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批判实在论以实在领域的本体论分层为切入点，为解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抽象”与“具体”的科学方法提供了一种社会科学哲学的路径。它将“抽象”和“具体”的概念理解为实在领域的两个不同层面，即机制与事件，进而将马克思“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理解为对社会生成性机制的回溯，以及由内在必然关系出发对经验的正确解释。前者构成一种“内在性批判”，后者构成一种“解释性批判”。批判实在论抓住了马克思“社会现实”的科学出发点以及对科学真理性和批判性的基本界定，并潜在地揭示了一种创造历史的解放实践，但其对“实在”和“历史”具体内容上的含混不清又使其与马克思的道路保持着距离。
关键词：批判实在论/ 马克思主义/ 机制/ 社会现实/ 社会科学方法论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前沿》(沪)2025年第5期 第16-35页
作者简介：潘乐(1990-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23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政治经济学“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它的实质在于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即理论如何正确把握社会现实。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西方学术界对这一方法的解释主要包含两个方向：一是实证主义的模式。它将理论过程理解为从归纳到演绎再回到归纳的过程：即从经验事实出发，通过客观中立的观察排除非本质因素，归纳出经验共有的条件(理论公设)，再从理论公设回到具体经验进行检验和预测，以构建理论体系。在这里，“抽象”指的是经验的一般假设和运行规律，前一个“具体”是经验事实，后一个“具体”是由理论公设演绎出的具体范畴体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被理解为一种理想与历史统一的合理性规律①，而辩证法作为反先验论的分析辩证法，在实质上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②二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模式。它将理论过程理解为概念的辩证运动建立逻辑体系的过程。它将范畴视作实在，并将科学的理论过程视作范畴的自我运动，即从最直接的概念(如商品与价值)到概念的自我分化与矛盾展开(如货币和商品的二重化)再到范畴的总体体系(如资本)，因此辩证法是一种“体系辩证法”。③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将范畴关系视作事实的本质关系。这两种方法涉及对“实在”(reality)概念的不同态度。在实证主义的解释中，“实在”处于一种二元分立的状态。一方面，实证主义反对先验论的“虚构”，认为经验是“真实”(real)的内容；另一方面，作为经验之本质的一般假说，它又具有一种独立于经验的本质性存在。所以和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规律所表达的是一种经验不必与之相符的理想状态。而理性主义解释则错误地将“意识”等同于“真实”，进而否定真实世界的有限性。其结果是“意识的自我异化”，即绝对知识的纯粹内在性不可能真正把握外部的现实矛盾。④因此，实证主义缺乏内在本质的维度，理性主义则错误地将本质领域视作意识的内在性领域。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开始从科学实在论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的方法论。批判实在论以“实在”领域的深度本体论为基础，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上形成了一种特殊路径。它一方面将“抽象—具体”的方法理解为社会现实由事件和机制层面间相互作用并重构自身的过程。“抽象”体现社会本质的机制层面，“具体”则指向经验领域的事件层面。它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具体上升到抽象”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理论过程理解为，表象向本质的回溯以及本质对表象的解释性重构，以此区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把握马克思意义上科学的真理性和批判性。
一、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关联
“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这一名称来自其创始人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对“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与“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 naturalism)的组合。在一般科学实在论基于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和可知性的基本前提下，批判实在论在本体论上持“深度实在论”的观点，强调本体论分层和机制性因果，在认识论上则强调认识的可错性原则，它认为知识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或深入这种误导性表象背后的过程。⑤批判实在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
