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晓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字经济行业间溢出效应研究”（编号：22YJA790002）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摘要：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科技、经济与社会格局。现代经济增长始于工业革命，它既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破坏的过程。熊彼特用“创造性破坏”来概括这一过程。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构建了一个“文化—知识—制度—技术—增长”的逻辑框架，用以解释现代经济的起源。另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吉翁与豪伊特所开创的熊彼特范式，将创造性破坏思想进行形式化并用此模型研究了广泛的宏观经济问题。这些研究对我国多维度鼓励创新、应对创造性破坏对就业的影响、增强创新活动中政府的作用、降低社会结构刚性、正确认识文化决定论和数字技术的影响、讲好中国经济发展故事的标准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启示、借鉴意义。

关键词：创造性破坏  技术进步  内生增长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

202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让数据创造更好生活》在其核心信息文件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数据是一把双刃剑。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其实就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在给人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会破坏我们原来的美好生活。无独有偶，“创造与破坏”也是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的主题。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5年度“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其中，莫基尔的获奖贡献是“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获奖贡献是“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这三位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对他们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梳理，并讨论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长期增长的重要性

生活质量的普遍提升依赖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既是常识也是经济学基本原理之一。然而，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持续的经济增长或者说现代经济增长并非常态。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内，普通民众都是过着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仅能获得“生存性收入”，相应地，整体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这种现象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人类社会只有在最近两百余年才开始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例如，汉朝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与清朝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异。

工业革命开启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根据麦迪森项目的历史数据，如图1所示，只有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后，一个国家或地区才能启动持续的经济增长。这种持续的人均收入的增长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西欧从18世纪开始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则在1949年之后才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全球数十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因而被诺贝尔奖委员会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奇迹”。

图1  中国、英国与美国人均GDP历史数据比较

经济增长背后的奥秘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激起了经济学家持续的研究兴趣，以至于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认为，“人们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不会考虑其他问题了”。实际上，从1969年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除2025年之外，1971年的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广泛关注）、1987年的罗伯特·默顿·索洛（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和2018年的保罗·罗默（将技术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分析），也因为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直接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将获奖领域稍微拓宽至长期繁荣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话，因经济增长相关领域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数会变得更多，如2024年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詹姆斯·A. 罗宾逊，因“对制度是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

诺贝尔基金会官方新闻稿将2025年三位获奖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概括为：“这些获奖者以不同的方式表明，创造性破坏会产生必须以建设性方式加以管理的冲突。否则，创新就会被那些面临劣势风险的既有公司和利益集团所阻碍。”这一结论性描述不但指出了三位获奖者学术贡献的政策导向，也解释了他们的研究源于创造性破坏这一核心思想。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是创造性破坏思想的提出者。有趣的是，虽然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企业家精神及创造性破坏等思想观点广为人知，但是在严肃的经济学文献中引用并不多。例如，与熊彼特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逻辑一脉相承的真实商业周期理论（RBC），几乎没有引用过熊彼特的著作。导致这一有趣现象的原因可能与熊彼特本人得出的总体性政策结论有关。

熊彼特于1912年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他的创新理论。在熊彼特的理论体系中，创新就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创新是把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具体包括五种类型：开发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创造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理念：

第一个理念是创新与知识传播是经济增长、周期波动过程的核心。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主要是用创新这个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而在1939年的专著《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以及其他著作中则用创新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波动。

第二个理念是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创新来自企业家的目的性行为。企业家的本职就是组织创新，而不单是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企业家创新的动机包括利润与非经济的社会声誉等。就经济因素而言，创新活动实际上是企业家受潜在回报（垄断利润，或称创新租金）激励的投资决策，尤其是对研发行为的投资。保障创新租金的任何措施，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都将鼓励企业家更多地投入创新。除此之外，非经济激励也很重要。

第三个理念是创造性破坏，即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尽管熊彼特在前期文献中表达了类似思想，但是直到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才首次明确提出关于创造性破坏的表述：“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创造性破坏的意思就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新行业的产生将取代旧技术、旧产品、旧企业、旧行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与总体经济增长。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是新旧势力之间永恒争斗的舞台，上演的剧情关系到所有在位企业，所有大型联合集团，它们总在设法阻挠或推迟新的竞争者闯入自己的地盘”。

