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周金文中既有“殷八师”，也有“成周八师”，当下流行的观点是“殷八师”由殷遗民组成，驻扎在成周，故又称“成周八师”。但是从周初大政方针及金文资料看，殷遗民未曾充当“八师”主力，“殷八师”之“殷”不应专指“殷人”，还是理解为地理范畴“殷地”更合适。涉及“殷八师”的铜器铭文始见于康昭之际，至少延续到厉王世；“成周八师”则集中出现在厉王末年至宣王时代，时间刚好接续，似可推测“八师”乃从豫北殷地移驻于成周。结合地缘政治的变化形势观察，自西周中期开始，“八师”面向东土的战略任务减轻，故而在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移驻成周，转向南土开拓，惟“殷八师”的名称由于某种惯性一直沿用，到厉宣之际才正式改称“成周八师”。“八师”从殷地移驻成周的过程，对于认识西周地缘政治格局、军队建置体制都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金文 殷八师 成周八师 地缘政治

一般认为西周王朝的军队由四部分组成：王室禁卫部队、王朝常备军、诸侯国军队与强宗雄族之私属武装。王朝常备军又包括“六师”与“八师”两套系统，“六师”或称“西六师”，日常驻扎在西土，此素无争议；“八师”的情形比较复杂，在金文中有“殷八师”与“成周八师”两种称谓，二者所指是否相同，相同的话为何称名有异、不同的话又有何关联，解释起来尚存分歧。有相当多学者默认“殷八师”就是“成周八师”，但对于称名方面的争议，却未给出清晰的回答或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近日在山西北白鹅墓地出土的夺簋铭文同时出现“殷八师”与“成周”，不仅提供了新的金文资料，也启发我们从不同角度思考“殷八师”迁移的可能性。窃以为欲厘清“八师”之始末，不惟铜器断代、金文考释各方面需仔细斟酌，西周王朝地缘政治等大的历史背景也要予以充分考虑。兹不揣梼昧，略述鄙见，以期辨明“殷八师”与“成周八师”的关系，对西周军队建置及管理体制，形成更深入的认知。

一、相关研究回顾

西周金文中既有“殷八师”，也出现过“成周八师”。[1]殷八师与成周八师之间的关系，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徐中舒、杨宽、刘雨等研究者认为，殷八师与成周八师是两支军队，分别驻扎在殷地与成周，[2]此说严格遵循史料原文，不掺杂任何阐发，却有违于周代东西二元并立的政治格局：[3]西土有“六师”，东方有“八师”，恰可构成一组军事力量上的平衡；如果东方有“殷”与“成周”两支“八师”——姑且不讨论兵员来源、物资供给等潜在困难——数量的对比本身就打破了预想中的“平衡”。而且禹鼎及新出夺簋铭文证明，“殷八师”在西周晚期确驻扎于成周（详后文），成周没有理由再容纳另一支“八师”。目前更多学者相信，金文中的“殷八师”与“成周八师”是同一支军队。

同一支“八师”为何拥有两个名称，前人的解释思路可归纳为两类倾向、四种看法：

第一类倾向认为“殷”表示人群范畴，代表观点即（1）于省吾主张“八师”由殷人的投降军队改编而成，故称“殷八师”；又经常驻扎在成周，所以称“成周八师”。[4]

第二类倾向认为“殷”表示地理范畴，具体又有（2）李学勤认为“八师”驻扎于成周，镇压殷人，而洛阳一带也属于“故殷之地”，因此又可称“殷八师”。[5]（3）王慎行提出“八师”经常换防，当屯驻于殷地时称为“殷八师”，屯驻于成周时便称“成周八师”。[6]（4）黄圣松主张“八师”原本常驻殷地，故称“殷八师”，后来移防至成周，才改称“成周八师”。[7]