(1)科学的及物(transitive)和不及物(intransitive)对象的区分。
(2)世界是由独立于知识和经验的生成性机制(generative mechanism)构成的。
(3)实在(reality)的本体论分层和各层次间的相互作用。
巴斯卡区分出“实在”的三种不同的领域：真实(the real)领域、实际(the actual)领域以及经验(the empirical)领域，并用根基(rootedness)和涌现(emergence)来说明各个层次间的相对独立性与相互作用。
(4)机制因果性，即通过深层的机制来解释现象的变动。
就其理论渊源而言，批判实在论和马克思主义关联密切。其创始人罗伊·巴斯卡也被当作“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批判实在论将自己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小工”(underlabourer)，生产第二序列知识和阐述方法论问题。⑥它试图揭示马克思《资本论》科学分析所隐含的哲学内涵。正如巴斯卡所认为的，马克思的方法是经验和自然的，但不是实证的，而是实在论的。⑦他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实在论的共同点：(1)由于彻底的社会变革以深度实在论为条件，批判实在论可以视作马克思主义所缺失的方法论的支点。(2)批判实在论的及物性维度受到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影响。(3)批判实在论在批判实证主义和观念论的时候，运用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类比。(4)最后两者具有一种“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批判实在论是社会主义渴望实现的解放改造的一个异类实例。⑧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实在论之间存在一系列交互性的解释空间，如西恩·克里夫恩(Sean Creaven)所说：“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实在论/辩证批判实在论对批判哲学、社会科学、解放政治都有至关重要的、相互补充的贡献。”⑨
二、马克思“抽象”和“具体”概念的批判实在论解释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具体上升到抽象”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前者是政治经济学上升时期的研究方法，后者是政治经济学成熟时期真正的科学方法。批判实在论则将“具体”和“抽象”融入其关于“实在”的本体论分层的不同位置中，将其理解为“实在”的表层和深层关系。
(一)“具体”与作为多样性统一的表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中对“具体”的界定在于“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⑩在这里，“具体”作为理论的起点，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这一作为经验的“具体”不可还原为实证主义式的扁平化事实，它在实质上隐含了一个未经区分的整体性结构。正如巴斯卡所说：“具体≠实际≠经验。”(11)在这里，“具体”是(1)事实性的，同时也是(2)现实性的，但是它的现实性在理论上是(3)未经区分的。具体经验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包含了复杂层次的“生动的整体”。它超出了纯粹“事实”的扁平化层面。“‘具体的’，我们指的是真实的但不是可简化为经验的东西，我们指的远远不止是‘事实的’(the factual)。具体的对象之所以具体，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存在，而是因为它是许多不同力量或过程的结合。”(12)
所以在批判实在论看来，马克思的“具体”在本体论上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带有“深度”的结构性产物，它包含了可见与不可见、及物与不及物的层次。而抽象活动则使“生动的整体”结构化和层次化，以获得本质关系。
(二)“抽象”与“先验”的生成性机制
就“抽象”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了不同于具体经验科学的抽象力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工具”(13)。理论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它需要把握事物的本质，而这种把握本质的方法就是“抽象”。而在批判实在论看来，“抽象”既是理论的过程，又是理论的对象。
批判实在论认为马克思不是从理论假设，而是从实在对象的方式来理解“抽象”。所以“抽象”并非思维的专利。“抽象”是实在性的，它是外在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的体现。马克思的解释模型“并不是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和理想化产生的。对于实在论者和马克思来说，不同结构模型的抽象化和理念化事实的产生，并不是至关重要的”。(14)正如巴斯卡所说：“世界本身而非它的思想是抽象和理想(ideal)的。”(15)在这里，“抽象”的方法指向的是形成经验事件的“先验”(16)机制。所以理论的抽象应当把握“生成性机制和因果结构，这些机制和结构在人类历史的具体现象的所有复杂和多重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17)
