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讹变表达，它出现的时间甚至很可能早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不过其初现时的所指却和“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没有多少区别，都是言说者对其时中国国情或者说社会性质的判断。然而，“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孰前孰后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不仅关乎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更关乎如何经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从而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进行认定的问题。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的出现和传布并不意味着言说者们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尤其是应该把反帝国主义还是反封建主义置于民主主义革命的首位有多少不同的看法，这样的表达只能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还不成熟的历史时期相关表述的不严谨性，这种不严谨也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延续。那种将“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种不同的表达视为反映了言说者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有阶段性的不同认知的看法是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这种看法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对史料占有的不完全以及对研究对象的想象性解读。

关键词：“半殖民地半封建”/ “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性质/ “反帝反封建”/ 中国共产党/

原文出处：《东岳论丛》(济南)2025年第7期 第137-150页

作者简介：翟宇(1982- )，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思想史（贵州 贵阳 550002）。

标题注释：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CXHQ2505)阶段性成果。

尽管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时候最早出现的并没有得到彻底审视，但是，有关这一概念的研究在学界已经比较丰富①。与之相对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讹变表达的历史演进过程却极少得到学界的关注，甚至出现了相关研究中二者混用而不自知的情况。如果对二者语序为何不同都没有起码认知的话，那更不可能对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作一番学术讨论。

历史的事实是，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势力或者思想立场各异的人士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历程中，“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这两个词汇的组合经常出现不同的词序，也即二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此外，在这两个词汇的中间还会出现顿号式的表达。然而，这种不同尤其是语序的差别却被有的学者在新近的著述中视为“代表着人们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地位、影响之大小强弱的不同认识”，也因此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在表述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时候出现分歧，这种分歧又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异说纷呈”。也就是说，按照这种观点，之所以会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种表述方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并没有在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不同的领导人和不同的学者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中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性是会变化的，有时候是反帝重于反封建，有时候则是反封建重于反帝，相对应的，于前者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多被表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于后者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突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表述就占优，“半殖民地性”突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说法就领先，这两种说法并没有太多的可取不可取的分别，这两种不同组合是鉴于“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现状”②。

实际上，上述看法只在作者具体引证的学人身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有的学人确如作者所正确引证的那样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不同阶段反帝和反封建所占的权重是不一样的，从而使得上述两种表述是因为形势使然。然而，除开作者引证的个别学者之外，要想把这种语序不同的表达视为不同个体基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变化从而刻意为之的结果，那就不仅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更是对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和各色人群追索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活动的一种理想化想象。从根本上说，这种认识不仅是理想化的，也是基本不成立的。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说法出现的时间甚至比“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还要早些，二者的首创者应该都是中共党员，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逐步成型的时候，中共相关人士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说法的也比比皆是。更不用说，在中共同一个领导人的同时期文字或者党的同一份文件中两种说法都存在的现象也并不少见。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那里，这样的现象则更为突出。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现象是，当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中国有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巨大危险的时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破茧而出的时候，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仍能在中共党内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看到大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提法。难道在这半殖民地性日益突出的时间节点，他们反倒把反帝置于反封建之下，进而是依据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现状”才如此表述吗？这样的认识当然是荒唐的。问题关键之关键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从出现到慢慢越出党派范畴而得到更广泛的认同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在此之后这一概念由经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理论建构而提升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在推广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这种语序固定的提法完全固定下来仍需时日。尽管如此，如果看到语序不同的表达就想当然地以为代表了表述者对那个时刻中国社会的性质尤其是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任务的优先性的认识出现了变化，那完全就是后人的一种臆想。语序不同的表达之所以会出现多是随意的，有时候甚至不排除是记录者或者印刷机构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根据“社会现状”的变化而出现语序表达变化的情况。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之认知是一以贯之的。还有一个为前引观点忽视了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先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之后才慢慢得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之清晰判断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在反帝和反封建之间哪个应该是第一位的有所犹疑更遑论出现什么重大的争论，语序的不同只是语言表达习惯使然，并不反映言说者立场的变化。

一、“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的初现

“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种提法最初出现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1924年③。记者“仲雯”在1924年5月5日刊发的一篇新闻稿中对当年武汉各界如何在军阀的重压之下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作了详细报道，他指出，在纪念集会上，各界人士纷纷痛斥军阀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宣布帝国主义英美日法和北洋军阀的罪状，并演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下的中国工人和农人，是怎样的痛苦……”④这是目前能看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最早出现的文本，其含义与同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所指并没有什么区别。“仲雯”在1920年代中期的舆论界尤其是《民国日报》上很是活跃，发表过多篇新闻报道和评论文字，经笔者一番考证，可以确定“仲雯”即是其时中共武汉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刘昌群⑤。如果这一考证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证明无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种提法最初都出自中国共产党人。此外，这还能够证伪前引观点，无论是刘昌群还是其他中国共产党人，1924年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局势，也就不存在反帝还是反封建哪个才是优先选项的问题，毋宁说在那个大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前夜，反帝对于国民革命来说绝对是第一位的，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或“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种用法的最初出现只是语言表达习惯不同而已，并不说明言说者对中国的“社会现状”有什么不同看法。