第（1）说从者最众，但细究之下仍有值得继续推敲的地方。首先，就周初对殷遗民的政策看，周人任用殷遗民侧重于文化与技术，如祝卜、史官、工匠等，或分封给诸侯为“附庸”，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之类（《左传》定公四年），军事层面则以防范态度为主，若谓专门组建以殷人为主体的庞大“八师”并用于东征，显于施政方针不协。其次，据金文资料看，虽不能否认有东方土著进入军队担任“师”职，[8]但“师氏”“司马”职官系统中的大部分贵族未显露出使用日名、族徽等典型殷人特征，殷遗民虽不是被绝对排斥于军队之外，却也只有少数人能够担任戎职，谈不上是“八师”的主力。而且，小臣簋（《集成》4238、4239）铭文记载“殷八师”的两处驻地为“”与“牧”，分别位于古济水以西的豫鲁交界地带与古黄河南岸的淇县附近，[9]也证明“八师”最早确实屯宿于豫北殷商故地。故将“殷八师”之“殷”解释为空间范畴“殷地”，绝非向壁虚造，若理解为“殷人”反而缺乏必要的根据。

第（2）说将“成周”与“殷”解释为相同的地理概念，未免过于宽泛。殷晚期豫西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不甚清楚，洛阳地区是否为殷商王朝故地，尚无明证；单就周人观念而言，洛邑最初处在广义的“东国”（《尚书·康诰》），成周营建后变为“中域”（何尊，《集成》6014），又被称为“新邑”（臣卿鼎，《集成》2595等）、“新邑洛”（《尚书·召诰》），尽显新生政权之蓬勃朝气，断无道理又将洛邑视为“故殷之地”。

第（3）（4）说思路相同，皆谓“八师”随驻地的变化而改名，如承认“殷”与“成周”均是地名，唯此推演才能在逻辑上讲通。至于“八师”究竟是反复换防，还是从一地移驻到另一地，只要将涉及“殷八师”与“成周八师”的金文按年代排序，辨别先后，区分首尾，自然可以寻得线索：如果时代彼此杂糅，则符合第（3）说；如果一者在前，一者在后，则符合第（4）说。以下便从相关金文年代考辨开始谈起。

二、金文所见“殷八师”与“成周八师”年代考辨

“殷八师”在金文中比较确凿的记载有三处，一见于小臣 簋，其铭文云（释文用宽式，下皆同）：

㪥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唯十有一月，遣自（洛）师，述（遂）东，伐海眉（湄），厥复，归在牧师。伯懋父承王命，锡师䢦征自五贝。小臣 蔑历，眔锡贝，用作宝尊彝。（《集成》4238、4239）

记伯懋父率殷八师征伐东夷事。一见于禹鼎，节录相关内容如下：

禹曰：……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域，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域、东域，至于历、内。王廼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撲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匌匩，弗克伐鄂。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御二百、徒千，曰：“于（将）朕肃，[10]慕惠西六师、殷八师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集成》2833、2834）

大意是鄂侯驭方叛乱，西六师、殷八师受命平叛，但进攻不顺，武公又派遣禹率领族兵助战，方取得胜利。一见于垣曲北白鹅墓地M3新出夺簋，摘引铭文前半段：

唯正月初吉，王在成周。庚午，各于大室，井叔入右夺，即位，王呼内史微册命夺曰：“命汝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锡汝……”[11]

省略部分为赏赐的命服以及嘏辞。铭文言任命“夺”管理“殷八师事”，未提及作战。[12]

小臣簋造型独特，双附耳高出口沿，三柱足接在圈足下，器身素净，捉手与口沿下饰两周弦纹，其断代有“成王说”“康王说”“昭王说”等意见，[13]结合东征的背景与“伯懋父器组”其他铜器综合考量，[14]断在康昭之际更显妥帖。禹鼎立耳，浅垂腹，蹄足，属朱凤瀚划分的鼎Ae型Ⅲ式，[15]时代集中于西周晚期，根据铭文中出现的“武公”“鄂侯驭方”及淮夷叛乱的背景，基本可推定属厉王世。[16]夺簋共4件，形制相同，腹圆鼓微垂，半环形耳饰小珥，圈足下接三小足，器身饰弦纹，盖缘及口沿饰窃曲纹，属朱凤瀚划分簋Da型Ⅳ式，[17]发掘者根据同型器判断其年代属西周晚期早段，亦相当于厉王世。综言之，“殷八师”在金文中最早见于昭王，最晚及于厉王。