所以，“具体—抽象”方法不仅是范畴的逻辑关系，而且是关于“实在”的不同层次的表达。按照塞耶(Andrew Sayer)的概括，在社会层面的“抽象”意味着“实在”领域的因果、生成性机制，“具体”则意味着机制在“实际(the actual)”领域的作用和运作。(18)抽象不是建立在思维上，而是建立在物质性之上。“抽象”是一种“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ion)。对于批判实在论来说，“现实抽象”不仅指出了“抽象是现实的”，即“抽象”的产物包含某种真实存在的东西，而且指出了“现实是抽象的”，即社会现实本身就包含了不及物的抽象维度。
(三)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
因此，在逻辑与实在的关系上，批判实在论继承了马克思“实在”优先于“逻辑”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体现在对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论述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区分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前者指的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9)也就是对一个“多样性统一”的“具体”进行抽象，得出深层的“内在联系”的研究过程。而后者则意味着从“抽象”的规律回到“具体”，通过恰当的逻辑关系解释“具体的总体”，也就是对“现实运动”的正确叙述。这是一个在思维中重构经验的过程。在这里，后一个“具体”与前一个“具体”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上。前者是尚未分化的“生动的整体”，后者则是被思维所把握的层次化、丰富化并按照正确秩序排列的“具体总体”，也就是“思想总体”。
巴斯卡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理解为经验控制和内在批判的探究模式(empirically controlled and immanently critical mode of inquiry)以及类演绎的阐述模式(quasi-deductive mode of exposition)。前者即批判辩证法，是“一种经验上开放的、受物质条件制约的、受历史限制的辩证现象学”。(20)后者即系统辩证法(systematic dialectics)或呈现辩证法(presentational dialectics)，是包含从《资本论》第一卷到《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黑格尔式的“单线性”辩证法。(21)它是一个开放系统中未完成的泛具体总体(pan-concrete totality)。所以，巴斯卡说：“我们必须把马克思的呈现辩证法纳入他的整个批判计划，这个计划当然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因果干预，并且还远远没有完成。”(22)
在“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意义上，批判实在论和马克思主义一样认为知识具有社会性来源。在科学的理论过程中，意识、思维、知识不是与社会现实相对立的东西。如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所说：“知识之为知识，是由于它与实在对象的关系。”(23)在《自然主义的可能性》(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中，巴斯卡亦将社会视作“无时无刻不在的条件(物质因素)”和“人类能动性持续再生产的结果”，因而实践既是“有意识的生产”的工作，又是“生产条件的再生产(通常是无意识的)”，即社会。(24)所以，批判实在论反对将意识和实在隔离开来的做法。“‘意识’并不是辩证法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词，而是一个协调的中间词。而且，这个中间词并非作为抽象的理性被理解，而是作为感性世界中服务于人类需要和理想的有意识的协同劳动而被理解的。”(25)在很大程度上，意识作为一种实践也参与了现实的形成过程之中。所以，抽象的方法指的是从“具体”之中抽出相关机制，进而将各种不同的理解综合统一，以重建“具体”。它是研究和叙述方法相统一的完整过程，它将实证方法中理论和实在的对立，转变成了理论对实在、真实或虚假的把握。
三、从表象回溯本质：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具体上升到抽象”研究过程的解释
在研究过程上，批判实在论将马克思“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解释为回溯(retroduction)的过程。该论点认为，表象一方面是某种程度的本质关系的体现，而另一方面它又由于表象与本质的差异处于必然的不协调关系之中。“解释的结构或者(用马克思喜欢的术语)本质关系是(a)区别于(b)，甚至在通常情况下不相协调(也就是说，相分离)于并且也许还对立于它们所生成的现象。”(26)因此，科学研究首先需要从包含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表象中抽象出具有本质地位的生成性机制。
(一)抽象与思想实验
对于批判实在论来说，抽象的目的在于“精确地把事件具体过程的本质方面孤立出来”(27)，也就是通过科学封闭性(scientific closure)以获得事件的生成性机制。但与实验室方法诉诸自然的封闭系统不同，社会科学的对象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无法排除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社会科学中的抽象活动只能借助于“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也就是在思想中将个别本质性的过程从社会整体中抽离出来。批判实在论以此来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求的“抽象力”：“我们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条件来检验一种理论——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关注的是没有法律限制剥削的工业。但这只是部分消除了不相关的变量。剩下的必须通过‘抽象力’来完成，也就是说，通过在思想中划分出不相关的变量，认识到当我们将思想应用于现实时，这些变量将会回到影响结果的位置。”(28)