在同年晚些时候，《申报》记者“萧萧”在报道武汉酝酿成立反帝大联盟的时候写道：“自京粤知识界发起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以来，不及一月，各省纷起相应，以期联络一致，改造中国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局面”⑥。“萧萧”何许人物，笔者经过一番考证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但翻检其在1920年代中期以记者身份发表的各种文章来看，此人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军阀思想，很多用语都和其时炽烈的国民革命气氛相吻合。据此可以推断，即使此人不是中共党员或者国民党左派，也是思想与之接近者。然而，无论此人是什么身份，都不影响“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此前已由中共党员提出的事实判定。在“反帝大联盟”成立之后，国民党曾致函表达敬意，1924年8月17日，“反帝大联盟”复电，内中表示要和国民党等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我们极诚恳的盼望彼此携着兄弟的手，结成一个大联合战线，把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改造成独立自主的真正式民立国家”⑦。可以看出，各地“反帝大联盟”在成立之初很喜欢运用“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来定位近代中国。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尤其是那些大城市的“反帝大联盟”和中共的关系很是密切，比如北京的“反帝大联盟”就是中共党员在党组织和李大钊的指示下联络北京学生联合会等50余个社会团体成立的⑧。可以说，“反帝大联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的运用反映的是其时中共党组织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认知，至少是参与其中或者在其中起负责作用的中共党员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

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有所不同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在出现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并不常见。几个不多见的例子都出现在1930年代中期，1920年代晚期和1930年代初期的例证极难寻觅。在这些不多的例子中，既有出自中共党员的也有出自与中共渊源比较深厚的学者的，还有出自政治立场不很鲜明的文化人的，甚至更有出自国民党人和相关舆论的。更有趣的是，与日本侵略势力有关的日本商人和托派分子也使用过“半封建半殖民地”或者与之相类似的提法。总之，这些例子显示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一样，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的使用也是不分党派更不分政治立场的。

王钧初在1934年出版的一本文艺评论性质的著作中说，国际资本主义入侵之后，中国的“半封建的与半殖民地的手工业乃开始逐渐的崩溃！”王钧初使用了与“半封建半殖民地”很相似的提法，但并不是在社会性质意义上运用的⑨。同年，千家驹也几乎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他认为其时广西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经济组织，中古的经济生产方法与半殖民地化的不纯正的资本主义奇怪地结合在了一起⑩。也是在1934年，“文光”发文谈文学在其时的社会作用，在作者看来在，中国肯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常见现象，只要是脱离了封建主义而还没有进入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可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11)。

1935年10月，杜君慧在一篇探讨妇女运动问题的文章中指出，与欧美国家男男女女可以身体比较裸露地一起参加体育运动不同，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社会，究竟还是不三不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的社会”(12)。燕山大学女学生组织在1935年本校的一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宣言性质的文字，从具体文字铺陈来看，这篇文字肯定是在中共党组织的影响下完成的。有意思的是，在这篇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妇女——女生会小组讨论报告》的宣言中却明确提及了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判断(13)。这表明，该文作者并没有觉得“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种说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按照前引观点，那么该文起草者在思索该文标题的时候觉得其时中国的反封建任务要重于反帝任务，而在具体行文时候又发现情况相反所以把“反帝”置于“反封建”之前，这显然是荒唐的。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谈到中国的妇女问题时，“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出现的频率很高，这反映了论者的一种倾向，那就是认为近代中国妇女的地位和命运比起男性是更为悲惨的。大概率是女性一员的“芳”在1936年7月30日发文探讨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关系，开篇伊始，她就直言不讳地站在左翼价值观的立场上呐喊道：“自私有财产发生以后，我们妇女就全离开了做人的地位，而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尤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中的我们，一方面受旧礼教的束缚，一方面受着××主义的压迫，在这两种悲痛的生活下，简直没有半点自由平等的权利，过着了数千年非人生活的我们，在现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实在谁甘忍受？”(14)中国妇女在近代中国过着比中国男性更悲惨的生活的认识，并不限于女性作者。马景曾在1936年9月16日发文指出：“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之中，中国妇女群众是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之下，过着双重被压迫的生活”(15)。文琮在次月底发文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体系下，一般的中国妇女文化水准是十分的低落”(16)。1937年3月8日，在《民国日报》南宁版的“三八特刊”中的一篇题为《中国妇女到那里去？》的文章中，“萃”也指出，妇女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环，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妇女运动必须和整个国家民族的革命运动挂钩，所以妇女必须加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才能解放自己，因为只有整个民族解放了，中国的妇女才能得到解放(17)。

在其他主题的文字中，“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提法也间或可见。署名“碧云”者在1936年7月刊出的一篇文章中以与中共极其类似的历史分期模式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行了叙述，但使用的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词汇。这篇文章认为，中国自19世纪被国际帝国主义的炮舰轰破了万里长城之后，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就发生了剧烈的动摇继而崩塌，被破坏的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胎芽，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并未停止，“中国资本主义遭受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与摧残而无法成长，因中国社会的封建残余势力未能彻底肃清，而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社会”(18)。叶青在1936年提到中国社会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19)。《琼崖民国日报》在1936年12月2日发文批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认为日本这样的东方帝国主义国家奉行侵略政策也是由其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当日本打开世界地图寻找目标的时候，“便毫无疑义地决定了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扩大商品市场的中国”和“停留于半开化状态的南洋”作为其攫取对象了(20)。《西北文化日报》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发表社论倡导国共再次合作，指出，中共“代表大多数劳农群众之利益，并非怎样大逆不道，况且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内被压迫各阶级群众，实有携手合作共同革命之必要……”(21)同年还有作者在探讨中国文艺与国家民族关系的文章中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过渡性多有强调，理论框架和马克思主义很接近，“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面所反映着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政治，哲学，科学，艺术……都不是纯粹的，都是错综复杂的”(22)。

