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曼努埃尔 · 加米奥被誉为“墨西哥人类学之父”，他的思想对20世纪墨西哥国家的一体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化相对论的主张下，加米奥批判了墨西哥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对土著族群的污蔑与歧视，主张土著人是墨西哥民族的起源，土著文化是墨西哥民族的基石。加米奥认为，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困境的根源在于殖民主义带来的种族区隔。融合白人与土著人血统的混血人种是“墨西哥民族”的中坚力量与理想形态，是墨西哥的国族。种族和文化的融合是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方向。加米奥呼吁人类学研究应立足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土著族群为研究重点，在实践层面上推动族群的融合。加米奥现代人类学的思想是20世纪初墨西哥知识分子超越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桎梏、对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发展道路的探寻，显示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思想在拉美社会的生成。

关键词：墨西哥 现代人类学 文化相对论 融合主义 实践人类学

一、问题的提出

曼努埃尔 · 加米奥(Manuel Gamio，1883—1960)是20世纪初墨西哥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被誉为“墨西哥人类学之父”。加米奥批评殖民主义人类学对墨西哥社会与土著(Indigena) 族群的落后定义，大力推动“土著民族主义”(Nacional-Indigenista)，倡导实践人类学的取向，主张使用科学研究方法，将土著族群融入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以此形成20世纪上半叶墨西哥现代人类学的思想。加米奥现代人类学的主张，不仅在较长时间段里决定了墨西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更对20世纪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曼努埃尔 · 加米奥的现代人类学思想进行研究，对理解当下墨西哥族群关系与社会发展状况、分析墨西哥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

国内学界对曼努埃尔 ·加米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拉美史研究领域，以韩琦的《加米奥的〈锻造祖国〉与墨西哥的土著主义运动》最具代表性。韩琦认为，曼努埃尔 ·加米奥的代表作《锻造祖国》集中体现了加米奥土著主义的思想，主张提升土著人的地位，将其纳入国家一体化的序列，倡导种族平等和种族融合，建立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墨西哥文化发展方向，对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土著主义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国内学界关注的稍显薄弱不同，墨西哥与欧美学界对加米奥现代人类学思想的态度经历了从赞扬、推崇到争议、分化的过程。20世纪上半叶，在墨西哥大革命后百废待兴、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下，加米奥作为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对国家一体化建设自主性的探讨，受到了学界与知识分子的广泛热议。1918年，芝加哥大学斯塔尔 (Starr) 认为加米奥找出了墨西哥所有困境的根源——土著问题，赞赏他“推动墨西哥依靠自己，而非外界来解决自身问题”的态度和做法。他认为，加米奥的混血主张是基于人类学的方法，根据科学原理制定的正式的改良计划，勾画了一个“卓越而独特的政府实验项目蓝图”。1920年至1924年担任墨西哥总统的阿尔瓦罗 · 奥布雷贡认为加米奥的《锻造祖国》“深入而科学地研究了墨西哥社会问题的真正病原”。加米奥过世后的1961年，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米格尔 ·莱昂 ·波尔蒂亚(Miguel León Portilla)发表文章，高度赞扬了加米奥对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突出贡献，充分肯定了加米奥对墨西哥人类学学科的深远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加米奥的主张开始受到学界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暧昧不明的文化相对主义、学术与政治结合过于密切两个方面。阿方索 · 卡索(Alfonso Caso)认为加米奥对土著文化保护的主张与以混血为主的国家一体化建构存在着矛盾关系。英国拉美史学家布瑞丁(Brading) 认为加米奥“混血主张”的本质是“破坏，而非对土著文化的保护”。吉耶尔莫 ·卡斯蒂略 ·拉米雷斯(Guillermo Castillo Ramírez)认为加米奥对土著文明的重视和保护是一种“屈从于国家一体化统一的文化多元主义”。由于加米奥曾长期在墨西哥联邦政府任职，参与制定了一系列土著人的政策，罗杰 · 巴尔特拉(Roger Bartran)认为加米奥现代人类学的思想是墨西哥人类学界与威权国家现代化计划媾和的代表。在墨西哥人类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邦菲尔(Bonfil) 也认为加米奥“混血”观念的实质是对土著族群的同化。加米奥推崇的“现代化”政策完全是以统治者的立场决定土著族群及其文化的去留，没有考虑到土著人的意愿和需求。

对于加米奥人类学思想评论的转化，显然与20世纪60年代后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在解放神学、无地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1968年奥运会前夕，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Masacre de Tlatelolco)发生后，大批持不同政见的人类学者开始活跃。后现代理论的兴起与文化多样性主张在墨西哥的传播，进一步强化了墨西哥学界的批判与反思。在此语境下，集中体现墨西哥大革命精神，对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加米奥及其现代人类学的主张才会遭受批判。