“成周八师”在金文中的明确记载有两处。一见于㫚壶盖：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各于成宫。井公内（入）右㫚，王呼尹氏册命㫚曰：“赓乃祖考，作冢司徒于成周八师，锡汝秬鬯一卣……”（《集成》9728）

言㫚继承祖考职事，担任成周八师之冢司徒。另一处见于小克鼎：

惟王廿有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克作朕皇祖僖季宝宗彝……（《集成》2796—2802）

其大事纪年言“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此“八师”为“成周八师”，当无疑问。

以上两篇铭文过去被定在西周中期，但目前更多证据显示它们应归在晚期。㫚壶全器不存，盖呈椭方体，有方形捉手并饰弦纹，盖侧壁饰凸目对称窃曲纹，郭沫若定在孝王世，[18]乃受㫚鼎之“㫚”影响，两人同名却未必是一人；彭裕商则根据其椭方体形制、“横G形”窃曲纹断为西周晚期器，[19]更可信。㫚壶盖与临潼零口村窖藏所出冟车父壶、晋侯墓地M64出土铜壶（M64:103）、M93出土叔家父壶（M93：30、31）盖部形制、装饰风格全同，按M64、M93在晋侯墓地中年代最晚，对应西周末年宣、幽之世，[20]不过㫚壶盖铭所记右者为“井公”，井氏卿族在西周中晚期煊赫一时，但至迟到宣王，井氏已遭逢变故而解体，[21]故㫚壶盖归于厉王晚段或较合适。小克鼎属于扶风任家村出土的“克”器组，这组铜器的断代旧存争议，但经过与晋侯墓地、眉县杨家村窖藏等新出资料的比对，可基本确认属西周晚期晚段，小克鼎之“廿有三年”，可排定为周宣王二十三年。[22]换言之，“成周八师”集中见于西周晚期厉宣之世。

综上，“殷八师”始见于康昭之际，其名称至少延续到厉王世；“成周八师”则集中出现在厉王末年至宣王时代，时间刚好接续，故“移驻”的假说是可以成立的。

三、金文“成师”与“成周师氏”解析

资料的年代排序本来简单清晰，然而“移驻”之说一直未获广泛支持，殆由于金文“成师”“成周师氏”等记载的干扰，使人误以为西周早中期便设有“成周八师”。按“成师”与“成周八师”名相似而实不同；“成周师氏”与“成周八师”亦不可直接划等号，为破除疑碍，需对几条材料稍作辨析。

“成师”最早见于周初小臣单觯铭文：

王后反克商，在成师。周公锡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集成》6512）

“反克”同义复合，训为颠覆，[23]“后”揭示铭文所述乃成王周公二次克殷及东征事，“在成师”可理解为驻扎在“成师”，也可径读作“在成次”，要之核心地名为“成”。当是时，成周尚未营建，洛邑无“成周”之名，附近也无名“成”之地；从克商及东征地理看，成王、周公也没必要往成周驻军。此“成”地郭沫若谓为成皋，陈梦家、唐兰认为是成叔武所封之“成（郕）”，新近陈絜结合卜辞资料提出应为鲁孟孙氏之“成”邑，[24]无论如何“成”与成周无关，“成师”自然牵扯不到“成周八师”。

相较而言，竞卣铭文的“成师”更富争议：

唯伯屖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伯屖父皇竞，各于官（馆），竞蔑历，赏竞璋。对扬伯休，用作父乙宝尊彝，子孙永宝。（《集成》5425）

竞卣属于扁罐形卣中最晚的一种形制，陈梦家将该器归入“师雍父”器组中，[25]学者皆从之，目前主流意见认为“师雍父”与“伯屖父”活跃于穆王时代，铭文中提到的“戍南夷”，即穆王征淮夷事。[26]所谓伯屖父“以成师即东”，意为率领“成师”东进，“成师”显然指代军队。于省吾提出“成师”是“成周八师”的省称，[27]得到部分学者支持。但遍查金文资料，并无其他“成周”省称为“成”的记载；从地名构成的角度分析，“成周”之“成”为修饰语而非核心要素，[28]“成周”也不应该省称为“成”，按诸“齐师”（《集成》4313等）“豳师”（《集成》4266等）等例证，“成师”解释为“成地或成国的军队”简洁明了，不宜贸然与“成周”牵连。