三、莫基尔对现代经济增长起源的解释

诺贝尔基金会官方新闻稿对莫基尔的学术贡献描述为：“乔尔·莫基尔利用历史资料等方法揭示了持续增长成为新常态的原因。他证明，如果创新要在一个自我生成的过程中接连发生，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某项技术‘有效’，还需要对其‘为何有效’有科学解释。在工业革命之前，后者通常是缺乏的，这使得人们难以在新的发现和发明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他还强调了社会对新思想保持开放并允许变革的重要性。”这些贡献被概括为“对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所需先决条件的识别”。莫基尔的研究以工业革命的起源为核心主题。下面我们将通过莫基尔的几部重要著作，来阐述其核心贡献背后的论证逻辑。

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黑箱”，用全要素生产率也即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来概念化，即经济增长中扣除能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来解释的部分后的剩余。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莫基尔追溯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两千多年历史时间跨度内具体的重大发明，以建设性方法打开了这个“黑箱”，并评估它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莫基尔搜集的技术史料是其后续理论研究的事实起点。

莫基尔将技术进步分为宏观发明（macroinventions）和微观发明（microinventions）。宏观发明是指彻底改变做事方式的颠覆性创新，如蒸汽机。微观发明是指逐步改进，这种改进能释放宏观发明的经济潜力，如某种具体的生产工艺。宏观发明和微观发明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如果没有随后出现的微观发明，宏观发明无法实现经济价值，将被埋没在历史尘烟之中。莫基尔将工业革命描述为导致微观发明加速的一系列宏观发明的汇聚。英国之所以在工业化进程中占据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源于其在微观发明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宏观发明是非连续的，这导致了工业革命是突变转折而非渐进演变。

一个经济体要有技术上的创造力，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为有创造能力、足智多谋的创新人员群体；其二为激励创新行为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激励部分是经济性的，部分是如社会声望、荣誉等非经济性的；其三为具备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容许创新打破既得利益的旧均衡。

技术来自知识，一个库兹涅茨意义上的“有用知识”被莫基尔分为命题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propositional and prescriptive knowledge）。前者为解释事物运作原理的知识（如地球是圆的），后者为指导实际操作方式的知识。在工业革命之前，命题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都较为稀少，而且掌握这两种知识的人之间缺乏直接联系，因而新发明变成了偶然事件。相比之下，工业时代的特点在于命题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学者与制造商之间日益密切的交流，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在《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 一书中他指出，技术进步“在工程学没有力学支撑、冶铁技术缺乏冶金学、农业发展没有有机化学、医学实践没有微生物学的早期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

技术要被广泛运用，离不开知识的传播。莫基尔在《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中强调了影响知识传播的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泛欧洲知识创造与传播网络的兴起，包括大学的建立和印刷机的发明。第二个因素是欧洲的政治分裂，这种分裂削弱了威权人物压制可能威胁其权力的思想的能力。

现代性知识和技术兴起的更底层原因在于文化。莫基尔在《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一书中提出，经济现代性的深层根基并非源于资本积累、资源禀赋或贸易路线开辟，而是植根于以理性与科学发现为核心的文化转型。

此外，还有制度的作用。莫基尔关于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想大致上可以表述为“文化—知识—制度—技术—增长”这样一个逻辑框架。莫基尔在多部著作中都论及，作为政府的本职工作，制定与维护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体系，对推动与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前述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制度体系中，还体现在如何与代表旧生产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妥协和博弈的政治规则中。

四、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熊彼特范式

诺贝尔基金会官方新闻稿对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学术贡献描述为：“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也研究了持续增长背后的机制。在他们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构建了一个关于‘创造性破坏’的数学模型：当一个更好、更新的产品进入市场时，销售旧产品的公司就会失败。创新代表着新事物，因此是创造性的。然而，它也是破坏性的，因为技术被淘汰的公司会在竞争中出局。”

