“新世纪长篇小说之引人注目，乃在于其呈现出的现实主义写作倾向。”但遗憾的是，新世纪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局限于以往的传统现实主义，而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新现实”剧变或视而不见，或缺少整体性视域，或无法用恰切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和分析，从而对这一重要“新现实”及其文学书写构成了遮蔽或误读。因此，从新世纪中国的“新现实”剧变和当代“社会加速”理论出发，对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进行多元而整体的解读，就非常及时而必要。而梳理新世纪的“新现实”书写整体状况，揭示其内在审美理念，探索其所呈现的新事实、新形象、新生活、新形式，批判与思考当下及未来的“新现实主义”文学图景，正是本研究的立足点和着力点。
一、 从“最后一位农民”到“新农民”：新世纪“乡村新现实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迸发出巨大的生命活力与创造力，为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物质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获得了迅猛发展。而在获得“世界工厂”称誉、取得极大成功的同时，新世纪中国乡村出现了“空心化”“荒漠化”等现象，“三农问题”越来越凸出。这不仅体现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困境上，而且在是否存留的层面遇到了根本的危机。随着一些地区大规模开展的“合村并居”，乡村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谁人故乡不沦陷”，“故乡”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经济的、生活的危机，更是一个深层文化的、精神的、根源性的危机。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传统农业社会的终结，20亿农民正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农民的终结”的命题同样适应于新世纪中国农民的现实处境。新世纪中国农民向何处去？传统农业社会如何转型，如何重获新生？这些问题都是新世纪中国所要面临的“大问题”，是新世纪中国文学所需要回应、思考和审美书写的“新现实”问题。面对这一文明变迁的时代“大问题”，新世纪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新世纪中国作家吟唱出了“最后一位农民”的文学挽歌，开启了关于乡村振兴与新农民发展道路的乡村新现实主义审美探索。
事实上，乡村的问题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转换过程中的精神症候。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经呈现出来了。鲁迅的《故乡》开头就以“萧瑟”为小说叙述的主题意象和审美基调，无意之间深刻传达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内在的精神危机和抒情意象。沈从文的《边城》《长河》中的悲剧感和焦虑意识，从另一个侧面传递出“田园挽歌”的精神况味。只不过这种“乡土文学”及其乡愁还是局部的、抒情的、物态化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急剧加快，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纷至沓来，“乡土本体”都处于困境状态。新世纪乡土文学审美书写有了截然不同的、“新现实”的主题、情感和形象世界。
作为当代文坛健将的贾平凹对此有着一种深刻的感受和审美认知。贾平凹在21世纪创作的《秦腔》，唱了一出秦地、秦人、秦文化的“秦腔之音”，塑造了夏天义这样一位坚守农业、以农兴村、魂归大地的“最后一位农民”形象。秉承传统农业社会和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模式，“老主任”夏天义看到了乡村土地荒芜、农民外出打工的“新现实”，“不明白这些孩子为什么不能踏踏实实在土地上干活，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啊，土地却留不住了他们”，“而他们又不是国家干部，农不农，工不工，乡不乡，城不城，一生没根没底地像池塘里的浮萍吗？”对这一“新现实”，清风街的新一代村支书夏君亭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发展集市服务业，而不是继承夏天义的淤地事业。“人要只靠土地，你能收多少粮，粮又能卖多少钱？现在不是十年二十年前的社会了，光有粮食就是好日子？清风街以前在县上属富裕地方吧，如今能排全县老几？粮食价往下跌，化肥、农药、种子等所有农产资料都涨价，你就是多了那么多地，能给农民实惠多少？东街出外打工的有四人，中街有七人，西街是五人，他们家分的地都荒了啊！我是支持出外打工的，可是也总不能清风街的农民都走了！农民为什么出外，他们离乡背井，在外看人脸，替人干人家不干的活，常常又讨不来工钱，工伤事故还那么多……他们缺钱啊！”而老主任夏天义对此不认可，带着哑巴和疯子，依然坚持到七里沟筑堰、淤地，最终被大面积滑坡的泥石流埋没了，以自己的身躯淤成了一块永久的崖坡，成为清风街上的“最后一位农民”。《秦腔》向我们昭示，不仅原来的传统农业化道路后继无人，而且就连清风街自己养育的文化人夏风，也对清风街的土地、农民和本土秦腔文化充满了厌恶，构成了另一层更深重也更隐秘的精神认同危机。
