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劳动教养制度与收容教育制度的废除，以及积极主义刑法观的提出，我国的刑法结构正在经历由传统的“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转变，大量危险行为实行化、实行行为前置化、犯罪处罚轻刑化在刑法典中涌现。面对如此情形，如何正确理解犯罪前科与前科消灭（尤其轻微犯罪的前科消灭）便显得极为重要。通常而言，犯罪前科作为一项“前罪对后罪处理的重向累及”制度，它主要是由再犯加重与资格剥夺两方面组合而成，故而，前科消灭究其本质就在于消除这两方面影响。首先，针对再犯加重，前科消灭意味着，法院先前的定罪材料不能作为犯罪人再次犯罪时加重处罚的根据；其次，针对资格剥夺，这就会涉及实体法上的权利恢复制度（即前科消灭制度与复权制度）与程序法上的犯罪记录处置制度即犯罪记录删除制度与封存制度）。
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学界历来存在“重刑事规范学而轻刑事事实学”“重刑事构罪论而轻刑事处罚论”的研究倾向，加之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5条又将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进刑事程序法中，故而，我国法学界在讨论前科消灭制度与犯罪记录处置制度时，出现了两个明显割裂的阶段：第一阶段，大致在2011年及之前，此时由于我国的犯罪记录体系尚未建立，故学界在讨论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构建时往往脱离犯罪记录制度；第二阶段，大致在2012年之后，此时由于我国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已然成为一项程序法制度，故学界在讨论犯罪记录时往往脱离实体法上的前科消灭制度。显然，根据这两个阶段的研究侧重，若要有效恢复前科消灭者已被犯罪剥夺的权利与资格，保障其顺利再社会化，刑法学界理应尽快探明两项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此，值得思考的是，既然权利恢复制度与犯罪记录处置制度分属实体法与程序法，那么，我国所构建的前科消灭制度到底应当配备什么样的犯罪记录处置制度？进一步而言，既然此两项制度属于不同的法律制度，那么，制定前科消灭制度是否就意味着，必须对犯罪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彻底的物理性删除？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展开了对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的讨论，并借此提出了功能性的前科消灭理念，以供学界参考。
一、理念缘起：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的概念差异
“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并非产生于同一时期。在西方世界，前科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而在华夏大地，这项制度早在夏商时期也已产生。与此不同，系统的犯罪记录制度作为一项专门为了记载犯罪而产生的法律制度，其产生时点相对较晚。具体而言，在法国，针对自然人的犯罪记录制度首创于19世纪末，后来直到1992年12月16日，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才建立起了涉及法人的犯罪记录制度。在德国，关于收集和登记有关个人犯罪背景的全面最新的法律规定也需要追溯到19世纪末。继法国之后，德国兰德公司于1882年通过了《登记法》，并对定罪情况进行登记，其主要用于刑事司法系统（特别是累犯评估）和行政决策，如授予或者撤销许可证。此后，德国又于1882年6月16日颁布了《联邦议会条例》，该条例引进了“以字母排列顺序为基础的索引卡片制”，至此，德意志帝国分散且不系统的犯罪登记才得以统一。
即便如此，针对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的关系，我国刑法学界还是出现了相同说与区别说两种观点。首先，支持相同说的学者认为，犯罪前科即犯罪记录或定罪记录，故前科消灭就是注销或消除犯罪记录。其次，支持区别说的学者则认为，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不可将它们混同使用。至于，如何理解这两种概念，区别说的阵营中又出现了分歧。比如，有学者曾指出，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是一种评价结论与评价对象的关系：一方面，犯罪记录作为一种对犯罪事实与刑事判决所进行的客观记载，它属于规范性的评价对象，其本质是一种法律事实；另一方面，犯罪前科作为一种对犯罪事实的规范评价，它属于犯罪记录的评价结论，其本质是一种法律评价。又比如，也有学者曾指出，应当用“犯罪记录”的概念取代犯罪前科，其认为，犯罪前科由于设立之初就有着预防与惩罚的制度基因，而这就决定了前科是一种具有负面价值评价的概念，故有必要摒弃以此概念为基础而构建起的犯罪信息理论模式，转而采用代表着价值中立与价值无涉的“犯罪记录”概念。显然，根据上述区别说理解，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的关系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因果关系说与替代关系说两种。
（一）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的具体差异
针对上述分歧，首先应当厘清的是，犯罪前科制度与犯罪记录制度是否有着相同的制度诉求，因为，不同的规范目的必然会使这两项制度承担不同的社会使命，从而赋予它们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在现代意义上，犯罪记录往往被视为一种行政管理的手段，因此，无论犯罪记录制度是被规定在行政规范中（如《德国中央登记册与教育登记册法》）还是单行刑法中（如我国香港地区的《犯罪自新条例》）甚至是刑法典（如《塞尔维亚共和国刑法典》）或刑事诉讼法典（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它其实都同时蕴含着管理前科人员与维护社会运转的双重职能。比如，根据《瑞士联邦刑法典》第359条第2款之规定，设立犯罪记录制度的目的便不仅仅在于保障刑事程序法的顺利进行，还在于一些行政活动上的监管与开展。与此不同，犯罪前科制度作为一项从重处罚的刑事法律制度，它是基于刑罚目的（报应主义或预防主义）而产生的，故而，该制度的设立其实就是想通过“再犯加重”与“资格剥夺”来实现犯罪惩罚、犯罪控制以及犯罪预防的效果。质言之，由于这两种制度有着不同的设立目的，这就导致犯罪记录制度往往有着比犯罪前科制度更为宽泛的社会使命，诸如“国家刑事案件的侦破”“国家立法活动的开展”“刑事法学理论的研究”等目标的实现都需要犯罪记录制度发挥作用。事实上，也正是基于上述差异，这又导致“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具有以下不同：
第一，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有着不同的判断视角。诚如上言，犯罪记录制度既然作为一种兼具行政性质的管理手段，其所关注的内容就不仅包括已经出现的犯罪事实记录，还包括那些可能从一般越轨行为迈向犯罪行为的记录。换言之，就判断视角而言，犯罪前科其实是一个基于刑法学视角而产生的概念，而犯罪记录是一个更加偏向于犯罪学的概念（因为它需要从犯罪原因的角度去考虑犯罪记录的生成），亦即，与其将犯罪记录冠以“犯罪记录”的称谓，不如直接将其称为“与犯罪相关的记录”。为了验证此结论，我们可以从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相关法律中寻找依据。比如，就“犯罪记录”的涵摄范围而言，美国包括了“未导致定罪的逮捕记录”，意大利包括了“审判时作出的无罪判决”，德国甚至包含了“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些裁定、违反麻醉药品法的处置决定”。实际上，也正是由于两者判断视角的不同，目前我国无论是有权解释还是理论研究均有将犯罪记录外延进行扩大的趋势。比如，我国学者曾指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凡是在他人知悉以后，可能会引起对行为人在未成年时实施过犯罪产生推测、怀疑乃至确定的材料，均应归入到犯罪记录之中；此外，他甚至提出，因严重违反法庭秩序而被拘留的诉讼参与人的拘留决定书也应当归入犯罪记录的范围之中，即使此决定书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犯罪嫌疑人，而只是证人、诉讼参与人或庭审旁听人员。
