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元史研究，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紧密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核心任务，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汉文史料的深度挖掘与系统整理
《元史》为元史研究基本典籍。作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一种，中华书局《元史》点校本修订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继《全元文》《全元诗》等元代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后，由查洪德主编的《全辽金元笔记》已出版第1辑共10册，其中收录元代笔记24种。
黑水城文书以西夏与元代文书为主，自20世纪初被俄国探险队首次发现，其发掘工作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黑水城文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其中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孙继民团队与宁夏大学杜建录团队的成果尤为突出。前者相继出版有《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佛经除外）整理》等，后者出版有《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与《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此外，吴超、霍红霞校注的《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释录》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上述成果对此前出版的相关图录进行了细致整理，极大方便了学界对这些文献的利用。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论著层出不穷，近年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张重艳、杨淑红《中国藏黑水城所出元代律令与词讼文书整理与研究》，杜立晖、陈瑞青、朱建路《黑水城元代汉文军政文书研究》，杜立晖《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等。
以古籍公文纸本为基础的纸背文书，虽早为前人留意，但大规模的调查与整理则是近十余年才展开的。王晓欣团队率先推出《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公文资料》及系列研究成果。杜立晖、尹敏志等对国图藏《魏书》、日藏纸背文书的研究也引人注目。同黑水城文书相比，纸背文书内容相对完整，存世数量可观，仅国内就达数百种，被有的学者评价为“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相信随着今后调查与整理工作的不断深入，纸背文书会给元史研究带来更多宝贵素材，推动元史研究继续走向深入。
金石碑刻资料历来为元史研究重视，近年的整理工作也新著迭出。其中，李治安、王晓欣主编的《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丛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的成果，现已出版《内蒙古、东北卷：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博物馆藏专辑》《京津卷》《甘肃、宁夏卷》《河南卷》，每通碑刻均有解题、清晰图版与录文，方便学者对照使用。此外，由邹虎辑释、臧克和审定的《元代碑刻辑释》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二、多语种文献研究与国际学术交流
元朝脱胎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庞大帝国——大蒙古国，元史研究由此需要突破汉文史料局限，具备国际视野。在这方面，元史学科的三位奠基者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树立了典范。近年来，元史学科这方面的发展态势更为强劲，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元史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对话与创新。
波斯文文献历来被视为与汉文文献并驾齐驱的元史资料宝库。早在20世纪80年代，两部波斯文重要文献——拉施特（Rashīd al-Dīn ?abīb）《史集》（Jami?al-Tawārīkh）与志费尼(?A?ā-Malik Juvaynī)《世界征服者史》（Tārīkh-i Jahāngushāy）就有汉译本出版，但二者分别由俄译本与英译本转译而来，与翁独健提到的有计划地进行对波斯文史料的翻译、研究和校注距离尚远。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翁先生的愿景虽未实现，但波斯文文献研究薄弱的局面已有很大改观。这既得益于新时代日益宽松的国际学术交流环境，也与波斯语言学界与元史学界日益紧密的合作有关。其中，2013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波斯语文献与蒙元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与2014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中国和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可谓其标志性事件。北京大学王一丹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波斯文《五族谱》整理与研究”将文献整理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通过组织读书班等方式培养了一大批能熟练使用波斯文文献的青年才俊，目前专门从事波斯文文献研究的青年学者主要有邱轶浩、魏曙光、陈春晓等。以往学者利用波斯文文献多聚焦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曾取得领先世界的骄人业绩，新生代学者的研究兴趣则扩大到伊利汗国等其他领域，近年来出版的波斯文文献整理与研究著作主要有时光《〈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魏曙光《域外文献与蒙古史研究》、陈春晓《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移民、使者和物质交流》等。
马可·波罗及其《寰宇记》研究一直是元史领域的传统课题，以往研究多利用史料互证讨论《寰宇记》记载的真实可靠性。自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这一古老的学术课题被赋予新的使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涵盖百余种抄本与刊本，是一部学术性很强、享有盛誉的著作。北京大学荣新江团队从事该书研究多年，曾召开过多次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除了在《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等刊物发表大量论文，还出版了《马可·波罗扬州丝绸之路》《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等论文集。据悉，《马可·波罗寰宇记》的翻译工作已接近尾声，将于近期出版。2024年是马可·波罗去世700周年，扬州博物馆及国内多所大学举办了纪念马可·波罗的学术研讨会。
三、理论自主性创建与旧有学说的批判反思
元史一向被认为是一门实证性较强的学科，以往研究往往强调元朝统治的特殊性，对其与中国历代王朝之间存在的同质性关注不够。自21世纪以来，打破断代史的贯通式研究及其理论层面的深入探索，在中外史学界已蔚然成风，其中不少学说，如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与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宋元明过渡”说（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与王瑞来的“宋元变革”说等，均涉及元朝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如何摆脱对国外理论路径的过度依赖，提出具有解释力的中国原创性概念、理论与范式，已成为中国元史学界面临的巨大挑战。这方面的回应以李治安的贡献较突出，202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三论：政治·地域·族群》集中展现了他的思考与探索。
全书的主要论点可归纳为三方面。首先是政治支配，作者将“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两种模式的此消彼长作为秦汉以后国家临民理政政策的基本发展脉络，认为元代诸色户计当差对明代配户当差产生了深远影响，元明役法充当了明代编民耕战“最后辉煌”的基础性内容。其次是南北地域，作者认为辽夏金元与两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时期，指出存在南北交融的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历经元及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与明中叶以南制为主导的博弈整合，到明后期最终汇合为一。最后是民族融汇，作者将民族融汇看作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条基本发展脉络，系统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四次民族大融汇高潮（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明中叶到近代），提出在大一统秩序下，民族融汇经历了前期单一郡县制与后期囊括中土、塞外的华夷多元复合体两阶段的新观点。李治安的上述研究，可谓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尝试，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四等人制”是由日本学者创建并被中国学者普遍接受的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不仅被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词条，还长期被纳入中学历史教材，以至于普通民众也对其耳熟能详。不过，元朝官方文献从无所谓“四等人”的制度性表达，这一回溯式的理论建构能否成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实际上，从20世纪末起，日本学者船田善之就对此提出过疑问，认为“四等人”只是当时汉人世界的一种认知。不过，尝试以新的理论范式消解乃至取代“四等人制”则是近十余年才出现的动向。其中，以胡小鹏提出的蒙古人与非蒙古人［合里（qari）或合里·亦儿坚（qari irgen）］的“二等人制”说，以及张帆提出的由内而外、亲疏有别的“圈层结构”说影响较大。胡小鹏、张帆均从元朝国家层面讨论这一问题，认为“四等人制”的等级、制度描述过于夸大，也不太认同“色目人”概念仅存在于汉人认知。周思成则通过域外史料的他者描述，分析当时的族群认知与分类，进而认为以“色目人”为代表的族群区分其实类似“国家身份”的角色，主要是元朝政府基于多种需要而采用的一套行政设定。此外，黄二宁提出的“族群内外制”说与张帆的观点较接近；罗玮则在反思“族群政治”的基础上，强调“根脚”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总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元代的族群政策远比“四等人制”的平面描述要复杂得多。
进入新时代以来，元史研究在史料深度拓展、国际学术对话、理论自觉创新等诸多方面均有很大进展。当然，在史料挖掘、研究视角、问题导向乃至研究范式、理论创新等方面，元史研究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们坚信，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元史研究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上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刘晓，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1期，是“重点学科巡礼笔谈·中国史”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