除“成师”外，与竞卣同组的录卣铭文中还提到“成周师氏”：

王命曰：“㪥淮夷敢伐内域，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由师。”伯雍父蔑录历，锡贝十朋。录拜稽首，对扬伯休，用作文考乙公宝尊彝。（《集成》5419、5420）

簋铭又言 率“有司、师氏”追击敌军（《集成》4322），“师氏”殆即此“成周师氏”。杨宽曾主张“成周师氏”是“成周八师”的高级军官，[29]暗示西周中期成周已有“八师”之设。“师氏”一名金文习见，常与“有司”“邑人”并列，含义丰富，除武职外，还可指代农人首领，总之是“某种等级较低而人数又比较多”的基层管理人员，[30]“高级军官”之说恐不可信。然则低等级的“师氏”之存在，不足以说明成周驻扎有建制完整的“八师”。黄圣松检出 方鼎铭“王用肇使乃子 率虎臣御淮戎”（《集成》2824）的记载，两相对照，主张前揭“师氏”实际是王室禁卫军“虎臣”。[31]今按黄说过于绝对，“师氏”“虎臣”应有区别，殆作铭时随文取用而已，但根据黄说的提示，至少可确认： 从成周带走的部队，包括“有司”“师氏”“虎臣”等多种类别，构成十分复杂，这恰恰侧面佐证当时成周不设“八师”，否则直接遣“八师”出征即可。

四、“殷八师”移驻成周过程蠡测——基于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

根据“殷八师”“成周八师”金文资料的排序，以及对“成师”“成周师氏”含义的辨析，笔者基本赞同前揭第四种观点即黄圣松的“移驻说”。但黄说犹有继续斟酌的余地——他判断“殷八师”移驻成周的时间点在厉王之后宣王世，这只是来自铜器断代的直观印象，若深入考虑铭文内容，不难发现“殷八师”移驻成周至迟不晚于厉王初年，最早在厉王前的孝、夷时代，只是到厉王末期才正式更名为“成周八师”，中间存在着一个名实转化的过程。兹举三事以证明。

（一）西周晚期早段的夺簋铭文记载，夺的职事为“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殷八师事”当如韩巍说乃省一“讼”字，[32]所谓“司讼事”大概与金文“讯讼”“讯讼罚”相近，即命“夺”管理成周狱讼事务，兼管“殷八师”之诉讼。类似例证可举西周晚期簋铭文：“命汝司成周里人眔诸侯大亚，讯讼罚，取五锊。”（《集成》4215）“ ”被委任管理的“里人眔诸侯大亚”，均为成周城内居民，[33]同理“夺”既主管成周之狱讼，兼管的“殷八师”也当驻扎在成周附近，否则不便于“夺”履职。

（二）禹鼎铭文记载鄂侯驭方叛乱，周厉王调动“西六师、殷八师”征讨，按鄂在今湖北随州，[34]周人经略江汉，大多集结军队于成周，再穿过南阳盆地与随枣走廊南下。“殷八师”原驻扎在小东地区，用兵方向首要面向东土，此前未曾调动南征；当时如驻扎在成周，与“西六师”会合、南下伐鄂更加顺理成章。

（三）曶壶盖的时代虽晚至厉王晚期，但铭文言“㫚”任成周八师冢司徒，系“赓乃祖考”之职务，换言之，“㫚”的祖辈父辈已担任过类似的官职。“㫚”既活跃于厉宣时代，其祖父的供职至迟不晚于夷、厉之交。

综上，“殷八师”移驻成周的时间，早可至孝、夷之世，最迟不晚于厉王初年，故而当厉王世，“夺”主管成周狱讼要兼管“殷八师”讼事，征伐鄂侯也可直接调动“殷八师”从成周南下，惟“殷”之旧名延用未变。上古时代族名、地名等专名的使用具有很强惯性，迁入新地而不改旧名的例子屡见不鲜，军队的专名未必不能延续，简举二例：子犯编钟言“子犯及晋公䢦西之六师，搏伐楚荆”（《铭图》15201），则周室东迁之后，晋人作铭仍袭用“西六师”旧名称呼王师；[35]西汉初年设南、北军屯宿京师，北军因驻扎在长安城北而得名，后南军废置，武帝增设七校尉属北军，其中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都在长安城外，不限于长安之北，但“北军”称号未改，[36]东汉徙都洛阳仍袭用之。[37]相较而言，“殷八师”名称在移驻后延续十数年，实非异事。到厉王末年，“㫚”继承司徒职官时，“殷八师”才正式改称为“成周八师”。