近年来，随着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在全球南方与本土现代化思潮的影响下，墨西哥学界开始重新评估加米奥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罗德里格斯 · 索里亚诺(Rodríguez Soriano)沿用生物政治与文化表征的后现代视角审视加米奥的遗产，批评其混血主义叙事可能强化国家对身体与身份的规训。虽然索里亚诺认为加米奥的理论本质上基于白人中心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但他的批判也反向突显了加米奥理论对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结构性支配。卡米拉 · 萨瑟兰(Camilla Sutherland)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指出，加米奥时代的土著主义语言被国家美学传统、艺术系统和精英再现、继承与利用，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其原初的社会改革意图。从这些批评中可以看出，虽然加米奥的理念被不断重构，其思想却始终影响着墨西哥学界对国家与土著关系的讨论。

与此同时，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切一圣地亚哥(Cheé-Santiago) 在分析现代遗传学话语时指出，加米奥早期关于“种族混合”与“国族认同”的构想，至今仍是国家 层面科学与身份政治交汇的重要起点。多洛廷斯基(Dorotinsky)也在其对墨西哥 “视觉土著主义”的回顾中肯定了加米奥于1942年担任美洲土著主义研究所(IAII) 负责人期间对美洲土著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以及在政治领域产生的积极影响。洛佩斯(López) 明确指出，尽管加米奥的人类学构想深深植根于其所处时代的国家主义逻辑，他的部分研究方法在当下可能不再适用，但他的思想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基础，众多人类学学校和研究机构在其思想影响下创立，推动了墨西哥人类学研究的持续发展。他所建立的“混血”模式与民族志方法论，仍构成理解20世纪墨西哥国家建构的重要基础。换言之，即便历经历史与话语转型，加米奥的实践理念仍以多种形式潜在地作用于当前墨西哥的制度架构与文化政策中。墨西哥学界之外，劳拉·赫拉多(Laura Giraudo)在对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拉美土著主义运动的跨国互动研究中，通过对加米奥担任美洲印第安人研究所所长期间推动巴西土著主义政策国际化的回顾，展现了加米奥在构建泛美土著主义合作网络对巴西社会的潜在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加米奥的学术主张，超越了墨西哥国家的界限，对拉丁美洲多个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认为，在20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危机中产生的墨西哥现代人类学思想是墨 西哥人类学本土化的成果，集中体现了加米奥试图超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束缚，完成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理念。在当今社会的语境下，应当超越后现代的批判、解构的立场，在全球历史发展的纵深维度中、在殖民体系对墨西哥社会长期支配的历史语境中，对加米奥现代人类学思想进行公允的分析和评价。

二、曼努埃尔 ·加米奥国族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曼努埃尔 ·加米奥于1883年出生在圣 ·科斯梅(San Cosme)的一个矿主家庭。当时的墨西哥，迪亚斯的统治呈现出与拉美主流思潮悖逆的景象。秉持欧洲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迪亚斯大力引进资本与技术，推动工业发展与进步，修改法律，开放资本运作的自由市场。在进化论主张的掩盖下，权贵阶层垄断了墨西哥的大部分资源。 “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地主阶级得到了稳固，披着进步、科学和共和国立法的外衣死灰复燃，但已经失去了活力”。欧化思想得到极大推崇，法国成为权贵阶层模仿的重要对象。法国的时装、文化和建筑深受社会大众的喜好。统治者将他们的子女送到法国读书。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各个阶层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蓄势待发。