面对新世纪中国农村发展的“新现实”，农村的出路在哪里，农业的前途在哪里，农民如何走出旧的生活模式，获得希望、未来和新生？在贾平凹的《秦腔》里，夏君亭开辟出来的集市贸易服务业在获得初步发展、引领清风街实现部分富裕的同时，也带来贪腐、卖淫等社会风气败坏的丑恶现象，陷入了新的困境之中。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在延续农民旧生活模式的同时，也为新世纪中国农民书写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性。小说设置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开头，主人公楚暖暖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在北京从事劳务的打工妹。正是因为有了在北京的生活经历，让楚暖暖在面对一系列乡村压迫的时候，做出了异乎常人的爱情、婚姻与家庭选择，成为一个新世纪乡土中国力图主宰自己命运的新乡村女性形象。面对村主任弟弟的提亲以及背后村主任的权力威逼、经济利诱，楚暖暖的父母答应了詹石磴主任的提亲要求，但是暖暖却有自己的主意。即便当男友旷开田也觉得无望的时候，暖暖开导旷开田，“我在北京打工时，听说有一种婚姻叫事实婚姻……就是两个人还没登记，也没经过父母允许，就先住在了一起成了夫妻，别的人也只好把他们当夫妻了”。开田与暖暖选择了这种在乡村石破天惊的“事实婚姻”方式，来抗争乡村权力的压迫，争取个人爱情、婚姻与幸福的独立自主。当村主任弟弟带人来殴打旷开田的时候，暖暖勇敢地站了出来，表明自己立场，痛斥詹石梯，“告诉你，来旷家是我自己愿意的，你打旷开田属于犯法！你要再胡来，我会跟你拼命！日后警察也不会饶过你！”在新世纪法治中国的“新现实”语境下，楚暖暖终于以自己的勇敢、智慧赢得了这场婚姻革命的胜利。但是詹石磴的“主任威权”被极大地冒犯了，想挣钱改变命运的开田和暖暖陷入了一个新的利益陷阱和权力牢笼。小说中描述暖暖为了解决被派出所关押的开田而被迫与詹石磴发生关系，而回到了以往乡村女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窠臼之中。小说展示暖暖命运出现转圜的生机并不是来自主人公内在的成长动力，而是因为暖暖村庄的“楚长城”的发现而意外有了人生第一桶金，随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旅游公司，走上了一条新的文化旅游开发的新农村发展模式，随之展开了新的叙述冲突与“新现实”故事。显然，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是有新探索与发展的，小说主人公楚暖暖的婚姻革命与独立人格、生命主体意识是与“五四”以来独立自主新女性有吻合一致的方面，是在新世纪乡村“新现实”语境中的“新现实”选择，是有着浓郁的“乡村新现实”意味的。《湖光山色》对詹石磴等乡村恶势力的书写是有深厚现实基础的。但是问题就在于，面对这一“新现实”和旧的乡村黑恶势力，新世纪新女性如何抗争、如何在与“恶”的斗争中，激发、获取与生长出新的生命主体及其新的内生力量，即楚暖暖这一新形象如何在“新现实”语境下不断呈现出新的心灵的、精神的内在自我成长，如何构建出一个闪耀着现实性、精神性乃至灵魂性光彩与色泽的新世纪中国乡村新女性形象。遗憾的是，楚暖暖在深层精神理念及其抗争中，没展现出独立主体性精神品格来，依然与这一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现实审美需要”存在着较大距离。
相较于《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因有了新的审美探索和较为宽厚的现实基础，而引起较大关注。与楚暖暖不同的是，《金谷银山》中的主人公范少山长期在北京打工，有自己的独立商铺、销售渠道，是立稳了脚跟的成功打工者。小说中，范少山看到父母和乡亲们不愿搬迁，就下决心来寻找白羊峪振兴的新路子。范少山让女友在北京城撑起菜摊，自己在家乡寻找新发展路子。在这一过程中，范少山不知不觉从进城农民变为返乡农民，从一个城里的菜贩子发展为白羊峪乡村振兴的开路人。有意味的是，之前范少山珍藏和阅读过的《创业史》，书中的梁生宝形象是他心中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撑。在父亲反对、恶人阻挠、没有拨款、需要往里贴钱的重重困境中，范少山之所以能一步步走下来，就是因为有着对故土、村庄永不舍弃的感情，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信念与爱。正是这样一路走来，范少山在新时代语境下带领白羊峪农民走出了一条种植金谷子、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的乡村振兴之路。尽管一路蹒跚而来，但是，范少山所开拓的新世纪中国农村的振兴之路是挑战与希望并存的，是无比广阔、大有作为的。在乡村振兴的新潮中，新时代乡村的“新生态空间”正呼唤着那些在外漂泊的游子、进城的农民，回到家乡，建设新时代新农村、新家园。
