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老师是国际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先生。我的学术人生从此与先生结缘并深受其影响。2026年1月27日，入江先生因感染肺炎导致器官衰竭，在美国费城附近的一所养老院去世，享年91岁。入江先生1934年10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父亲入江启四郎年轻时是日本媒体驻外记者，中年后改行为历史学者，以研究中国古代及近代外交名重一时，曾在早稻田大学任教。入江先生的祖父是日语和汉语教师，入江小时候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受到祖父的良好启蒙教育。虽出身书香门第，但入江先生成长在军国主义氛围的日本，少年时被灌输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要效忠天皇，还要宣誓“是天皇陛下的孩子”。日本战败后，在被美国占领和管制的近8年里，入江和其他日本中学生一样必须从头再来，接受新的历史观，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这也让少年入江深感历史的纠结，尽管他自称当时对历史兴趣不大。凭借优异的成绩，入江1953年高中毕业后即获格鲁奖学金赴美留学，就读于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在大学时，入江深受历史老师华莱士·麦克卡弗雷（Wallace T. MacCaffrey）的影响，对历史颇感兴趣，并决心成为职业历史学者，其第一部学术专著便题献给这位恩师。
要成为职业学者，必须要攻读博士学位。如果说专为日本中学生所设的格鲁奖学金促成了入江留学美国，那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打造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计划则奠定了入江先生的学术未来。1957年大学毕业后，他顺利申请到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欧内斯特·梅（Ernest R. May）和费正清教授，1961年获得博士学位。彼时在朝鲜战争、中美对抗、越南战争、冷战、日本迅速崛起等大背景下，美国急需研究美国—东亚关系的人才，入江先生在两位恩师的照拂下获聘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讲哈佛大学刚开设的美国与东亚关系课程，并迅速崭露头角，成为杰出的美国—东亚关系专家。入江教授后来告诉我，他刚获哈佛博士学位时，并非要自己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他——他在哈佛大学讲师任期未满即获刚刚成立的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聘书。此后，入江先生的学术生涯步步进阶，接连获得多所知名高校的聘任邀约。他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任教两年后，即被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大学邀走，但席不暇暖，又于1969年被芝加哥大学礼聘。入江教授在该校20年间，培养了25名历史博士，后应邀重返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2005年退休。
若从1961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算起，入江教授的学术人生长达60余年。60多年来，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达到鲜少有人企及的学术高度。2005年从哈佛退休后，他的学术成果更是喷薄而出。哈佛大学为其在怀德纳图书馆提供终身工作室，2019年我在哈佛大学客座时，常与先生在其宽敞的工作室见面。每次看到老师暮年仍壮心不已、伏案耕耘时，我所有的懈怠之心都烟消云散，顿时又有了新的学术激情。据入江师女儿所述，父亲曾告诉她，自己最理想的离世场所就是在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的台阶上或工作室中。2022年，88岁的入江师意识到自己垂垂老矣，难以支撑在哈佛图书馆工作室的工作，主动于当年6月底回哈佛大学腾清藏书、放弃工作室，并提前吩咐学生去任意挑书。获悉此消息后，我不禁心怀感伤，深叹“老兵不死，唯有凋零”。借此机会，我们几位学生在2022年6月束装就道，重回哈佛，不为取书，只为与先生在母校一聚，重炙教泽、致敬宗师。遗憾的是，这也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其实当时入江师身体尚可，他告诉我他从中学起长期写日记，打算到养老院后整理日记、撰写回忆录。可惜2023年后他身体与脑力急剧衰退，很快便无法正常交流和旅行了。2024年，日本中央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时，他已经无法出席任何仪式。其实早在2009年，入江先生便罹患直肠癌，并做了大手术。记得我当时正在哈佛大学瑞德克莉芙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员，先生夫妇有一天单独请我到府上做客，不知是否因为他觉得可能不久于人世，还是出于大难不死等原因，那天入江先生与我说了很多话，大多关于他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在我觉得时间太久怕影响他休息、准备告辞时，入江先生突然想起他给我准备的一道菜还在烤箱里，忘记拿出来了！师徒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熟悉美国学术现状的人都清楚，美国不少一流历史学家很长时间只有一部专著，正所谓“十年磨一剑”。入江先生多次坦言，作为移民且英文非母语的学者，他写英文并非驾轻就熟，经常有“推敲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之感，但他一生却撰写了多部高质量学术专著，并在西方学术界取得极高成就。入江的老师费正清先生在提到自己一生为什么成功时，自豪地说自己在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大学（哈佛大学）工作，又一生研究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怎能不成功呢？照此思路，我们也许可以说，入江教授长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大学工作（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东亚和全世界，又怎能不成功呢？入江教授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根据日本中央大学李廷江教授提供的最新统计，入江昭先生以中文翻译出版的著作目前有8本，在中国期刊上翻译发表文章10篇，英文著作有20部。李廷江教授于2024年整理的入江教授用日文接受的采访和在日本报刊发表的文章汇编居然有972页之多。受篇幅及个人能力所限，本文只能侧重其部分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及其在西方的影响，而且走马观花，点到为止，无法详细介绍和解读入江教授的所有著作和卓越贡献。