1899年至1903年，加米奥在墨西哥国立预备学校接受高中教育。高中毕业后，他本应父亲要求攻读矿业工程专业，因为兴趣原因最终在几年后放弃。此后，他和几位兄弟前往韦拉克鲁斯(Veracruz)的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农场。与农场纳瓦人(Nahuas)的接触，激起了加米奥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兴趣。从农场回来后，加米奥以助理教授的身份进入了国家博物馆 (Museo Nacional)工作。他编辑了殖民时期对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州查尔奇韦特市(Chalchihuites) 的考古作品。在此过程中，美国考古学家泽莉亚 · 纳托尔(Zelia Nuttall)与加米奥熟识。在她的鼓励下，加米奥坚定了从事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的决心。1909年，加米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成为博厄斯的学生。加米奥非常赞同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的主张，主张使用考古学的方法，科学、全面地调查土著族群的社会与文化。1911年，加米奥担任墨西哥考古遗迹监察部(Inspección General de Monumentos Arqueológicos)总监察长。1914年，加米奥与博厄斯第一次将地层学方法(Método Estratigráfico) 引 入墨西哥考古挖掘领域，在阿兹卡波萨尔科(Azcapotzalco)的圣 ·米格尔 · 阿曼特拉(San Miguel Amantla)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作为博厄斯的得意门生，加米奥一直致力于推动人类学在墨西哥的本土化。1916年至1920年，加米奥担任由多国政府和私立学校资助的美洲考古学与民族学国际学校校长。1924年，加米奥开始担任墨西哥教育部副部长。1925年，由于墨西哥政局动荡，他流亡美国。大革命结束后，加米奥重返墨西哥，开始在相关政府机构中任职。1934年，他担任殖民与乡村人口部(Población Rural y Colonización)部长。1938年到1942年，他担任人口局(Departamento Demográfico)局长。1942年，他当选为美洲土著人研究所 (Instituto Indigenista Interamericano)所长。在担任美洲土著人研究所所长的18年间，加米奥推动了许多改善土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对大革命后墨西哥土著人政策的制定与国家一体化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米奥一生著述丰富，代表作包括1916年出版的《锻造祖国》(Forjando Patria)、 1935年的《走向新的墨西哥》(Hacia un Mexico Nuevo)和1948年的《土著主义问题的思考》(Consideraciones sobre el problema del Indigenismo)。其中，出版于墨西哥大革命期间的《锻造祖国》是加米奥的成名作。在《锻造祖国》中，加米奥集中讨论了民族主义的主张，为大革命后墨西哥社会的重建做出思考。他亦在此书中整体呈现了现代人类学的相关理念与主张。《走向新的墨西哥》出版于卡德纳斯执政之初，在继承、发展《锻造祖国》中关于墨西哥现代人类学主张的同时，加米奥更从实践角度对人类学与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和土著社会发展的议题进行思考。基于此，本文以《锻造祖国》和《走向新的墨西哥》为重点，对加米奥现代人类学的思想进行系统呈现。

三、国家的基石：文化相对论视域下对墨西哥土著文明的认知

在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建构的种族秩序中，土著人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是整个社会的边缘存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使得种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欧洲文明的高度发展、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强化了社会大众对土著人的负面认知。在墨西哥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生的政府并不愿意承认土著人的国民身份，致力于将“野蛮”、 “落后”的土著人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合法公民。这种主张在迪亚斯时期得到了相当发展。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自由派深信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对于阿兹特克人的论述。认为“这个山地民族强壮而好战，在专制暴政下变得野蛮，习惯于血腥的仪式，以欧洲传统观点看来十分丑陋。尽管在艺术上成就斐然，但在农业耕种上一无所成。”在自由派的政治家们看来，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的阻碍有两个：一是天主教会的权利和财富；二是土著人的落后和隔绝。自由派发起了持续的政治改革，教会的财产被没收，土著人的法律权利被剥夺，土著村社的公有土地被私有化。虽然土著人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却根本无力抵挡大庄园的扩张和侵蚀，陷入贫困与落后的境地。更为严峻的是，在实证主义与发展主义的交互建构中，土著人族群的落后、愚昧以及对土著人改造与同化已经成为执政阶层的共识。土著人的财产权、文化权被肆意践踏，族群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

继承了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的主张，加米奥从学理上对墨西哥社会歧视土著人、将土著人污蔑为低劣种族的论调予以批判。在《锻造祖国》中，他引用博厄斯《原始人的思想》一书中的观点，对文化相对论的主张进行了译介：

现代人类学已经确立了一个事实，即文化是表征人类群体的所有物质和智力特征的结合。它既不试图建立关于文化优越性的等级，也不试图过时地将人们分类为文化的或没有文化的。文化是由人民的集体思想发展而来的，它源于他们的历史先例以及周围的环境。也就是说，每个民族都有其种族社会性质和所居住地的自然和生物学条件决定的文化。任何认为其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或试图强加于他者文化的主张是不明智的。

加米奥认为不存在所谓低劣的种族，一些种族的劣势往往是由于教育和环境不同造成的。若不同种族生存发展的条件改变，种族间的优势和劣势也会随之改变。加米奥甚至直言“土著人和白人在发展潜力上是没有分别的”。在《走向新的墨西哥》中，加米奥坚持了这一判断，认为“从人类学与心理学学科出发，构成人类的种族和族群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差异”。

