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欲为师,永为生——在中国政法大学新教师上岗培训班上的演讲

——2007年7月12日于北京石油疗养院培训基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99 次 更新时间:2008-09-19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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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各位新教师、新同行:

感谢学校给我这么一个交新朋友的机会,还是批发式地交朋友,而且是我交朋友,学校买单,这样的成本效益很高。我知道,不是每个在校教师都有这样的机会。给新教师作讲座,谈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对我来说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压力,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我做教师做得怎样,将置于在座各位的监督之下,一个大学教师或者教授如果也像某些行政官员一样,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即使不是人品有问题,那也是有点无聊的。

严格地说,作为政法大学的教员,我也只是一名新教员,我是2003年8月受法大的感召,离开浙江大学而来的,只比你们早来4年,我对法大的了解只比你们多一点点。

在我们国家的大学教师岗位上,我已呆了25年,从苗条得有点酷的身材,混到今天的臃肿,已经很不像样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如果按照台湾的标准,25年的教龄,可以全薪退休,那我也可以退休了。

我的教学经历既简单,又有点复杂。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25年来,一直守候在教学岗位,没有离开过超出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攻读博士学位,也是在职而已,坚持上本科生的课,还带研究生,既当学生,又当教员。但我换了4所高校,从最基层的高校教起,比较辛苦。

到政法大学以后,法大的很多同事与浙大的师友,包括回浙大讲座时提问的一些同学,问我最多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你为什么要离开浙大的基础学科历史学,到一个单科性和应用性的法学校园,二是你不仅离开浙大那样的“985”重点综合性大学,还离开杭州那样漂亮的城市,选择到昌平来插队落户,你习惯吗?你不后悔吗?

借此机会,我想先交代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之所以离开浙大,不是浙大对我不好,不欢迎我,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徐显明校长在动员我加盟法大时,他有一句话把我打动了,说:“我们政法大学的本科生源是非常优秀的,高考分数很高,但师资相对不够。”他希望能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培养这些非常优秀的学生。我很喜欢非常优秀的学生,也愿意给自己设置挑战,所以来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刚来的时候确实还不太习惯,因为我在浙大已经有现成的教学平台,从本科生到博士生,我都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包括在历史专业学生影响之下的一些非史学专业的学生,都很友好。而到了法大,由于没有历史专业的基本队伍,我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公共课的教师,这一点很不习惯,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在第一个学期,根据教务处的倡议,按照自己承担国家课题的内容,开设前言性的课程,开5周,共15节,选课的学生很聪明,他们发现,我讲的近代史与他们平时接受的近代史有很大的不同,彼此感觉都很好。这里的学生确实很优秀,好学,敢于思考,至少有三位同学在听过我的第一堂课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质问他们的中学历史教师:您为什么要骗我们?我们法大新来的郭老师讲的近代史与您讲的完全不一样。少数法科学生的文史基础特别好,也很懂得尊重教师,有的同学还生怕我孤独,生怕我过多地怀念浙大的弟子,用许多方式来安慰我,支持我。两年后,根据高浣月副校长给我提供的资料,由学生自己办的“沧海云帆”网站建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网上评选“最受欢迎的十位教师”,结果也把我列在里面,而且还靠前。高副校长比我还高兴,还把网上资料打印送给我。

法大的学生特别重感情,让我感到很亲切,这至少与许多浙大的学生没有什么差别,有的还担心我来法大后感到失落,就经常用邮件来安慰我,鼓励我。有位听过课的男同学在这毕业后,考上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有天晚上就特意到昌平来参加我主持的一个学术报告,表示支持,报告结束以后,已经很晚,天气也冷,他怕我回家不安全,就一定要坚持把我送到家。有个女同学见我在校医院的诊断室等医生,就走过来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来陪一下老师。”他们都让我特别感动。