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抽象”过程被理解为在思想中，把个别过程从整体中抽出，以理解具体现实中所有不同过程及其相互作用。(29)而社会作为一个复杂整体，是由各种不同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因此，马克思的“抽象”和批判实在论一样指向关于结构的知识，它不只停留在观察可见的事件之中，而且试图把握不可见的社会结构。
(二)回溯法、内在性批判与资本的涌现性结构
由具体经验指向社会结构的方法就是回溯法。回溯法指的是，一种从可经验观察的事件到结构的概念化和跨事实条件的因果推理模式。(30)与一般的归纳和演绎方法不同，“回溯”无关于理论的理想假设，而是指向真实存在却又隐蔽着的机制、趋势和规律。
回溯方法包含了这样一个理论过程：利用现有认知材料并使其在类比和隐喻的控制下运作，以此建立一个机制的模型。如果它真的存在并以假定的方式行动，它就能够解释所讨论的现象。(31)在批判实在论看来，回溯法广泛应用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之中，认为“马克思描述了一种思想的回溯运动，从明显的现象概念(经验的或具体的)到对它们的本质关系的生成性机制的描述和解释。在此基础上，对表面现象的认识进行了修正和解释”。(32)尤其在《资本论》中，批判实在论认为马克思的回溯法意味着从社会经济的表层到核心、从及物到不及物维度的理论探索过程，也就是从市场领域向生产领域的回溯。(33)这种由表象溯及本质并指出表象缺陷的过程，试图证明一种理论所持有的信念和实践潜在的不一致(即使一致也会产生无法克服的问题)，批判实在论称之为“内在性批判”(immanent critique)。(34)这也是马克思揭示的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与工资铁律的二律背反，以及区分古典经济学财富事实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资本机制的回溯包含了古典经济学表象关系所无法把握的现代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层次体现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中。批判实在论认为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社会形式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经典”表达。在其他历史阶段，尽管经济也在发生作用，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才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在社会世界中起决定性作用，进而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一个现代社会中所涌现出的全新的生成性机制。“马克思所回溯的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市场化越来越多地包容了人类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目的的物质生产活动，逐渐表现出独特的本体论属性，这是一种分离的生成性机制，标志着它成为社会世界的一个涌现的层面。马克思将这种因果有效的不及物对象称为资本。”(35)所谓涌现是指一种只有整体拥有而部分没有的力量(a whole has powers that its parts do not possess)(36)。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成性机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整体结构。
因此，批判实在论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探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一般规律，当作一种基于资本之内在必然性的趋势(tendency)。区分于经验主义的规律，趋势是引发事物的力量本身，而非这一活动的结果。趋势的目的不在于预测事实，相反它是“超事实的”。它作为“潜在的限制力量”，具有“确定事物持久性方向的作用”。(37)“趋势”包含了机制与事件以及机制与机制之间的双重关系。
批判实在论以机制与机制之间遵循着一种垂直因果关系(vertical casuality)，来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被认为具有本体论上的深层性、认识论上的解释优先性。批判实在论者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理解为生成性机制，而非制度或事件等实际层面的东西。经济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种机制对另一种机制的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一方面，较高的层面必须通过较低的层面获得解释；另一方面，较高的层面又不能简单还原为较低层面，两者保持相对独立。“在这种存在链(chain of being)中，结构之间的关系最好把握为本体论的预设(较高的存在只能凭借于较低的存在而非相反)以及垂直性的决定(较低的存在解释较高的存在而非向它们解释)”(38)。借用阿尔都塞的术语来说，经济基础是机制间关系的“最终决定”，但对于水平向的具体事件解释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