不过，只是到了1930年代末，“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才开始大量出现，呈现出一种井喷现象。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井喷现象，端在于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大为传播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开始渐渐成型的历史阶段。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大量言说导致很多人士在没有搞清楚这一概念的语序为何是如此的情况下开始运用与之相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而这在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萌芽时期是在所难免的，其背后彰显的是不同政治立场的国人们对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焦虑、思考和求索。

二、“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的广布

从1938年开始，各地出版发行的《大公报》和《神州日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广为传播的主要平台。1938年10月21日，《大公报》(香港)发表社评为坚持抗战打气，内中说道：“日本人常说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其实正惟如此，我们乃有其抗战的坚韧性”(23)。与左翼文化界多有交往的郭昭熙在1940年1月5日发文探讨抗战中的金融政策，他提到日本人正是利用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来进行侵略的(24)。实质受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中苏文化协会在同年5月28日发出的一封致苏联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已经逐渐消灭了中国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展开了自由中国的前途。”(25)文艺理论家黄绳在同年推介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时以几乎相同的语言写道，中国正在由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向独立自由发展的过程转化”(26)。除了这些政治性比较强的文字，一些比较轻松的小文章中也会出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表述。曾经加入中共的作家何家槐著文谈论青年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他指出：“我们中国因为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地位，自从‘五四’运动以来，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富于革命性……”(27)还有作者在文艺评论性质的文字中指出，尽管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是，“中国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大半的妇女还是要人‘养’，而且喊女子回厨房给男子‘养’的声音也不弱……”(28)也有作者告诫青年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空有梦想是没有前途的(29)。

与之相对应，“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在政治立场不很鲜明的《神州日报》中多出现于一些轻松文字中，这些文字基本都是杂文、小说和散文之类文体。然而，《神州日报》上第一次出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却是在很正式的社论中，在1940年3月18日谈论国民教育和抗战建国关系的社论中，《神州日报》认为，只有推进国民教育才能使得中国“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30)。“海云”在同年刊发的一篇讨论生育养育问题的杂文中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视为一种亦新亦旧的存在(31)。“洛英”在1940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为一份女性刊物诞生一周年欢呼的纪念文章中指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女子不但要受到和男性一样的痛苦，还要再加上一重宗法社会的迫害(32)。在一篇微小说中，“青戈”直指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味道已经较一代人之前消减了不少(33)。“余行”评论舞台剧和电影《家》时指出，这部作品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大家庭的崩解以及新旧之间的冲突(34)。陆绮丝在一篇谈论现代社会女性独立问题的文章中明确地写道：“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因此，反映在婚姻上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35)

除了《大公报》和《神州日报》之外，1930年代后期到1949年仍可在其他一些非中共舆论场域的文字中看到“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用法以及类似的变体表达模式，此外，“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种用法混用的现象也不少见。“半封建半殖民地”也被时人用来指称泰国。胡愈之在1939年3月5日发文探讨日本的南进政策时就把暹罗视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36)。胡愈之并不孤独，整整一个月后，《申报》刊出的另一篇探讨东南亚局势的文章中再次把暹罗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军事独裁国家”(37)。1939年6月19日，《申报》发表社论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是以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反抗现代化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38)。同年7月8日，《申报》刊发文章对抗战以来的形势进行总结，该文以相似的笔调写道：“两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这次抗日战争，是以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的无组织无准备的力量，反抗一个现代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准备了六十余年的全面进攻的力量”(39)。同年9月25日，方培性发文探讨中国西南的经济建设，他指出，由于工商业的大举西迁，西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要言及发展全国的经济，必须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争取民族独立开始(40)。“丁人”呼吁国人注意处于抗战期的中国的社会性质，因为从社会性质上来说中国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与英美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不注意中国社会性质的“异殊”就会在判断中国社会形势时出现失真的情况(41)。沈雷春在同年3月3日刊发的文章中也涉及到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只是他的认识更加细化。他认为，与自由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不同的是，上海并不存在半封建因素，它的买办经济性质浓厚，但自沦陷之后，上海经济也只能在畸形中沉沦(42)。

与以上看法相比，新闻界的看法要更为深刻和精妙一些。1942年，报人俞斌在回答读者来信时先是指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属于那种时常为人引用而并不为人们所确切了解的名词之一，然后梳理了中国何以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历程以及这种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种种特征，并着重指出日本的侵略有使得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危险，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正是摆脱这种危险的唯一正途(43)。尽管俞斌所采用的词汇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但其解释框架却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几乎没有区别。