阿吉翁和豪伊特1992年发表的《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一文具有持久的广泛影响力，这一点从被引用次数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在谷歌学术中就被引用了60余次，此后被引用次数持续增加，甚至在文章发表的30多年后还在增加。直到最近几年，无论是在Web of Science还是在谷歌学术中，这篇开创性论文每年被引用次数均超过数百次，如图2所示。

图2  《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论文被引用次数

1956年索洛发表的论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开创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但无论是索洛模型还是别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都会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人口增长率、投资率的变化不会实现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要想实现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唯有依靠技术进步。初看这一结论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所有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都是一个“黑箱”：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假设的，虽然可以想象得到技术进步是靠企业投资研发出来的，但是企业投资研发出新技术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的宏观经济学中是无法形式化建模的，因为技术进步必定需要市场力量，而新古典增长理论潜在的假设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两者相互冲突。

这个问题一直到1986年内生增长理论出现之后才得以解决。不依赖外生技术进步就能实现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的理论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有知识内生创造、人力资本、产品种类增加、产品质量提升（熊彼特范式）、技术传播与知识外溢等机制或建模思路。阿吉翁和豪伊特开创的熊彼特范式是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最基本模型之一。

在不同思路的内生增长模型中，阿吉翁和豪伊特开创的以产品质量提升为特征的熊彼特范式最富政策含义，英文文献中关于创新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利益冲突）大多是应用熊彼特范式。熊彼特范式是技术进步内生化最为贴近现实的一种解释。

正如阿吉翁在他的著作《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中提及的那样，他和豪伊特开创的熊彼特范式主要是对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观点进行了形式化。“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此前却未做形式化，也未得到检验。”熊彼特范式通过一个巧妙的方式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典型的熊彼特范式的做法是：假定同一类产品的技术存在质量阶梯，首先开发出第一质量阶梯的技术，然后开发出第二质量阶梯的技术，如此等等。用后一阶梯技术生产的产品能在市场上替代用前一阶梯技术生产的产品，于是新产品就会将老产品驱逐出市场，这样就有了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范式是用于讨论除增长之外其他宏观经济问题最为方便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形式化方式。在阿吉翁和豪伊特1998年编辑出版的教科书《内生增长理论》中，熊彼特范式就被应用于分析失业、可持续发展、资本积累、收入分配、政治经济学和开放经济等几乎全部重要的宏观经济议题。

五、启示、借鉴与思考

中国人均GDP即将进入高收入组别。在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迎来快速发展机遇的当下，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对于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对新一轮技术变革具有很强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方法，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也值得中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从学理性方面进行思考。

（一）多维度鼓励创新

无论是莫基尔关于经济史的研究，还是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熊彼特范式，均表明创新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符合经济学直觉与日常生活经验的观点。“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在当前背景下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在政府政策层面，保护营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推动科技创新的产业政策、提高研发效率、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等，是题中应有之义。除此之外，非经济性的激励也很重要。

熊彼特论及的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精神。企业家不是指经营企业的普通人员，而是创新组织者。不管是熊彼特还是莫基尔，都认为创新动机是多维的。创新行为固然会受到创新租金的物质激励的影响，但是也会由于精神激励而产生。因此，给予科技创新人员更多的社会荣誉、更高的社会地位，是一个创新型社会必备的社会氛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或者类似于欧洲某些国家过度追求社会公平导致研发人员收入与普通工作人员收入差异不大，这样的社会氛围显然不利于科技创新发展。

（二）管理创造性破坏的风险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主题词是“创造与破坏”。在欧美社会反全球化思潮再次涌现、西欧传统工业化国家创新乏力且弥漫着对数字技术的抵制的社会氛围下，这一主题颇有针砭时弊的意味。每一轮重大技术变革的出现，都会使得旧有行业与工作岗位消失。在技术变革浪潮中总会有数量众多的“失意者”，于是有了形形色色的“勒德分子”。在阿吉翁的专著《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以及其他研究中，都讨论了很多创新、自动化对于就业的负面影响。