第二，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有着不同的生成条件。具体而言，在世界范围内，犯罪前科的成立条件大致存在“前罪宣告说”与“前罪处刑说”两种立法例。比如，以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国家采取的便是前罪宣告说，亦即，它们认为犯罪前科的成立仅以前行为宣告有罪为限，至于前行为是否被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则无须考虑；而以俄罗斯、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为代表的国家采取的则是前罪处刑说，亦即，它们认为犯罪前科的成立不仅需要前行为被宣告有罪，还需要该罪被判处了实际刑罚。与此不同，犯罪记录的成立条件则相对宽松，它不仅可以包括被判处实刑的犯罪记录，也可以包括被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记录，甚至可以包括未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记录以及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些行政记录。针对上述差异，我们也可以以俄罗斯的数据统计为支撑。在俄罗斯，被判处刑罚的数量（即犯罪前科数量）其实是要多于被登记犯罪的数量（即犯罪记录数量）的，比如，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俄罗斯1992年的犯罪登记人数为2760652人，查明犯罪人数为1148962人，但被判处刑罚人数却仅仅为661392人。
第三，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有着不同的灭失条件，并且，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消灭所需的期间考察上，还体现在消灭所需的实质要求上。首先，就考察期间而言，犯罪记录的注销考察期通常要比权利恢复的考察期更久。比如，在瑞士，根据《瑞士刑联邦法典》第77条“重新担任公职”与第80条“犯罪记录的注销”之规定，某人若想重新担任公职，则他必须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的两年内表现良好、赔偿损失，并主动向法院提出申请；与此不同，某人若想注销其犯罪记录，则需要根据不同情形进行区别对待：重惩役需要20年，三个月以上监禁刑需要15年，拘役、三个月以下监禁刑、罚金刑（作为主刑时）需要10年；如果被判刑人表现良好，赔偿了损失，缴纳了罚金（或以公益劳动替代了罚金或罚金被赦免），且执行了与判决相关的附加刑，上述期限就会相应缩减为10年、5年与2年。其次，就实质要求而言，由于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有着不同的规范目的，故前科消灭其实并不必然引起犯罪记录的删除，而犯罪记录的删除也并不必然是由前科消灭所引起的。比如，根据《德国中央登记册》第24条第2款之规定，“涉及90岁以上人的记录，也同样应从登记册中删除”。显然，就此规定，“90岁以上的人”其实并不会引起犯罪前科的消灭，但该年龄却直接引起了犯罪记录的删除。
（二）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的逻辑关系
前已述及，无论从规范的设立目的，还是从概念的判断视角，抑或从制度的留存条件，都应承认犯罪前科制度与犯罪记录制度是两项独立的法律制度。这正如德国学者李斯特所言，“‘重新赋予’或称‘复位’或‘恢复原状’，严格地讲，如同被视为消除刑罚后果一样，如同被视为国家放弃其部分刑罚权。而消除或清偿犯罪记录则具有独立之特征”。鉴于此，针对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的关系，就不得不进一步探讨上述的因果关系说与替代关系说。
首先，针对替代关系说，虽然这种观点也承认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但用犯罪记录直接取代犯罪前科的想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先不说，此二者不同的设立目的会使它们产生不同的制度价值与规范意义，单就从制度本身的归属定性来看，犯罪前科制度作为一项实体法制度，而犯罪记录制度作为一项程序法制度，这也决定了犯罪记录的处置离不开犯罪前科的指引。譬如，当追问到某种犯罪记录为何应当删除或封存时，这就需要探究其删除或封存的实体法根据，否则，离开权利恢复制度（前科消灭制度或复权制度）的犯罪记录处置就好比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难以真正发挥应有价值。况且，根据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匈牙利等大多数国家，它们的法律体系其实都同时存在着犯罪前科制度与犯罪记录制度。
其次，针对因果关系说，这种见解值得肯定，但关键在于，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到底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对此，有学者的理解是，犯罪记录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它是犯罪前科的前提与基础，而犯罪前科是对犯罪记录的规范评价。基于此，该学者提出，即使记载犯罪信息的数据被销毁了，但这也只是将犯罪记录的载体进行销毁，而犯罪记录本身是永远存在且不可能被删除的。确实，一旦将犯罪记录等同于犯罪事实，由于客观事实不可能被抹除，犯罪记录自然也就不会被消灭。但在我国，既然犯罪记录被官方定义为对犯罪情况的客观记载，它与犯罪事实就会有差别，如未被公安司法机关发现的犯罪事实便不会被记录在案；况且，从字面含义上讲，删除犯罪记录指的就是删除客观记载，而删除这些记载本身就会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如法院不可能根据道听途说就对犯罪人适用累犯加重的条款。事实上，该学者之所以有如此见解，很大原因在于，犯罪记录的涵摄范围较之犯罪前科更加宽泛，故犯罪前科极易理解为是对犯罪记录进行的一次筛选。比如，该学者曾坦言，“有犯罪记录不一定有前科，例如，有定罪免刑的情况，以及超过前科评价期限的情况，等等；但是，有前科一定有犯罪记录”。但如前文所言，犯罪前科是一个基于刑法学视角产生的概念，而犯罪记录是一个基于犯罪学视角产生的概念，换言之，这两个概念所引起的涵摄范围的不同，其实并不在于犯罪记录的产生应当在逻辑上先于犯罪前科，而在于它们本身就是基于不同规范保护目的而出现的。
基于此，本文认为，犯罪记录是一个不同于犯罪事实的概念，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具体而言，犯罪事实产生于犯罪前科（基于犯罪事实而作出的规范评价）之前，犯罪记录（程序法制度）产生于犯罪前科（实体法制度）之后，亦即，从因果层面看，犯罪前科是“因”，犯罪记录是“果”，犯罪前科（基于刑法学视角而产生）是引起犯罪记录（基于犯罪学视角而产生）的核心要素。因为，倘若将犯罪记录等同于犯罪事实，将犯罪记录理解为犯罪前科的前提与基础，这便忽略了犯罪记录所记载的内容不仅应当包括犯罪事实本身，还应当包括基于该事实而产生的否定性评价（即法院对此所作的结论与意见）。
二、域外考察：撤销定罪与犯罪记录处置的对应关系
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故基于犯罪前科而引起的权利恢复制度（即前科消灭制度与复权制度）与犯罪记录处置制度（即犯罪记录删除制度与封存制度）的关系便值得探究。通常而言，复权侧重于权利与资格的恢复，彰显的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前科消灭侧重于后遗效果的消灭，彰显的是一种“从有到无”的过程。因此，从词语本身蕴义来看，前科消灭似乎与犯罪记录删除更加亲和，而复权似乎与犯罪记录封存更加亲和，因为，“复权”与“犯罪记录封存”的组合客观上不会给人以视觉冲击，而“前科消灭”中的“消灭”与“犯罪记录封存”中的“封存”则略显抵牾。但不可否认，由于各国对于犯罪记录的规制存在“维护遗忘权”“维护知情权”“维护公共利益”的区别，加之，犯罪记录的执掌主体又存在“警察机关主导型”“司法部门主导型”“专门机关主导型”“户籍机关主导型”等类型，因而，这种亲和感并不能直接勾连前科消灭制度（或复权制度）与犯罪记录删除制度（或封存制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少采取复权制度的国家（如德国、日本、法国、保加利亚等）同样会要求删除犯罪记录。基于此，本文便将目光聚焦在撤销刑事定罪与犯罪记录处置的关系上，因为，无论前科消灭还是复权，它们均是以撤销刑事定罪为前提条件的。