从贾平凹《秦腔》中的“最后一位农民”、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新女性”到关仁山的“返乡新农民”，新世纪中国乡村新现实主义审美叙述书写出新乡村人物形象，同时对“十七年”文学中的梁生宝等人所探索的“集体富裕”这一审美叙事主题进行了新的可能性探索。“集体富裕”恰恰是当代中国乡土现实主义的叙事母题，但不同的是，新世纪“新乡村人物形象”对“集体富裕”这一叙事母题的价值向度、情感基础、实现方式，都已经有了新的更接地气和人性深度的审美书写。而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语境下，“乡村空间”在“新现实主义”那里，已经从以往那种“悲凉美学”的萧瑟氛围中走出来，正越来越显现出自然空间的“生态美学”新意蕴和价值。
二、“新围城”：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叙事的新困境及其突围
春江水暖鸭先知。面对新世纪以来的时代剧变现实，知识分子是最敏锐，最先体验、感知和思考的。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一种知识分子与时代对话的精神思考。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市场经济愈加繁荣，文化消费主义理念盛行，整个社会的思想场域、精神结构和话语体系，都发生了剧变。对此，王晓明先生以“新意识形态”命名：“一旦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之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以及那个在八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都势必逐渐遭人冷落，人心的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在深层精神价值维度上，不被认同的疏离感、遗弃感、无力感，构成了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疑惑，这就是今天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内外交织的“新围城”困境。而急剧变迁的“社会加速”，加之高科技化、大数据化、网络化、娱乐化、碎片化的生存方式加剧了这一演化趋势，加大了新世纪知识分子“新围城”危机。因此，如何冲破“新围城”，如何在与生活的博弈中重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如何在新时代中华新文化建构中“赓续新命”？这是成为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小说所亟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在新世纪“社会加速”语境下，知识分子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精神焦虑与价值追问。阎真的《沧浪之水》《活着之上》、李洱的《应物兄》、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等作品对这一极为重要而特殊群体的现实境遇和“新精神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审美书写与思想批判。
阎真无疑是新世纪执着于知识分子问题思考的作家，其书写的《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是两部产生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我轻轻地把书翻开，第一页是孔子像，左下角竖着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铅笔字，是父亲的笔迹。翻下来，是一段介绍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后是孟子像，八个字是‘舍生取义，信善性善’。……谭嗣同‘肩承社稷，肝胆昆仑’，一共十二个人。我翻看着这些画像，血一股一股地往头上涌，浑身筛糠般地发抖。”小说从父亲的丧礼开始写起，讲述作为一个刚正不阿、诚实守信知识分子的时代悲剧。作为父亲的儿子，这种血液中的知识分子底色已经注入了“我”的灵魂深处，让“我”在很多时候变得不合时宜，一次次自主放弃，错失很多机会。研究生毕业的“我”被留在了省卫生厅办公室，但因强烈的平民意识和为民请命的潜意识，被发配到了省中医研究院的冷板凳上。残酷的现实，尤其是儿子烫伤的事件深深刺激了“我”。“我”决定放下知识分子的尊严，把自己“枪毙”掉，成为一只追逐权力的、“彻底臣服”的“虫”。小说中的“我”因此而步步升迁，到了权力的巅峰，成为省卫生厅的一把手。“我”越来越接近于原来的马厅长了。《沧浪之水》不仅绘声绘色讲述一个身上流淌知识分子血脉的“我”如何一步步被权力异化的具体过程和心中的“隐痛”，但有意味的是，即便是异化为另一个“马厅长”，“我”依然对星空和道德律令心存敬畏，期待未来。
