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侯金滿，河南南陽人。上海交通大學文學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講師，主要從事經學史與經學文獻學研究。在《文史》、《文獻》、《史林》、《北京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並參與《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石經研究文獻集成》《歷代賦匯》等系列圖書的編校整理工作。

内容摘要：伏生《尚書大傳》成書於漢初，為伏生弟子所記錄師說，後經劉向校定、鄭玄注解而流傳後世，至元明之際亡佚，復經清人輯佚，而有各家輯本，今日所據多為清人輯本。根據《尚書大傳》不同時期的文獻形態，以其亡佚為標誌，可將其傳本源流整體上分為“古本（原本）”和“今本（輯本）”兩個階段。“古本”階段又以劉向校書、鄭玄注解為標誌，分為“前定本”、“古定本”、“古注本”三個時期；“今本”階段以孔廣林輯本出現為標誌，分為“偽舊本”與“新輯本”兩個時期。《尚書大傳》可作為探討先秦兩漢古書從成書、流傳到亡佚、輯佚過程的典型樣本，對其傳本源流進行分期及研究，有助于探索先秦兩漢古書形成和流傳的普遍規律。

關鍵詞：《尚書大傳》；伏生；古書成書；定本；輯本

文章來源：《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三十四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5年

《漢書·藝文志》著錄先秦至西漢《尚書》類著作，於今古文《尚書》之下即著錄“傳四十一篇”，【1】此四十一篇之“傳”，即是今所知《尚書》首部訓解之作。然《漢書·藝文志》於此書未言何人所撰，結合《漢書·儒林傳》所載兩漢《尚書》傳承譜係、《漢書·藝文志》著錄體例，則此“傳四十一篇”當即出自今文經學大師伏生，故鄭玄《尚書大傳序》言：

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而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2】

則此“傳四十一篇”是伏生弟子所記伏生講授《尚書》之師說，撰作於伏生歿後，與伏生所傳“經二十九篇”相應，實為兩漢今文《尚書》學之始祖。

伏生《尚書大傳》一書，關係兩漢及清代《尚書》學乃至經學史甚鉅，此已為經學研究者所共知。《尚書大傳》雖然具有重要的經學史地位，但在宋以後逐漸亡佚，又經過清人輯佚，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其基本面貌。因此，《尚書大傳》可作為探討先秦兩漢古書從成書、流傳到亡佚、輯佚過程的典型樣本。

關於《尚書大傳》文獻源流，清人輯校、考證《尚書大傳》各家往往有零星論述，其中如陳壽祺輯本《尚書大傳》於卷首列歷代書目著錄《尚書大傳》條目，頗便於瞭解《尚書大傳》傳本源流。【3】今人研究多集中於清代各家輯本之考證，對《尚書大傳》傳本源流進行專門討論者頗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學者Griet Vankeerberghen（方麗特）與Fan Lin（林凡）合撰之《<尚書大傳>的成書、流傳及其社會歷史意義》，【4】該文注意到《尚書大傳》文獻問題的複雜性，並簡要梳理了《尚書大傳》的成書、流傳及其在漢代的社會歷史意義。【5】本人昔日曾作《<尚書大傳>源流考》，【6】嘗試從文獻、解經體式、經說三個層面考論《尚書大傳》及伏氏經學，於《尚書大傳》成書、流傳及亡佚、重輯過程有專門梳理。但撰寫倉促，部分重要問題依舊未能解決，其後多加搜訪，時或補綴，於前此立論多所修正，已撰寫有關《尚書大傳》經說、解經體式考辨與清代輯佚的論文多篇。今嘗試綜合前所考論，全面梳理《尚書大傳》的傳本源流，以呈現《尚書大傳》從成書、流傳到亡佚、重輯的整體面貌。

一、總說：古本與今本

《尚書大傳》一書，與諸多著錄於《漢書·藝文志》的先秦及西漢典籍類似，成篇及流傳於劉向校書之前，但文本形態並不穩定，經劉向校定始有權威定本。劉向以後，又經後人注釋、整理，一直流傳至唐宋時期並最終亡佚。清人興復古學，又復加以輯佚、校勘、注釋，方始有今日所據通行本之出現。因此，與某些自先秦至今流傳有緒的典籍不同，《尚書大傳》的流傳不僅有劉向校書前後的“古本”與“今本”之別，還有其在後世亡佚前後的“原本”與“輯本”之別。

為此，本文參照王國維等學者對《竹書紀年》傳本“今本”與“古本”之劃分，以及范祥雍有關《戰國策》傳本源流之研究，【7】在兩個文本層次上區分《尚書大傳》傳本。

首先，本文以《尚書大傳》亡佚為標誌，將其傳本源流先從整體上分為“古本”與“今本”兩個階段。所謂“古本”即是《尚書大傳》亡佚前的“原本”，所謂“今本”，即是其亡佚後後人的“輯本”，是為第一個層次。

其次，《尚書大傳》亡佚於元明之際，從其始著竹帛至於亡佚，從漢初至元末，歷時一千多年。此古本階段，以“劉向校書”與“鄭玄注釋”為標誌，又分為三個時期：定本出現前的單篇或多篇一組的流傳階段，姑且稱為“前定本時期”；劉向校書之後，始有四十一篇定本出現，至鄭玄重定本出現前，可稱之為“古定本時期”；東漢末鄭玄以劉向本為據，重定為八十三篇，並有注釋，其後遂成為《尚書大傳》新的權威定本，直到明代亡佚，此一時期可稱為“古注本時期”。

此外，清初開始，《尚書大傳》諸家輯本蠭出，《尚書大傳》開始“復活”而重新進入經學史，是為今本階段。今本階段以輯本為中心，大致以孔廣林輯本為中心，又可分為“偽舊本”與“新輯本”兩個時期。所謂“偽舊本”，是以《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惠棟輯“揚州本”和孫之騄輯“杭州本”為代表，此二本皆出於後人輯佚，但卻偽充為前代相傳舊本，多有學者受其誤導。所謂“新輯本”，即是孔廣林、陳壽祺等學者覺察惠棟輯本之不足據而重新輯佚之本，直至今日，學界普遍使用的《尚書大傳》即是陳壽祺、皮錫瑞的輯本，為區別於惠棟、孫之騄的偽舊本，將其稱為“新輯本”。“偽舊本”與“新輯本”二者有過長期的並存階段，但從流傳狀況來看，前期以“偽舊本”為主導，後期以“新輯本”為主導。

總此“兩個階段，五個時期”，為製“《尚書大傳》傳本源流分期圖”如下：

圖一：《尚書大傳》傳本源流分期圖

以上“兩個階段，五個時期”即有關《尚書大傳》傳本源流分期的總體概括。在各個時期，《尚書大傳》的文獻狀態或隱或現，綿延不斷，可稱為一個典型的先秦兩漢經典文獻的流傳樣本。

此下即以此五個時期為順序，梳理《尚書大傳》的文獻源流，而在相應的階段，將會涉及《尚書大傳》與漢、清二代經學、清代輯佚學等內容。

二、古本階段前期：古定本時期

關於“古定本時期”的《尚書大傳》，本文所著重要探討的是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尚書大傳》的作者問題；第二，《尚書大傳》的成篇時代問題；第三，“前定本”階段《尚書大傳》的流傳問題。

