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指中华民族成员通过对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文化观念、思维模式以及行为规范等共有文化进行深刻感知与普遍确认的过程。文化记忆作为在特定政治或政策框架内由集体成员持续传承与动态重构的共同记忆体系,主要有经典文本、仪式庆典、媒体影像以及纪念空间等表现形式。它们能够承载中华文化符号、锚定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增强民族成员历史认知、强化民族成员身份归属和凝聚中华民族价值共识等重要功能。在培育与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的实践中,应注重发挥文化记忆载体的作用,汇聚学校、家庭、社会多方育人合力,坚定中华民族叙事立场、夯实中华民族文化根基、提升中华文化符号传播效能,以达到全方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
关键词:文化记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载体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政治上的概念,更是一个凝聚着悠久而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认同的共同体。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指中华民族成员通过对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文化观念、思维模式以及行为规范等共有文化进行深刻感知与普遍确认的过程。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旨在明确共同体成员的个体文化身份归属与文化主体意识,增进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促进其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文化记忆作为在特定政治或政策框架内由集体成员持续传承与动态重构的共同记忆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身份建构性和历史传承性,有助于集体成员形成统一性、整体性和连贯性的认知,对民族、国家的延续起到界定、塑造、稳定和规范作用。文化记忆理论是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提出并发展的理论框架,是对西方记忆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存续于一定社会环境中、建立在集体知识基础上的能够稳定和传达社会形象、凝聚整体性意识的记忆,包含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本文试图运用文化记忆理论分析文化记忆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的载体形式及其功能,并探讨如何在实践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培育的有效性。
一、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载体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概念,文本、仪式、地点、建筑等都是文化记忆的表现形式。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国家公祭仪式等来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意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培育需要借助经典文本、仪式庆典、媒体影像以及纪念空间等能够承载和传承中华儿女文化记忆的载体形式。
(一)经典文本:书写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文本既是记忆的内容,也是记忆的工具。经典文本是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文本,它为人们所尊重和推崇,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经典文本“包含了一个群体所尊重的规范性和形成性价值”,人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理解、遵照并践行。中华民族经典文本为民族成员提供了理论文本和行动蓝本,指导着人们的生产实践以及道德践履,有助于民族成员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谁”和“应该做什么”。它包括典籍、档案、理论著作等文本形式,内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内涵。
首先,经典文本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不仅确凿地见证了中华文明过往的辉煌成就与发展历程,还构成了当代社会构建文化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体系,承载着教化后世与文脉传承的双重功能。经典文本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使后人得以汲取先贤的深邃智慧,直观感受民族文化演进的历史脉络,从而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激发其在认同民族文化的同时投身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实践行动。
其次,经典文本深刻铭记并传承着中国革命文化,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团结革命求解放的奋斗历程。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记忆载体,经典文本在传播中国革命文化、宣传革命英雄事迹、弘扬革命精神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类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文本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映革命斗争历程、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符合政治主体利益及其意识形态标准的文艺作品”,全面展现了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的深入开展,对革命文化的学习与传承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铭记中国革命文化的经典文本,不仅是对党的革命历程的忠实记录,更是对革命先烈崇高精神的颂扬与传承。