除了文化相对论外，在土著地区的考古发现亦支撑加米奥对墨西哥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发起持续的批判。此前，加米奥曾在阿兹卡波萨尔科(Azcapotzalco)等 地进行了多项考古发掘工作。在博厄斯的帮助下，加米奥对圣 ·米盖尔 · 阿曼特拉和阿斯卡波查尔科(Azcapotzalco)遗址进行挖掘，推动了对特奥蒂华坎(Teotihuacán)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特奥蒂华坎，除了挖掘出羽蛇神神殿和大型蛇头雕塑外，他们还发掘出大量托尔特克人和阿兹特克人文物遗存。这些发现使特奥蒂华坎成为墨西哥重要的历史遗迹。加米奥还对特奥蒂华坎的文化遗存进行了人类学研究。他认为，虽然经历了时代变化，当代墨西哥社会土著居民仍然保留着祖辈的传统文化。加米奥用确凿的考古证据和扎实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了土著人辉煌的文明和艺术成就，主张不能简单地将土著人判定为“野蛮人”,全社会应该重视土著人及其文化遗产。

1907年，年轻的加米奥曾写下诗句，批判墨西哥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思想。在迪亚斯的残酷镇压下，这些诗句遭到墨西哥城多家报纸的拒绝。在《锻造祖国》中，他再一次将九年前为土著人写下的诗句摘录其中：

当我在倾慕日本人民的伟大事业、他们的早慧、他们源源不断的能量时，我必须自然而然地思考那些折磨我们贫穷的土著阶级的痛苦的苦难。从土著人的社会种族特征来看，我们能够找到决定性的、导致他们超越的、重生的重要因素。人民震惊于土著人的活力，及其强壮的身体素质。他们的生理特征很是有趣，因为我们发现很少国家能发现在如此缺少营养的情形下，人的身体还能保持如此强大的生产力。土著人的素质可以与任何一种种族媲美。与此同时，土著人胆怯，缺乏活力与理想，他们一直生活在有理性的人的、白人的连续不断的蔑视与指责的恐惧中，向折磨他们的人低头，向征服的卡斯蒂利亚人高举的钉着铁钉的靴子低头。可怜又痛苦的种族!你有着在山上砍伐雪松的坚韧的塔拉乌马拉的力量、欧神圣特奥蒂瓦卡诺的精湛艺术、特拉斯卡兰家族的睿智以及血腥墨西加的不屈不挠的勇敢。你为什么不昂首挺胸、自豪地向世界展示你的土著血统?

加米奥对土著人及其文化的肯定，绝不只是在文化相对论的主张下对土著人及其文化身份的价值认可，更有在民族主义思潮中为墨西哥民族寻找认同根基的诉求。 在对墨西哥社会艺术、宗教、人种等多方面的解读中，加米奥注意到虽然知识分子对土著族群及其文化持以否定态度，但土著文化的方方面面早已融入今天的墨西哥社会中。在教堂、雕塑、纪念碑和房屋等建筑艺术中，能够看到殖民时期前花、鸟、羽毛和几何图案等土著文化的元素。土著社会的原始宗教也渗透进今日的天主教中。作为墨西哥社会主要构成的混血的梅斯蒂索人，身上都有着土著人的血统。进而，加米奥认为，聪慧的、有美德、历史悠久的土著人民及其文化，不仅是当代墨西哥社会的重要组成，土著人及其文化更是墨西哥民族的起源，是墨西哥这座国家雕像的基石。加米奥的这一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国家认同溯源的转变。 在摆脱殖民统治、接连遭遇外敌入侵的情形下，包括加米奥在内的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虽然大部分墨西哥公民身上都有着白人的血统，但欧美国家根本不可能为这个新生的国家给予任何支持。以白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不可能成为墨西哥的认同来源。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本土社会中的土著文明。

四、以融合主义完成国族建构：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路径

(一)殖民主义与墨西哥社会的多元族群

在赋予土著族群及其文明合法性后，加米奥更希望以此为契机，对大革命后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问题进行思考。加米奥认为，独立之后，墨西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原因有如下两点。首先，墨西哥社会存在种族异质性的状况，缺少一个真正的、和谐的和明确的智力生产的民族环境。虽然大部分墨西哥人身上都有着土著人的血统，墨西哥社会却一直存在着对土著人的敌视与不了解，白人对土著人的敌视更是根深蒂固。“即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也不能称之为一个统一的祖国，或是说缺乏一种对祖国的认同”。其次，独立之后，墨西哥政府一直施行排他主义的政治体系，土著人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虽然独立后的墨西哥一直实行代议制民主，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土著族群被迫生活在源于欧洲人需求而制定的法制之下，代议制所代表的群体只是人口中占少数的白人，却鲜少有同样是墨西哥国民的土著人代表”这一状况在大革命后的20世纪30年代，呈现出更为严重的态势。大革命期间，国家精英与土著族群处于一种复杂、模糊的不稳定关系之中。由白人和少数混血儿组成的特权阶层，有着接近于欧洲人的物质和生活方式。他们掌握着国家的财富、资源的控制权与政治权，却只是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呈现出与土著族群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导致土著族群生存状况的不断恶化。