然而，犯罪记录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犯罪记录是指，专门为了记载犯罪而产生的记录，如我国犯罪数据库中的犯罪记录、《无犯罪记录证明》、外国的《行为证明》与《犯罪记录证明》等；而广义的犯罪记录是指，一切能够表明犯罪信息的客观记录，如为了刑事定性而产生的刑事司法文书、为了记载人生轨迹而产生的人事档案、为了锁定身份信息而产生的二代身份证等。概言之，犯罪记录其实又可以分为“为了专门记载犯罪而产生的记录”与“为了记载其他事实而产生的记录”两种类型。在我国，虽然有权解释已经将犯罪记录定义为“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人员情况的客观记载”，但其他一般主体通过复制、报道、转载等方式而产生的犯罪记录同样也会对前科者产生巨大影响，故这部分记录当然也需要得到适当处置，只不过其更多应当考虑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鉴于此，就法学研究而言，对于犯罪记录的讨论就应当聚焦在狭义的犯罪记录（如犯罪数据库中的记录）与广义犯罪记录中的刑事司法文书上。譬如，当法院基于前科消灭或复权而撤销刑事定罪以后，即便犯罪数据库中的记录会随之删除，但只要刑事判决书与裁定书的样本仍然存在（即只被施加了某种限制公开的手段），那么这种删除制度其实与封存制度差距并不大。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整理了各国立法并发现，撤销刑事定罪与犯罪记录处置之间大致存在着一般关系、亲密关系、极端关系三种对应关系。
（一）一般关系：犯罪记录封存但仍可使用
所谓一般关系是指，当刑事定罪因实体权利恢复而被撤销以后，犯罪记录应予以封存，但这些记录只要满足一定条件，便又可以被解封并再次被使用。换言之，此时被封存的犯罪记录只能理解为被“雪藏”，而非彻底地物理性删除或消灭。目前，采取“一般关系”的国家，主要是实体法上采取复权制度的国家，譬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便是如此。
首先，在美国，由于其50个州的刑事立法不完全相同，故若想对美国犯罪记录制度作精准区分并非易事。但大体而言，美国的犯罪记录制度确实存在一种立法偏好，即美国的定罪记录往往倾向于采取封存制度，而逮捕记录则倾向于采取删除制度。因为，美国一方面坚信，犯罪记录的永久化是为了阻止犯罪（人们会因犯罪记录的伴随而不去犯罪）和避免受害，故他们认为，“刑事司法机构和法院在掌握更多信息的情况下，他们能更好、更公平地预防与解决犯罪问题”；但另一方面，美国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将未定罪的逮捕记录贴上标签并归类为“犯罪记录”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它会导致被免罪的被捕者被当作罪犯对待和行事，并且，根据美国的一系列调查研究表明，逮捕记录对就业的影响其实与定罪记录几乎是一样的。针对上述分歧，考虑到我国尚未将逮捕记录纳入犯罪记录的范畴内，因而，本文此处便将目光聚焦在定罪记录上。目前，对于刑事定罪记录，美国绝大多数州采取的是封存制度而非删除制度，譬如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内华达州、俄亥俄州、俄勒冈州、宾夕法尼亚州、犹他州、佛蒙特州、华盛顿州等均要求对刑事定罪记录进行密封或封存。显然，既然这些州针对定罪记录采取的是封存制度，那么，这些记录必然没有被登记部门彻底清除，它们客观上还有被解封甚至继续被使用的可能。对此，密歇根州第96区法院法官威廉·伊斯顿（William S. Easton）就曾坦言，“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记录并没有被完全清除，而只是被封存起来供私人查询”。
其次，在英国与加拿大，其犯罪记录的处置也采取的是封存而非删除的制度。在英国，犯罪记录的处置主要是通过《1974年罪犯康复法》与“失效”（spent）概念来完成的。比如，英国学者特里·托马斯（Terry Thomas）等人在谈及此话题时曾坦言，“犯罪记录并不是真的被删除，有记录的人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次犯罪，可以认为它或其他记录不复存在，故而‘失效’”。此外，在加拿大，委员会在定义取消犯罪记录时也曾指出，“取消记录并不是指实际销毁记录，因为试图这样消除犯罪记录的所有痕迹既不现实也不明智”。显然，根据上述介绍，当刑事定罪被撤销以后，英国与加拿大的犯罪记录并不会被彻底删除。事实上，也正是基于此，这就使得这些记录也会如上述美国一样，在满足某些特定条件后被解封甚至被再次使用。比如，在加拿大，倘若这些被封存的犯罪记录是为了研究目的或供记录主体的检查而使用时，这些记录就可以通过限制访问的方式（即去识别化）而被解封。
（二）亲密关系：犯罪记录删除但可以再使用定罪材料
所谓亲密关系是指，当刑事定罪因实体权利恢复而被撤销以后，（狭义的）犯罪记录会删除，但引起该记录的刑事司法文书仍然保存，且该司法文书还可以用来作为犯罪人再次犯罪时加重处罚的根据。换言之，在这种关系模式下，虽然狭义上的犯罪记录（即犯罪数据库中的记录）会被删除，但广义上的犯罪记录（如刑事司法文书）却依然会被保留。目前，采取“亲密关系”的国家，主要是实体法上采取复权制度的国家，譬如德国、日本、法国。
首先，在德国，一旦犯罪人的实体权利与资格被恢复，那么，犯罪登记册上的犯罪记录就应当在一段时间后被删除。对此，早在上世纪20年代，德国就有类似制度。比如，根据德国《消除犯罪记录法》的相关规定，当犯罪人的资格与权利恢复以后，“应当消除的犯罪记录将被从记录簿中删除和毁掉。自消除犯罪记录的条件成熟之时起，就重新犯罪的处罚或其他与前科有关的处罚而言，对过去的判决即不再予以考虑”。后来，直到1971年，德国的《中央犯罪登记册法》又在此基础之上，规定了犯罪记录的勾销制度与删除制度。比如，根据该登记册法第45条之规定：①有罪判决的记录（第4条）在经过特定期间后（第46条）应当进行勾销；②当该记录被勾销后满1年，应当将其从犯罪登记册中删除，并且，在勾销期内不允许对该记录进行肯定答复；③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有罪判决或涉及安全警告与精神病医院的收容命令不得适用第一款中的记录勾销。显然，根据该规定，德国的犯罪记录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是要被删除的。但与此同时，即使该记录被删除，“在以后的判决中，以前的判决将被用作认定行为人的全部个性的证据来使用，并可能导致法院在法定范围内选择较高的刑罚”。换言之，德国的犯罪记录删除制度其实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删除制度，由于其先前的判决仍然可以被用作犯罪人再次犯罪时的证据材料，故这种制度本质上与“封存犯罪记录且只允许法院使用”的封存制度并无太大差别。
其次，在日本与法国，它们的权利恢复制度也会引起犯罪人犯罪记录的删除。比如，根据《日本刑法典》第34条之二之规定，复权的效果是“刑罚宣告失去效力”，而对于这种失去效力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日本学者大塚仁与大谷石都曾表示，应当将被宣告人的名字从犯罪人名册（前科者名册）中删除。由此可见，日本对于复权者犯罪记录的处置采取的便是删除记录的制度。又比如，在法国，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69条第2款之规定，“有关下列有罪判决的登记卡从犯罪记录中撤销：因大赦、自然复权或者裁判复权而消失的判刑，或者依据更在犯罪记录之决定重新改判的判刑”。此外，该法典第773-1条还进一步规定，“由大赦或自然复权或裁判复权而消失的有罪判决，不再记入犯罪记录档案”。显然，根据这些规定，法国的刑事判决一旦被撤销以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也会随之从犯罪档案中删除。但必须强调的是，由于日本与法国的权利恢复制度均允许司法机构在新的诉讼中“适用法定累犯规制”或“将前科作为量刑资料”，亦即，即使犯罪人的犯罪记录（狭义上）已经被删除，但基于该犯罪事实而引起的刑事判决却仍可以用来作为他再次犯罪时加重处罚的根据。有鉴于此，应当认为，日本与法国的犯罪记录删除制度其实也是一种不完全的删除制度。
（三）极端关系：犯罪记录删除但无法再使用定罪材料
所谓极端关系是指，当刑事定罪因实体权利恢复而被撤销以后，犯罪记录应予删除，并且，引起该记录的刑事判决书不能用来作为犯罪人再次犯罪时加重处罚的根据。对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关系模式下，虽然上述刑事判决书不会在之后的审判中产生加重处罚的客观效果，但这些判决书作为一种载体形式却通常会被保留下来。目前，采取“极端关系”的国家，主要是实体法上采取前科消灭制度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塞尔维亚等便是如此。