再次,经典文本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对思想领域的引领与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功能。所谓“经典”,并非仅仅基于民众一时的偏好或选择,而是需要经受时间的严格考验与历史的深度沉淀,方能获得广泛认可与持久影响。在评估某一文本是否具备经典意义时,我们需要全面考量其共时性影响与历时性意义,要深入分析该文本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展现的独特价值,并评估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为例,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它们不仅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更为后续的思想发展与社会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文本不仅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跨越时空界限,持续指引着后世的思想探索与社会变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同样涌现出一批具有经典地位的文本。这些文本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例如,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代表。此外,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系列重要讲话、报告等,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的经典文本,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文本,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与实践要求,为续写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经典文本的序列亦随之不断拓展与丰富。这一过程不仅是对既有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是对新时代文化的创新拓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经典文本是在不断续写中得以丰富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促进文化繁荣兴盛的思想宝库。
(二)仪式庆典: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身份
仪式庆典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依据特定意义在既定时间和场合内精心策划并执行的系列行为,其本质在于通过符号化、程序化的操演,唤起集体记忆,激发情感共鸣。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其仪式庆典注重全体成员的广泛参与,通过仪式的展示与体验过程,促使个体在参与中不断强化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而促进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与深化。
一是彰显国家意志的政治仪式。政治仪式,作为形式化与意义化并重的行为程序,虽承袭了仪式的基本特性,却以其独特的政治色彩与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区别于一般仪式。此类仪式常择取非凡的时序节点与富含象征意义的空间场域举行。政治仪式具体可细分为政治纪念仪式与政治庆典仪式,前者聚焦于国家层面的重大纪念活动,如国家公祭仪式;后者则侧重于庆祝国家层面的重大事件,如国庆阅兵式、建党纪念庆典等。在政治仪式的展演过程中,各类政治符号的集中展示唤醒了特定的民族记忆,而象征系统与仪式体验的交织互动则为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提供坚实的记忆基础。
二是追寻民族身份之根的文化仪式。鉴于“文化”概念的广泛包容性,文化仪式在广义上可涵盖所有仪式形态;狭义上,则特指与政治仪式相区别的、聚焦于文化层面的仪式活动,包括重大节日庆典、优秀民俗活动、纪念仪式等。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文化仪式是增进民族成员观念认同、凝聚民族信仰、规范民族成员行为实践的重要媒介。当民族成员广泛参与文化仪式时,其群体身份归属感得以显著增强。追寻民族身份之根,实则是对民族成员身份认同的根源性探索。随着个体身份意识的觉醒与强化,文化归属与身份角色认同日益受到重视。中华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其成员的身份认同首先基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身份,进而延伸至其所属的特定族群身份。文化仪式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仅有助于重拾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而且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培育,确保民族身份在历史长河中的连续性、统一性与一致性。
除上述两种仪式之外,还有一些人们在非正式场合举行的生活仪式、教育仪式、经济仪式、宗教仪式等形式,它们也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诸如,通过婚礼、葬礼、满月酒、成人礼等生活仪式标记个人生命,强化家族认同,传承文化习俗;通过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荣誉表彰大会等教育仪式塑造集体记忆,唤起社会关怀,担当文化使命;通过开业剪彩仪式、工程竣工庆典、鸣钟上市仪式等经济仪式肯定企业发展成果,增强社会经济发展信心,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感。这些仪式也为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构建和巩固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媒体影像:建构中华民族形象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媒体影像艺术的迅猛发展,媒体影像的效能愈发凸显,它们以更为广泛与深入的方式触达公众,不仅承担着构建与巩固文化记忆的重任,还显著地激发社会集体的记忆共鸣,对于维护文化连续性、强化民族认同感具有深远的意义。具体而言,媒体影像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影像书写、基于革命历史的影像纪实、关照社会现实的影像定格等维度上展现出非凡的影响力。
一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影像书写。近年来,一些电视台、网站等媒体机构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不断推陈出新,掀起了以中央电视台《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河南卫视《汉字英雄》等为代表的原创文化节目热潮。2013年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积极开办原创文化节目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通知》,指出要“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全民族文化修养和文明素质”。原创文化节目旨在结合现代社会背景和人们的认知需求,将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优秀传统文化“活下来”“走出去”,推动文化传承,实现创新发展。以原创文化节目为代表的影像书写,引起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讨论,人们在媒体传播互动中共同讨论和重塑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化形象,续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文化记忆。