關於《尚書大傳》的成篇，前所引鄭玄《尚書大傳序》是今所知最早最為重要的文獻。鄭玄《序》中言“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而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即言伏生去世以後，弟子張生、歐陽生等根據自己從伏生所傳授的有關《尚書》經文的解說，先是各自撰寫了相應的今文經的章句。【8】除此之外，伏生弟子又在章句之外，將伏生講授《尚書》大義的經說，專門記錄下來，稱之為“傳”。之所以叫“傳”，是因為傳與經相對，傳扶翼、解說經文，這就是“因經屬指”。又“傳”主於大義，是對經文及《尚書》全書的整體關照，與章句的分章析句、加以串講不同，所以後來又被稱為“大傳”，“大傳”即是有關《尚書》經文大義之傳。【9】

根據鄭玄序，《尚書大傳》顯然並非伏生親自撰作，而是伏生弟子根據師說整理記錄而成。那麼《尚書大傳》和伏生之間又是什麼樣的關係？此即《尚書大傳》的作者問題。

（一）《尚書大傳》的作者問題

關於《尚書大傳》作者的問題，首先是《尚書大傳》與伏生的關係問題。對於這一問題，《四庫全書總目》的論述可為代表：

舊本題“漢伏勝撰”。勝，濟南人。……《漢志》書類載《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無伏勝字。《隋志》載《尚書》三卷，鄭玄注，亦無伏勝字。陸德明《經典釋文》稱《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晉書·五行志》稱漢文帝時伏生創紀《大傳》。《玉海》載《中興館閣書目》，引鄭康成《尚書大傳序》曰…云云。然則此《傳》乃張生、歐陽生所述，特源出於勝爾，非勝自撰也。【10】

可以注意的是，《四庫總目》此處關於《尚書大傳》的作者，用的是“舊本題”，這一表達和《尚書正義》下著錄孔安國傳的作者是同一體例，包含有辯偽的意味。同時，《四庫總目》還特別對比了《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序錄》等，點明《尚書大傳》並非伏生自撰，只是源出於伏生。

《四庫總目》此說不易輕易評斷，因其關涉到先秦兩漢古書成書及作者如何認識這一普遍問題。章學誠《言公篇》說古人無私家著作，為某家之學者往往附其說於某家，漢初經師著述亦是如此。【11】《尚書大傳》可能存在伏生後學之說附於伏生《尚書大傳》之內，但此類附錄之文之所以未能獨立，正是因為其多是祖述和繼承師說，本人並無太大發明，所以如果我們沒有明確證據，可以證明其屬後人之說闌入，依舊應將此類學說歸為其所祖述之人名下。

其後，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辯證》中，對先秦兩漢學術中的“家”與“家法”、“某家有某某之學”，以及古書成書中的“手撰”與“記述”、《漢志》所謂“依託”等進行了很好的論述。這對於我們理解像《尚書大傳》這樣的文獻很有啟發意義。其中有言“學不足以名家，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雖筆之於書，仍為先師之說而已，原不必於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為手撰，孰為記述也”，【12】可見如《尚書大傳》此類弟子記錄師說之著作，不必因其成於弟子之手而否定其著作權。最後，余嘉錫先生總結道：“故讀先秦之書，但當問其是否依託，而不必問其為何人所著。”【13】因此，關於《尚書大傳》的作者問題，我們既不必完全無視《尚書大傳》成於伏生弟子之手這一事實，而將《尚書大傳》視為伏生個人之著述，也不能將《尚書大傳》視為伏生弟子所撰作，而依託於其先師名下。

依照今日的普遍做法，或許會有學者因此將《尚書大傳》視為體現伏生及其初代弟子張生、歐陽生等“《尚書》伏氏學派”之著述。但基於對《尚書大傳》主體部分解經體式、經說淵源及流傳時代的判斷，本文並不認為《尚書大傳》是整個以伏生為中心的西漢今文《尚書》學集體之著述，而是視為伏生講授、伏生弟子記錄的《尚書》注解類著作。雖然我們目前已經打破了傳統的“作者”觀念，但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完全取消作者，《尚書大傳》在這方面有其特殊性。

（二）《尚書大傳》的成篇時代問題

雖然作為“書籍”形式出現的《尚書大傳》要遲至西漢晚期，但《尚書大傳》的主體構成依舊是伏生弟子所載錄的漢初伏生經說，而非伏生後學之增入。這主要是考慮到《尚書大傳》獨特的解經體式及其主體部分的經說淵源。【14】

首先，《尚書大傳》特殊的解經體式與先秦至漢初名之為“傳”的其他各經注釋文本相似，而和後期出現的章句、說、注等有明顯不同。至於經說亦多能尋覓到先秦時期文獻的來源，這正與伏生的經學淵源及知識背景相合。此處試舉一段比較典型的《尚書大傳》解經文本：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 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注：隱，痛也。字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僃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十五·喪禮義》引傳，又卷五《喪大記上》引注。）【15】

《尚書·無逸》中周公講到殷代的一祖三宗勵精圖治的故事，提到高宗時，曾講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其中的“梁闇”很難理解，《論語·憲問》中載子張與孔子討論此事，但記載十分簡略。可以將這一節和《論語》比較，不僅能看出伏生《尚書大傳》和孔門後學間的淵源關係，而且能夠看出“傳”這樣一種解經形式的大致樣態。

這裡《尚書大傳》的文本先是引錄了所要解釋的《尚書》文句，用“書曰”標識，其次則有一個問句：“何謂梁闇也？”接著有個“傳曰”的標記，這裡的傳曰，當是表示此下的傳文是伏生弟子從伏生那裡所得到的傳授。這一段傳文比《論語》更豐富，更多闡發。最後則有一個“故曰”的標記。像這樣一種解經體式正是經典流傳早期才有的注釋樣態，而和伏生後學及更晚的注解形態大為不同。【16】

其次，《尚書大傳》記載了很多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之外的逸篇、逸句，這一類內容，如果不是承自戰國齊魯經學的伏生祖述，伏生的後學是難以得知的。根據這一點，可以認為《尚書大傳》主體內容的形成很可能出自伏生初代弟子張生、歐陽生之手，而且張生、歐陽生基本祖述師說，而鮮有新的創發，鄭玄所言是可信的。

《尚書大傳》所見《尚書》的逸篇、逸句，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直接稱引《尚書》逸篇的殘句等，其例如王應麟《困學紀聞》稱《尚書大傳》載《九共》《帝告》逸文等，有些在百篇《尚書》以內，有些超出百篇之外。【17】第二類是轉述《尚書》逸篇大義，其例如《殷傳·湯誓》所載的湯放桀一段，很可能與《逸周書·殷祝篇》存在淵源。【18】今列對照表如下：

表一：《尚書大傳》與《逸周書·殷祝篇》互見文本對照表

對比二者可見，“湯放桀，居中野”一節，《逸周書》所載較《尚書大傳》更詳細，比如多出的湯與桀的對話，考慮到今本《尚書大傳》為輯本，不排除原本較詳，而《太平御覽》引用時有節略；“湯放桀而歸於亳”一節，《逸周書》亦較《尚書大傳》為詳，然《尚書大傳》亦較《逸周書》多出“湯取天子之壐置之於天子之坐左”一句，【21】同時二者共有“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這一核心文句，顯然二者在文獻來源方面存在密切關係。