法大弟子在国内是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有位刑法学博士生只在研究生院听过我一次学术演讲,然后电话我讨论过一次,后来被选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一直保持联系。她知道我在日本千叶县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就带着地图转几趟车来我的住所看我,还带着日本的苹果酒、还有我要返回东京的地图,连日本人喜欢用的漱口水都帮我准备好了。还有一位在日本中央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法大校友,她要赶博士论文,要按期答辩和求职,时间特别紧,但她听过我的讲座后,硬是要尽地主之谊,请我聚餐,在我离开的前一晚,还来电话给我送行。当她得知别的教授临时有事实在不能送我到机场时,她不相信我这个以前访问过东京的母校师长不会有任何差错,一定要送我。她说,她的父母上次离开日本成田机场时就遇到过不顺,差点没走成,她就不顾自己非常紧张的功课,也不顾很远的路程,一定要送我。她住在横滨,凌晨4点多起床,从横滨赶到新宿车站与我会合,再把我送到成田机场,等我通过安全检查后,再赶回中央大学办事。各位新教师,从成田机场到中央大学多摩校区,要穿越整个东京,回到新宿转车,再顺利的单程也得两三小时啊!你们能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异国遇故人”的感觉吗? 这就是我们法大的毕业生,法大的校友。

我也常想:到了法大,能走近这样一批学生,即使苦一点,累一点,甚至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各位新教师:这是我首先想通报给各位的一个重要信息,法大的学生在整体上是很优秀的,不仅智商高,而且情商也不错,他们不会亏待你们的。

各位刚刚毕业,刚刚为完成毕业论文、为找工作经过了一番折腾,还没喘过气来,又将面临新的折腾,要发文章啦,完成教学工作量,要好好备课啦,还有学术研究的压力,还要准备经常填写各种量化的表格,还要在新单位搞好人际关系,先搞清楚有哪些复杂的派系,还要赚钱买房子、成家,养孩子,的确不容易,也许面临人生的一个转型时期,很辛苦,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学校给我的题目是讨论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我就只能围绕这个问题,谈几点个人体会。

我觉得,做一个在评比表上能合格的教师不难,在同行的经常性评比中,评出一个“优秀教师”也不难,难的却是能不能做一个让多数学生在心里觉得“合格”,并能留在某些优秀学生的记忆深处、影响他们良性成长的教师。要让学生觉得合格的标准才是真标准,而且要让他们毕业后也觉得你依然合格,依然值得牵挂,让他们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拥有你这样的教师感到欣慰。在这方面,我自己做得并不怎么出色,我总觉得,学生给我的远远多于我给他们的, `如果他们过于客气,我反而觉得不安。

坦率地说,我的专业(历史学)与职业(教师)都不是我自己爱好和选择的结果,当时很不甘心,现在却并不后悔。历史学的知识容量让我叹为观止。从求知的角度来说,历史学可能是一门最宽厚、最博大的学科,它会让你开卷有益,历史学的求真行规也与我的直率性格比较契合,我就在历史学与史学教员的港湾安营扎寨,从做教师的职业中找到许多乐趣。每一届学生毕业后,我都能获得一批质量不低的朋友,这是人生难得的财富,特别有利于身心健康。

我是两次高考分数都比较高,家庭出身也不算“差”,但在录取过程中两次出现失误,我在1978年才被师范院校录取,而且糊里糊涂填了一个历史专业,当第二次录取失误发生时,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摆在我面前的最好的学校只有湖南师范学院(第二批)了,就是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虽然湖南师范大学比法大列入“211工程”的时间要早很多,但它在当时毕竟还只是省属师范院校。学师范就要准备当教师,那是我不太情愿的,师范院校,当教师,还教历史,在我的家乡是不太被瞧得起的。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里并不快乐,学历史也罢,做教师也罢,我都属于“先结婚,后恋爱”。不过,我有一个朴实的理念,就是无论学什么,做什么,学一门就要像一门,做一行就要像一行,别让别人为你操心,让别人说你的闲话。

做教师,与学生打交道,确实有很多乐趣,学生是可爱的。我从1982年开始做教师,其中好几次有改行的机会,1985年就有机会进湖南人民出版社,或者在长沙做报社记者,我都放弃了,因为我已经在这三年里找到做一个大学教师的乐趣,学生并不讨厌我,而且我还能继续做我的近代史研究,我在本科时代就已找到思考近代史问题的乐趣,我至今都对老校长林增平教授和好几位教授怀有一份感恩之心,虽然那几位对我帮助最大的教授已经病逝很多年了。

至于怎样把教师的职业做好,我提两点建议:

第一、要准备好两个基本功

17年前,我曾接受记者采访,第一次谈作为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问题。那是在1990年秋天,我还在湘潭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科技大学)任教,我奉历史系之命,从实习基地岳阳赶回,直接进入湘潭师范学院首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的决赛,获得文科组第一名,随后参加一些座谈会,接受采访。当记者问到我的“成功经验”时,我强调两点:首先,任何层次的教师,都要具备做教师的基本功,特别是语言的基本功、驾驭课程与课堂的能力,其次,作为大学教师,还要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功。

关于知识分子,有很多种定义,艾森豪威尔最欣赏的定义是: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讲述比自己知道的事物更多的事物的人,就叫知识分子,我们千万不要当这种知识分子,其实艾森豪威尔就不喜欢这样的人,乃至对知识分子群体还有偏见。王小波说,他特别喜欢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我们要尽量做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按照美国《时代》周刊有篇文章对知识分子下的一个定义:是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那就更好。第二是驾驭课程与课堂的能力,某节课的内容与整个课程的关系,一门课与一个学科的关系如何,都需要弄清楚,如何处理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应该只是康德、韦伯们的专利。要有一定的哲学思维。

就学术研究的基本功而言,因为我们是大学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教给他们获取知识、培养创造性思维与解答、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让他们举一反三,这就特别重要,你的教学语言应该是探讨式、研究式的,如果你自己的研究能力不高,那怎么行呢?只有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的教师,才能随时关注学术动态,解析分歧焦点,探索原因,随时把学生带向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教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林增平教授就有这种功夫,虽然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差,但有内容,还很有前瞻性。

虽然如今走上大学教学岗位的都是博士,但在目前的大学制度之下,我们有一部分博士生的学术训练是很不够的,我们的博士论文整体质量是令人担忧的,我们还需要努力。

“扬长避短”一词在教师的职业里,是要打折扣的,它可以适应于你在课程选择或教师、教辅、管理等岗位选择的原则,否则,长是不需要扬的,短是需要克服,需要弥补,不能回避,不能掩盖。

第二、要准备好两个心理素质:

一是要有爱心,要爱护学生,把他们当同辈朋友;用爱心影响他们的心智发展。爱因斯坦:学校要培养和谐的人,而非专家,即那种既富于有个性又有益于社会的人,这就离不开爱心。凡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爱心都很重要,特别是教师、医生、司法三个行业。作为教师,如果没有爱心,你的才华再出色,你不可亲;如果没有才华,你不可敬。日本一家报刊,对千名学生进行调查,有 52.8% 的学生希望老师温和、可亲、具有爱心;而喜欢渊博知识型老师的只占 31.1% 。

二是要保持做学生心态,经常换位思考。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想做好教师的职业,先要做好学生,而且要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今天我将围绕我的这个基本观点多说几句,请教各位。

为什么说要想做好教师的职业,先要做好学生,最好是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呢?在我看来,只有先做好学生,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教师才是真正受学生欢迎的,才知道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是什么,不需要与别的教师比较,你就知道,甚至更知道你该怎么做,你会经常自觉地进行换位思考,在这样的思考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只有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你才会始终带着一份谦卑与敬业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学生和一个多少有些难度的职业,无论他或她有多聪明。

先要做好学生,最好是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有以下几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面对不同面孔的学生,要向学生学习,一是要学习他们的淳朴善良,尽量保持年轻的心态,适当天真一点,幼稚一点,好好地创造生活,享受生活,不要太成熟,不要成熟得很世故,不要世故地对待不同家庭背景与不同学习程度的学生,世故地对待你的教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属于非常阳光的职业,我们所面对的是一批已经经过多次选拔的朝气蓬勃的比较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对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充满期待的学生,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尽快成为优秀的公民、优秀的公务员与优秀的职业人,成为社会与国家的栋梁之材,我们有权分享他们的成长,却没有权利让他们的心态提前老化。我们要尽量与他们保持一致。二是他们肯定知道一些做教师的不知道的知识,以及获取新知识的方法,有的学生是阅读广泛的,而且有思想,有智慧,是能让你教学相长的,你要虚心学习,“师道尊严”中的“师道”,重心在“道”,是职业之道,而不在每一个个体的“师”。所以,“师道尊严”与“能者为师”是不矛盾的。韩愈《师说》云:“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面对知识的海洋,要向知识的拥有者与创造者学习,学习他们的知识,尤其要学习他们创造知识的方法与思想境界,以便提升自己,传授学生。知识的海洋是那么宽阔无边,知识的更新是那么目不暇接,据说,法学知识的更新,顶多是十年一周期,化学是四年为限,如果不终身学习,怎么行呢?历史学的更新周期大概是最慢的,但我在大学学的那些知识与方法在我大学毕业不久,就换了不少,尤其是方法。