在这些国家中，由于他们采取的是前科消灭制度而非复权制度，故他们对于犯罪记录与刑事判决的态度较之复权国家势必更加严厉。比如，在俄罗斯，根据《联邦刑法典》第86条第6款之规定，“前科消灭或撤销后，本法典规定的与前科有关的一切法律后果便不存在”。针对此规定，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的解读是，“如果一个人前科被消灭或撤销，在犯新罪时，过去曾经犯过罪这一事实对定罪没有影响，不得认为是加重情节，法院在解决累犯问题时不得予以考虑”。显然，既然俄罗斯的犯罪前科被消灭以后，其先前的刑事判决并不会对新认定的犯罪产生影响，故俄罗斯对于犯罪记录的删除势必更加及时与彻底。对此，有匈牙利学者在论及该制度时就曾指出，“如果与所涉及数据相关的登记条件不复存在，则该数据就该立即从登记文件中删除。然后，被告人已经再也不能因为此前的判决而被确定任何法律制裁。这同时也意味着之前的判决已经不能被视为刑罚加重条件，即使法院通过某种途径获悉了可靠信息也不行”。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犯罪人的前科被消灭，这也并不意味着需要删除引起该前科的判决，更不意味着需要抹销所有因该判决而产生的撤销痕迹。事实上，撤销定罪也会产生一些信息数据，而这些数据也会指向犯罪人曾经所犯之罪。概言之，这些撤销定罪的数据其实也决定了，即使采取前科消灭制度的国家也不可能将所有的记录载体都予以抹除。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便直接在刑法典中规定了撤销定罪的数据保密制度。
确实，犯罪记录并不等同于刑事判决，因而，即便前科消灭制度要求删除犯罪记录，这也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引起前科的刑事判决也应当被删除，其至多只能说该判决会因前科消灭而彻底失去刑法上的意义。实际上，“犯罪记录所记载的是客观犯罪事实和客观存在的刑事判决，这一客观事实是无法被消灭的，即便记载的文字或图像被销毁，也只是犯罪记录的载体被毁灭，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和刑事判决并不会因此而消灭”。况且，从档案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司法机关的刑事侦查与审查起诉，还是法院系统的案件审理与刑罚执行，甚至是前科消灭与犯罪记录处置的整个过程，公安司法机关其实都需要对事情经过进行记录，亦即，在整个前科消灭的过程中，即使犯罪数据库中的犯罪记录已经被删除了，但原来的司法档案却依旧存在，并且，因该前科消灭而产生的司法文书与其他证明材料（如前科消灭证明书、前科撤销决定书等）也应当进行归档。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判断犯罪前科是否被消灭的关键点，其实并不在于形式上的犯罪记录是否被删除，而在于这些犯罪记录到底能够被哪些人所知悉，其客观上到底又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
三、本土决向：从功能性前科消灭理论上构建犯罪记录制度
通过上述撤销刑事定罪与犯罪记录处置的三种对应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前科消灭制度与复权制度对于犯罪记录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此，不禁让人思考，我国到底应当采取何种权利恢复制度？并且，当权利恢复制度确定之后，我国到底又应当采取怎样的犯罪记录处置制度？显然，若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对“复权”与“前科消灭”的本质属性进行探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讨论我国的犯罪记录处置制度。
（一）复权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的理念侧重与本质区别
复权制度与前科消灭制度均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恢复制度。在我国，对于这两项制度的理解，理论界大致出现过三种观点。首先，有论者认为，“前科消灭”与“复权”是同一种法律制度。比如，这部分论者在谈及此二者关系时，往往会将它们的区别仅仅归结为“提法不一致”或“称呼不一致”。其次，也有论者认为，“前科消灭”与“复权”之间是一种包含关系，即，“前科消灭”应归属于“复权”中的一个部分。比如，这部分论者在理解“复权”的外延时，往往会将其具体区分为“恢复因资格刑而丧失的权利”与“恢复因前科效果而丧失的权利”两种类型。最后，还有论者认为，“前科消灭”与“复权”之间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即，只有当前科被消灭之后才会出现复权的问题。比如，有论者在探究这两种制度的逻辑关系时就曾指出，“前科消灭与复权并不能等同或者位置互换，二者可谓刑罚消灭制度的两个阶段，在实现了前科消灭的制度功能后，复权才能登场，这是两种制度协调配合的前提和原则”。显然，针对上述分歧，其无外乎是从形式上讨论了这两项制度的涵摄范围与逻辑结构。
但事实上，前科消灭制度与复权制度在本质上存在更为明显的区别。复权制度最早产生于17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当时的复权以一种君主赦免权的形式存在，即，当被处刑者在刑罚执行完毕与赔偿完毕之后，国王可以通过赦免直接将犯罪人从名誉受损的污点中解放出来。后来，直到1791年，《法国刑法典》将这种恢复荣誉的决定权转交给了法院，具体而言，“法院不必按照特定之法定条件来对被处罚者的复原请求作出裁决，而是根据镇议会的有权威性的建议，经过自由裁量，认定被处罚者经过10年无可指责的表现之后，是否适合复原。复原的效果在于，完全消除判决”。概言之，当时的复权其实有着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复权的成立并无完备的法定条件，其主要依靠法官自由裁量；第二，复权的效果是完全消除既有判决。但后来，在法国1808年的法律中，“复原的效果重新被限制在消除名誉受损上，而且在1852年7月3日的《恢复被审判人权利法》中，此等限制被再次确认”。换言之，此时复权所能引起的法律效果又从“完全消除判决”回归到了“恢复降低名誉”。再后来，直到19世纪末，法国的复权开始受到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影响，比如，根据法国1885年8月14日的法律，当时的复权已被视为一种预防犯罪的手段，该法律甚至规定累犯只要经过更长的时间也能够恢复权利。但必须注意的是，自1808年以来，法国就再也没有将复权的效果扩张至“完全消除之前判决”，法国现行《刑法典》第133-16条第3款更是明确规定，“复权并不禁止司法机构在新的诉讼中，为适用法定累犯规则，考虑判刑之情形。此权利为司法机构独有”。
由此可见，法国的“复权”其实经历了由“消除名誉污点”到“完全消除判决”再到“消除降低名誉”的过程，即，目前法国的复权所针对的对象就只是名誉与权利，而不会过多涉及先前的刑事判决。实际上，正是受到这种影响，当今各国的复权制度基本将其效力局限在权利与名誉的恢复上，而不会否定被撤销的定罪依然可以对之后的判决产生影响。比如，英国《1974年罪犯康复法》第4条第2款便规定，即使犯罪人的权利已恢复，但其先前的定罪信息仍可以被援引到具体的司法诉讼中，因为该款规定，“向他或她或任何其他人提出寻求有关先前定罪、犯罪、行为或情况的信息问题，要受到下文第（4）款作出的任何命令的制约，但司法当局的诉讼除外”。与此不同，采取“前科消灭”的国家，它们的制度设定就不仅要求恢复前科拥有者的权利与资格，还要求消灭既有判决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即，在这些国家中，犯罪前科一旦被消灭，其先前的判决便既不可以作为证据材料而使用，也不可以作为犯罪人再次犯罪时加重处罚的根据。比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86条第5款将前科消灭的效果规定为“一切法律后果不存在”，而针对此规定，俄罗斯理论通说的理解是，“这表明，在行为人又实施新的犯罪时，第一个犯罪行为人不会对认定新的犯罪行为产生影响，不能被认定为多次犯罪，不能被看作是加重刑罚的情节，也不能作为改变剥夺自由刑服刑地点的理由等”。
显然，通过上述比较，“前科消灭”与“复权”在本质上是存在差异的。对此，苏俄学者便试图通过“刑事法律关系”来展现前科消灭的制度特征。至于，如何理解刑事法律关系，苏联理论通说指出，“在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中，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实施了犯罪的人。作为权利的执行者，国家在刑事法律关系方面有权确认实施了犯罪的人应负的刑事责任，并对其适用法律所规定的刑罚，而实施了犯罪的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并受到应有的惩罚”。换言之，在苏联学者看来，刑事法律关系其实是一种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且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国家有权利对犯罪人进行否定性评价与刑事处罚，而犯罪人有义务接受国家的刑事谴责与处置手段。那么，在刑罚执行完毕但犯罪前科尚未消灭的期间里，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会彻底消灭？对此，沙赫马托夫（Шахматов）的理解是，“从判刑人服刑时起（在不要求服刑的情况下，则从判刑时起）到前科消灭或撤销止，刑法关系继续存在。这种刑法关系是在以被判刑人及有前科的人为一方和以负责对这些人的行为及劳动态度进行检查或者行政监督的国家机关为另一方之间形成的”。确实，如果我们将犯罪的本质理解为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且这种关系的载体又表现为刑事谴责或基于该刑事谴责而产生的刑事处罚，那么可以认为，只要犯罪人的前科没有被消灭以前，其刑事法律关系就不会被彻底消除。因为，犯罪前科本就是一项国家所承认的刑事谴责制度，其天然带有对犯罪人的否定性评价，况且，在各国的刑事立法中，犯罪前科还通常被视为加重情节而存在。