加米奥认为，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完成国家一体化的建设，必须首先对墨西哥社会的人口构成及其文化特征进行深度的阐释。加米奥认为，墨西哥社会中的第一类人口是“纯土著和轻微混血的土著人种”。他们是“被遗弃者、被剥夺者、被压迫者”。他们有自己的文明，但这种文明“相对于现代文明来说是落后的”。虽然土著人拥有勇气、能量和正义的抱负，但他们缺乏反抗的能力，无法获得彻底拯救与解脱。他们在前殖民时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却在当下是停止的、落后的，与现代社会“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墨西哥社会的第二类人口是“混血人种”。包括那些有欧洲血统，特别是有西班牙血统的人。这个群体是不同类型“混血儿”的联合体，是墨西哥社会的主要构成，也是墨西哥社会的“中间阶级(clase media)”。他们是永恒的反叛者，是暴动与革命的主力与推动者。他们能够理解土著族群的苦难，并且懂得利用土著族群的能量作为权力运作的杠杆。加米奥认为，这个阶级是墨西哥唯一已经实现生产智识的阶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备创造性的“中间文化”(Cultura Media) 。 这是一种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土著人的文化传统。虽然这种文化，是在 “没有科学原理、方法和设施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和变形，就像任何克服重重困难绽放的鲜花一样”。然而，这些民族文化，可以作为“墨西哥民族”文化的基础和模板。墨西哥社会的第三类人是在墨西哥定居的外国人及其后裔。 他们的血统与中间阶层和土著人没有任何交集。他们是社会上的贵族。富有时，这些人形成了中世纪的共济会组织。贫穷时，他们是一个个尴尬和无用的群众。他们的文化是如此的不合时宜，在墨西哥这样一个多元的国家中，他们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价值。

(二)混血种族作为墨西哥国族地位的确立

加米奥认为，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是一个团结的、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单一民族。他对德国、法国、日本等单一民族国家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都是“有一个占该国大多数人口的统一族群，属于统一种族，说一种通用语言，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级体现的都是同一种文化的不同方面。他们有共同情感基础的美学、道德和宗教表达”。墨西哥社会的多元族群与异质性文化，不仅在长时间里造成了墨西哥社会的分裂，造就了墨西哥社会对待统一性和同质性国家建设根深蒂固的反对态度，加剧了统一教育推广的困难，在各个方面阻碍了国家的发展。早在20世纪初，加米奥明确提出了建设统一的国家的目标。20世纪30年代后，卡德纳斯上台执政后对民众整合动员的政治经济变革进一步激发了加米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诉求。加米奥更是直接提出了“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力求建设一个覆盖墨西哥全境的，在社会文化、语言、经济和种族等各个方面同质性的社会。这一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建立在混血族群作为墨西哥国族的基础之上的。

加米奥对混血人种作为墨西哥国族的论述，对大革命后墨西哥国家一体化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加米奥的论述打破了长期以来殖民主义对待混血人种的阶序性建构。公元八世纪摩尔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占领，形塑了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对待混血的包容态度。在科尔特斯(Cortés) 占领墨西哥的第一天，土著人就为其献上了女人。混血成为西班牙殖民者踏入新大陆后自然发生的状态。然而，在殖民秩序的等级建构中，混血族群是略高于底层的土著人和黑人的存在。从“马琳切” (Malinche) 到“梅斯蒂索”(Mestizo) 、“穆拉托”(Mulato), 一系列指代混血人种名词的发明，不断强化着社会大众对混血的阶序性建构。从这一意义来说，“混血”作为一种殖民政策存在于美洲大陆，其衍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混血人群又构成了殖民地社会阶级区分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加米奥对于混血人种地位的肯定，显示着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对殖民秩序及其遗留的打破。