尽管目前我国社会上对于技术进步普遍持欢迎态度，但是技术进步的快速变革对很多社会大众的负面影响是切实存在的。因此，首先应正视并高度重视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应积极谋求一些措施缓解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效应。对社会大众而言，影响最大的是自动化后带来的就业问题。最近几十年，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均表现出非正规就业增加的趋势。这种临工化现象，主要来自技术尤其是自动化以及AI技术的进步。我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应切实做好再就业培训，尤其是新技能的培训。在我国区县基层就业培训实践中，尤其要注意数字技术新技能的培训。此外，还应尽快将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社保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体制不同以及政府行为能力的差异，或者学术价值观等原因，对202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在创造性破坏风险的社会治理方面研究不多，这需要我国经济学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开展创造性探索。

（三）科技创新中的有为政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强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首先要认识到，有为政府的原则在创新与技术进步领域更为重要，因为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市场失灵。企业创新后获得技术专利保护，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垄断。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垄断就意味着效率与福利损失。创造性破坏理论的福利分析表明：社会计划者的解会因“跨时溢出效应”（intertemporal spillover effect）、“占有效应”（appropriability effect）和“抢夺市场份额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偏离竞争性均衡的解。这种偏离意味着市场失灵导致的宏观福利损失。

其次，各国政府在实践中都在创新行为方面承担了一定的职能。虽然具体政策或者做法有所差异，但各国政府都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等领域投入了相当多的财政资源。在各国的研发投入中，政府投入都占相当大的比例。

最后，需要注意到各国面临的技术约束和外部环境的差异性。一般而论，发展中国家政府一般承担更多的发展职能。基于欧美经济实践的经济理论研究很难给出解决发展中国家实际问题的建议。例如，中国当前面临的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是欧美国家几乎没经历过的。所以，在研发活动的政府有为方面照搬照抄别国经验乃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建议是不明智的。

（四）利益固化与社会结构刚性

尽管阿吉翁和豪伊特所做的模型被称为熊彼特范式，但是阿吉翁和熊彼特本人的最终总体性政策结论是有很大差异的。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的核心观点与分析逻辑是：资本主义通过创造性破坏推动自我革新，但前期实现技术突破的大企业必然会阻止新进入的中小企业创新，这是资本主义的内部必然矛盾，由此导致企业家职能衰退、社会结构瓦解乃至资本主义社会衰亡，最终可能被社会主义取代。

与此相对应的是，阿吉翁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一书的结语中认为，“在过去15年里，不平等恶化，经济增长停滞，极端天气加剧，如今的新冠疫情又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对孤立主义者和终结全球化、反对增长、放弃资本主义的倡导者而言，这些真实现象提供了论争的素材”。因此，“资本主义正面临空前的认同危机”。但是这本书的总体政策倾向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颇为相似：拯救资本主义。这本专著采取的是“斗争的乐观主义”态度，认为能“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阿吉翁认为，可以采取“把美国模式的优点（创新生态系统）同丹麦模式的优点（更多的保障和更大的包容性）结合起来”，以此拯救资本主义。

熊彼特所指的资本主义被取代，实质上就是利益固化形成的社会结构刚性所致。而阿吉翁则认为通过一些社会改良性措施能解决这一问题。创造性破坏隐含着的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掌握旧生产力的一方阻挠新技术的发展也是客观规律。在我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如何减少这种阻力、减轻社会结构刚性，需要从体制机制、法律以及经济政策等多方面进行系统设计。

（五）文化决定论的局限性

莫基尔的分析逻辑颇有文化决定论的意味。和地理决定论一样，文化决定论都是充满争议的。实际上，经济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中，文化决定论并不鲜见。例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核心思想就是：与旧教派相比，欧洲新教的教义更加鼓励寻利与勤劳，因而主要信奉新教的西欧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容易产生资本主义精神乃至工业革命。节俭从而带来高储蓄率，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一个主要解释。用文化来解释经济发展绩效，因为充满故事性，在经济学理论文献中往往有很强的吸引力。