综上所述，由于复权制度不会否定先前判决可以作为犯罪人再次犯罪时加重处罚的根据，而前科消灭制度会彻底消除既有刑事判决产生的任何法律效力，故应当承认，这两项制度的本质差异在于，它们对于先前判决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的态度不同，亦即，前科消灭会彻底抹除这种刑事法律关系，而复权则不必如此。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差异，这才导致“前科消灭”与“复权”产生了不同的制度属性。具体而言，复权所强调的是恢复权利，而权利是否得到恢复，其判断标准在于犯罪人当下是否拥有某项权利，换言之，复权制度其实是一种“立足当下并展望未来”的法律制度。比如，韩国大法院在1974年5月14日的判决便指出，“刑法第81条的刑罚失效的宣告是消灭指向未来的刑之宣告的法律效果的旨趣，而不是甚至抹消以往的事实本身”。与此不同，前科消灭所强调的是消除刑事法律关系，而刑事法律关系是否被彻底消除，这就需要回溯到既有的刑事判决之中，换言之，前科消灭制度其实是一种“回溯过去并消除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制度。
（二）我国应当在前科消灭的本质上探讨犯罪记录处置
前科消灭制度与复权制度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并且，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它们对于“实体法上的刑事法律关系”与“程序法上的犯罪记录处置”具有不同态度。因此，若要在我国构建起适当的犯罪记录处置制度，则必须首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我国到底应当在实体法上采取前科消灭制度还是复权制度；第二，我国所采取的权利恢复制度到底应当匹配什么样的犯罪记录处置制度。
1.解答一：我国应当在实体法上采取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与复权制度的选择，关键在于，我们希望所采取的权利恢复制度到底能够发挥何种作用，能够消除何种影响。在我国，任何一种犯罪行为客观上都会产生“国家对犯罪人的否定性评价”与“社会对犯罪人的否定性评价”两方面内容，亦即，犯罪的否定性评价其实是由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两方面组合而成的。鉴于此，前科消灭制度与复权制度的最终任务其实就是消除这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对于道德评价，它是一种社会大众基于普遍道德规范与朴素正义理念而产生的对某种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与谴责，并且，这种谴责超脱于实体权利且会对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而言，十里八乡的私下议论，职场同事的冷眼旁观，亲朋好友的故意疏远，人生伴侣的决意离开等都属于这种评价的表现。比如，针对犯罪与离婚的关系，我国有学者曾对重庆市某基层人民法院2010年至2012年的360起离婚案件做过调查，最终发现：在这三年内，因被告人服刑而选择离婚的，2010年有16人，2011年有8人，2012年有11人，总计35人，占总体离婚比率的9.7%。鉴于此，因犯罪而引起的道德评价确实需要相关制度予以关注，因为，倘若犯罪人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不能从道德上得到宽恕，这不仅会使他们无法从犯罪的泥潭中抽离出来，还会使他们产生角色认同进而出现继发越轨。但若要彻底消除这种后遗效果，仅仅凭借复权制度是不够的。诚如上文所言，复权强调的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其更多关注的是实体权利的恢复，而权利恢复并不意味着必须对先前的不利道德评价进行抹除；与此不同，前科消灭强调的是一种“从有到无”的过程，其更多关注的是刑事法律关系的消灭，而该关系一旦消灭，由前科所引起的一系列后遗效果自然应当随之消除。概言之，从制度本身的寓意来看，“前科消灭”与抹除道德评价的关系其实较之于“复权”更为紧密。
其次，对于法律评价，复权制度与前科消灭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先前的刑事判决能否在犯罪人再次犯罪时发挥效用。针对此区别，这就需要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进行考量。在我国，一系列数据统计已表明，犯罪人的再犯率是会随着刑满释放后的期限增加而逐渐降低的，即，我国绝大部分犯罪人只要在刑满释放后的一定期限内不犯罪，其便大概率不会再犯罪。比如，2017年重庆市某监狱系统人员曾对402名再犯人的犯罪原因进行调查，并发现，在这些人中3年以内又实施犯罪的有244人（占60.7%），3至5年内又实施犯罪的有86人（占21.4%），5年以上又实施犯罪的有72人（占17.9%）。鉴于此，对于大部分能够顺利融入社会的前科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彻底清除其在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况且，根据我国《刑法》的罪名设置，其中既存在大量严重犯罪也存在大量轻微犯罪，既存在大量常发犯罪也存在大量偶发犯罪。换言之，在何种程度与何种范围内消除犯罪前科，这其实与否定前科消灭制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诚然，倘若我们要将一个杀人犯、强奸犯、贪污贿赂犯的前科进行消灭，这必然会引起民众抵制甚至社会恐慌，但这并不能否定危险驾驶罪、代替考试罪、高空抛物罪等可以适用前科消灭制度。事实上，有些人一旦实施了某种犯罪，他们便不可能再实施类似犯罪。比如，就拿代替考试罪来讲，当某人代替他人参加国家统一考试而获刑后，他不仅会受到管制或拘役的刑事处罚，还会受到一定期限内禁止考试的行政处罚，而经过这些处罚后，该人无论是从知识储备的更新上，还是从考试年龄的适度上，他其实都难以再担任“枪手”的角色。既然如此，有选择地采取前科消灭制度，才真正符合犯罪的规律与预防的目的。
此外，我国对于前科消灭制度与复权制度的抉择，客观上也会受到我国刑事程序法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刑法结构的轻刑化转型，大量轻微犯罪被纳入刑法典中，尤其自2020年以后，随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发案数激增，其已与危险驾驶罪、盗窃罪共列为我国发案数最高的三类犯罪。面对如此情形，我国诉讼法学界试图在构建“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繁简分流”诉讼模式的同时，强调轻案快立、快侦、快诉、快审。譬如，202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在工作报告时就曾指出，2024年我国“依法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86.9%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一审服判率96.9%，高出未适用该制度案件34.8个百分点”。显然，从这些举措中可以看到，当今我国刑事程序改革其实主要围绕“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进行展开，而这就决定了，我国现有的刑事追诉体系依然没有较强的过滤机能，绝大多数轻微犯罪依然会进入到审判程序，甚至被判处刑罚。譬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其发布的《轻罪治理白皮书（2018—2023）》中就曾指明，“从轻罪案件的审结处理情况来看，2018年至2023年8月，经审查作出起诉决定的11852人，起诉率为65.2%”。针对这种现状，我国便不能采取类似西方的复权制度，因为，西方大多采取复权制度的国家其刑事追诉体系呈现漏斗形，大量轻微刑事违法行为会因各类程序设置而被过滤，如有学者在论及德国刑罚的轻缓化时就曾指出，2013年德国“最终进入法院审判程序的案件数仅为立案数的12.7%，而最终受到法院有罪判决的案件数仅为立案数的8.76%左右”，换言之，某些西方国家即便采取复权制度，其因犯罪前科而引起的负面效果也往往会因刑事追诉体系而得到缓解；与此不同，由于我国的刑事追诉体系仍呈现直筒式，且我国检察院每年提起公诉的案件达100多万件，故我国对于彻底消除轻微犯罪的前科影响便有着更为强烈、更为急迫的需求。