而在《活着之上》中，阎真的知识分子书写有了更深层的探寻和更激烈的“博弈”。不同于《沧浪之水》的单一主角结构，《活着之上》采用了双主角结构，以聂致远及其同学蒙天舒为叙述主角，塑造了聂致远坚守底线、追求学术理想与蒙天舒精明算计、不学无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辅之以麓城师大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生存图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蒙天舒如鱼得水，从深层呈现出当代人文的精神危机：不仅仅是聂致远这样的“青椒”在金钱、权势面前一次次低下高贵的头颅，即使像学术高深、身在要位的《历史评论》副主编的大师兄也不由感叹都市房价的高昂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压力、精神压迫。可贵的是，尽管处在巨大经济压力和人文困境中，聂致远依然信守自己的知识分子理念，坚持教育公平，为弱势群体说话，坚守学术底线，以一种传道士的身份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培育和守护一颗颗“复活的种子”，传承中国士大夫传统精神。正是在现实生活与曹雪芹等“先行者”的精神对话中，聂致远对自己进行一遍遍的思想拷问，并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现实博弈和精神突围。
如果说阎真的《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局限于某一个场域或某一类人物形象的话，那么李洱的《应物兄》打通了学界、政界和商界，国内与国外不断转换，以学者“应物兄”为核心线索，绘就了一幅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儒林外史”。从展现生活的广阔度、精神的丰富度而言，《应物兄》极为丰富，可谓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文人雅话讽喻有趣、生命气息活色鲜香的当代中国“清明上河图”。在《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中，知识分子人物形象都在为生存的“围城”而疲于奔命，被权力所碾压而不断异化、变形与抗争。而《应物兄》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摆脱了原始意义的“经济”压力与生存危机，个个都拥有自己的位置，要么是学富五车的学界大佬，要么是大佬庇护下的学术明星、新秀，更兼巨大权势的校长和副省长的扶持，其矛盾冲突是更内在的自我主体性建构危机，是基于一种精神价值意义的“新围城”困境。“应物兄问：‘想好了吗？来还是不来？’”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貌似是应物兄对费鸣“来与不来”的疑问，实际上这既是应物兄的自我追问，又是对整个小说的关键人物程济世“来与不来”这一最大疑问的叙述铺垫。小说的主要人物，无论是应物兄的导师兼岳父乔木先生，还是应物兄及其师弟费鸣，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都是济州大学的重要儒学家。而济州大学要延揽的哈佛大学儒学家程济世更是名不虚传。程济世题诗“花落花开无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送给乔木，而乔木以“花开花落春秋事，雁来雁去南北朝”来回赠程济世，而这些诗句与他们的治学身份、研究对象极为贴切，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小说处处充满了这种文人的风雅、知识的情趣和文化的蕴藉，乃至校长的讲话都要有儒家话语。副省长栾庭玉也以与乔木、应物兄交往为雅事。他们更是在一起合谋邀请程济世创办儒学研究院。这本来无可厚非，而且是推进文化研究的大好事，但问题就在于，无论是栾省长，还是葛校长，并不是真心喜欢儒家文化，而是以此来追求政绩，推进各种数据排名。知识、文化、学问，成为一件华丽的外衣、政绩的道具。这不仅是栾省长、葛校长的悲哀，而且也是应物兄和费鸣等学者的悲哀。应物兄本来是应该“应物而无累于物”，但遗憾的是却被重重“物”所蔽、所困、所“累”。很有才华的费鸣却忙于乔木先生的“狗事”和校办的琐事，甚至与应物兄争执于“狗”与“犬”的区别。在应物兄和费鸣这里，知识、文化、学术不仅是他们借以炫耀的华丽外衣，更是沉湎于其中的精神麻药、互相攻击的利器，而在根本意义上弃置了学术的本义、自身的主体性人格和知识分子使命自觉。小说结尾，应物兄与妻子分道扬镳，邀请的程济世始终没有来，所建的儒学研究院依然空空荡荡，他本人也重伤于交通事故，未知后事如何，大有《红楼梦》“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文化意味。
与以上不同的是，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针对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新围城”进行了更深邃的精神拷问，指向更深层的根源性问题。渭北大学的新学科带头人徐济云教授与学林泰斗佟林教授极为相似，被称为“小佟林”。当佟林教授去世后，徐济云突然发现原来的“光”没有了，“那是一双失神的眼睛，散发出的微光已经不能用萤火虫来形容啦”。徐济云是佟林教授的“影子”，活在一个没有灵魂的“影子世界”之中。而更让徐济云一生都解不开的悲哀是初恋女友吴丽梅对他的失望与放弃。来自新疆的“牧羊女”吴丽梅发现徐济云的父亲以阴冷手段压制手下能人，而徐济云本人也在潜意识的驱动下，把两个平庸的讲师推到了学院发展的前台，最终导致有才学的教授边缘化、离去，使整个学院发展陷入停滞。这正是火一般热情的新疆姑娘吴丽梅所无法认同的，在离太阳最近的大漠里，人们热情开朗，自觉地敬畏英雄、热爱英雄、崇拜英雄。而更让吴丽梅难以接受的是，在徐济云和他父亲那里从灵魂深处所散发出的“阴柔阴沉阴暗阴冷阴险阴谋”，让她“无比愤怒和厌恶”。吴丽梅临别时送的一件用新疆羊毛手工编织的羊毛衫，抵御潜藏在徐济云身上几十年的寒气，“罗布泊荒原的羊毛衫就跟五彩祥云一样呵护徐济云”。如何和太阳接近，如何汲取太阳深处的火焰，去除文化中的“阴冷之气”与“平庸之恶”，则是红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民族文化的精神追问和思想路径。