但是，用文化变量来解释经济发展绩效，无论是用宗教还是用类似于勤劳节俭等某种价值观，都存在固有缺陷。这种做法往往是一种以事后结果论英雄的“马后炮”。文化决定论的通常做法是，发展绩效好的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征就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好”的文化。从计量分析技术上讲，用文化解释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充满难以解决的内生性问题。第一，文化决定论往往隐含一个分析前提，即提炼出的文化变量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先定变量。实际上，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信奉的文化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可能充满一些相互矛盾的因素，而且人们信奉的价值观可能变化很快。例如，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欧洲观察家描述的日本人的特征是懒散而没有生活目标的，但是日本经济起飞之后，文化决定论者认为日本人是勤劳而守纪律的。第二，文化变量测量误差的内生性。相较于经济变量而言，文化变量无论用何种数据、方法，其测量误差都非常大，而且这种测量误差是不可捉摸的，无法辨别系统性偏误的方向。第三，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人们的价值观或者文化变量本身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变迁，也就是说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影响文化，两者互为因果。例如，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普遍信奉的文化与当下就有很大差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于生育子女的看法，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普遍相信“多子多福”，但当下有这样看法的人已经大为减少了。这种生育子女价值观的变化，一般会认为是经济发展及其伴随的城市化带来的时间机会成本的变化所导致。

（六）数字经济：这次有什么不一样

经济增长文献将类似于蒸汽机、电力、计算机等重大的引发工业革命的技术称为通用目的技术（GPT）。GPT类似于莫基尔的宏观技术。

在一本专门研究GPT的论文集《通用目的技术和经济增长》(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Growth)中，阿吉翁和豪伊特将他们在1992年开发的原始模型调整为适用于通用技术场景。他们假定，GPT会率先出现。一旦该平台可用，企业便会投入资源开发适配的技术与中间投入品，用这样一个形式化的方式来讨论GPT的宏观影响，尤其是产生的经济周期波动问题。豪伊特认为，通用技术的出现导致既有固定资产或人力资本因过时而加速折旧。

同样作为通用目的技术，这一次的数字技术或信息化技术，与历史上的蒸汽机等在创造性破坏方面有何不同？上面提到的阿吉翁和豪伊特的两篇论文基于这样的典型事实：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的出现，导致的第一轮效应是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其他一些实证文献也普遍观察到，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对于就业的影响似乎与其他GPT很不一样。蒸汽机或电力这样的GPT产生更多的正规就业，而数字技术将导致更大比例的灵活就业。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了工作任务的“独立承包商”而不是单位就业人员。由此产生的影响是，社会保障的缺失与工作不稳定性增加，与国际劳工组织倡导的“体面劳动”渐行渐远。

（七）如何讲好中国经济发展故事

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者与传播者而言，讲好中国经济发展故事是必然要求。但是如何讲好中国经济发展故事呢？抛开意识形态不论，从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理论逻辑以及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主要贡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是好的经济学“故事”的标准。

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普遍接受的哲学观是“科学主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名为诺贝尔经济科学奖（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具体来说，经济学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是从事实或数据出发、形式化、微观基础、可检验（或可证伪）。从事实出发是指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提炼总结出基本事实规律，如莫基尔从历史技术创新中总结出的很多关于技术进步的规律，并由这些规律提出初步的理论假设。形式化是指建立数理模型，即提出的理论假设用数理模型的方式展现出来并进行推导。微观基础是指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需要从微观个体决策中推导出来，而不是直接由假设提出。可检验是指对于由数理模型推导出的结论，进一步用数据加以验证，如果发现验证结果与理论预测有出入，则进一步修改理论假设，如此反复。

阿吉翁和豪伊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在第二个环节，也就是把熊彼特的思想形式化。实际上，另外两次因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就是1987年的索洛和2018年的罗默，他们的主要贡献也是在把经济增长的一些思想观点或理论逻辑进行了形式化。一个好的形式化方法，不仅能准确表达所研究的问题，还能有很好的延展性，可被用于研究其他问题。因此，大致上可以说，讲好中国经济发展故事，既要有中国元素，又要符合经济学学理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