其次，加米奥对混血的主张也打破了种族主义和进化论对混血概念污名化、边缘化的建构。虽然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混血普遍存在于拉丁美洲社会中，但基督文明影响下种族主义仍然是殖民地社会的主流思想。肤色、血统仍然是评判社会阶 层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在19世纪后，在白人中心主义思想的渗透下，土著人、黑人等有色人种遭到社会的歧视与日俱增。在恰帕斯等地，更是出台了一系列禁止土著人进入城市的法律规定。与有色人种的通婚、混血为主流阶层不齿。“漂白”的思想影响着相当一部分民众，甚至有知识分子主张直接从欧洲引进白人，以取代落后的有色人种。在这一背景下，加米奥对混血人种中间阶层有活力的、智识生产的价值肯定， 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种族主义与进化论对其的污名化建构。

第三，加米奥对于混血人种作为墨西哥国族的建构，在深层次上体现着墨西哥本 土知识分子对国家一体化建设道路的探寻。殖民时代以来墨西哥社会混血交融的历史造就了墨西哥社会多元、异质的人种与文化构成。19世纪初，在摆脱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后，墨西哥开始了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探索。墨西哥的本土知识分子将目光寻求到法国、美国等国家，试图用西方文明实现墨西哥国家建设。然而，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从殖民时代以来就表现出对于拉丁文明的排斥与拒绝。法国对墨西哥的入侵、美墨战争的爆发和超过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的割让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殖民秩序及其遗留对墨西哥的戕害。1910年，墨西哥革命推翻了波菲里奥 ·迪亚斯的政权。大革命后期，虽然局势日益平稳，但复杂历史、文化传统和分裂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国家一体化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在这一背景下，加米奥对混血人种作为墨西哥国族地位的确立，在进一步强化其对于种族歧视与区隔批判的同时，亦是对墨西哥社会事实的回应。此外，这一主张也鲜明地表达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加米奥强烈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承认混血人种的主体地位，但加米奥却并没有将墨西哥国家认同来源溯源至创造混血人种的白人，而是以土著文明完成墨西哥民族的共享记忆的建设。

(三)融合主义作为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方案

加米奥对于混血种族的分析，不仅是对墨西哥历史的回溯与社会现状的承认，更是对大革命后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方案的探讨。加米奥认为，以混血为基础的融合主义的方案，是未来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方向。这种融合主义的方案，最为重 要的即是“种族融合”和“文化融合”。即生物学特征意义上表型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结合和社会文化意义上表型不同的群体融合。此外，还包括文化表现形式的融合、 语言的统一以及经济的平衡。加米奥进一步论证了混血的意义，认为混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能够实现不同文明的交融，更能产生出具有独特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的新群体，这就是墨西哥民族。加米奥以尤卡坦地区的居民为例，论证种族和文化融合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确定关系。在尤卡坦，虽然有一些纯土著人或纯欧洲血统的人，但大多数尤卡坦居民都是混血的身份，混血种族是社会的主导群体。与生理上的融合相对的是文化上的交融，尤卡坦地区的居民共享着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不同族群之间和谐相处。在共享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这里的居民无论阶级，都有对本地区的强烈归属感和一定的排外情绪。加米奥据此认为，种族混血程度以及种族间文化先进而愉快的融合，构成了尤卡坦地区民族主义的坚实基础。当然，加米奥强调的混血并非是一种小范围、顽固的地区主义。他对墨西哥社会中“小祖国”(las Pequenas Patrias)即地区主义现象进行了批判。加米奥认为不同族群混血的目标绝对不只是区域社会认同的建立，而是超越狭隘的区域范畴，寻求一个更为强大的、有着凝聚力的且能实现国家有效管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

加米奥融合主义的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方案体现出墨西哥社会中土著主义思想的 进步与发展。拉丁美洲土著主义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拉斯卡萨斯神父 (Bartolomé de las Casas)对西班牙殖民者暴行的揭露，以及对土著人权利的人道主义捍卫。19世纪美洲各国独立后，土生白人(Criollo) 精英吸收土著主义作为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思想的特征，以求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相区别。20世纪后，现代土著主义主要有着如下特点。第一，把“土著问题”置于国家现代化、民族革命与复兴的核心位置；其次，试图借鉴包括实证主义、进化论、优生主义等当代社会理论以探讨如何更 好地解决“土著问题”。与前人观点不同的是，加米奥试图突破现代化、进化论范式下土著主义思想对于土著文明否定的论调，倡导以土著族群为基础的融合主义的国家一体化建设方案，并以此将墨西哥社会的多种文化混合为一种既现代又独特的民族文化。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语境下以拉美社会事实为基础的土著主义思想的进步与发展。进而，土著主义成为墨西哥国家公共政策的理论来源，成为推动墨西哥社会的大规模变革、完成墨西哥社会经济现代化和身份认同建设的工具。