又比如《尚書大傳》記載武丁時不僅有雊雉登鼎的災異，還有桑榖共生的災異，而桑榖共生的災異，《書序》記載在太戊之時，《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記載在商湯之時，而劉向《說苑》則兼載太戊和武丁之時。【22】此類傳聞之異，很可能是有不同的源文獻。

此外，《尚書大傳》中還有爭議非常大的一些不知是《尚書》逸篇，還是後來傳聞的三代古史傳說。比如《世說新語·排調》劉孝標注引錄的《尚書大傳》將“梓材”之“梓”解釋為“父子”之“子”，還有一段周公教子的故事。這段看似荒唐的記載，其實在《荀子·堯問》中也能找到來源。【23】另如爭議非常大的《金縢》今古文經說問題，《尚書大傳》記載雷雨大風的災異是發生在周公死後，與《金縢》文本差異非常大。但對照《書序》，可以發現，《尚書大傳》的這一記載未必就是錯的，很可能如孫星衍所言，與《尚書》逸篇《亳姑》有關。【24】

以上是《尚書大傳》中的逸篇佚文，本人曾嘗試結合傳世和出土《書》類文獻作出一些探討，認為是出自先秦“古《書》傳”，本是“《書》類文獻”的重要構成部分，只是在後來《尚書》經典化過程中，保留在《尚書大傳》中而已。

除此之外，《鴻範五行傳》的成篇與時代問題亦值得注意。關於《鴻範五行傳》的成篇和時代，存在很大爭議。此篇主於《洪範》災異，傳統看法視為伏生《尚書大傳》及今文《尚書》學的核心文獻。現代學者多數認同繆鳳林觀點，認為是伏生後學夏侯始昌所撰，而附入《尚書大傳》。【25】而其中對於解決這一問題很關鍵的一點就是，《鴻範五行傳》中採用的歲始問題。俞正燮在《癸巳類稿》中已經注意到《五行傳》用亥正這一問題。【26】程蘇東新著《漢代洪范五行學》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從《五行傳》的內部結構，以及李尋的實際用例等方面，確證了傳文所言“六沴司月”說與“朝、中、夕”三分法均基於以十月為歲始的紀年法。由此，可以推測，《五行傳》的編纂時間可以確定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至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曆這118年之間。【27】但關於具體作者，是否即為伏生，可能還存在疑問。這裡特別要注意的是，程蘇東從文本內部出發，從《五行傳》的內部結構這一整體視角出發討論其文本時代，超越了常規的僅根據文本局部細節（如語詞、名物等）進行的考證，這一點是非常有說服力的。既然連最具爭議的《洪範五行傳》其文本時代都在秦漢之際，更可見出《尚書大傳》的文本時代較今人所預想為早，其作者更可能是伏生，而非伏生後學。

對於先秦兩漢古書，今日在考辨其時代方面，要特別注意避免“把古書本身的年代與古書內容的年代混為一談，對古書形成的漫長過程也只取其晚而不取其早”。【28】對於《尚書大傳》來說，雖然其被編定而成《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傳》四十一篇”已晚至西漢晚期，但若論此書主體部分的年代，其實是應當早至武帝以前的漢初。因此關於《尚書大傳》一書的成書時代問題，本文傾向於認為，《尚書大傳》的成書是一個歷時性的多階段的過程，其最開始“書於竹帛”的時代當在武帝以前，是伏生歿後由其初代弟子張生、歐陽生整理師說而成，而這一時期正是《尚書大傳》文本主要部分的形成階段。在此之後，這些分散流傳的“《傳》”可能直到成帝之時劉向校書，始從伏生後學手中彙編而有定本。

關於古定本時期，此下還要討論的是劉向校定本出現之前《尚書大傳》的流傳形態。

（三）“前定本”階段《尚書大傳》的流傳

前文言，雖然《尚書大傳》經過劉向編定，方才具有定本，但並不意味著《尚書大傳》成書於劉向所在的西漢晚期。此時的《尚書大傳》尚且處於“離散”狀態，篇數無定，分散各家，最終經劉向編輯始為一書，始具有定本，因此本文將定本出現之前的《尚書大傳》稱為“前定本時期”。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的“傳記”類文獻，其中不乏原本分散流傳，經劉向裒輯編定者，如《易》類《古五子》十八篇，劉向《別錄》云：“所校讎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29】又如《易傳淮南道訓》十二篇，劉向《別錄》云：“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30】相似之例，尚有《春秋》類之“《戰國策》”，《孝經》類“《雜傳》四篇”等。以此觀之，“《傳》四十一篇”，當亦劉向所裒錄。鄭玄《序》曰：“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玄，始詮次爲八十三篇。”特表出劉向所定著之四十一篇，則是劉向校書之前，《尚書大傳》的相關文本可能還分散在伏生後學手中，直到劉向校書，才將其會聚為四十一篇，所以說，“劉向校定本”標誌著“古定本”的出現。

關於劉向校書之於先秦西漢諸多典籍的意義，余嘉錫《古書通例》言：“劉向未校書之前，除古文經之外，其餘諸子傳記，非殘缺即重複。今日所傳之本，大抵為劉向之所編次，使後人得見周秦諸子學說之全者，向之力也。”【31】因此本文認為，在劉向校定本出現之前的伏生“《尚書傳》”可能還是處於“離散”狀態。《尚書大傳》真正成為一部後世意義上的“書”，可能要遲至漢成帝時的劉向校書。

關於這一階段的《尚書大傳》流傳，可以通過兩漢時期文獻徵引《尚書大傳》的情況窺見一二。《尚書大傳》中有一篇《泰誓傳》，主體部分載錄武王伐紂有“白魚赤烏”之瑞，見於宋本《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六、卷一百八十一。【32】“白魚赤烏之瑞”暗示周尚赤，殷尚白，和《尚書大傳·略說》所言三正、三統正相應。而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則可看到明確稱引《尚書大傳·泰誓傳》的一段文句：

《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33】

所載即是“赤烏之瑞”，而在《漢書·董仲舒傳》所載董仲舒賢良對策中，記載的則是白魚之瑞：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仲舒對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34】

考慮到劉向《別錄》、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皆記載《泰誓》到武帝末才出現，這裡引的《書》，很可能是《泰誓傳》，而不是經文。

另外像《史記·劉敬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漢書·終軍傳》都有引據《泰誓傳》之文。雖然各處沒有明引，但因為白魚赤烏之瑞，會於孟津八百諸侯，都是僅見於《泰誓傳》及《今文·泰誓》的文句。因此，本文比較傾向於是引據《泰誓傳》，尤其是《司馬相如列傳》的“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正是在化用《泰誓傳》。【35】

關於《泰誓傳》，這裡需要辨析的一點是，今文《大誓》後得的問題。《大誓》這一篇文獻，是《尚書》中一篇充滿了撲朔迷離的文獻，尤其是今文《大誓》，不僅是如劉向《別錄》、王充《論衡》及馬融《書序》等記載其晚出，而且馬融還發現這篇晚出的今文《大誓》與先秦古書所引《泰誓》完全不相合，但卻與《尚書大傳·泰誓傳》相合。