2.解答二：我国的犯罪记录处置应当发挥社会功能
就实体权利恢复而言，我国应当采取的是前科消灭制度，并且，该制度的本质就在于彻底消除先前判决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既然如此，我国到底应如何在此基础上构建犯罪记录的处置制度？进一步而言，我国的犯罪记录是否也应当如其他采取“前科消灭”的国家一样，一旦犯罪前科被消灭，由此产生的犯罪记录也应当随之被删除？
事实上，由于“前科消灭”与“犯罪记录处置”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因而，即便犯罪前科被消灭，犯罪记录也不必然会被删除。因为，犯罪记录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即使是采取前科消灭制度的国家，其狭义上的犯罪记录（如犯罪数据库）确实会因前科消灭而被删除，但广义上的犯罪记录（如刑事判决书）也依然会被保留下来。换言之，删除犯罪记录的制度其实并不会对所有的犯罪记录都进行删除，它的实际意义只在于，消除大部分人对犯罪记录接触的可能性。这正如档案学者何梅所言，消灭犯罪记录与消灭犯罪档案中的“消灭”只不过是一种“虚拟消灭”，其最终意义仅仅是“让人查找不到”。既然如此，犯罪记录的删除制度与封存制度客观上并不是一组绝对排斥的法律制度，它们的差别只在于犯罪记录的公开程度不同而已。其实，倘若从消除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去剖析前科消灭制度，也能发现此二者之关系。因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一端在于国家对犯罪人的否定性评价与谴责，而另一端在于犯罪人应当接受这种否定性评价与谴责，故消除刑事法律关系的实质便在于，消除国家的否定性评价和基于该评价而产生的社会评价。进言之，倘若我们能够消除犯罪前科所引起的这些评价，那么，基于该前科而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自然也就能够被清除。显然，若要消除犯罪前科的法律评价，其关键在于避免将之前的判决作为下次判决时加重处罚的根据；而若要消除犯罪前科的社会评价，其关键在于避免将之前判决所引起的犯罪记录继续流入社会。亦即，只要犯罪人的犯罪记录被封存（阻止了其再次流入社会）且法院不能接触到这些记录（阻止了其再次定罪使用），此时便可以说，刑事法律关系已经被切断。至于，社会上已经流传的各类二级来源记录，虽然它们不可能被彻底清除，但由于这些犯罪记录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根据，因而，它们的拥有者也就具有了删除这些记录的法律义务与（有限地）帮助名誉受损者恢复名誉的义务。
那么，我国（狭义的）犯罪记录到底应当采取删除制度还是封存制度呢？对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功能性的前科消灭理念，亦即，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构建应当坚持，在不违背刑事法律关系被彻底消除的前提下，尽量发挥犯罪记录的制度功能与社会功效。简言之，功能性前科消灭理论的宗旨在于，以坚守前科消灭的本质为最终底线，探讨如何实现社会运转的最大功效。毋庸讳言，犯罪记录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它有着极大的社会价值，诸如美国等国之所以如此注重对犯罪记录的留存，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于，它们的犯罪记录被注入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内容。譬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目前各巡回区法院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犯罪记录被删除的人不应比被宣告无罪的人处于更好的地位，并且，美国的法院档案和关于犯罪记录的互联网信息几乎可以自由获取，有些州甚至还公开了法庭记录中的文件，而这些文件通常又会涉及犯罪人的精神信息、身体健康信息以及亲密的个人家庭历史等。正因如此，即使有不少学者已经证明“伴随着公开的犯罪记录标签，更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累犯”，但美国绝大多数州在定罪记录的问题上，依然采取的是封存制度而非删除制度。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在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倘若司法机关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便能更好、更公平地预防和解决犯罪问题。
确实，犯罪记录拥有巨大的社会功效，它不仅有助于刑事案件的排查与侦破，还有助于政策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有助于理论研究的开展与深化。对此，早在19世纪末，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Durkheim）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就曾指出，犯罪的产生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只要犯罪行为没有超出每个类型社会所规定的界限，它就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学现象，并且，这些现象能够在明确道德界限、强化社会团结、推动法律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而相较于犯罪现象本身，犯罪记录作为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情况的客观载体，其在上述功能的发挥问题上必然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于世界人口总量排名第二的中国来讲，我国的犯罪基数相较于一般国家更多，人口密度相较于一般国家更大，故我国对犯罪案件的侦破相较于一般国家更难。譬如，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数据，从2005年至2022年间，全国公安机关本年度刑事案件破案率的峰值发生在2007年，当年的刑事立案数为4807517起，当年破获的刑事案件数为2410008起，破案率仅为50.13%；谷值发生在2015年，当年的刑事立案数为7174037起，当年破获的刑事案件数为2243227起，破案率仅为31.27%。由此可见，我国公安机关本年度的刑事案件破案率其实并不高，且近年来持续稳定在40%左右，也即，从刑事案件侦破的角度来看，我国对于犯罪记录的留存客观上有着极大的现实需求。况且，犯罪记录一旦被保留下来，我们还可以通过对这些记录进行匿名化或者去识别化处理，从而将其提供给公共部门、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等进行犯罪研究与制度建立。基于此，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与制度构架（即我国的刑法典主要是一部维护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法典），本文认为，我国的前科消灭制度应当匹配的是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而非删除制度。