从以上作品我们看到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长篇小说“去理想化”的新现实主义叙述逻辑，以及内在的“反讽式”叙述结构和语言风格。阎真笔下的知识分子依然存有某种自我批判性品格，但是其所信奉的精神原则与现实行为逻辑构成一个巨大的叙事反讽；而在李洱的笔下，更大的反讽在于知识分子的“去理想”“无价值”“无意义”的自我解构。红柯则在多个维度的叙事镜像中呈现这种反讽，并对之进行主体性批判和文化深层心理结构的探源性剖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小说在继承古代中国士大夫感时忧国传统的同时，已经走出了20世纪90年代那种简单批评的欲望化、颓废化叙事，而走向巨大反讽叙事和文化心理结构批判的“新现实主义”反思之路。
三、新世纪“潘晓问题”：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新青年”及其症候
青年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活力、希望和未来所在。百年前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开始就发表《敬告青年》，立足于世界潮流对中国青年提出希望和要求。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史有一个从未中断、影响深远的青年形象书写，乃至构成了一个文学史上的青年形象谱系。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在不同的时期，文学中的青年形象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青年的希望在哪里，人生的道路在哪里？为何越走越窄？20世纪80年代有名的“潘晓问题”，曾引起持续性的讨论热潮，直至今天依然被思考、讨论和关注。当然，在物质状况大大改善的21世纪背景下，“潘晓问题”有了新的思考方式、新的时代语境、新的现实内容。新世纪中国经济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新的“读书无用论”“教育致贫论”等问题困扰着新世纪新青年，而“屌丝文化”“佛系青年”“丧文化”等亚文化的盛行就是新世纪青年问题的时代精神症候之所在。新世纪新青年如何突围？如何寻找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获得主体的独立性？新世纪中国青年依然在路上，在探寻之中。
梁鸿在《出梁庄记》中讲述了二代农民工、18岁青年民中的故事。当梁鸿给三轮车夫拍照时，车夫们高兴地被拍照，但是民中脸涨得通红，很愤怒。这是因为他羞耻于父辈们“三轮车夫”这种被驱逐、被侮辱、被损害的生活。梁鸿对民中说“我明年再来看你们”“你要好好的”，而民中则很不以为然的、诡异地笑着，说“什么好不好的，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如果说，毅志对进城的生活不满意，觉得没什么“金光大道”，而选择退回农村，寻找新的生机和可能性，依然有一条可皈依和终老的道路的话；二代农民工的青年民中则是“非城非乡”，既融不进城又回不去乡，已经是一个失去故乡的、没有地方可以安放肉身和魂灵的无根浮萍。这才是二代农民工的深层痛苦。
即使有幸进城，又能如何呢？刘玉栋的长篇小说《年日如草》鲜活生动呈现了一个进城青年农民跌宕起伏的生活史。小说的主人公是高考失败的曹大屯，因为父亲的关系而“农转非”招工进入化肥厂，成为一名城市工人。遗憾的是，他不慎在一次操作事故中害死了师父。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依然保持着理想、依然捍卫自己的尊严、坚持独立人格的孙少平不同，曹大屯选择的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在城市生存下来是唯一的追求。当师傅女儿袁婷婷未婚先孕、男朋友棒子被捕入狱时，曹大屯与之结婚，维持颜面。初恋女友储小青找曹大屯花三万块钱买凶。有意味的是，生活渐渐教会了曹大屯生存的手段。曹大屯收了储小青的钱，以之为买小产权房的首付，但是却不去行凶。曹大屯的选择貌似不够仁义，但这却是一种保护自己、也保护储小青的方式。至此，那个昔日我本善良、毫无心机的进城青年，已经演化为一个在灰色地带寻求生机的“城市新青年”；而当棒子出狱，与袁婷婷离婚的时候，曹大屯一分钱不要，但是房子拆迁的时候，他用手比画着，要袁婷婷给予补偿，袁婷婷说“你个狗日的，算是开窍了”。小说结尾，“城市新青年”曹大屯终于学会如何在城市中生存，有了新的家庭和小产权房。《年日如草》这部小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青年”曹大屯已经没有了孙少平的理想主义，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的、匍匐的、物质性的生存主义。曹大屯也在一次次的道德下滑中，寻觅到了“城市新青年”的庸俗生存哲学。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曹大屯“开窍了”，但依然坚守着心中的底线。这依然是一种淳朴的、现实的、微弱的精神之光。曹大屯就是一株平凡而坚韧的小草。