二是基于革命历史的影像纪实。革命历史题材的影像纪实是以革命历史事件为基准,本着尊重史实、还原历史的初衷,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团结奋战抵御侵略、反抗压迫的历史通过照片、纪录片、电影等媒介进行记录和表达。影像将时间和空间、当下与过去粘合在一起,使人们形成对历史和现实的感知与联想,燃起人们对烽火硝烟的感慨之情、对革命英雄的敬仰之情、对当下幸福生活的感恩之情,激发人们投身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意识。优秀的影像纪实作品能够使人们体悟和认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伟大奋斗、伟大团结和伟大梦想精神,在影像的拼贴与复现中建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形象。
三是关照社会现实的影像定格。影像可以定格当下,其中丰富的符号信息可以作为记忆的媒介,成为当下、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的重要见证。自媒体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全民共同书写和传播的媒介现象,各种社会现实影像得以快速度、大范围、高精度制作和传播,展现了不同视角下、不同生活环境中人们的现实境遇。这些基于错综复杂而碎片化的现实定格的图像,集合成当下中华民族作为实践共同体发展进步的全息图景。影像定格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虽然源于现实生活,但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形成了个体与集体、宏观与细微、主观与客观、在场与回望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记忆集锦。
(四)纪念空间:承载中华民族共同记忆
文化记忆理论将空间与记忆联系起来,提出“地点的记忆”,并认为地点是记忆的载体,有着超出人类记忆的记忆。纪念空间具有隐喻性,通过有限的空间和限定的元素来塑造纪念场所。根据纪念目的不同,纪念空间可以分为革命纪念空间、灾难纪念空间与节庆纪念空间这三种主要类型。
一是革命纪念空间。革命纪念空间是为了储存革命记忆、纪念革命先烈而设置的场所。它往往建于革命战役发生地或一些重要革命会议的遗址,是革命的见证,承载着革命的记忆。革命纪念空间由于其不可复制性,具有其他载体难以代替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革命历史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二是灾难纪念空间。纪念灾难是人们唤醒灾难记忆、省思灾难教训、治愈灾难创伤的重要方式。灾难纪念空间是人类用于记录、缅怀、反思的文化空间。它依托灾难发生地打造纪念空间,将灾难现场进行不同程度的还原,使人有置身其中、复临其境的直观感受,有助于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共情和联结。灾难纪念空间将记忆与空间合二为一,使得灾难中的非生命体也具有了情感和意义,它们作为灾难历史的无声见证者,发挥着缅怀、教育、鼓舞等作用,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使人们体会到危急时刻救灾英雄们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之不易,加深对民族成员同呼吸、共患难、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认同。
三是节庆纪念空间。节庆纪念空间是指为庆祝重大节日、彰显纪念意义而创设的实体空间或虚拟空间,是重要时间节点与特定空间或场所的时空交集。其中重大节日、纪念意义、纪念场所是节庆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元素。根据纪念内容由来不同,节庆纪念空间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依托中国传统节日的纪念空间,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二是近现代发展历程中设立的重大节日的纪念空间,如国庆节、劳动节、妇女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家公祭日等。《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发挥传统和现代节日的涵育功能”“开展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节庆纪念空间的设置,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还为群体成员提供着一个共同体验和感受民族文化的平台。群体成员通过共同的庆祝行为、分享文化符号和传承历史记忆,加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强化对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文化记忆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培育中的功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强化离不开民族文化记忆的加持。文化记忆延续着共同的文化符号和历史认知,承载着人们深层的情感联结和身份归属,彰显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底色和价值共识,发挥着培育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会形成“凝聚性结构”。在这个“凝聚性结构”中,群体处在同一个文化氛围中,共享着某种共同的认知和体验。通过对“凝聚性结构”的感知,人们进而建构自我对群体的认同。
(一)弘扬中华文化符号,塑造民族成员历史认知
文化符号,作为民族或社会群体集体创造并广泛采纳的标识体系,展现出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特征。它们不仅是文化表达的媒介,也是社会成员共享的文化意义的载体。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民族历经世代创造与积淀的结晶,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认知、文化共识与身份认同。
首先,中华文化符号作为增强民族历史认知的重要媒介,具有表征存在和象征意义双重维度。中华文化符号的丰富性体现在其跨越传统与当代的范畴,涵盖物质文化符号与精神文化符号两大类别。具体而言,中华文化符号在增进民族历史认知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中华文化符号是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底色的重要窗口。每一个文化符号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集中反映,是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它们以直观而具体的形式,呈现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风貌与精神特质。其二,中华文化符号蕴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民族历史记录了前人的智慧与经验,是民族成员认识自我、了解过去的重要途径。而中华文化符号则通过隐性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认知与情感,以独特的魅力引导其深入探索民族的历史轨迹与文化脉络,为寻找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与依据。