顾名思义，“封存”作为一个概念，它是相对于“解封”而存在的，亦即，既然我国应当采取的是封存犯罪记录的制度，那么，被封存的记录何时可以被解封，这便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为，即便同样采取的是封存记录的制度，但如果犯罪记录被解封的实质条件与难易程度不同，那么，这些制度便会有着“量”甚至“质”上的不同。比如，在加拿大，只要警方能够证明被封存的犯罪记录对于公众来说有着足够的重要性，该记录就可以被再次公开。显然，就这种封存制度而言，它是一种脱离“消除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其解封的条件就只在于犯罪记录本身的重要性。又比如，在美国，伯纳德·科刚（Bernard Kogon）等人也曾指出，“所有的记录都不是也不可能被密封，根据通常写入法律的限制和例外情形，被封存的记录很容易在形式上和程序上被解封”。但需要指出的是，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之所以能够被轻易解封或被广泛使用，这其实只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而与制度本身并无绝对关系，况且，美国和加拿大在实体法上所采取的权利恢复制度，本来就是不抹除刑事法律关系的复权制度。既然如此，结合上述功能性前科消灭理论，本文认为，我国采取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必须以彻底消除刑事法律关系为根本底线，亦即，此时所留存下来的犯罪记录不能用于加剧犯罪人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目的。具体而言，这些犯罪记录只能用于刑事侦查、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后两种情形必须进行匿名化处理）等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场合，而不能用于犯罪人再次犯罪时加重处罚的根据。
四、结语
现今，我国出现了一种意识观念碎片弥散与道德规范冷漠无视的状态，对此，为了化解社会紧张，刑法便试图通过制定轻微犯罪来树立国民的规范意识。但很显然，由于这些犯罪与传统犯罪有着不同的规范设立目的，并且，它们的最高法定刑又偏低，故对这些犯罪也施以永久性前科势必违反罪刑相称的基本原则。然而，由于我国刑法是一部“重罪重刑的小刑法”，故学界在讨论轻微犯罪的前科消灭时，往往会通过“拔高轻微犯罪的入罪门槛”或“限缩犯罪前科的成立范围”来消除这些犯罪的前科弊端。确实，倘若我们认为某种越轨行为不是犯罪，自然不会因犯罪而产生前科；倘若我们认为某种犯罪不会产生前科，自然也不会出现前科消灭的问题。但这种做法却无形中混淆了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的关系，掩盖了犯罪前科与复权的差别，使我国出现了“存在犯罪记录封存却无前科消灭或者复权”的尴尬局面。
事实上，“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犯罪前科”作为一种实体法制度，其对程序法上的犯罪记录处置具有统摄与指引的作用。既然如此，在刑法结构轻刑化转型的今天，在学界为构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而奋进的当下，确有必要对实体法上的权利恢复制度（即前科消灭制度与复权制度）与程序法上的犯罪记录处置制度（即删除制度与封存制度）作深入讨论。因为可以预见，在解决我国轻微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问题上，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一定是兼顾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定是在厘清前科消灭制度与复权制度的关系后才进行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便以犯罪前科与犯罪记录的关系为切入点，结合了犯罪前科的弊端消除、犯罪记录的社会价值以及我国规范的设定模式与刑事追诉体系的制度特点等因素，并最终提出了一种功能性的前科消灭理念。
（责任编辑：车浩）
【注释】
[1]张小虎：《刑罚论的比较与建构(下卷)》，群众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页。
[2]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0页。
[3]See Christine Morgenstern,“Judicial Rehabilitation in Germany—The Use of Criminal Records and the Removal of Recorded Convic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Probation,Vol.3,No.1,2011,p.23.
[4]参见(德)弗兰茨·冯·李斯特：《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13—414页。
[5]参见舒洪水、刘娜、李岚林：《累犯制度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6]参见于志刚：“‘犯罪记录’和‘前科’混淆性认识的批判性思考”，《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48页。
[7]参见吴尚聪：“现代性、社会控制与犯罪记录制度：犯罪记录的谱系学考察”，《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93页。
[8]参见徐久生、庄敬华译注：《瑞士联邦刑法典》，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9]See B.C.Naude,“Legislative Expungement of Criminal Records,”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Vol.15,No.3,2002,p.297.
[10]See Amy Myrick,“Facing Your Criminal Record：Expungement and the Collateral Problem of Wrongfully Represented Self,”Law & Society Review,Vol.47,No.1,2013,p.79.
[11]See Sigmund A.Cohn,“Criminal Records—A Comparative Approach,”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Vol.4,No.1,1974,p.145.
[12]参见刘军：《性犯罪记录制度的体系性建构——兼论危险评估与危险治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13]参见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19〕4号)第486条与2022年“两高三部”颁行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第3条。
[14]参见肖中华：“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法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3页。
[15]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4页。
[16]参见(俄)B.B.卢涅耶夫：《二十世纪的犯罪》，黄道秀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42页。
[17]对此，根据《德国中央登记册法》第46条与《德国刑法典》第45条b款的规定可发现这一特点。参见徐久生译注：《德国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9页；周子实译注：“德国中央登记册与教育登记册法”，《东南法学》2017年第2期，第178页。
[18]参见徐久生等，见前注[8]，第29—30页。
[19](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罚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508页。
[20]参见于志刚：《中国犯罪记录制度的体系构建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21]参见于志刚，见前注[6]，第54页。类似观点，参见刘军，见前注[12]，第32页；曾新华：《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22]譬如，根据2022年5月“两高两部”颁行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其便将犯罪记录定义为“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人员情况的客观记载”。
[23]于志刚，见前注[20]，第5页。
[24]See Martine Herzog-Evans,“‘Judicial rehabilitation’in Six Countries：Australia,England and Wales,France,Germany,The Netherlands and Spain,”European Journal of Probation,Vol.3,No.2,2011,pp.1-3；James B.Jacobs,The Eternal Criminal Recor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88.