入江师在美国和国际史学界影响巨大，他的学术研究和贡献大致可归结为“两个转向”：一是“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二是“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虽然也强调国际视野，但更大的贡献在于把文化因素和元素带入历史研究，尤其是外交史和东亚关系史方面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学科仍强调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很少有学者振臂一呼或当头棒喝，告诫同行不要忽视“文化”的作用。入江教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帝国主义之后》（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World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就是扭转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尝试。该书在其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并于196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帝国主义之后》不仅填补了当时美国外交史上研究1921至1931年东亚关系方面的巨大真空地带，更是不同凡响地从广阔的国际和文明视野透视美国、苏联、日本、中国在东亚局势发展中的交替角逐、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本书有几个重要突破。第一个突破是打破当时盛极一时的西方中心论。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历史研究重视欧洲，对东亚因素的深入分析可谓空白。入江师的第一部著作研究的时间跨度、地理空间可谓独具匠心，把亚洲视野和文化、东亚的声音和诉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和突破口。在此视野下，入江师多重论证华盛顿会议条约体系（Washington Conference System）的重要性，认为1921至1922年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及条约，奠定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亚和平结构和局势。不言而喻的是，历史学者当然要重视史料的运用，入江师在使用档案资料方面走在了前列。他引用了多国原始档案，从多重角度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亚洲世界和文化。就文化和语言而言，入江无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美深耕学术、开拓研究之际，他仍为移民身份（直至2014年才加入美国籍），系外来学者；日文是他的母语，幼时在祖父的指导下学习了汉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学习了德文和法文（我20世纪90年代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美国史学博士生仍旧必须在通过德文和法文的阅读考试后才能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为了充分理解苏联的外交，他又学习了俄文。20世纪60年代初，有关1921至1931年的外交档案刚刚开放，入江不仅最先利用这些档案，而且还使用了德文、中文、日文、法文、英文、俄文等多国语言资料开展研究。有多国档案资料和多重视野的支撑，入江教授的首部学术著作便取得了巨大成功。
初出茅庐的入江先生，在其第一部英文学术著作中，尚未明确且公开地树立起从文化视角重新解读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旗帜，但在后续的著作中，他便不再掩饰这份学术追求与探索雄心。1967年，入江教授出版《跨越太平洋》（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此书突破传统外交史的研究局限，另辟蹊径，着重从思想、文化、情感与心理等层面解读美国自立国至1960年代与中、日两国的交往历程和多重关系。这是入江师从文化视角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尝试。费正清为该书撰写一篇长序，对其予以高度评价，称这是一部不同凡响的著作。事实上，入江昭是从文化视角解析美、中、日三国错综复杂关系的不二人选。1972年，入江先生出版《结怨太平洋》（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一书，继续从文化视角解析美日两国在东亚的关系演进。1981年，他推出《权力与文化》（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这部著作堪称他从文化角度研究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学术原创巅峰。书中入江先生突破传统史学的研究框架，从文化与权力的双重博弈切入，解读1941至1945年间美日太平洋战争，提出核心观点：美日大战与其说是权力之争，不如说是两国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在入江师看来，国际关系除权力关系外，也应重视文化互动。通过研究两国的军事目标和战略部署，入江试图解读两国对国际秩序的追求——两国表面上势同水火，实际上则寻求殊途同归的新的国际秩序。日本提出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正是其追赶英美霸权、推行泛亚洲主义的具体体现。该书也因此入围普利策历史奖。1987年，入江师又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太地区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在前一书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回答日本为什么要对美开战。他认为，日本政府由于错误的认知和政策失误，最终走向战争的不归路。