針對這一問題，王引之《經義述聞》根據以上兩漢文獻引《泰誓》或《泰誓傳》之例，提出了一個爭議很大的觀點：伏生所傳本《尚書》一開始就有晚出的《泰誓》，是二十九篇，而不是二十八篇。【36】他舉的重要例證就是前文所言兩漢文獻中引《泰誓傳》的材料。但本文目前還不能讚同王引之之說。首先是因為《泰誓》後得的文獻記載很多，不僅有劉向、劉歆，還有王充、馬融等等，加上這篇晚出《泰誓》確實與先秦古《泰誓》不合，目前尚無充足理由反對《泰誓》後得之說。再者，王引之所舉武帝之前各家引《泰誓》的文句，其實完全可以以出於《尚書大傳·泰誓傳》來解釋。

除了《泰誓傳》，《漢書》引據《尚書大傳》文句較多的篇目還有《鴻範五行傳》。其例如《漢書·夏侯勝傳》，稱夏侯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灾異”，其後在對霍光問時，稱引“《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37】又如《漢書·谷永傳》，兩次引用《洪範》經文，並接“傳曰”云云，傳曰之後即是《洪範五行傳》傳文。【38】夏侯勝、谷永兩人的時代都不晚於劉向校書，因此本文認為，雖然《尚書大傳》在劉向校定本出現前，尚未成為一部後世意義上的書，但不妨礙其中的部分篇目已在學者間流傳。

另外像《漢書·武帝紀》記載的元朔元年有司奏議：“古者，諸候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39】“古者”這一節記載的諸侯貢士制度，可能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夫附下罔上”一節則可以肯定出自《泰誓傳》。

又《尚書大傳·金縢》是一篇非常獨特的文獻，與《金縢》經文不同，頗受後人非議，如《文獻通考·經籍考》引葉夢得說言：“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于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40】而《史記·魯周公世家》採之，即用《尚書大傳》之文。【41】又《漢書·儒林傳》載成帝初谷永上疏：“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42】所言成王葬周公之事，即是出自《尚書大傳·金縢》。類似的還有《漢書·梅福傳》也引據了《尚書大傳》所載的周公葬成王故事：“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43】除此之外，成帝時張霸所偽作《百兩篇》亦採錄《尚書大傳》之文，百兩篇此節佚文，見於《論衡》，趙翼《陔餘叢考》已指出其出自伏生《尚書大傳》：

王充《論衡》引張霸《百兩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開金滕，知公之功，決以天子禮葬公。是又以風雷之變為葬周公不備禮而設矣。及考《尚書大傳》，乃知此語亦自《大傳》出也。【44】

如果說今所見《史記》《漢書》《春秋繁露》等引《尚書大傳》文句，大多出自《大誓傳》《鴻範五行傳》二篇之範圍，而此二篇屬於《尚書大傳》中較為特殊的篇目，可能還讓我們心存疑問的話。那像《金縢傳》這樣的文本，谷永、梅福所引都是在劉向校定本流傳前，那麼我們其實可以比較肯定地說，《尚書大傳》雖然到劉向才出現四十一篇的校定本，但在此之前，已經有部分篇目在學者間流傳了。考慮到先秦兩漢古書成篇及流傳的特殊性，我們顯然不能將其定本出現的時代視為其成書時代，而更應該考慮其在定本出現前所處的流散階段。

三、古本階段後期：古注本時期

鄭玄是第一個為《尚書大傳》全書作注的學者，鄭玄注本的出現標誌著《尚書大傳》“古注本”的形成。鄭玄注《尚書大傳》，載在《後漢書·鄭玄傳》所列鄭玄所注經傳目錄中。【45】《尚書大傳》有了鄭玄注，成為“鄭學”的一部分，經學地位進一步提升。對此可以參考清代山東人盧見曾之言：“嘗嘆山東大師伏生冠于漢初，康成殿于漢末，而《大傳》一書出自兩大儒，此吾鄕第一文獻也。”【46】

關於《尚書大傳》鄭玄注，本篇所關註者是鄭玄何以為《尚書大傳》作注。這就涉及到《尚書大傳》與“鄭學”的問題。

（一）《尚書大傳》與“鄭學”

鄭學包羅甚廣，不能詳論，此處所要討論的是《尚書大傳》與“鄭學”的成立問題。對此，可以分別從鄭玄和伏生兩個方面來說。

首先，鄭玄一生著述，是以“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為學術的最高目標，故范曄在《後漢書·鄭玄傳》中評價他“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47】而伏生作為兩漢《尚書》學始祖，其《尚書大傳》正是鄭玄所要整齊的“百家”中重要的一種。所以，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引宋人吳棫之說：“馬融、鄭康成之學悉本伏生。”【48】吳棫在當時能夠得見《尚書大傳》未亡之本，又專門對《尚書》有研究，其書雖亡，但今日試將現存的馬融、鄭玄經注和《尚書大傳》對比，往往可見其間的淵源關係。除此之外，凌廷堪所說“鄭氏既注《禮經》，又注戴記，既注《尚書》，又注伏傳，此其例也”，【49】亦指出鄭玄兼注經文與傳注，融合裁定各家先師經說以成一家之學，對於我們理解鄭玄何以要給《尚書大傳》這樣一部非經書的傳記類著作作注也有啟發意義。鄭玄的經學旨趣，正是要囊括前代的經傳說記以及緯書等等，熔於一爐，形成一個集大成的經學體係。所以後來，皮錫瑞稱鄭玄、朱熹的出現，成就了經學史上兩個“小一統”的時代。【50】

復次，討論伏生《尚書大傳》之於鄭玄之意義，陳壽祺曾言“伏生之學尤善於禮”，【51】這確實是《尚書大傳》解經方式的最重要特點。而歷來學者往往盛稱“禮是鄭學”，鄭玄學術又以精於三禮著稱，《尚書大傳》中這樣豐富的禮說材料，對鄭玄來說，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寶庫。

鄭玄經注之取擇《尚書大傳》，於今存鄭玄經注文本中尚能尋得不少顯例。如《儀禮·鄉射禮·記》：“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玄注引“《尚書傳》曰：‘戰鬭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52】所引《尚書傳》正是伏生《尚書大傳》。又如《儀禮·特牲饋食禮》：“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庿門。徹庶羞，設于西序下。”鄭玄注引“《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賈公彥疏云：“引《尚書傳》已下者，是彼《康誥》傳文……引之者，證徹庶羞不入于房，而設于西序下，以擬燕故也。”【53】

正是因此，像陳壽祺的《尚書大傳定本序》和皮錫瑞的《尚書大傳疏證·自序》都對鄭玄學術與《尚書大傳》淵源問題有特別強調。如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序》：

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尚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耆之歲、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閎識博通，信舊聞者哉？【54】

