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韶卿:社会性质、信息传递与政策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5 次 更新时间:2022-09-24 02:11:39

进入专题: 社会性质   信息传递   政策选择  

梁韶卿  

   内容提要: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是对社会性质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理解,而巨型国家社会性质的超级复杂性增加了认识的难度,也增加了更多的风险变量。因此,就需要充分的信息传递以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大型复杂社会,至少需要垂直性信息传递、监督性信息传递、专业性信息传递、预警性信息传递和弥散性信息传递,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对称、信息分流,增强政治认知力,以实现充分信息前提下的政策选择。

   关 键 词:中国社会  信息传递体制  政治认知力  政策制定 

  

   什么才是优先性、急迫性、必要性政策议程,以便为不同层次的决策者做精准的政策选择?这应该是每一个大型国家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都面临的共同难题。就事关国家全局性的政策议程而言,决策层至少需要对其所处的社会情势乃至社会结构有较为深刻的认知。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有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是学术的更是政治的,对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了政策选择和国家命运。在比较政治发展上,大批发展中国家不顾自己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会性质,盲目引进各种样式的制度和政策,结果外来制度更加强化旧的社会结构,国家永久性地陷于发展的泥淖而难以自拔。因此,事关全局性乃至国家方向性的政策选择,是建立在对本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认知之上。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关系问题,而作为国家代表者的政府是由不同领域的部门、不同层次的政府构成的,它们不会自动地获得关于社会的各种知识和情势,需要依赖特定的信息传递渠道或者称之为信息传递体制。已有研究表明,信息沟通是现代“政府的神经”[1],如果没有准确的信息传递,政府就难以有效决策;如果没有信息传递,政府就会瘫痪。鉴于此,本文首先探讨中国这个大型现代社会的性质,了解这个社会对信息传递有着什么样的规定性要求,以及社会性质和信息传递体制如何影响着政策选择。

  

   一、中国社会的超级复杂性和风险性

  

   要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现代社会做性质上的分析,显然是一项智力性挑战,几乎任何样式的答案都有挂一漏万之嫌。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政策选择和政策选择所依赖的信息传递体制,我们还是试图对中国社会给予总体上的描述。我们认为,理解中国社会性质的关键词就是复杂性和风险性。大家都知道社会的复杂性,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复杂性呢?

  

   (一)复杂性社会

  

   任何社会都是复杂性的,中国只能用“无比复杂性”或“超级复杂性”来形容。“无比复杂性”一词包含了很多重大变量——平等性与表达性、社会多元性、政治层次性,以及多元性和层次性衍生的利益错位性。

  

   平等性与表达性。这是中国历史的遗产。很多人可能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地位不甚满意。但是,相比较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结构相对平等,人们的平等化观念更强。这既是久远的历史文化基因,也是革命不断摧毁社会等级的结果。世界经济史表明,社会结构的平等性以及平等观念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因不满所处的社会结构而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愿望;伴随着世纪性的暴力革命变迁,社会因而充满着戾气。互联网时代和自媒体的出现,不仅加剧了社会戾气,而且使利益表达方式产生极端化倾向。如何面对、疏导这种“社会性”,是讨论信息传递体制的前置性条件。

  

   社会多元性。多元性是指横向的社会关系,包括利益多元化和观念多元性。这些似乎已经是广为人知的社会事实,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依然值得深究。利益多元性必然导致观念的多元性,但是相同的利益也可能有着不同的观念,这是由人们的认知路径和认知能力所决定的;反之,观念多元性也可能推动利益的多样性。这是利益多元性和观念多元性的一般关系,这种关系的描述当然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观察。

  

   利益多样性而导致的观念多元化,不但是分工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分化,比如我们所说的“三教九流”——不同职业的观念有着天然的差异性,同一种职业内部也有着天然的观念上的冲突性,还由于现代性导致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所产生的“国家认同危机”,这是“认同政治”的大背景。

  

   多元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大型国家的一般现象,只不过其内在的多元性程度不同而已,多元性的变量也有一定的区别。

  

   政治层次性。政治来自社会,政治结构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政治主导的社会或社会中的政治因素太多,堪称政治化社会,这样就模糊了政治和社会的界限,导致二者的结构性重叠,社会可能因此会失去自我调节、社会自治的基本功能,而包含乃至取代了社会的政治变成全能主义的无限责任者。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超大规模国家,这就决定了社会管理方式上的多层次性,从先秦就开始的郡县制,到元代的行省制,再到近代的乡镇乃至行政村,最终形成了“中央—省—市—县—乡—村”的长链条政治体制。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或曰单一制,“中央—地方”关系事实上是“委托—代理”关系,省政府乃至其下的市政府和县政府都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因而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是垂直式的。因为地方政府的规模性与距离,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很多时候又具有“委托人”的属性。简言之,中国政治的层次性造就了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之下的每一级政府既是代理人又是委托人。