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声》编辑部尽管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认识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但却对与后者关系密切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大加挞伐。该刊编辑部认为，时下在青年中广为流传的一些新概念都是些非常公式化的教条认知，“半封建半殖民地”就是其中的典型。古代中国社会在列强东渐以来发生了质的变化，但近代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半封建社会，因为它早已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这一提法也很是机械，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实质是相违背的。而“半殖民地”是用来形容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依附关系，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很难用这种依附关系来定义，因而如此的认识路径是“荒谬绝伦”的。但是，讽刺的是，该刊编者又指出，中国要想摆脱目下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状态，就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以及排除任何帝国主义的束缚以达到民族独立(44)。这实际上指的就是要反帝反封建，而这正是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紧密相连的革命任务。这样说来，这份刊物的编者对“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的批判就像其字里行间彰显的浓厚政治味道一样，是一种完全基于政治立场的攻讦，而并非建立于学理之上的思考。

《新声》杂志这样的言说彰显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及其变体“半封建半殖民地”这样的概念可以被不同的政治势力操弄，既存在持南辕北辙政治立场的人会在基本相同的框架下使用这一概念的现象，也会发现对中国历史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看法相近的人对这一概念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亲国民党的文学家王集丛在1944年揶揄道：“1927年以后，共产主义者忽然离开国民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干起‘红军’‘苏维埃’来”(45)。国民党理论家曾仲谋在抗战后期撰文批评“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和背后的理论之时却通篇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表达，甚至连文章标题也是如此(46)。杨善初认为，“五四”运动增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对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接收(47)。闻一多在一篇论及如何进行中文系院系机构改革的遗稿中指出：“如所周知，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48)文学家王冰洋在1946年刊发的一篇探讨中国近代文艺发展的文章中提出，“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性和半殖民地的封建主义性水乳交融的密切结合着，造就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从而“造成了半殖民地资本主义性文艺创作方法和形式与半殖民地封建主义性文艺创作方法和形式水乳交融的密切结合”(49)。同年，沈果编著的面向青年的读物《切身问题》出版，编著者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八年抗战的胜利使得“中国已脱去了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多难的躯壳而蜕变成光明的活泼的进步的新国家”(50)。1947年，金融界的何举帆在一本解读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的书籍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51)。创造社的主要代表人物郑伯奇在1947年发文痛骂傅斯年等人对沈崇事件的表态，认为这种表态恰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才们的意识的典型”(52)。

1940年代初之外，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广为传播的另一个时间节点，而在二者中间也有一些文献对这一提法的传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8年之后，国民党的败相已露，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又开始大量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共胜利的前景日益显明，中共的话语体系开始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也就跟随着这一趋势而进一步传布开来。1948年，立场偏向中共的《群众》杂志刊载的一来一往的读者来信和编辑部回信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首先是读者“伍人”投书该刊编辑部，他的问题是，既然都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先生表示中国还是需要发展一定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面对这一很有深度的提问，许涤新代表该刊编辑部的回复是，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了一切，民族工业的薄弱使得小生产遍布国内，在这样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显然是不现实的。有趣的是，在如此表述之后，许涤新又指出，苏联的国情是不同的，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不能直接套用的(53)。显然，“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好，“半封建半殖民地”也罢，在许涤新下笔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二者有什么根本差别，之所以会出现两种语序完全就是随机下笔的结果。

进入1949年之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提法更加常见，不少报刊上都可见到其身影，这一时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最为流行的历史时期，这一现象说明，其时的各种政治势力在话语体系上努力向中共靠拢的态势是相当明显的。在《新语》杂志一篇置于“学习与讨论”栏目下的短文中，作者要解释的是中国是怎样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给出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三节”(54)。也就是说，这篇带有浓厚的向中共主导的新话语体系学习意味的文字不仅把“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顺序搞反而不自知，还告知读者这种认知出自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形成史中的里程碑著作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而不是语序相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55)。这种错误关键就出在对中共话语体系的不熟悉，这种不熟悉对于即将在新政权底下寻求生存之道的各方都是差不多的。

南京解放不久，全市各大中学校普遍开展了学习革命理论的运动，金陵女子学院等学校的29位教授组成了“大学教育改进委员会”，着重讨论废除国民党的“训导处”和“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西斯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56)。梁思光在同年出版的一本大众读物中指出，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外有帝国主义之压迫，内有封建主义的牵制(57)。而在同年8月15日“逊人”发表的一篇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中首先驳斥了只有共产党员应该学习毛泽东思想而非党员不必如此的看法，作者认为，毛泽东并非只是一党之领袖，他更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因为“新民主主义在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和仅次于欧洲这样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获得胜利，毛泽东将成了斯大林以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毛泽东思想总结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近百年来的革命经验”，所以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应该自觉地学习领会(58)。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人们对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总是充满好奇和疑问的，与前述时人努力学习“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内涵相一致，亦有原来对中共话语体系不熟悉的群体写信到报社询问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么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问题。据这位读者反映，他和很多人在学习“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时产生了困惑，一部分人认为既然新中国诞生了，那么整体来说中国就不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在中国还没有完全被肃清，所以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立即改变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种困惑实际上就是一种刻下的中国社会性质到底为何的困惑。就这种困惑，《进步日报》编辑部的回答仍然没有纠正来信者对中国社会性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不准确描述，而是在采纳了这一表述的基础上指出，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处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是逐步的且没有完全完成(59)。