所以，在机制与事件的关系中，批判实在论又以机制间共同作用决定具体事件的水平因果(horizonal casuality)关系，来解释《资本论》中资本的发展趋势。另外，由于社会世界是多重机制共同作用的开放系统而非唯一机制决定的封闭体系，因此在具体事件层面，对事件的因果关系起直接作用的并不必然是最终决定的力量。以《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为例，针对关于马克思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非议，批判实在论将这一类规律当作一种资本内在的必然性趋势，以强调其最终的解释优势，同时又出于多重决定的关系否定其在具体事件生成的绝对决定作用。所以，类似于“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作为一种趋势，是潜在而不是当下实证的。在复杂的开放系统中，它们受到诸多其他趋势的影响和干扰。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的矛盾中，由于价值和价格处于不同的分析层次，价值是商品的核心机制，而价格则是一种表象关系，要求劳动价值论在完全经验中获得实证是不合理的。(39)同样，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在现实中也受到各种反作用的影响，因而它也是一种依靠具体情况可能或不可能实现的趋势。(40)
(三)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在批判实在论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回溯方法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机制，也就是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因素。但这种核心结构绝不是庸俗经济学所认为的资本的“预定和谐”，而是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矛盾。批判实在论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现了资本和谐一致表象下的真实矛盾关系。这种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及其体现的具体的有用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它们是相互包容的对立，在存在上彼此预先假设，包含了不对称的内在必然关系。(41)
首先，结构性矛盾是真实机制作用的体现，因而它是一种现实的“异化”和“物化”。也就是说，它不仅是理论层面的矛盾，而且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矛盾。它实际发生在社会生活中，而且是一种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权力关系。科利尔认为马克思辩证法关于社会现实有两个构想：一是矛盾作为系统的结构性功能障碍。换句话说，结构性矛盾是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二是辩证的颠倒，作为某种永恒的本体论预设。(42)而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认为，资本的结构性矛盾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种机制之中。一是垂直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就是资本吸纳劳动，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二是资本家之间的水平关系，也就是资本之间的竞争。(43)
其次，结构性矛盾是不可还原的，它不可被吸纳到绝对精神之中。“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兴趣不在于矛盾被绝对再吸收，而在于它们在历史运动中所扮演的动态化、去稳定化的角色。”(44)资本固然和劳动密切关联，马克思也用“对象化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死劳动”来称呼资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劳动和资本的矛盾还原成不同种类的资本或劳动的差异，仿佛只要主观改变劳动方式或者解决工资分配问题，就可以克服这种结构性矛盾。
马克思意义上的结构性矛盾具有一种本质性维度上的经济强制。朱里奥·巴勒莫(Giulio Palermo)用批判实在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见的社会胁迫形式。“问题不在于解释具有自然交换倾向的孤立个体是如何决定互动，并最终建立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是发现各个阶级社会的特定的社会胁迫形式，以及对剥削关系的通行模式进行解释。”(45)而这种权力关系在古典经济学中恰恰被流通过程所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神秘性就在于这种隐蔽在竞争和个人自由背后的社会胁迫制度。因此，“权力和竞争在资本主义中并不是真正的对立，而是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表现资本的本质和外观。”(46)因此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并非不同背景条件的个人之间关系，而是作为非对称的胁迫关系下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整个社会是一个非对称性的整体。尽管各个层次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因果性，但是结构性矛盾作为本质领域占据优先地位。(47)