1978年，年仅44岁的入江教授当选美国外交史学者学会会长。借助此学会平台，入江师在其会长致辞时，即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其演讲标题开宗明义——《文化和权力：作为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在入江师看来，一个国家其实也是一个文化体系，国际关系实际上也应被视为国际文化关系。他就此将文化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认为权力和文化是国际关系的两大核心要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国际关系的本质即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个建立在权力均势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如果没有国际间的文化契合与协调，便难以形成长治久安的国际秩序。至此，入江师的文化转向理论及学术影响臻于顶峰。1982年，入江教授当选美国人文及科学院院士；2024年，又荣获日本中央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1988年，入江教授荣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在主席致辞中，他将研究视野从10年前对文化因素的关注，进一步拓展到历史学的国际化层面。他谈及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乐见越来越多的非美国学者投身美国史研究，更呼吁史学研究立足国际化视角。他建议美国历史学会与国外学者、学会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同时强调史学研究需具备多重视野，聚焦人与自然、美与真、社会正义、世界和平等具有普世意义的全球课题。他认为，如果世界历史学者围绕这些议题展开合作，彼此对话、交流，便能书写出全新的国际史和跨国史。他提倡建立全球性的学者共同体，反对囿于民族国家视角、就事论事的史学研究；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他提出应超越民族与国族的边界，以整个世界作为参照系和研究框架，在研究民族主义的同时，更要注重国际主义的价值。当然，他也再度重申了国际文化因素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呼吁历史学者打破自身文化、文明局限，超越自我和本国文化的桎梏，关注他者的可取之处与共通之处。
大致而言，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入江师的著作侧重美国外交、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以及美日、中日双边关系等领域，研究中心为太平洋地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美、中、日三国展开。而他后期的著作则迈入跨国史范畴，强调国际史和跨国史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入江先生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至全球，着力剖析国际组织、国际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1988年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致辞为契机，入江先生开始在各类学术场合以多种方式现身说法、身体力行，推动该领域的发展。1997年，入江教授在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一书中，着重研究文化国际主义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合作。通过分析学术交流、文化交流等，入江提出：追求长治久安的国际和平和秩序应该强调文化的作用和文明的交融。2002年，入江师出版《全球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该书别出心裁地从全球共同体的概念及现实出发，解读国际组织（包括民间组织）和机构对近现代国际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入江师认为，正是因为国际共同体的存在，人类社会不仅可以相互依存，而且有可能和平共处。这些著作的相继问世，奠定了他国际史与跨国史大师的地位，也让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跃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与精神旗手。2013年，他出版了《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以史学大师的视野结合自身学术历程，梳理了国际史与跨国史的发展脉络和路径。该书堪称该领域的指引之作。2022年春，入江在88岁高龄出版了《文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史》（International History: a Cultural Approach，与Petra Goedde合作撰写）。这是一部从文化和国际史双重视角撰写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突破传统外交史以国家博弈、外交交锋和利益冲突为核心的研究范式，转而以各国人民及其文化为主线，集中探讨跨文化交流、人口迁徙与移民、国际消费文化及青年文化、环境问题、经贸和技术全球化、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核心议题。
除躬身著书、授人以渔外，入江师还依托三大重要学术平台，推动国际史与跨国史研究的发展。其一是受邀为著名丛书撰稿。孔华润（Warren Cohen）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主编四卷本美国外交史丛书，入江师受邀撰写其中一卷，其《新剑桥美国外交政策史》（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 1913-1945）遂于1993年问世。这部著作虽归属于美国外交史，入江教授却在书中鲜明地树起国际史研究的旗帜，勾勒出1913至1945年间美国外交政策走向高度国际化的历史脉络。
其二是在全球著名大学主讲冠名系列讲座，以此弘扬国际史和跨国史研究理念。随着入江师在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著名高校的冠名学术讲座纷纷邀其开讲，他的部分著作就是在系列演讲的基础上扩充完善而成的。例如199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背景下的中国与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一书，便是以1989年度在哈佛大学“赖肖尔讲座”（Edwin O. Reishauer Lectures）的系列演讲为基础扩写而成。该书开宗明义扛起国际史研究大旗，明确以全球史视角解读中日两国复杂多变的关系。入江先生认为，19世纪80年代至一战期间，中日关系的主线是权力斗争；从一战后到二战爆发前，文化因素和国际主义对两国关系影响深远；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贸易与投资成为中日关系的核心纽带。他还指出，未来中日关系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取决于两国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共性。前文提到的《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一书，其创作基础就是入江教授几年前在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阿尔伯特·肖纪念讲座”系列演讲（Albert Shaw Memorial Lectures）；《全球共同体》则源于2000年他受邀主讲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托马斯·杰斐逊纪念讲座”（The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Lecture）。这些冠名讲座的一个独特优势，便是其演讲内容成书后，多由举办高校的出版社正式出版。