[25]See Bronwyn Naylor,“Criminal Records and Rehabilitation in Australia,”European Journal of Probation,Vol.3，No.1，2011，p.82；斯特法尼等，见前注[2]，第558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9页；吴宏耀、余鹏文：“论英国的犯罪信息公开制度——以加拉格尔案为切入点”，《财经法学》2020年第2期，第125页。
[26]针对撤销刑事定罪与犯罪记录处置的关系，美国有学者就曾坦言：“通常来讲，撤销定罪虽然具有恢复罪犯因定罪而丧失的任何公民权利的效果，但它不会封存或者销毁记录，故任何对犯罪记录感兴趣的人仍可以查阅；而封存记录同样也消除了罪犯的任何民事权利，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声称自己从未被定罪，但在这种情况下，记录是密封的，这使得公众无法接触到它，且理论上只有那些由法院或法律授权的人才可以查阅。”See Karen Ann Henson，“Criminal Procedure：Expunction—Factor Fiction,”Oklahoma Law Review,Vol.31,No.4,1978,pp.981-982.
[27]See Jacobs,supra note24,pp.155,302.
[28]See Michael E.Mazurek and Jo-Ellen Holm Mazurek,“Expungement of Arrest Records：The Need for Federal Legislation,”Journal of Legislation,Vol.6,1979,pp.154,166.
[29]See Leonard E.Broberg,“Criminal Law—Penology—The Expunction of Criminal Records under the Federal Youth Corrections Act：A Novel Judicial Interpretation,”Wayne Law Review,Vol.26,No.3,1980,p.1123.
[30]See Simone Ispa-Landa and Charles E.Loeffler,“Indefinite Punishment and the Criminal Record：Stigma Reports among Expungement-Seekers in Illinois,”Criminology,Vol.54,No.3,2016,p.392.
[31]William S.Easton,“Expunging Criminal Records：A Judge s Perspective,”Wayne Law Review,Vol.27,No.3,1981,p.1391.
[32]Terry Thomas and Bill Hebenton,“Dilemmas and Consequences of Prior Criminal Record：A Criminological Perspective from England and Wales,”Law and Society,Vol.26,No.2,2013,p.237.
[33]See A.M.Kirkpatrick,“Significance of Criminal Records and Recognition of Rehabilitation,”Canadian Journal of Corrections,Vol.12,No.3,1970,p.307.
[34]See Naude,supra note9,p.297.
[35]李斯特，见前注[4]，第417页。
[36]参见周子实，见前注[17]，第195页。
[37]李斯特，见前注[4]，第417页。
[38]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1页；(日)大谷实，见前注[25]，第486页。
[39]罗结珍译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610、613页。
[40]参见朱琳译注：《最新法国刑法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9页。
[41]参见大塚仁，见前注[38]，第581页。
[42]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编：《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黄道秀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221页。
[43](匈)珀尔特·彼得主编：《匈牙利新〈刑法典〉评述(第1—2卷)》，郭晓晶、宋晨晨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页。
[44]参见王立志译注：《塞尔维亚共和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45]韩宝庆：“前科消灭制度建构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10页。
[46]参见何梅：“国外前科消灭制度及档案处理办法简介”，《北京档案》2004年第6期，第43页。
[47]参见付强：“前科消灭的概念研析”，《当代法学》2011年第2期，第42页。
[48]参见魏麟、李春雷：“轻罪化背景下我国复权制度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22页。
[49]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85—386页。
[50]程骋：“前科消灭与复权制度在刑罚体系中的定位及逻辑关系解构”，《江汉论坛》2021年第12期，第118页。
[51]李斯特，见前注[4]，第410—411页。
[52]李斯特，见前注[4]，第411页。
[53]参见斯特法尼等，见前注[2]，第685页。
[54]朱琳，见前注[40]，第58页。
[55]See Rehabilitation of Offenders Act 1974,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74/53/,last visited on 18 December 2025.
[56](俄)Л.В.伊诺加莫娃·海格主编：《俄罗斯联邦刑法(总论)》，黄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类似做法,亦可参见彼得，见前注[43]，第295页；Elena Larrauri,“Conviction Records in Spain：Obstacles to Reintegration of Offenders,”European Journal of Probation,Vol.3,No.1,2011,p.53.
[57](苏)H.A.别利亚耶夫、M.И.科瓦廖夫主编：《苏维埃刑法总论》，马改秀、张广贤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7页。
[58]对此，我国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刑事法律关系的实质内容其实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受约束的刑罚权(包括免予刑罚处罚)”与“有限度的刑事责任”。参见张小虎：《刑事法律关系的构造与价值》，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5页。
[59](苏)Л.В.巴格里·沙赫马托夫：《刑事责任与刑罚》，韦政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60](韩)金日秀、徐辅鹤：《韩国刑法总论》，郑军男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5页。
[61]参见陈苇、何文骏：“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司法实践之实证调查研究——以重庆市某基层人民法院2010—2012年被抽样调查的离婚案件为对象”，《河北法学》2014年第7期，第24页。
[62]参加龚道联：“对402名再犯罪者犯罪原因的调查”，《犯罪与改造研究》2017年第7期，第28页。
[63]参见行海洋：《去年危险驾驶罪、盗窃罪、诈骗罪起诉人数位居前三》，载新京报，https://news.qq.com/rain/a/20250309A04DYV00，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2月18日。
[64]参见朱铁军：“轻罪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相关问题之探析”，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8月13日，第6版。
[65]应勇：“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二〇二五年三月八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2025年3月16日，第2版。
[66]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轻罪治理白皮书(2018—2023)》，载微信公众号“海淀检察院”，2023年12月12日上传。
[67]江溯：“无需量刑指南：德国量刑制度的经验与启示”，《法律科学》，2015年第4期，第161页。
[68]参见何梅，见前注[46]，第42页。
[69]See Thomas R.Frenkel,“Criminal Record Expungement：The Fifth Circuit Addresses a Split in Authority Regarding the Modification of Executive Branch Records,”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Vol.24,No.3,2000,p.639.
[70]See Jacobs,supra note24,p.64.
[71]See Kevin Lapp,“American Criminal Record Exceptionalism,”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Vol.14,No.1,2016,p.308.
[72]参见(美)詹姆斯·杰克布斯、塔玛拉·克莱皮特：“犯罪记录范围、用途和可获得性的扩张”，徐翠翠、岳蓓玲译，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页。
[73]参见(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2—92页。
[74]See Kirkpatrick,supra note33,p.307.
[75]See Bernard Kogon and Donald L.Jr.Loughery,“Sealing and Expungement of Criminal Records—The Big Lie,”Journal of Criminal Law,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Vol.61,No.3,1970,p.379.
[76]参见张小虎：“论观念碎片弥散与犯罪反常”，《法学杂志》2016年第10期，第52页。
马龙，广州大学法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