1949年一个整年，“半封建半殖民地”在大量文字中成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标准表述，这种现象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是如此。中央大学教授梁希在1949年7月27日发行的《人民日报》上发文章谈解放之后南京的变化，他以这段充满感情的话作为文章的结尾：“事事在变，物物在变，人人在变，南京在变，上海在变，整个中国也在变。现在还不过是变的开始，将来全中国挣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枷锁，踏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变化还要大。何况还有社会主义阶段；何况还有共产主义阶段。我们需要变，需要变得大，变得多，并且变得速”(60)。“横眉冷”在似乎是有意选择刊发于1949年10月10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的基础上，在解放军歼灭残敌的胜利的基础上，我们这个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打断了镣铐，开出了一朵艳丽无比的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61)“心隐”在同年11月5日发表文章解释什么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指出，中国原本是一个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不断发生着剧烈变化，“而走上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剥削的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62)。

与此同时，一些非中共党员的知名人士也在转变话语体系时径直使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提法。王芸生在1949年11月初的上海发表演讲，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是要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去的……”(63)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8月14日，黄绍竑等国民党要人发表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宣言以示与蒋记国民党决裂，内中有这样的表达：“孙中山先生所创造的中国国民党与三民主义及其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完全是适应世界思潮的正确发展与符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之客观要求的”(64)。美术家李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撰文探讨改造中国画的问题，他回顾说，鸦片战争使得“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后，中国的绘画“残喘在极端恶化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完全丧失了生气”，总之，“中国社会的本质突变而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候，中国绘画的颓势，更是不可收拾”(65)。甚至进入1950年代仍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存在。比如，章乃器在1950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论币制改革之后其时的私营工商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尽管该文的用语显示出章乃器对中共的话语体系已经非常熟悉，但是他的文章中仍有这样的语句：“有些工商事业不一定带投机性，然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66)。

宋庆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感到欢欣鼓舞，她为新中国带来的新气象感到骄傲和自豪，她说：“本着这些目的和原则，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正与我们政府和一切其他人民团体，共同努力来对付那些因胜利而来的考验，并且协助推进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的人民社会发展的过程”(67)。陈叔通在同年7月1日发文表示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走！”，他在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组织最好、纪律最严、斗争最英勇的一个”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上的困难作了追溯之后写道：“要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坚持武装斗争，三十年如一日，把一个老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为一个反对并致命地打击帝国主义的革命风暴的堡垒，那该是多么困难啊！”(68)章伯钧在次年10月1日发表文章谈新中国建立以来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涉及他参与领导的交通运输业时说：“以三年来的交通运输事业为例：我们摧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交通制度，把过去被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政府用作侵略压榨和战争的交通工具，改变为服务于人民的交通运输事业”(69)。许广平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发言中说：“但是在我们女知识分子中，由于大多数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下成长的，每个人获得知识，差不多都要经过和旧社会的黑暗阻力作斗争，冲破家庭的阻挠，这在当时的环境来说，毫无疑问是应该肯定的”(70)。甚至到了1960年代也还有类似现象，比如，程潜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而作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蒋介石王朝的法西斯统治下，他们固然顽固地反对共产党，同时也不容许有什么民主党派，而任何具有爱国思想和民主要求的人，也都不免要横遭打击、排挤和迫害。”(71)

三、中共领导人与“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在中共党内的传播

如果说与中共相对抗的政治势力或者政治立场不鲜明的人士对中共话语体系不熟悉从而错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是常见现象的话，那么与中共关系非常紧密的知识分子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中共领导人也存在大量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的情况就是值得探讨的了。胡风在1941年发文探讨鲁迅的国际主义精神，他说鲁迅是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文化一方面诱惑着怀念古代光荣的爱国志士，一方面阻碍着人民大众底觉醒落后的中国社会……”(72)范文澜在1942年成书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册)中指出，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改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73)。许立群在初版于1942年此后多次再版的《中国史话》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从西周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有三千年之久，而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历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新的一页(74)。翦伯赞在1946年5月底于上海的一次演讲中称：“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就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75)

甚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出现后，那些早年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构建中作出过比较突出贡献的中共领导人也没有在任何场合都标准地使用这一概念，不仅会出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也会出现两个概念中间加上标点符号或者连接词汇的情况，这些领导人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而这种情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出现的前夜也同样显眼。早在1936年7月间接受斯诺采访时，张闻天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斗争，因此它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76)。

毛泽东在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认为，国民党统治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另一种维度的存在，因为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77)。在1947年10月27日发出的由一份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话语：“在中国现况下，要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独裁政权，要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政权，不可能有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的旧民主政权”(78)。毛泽东于1949年3月5日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79)。