  

   这种垂直式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有其政治优势,几千年来,国家统一得到保证。在治理过程中,可能形成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况,在政治过程中,代理人会慢慢地形成自己利益基础上的相对于委托人的自主性,而同时被赋予的委托人角色可能会更加强化这种自主性,从而造成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偏差,历史上的地方主义屡禁不绝,现实中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经济利益领域。但只要有利于代理人治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合理程度的偏离一般被接受,或者说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改革开放过程的中央—地方关系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形。

  

   第二种情况,因为是垂直式“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也可能完全失去自主性,即一切都服从于上一级的委托人,从而失去地方积极性即地方自主性,最终也会丧失政治能力。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政治性或安全领域。

  

   错位性利益与社会冲突的常态性。无论是横向的多元性还是纵向的层次性,都可能形成复杂的错位性利益关系。首先,代理人违反委托人意志而形成的张力关系。因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为自己的利益而违反委托人意志的概率大大增加。比如,总委托人要求建设青山绿水的环境,但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就可能被不同层次的代理人所折中,它们可能在各个层次因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以违反委托人意志为代价。这种“委托人—代理人”的矛盾性关系则可能衍生为官民的紧张关系,即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或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2]。但是,作为代理人的下一级政府则在极大风险面前容易出现麻木不仁,从而酿成战略性灾难。

  

   其次,横向的分工而导致的官民关系的矛盾性。没人会否认国家统一、国富民强这些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在这个前提下,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常识是,有分工就有矛盾,百姓要的是青山绿水和安居乐业,但官员则有政绩上的压力,并因此与商业集团结盟而大搞各种开发。众所周知,土地开发会侵害居民的法定利益,甚至能源开发哪怕是风能这样的清洁能源的开发也会触犯所在地居民的利益,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可见,无论是横向的多元性,还是纵向的层次性,都会引起利益关系上的错位,进而诱发官民关系紧张和社会冲突性事件。不得不说,“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这样的大型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性、个体性和非连带性以及特定的地域性决定这类社会冲突并不会轻易转化为政治事件和政治性冲突,但无论如何,频繁发生的社会冲突,也可以视为一种社会风险。

  

   (二)风险型社会

  

   现代社会也是风险社会,这是20世纪德国社会学家的深刻命题[3]。现代社会虽然科技发达,但依然不能摆脱传统社会所经历的各种风险,诸如地震、极端天气带来的旱涝灾害、传染病等传统风险。不仅如此,因为人类活动大大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动物世界传导给人类的传染病更让人类恐惧,比如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除了传统的风险,各种非传统风险随着人为活动的增加而增加。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增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雄心,缺电就建核电厂,缺水就建超大规模水利工程,列车速度慢就发展高铁,为提高粮食产量就研究转基因,为提高收入水平就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等,所有这些,在改善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增加了很多新的风险。

  

   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一样也是观念化社会,观念的威胁在中国被视为意识形态安全。传统社会的观念是多元化的,多种文明并存——虽然有“十字军东征”这样的文明的冲突;现代世界事实上是沃列斯坦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体系中求生存求发展,因此才说有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也就是说,中国除了面临其他国家一样的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还有政治风险,主要是担心意识形态安全所导致的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历史表明,重大风险的发生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黑天鹅”乃至“灰犀牛”,甚至使一个国家犯颠覆性错误。

  

   (三)亟待研究的复杂性风险型社会

  

   比较而言,中国人生活在比大多数国家的民众更多的风险之中,但是,我们自己对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到底有多少认知呢?社会的基本知识是政策选择的必要条件,否则,政策选择必然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结果政策选择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风险。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有很多关于我们自身的社会性知识亟待发掘,以做到“知己”。比如,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政治建设,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政治建设要求以政治思维和政治标准去衡量各个方面的工作,必然以政治安全的标准去看待多元性利益关系,“群体性事件”之类的社会事件就具有了政治事件的性质。需要思考的是,多元化社会的正常现象到底是什么样式的?有没有社会矛盾的多元化社会?传统的社会学知识范畴需要拓展,需要加强研究政治安全与多元化社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政治和社会的界限在哪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社会性质   信息传递   政策选择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719.html
文章来源:《学习论坛》2021年第6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