五、服务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实践人类学

作为博厄斯的学生，加米奥致力于在墨西哥建立现代人类学学科。加米奥对墨西哥已有的人类学传统进行梳理。从16世纪开始，墨西哥本土的人类学者就开始对本土社会与文明进行持续的关注。然而，这些早期的人类学者并没有与其他国家学者交流，也缺少严格意义上学科规范与方法的训练。大部分研究成果是对土著人的简单描述，呈现出明显的历史学资料搜集与汇编的色彩。加米奥并不赞同这一方法，认为历史学取向的资料搜集除了具备呈现文献资料的孤立价值外，并不能回应墨西哥社会发展的需要。此外，殖民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遗留，使得早期人类学者对墨西哥本土文明的呈现是缺失的，是碎片化的。在对早期墨西哥人类学知识范式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他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学知识的建构属性，认为历史取向的人类学传统，是殖民主义支配下的知识建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得出科学的结论和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墨西哥大革命已经完成的当下，应当对这一传统进行革命。

加米奥认为，以定性和定量为主要方法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社会知识的生产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善政的方式，更是提高广大民众生活条件的重要方式。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人类学不仅是对人类文化进行研究的学科，更是指导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人类学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是一门解决国家面临的重要的、紧迫问题的学科。

人类学以其真实而丰富的概念理应成为良好政府的基本知识形式。通过人类学，人们可以意识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来源。通过人类学，人们可以描述人民和民族体质与象征意义，并且形成推动他们正确发展的方法。

大革命后的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成为政府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虽然早在1916年，加米奥就提出了混合主义完成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方案，但从贝努斯蒂亚诺 ·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上台执政，到普卢塔科 ·埃利亚斯 ·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担任总统的二十年里，由于“令人愤怒的推诿搪塞、半途而废和莫名的背叛”,墨西哥大革命的理想一直迟迟未能实现。卡德纳斯总统的上台，让加米奥再次看到了希望。他再一次对当前墨西哥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判断。墨西哥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殖民时代以来墨西哥社会各个群体的区隔与分裂。超越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墨西哥社会的撕裂，弥合多元族群间的区隔，真正意义上完成同质性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建设，解决族群问题与墨西哥社会不稳定的状况，仍然是当前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基于此，加米奥倡议形成实践人类学的取向，呼吁人类学研究应当立足当下，回应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加米奥主张人类学研究应当立足于扎实的实地田野，提供关于各个阶层、族群生活方式的知识，将这些知识提供给国家，以便国家依据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制定相应的政策。在《锻造祖国》中，加米奥认为人类学研究应该将诸如土著、非洲裔等被主流社会排挤的边缘群体纳入国家建设的序列中，解决困扰墨西哥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在改善大多数墨西哥人生存状况的同时，服务于墨西哥国家一体化的建设，推动社会变革机制的形成。

墨西哥大革命后社会发展状况的停滞使得加米奥进一步坚定了这一判断。在《走向新的墨西哥》中，他认为，墨西哥大革命并没有真正消除墨西哥社会的区隔， 完成国家一体化的建设。如果人类学研究只聚焦于首都、城市地区的主流族群，是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的。他认为，人类学研究应当将关注重点转向土著族群及其生活的农村环境，他们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性的、结构性的排斥，与其他社会群体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只有对他们进行持续的、深入的研究，才能真正意义上回应墨西哥社会面临的问题。进而，加米奥主张，应当从如下四个方面对土著族群进行研究：

第一，定量方面：统计学。第二，质性方面：体型类型、语言与文明(或文化)。第三，时间顺序方面：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和当代。第四，环境条件方面：区域生物地理特征。

加米奥以土著人奥托米(Otomí) 人的劳动问题为案例，阐释实践人类学的方法。 加米奥认为，对奥托米人劳动的研究，应当首先通过调查对其生产能力进行研究。如果生产能力异常的话，需要关注导致这种异常的原因。分析这种异常是身体机能的原因，还是意识形态所致。进而，加米奥主张从个人营养、生活环境以及其所从事的工作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最后，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予以总结分析。加米奥认为，将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对于土著社会的研究中，将会使土著人这一潜在的、被动的力量转化为动态的生产能量，这对于消除不同种族、语言、文化的区隔与差异，推动墨西哥国家一体化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强化对土著族群研究的同时，加米奥亦主张人类学研究需要在实践层面上推 动不同族群的融合，推动“真正的民族性”的形成。加米奥详细概括了墨西哥“民族主义”计划的实践过程，其中包括如下多个层面：