周王朝为什么要将“八师”从殷地调到成周？黄圣松认为，西周晚期，南方战事频繁，淮夷一度侵扰至伊洛腹地，迫于淮夷内侵的压力，为了提升作战的机动效率，厉王才将“八师”移至成周。[38]如果“八师”移驻的时间提前，淮夷尚未大规模内侵，黄说的因果关系便无法成立，但他提供的地缘政治视角仍具有较高价值，“八师”作为王朝在东方最重要的直辖军事力量，其空间分布一定与周人的经营策略直接关联。

回顾“殷八师”设立的初衷，离不开周人对东方的征服。“殷八师”的雏形或可追溯到克殷后“建管叔于东，建霍叔于殷”的布置，武庚叛乱后又以中旄父与康叔替代（《逸周书·作雒》），不单单要压制安阳周边殷遗民，还要监视殷遗与东夷族群的往来，必要时切断豫北与东土的联络；[39]及至东征胜利、康叔封卫，安阳的不安分因素已肃清，周人矛头完全转向东方，“殷八师”最重要的战略任务，转变为支援东土经略、平定东夷叛乱。豫北殷地扼守河、济之间“小东”，“八师”驻扎在此，便于控制关键交通节点，堵住东夷内侵的路线，并可迅速进入东土平叛。

自西周中期起，淮夷渐兴，从“师雍父”器组内容看，穆王阻击淮夷的防线稳定在淮河支流汝、颍流域，动用的军事力量有“师氏”“有司”“虎臣”等，未见“八师”参与东南作战的记载。不过穆王以后的东土局势发生明显变化：第一，东夷集团威胁减弱。尽管山东境内仍爆发零星战事，如懿、孝时期的史密簋（《铭图》5327）记载“杞夷、舟夷”作乱，但“东夷大反”之类记载未再出现，在考古学上表现为面貌一致的周文化在东土的广泛覆盖，[40]因此“殷八师”对东夷的作战任务大幅度减轻了。第二，王朝掌握“齐师”。西周中期晚段，周王室与齐国的关系一度紧张，发生“周烹哀公”之事，夷王立胡公后，王朝借机加紧对齐国的控制，一个凸出现象即强化掌控“齐师”，如懿、孝王世的史密簋铭云“师俗率齐师、遂人左周伐长必”（《铭图》5327）、孝王或夷王世的引簋铭云“引，余既命汝赓乃祖，总司齐师”（《铭图》5299、5300）、厉王世的师寰簋铭云“今余肇命汝率齐师、㠱、莱、僰、殿、左右虎臣征淮夷”（《集成》4313、4314）等，通过直接统率、册封“命卿”等方式，周王室将“齐师”掌握在手中，[41]用作维持东土稳定的军事力量，换个角度看，也就不再需要“殷八师”深入山东境内。第三，卫国建为“侯”。依《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载，卫自康叔以下六世皆称“伯”，至西周中期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卫君才转变为“侯”。近年来陆续有学者指出，西周时代的“侯”往往拥有较强武力、承担重要军事职责，[42]早期卫君不任“侯”职，与封君无异，“殷八师”驻防豫北，某种意义上也是守卫“王畿”边缘；自顷侯后，卫重新被命为“侯”，“小东”的防务遂转移到卫侯手中。考虑以上西周中期“小东”“大东”的诸多变化，“殷八师”向东经略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既无必要也不便于继续屯宿于豫北殷地（实际已是卫侯防区），故移驻成周，转向南方开拓，亦可谓顺理成章，至于移驻的具体时机，还需发掘更多史料，结合西周中期政局以继续考察。