毛泽东之外，中共其他领导人出现这样的表述也很是常见。张闻天在1939年11月7日刊发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党必须向群众解释：在现社会下面，不论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或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下面，群众生活的彻底改善是不可能的；只有彻底改造现社会，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80)中共的一些理论工作者也会如此表达。胡绳在完成于1938年的一本通俗哲学著作中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时候遭遇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东来，这就使得中国不可能顺利地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到达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的命运”(81)。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推广作出过一定贡献的陈伯达在1939年10月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并没有在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上展现从始至终的坚持，而是采取了混用的方式。他先是指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真正革命作用，恰恰在其客观上要求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要求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这恰是有一定历史的革命作用”，继而又认为：“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原则在基本上是要求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这种原则对于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旧经济制度是进步的、革命的，是目前所需要实现的……”(82)陈伯达在时隔两个月之后刊发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原则导致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发展的要求，“这种原则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经济制度是进步的、革命的……”(83)

张闻天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有这样的表述：“我们只要略举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思想……”(84)次年6月20日，张闻天在中共合江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中国之命运是光明的、民主的新中国，还是黑暗的、法西斯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85)。周恩来在1944年3月3日和次日于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中回忆了中共“六大”以来的历史，他指出，“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也有缺点，这就是没有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86)。和张闻天一样，周恩来在这里不仅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顺序颠倒还在其间加上了顿号。

罗荣桓在1944年7月1日所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23周年的报告中也没有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中间没有任何标点符号的词汇来使用，他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则已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来完成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内有封建反动势力、军阀主义的割据统治，外有各个帝国主义的侵入、划分势力范围，而同军阀主义相结合”(87)。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党的主要部分之所以长期处在农村中，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最广大的农民作为目前革命中的主力军……”(88)任弼时在中共“七大”期间完成的发言稿中写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更是只有力量才能解决问题，统一战线之形成和今天我党之成为重心，就是由于我们有力量、有群众和有武装。”(89)薄一波在1947年3月1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居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的城市。”(90)林伯渠在1947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党员干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中将近代中国社会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91)。李富春在1949年“七一”纪念讲话中说：“我们取得全国胜利还只是整个人民解放事业的第一幕，要想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把落后的农业中国变成先进的工业中国，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更复杂、更艰苦、更长期的斗争。”(92)吴玉章此前几天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现在人民解放军已获得伟大胜利，很快即将在全国获得胜利，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从重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为我们科学工作者开辟了一个新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任务。”(93)

毛泽东和张闻天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推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形成做出过最大贡献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贡献当然是主要的，但张闻天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之所以会存在这样不同的表述，就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形成之初并没有形成十分严格的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进行规定的表述模式。按照前引观点，中共不同的领导人或理论家之所以有时候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有时候又用“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是因为对目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局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基本上是一种不深入解读史料的想当然的猜测罢了。这种想当然的看法在面对中共官方文件中两种说法可以并存的现象的时候，只会被击得更为粉碎。

1944年出版的一份晋察冀边区工作参考材料中谈到了边区的经济基础问题，这份材料指出，经过政府和军民一体的努力，边区成立20个月之后，边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基本已有了改变”，但编著者也不否认，“它还存在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残余”(94)。这种在同一份文件甚至同一份文件的同一个段落中同时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象确凿无疑地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出现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即使在中共党内，“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种提法具有怎样根本的本质意义的不同并没有被充分认知。这两种提法交替出现的随意性是显而易见的，其背后不可能彰显出前述观点所提示的那种对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不同认识。这种交替出现的现象不仅在晋察冀边区这个层级的文件中出现，在中共历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权威文献中也曾出现。

在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开篇就说：“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然而，在这篇著名的文件中，之后的文字中再也没有见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表述，而代之以标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95)。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了一次“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多次“半殖民地半封建”只能说明起草者甚至负责誊抄印刷的人员并没有特别注意二者的区别，总不会是像前引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因为不同的看法在同时期同一个个体身上出现都难以如此解释，更不要说在同一篇文献中了。

不仅如此，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中还有这样的表述：“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除了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外，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96)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46年11月10日发出的一份指示中明确写道：“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由中国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半封建或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97)1947年10月27日，在《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出现了这样的词句：“在中国现况下，要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独裁政权，要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政权，不可能有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的旧民主政权”(98)。1949年3月13日通过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使得“旧中国表现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99)。

此一时期，除了中共官方文件之外，中共的舆论界、思想界及其知名成员以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媒体和个人都曾使用过“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恽逸群以笔名翊勋于1940年代中后期多次出版《蒋党真相》一书，他在书中借他人之口说，“在咱们中国，因为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掌握最高的支配权……”(100)胡绳在1940年代中期刊布的同一篇文字中先是说：“于是中国在近百年中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然后又写道：“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求得胜利，是为了拒绝殖民地奴隶的命运，但当然不是为了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样子，而是为了真正成为独立国家”(101)。立场倾向中共的《江海杂志》于1947年刊出题为《卖国贼蒋介石的一生》的系列文章，痛骂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封建头子和大卖国贼”，并指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共人民愈接近解放”，蒋介石这样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也就会愈会加紧镇压人民民主力量(102)。