其次,文化记忆在构筑并累积共同记忆的基础上,促进中华文化符号传播,实现记忆的传递与文化的传承。文化符号作为文化记忆的物化表现,其传播与接受均需依赖文化记忆的引导与诠释。换言之,文化符号的传播并非孤立的行为,而是与文化记忆的建构、传递与再生产紧密相连的动态过程。文化记忆之所以能有效助推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播,关键在于其内在的建构性与再生产能力。文化记忆并非静态的存在,而是能够根据时代变迁与社会需求进行再生产的过程。同样,文化符号也具备再创造的潜力,能够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与内涵,从而成为未来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化记忆能够依据时代的特定要求,重新塑造并传播文化符号,进而增进公众对文化符号及其所承载意义的理解与认知,激发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作为这一动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媒介,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承载着文化记忆的具体内容,还通过其独特的符号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记忆的广泛传播。中华文化符号本质上是符号形式与深层文化意义的有机结合体,其传播过程实质上也是文化记忆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在浩瀚的文化记忆中,只有那些具有普遍性、代表性或符合特定时代需求的文化符号,才更有可能被选择出来进行广泛传播。这种记忆选择机制不仅保证了文化符号传播的有效性,还促进了文化记忆的持续更新与深化。文化记忆作为推动力量,通过其建构性、再生产能力与记忆选择机制,不断促进文化符号的传播与接受;而文化符号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与表现形式,则通过其独特的符号形式与深层文化意义,加深了人们对文化记忆的理解与认同。
(二)锚定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强化民族成员身份归属
身份归属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社会、法律或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身份认定。文化记忆理论认为,不能把文化记忆简单理解为承载记忆的容器,文化记忆孕育着一个群体的整体性意识,能够为群体的文化认同提供系统的规范性参考。通过文化记忆赋能,群体成员在了解过去的同时,认知、定位其身份,增进群体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促进身份归属的达成。
首先,文化记忆汇聚民族历史,整合共同记忆体系。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是所属群体的共同记忆。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其记忆系统,用来传承其历史传统,以及为当下的共同体合法性提供参考依据。2019年9月,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文化认同生成的土壤。这种记忆既属于每一位中华儿女,又不等同于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记忆,因为文化记忆是对个体记忆的抽象与整合,是在一定意识形态引导下的记忆体系。同时,它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持续巩固和强化着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其次,文化记忆联结民族成员,加固中华民族的情感纽带。文化记忆虽涵盖许多知识,但是又不同于单纯的知识,只有那些能成为人们确立身份坐标的知识才能称为文化记忆。如同扬·阿斯曼所指出,文化记忆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是情感的归属地。文化记忆是以情感为纽带的记忆系统,仪式、文本等记忆系统联结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各民族多元一体融合而成的大家庭,每个民族在传承其自身民族亚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深深受到中华民族母文化的感召和滋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沉淀着民族成员之间深厚的情感基础。乡愁情结和故土记忆已经成为很多海外中华儿女的文化印记和情感纽带。因为文化记忆的存在,文化传统得以继承,人们之间的情感得以维系和共鸣,不断确证和加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身份认同。
最后,文化记忆唤醒集体记忆,提炼身份认同的文化元素。集体记忆是文化记忆的基础和来源之一,集体记忆需要被唤醒,并施以适当的调控和引导才能发挥其文化聚合作用。文化记忆通过整合和提炼集体记忆中的精华部分来形成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一方面,记忆是实现认同的重要参考。集体记忆证明了某段记忆存在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为认同的达成提供依据。另一方面,记忆具有情感唤起功能。相较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更易激起集体的情感共鸣,进而达成意义共振,实现群体认同。激活集体记忆,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群体身份和社会归属,通过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为共同体文化记忆的沉淀积蓄力量。
(三)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凝聚中华民族价值共识
作为民族精神的文化内核,价值不仅通过信仰体系指导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还通过教育、艺术、习俗等多种渠道深入人心,成为塑造民族性格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达成不能只依靠记忆的延续,其核心之处在于民族精神的传承。通过强化共同的行为规范与价值理念,文化记忆有效促进文化群体内部的核心价值共识。这一共识超越了时间限制,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体紧密相连,共同构筑起一个稳固的精神家园。
首先,文化记忆促进价值传递,深化观念认同。文化认同集中表现在对特定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肯定。观念认同,作为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个体对群体文化中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认同和接受。这种认同不仅包括对文化内容的认知和理解,还包括对文化价值的认同和内化。可以说,观念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基础表征。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本身并不能传递核心价值,而对文化记忆的恰当运用则可以促进某种价值理念的传播。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以文化为内核、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凝聚性结构是人们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记忆与认知,由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共同认可的价值以及共同拥有的回忆而支撑,它将人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行为空间,能够深化某种价值理念对人的影响。因此,文化记忆能够作为价值理念的载体,促进中华民族价值共识的传播,深化人们的观念认同,促进个体与群体的融合,凝聚民族精神。