不止禮學，《尚書大傳》在“鄭學”形成中的作用與地位，還表現在其他不少方面，其例如日本學者閒嵨潤一研究認為，鄭玄對《周禮》之尊崇，出於其對《周禮》乃周公制禮作樂致太平之書的認識，而《尚書》及伏生《大傳》所載周公事蹟，正為周公攝政及制禮作樂提供了一個可憑依的年譜，鄭玄經學以《周禮》為中心的架構正導源於其從《尚書大傳》等所獲認識。【55】此說從鄭玄經說體系性角度論證了《尚書大傳》在鄭玄經學解釋體系中的地位，對於理解《尚書大傳》在鄭玄經說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但我們也不應忽視另外一個層面，那就是《尚書大傳》注中的“伏鄭異同”問題。學者們注意到，鄭玄在為《尚書大傳》作注時，並非處處與伏生經說相合，而是在吸收伏生經說的同時，也常有反對伏生經說之時。對此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自序》中已經多有指摘：

鄭君旣注是書，自宜恪遵勿失。乃詆歐陽爲蔽冒，信衞、賈爲雅材，閒下己意，比於箋《毛》。或易本文，同夫注《禮》。易“曰容”爲“曰睿”，變“大交”爲“南交”。《甘誓》六卿，解以周制，《堯典》八伯，義非虞官。帝者之服五章，天子之城九里，皆由泥古，不免獻疑。近人併伏、鄭爲一談，昧古今之殊旨。西莊之作《後案》，阿鄭實多，樸園之考今文，詆伏尤妄。【56】

所以，皮錫瑞之疏證《尚書大傳》，要“別漢司農之注，守秦博士之傳”。關於《尚書》解釋上的“伏鄭之異”，例證頗多，其典型如《尚書·堯典》有關六宗解釋的例子。伏生認為的六宗很簡單，就是天地四時六者，而鄭玄注“以《周禮》差之”，則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六種天神。《尚書》學伏鄭異同，與漢、清二代經學今古文之爭相關，本人有專文考論，此處不做過多討論。【57】

（二）《尚書大傳》鄭玄注的流傳與亡佚

重新回到《尚書大傳》的傳本源流分期上。自鄭玄作注之後，《尚書大傳》的篇章數量就長期穩定，流傳時是傳注並存，這一點從《漢書·藝文志》以下歷代書目的著錄可以看出。今參考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卷首載列歷代書目著錄《尚書大傳》之例，【58】為製作“漢以下二十二種書目著錄《尚書大傳》一覽表”如下。

表二：漢以下二十二種書目著錄《尚書大傳》一覽表

從漢以下二十二書目著錄情況可知，《尚書大傳》自鄭玄詮次為八十三篇之後，無論是《隋書經籍志》所著錄，還是宋代晁公武所言，皆是八十三篇，由此可見鄭玄注本實為漢魏以下《尚書大傳》傳本之新定本，一度為《尚書大傳》唯一傳本。

這裡需要辨析的是，清人袁鈞注意到《尚書大傳》後世傳本中有不少訓詁之語，與鄭玄《敘》所言“別撰大義”不同，故懷疑是今文三家章句之混入。【60】袁鈞之說貌似有理，實則非是。且不論根據《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等記載，今文三家章句在永嘉之亂已全亡，單據今日所能見到的《尚書大傳》殘存佚文可見，無論在《略說》篇還是各篇之傳，傳文多有鄭玄之注，可見其至少是鄭玄注本。又據《漢志》所載，大傳與三家章句並列，鄭注本又據劉向本改編，故魏晉六朝以下流傳的鄭注本中不大可能混入三家章句。三家學說容有混入，亦是在鄭注本以前，自鄭注本出，《尚書大傳》的文本形式遂逐漸大體固定，直至殘亡。

同時，據歷代書目著錄情況可見，《尚書大傳》當亡於元明時期，今所見明人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張萱《內閣藏書目錄》等藏書目錄皆未見著錄《尚書大傳》。而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則著錄了兩種《尚書大傳》的輯本，一種是四卷本，在《書》類附錄，【61】一種則是三卷本，在《書》類存目。【62】四卷本因刊於揚州而稱“揚州本”，是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刊刻的雅雨堂本，由江蘇巡撫和江西巡撫等采進；三卷本因刊刻於杭州而稱“杭州本”，是孫之騄的輯本，由浙江巡撫采進。【63】《四庫總目》認為雅雨堂本與古本相合，是可靠的，甚至在另一處提要中稱其為“宋本復出”。但根據本人的考證，《四庫全書總目》的說法並不可靠，雅雨堂本其實是惠棟的輯本。

那麼我們現在就要探討《尚書大傳》的亡佚時間問題。對此，盧見曾《刻尚書大傳序》、盧文弨《尚書大傳考異補遺序》、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序》大致認為《尚書大傳》宋代尚存，亡於元明時期。【64】但具體是元代，還是明代，難以確定。認為元代尚存的學者，主要根據《宋史·藝文志》，但《宋史·藝文志》是據兩宋四種國史藝文志撰成的，所著錄的圖書未必元代尚存。而本人現在根據補輯《尚書大傳》佚文時發現的，元代儒者王天與《尚書纂傳》尚引及未見於其他書中的《尚書大傳》佚文多條。【65】王天與生活在元代前期，由此可以推斷，《尚書大傳》至少元代前期尚存，而明代未見，則此書很可能亡於元明之際，即元末明初這段時期。

元代以後，《尚書大傳》原書亡佚。世人無法得見《尚書大傳》原書，所能見到的《尚書大傳》傳本都是後人的輯本，本文將《尚書大傳》亡佚後至今的這一階段總稱為“今本階段”。

四、今本阶段：从伪旧本到新辑本

（一）今本階段前期：偽舊本時期

有關《尚書大傳》亡佚，前文言其亡於元明之際，至於具體何時，實不可知。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明代中後期的學者沈懋孝、董斯張等人的著作中，提及《尚書大傳》在明代還有流傳，但其實都不可信。首先看沈懋孝《與張廷芳論<洪範>書》：

《尚書大傳》世固有之，夏侯第推說，無成書。《漢志》自可考見，有成書自向始，若章句、解，止是解剥經文，無緣别起一例於《大傳》外而加之以訓釋。常欲刺取《尚書大傳》，探其原本，足下倘有意此乎？【66】

其實，細讀上下文，可以看出沈懋孝此處所言“《尚書大傳》”，應當指的是《鴻範五行傳》。而據黃佐《六藝流別》等所引，明代《洪範五行傳》可能尚存完篇，《尚書大傳》則否。【67】故沈懋孝所言《尚書大傳》尚存於世的說法並不可信。

另外一條，是董斯張《靜嘯齋遺文》卷三《答潘昭度書》：

辱諭《說郛》一書，偶爲一友借去，過半月便遣奴子馳上，無煩再使。盛弘之《荊州記》聞之叔祥姚兄禾中向有抄本，今已作子虚，與《尚書大傳》俱厄於孺子手。弟向來覓之，政不可得。【68】

董斯張這段話並不太可信。這是因為董斯張所說的《尚書大傳》，很可能並不是《尚書大傳》原本，而是後人鈔撮類書而成的一個輯本，以此來冒充《尚書大傳》古本。尤其是此段文字中提到的“叔祥姚兄”，即姚士粦（1564-1651），字叔祥，浙江海鹽人，曾輯《陸氏易解》及《十六國春秋》等，與豐坊同為晚明以偽造古書而著稱的學者。【69】