“殷八师”既在成周落脚，厉王遂开始发动对淮夷的大规模进攻，新出况盆铭文记厉王“二祀”应伯征伐“淮南夷”取得胜利，其中作战地点“为山”，赵庆淼、周颖昳考订为春秋楚国北边的“蒍”地，周人此役已深入桐柏山以北的淮水干流。[43]此中虽未见“八师”的身影，但周人军事攻势的加强十分明显，移驻成周的“殷八师”所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不过再参考禹鼎铭文，鄂侯驭方叛乱后，被寄予厚望的“西六师”“殷八师”并未取得理想战果，周人与淮夷的征战陷入长久的拉锯之中，在此过程中“殷八师”正式固定为“成周八师”，担负起巩卫东都、营建南征基地等战略任务。

最后简要总结全文观点，以清眉目：“殷八师”与“成周八师”不是两支军队，也不是一支军队同时段的两个称谓，而是“八师”因移驻而形成的前后两个阶段的名称。成康之世，周王朝延续“扼守小东以监视大东”的战略布局，设置“殷八师”屯驻于豫北殷商故地，配合东土经营；西周中期，王朝拓殖重心转向南土，东土局势渐趋稳定，又有齐师、卫侯等承担军事任务，至迟到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八师”遂由殷地移驻成周，唯“殷八师”之名在金文资料中未立刻更改，直到厉王晚期才改称为“成周八师”。由“八师”迁移假说出发，考察“六师”“八师”建置的演变，也可深化我们对早期国家“军事组织民政化”典型范式的理解。

引书简称对照表

《集成》  《殷周金文集成》

《铭图》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续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

《三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

附记：承蒙外审专家赐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注 释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第75批面上资助（2024M751510）、2024年度“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40762）、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卜辞地理研究与商史重建”（23VJXT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1] 近年新见的《续编》228贤鼎铭文云“惟十有二月，辰在甲申，王大射在鲁。王眔右即西六师，左即东八师。王克西师，左克东师，贤克厥敌。王休锡贤贝百朋，用作宝尊鼎。”首次出现“东八师”一词并省称为“东师”。然而这篇铭文与义盉盖铭（《集成》9453）的时间、地点、事项一模一样，但“大射”程序又不相同，难免有照抄之嫌；且公布的照片不清，字体细部特征不能完全辨认，故其可靠性一直存在争议，姑附识于此，以俟后考。

[2]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0页；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军事》，《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3] 此种认知最早可追溯至《公羊传》隐公五年所谓“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也可参看李峰著，吴敏娜、胡晓军、许景昭、侯昱文译：《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47—54页。

[4] 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 ”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

[5] 李学勤：《郿县李家村铜器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李学勤：《论西周金文的六师、八师》，《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6] 王慎行：《吕服余盘铭考释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与殷周文明》，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37页。

[7] 黄圣松：《六 与八 的若干问题》，《文与哲》（台湾）第3期，2003年12月。

[8] 一组典型而富有争议的例子即西周中期穆王世“录”组器之“录”与“ ”组器之“ ”，他们无疑是军队高级将领，但族属究竟是殷人还是周人，学者持不同意见，参看刘源：《读金短札：伯雍父是殷人还是周人》，《出土文献》第4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130—135页。

[9] 关于“ （洛）师”地望考察，别详王旭东《小臣 簋释地与伯懋父东征》（待刊）一文。

[10] 此处断读与前人略不同，“于”训为“往”，“”读为“将”训为“行”，“肃”训敏捷之义（参看[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00年，第428页），句谓往行朕之敏捷，可类比《左传》成公二年“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下句“慕”训为“勉”，谓勉力襄助西六师、殷八师。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垣曲北白鹅墓地M3出土的两件有铭铜器》，《文物世界》2021年第1期。