提高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推动不同文化群体的经济收入水平一致化；推动不同族群人口的当地融合，鼓励不同族群的通婚；巩固语言作为同质化国家建设的动力，通过向不讲西班牙语的土著群体教授西班牙语，使西班牙语成为有效的、统一的国家语言；最后，即是对包括土著在内的社会大众文化习俗的改造，将其纳入到科学、技术和充足的物质产品生产等国家一体化典型活动的进程之中。

基于人类学与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紧密关系，加米奥呼吁革命制度党政府 应当对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给予支持。呼吁应当在墨西哥建立更多的人类学机构，培 养更多的人类学者，解决墨西哥社会存在已久的土著认同，完成国家一体化建设的目 标。加米奥认为，人类学研究不仅能帮助拉美国家完成国家一体化建设的任务，还在 相当程度上促进美洲认同的稳定、巩固与发展。加米奥的主张得到了革命制度党政 府的支持。在他的力推下，墨西哥政府于1939年成立了国立人类学历史学研究总局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ia e Historia, INAH)以及国家土著事务局(Instituto Nacional Indigenista, INI)。人类学成为墨西哥政府咨政的重要学科，并在20世纪上 半叶墨西哥民族政策制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加米奥对于人类学的主张也形成了墨西哥人类学发展的实践特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墨西哥人类学者积极投身于国家一体化的建设。人类学研究服务于国家土著人的政策制定，种族融合与土著遗产的保护成为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这一实践人类学的取向及其对墨西哥国家政策的回应，使墨西哥人类学得到了革命制度党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此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决定了墨西哥人类学官方主导、国家取向的特色。

余论：拉美本土现代化道路的世纪回响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加米奥现代人类学思想的部分内容确实存在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进化论批判并不彻底的问题。根源在于加米奥对土著人墨西哥公民的身份给予承认，目的在于解决混血种族的合法性，以此确立混血人种作为墨西哥国族的地位，并非真正意义上对土著人及其文化的彻底认可。正因为如此，加米奥时常以现代 科学知识的标准，对土著社会科学、技术与医学进行评判。这一厚古薄今的论调忽略了土著人在现代社会的理想、变化和追求，造成了墨西哥人类学研究长期关注挖掘历史上土著人的文化遗产，对现实生活中土著人的境遇置之不理的状况。

虽然如此，加米奥的现代人类学思想从根本上表达着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对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首先表现为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作为在墨西哥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加米奥彻底认识到欧美国家发展道路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本质，他坚定地反对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主张立足于墨西哥多元族群的事实，超越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对墨西哥社会的切分，从墨西哥社会多元族群共生的历史，探寻墨西哥国家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其次，混血族群作为墨西哥国族地位的确立、融合主义作为国家一体化建设方案的提出，更表现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思想在拉美社会的生成。这种现代化的模式，不是建立在启蒙运动支配下对于本土文化传统的革命，亦非建立在殖民主义的基础 上对于亚非拉社会的掠夺，而是超越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关系模式，以融合主义方式，将不同时间、空间中的文明元素并存于墨西哥社会的场域之中，以此构成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完成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的现代化的路径配置。

在20世纪60年代后，在后现代的思潮下，加米奥融合主义的主张开始遭到批 评。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丁美洲国家发生，其所推崇的多元 文化主义更被视为是融合主义的替代，得到了拉美多国政府的支持。然而，新自由主 义对于拉美社会切分和种族关系的恶化，多元文化主义“承认并不治理”困境的出现，却在相当程度上显示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路径的实质，以及这一路径对拉美社会的撕裂。基于此，21世纪初，拉美杰出人类学者、思想家内斯托尔 ·加西亚 ·坎克里尼(Néstor García Canclini)重提拉丁美洲杂糅文化(Culturas Hibridas)的意义，并明确混合文明作为拉美本土现代化路径的可能。与此同时，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 放运动(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美好生活”(Buen Vivir)的实践探索，正在实践维度上表达着拉美社会的多元主体， 试图以本土文化为支撑，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埃尔南德斯 (Christopher Hernandez)所呈现的墨西哥恰帕斯土著社区经验，强调了地方土著社群对“福祉”的理解远超物质干预的逻辑，更接近加米奥所倡导的“文化基础上的发展”。这再次证明，加米奥思想的生命力不在于其是否完美无缺，而在于它持续启发我们将“国家认同”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张力作为政治与文化协商的起点。

在百年变局的今天，重思曼努埃尔 · 加米奥，并非是为了固守一种过时的土著主义，也不是为了全然否定过去的国家想象，而是为了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从他的思想出发，理解一个更加多元、复杂、但同样渴望连结与归属的墨西哥。

张青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王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 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发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5年第4期，本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 民族问题研究》2026年第1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