总的来说，批判实在论将马克思“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理论过程理解为一种理论的回溯，它通过社会经济现象回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并揭示这种机制的结构性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是结构性的，它不可能通过现有的条件得到克服。“马克思关注的是辩证解释和资本主义的实践转型，不是转型的重新描述或者现存事物的和解。”(48)因此，出于回溯方法以及结构性矛盾的实在性和非还原性，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解释在客观上导向了一种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条件的暗示。
四、对社会整体的正确解释：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抽象上升到具体”叙述过程的解释
在“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之后，理论进一步要求从抽象的机制重新返回到具体事件之中重构经验以完成自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叙述的逻辑只有以内在的必然关系来解释“具体”时才是正确的。当然这种“逻辑”是再加工过的，叙述的逻辑在于将研究过程中“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因而叙述的顺序不是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49)。
(一)叙述方法与经验的重构
从生动的整体到抽象的机制、趋势和规律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终结。理论只有重新回归具体才能真正实现自身。“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如何运作的，它试图抽象地分离和分析某些机制、结构和过程，然后再构建一幅它们共同运作的图景。”(50)而由于“经验”是一个包含了实在、实际和经验三重层面的整体，它只有通过恰当的抽象，揭示其正确的秩序才能够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因而“抽象上升到具体”意味着从抽象机制出发正确地解释或重构经验的过程。
如塞耶所说，马克思“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包含了一个从“超历史”的必然性到特定“地理—历史”(geo-historical)领域的过程。叙述的方法意味着理论“从最基本的历史唯物论原则，其中某些原则指涉的是超历史的必然性(例如人必须繁衍，因此必须取得食物和居所，而这也是艺术、科学等的必要条件)；到具有特定历史性的概念，如‘封建主义’或‘剩余价值’；再到社会现象所拥有的‘趋势’或机制(如货币资本倾向于流动到最有利可图的地方进行投资)；最后再到更为‘具体’的层次，人就是在这个层次上实际体验或‘经历’(live)。所有层次(即使是最为基本的层次)上的知识，都不可被视为绝对无误(infallible)或纯粹先验(a priori)的知识”。(51)在此基础上，理论作为对社会必然性本质的把握，必须把相关的偶然性知识结合起来，所以理论活动不是一种演绎，而且是一个“不断带来创新和质变的学习过程”(52)。韦斯特拉(Richard Westra)将这种抽象到具体的不同叙述层次对应于《资本论》中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超历史”的“内在总体”、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类型”和经验的资本实证分析三个层次，以此形成关于资本主义的知识。(53)
所以在批判实在论看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意味着对抽象的“假想实验”的检验过程。它是一个从特定的生成机制转向开放环境的运作，因而也是一个将理论的主张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的过程。(54)它通过回溯所达到的生成性机制的结构重新划分层次以解释具体的历史经验，因而叙述方法包含了一个理论的系统化过程。“叙述的方法则从抽象到具体进行系统化，处理那些能够建立在给定的抽象和复杂性之上的规定，并且在更具体和复杂的分析层次上悬置对于问题的讨论。”(55)在《资本论》中，它要求“指出实存形式和资本主义特有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实际历史中的这些趋势”。(56)比如如何通过价值规律和形式解释货币和商品制度(57)、生产价格与商品交换(58)以及技术类型、劳资力量对比、国家干预(59)，等等。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对资本深层的本体论结构进行进一步说明，在逻辑内在性上‘揭露’了资本经济范畴的整体性。”(60)
因而正如巴斯卡所说，这种“重构”的“具体”从一种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是“面面俱到”(well-rounded)的同义词。(61)而这种对具体的重构实际上也对应于体系辩证法的具象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克思而言，辩证法就等同于科学方法)。“(和抽象相关的)具象化是通过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从抽象到更具体的(再)总体化运动，就像哲学命题被重塑为科学命题，以帮助识别‘它们的见解、推论、张力和效果’，并看到‘简单中的复杂性’，然后重新融入哲学。”(62)巴斯卡认为马克思试图开创一个“人类地理—历史的具体科学”，其中包含“1M-4D(即非同一性、否定性、总体性、转型的能动性)的本体论深度、结构变化、内部活动的(有机的和)开放的整体和变革的能动的概念”。(63)而在《资本论》中，对于这种被思维把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的总体”，巴斯卡借用托尼·史密斯的说法称之为具象化资本(capital-in-concretion)。“如果《资本论》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描述，那么其理论结果的不及物性对象很可能被称为具象化的资本。无论资本的概念在哪里，它都将转变为实际适用的资本。”(64)它体现了《资本论》第三卷中抽象“资本一般”向具体的许多资本的展开。其中，资本的一般机制转化为各式各样具体的资本形式，以体现出资本的“具体普遍性”。