第三、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要向社会学习,把握社会的变化内涵、轨迹与方向,因为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只有了解了社会(还有家庭),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我们的服务对象,了解每一届学生,才好与他们对话,无论他们是崇拜李宇春还是周杰伦,还是王小波、王朔,是芙蓉姐姐还是张爱玲,是喜欢网恋,还是玩玩灌水,尽管我不一定喜欢,但我也要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不要以为这只是班主任或政治辅导员的事情,只是团委、学生处的事情,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无法与学生交朋友。交朋友的前提是要理解,理解的前提是要了解。不要动不动就想着要改造别人,就生气。

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说,教育是一个逐步发现自己无知的过程。我自己就有一种先做好学生,还要做好一辈子的学生的信念,坚定不移。

顺便报告各位,当我做学生的时候,无论是中小学时期,还是大学阶段,研究生阶段,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都算一个比较像样的学生,许多教学出色的教师都挺喜欢我,我的许多师长都还健在,他们可以作证。我除了在初中时的数学课堂上,把一个不懂装懂的实习女教师气哭过之外,好像还没有哪个任课老师不欢迎我,而且我还不是一个特别在意分数的学生,还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也有换位思考的习惯。当学生时,我常想,如果我是教师,这门课该怎样教更好;后来当了教师,我也常想,如果我是学生,我该喜欢什么样的教师来教这门课,怎样教才会让学生收获更大一些。

作为教师,我们不妨抓住某些原则:

1、责任 如今这年头,往往是凭良心做事,要有职业责任感,在质量上尽量把关,宁愿自己累点,自讨苦吃,包括参加论文评审与答辩,都应当切实负责,不要走过场。对于学生的答辩,我主张投票时固然可以适当松一点,但一定要把某些要害问题指出来,尽量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我们还有责任指导旁听的学生。考试阅卷时,尽量不要找别人代理,要了解动态,改进教学。对于90分以上的试卷,我要看两遍,对学生负责。如果说“主义”就是优先原则,那么,我是主张以学生”为主义“的。我的老母亲曾经对我特别有意见,说:“你对学生总有那么多话说,对我就没话说。”我只好说:“我的妈呀,这是我的职责呀。虽然已经下课了,不在课堂了,与学生对话还是属于我的工作呀。”我也比较关心学生课后的成长,学生的电子邮件只要我能收到,并且是在提出问题,就尽量回;至于报考硕士点与博士点的考生的信,我一定回,而且还不是用三言两语来打发。

2、做人 应该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因为做人不是能力问题,完全是态度问题,如果只教学生做人,那可能会是一种无效劳动,关键是你自己怎么做,或者做得怎样。我们要求学生要有人文素质,那么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就要有所体现,而不是临时装出来,不是见了不同的人,就摆出不同的模样。我们不太喜欢学生说假话,就应该保证自己不说假话。

3、偏爱 偏爱也许是难免的,但不能让它泛滥,更要注意理性的偏爱。我评判学生的标准不太看重考分,而是看重学生的做人,还有提问题的习惯与质量。

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提问题的学生和调皮的学生,千万不要打击他们,要尽量引导他们。教师虽然没有糟蹋学生、伤害学生的权利,却最容易糟蹋人和伤害人,特别是对那些有潜力有个性的学生。我们的教育好像就是培养听话的学生,这是很糟糕的。

我们要关注那些容易被冷落的学生。对于旁听的同学,更要一视同仁,欢迎他们融入我的课堂,尽量不让他们感到有什么不舒服。要知道,他们恰恰是对你的课有兴趣来旁听的。去年在北大的校园里,天在下雨,北大法学院一个研究生走过来,非常热情地向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郭老师,我在浙大旁听过您的课。”听了这话,当时我就觉得有一种成就感,因为未名湖畔的法学专业研究生的成长也多少有我一份贡献。