其三则是亲自主编国际史和跨国史领域的著作。入江教授甘为学术铺路搭桥，凭借自己巨大的学术影响力，汇聚海内外知名学者为国际史摇旗呐喊，从多元视角阐述全球史的内涵与价值。21世纪之交，他与布鲁斯·马兹利希（Bruce Mazlish）合作主编并出版《全球史读本》（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2012年，又与其他学者联袂主编出版 《人权革命的国际史》（The Human Rights Revolution: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入江教授还与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合作，为哈佛大学出版社编撰六卷本世界史，从国际史和跨国史角度剖析诸多重要议题。此外，他与彼时任教于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 Mitter）教授联合主编帕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The Palgrave Macmillan）的跨国史丛书。该丛书自2006年问世以来，推出了多部经典著作，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教授和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合著的《世界秩序中的不同愿景》（Competing Visions of World Order: Global Moments and Movements, 1880s-1930s）即是其中一部。入江师还与皮埃尔-易韦斯·尚尼尔（Pierre-Yves Saunier）联合主编《跨国史大全》（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该书篇幅逾1200页，汇集了来自25个国家的350多位学者撰写的400多个议题。我亦有幸为其中“体育”专题撰写一文。入江师主编的这些大型跨国史、国际史丛书，不仅为该领域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更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此外，入江先生还撰写了大量书评及文章，为国际史、跨国史学科问诊把脉、建言献策。数年前，本人拙作《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即将付梓之时，入江先生欣然作序推荐。这也是他扶持后学的生动一例。
入江先生的伟大，还在于他为学术诲人不倦，达到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境界。无论是对门下弟子还是同行与后学晚辈，他都有教无类、有求必应，深受众人的尊重和敬佩。弟子们曾为入江教授70和80大寿分别举办学术会议，并出版英文纪念文集。2013年，入江师荣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大奖，他提前嘱托我到东京出席典礼。想到入江教授79岁生日将至，中国人有大寿提前庆祝的传统，我灵机一动，半开玩笑地与老师约定，若我前往参会，希望他能在10月20日在东京同我共进午餐。可能一时未意识到当天是自己生日，亦未想到是否还有别的应酬，他立即回信接受我的建议。我随即联系入江教授在日本乃至亚洲的弟子与友人，决定届时在东京一家豪华法式餐厅为他祝寿。那天东京大雨倾盆，但入江夫妇如约而至，本以为只是与我小聚，未曾想十几位朋友及弟子起立恭候，齐唱生日歌。事后入江夫人告诉我，先生当天本应到日本皇宫与皇后一同庆生——2005年入江师获颁天皇瑞宝重光勋章时发现，他与皇后同年同日出生，从此约定以后生日时到皇宫与皇后共庆，而他竟为与弟子相聚而推却了皇宫的庆典。入江师对弟子的厚爱与惦念，由此可见一斑。2014年是入江昭教授八十华诞，在其弟子和友人的筹备下，由李廷江教授牵头，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于当年10月召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亚太国际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借此为先生贺寿。我们为寿宴安排了宾客签名的寿联，联曰：“南山有约寿百岁，小草无语报春晖。”这份心意深得入江夫妇喜爱，这副寿联后来一直挂在其费城附近的养老院客厅中。
入江先生已驾鹤西去，但他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永远伴随着我们。对我辈后学而言，他是伟大的榜样，更是催人奋进的力量。入江师开启的国际史与跨国史的研究事业，亟待后来者循着大师的足迹接续探索、发扬光大。他生长于二战烽火，学术的起步和成功扎根于冷战和后冷战的时代背景，却终其一生追求人类和平，致力于国际文化交融与和解之道。他的跨国史研究，始终聚焦人类互相依存、休戚与共的发展历程，也为后学立下治学标杆：一名优秀的国际史和跨国史学者，不仅要兼通多国语言、广征域外史料，更需具备全球视野与多元文化视野，尤其要超越民族与国家的单一历史观，还要关切环境、人权、移民、公共卫生等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入江教授正是兼具这些特质的学界典范，更怀有学术领袖的担当和情怀，以及无私奉献和兼容并包的胸襟。在他看来，全球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实现了历史研究方法的突破，更在于它是帮助世人理解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桥梁，更是助力人类构建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和平的知识平台。
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世界局势变幻莫测的今天，入江师的道德风骨、学术文章和对世界和平的赤诚关怀，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感谢吴子桐先生邀请我撰写此文。李廷江和赵梅为本文提供资料或修改意见，谨此致谢。本文部分内容取材于我为庆祝入江教授88岁生日所写的文章《入江昭先生与两个学术巨大转向》[《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冬季号]，特此说明。）
（作者为香港大学张学义历史讲座教授和跨国史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