關於這一點，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提到明代有一種不良風氣：“有宋世不存而近時往往迭出者，又以鈔拾類書得之，此皆余所自驗，故知之最眞。”【70】可見當時頗有鈔撮類書冒充舊籍者。尤其是從後來的孫之騄本和惠棟雅雨堂本的成書及流傳情況來看，董斯張所提到的《尚書大傳》明代傳本即便真實存在，很可能是某些學者從古書中摘錄出《尚書大傳》的佚文來冒充原本的偽舊本。王欣夫有鑒於此，其《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引前文董斯張之言，而曰：“明人之言未必可信。至清代始有輯錄，《四庫》著錄盧見曾四卷本。”【71】

明代之後，朱彝尊未能見到《尚書大傳》傳本，故《經義考》著錄此書為佚書。《四庫總目》著錄兩種《尚書大傳》，一種是杭州刻的孫之騄本，一種是揚州刻的盧見曾雅雨堂本。並以孫之騄本為後人鈔撮之本，而雅雨堂本與其不同，並非輯本，而是“宋本復出”。如果我們信服《四庫總目》的看法，那麼就會認為《尚書大傳》古本在清代復出了。更進一步地，也可以認為《尚書大傳》雖然一度流傳稀少，但一直未曾亡佚，比如前所舉盧見曾、盧文弨之序即是如此看法。

但其實，雅雨堂本並不是什麼“宋本復出”，而是惠棟輯佚的成果，只是在其輯佚之後，又將初稿中各條佚文的出處有意刪去，以此來冒充一個前代舊本。這就是明清輯佚學中的一個特殊現象——“以輯本充舊本”。

對此，筆者昔日在搜求《尚書大傳》清代各家輯本過程中，幸運地發現了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惠定宇手定”《尚書大傳》稿本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惠棟紅豆齋鈔本《尚書大傳》。將這二種《大傳》各篇傳注之文與雅雨堂本逐一加以對比分析。旁參清及近人考證，又見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內府抄本《洪範政鑒》，方得以確證雅雨堂本《尚書大傳》所據“吳中藏書家”舊本不僅不是宋元舊本，亦非元明之人輯本，而是惠棟親自輯校而成之紅豆齋抄本。【72】

通過研究，筆者發現，被尊為吳派經學大師的惠棟，在促成雅雨堂本成書過程中，可能有意隱瞞了自己輯錄此書的痕跡，雅雨堂本《尚書大傳》實際上是有意“以輯本充舊本”。“以輯本充舊本”，則此“舊本”實為“偽舊本”。我因此將《尚書大傳》傳本源流的這一階段稱為“偽舊本”時期。

其實，這樣一種“以輯本充舊本”的現象在明代至清初並不僅見於《尚書大傳》，也見於其他一些唐前的古佚書，如《竹書紀年》《五經異義》《十六國春秋》等。“以輯本充舊本”是明清輯佚學和古書流傳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有待我們深入地反思和討論。因此，通過雅雨堂本《尚書大傳》成書過程的考辨，我們也可以發現古代文獻衍生及流傳的複雜性問題。

附帶論及者，在清代學術研究中，有一個爭議較大的問題，那就是舊題王應麟輯《古文尚書》《古文春秋左傳》《古文論語注》是否是惠棟託名王應麟所輯。⁷³單就雅雨堂本《尚書大傳》來說，惠棟“以輯本充舊本”之行為確實是一種作偽行為，尤其是雅雨堂本在清代翻印甚多，所造成影響最廣，清儒之中，鮮有能不為其所欺者。以彼例此，惠棟將自己的輯本託名王應麟亦十分合理。考惠氏此一行徑，其實沿襲明人積習，正是輯佚學早期所具有的缺陷。清人輯佚，其初尚多可指摘之處，今人實不必為前人諱矣。

（二）今本階段後期：新輯本時期

雅雨堂本《尚書大傳》本是輯本而偽託舊本，這導致它沿襲了不少在其以前的圖書在徵引《尚書大傳》時出現的訛誤。清代中後期的學者，如孔廣林已注意到“諸書所引而今本譌誤者，吳中本亦誤。間有殘缺者，吳中本亦缺”，【74】懷疑雅雨堂本和孫之騄本一樣存在誤輯問題，則自非舊本，轉而重新從古書引文中輯佚《尚書大傳》。

從清代《尚書大傳》輯佚進程來看，孔廣林的這一做法具有深遠意義，影響了此後的陳壽祺等人，為《尚書大傳》的流傳開闢了新局面。从此，清人捨棄追寻舊本的观念，轉而全面、綜合考察《尚書大傳》體例和群書中的引文，以此為基礎形成新輯本。這是今本流傳階段的根本性轉變。

從舊本到輯本是清人輯佚思想的一大轉變，前此憑藉舊本，或為舊本加以增補，而後則是捨棄舊本，全面、綜合考察其條例，然後從類書等之中重新加以輯校，形成一個新輯本。皮錫瑞《經學歷史》評價清代輯佚稱“至國朝而此學極盛”，【75】較之前代輯佚學，清代可稱輯佚學極盛時期。考察清人所輯古佚書，往往一種佚書有數家輯本，尤其是一些漢代經學名著，輯本多達十餘種。清儒正是通過一代代學者前赴後繼，不斷精益求精，方才出現精審遠過前代的輯本。清代輯佚學之巨大成正是建立在一代代學者持續努力的基礎之上。新輯本時期《尚書大傳》傳本的代表當是陳壽祺輯本《尚書大傳》。

關於陳壽祺輯本《尚書大傳》，歷來評價很高，但在今日看來，其實還存在不少問題，而且基本上都是清代輯佚學中的普遍問題。為此，筆者撰作了《陳壽祺輯本<尚書大傳>辯訛》一文，經全面核查陳氏輯本具體條目的文獻來源，將陳氏輯本中存在的問題歸納為誤輯傳文、誤輯鄭注文、臆斷傳注文、臆斷篇目、誤置篇目、漏輯傳注文、輯佚來源文獻文本不佳以致誤等七類，並作了補輯和校正的工作，這對我們今日繼承和總結清人輯佚學有一定參考價值。【76】

總體來看，清代《尚書大傳》輯本流傳的情況是以少數幾種主要輯本的刊本為中心，同時有各家鈔錄補校之作，最早之著作當是孫之騄三卷本，其次是盧見曾刊刻惠棟輯雅雨堂本，此二種輯本，前文已言其皆著錄於《四庫全書總目》，而雅雨堂本精審過之，故最為流行，其後或單行翻刻，或收入叢書，影響力一直延續至清末，成為清代最為流行的《尚書大傳》輯本。

在雅雨堂本流行以後、陳壽祺輯本出現之前，則有董豐垣《尚書大傳考纂》、孔廣林輯本，又有王謨、黃奭二種叢書本，但都流傳有限。陳壽祺輯本出現後，雖影響力依舊不及雅雨堂本，然因其學術價值最高，故為陳澧、皮錫瑞等所重，進入民國，遂代替雅雨堂本，成為最為通行輯本。陳壽祺後，亦不乏《尚書大傳》訂補之本，多未刊佈。其中如袁氏的《鄭氏佚書》輯本及王闓運輯本皆出陳壽祺之後，雖能參酌陳氏輯本，但又同時受雅雨堂本影響，因為雅雨堂本自身問題，反倒使得其輯本在某些方面不及陳壽祺輯本。唯有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以陳壽祺輯本為據，又加以補正，比如增加了從日本回流的《玉燭寶典》中條目，總體優於陳本，然亦有不及陳本之處，如《刊誤》中即有誤刪陳壽祺輯本的條目。