其次,文化记忆延续民族传统,巩固集体记忆。扬·阿斯曼指出,“传统”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一代代的积淀,“传统”在固有基础上不断丰富。“传统”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它不仅是对过往的“存储”,还是通向未来的桥梁。因为文化记忆的存在,人们可以通过了解传统,确认身份归属,谋划未来发展。同时,每一代人也可以在一定历史基础上去充实“传统”。民族传统是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民族记忆的意义载体。
最后,文化记忆彰显民族意志,承继精神遗产。民族意志是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基于对社会历史的认知、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知识的萃取等方面形成的统一认知,它具有导向性,表现为民族成员在追求共同目标时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和行动力量。民族精神是民族意志的源泉和基础,民族意志是民族精神在特定情境或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民族意志的彰显基于文化记忆的多元传播,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文化记忆是联结民族成员的纽带,深植于民族生活的根脉。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是借助文化记忆镌刻的,它不仅通过历史成就的辉煌、危难时刻的团结等激发民族成员的爱国热情和奋斗信念;还通过强化民族成员对共同事件的回忆、共同榜样的爱戴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以文化记忆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实践理路
以文化记忆来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旨在借“无形”之文化达到“无形而遍及周身”的目的,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鉴于文化记忆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精神财富,以文化记忆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也应采取“全息”视野,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汇聚学校、家庭、社会的育人合力,注重发挥文化记忆载体的作用,实现全方位全息育人。
(一)家庭涵育:坚持中华民族叙事立场,传递民族身份认同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民族文化熏陶与教育启蒙的初始场域,具有潜移默化且影响深远的教育效力。家庭教育深刻塑造个体思想,对于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句中国民间格言深刻揭示了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征程中,每个家庭都应当树立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不移地坚守中华民族叙事立场,在讲好中华大家庭叙事的基础上讲好家庭小故事。这一立场不仅是维系民族团结与文化连续性的基石,更是指引家庭涵育正向发展、稳固家庭成员民族认同与归属感的灯塔。坚守这一立场,才能确保家庭成为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实阵地。
1.坚持“大家庭”叙事,延续“共同体”话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个“大家庭”,每个民族都是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都有属于其族群的文化记忆。家庭成员在传承家族记忆、民族记忆的同时,要始终坚持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叙事立场。在家庭教育中,积极倡导并实践“共同体”话语,通过讲述家族历史、共享祖先故事等方式,让成员理解到个人与家庭、家族乃至整个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叙事方式有助于培养家庭成员的集体意识与归属感,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2.讲述中华故事,巩固民族记忆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巩固民族记忆、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家庭应成为讲述中华故事的重要场所,通过讲述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传统节日、民俗风情、革命英雄、时代模范等,让家庭成员在耳濡目染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与深度。同时,这些故事中所蕴含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也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
3.保用优秀民俗,强化民族身份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精神追求。在家庭教育中,保用优秀民俗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尊重,更是强化民族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通过组织参与传统节日庆典、学习制作传统手工艺品、传唱民族歌曲等方式,家人共同了解并亲身体验民俗文化的魅力。参与民俗习俗,既是民族身份的彰显,同时也是民族身份的强化与传递。家庭共同参与中华民族重大节庆仪式,不仅是家庭记忆的建构,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家国同构”特征的一个缩影。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还能够加深儿童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学校训育:夯实中华民族文化根基,铸牢民族精神认同