鲁敏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中的女青年晓蓝是小说里面情感最复杂、冲突最激烈的人物形象。在12岁的时候，晓蓝不仅要承受父亲去世而遭人冷眼、生活陷入困顿的不幸，而且还要忍受每周三母亲到工人丁伯刚家过夜、每周六两个单亲家庭聚会的“六人晚餐”所带来了的尴尬乃至某种耻辱。作为反抗的一部分，晓蓝和丁伯刚的儿子丁成功阴差阳错的相爱了。晓蓝是这两个不幸家庭唯一考上大学、获得较好工作的人，但是又有着不幸福的婚姻。晓蓝的心中依然有一种和她弟弟晓白一样挥之不去的“工厂空气味”。昔日的化工厂生活和曾经相爱的丁成功已经深入血液和骨髓之中，永远分不开。为此，怀有八个月身孕的晓蓝去找丁成功，开启让自己心安的新生活。但事与愿违的是，就在接近丁成功的玻璃屋的时候，一场化工厂的意外爆炸事故，从未成功的丁成功葬身其中。一切都被改变了。原来一直寻求保护，即使回来也依然找不着方向的青年晓白，一夜之间迅速成长，不得不成了唯一的主心骨，“感到耳边风声呼啸，自己正像个飞人似的跑步穿过他的哺乳期与青春期”。大爆炸中，晓蓝早产了，命硬的婴儿在第六天苏醒过来。这让晓蓝重新思考和认知这个世界：“被质疑的身世、经不起推敲的自尊，可能比妈妈的妈妈更加喜怒无常的妈妈，当然，还有浊水流淌的十字街区，以及对这些街巷的爱与憎恨。新一个轮回，看看，出身与阶层、奋斗或失败，这些老问题永远不会消失！”一想到这，就让晓蓝感到枝条抽打般疼痛。然而，从大爆炸和雨水中，从化工厂的污浊空气里，从犹太人的生存认知和里尔克的话语中，晓蓝意识到并决定以一个妈妈的身份重建世界。“命运本就是无解的困境，生而局限、胎记丑陋，在永远超越不了的世俗之路上苦苦跋涉、奔向明知虚妄的尽头”，“但这些并不可憎吧，这正是生命奇迹、骁勇、充满活力的所在，那蜂蜜与胆汁的滋味，值得我们细细吮吸或囫囵吞枣——并且一定记得，要学习爱、要创造爱，这是不可违抗的责任，因为我们虽然活着，并一口接一口，呼吸着这个庞大的世界。”要学会爱，以爱来抵御苦难，消解误解和仇恨，建构一个有情的温暖人间。晓蓝、晓白终于长大成人了。
这些作品都呈现一种鲜明的“底层叙事”的审美风格，对新世纪中国那些“无望”的乡村青年、被侮辱被损害的进城青年和游荡的城市青年进行审美观照，在深入心灵的对话、灵魂的透视中建构一种直抵人性深处的心理现实主义和去理想化、走向“地底下”的青年叙事。而梁鸿的“梁庄”溢出了文学的维度，进入了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话语体系中。这不仅得益于梁鸿的底层叙事，而且得益于其非虚构写作的新审美书写方式。
四、新世纪新现实主义“政治叙事”及其“新改革者”形象
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就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主潮和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共识。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是一种可见的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革，而且是蕴含在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内在精神理念。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曾兴盛一时，呈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改革的肯定和期许，以文学的力量推动着社会和时代进步。虽然“改革文学”风潮过去了，但是，对改革的书写、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文学从未停止过脚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改革深入，中国作家以现实主义的审美姿态对改革所面临的新现实、新矛盾、新问题进行了勇敢、犀利和深邃的思考，形成一种新现实主义的“政治叙事”，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新改革者形象，回应时代和人民大众的呼声，为文学赢得了应有的尊严，焕发出独特的光芒和巨大生命活力。
在新现实主义“政治叙事”中，张平是非常突出的一位具有精神深度叙述和思想批判深度的作家。“《国家干部》是一部现实小说，一部政治小说，或者一部有关政治的现实题材小说。”小说以对夏中民作为市长候选人的选拔任用为矛盾斗争焦点，展现了一场嶝江市政治场域里的殊死搏斗，揭示嶝江市存在的“宗法势力，地方势力，还有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三者如果联合起来，就有可能对党的权威构成严峻挑战”这一腐败势力盘根错节、互相纠结的腐败新现实。小说通过常务副市长夏中民的思考，进一步从“组织层面”阐释腐败势力以“组织”的名义对党的机体的侵蚀和异化：“因为他们是以组织的名义对抗组织，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人民，以党的利益的旗帜来损害党的利益。”而这正是腐败分子“教父”刘石贝屡试不爽的致命招数。正是在这种“组织的名义”下，代表人民利益的市委副书记夏中民竟然在市委委员的提名中就被差额掉了。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嶝江民众自发起来抗议选举的不公正，改变了改革者夏中民的命运。这多少有一定的戏剧性，而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小说中改革者夏中民的形象是极为感人的。