我们不要讨厌家境贫寒的学生,他们很不容易,贫寒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贫寒将成为他们成材的动力之一。招收硕士生与博士生时,在同等的情况下,我就尽量招这样的学生,包括转专业来考的,我们应该多给他们一点同情与支持。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取得同样的成绩,要比同类学生的付出更多。

我们也要尽量兼顾多数在平均线的学生与少数智力超群的学生,不要担心他们会故意刁难你,挑战你的自尊。

如果谁想通过教师的职业谋取私利,谁想通过课堂发泄私愤,那都是糟糕的。在我当学生时,我就不喜欢有些教师把大学课堂作为回忆个人遭遇和发泄个人情绪的场所,占用学生的求知时间。大学的课堂应该是散而不乱,不要随便把个人经历与个人的喜恶带进课堂,不要把大学课堂当做卫生间,想发泄就发泄,当作卡拉OK包间,“想唱就唱”。

我主张既不苛求学生,也不讨好学生,特别是对学生干部,我对他们的要求更高,我不欣赏某些学生干部的傲气,也从来不把学生的所谓职务当一回事。

对我来说,人生最大的快乐与苦恼都与职业有关。我对许多学生都有一份感恩的情结,他们对师长很客气,而我没有为他们多做点什么,至少没有提供过特殊的帮助。我的最大的快乐一是来自阅读,二是来自与学生的交往,还能经常看到他们在进步,我的心血与劳动能让绝大多数学生理解和认同。我不是一个特别看重名利的教员,我心目中的最高荣誉也不是别的,而是来自多数学生的认可,包括少数优秀学生的认同,这就够了。

我的最大的苦恼是,我们这一代基础知识薄弱,现在一不小心有了一点所谓“名气”,应酬很多,看书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一直想着要补课,却没时间补,真的很苦恼,有时心里还发慌。25年来,我就从来没有认真补过什么课。还有一个苦恼是,与本科生接触要受到时间与精力的限制,与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我和本科学生的联系非常密切,彼此感情很深,现在却有些陌生。

我想奉劝各位,趁着自己还没有当上真、假“名人”之前,抓紧读书,等别人把你当“名人”之后,那就完蛋了。

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说: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但相对来说,大学校园的风险要小得多。尽管这里的条件还不太好,办公条件、图书资料、管理水平都比许多综合性大学差多了,比对面的石油大学也差,甚至比北京四中、101中学都差多了,但我们是来创业的,而且法大的许多方面都在逐步改善,据说这几年的变化很大。法大有法大的资源,我们的生源就很好,我们在直接为国家步入法治轨道培养人才。无论是法学新教师,还是非法学的同行,我们来到这里,都会从不同程度上找到创造个人价值的岗位,对于非法学的专业与非法学的教师,如果被边缘化,也许不可能比历史学与历史教师在这里更边缘化。不管法学是怎么轻视你,但作为大学,尤其作为一个重点大学,它的校园文化的提升都离不开你的参与,一些优秀的学生仍会关注你的存在,欣赏你的智慧和劳动,只要你不指望让多数学生像众星捧月一样来捧你就行,为什么一定要多数人来捧呢?我们都在为培养国家的法治人才做点贡献,让法大多培养几个好法官、好检查官,好律师,少出几个吃了被告吃原告的家伙,少培养几个既能吃通又能通吃的家伙,我们还要尽可能培养他们对学术的敬畏之心,还要教给他们向权力说真话的勇气和智慧,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撑起一片蓝天。如果你感到寂寞,找不到人对话,我个人愿意陪你说说话,我还可以邀请我们历史所的教师和你说话,一起考虑在这个叫做军都山的地方度过我们的教师生涯,哪怕是同病相怜,也行,我们也可以成为患难之交吧。

各位新同行们:相聚总是缘,新旧是一家。中国政法大学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共同的课堂,我们将拥有一批比较优秀的学生。我们一起参与政法大学的建设,见证政法大学的成长,军都山的天空容得下我们飞翔的翅膀。无论是教员,还是教辅人员,还是教学管理人员,我想送大家三句话:

教出一点底气,教出一点品位,教出一点属于你的价值与尊严。

谢谢各位。

[演讲录音资料原载郭世佑《史源法流》(郭世佑主编“法大人札记”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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