[12] 另有近年新见的嗌甗（《三编》366）铭文云：“嗣乃先祖考，司南事卜事工卜、殷八师南事卜事，锡汝赤巿……”然这件资料不无可疑之处：出土地未知，流传情形不明；器型为西周晚期的联体方甗，与庄白二号窖藏所出父甗相似，但口沿下装饰的“S”形顾龙纹盛行于西周中期；铭文记载右者为武公，是西周晚期厉王世人物，但铭文书体呈现中期特征；铭文记“王各于文大室”，然金文中“某大室”为康宫等大型宗庙中某位先王的专门祭祀场所，而文王为周人建国始祖，祖庙应立于“宗宫”（金文称“京宫”），“文大室”之称似与礼制不符；册命给嗌的职事“南事卜事工卜”，不易断读，可比照者，惟新追缴所得免簋（《三编》516），其铭文云“官司六师卜□工卜”，第一个“卜”下一字不清，释文写作“事”并属上读，恐不确，盖“六师卜”“□工卜”是并列的两项职事，准此再考虑嗌甗铭文“卜事工卜”之辞，难免邯郸学步之嫌。考虑以上疑点，正文中暂不列入该器，附记于此以备考。需要申明的是，即便将来有证据能证明嗌甗不伪，它的时代亦不违背本小节“移驻”的推论。

[13] “成王说”以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为代表，“康王说”以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为代表，“昭王说”以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为代表。

[14] 参看刘晓霞：《小臣簋新论》，《考古》2016年第4期。

[15]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16] 李学勤：《禹鼎与张家坡井叔墓地》，《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9—202页。

[17]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29页。

[18]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上海书店，1999年，第100页。

[19]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486—487页。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21] 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7年，第146—147页。

[22] 参看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2003年第6期；韩巍：《册命铭文的变化与西周厉、宣铜器分界》，《文物》2009年第1期。

[23] 李守奎：《据清华简〈系年〉“克反商邑”释读小臣单觯中的“反”与包山简中的“钣”》，《简帛》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9—136页。

[24]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2页；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页；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页；陈絜：《〈方鼎〉铭与周公东征路线初探》，《古文字与古代史》第4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第281—286页。

[25]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16—120页。

[26] 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224页。

[27] 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

[28] 依《公羊传》等典籍记载，成周之得名取意于“周道始成”，也有学者主张成周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成王亲政，参看李民：《说洛邑、成周与王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29] 杨宽：《论西周金文中“六”“八”和乡遂制度的关系》，《考古》1964年第8期。但在《西周史》书稿中，杨宽只强调“成周师氏”是高级军官，似乎放弃了与“成周八师”的直接联系。

[30] 陈絜：《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

[31] 黄圣松：《六与八的若干问题》，《文与哲》第3期，2003年。

[32] 韩巍：《垣曲北白鹅墓地族姓解谜——兼论春秋初年关中世族的东迁》，《出土文献研究》第20辑，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第39页。

[33] 参陈絜、田秋棉：《商周宗亲组织的结构与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34] 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

[35] 黄锡全：《新出晋“搏伐楚荆”编钟铭文述考》，《古文字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第136页。晋在城濮战前只有三师，故将“西之六师”实指为晋国军队或晋文公组织的诸侯联军，均不妥帖，结合铭文明显的“尊王”倾向看，似宜理解为托名于周王、虚指“王师”而言之。

[36] 史书又称“北军五校士”，或谓长安城外步兵、长水诸校尉不在北军之属，有学者指出这可能是根据实际指挥系统而形成的狭义的区别，参看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88页。

[37] 东汉置北军五校尉，守卫宫城之外，然史无明文记载北军五营的驻地是否皆在城北，大多认为是西汉“北军”之名的延续。

[38] 黄圣松：《六与八的若干问题》，《文与哲》第3期，2003年。

[39] 王旭东：《〈世俘〉、墙盘与牧野战后的武王东征》，《汉学研究》（台北）第40卷第4期，2022年。

[40] 曹斌：《周文化统治的历史格局在“东土”的形成》，《考古》2017年第6期。

[41] 李学勤：《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文史哲》2011年第3期；赵庆淼：《高青陈庄引簋铭文与周代命卿制度》，《管子学刊》2015年第3期。

[42] 魏芃：《西周春秋时期“五等爵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2年，第114—120页；朱凤瀚：《关于西周封国君主称谓的几点认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编：《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3—275页。

[43] 赵庆淼、周颖昳：《况盆铭文与周伐淮夷的史地背景》，《考古》2022年第5期。

原载《出土文献》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