從清代《尚書大傳》流傳歷史的整體來看，在清代前中期，《尚書大傳》尚沿襲明代風氣，以“偽舊本”為主要流傳特徵，這從《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兩種《尚書大傳》輯本可見。《四庫全書》及《總目》所反映的《尚書大傳》傳本情況，尚屬明末至清初《尚書大傳》流傳中的“偽舊本”時期。清代後期，孔廣林、陳壽祺等各家新輯本逐漸流行，開始出現“偽舊本”與“新輯本”並存的局面，在這一時期，新輯本雖然出現，但其實學界普遍使用的還是以雅雨堂本為代表的“偽舊本”，其顯例如王闓運《尚書大傳補注》即依舊以雅雨堂本為底本，甚至今日如劉殿爵《尚書大傳逐字索引》尚以雅雨堂本爲底本。【77】至於當今學界，普遍使用的《尚書大傳》傳本主要是陳壽祺輯本及據此作疏證且有補正的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已大致擺脫“偽舊本”的影響。【78】

餘論

在以上的論述中，本文試圖綜合運用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辯偽等文獻學的方法，以便為傳本眾多的《尚書大傳》梳理出一個較為清晰的流傳脈絡。總體來說，《尚書大傳》的歷代流傳可首先以其亡佚為標誌而分為“古本”與“今本”兩個階段，其次，“古本階段”和“今本階段”內部又各自細分，最終分為“前定本”、“古定本”、“古注本”、“偽舊本”、“新輯本”五個時期。

“古定本”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從單篇或多篇分組流傳到編撰成書的階段，以《漢書·藝文志》著錄“傳四十一篇”為標誌；“古注本”則是《尚書大傳》在今文經學衰微之時，依賴鄭玄注而流傳，直至亡佚，可以《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著錄鄭玄注本的“《尚書大傳》三卷”為代表。

“偽舊本”則是《尚書大傳》亡佚以後，在輯佚學發展早期，部分明清學者將其所輯古佚書有意或無意不注出佚文出處，以此來冒認或使後人誤認為《尚書大傳》原本未亡，但其實此《尚書大傳》傳本本質上是輯本，此即輯本階段的前期存在的特殊現象，我們在《竹書紀年》等古佚書流傳中也發現了類似現象；“新輯本”則是明清輯佚學發展到較為成熟的時期，學者認識到早期傳本所存在的問題，從而捨棄舊本，開始重新輯佚，雖然依舊存在諸多問題，但其文本的可靠程度遠勝於以往，最終代替了“偽舊本”。

通過以上對《尚書大傳》輯佚的個案考察，我們又可以發現一些文獻學和学术史上的通例，比如明清時期古書流傳中存在的以輯本充舊本現象，再如《尚書大傳》輯佚中所反映出的清代輯佚學存在的成就及不足等。

同時，從《尚書大傳》輯佚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清代學術發展的縮影。輯佚學是清代學者利用古书重構清代經學的重要手段，对超越宋明理學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輯佚又是書本子上的考古學，而且很多清代學者往往有著求異、好古的傾向，這不但影響了其輯佚的成就，而且對我們今天有關古書文獻面貌和體例的認識具有根本影響。清人輯佚學中的成就與局限，對於我們今日重建“古典學”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最後需要說的是，近些年來，隨著簡帛古書的大量發現，經學研究的復興，不少學者十分重視早期經典的生成和流傳過程。《尚書大傳》是我们探討經典早期注解體式生成與變遷的重要樣本，希望以上對《尚書大傳》傳本源流的梳理及研究，有助于我们探索經典形成和流傳的普遍規律。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兩漢經學佚籍的新輯與研究”（23&ZD281）階段性成果。

【注释】

①班固等：《漢書》卷三十，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5頁。

②據宋《中興館閣書目》所引鄭玄《尚書大傳注序》。《中興館閣書目》一書已亡，此條尚見存於王應麟《玉海·藝文》卷三十七書類。王應麟撰，武秀成、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卷三，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142頁。

③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卷一《序錄》，吳伯雄編《陳壽祺全集》影印嘉慶、道光間三山陳氏家刻本，廣陵書社，2017年，第7冊，第9-58頁。

④ Griet Vankeerberghen（方麗特）、Fan Lin（林凡）：《<尚書大傳>的成書、流傳及其社會歷史意義》，《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一辑，2011年，第142-155頁。

⑤如其因不明雅雨堂本實為惠棟輯本，而惠棟輯本多有臆說之處，後文考論《尚書大傳》時又誤據底本取自雅雨堂本的王闓運《尚書大傳補注》而導致錯誤。

⑥侯金滿：《<尚書大傳>源流考》，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⑦王國維等《竹書紀年》研究分《竹書紀年》為“古本”與“今本”，所謂“古本”即原本，所謂“今本”即輯本，此種劃分對先秦兩漢古佚書流傳形態的梳理具有參考意義。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收入《王國維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范祥雍《戰國策傳本源流考》論《戰國策》傳本源流，分《戰國策》文獻源流為古本時期、古注時期、今本時期、改編本四個時期。收入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⑧此處鄭玄之說可能有誤，王引之《經義述聞》指出，《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今文《尚書》三家章句，是立為博士的歐陽高、夏侯勝、夏侯建所撰，皆已晚至武帝乃至宣帝時期，而不是親受業伏生的張生、歐陽生（和伯）。“鄭氏謂張生、歐陽生別作《章句》，誤也。”王引之撰，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54頁。

⑨大傳之名，劉向校書及以前名曰“《傳》”或“《尚書傳》”“《書傳》”，未見有稱之為“《大傳》”者，但至少東漢初，如《漢書》《白虎通義》《論衡》等徵引，即有稱之為“《大傳》”者，其後“《尚書大傳》”遂成為通名。

⑩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書類附錄”：“《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中華書局，1965年，第105頁。

⑪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二《言公上》，中華書局，1985年，第172頁。

⑫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卷十一“《管子》二十四卷，舊題周管仲”條，中華書局，1980年，第608頁。

⑬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卷十一“《管子》二十四卷，舊題周管仲”條，第609頁。

⑭陳夢家《尚書補述》亦有討論《尚書大傳》成書時代問題，認為其時代早於《史記》，顯然亦在西漢前期。陳夢家：《尚書通論》，中華書局，2005年，第276頁。

⑮皮錫瑞撰，吳仰湘點校：《尚書大傳疏證》卷六《毋逸》，中華書局，2022年，第277-278頁。

⑯關於經典早期注釋體式演變分析，可參考虞萬里《<孔子詩論>應定名為“孔門詩傳”論》《從<夏小正>傳文體式推論其作者》《由清華簡〈尹誥〉論〈古文尚書·咸有一德〉之性質》，以上三篇皆收入虞萬里：《榆枋齋學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⑰王應麟著，翁元圻等注，呂宗力等校點：《困學紀聞》（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2-143頁。

⑱前代學者已經注意到此點，如陳漢章云：“伏生傳《書·湯誓》與此篇同，蓋見古文《周書》矣。”黃懷信等校注，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彙注》卷九《殷祝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39頁。