范文澜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的标题即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103)。1948年，由黄祖英等人编写供中学教学和青年自学使用的《近百年史话》出版，几位编者在开篇就指出，中国近百年的变化太大了，中国人民面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害，它们互相勾结压榨屠杀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坑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地域里”(104)。陶官云在同年出版的一本通俗历史著作中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导致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帝国主义又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中国走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105)。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形成和拓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也不能例外。1949年8月，王亚南在杂志上刊文指出，“现代中国经济之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质，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历史。而我们把它这种特质发现出来，说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形态……”从清末一直到“蒋王朝”，中国的经济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106)。需要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当下，在对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达成共识判断的同时，舆论界甚至学术界在这一过渡性社会的称谓上还是没有做到完全统一，不仅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存有细微差别的表述仍然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这样语序相反的表达更是十分常见。“半封建半殖民地”或者类似的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本质认知不相协调的表述不仅没有完全消失，甚至在之后的历史时期有更高频率的出现。这样的表述存在于各种出版品之中，甚至于在权威的报刊中仍不时出现，陷于篇幅，本文对这一时期的相关现象不再涉及。

注释：

①“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一般来说是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框架下被研究和探讨的，这种学术进路由来已久，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李曙新：《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历史考略》，《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5期；方小年：《“半封建”“半殖民地”概念考析》，《文史哲》，2002年第4期；张庆海：《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北京日报》，2004年3月8日。近几年来，对这一概念历史维度的研究又成为比较热门的学术话题，出现了不少有新观点的学术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赵利栋：《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提出》，《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赵庆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讨论与反思》，《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徐子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的接受与使用——兼论其对中共实行“党内合作”的影响》，《苏区研究》，2023年第6期；李张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21-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②李勇：《从“资本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东岳论丛》，2024年第1期。

③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初现的时间节点，学界是有一些争议的，但不管有多少不同看法，学界此前从未有人发现这一概念的完整表达形式早在1924年就出现了，且其提出者仍是中国共产党人。有关这一看法作者已撰文另述，此处不赘。

④仲雯：《军阀威力下之武汉五一节》，《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5月5日第六版。

⑤刘昌群，1902年生，湖北黄陂人，后成长居住于武昌。刘昌群于1921年参与恢复和重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28年在上海脱离中共党组织。笔者之所以作出如此判断主要是基于刘昌群经历中的这样几个要点。第一，他的笔名之一就是仲雯。第二，刘昌群不仅生长于武汉，他作为中共党员的主要经历基本都是在武汉，曾任中共武昌地委宣传委员的他主编过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而“仲雯”在这个历史时期所发表的文字基本都是关于湖北或者武汉的。第三，1925-1927年，刘昌群间或在上海工作或学习，而“仲雯”在这个时期尤其是1927年在上海的新闻界多有文字发表。因此，“仲雯”即是中共武汉地方党组早期重要成员刘昌群。刘昌群的简短传记，可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123页。

⑥萧萧：《鄂省反帝国主义大联盟陈时为委员长》，《申报》，1924年8月24日第三张。

⑦《反帝国主义联盟覆国民党函》，《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8月21日第六版。

⑧贵州省镇远县史志办公室编：《周达文纪念集》，2003年版，第122页。

⑨王钧初：《中国美术的演变》，郑州：文心书业社，1934年版，第70页。

⑩千家驹：《桂省经济调查印象记(续)》，《申报》，1934年6月17日第三张。

(11)文光：《文学的真正任务》，《民国日报》(南宁)《浪花》副刊，1934年2月5日第三版。

(12)君慧：《妇女问题讲座第六节：法律问题》，《申报》，1935年10月20日第六张。

(13)《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妇女——女生会小组讨论报告》，《燕大周刊》，1935年第9期。

(14)芳：《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民国日报》(南宁)，1936年7月30日第八版。

(15)马景曾：《新生活运动与中国妇女运动》，《民国日报》(广州)，1936年9月16日第三版。

(16)文琮：《革新后的〈妇女生活〉》，《民国日报》(南宁)，1936年10月28日第八版。

(17)萃：《中国妇女到那里去？》，《民国日报》(南宁)，1937年3月8日第九版。

(18)碧云：《现阶段之中国婚姻的剖视》，《东方杂志》，1936年第13号，第267页。

(19)叶青编著：《新哲学论战集》，上海：上海新垦书店，1936年版，第75页。

(20)《日本南进政策认南洋群岛为日生命线》，《琼崖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日第三版。

(21)《剿共工作之停止与抗日联军之成立》，《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5日第二版。