学校是系统化育人的重要阵地,承担着知识传授、思想启迪、创新能力培养等多重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系统化的教育,不仅夯实了学生的文化根基,还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在学生心灵中的内化,形成了深厚的文化认同。因此,学校应高度重视向学生传授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知识,引导学生深刻领悟民族精神,实现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认同的深度融合,进而激发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以经典文本为媒介,深化民族历史文化认知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曾指出:“若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感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深化民族历史教育至关重要。经典文本作为历史的见证与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为增进学生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学校应精选经典文本,结合学生认知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教育目标。低龄阶段可侧重讲述民族故事、神话传说及诵读经典片段,激发学生兴趣;高龄阶段则应培养学生的深度阅读习惯,鼓励其自主阅读、思考并分享见解。这一过程需贯穿学校教育始终,以强化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深化共同体意识。
2.依托重大仪式庆典,强化爱国主义情感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应融入学校日常教学之中。重大仪式庆典作为承载深厚文化意义的载体,为学生提供了直观感受文化氛围、激发爱国情感的宝贵机会。学校应充分利用这些契机,借助多种方式强化爱国主义的仪式教育,包括:在仪式前教育环节中介绍仪式庆典的来源与意义,增强学生的理解,调动参与的意愿;在仪式参与中,引导学生深入解读其中的文化符号与价值意蕴;在仪式后教育环节,注重通过交流分享延续情感体验,巩固教育效果。
3.利用纪念空间,升华民族精神力量
纪念空间作为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学校应充分利用各类纪念空间,如革命遗址、灾难纪念馆、节庆场所等,通过实地参观研学等形式,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民族精神的力量,包括:发挥革命纪念空间的教育功能,实地讲述红色故事,体会民族精神斗志;拓展灾难纪念空间的情感联结功能,展现民族精神韧性;加强节庆纪念空间的民俗传承功能,感知民族精神活力。此外,还需注重知、情、意、行的统一,实现从知识灌输向实践养成的转变,探索多元化、立体化、长效化的教育模式,强化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认同。
(三)社会化育:提升中华文化符号传播效能,增进民族符号认同
民族文化认同培育是一个多维度、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因为教育目标的长期性、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教育内容的综合性,所以这一培育过程不能仅仅依赖家庭或学校,而必须依赖社会化、多元化、大众化的教育途径。
1.建设民族文化符号影像资源库
鉴于媒体影像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优势,其对于记录与传递文化记忆符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构建民族文化符号影像资源库成为民族文化认同培育社会化育环节的首要任务。结合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导向和社会实际来看,这一资源库建设至少应涵盖以下三种主要的当代文化表达形式:首先,科普中华文化的纪录片,注重纪实,为人们了解文化符号提供较为权威的参考。其次,讲述民族故事的影视剧。通过影像再现过去,能够使特定的记忆在某些影视情境中被唤醒,有助于人们在情感共鸣下形成一定的集体记忆和团结意识。此外,吸引大众参与的文化综艺类节目。诸如《国家宝藏》《 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在传承民族文化、再现民族记忆中获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积累了大众口碑,可以进一步优化此类影像资源的创作。总之,不管何种类型的影像资源创作,都要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导向。
2.形成重大仪式庆典公众参与机制
重大仪式庆典作为符号传播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与象征价值。为提升公众参与度与认同感,需构建完善的参与机制,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利用媒体宣传推流,同时鼓励参与形式的多元创新。首先,突出政府在仪式庆典中的主导与引领作用,明确各级政府以及各部门在相关仪式庆典的职责与分工,做好仪式庆典的宣传、开展与公共服务,提升仪式庆典的公众参与度与获得感。其次,发挥媒体的宣传推介作用,推动仪式庆典对人们社会生活的融入。结合仪式庆典主题,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精准投放相关宣传视频,以增进人们对仪式庆典的了解。最后,创新参与形式,拓宽参与渠道,利用AR、VR、MR、AI等技术打造线上线下互动式仪式体验,让仪式成为中华文化符号“活起来”“火起来”的实践场域。
3.打造民族文化符号媒体宣传矩阵
打造民族文化符号媒体宣传矩阵是增进中华文化符号认知、普及公民文化符号常识的重要手段。媒体宣传矩阵不是各媒体的简单相加或“合并同类项”,而是强调各类媒体传播方式的优化结合,实现宣传的系统性、聚合性和有效性。打造民族符号媒体宣传矩阵,首先要壮大主流声音,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导向,确保文化立场和价值导向正确,还要注意符号意义的准确解读,避免误导公众,以讹传讹。其次,根据不同媒体平台的特性和用户习惯,制作多样化的内容形式,如纪录片、短视频、H5互动、音频故事等,丰富用户体验。最后,要利用融媒体思维优化媒体矩阵宣传效果,结合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以及互联网、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抖音、B站等)覆盖广泛和互动性强的特点,形成优势互补。总之,构建一个全面、立体、高效的民族文化符号媒体宣传矩阵,能够有效增进公众对中华文化符号的了解和认同,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综上所述,将家庭涵育、学校训育、社会化育相结合,形成全方位、全过程的教育合力,不仅有助于坚定中华民族叙事立场、夯实中华民族文化根基,更能推动中华文化符号深入人心,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以文化记忆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发挥经典文本、仪式庆典、媒体影像及纪念空间等记忆载体的独特作用,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强化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建构起更加鲜明、生动的中华民族形象,为构建紧密团结、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力量。
赵颖,女,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与国家认同教育;
云桓,女,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