他抱定了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宗旨和理念，不仅不回避矛盾，不调离、不换岗、不后退、不停止、不妥协，誓与腐败的地方势力、宗法势力斗争到底，哪怕粉身碎骨、不做市长也决不罢休。他谦卑诚恳地与底层劳动者打成一片，呈现出一种新时代改革者攻坚克难、无畏无惧的斗争精神。这一新世纪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现实政治叙事，其所呈现的问题是发人深思的：“必须有效地限制和遏制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尽可能地照顾人民大众的基本权利，在财富蛋糕的分配中努力向人民大众倾斜。一句话，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将是一场战争！是一场血与火的较量！……只能靠一批有能力有胆略愿为国家和民族付出一切代价的真正共产党人！必须让这批人进入权力的核心，必须让他们掌握公共权力和控制公共领域！”而这正是张平写作《国家干部》的“政治叙事”的初心之所在与重大现实价值之所在。
张平的《生死守护》则讲述了一个“刀枪不入、软硬不吃、六亲不认、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的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改革利益的“辛一飞”英雄形象。正是这样的不为名、不为利、以实际行动推进改革、为民众谋利益的改革者，才坚实有力推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改革。贾平凹的《带灯》和赵德发《经山海》也分别塑造了这样展现基层社会政治生态、有力推动基层社会发展的新改革者形象。
“高速路修进秦岭了，华阳坪那个小金窑就迅速地长，长成大矿区。大矿区现在热闹得很，有十万人，每日里仍还有劳力和资金往那里潮。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的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年代。”“高速路”进秦岭，这是《带灯》小说开篇提出的主题叙述话语，显现出贾平凹对新世纪中国时代精神气质和时代中心经验的深刻把握。“高速路”正是新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现代化最重要、最突出、最深刻的现代性事物，是最具表征性质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穿透力、无限蔓延性的“新现实”之物。高速路修到哪里，那里就是“高速”发展的现代之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铁凝的《哦，香雪》里面一个从传统走进现代的巨大物质性背景就是“火车”，正是因为“火车”在这个小站的一分钟停留，引起了这个传统、偏僻乡村的现代性“喧哗与骚动”，引发了一个关于“香雪”的当代中国的故事。“高速路”修进了秦岭，就是“高速”的“加速社会”进入了秦岭，就是秦岭人心灵发生巨大裂变的“新精神现实”的肇始。高速路修到的华阳坪变成了急剧扩张的“吃人”大矿区；临近的樱镇在膨胀欲望的涌动下开始了大型工业园建设，乃至由此引发了一场大型械斗的流血冲突。作为乡镇政治机构中很重要的综治办负责人，带灯对这种“加速”的现代性扩张深有感触，不认同原来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传统维稳方法，提出要从源头上化解矛盾，并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张乡镇政治人员与农民的“老伙计”联络网。这种“老伙计”关系，“是建立在与农村妇女平等相待、无私帮助、心心相印的情感基础上，经历了日常生活实践磨砺和时间检验的可以掏心窝子的友情关系，是汲取人格平等与彼此尊重等西方现代人理念的、从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世界生长出来的当代乡土中国‘新伦理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带灯是新世纪中国基层政治伦理改革的思考者、实践者，是从本心出发的“新改革者”。
赵德发《经山海》塑造的吴小蒿与没有家室拖累、孤身一人、气质浪漫的带灯相比，是具有更宽阔历史视野和更大改革魄力的新时代女性改革者形象。昔日的大学教育、梁漱溟等先贤的激励，让吴小蒿毅然决然参加招考，到楷坡镇担任副镇长，开始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新生命篇章。过去那个被丈夫欺凌、被公公蔑视的吴小蒿不仅决心自己要活出一个人样子，还立志到改革的最前沿、最艰苦地带，开创出属于新时代改革的新图景新事业。从鞭炮爆炸事件、工人罢工、暴力抗拆、斗渔霸等冲突中一路走来，吴小蒿不卑不亢，勇于担当、敢想敢拼，创办电子商务，组织文化申遗，复植楷树林，打造“楷树文化”与祭海节，发展深海养殖，建渔业博物馆，等等，开创了新时代中国乡镇改革新局面。野草般坚韧的吴小蒿在改革大潮中，把自己锤炼为一株散发独特生机与生命光芒的“葳蕤”之草。“飞来的萤火虫越来越多，全落在带灯的头上，肩上，衣服上。竹子看着，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正是谦卑的夏中民、“萤火虫”般的带灯、野草般的吴小蒿这些众多的中国基层改革者，以最基础、最坚实、最有力、最接地气的方式，推动新世纪中国改革的深入。