(22)徐邨：《关于〈中国音乐之出路〉》，《民国日报》(广州)《东西南北》副刊，1936年8月24日。

(23)《突破难关的唯一坦途》，《大公报》(香港)，1938年10月21日第二版。

(24)郭昭熙：《论战地金融政策(续)》，《大公报》(重庆)，1940年1月5日第三版。

(25)《中苏文化协会致苏联人民书》，《大公报》(香港)，1940年6月1日第五版。

(26)黄绳：《书评：〈历史哲学教程〉》，《大公报》(香港)，1940年6月2日第八版。

(27)何家槐：《漫谈青年与文化》，《大公报》(桂林)，1941年6月9日第四版。

(28)萤子：《爱姑——鲁迅笔下的中国妇女群之三》，《大公报》(香港)，1941年11月24日第八版。

(29)杨凡：《论梦想》，《大公报》(香港)，1941年5月13日第八版。

(30)《关于国民教育》，《神州日报》，1940年3月18日第二版。

(31)海云：《孩子供应调节所——略记仁济育婴堂》，《神州日报》，1940年7月14日第六版。

(32)洛英：《树起我们的笔阵——为〈时代女儿〉一周年而作》，《神州日报》，1941年3月8日第四版。

(33)青戈：《两代之间》，《神州日报》，1941年10月6日第四版。

(34)余行：《也来谈〈家〉》，《神州日报》，1941年10月26日第四版。

(35)陆绮丝：《女店员的婚姻问题》，《神州日报》，1941年11月23日第四版。

(36)胡愈之：《日×南进中的太平洋新形势》，《申报》(香港)，1939年3月5日第二版。

(37)《暹罗与越南》，《申报》，1939年4月5日第二张。

(38)《“军人之友”运动》，《申报》(香港)，1939年6月19日第二版。

(39)高山：《抗战两年的总结》，《申报》(香港)，1939年7月8日第四版。

(40)方培性：《西南经济建设》，《申报》，1939年9月2日第二张。

(41)丁人：《关于〈学徒的幸福〉》，《申报》，1940年8月5日第三张。

(42)沈雷春：《物价高涨的秘密》，《申报》，1940年3月3日第三张。

(43)俞斌：《何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学生杂志》，1942年第52期。

(44)《中国社会究竟是何种性质——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是否正确？》，《新声》，1947年第8期。

(45)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编：《文艺论战》，南京：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162-163页。

(46)曾仲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问题》，《民族月刊》，1944年第2期。

(47)杨善初：《谈谈抗战以来中国的新文艺》，《中文专刊》，1945年创刊号，第32页。

(48)陈中文等主编：《民族精魂闻一多》，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0页。

(49)王冰洋：《民族形式的创造之双重任务》，《时事新报》(重庆)，1940年5月8日第四版。

(50)沈果编著：《切身问题》，上海：上海大方书局，1946年版，“序”。

(51)何举帆编撰：《民生主义政纲政策析论》，银行经济研究室，1947年版，第4页。

(52)伯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才意识的典型》，《再生周刊》，1947年底146/147期。

(53)《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不能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群众》，1948年第38期。

(54)《中国怎样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语》，1949年第17期。

(5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652页。

(56)《南京市各大中学校掀起学习热潮》，《南京日报》，1949年5月14日第二版。

(57)梁思光编著：《人民的国家》，通俗文化出版社，1949年版，第17页。

(58)逊人：《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公报》(香港)，1949年8月15日第六版。

(59)《中国目前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吗？》，《进步日报》，1949年10月15日第一版。

(60)梁希：《南京的今昔观》，《人民日报》，1949年7月27日第6版。

(61)横眉冷：《以行动拥护人民政府》，《大公报》(香港)，1949年10月10日第十六版。

(62)心隐：《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公报》(上海)，1949年11月5日第七版。

(63)王芸生：《人民政协与人民大宪章》，《大公报》(香港)，1949年11月7日第二版。

(64)《黄绍竑等发表宣言》，《大公报》(香港)，1949年8月15日第一版。

(65)殷双喜主编：《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文选》，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162页。

(66)殷双喜主编：《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文选》，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616页。

(67)宋庆龄：《新中国的信息》，《人民日报》，1951年1月19日第1版。

(68)陈叔通：《永远跟着毛主席走》，《人民日报》，1951年7月1日第7版。

(69)章伯钧：《迎接更伟大的胜利》，《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日第4版。

(70)《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许广平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6日第8版。

(71)程潜：《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人民日报》，1961年6月30日第2版。

(72)胡风：《论鲁迅先生底国际主义》，《大公报》(香港)，1941年10月19日第八版。

(7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27页。

(74)许立群：《中国史话》，新乡：华北书店，1944年版，第110-112页。

(75)明：《民主战士在育才：翦伯赞在小教进修会演讲》，《时事新报》(上海)，1946年5月29日第四页。

(76)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7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6页。

(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页。

(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80)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81)胡绳：《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晋城：太岳新华书店，1947年版，第36页。

(82)陈伯达：《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解放》，1939年第87和88合期。

(83)毛泽东等：《论三民主义》，青岛：胶东新华书店，1946年版，第53页。

(84)(85)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第192页。

(86)(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第357、358页。

(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页。

(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页。

(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9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0页。

(92)《贯彻二中全会的路线，贯彻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李富春同志在“七一”干部纪念会上的演说》，《人民日报》，1949年7月19日第1版。

(93)《吴玉章同志在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49年7月14日第2版。

(94)《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资料》(上册政权建设之部)，忻州：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44年版，第45页。

(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8、88、88-89、91页。

(96)《中国共产党党章》，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2页。

(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页。

(9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73-574页。

(9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页。

(100)翊勋：《蒋党真相》，新加坡：南洋出版社，1949年版，第316-137页。

(101)胡绳：《胡绳全书》(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102)世木：《卖国贼蒋介石的一生》，《江海杂志》，1947年第2期。

(10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沈阳：东北书店，1948年版。

(104)黄祖英等编：《近百年史话》，济南：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1页。

(105)陶官云编：《中国近百年史话》，济南：大众书店，1948年版，第6页。

(106)王亚南：《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新中华》(半月刊)，1949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