⑲皮錫瑞撰，吳仰湘點校：《尚書大傳疏證》卷三，第119頁。

⑳黃懷信等校注，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彙注》卷九《殷祝解》，第1040-1046頁。

㉑ “湯取天子之壐”一句，今本《逸周書·湯誓》缺，王念孫據《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認為今本《逸周書》此句為後人所刪。參見王念孫撰，徐煒君、樊波成、虞思徵、張靖偉點校：《讀書雜志·逸周書弟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9頁。

㉒ 皮錫瑞撰，吳仰湘點校：《尚書大傳疏證》卷三，第128-129頁。

㉓ 皮錫瑞撰，吳仰湘點校：《尚書大傳疏證》卷五，第252-254頁。

㉔ 孫星衍之說，參見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三十《書序》，中華書局，1986年，第607-608頁。

㉕ 徐興無：《經典闡發與政治術數——<洪範五行傳>考論》，《古典文獻研究》，第15輯，2012年。

㉖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五行傳用亥正》，《俞正燮全集》，黃山書社，2005年，第465頁。

㉗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41-46頁。

㉘ 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4頁。

㉙ 劉向、劉歆撰，鄧駿捷校補：《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頁。

㉚ 劉向、劉歆撰，鄧駿捷校補：《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第22頁。

㉛ 余嘉錫：《古書通例》卷三《論編次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4頁。

㉜ 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六，中華書局據涵芬樓影印宋本重印，1965年，第711、881頁。

㉝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同類相動弟五十七》，《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嘉定四年江右計臺刻本，第5a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則據凌曙本增一大字，恐非。董仲舒撰，蘇輿義證：《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三，中華書局1992年，第361頁。

㉞ 班固等：《漢書》卷五十六，第2500頁。關於這一差異，陳夢家《尚書通論》以為是班固據後出《泰誓》點竄董仲舒對策之文，不無其理。陳夢家《尚書通論》，第51頁。

㉟ 關於兩漢文獻徵引今文《大誓》及《尚書大傳·泰誓傳》，可參考前引王引之《經義述聞·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及陳夢家《尚書通論》等。

㊱ 王引之撰，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弟四《尚書下·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第246-269頁。

㊲ 班固等：《漢書》卷七十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第3155頁。

㊳ 班固等：《漢書》卷八十五《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第3444、3450頁。

㊴ 班固等：《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第167頁。

㊵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七一《經籍考四·書》，中華書局，2011年，第9冊，第5275頁。

㊶ 司馬遷等：《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中華書局，1965年，第1522-1523頁。

㊷ 班固等：《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第3605頁。

㊸ 班固等：《漢書》卷六十七《楊胡朱梅云傳》，第2925頁。

㊹ 趙翼撰，欒保群點校：《陔餘叢考（新校本）》卷一“《尚書大傳》”，中華書局，2019年，第31頁。

㊺ 范曄等：《後漢書》卷三十五《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中華書局，1965年，第1212頁。

㊻ 盧見曾撰《尚書大傳序》，《雅雨堂叢書》之《尚書大傳》卷首，見上海圖書館藏雅雨堂本《尚書大傳》，附《鄭司農集》，索書號：線普663595。又見廣陵書社影印盧見曾輯《雅雨堂叢書》第三冊，2015年，第1162頁。

㊼ 范曄等：《後漢書》卷三十五《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第1213頁。

㊽ 王應麟撰，張三夕、楊毅點校：《漢制考·漢藝文志考證》，中華書局，2011年，第137頁。

㊾ 凌廷堪撰，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二《與阮伯元孝廉書（丁未）》，中華書局，1998年，第198頁。

㊿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第281頁。

51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卷首《尚書大傳定本序》，第6頁。

52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註疏》卷十三《鄉射禮》，收入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南昌府學本，2007年。第4冊，第150頁。

53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註疏》卷四十六《特牲饋食禮》，第545頁。

54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定本》卷首《序》，第2b葉。

55閒嵨潤一：《鄭玄『尚書注』と『尚書大傳』——周公居攝の解釋をめぐって——》，日本《東洋史研究》第60卷4號，2002年3月，第700-732頁。

56皮錫瑞撰，吳仰湘點校：《尚書大傳疏證》卷首，第3頁。

57侯金滿：《清代<尚書>學“伏鄭之爭”考察》，《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11期，第60-70頁。

58陳壽祺所撰《序錄》不僅載錄書目，亦及群書所見伏生及《尚書大傳》材料。又時代所限，陳氏所列各家目錄較為有限，今為更好呈現《尚書大傳》歷代傳本源流，特為增補多種。

59荀勗《中經新簿》已亡，此據《全唐文》所收劉知幾《孝經老子注易傳議》，其文曰：“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箋駮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元（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元（玄）二字。其驗五也。”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中華書局，1983年，第2785頁。

60袁鈞撰，袁堯年校補：《鄭氏佚書·尚書大傳注一》，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典藏號：甲908/1179.11，第1a-b葉。

61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第105頁。

62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四，第118頁。

63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商務印書館，1960年。

64三家序文參見前所引雅雨堂本、陳壽祺輯本《尚書大傳》卷前。

65侯金滿：《<尚書大傳>陳壽祺輯本辯訛》中“《尚書大傳》陳壽祺輯本補正七科”之“漏輯傳文及鄭注之例”，《文史》，中華書局，2024年第3輯，第53-54頁。

66沈懋孝：《長水先生文鈔·四餘編》，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59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25頁。

67黃佐撰：《六藝流別》卷十七《志·五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0冊，齊魯書社，1997年，第417-419頁。

68董斯張：《靜嘯齋遺文》卷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8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9頁。

69有關姚士粦之作偽，可參林慶彰：《豐坊與姚士粦》，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70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46頁。

71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未編年稿》卷二“《尚書大傳考纂》三卷附附錄補遺源委備考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96頁。

72詳見侯金滿：《雅雨堂本<尚書大傳>底本來源及成書考實》，《文史》，2019年第2輯。

73參考《清史研究》所刊朱天助、趙四方等學者有關舊題王應麟輯《古文尚書》《古文春秋左傳》《古文論語注》是否惠棟託名王應麟輯問題的爭論。趙四方：《惠棟託名撰集<尚書鄭注>考》，《清史研究》，2020年第4期；朱天助：《王應麟三種輯本與惠棟之關係再考證》，《清史研究》，2021年第2期。

74孔廣林輯：《通德遺書所見錄·尚書大傳》，國家圖書館藏山東書局光緒十八年刊本，索書號1012:4。

75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經學復盛時代》，第330頁。

76侯金滿：《〈尚書大傳〉陳壽祺輯本辯訛》，《文史》，2024年第3期。

77劉殿爵等主編：《尚書大傳逐字索引》，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

78如《四部叢刊》《叢書集成初編》及朱維錚主編《中國經學史基本叢書》、董治安主編《兩漢全書》所收皆是陳壽祺輯本。《叢書集成初編》史地類第3569冊，中華書局，1985年。陳壽祺輯校，吳人整理：《尚書大傳》，朱維錚主編《中國經學史基本叢書》第1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第1-52頁。董治安主編：《兩漢全書》第1冊，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2-1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