从张平的《国家干部》《生死守护》、贾平凹《带灯》到赵德发的《经山海》，新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的“政治叙事”，已经从新时期的宏大叙事和史诗传统中走出来，开始了“准宏大叙事”和“地方志”式的“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其人物形象也由原来的“英雄传奇形象”转化为一种“凡人英雄”形象。夏中民、带灯、吴小蒿，这些新现实主义的“基层改革者”形象，无不具有一种务实、接地气、亲和感的“凡人英雄”精神气质，而得到新世纪中国读者的喜欢和认可。
五、结 语
从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模仿说”到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再到当代英美等国现实主义创作，现实主义在不断流变发展。美国学者安敏成认为现实主义的“含混性，使其持久、有力的流动性，正是它源源不断产生新的内涵以呼应变化中的文化及历史语境的活力所在”。正如现实主义理论自身的强大坚韧生命力一样，新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不仅是源于现实主义文学本身的巨大生产力量，而且更是源于新世纪中国全面崛起、迅速发展的磅礴新现实。正是这个磅礴的新现实，构成了新世纪“新现实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底色；而长篇小说又是文学的重中之重。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以其巨大现实书写、深刻的现实思索和多样化的精神探索，形成了不同形象、不同艺术风格和气质类型所建构的“复数”的“新现实主义”，“呼应变化中的文化及历史语境”。“集体”“青年”“知识分子”“改革”“英雄”等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关键词”，在见证着“现实主义传统”的叙事传承的同时，也在新世纪“新现实”剧变的时代潮流中发生着新的“裂变”和新的建构。“去理想化”“到地底下”“底层写作”“非虚构写作”“准宏大叙事”“凡人英雄”等新叙述方式则呈现着“新现实主义”审美探索的新路径和向度。
“作品和现实关系的这种复杂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对象。”无论是留守农民、进城农民、下岗工人，还是新青年、知识分子、改革者都在经受着时代“新现实”的拷问，都以不同方式在新世纪中国剧变的新时代里回答“新现实”、书写“新现实”和创造“新现实”。这正是新世纪中国“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魅力所在。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都是其中的一分子。贾平凹、张炜、莫言、王安忆、格非、苏童、余华、张平、李洱、阎真、赵德发、赵本夫、李佩甫、陈应松、迟子建、徐则臣、梁鸿、鲁敏、魏微、刘玉栋、付秀莹、王十月、朱山坡、盛可以、石一枫等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创作出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现实主义文学”，塑造出具有“新现实”精神气质的新人物形象，承担起新世纪文学应有的使命与担当。
当然，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新现实主义”创作在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局限。在审美模式上，新世纪长篇小说存在传统现实主义、市场消费主义、欲望化写作等问题；在审美视域上，存在着或是私人化、庸常化的思维偏狭，或是宏大审美视域缺失个体深刻生命体验的问题；在思想维度上，存在着缺乏批判性、缺失理想主义、缺少深度灵魂叙事的问题；在语言艺术上，有着形式僵化、语言平庸、缺少实验与创新等诸多不足。
新世纪“新现实主义”文学走向何方，未来在哪里？“从理论上言，现实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创作方法，而更多的是一种创作原则，一种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文学的精神，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多头蛇”般的“怪兽”现实主义依然要从现实生活源头出发，现实、生活、大地、心灵永远是现实主义审美的交汇点。生活永远在前进，永远为“新现实主义”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现实材料”。我们期待着属于新世纪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并以此来建构基于传统中国叙事、当代中国经验的“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叙事传统”。
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26年第1期
张丽军，暨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ZWB10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ADZ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