(二)解释性批判与真理
基于“具体总体”的重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叙述过程涉及了一个真理问题。抽象对于具体的解释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不充分的，因此理论的叙述过程需要按照一定的正确顺序和步骤或者说正确的“分篇”。这种顺序不同于经验事件的前后相继，是由事物内在必然性关系而来的顺序。
批判实在论将马克思意义上由科学之内在必然性关系而来的叙述顺序，也就是科学的真理性理解为一种“真性真理”(alethic truth)，即真理来自对象的真实状态。它因世界的本体论分层而成为可能，由于科学的动态特性而通达。(65)在马克思看来，理解世界固然必须诉诸描述和命题，但世界本身是独立于描述和命题的：“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66)科学的真理性在于由人类实践而来的理论对现实的切中。“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67)而基于认识的相对性和本体的实在论，批判实在论也认为真理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二重性”。它在认识论上是社会活动中做出的主张、判断、价值，即一种及物领域的真理，而在本体论上则是独立于我们的不及物的复合指示物。
所以，批判实在论将马克思“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中正确的论述顺序理解为，通过深层的生成性机制来解释表层的经验的顺序。科学理论的意义在于它使得事物的本性从中表述出来。因此，“一般来说，真性真理是引发实际和经验事件的真实的、因果的力量的总和”，(68)而科学的过程正是“在不断增加的深度中识别因果力量的目标”。(69)进一步而言，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发展趋势意味着“根据资本的性质而必然存在的机制”。(70)
因而利用生成性机制来说明经验事件，体现了马克思叙述方法中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事实上，青年马克思已经在异化劳动的现实性基础中揭示了负面价值的“异化”如何根植于人的对象性活动。(71)巴斯卡同样认为，基于事实的生成性机制的解释本身就包含了真理的维度。“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虚假意识是必要的，那么他可以在不添加任何外部价值判断的情况下，立即对物体进行负面评价，从而使这种意识成为必要。”(72)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切断价值和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同，批判实在论认为价值不是外在附加于事实之上的，而是通过对事实真实的解释表现出来的，因而关于真理的叙述先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分。“不是说通过将价值观纳入话语可以使其更全面地陈述真理，而是说通过对真理进行更全面的陈述，可以暗示出更多的价值。”(73)
由此，真性真理的主张隐含了一个批判的维度。“批判实在论坚决主张真实的二重性、多层面结构以及事情看起来怎样(经验)和事物真的怎样(真实和现实)之间的构成性的鸿沟。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它从哲学上促使人们对现象产生一种怀疑，而这种怀疑是任何社会批判所必需的。”(74)在此基础上，批判实在论深刻揭示了马克思意义上科学的解释与批判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对于经济学范畴之社会基础的解释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批判。“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75)而批判实在论将这种由深层次机制重构“错误”经验的批判形式称为“解释性批判”(explanatory critique)，它表明一种观念是错误的同时，又指出这种错误如何是必然的，或者说它指出了错误观念的现实基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其社会主义主张正是来自他对资本主义隐含矛盾的解释，如《资本论》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解释就是一个解释性批判的经典案例。马克思通过解释劳动报酬的工资(wages as payment for labour)为拜物教所遮蔽的现实条件，来重新解释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性条件。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和工资的等价交换是错误的观念；另一方面，劳动与工资等价交换的观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一系列现实的前提：(1)实际支付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的报酬；(2)劳动力只能作为商品，工人没有这种交换就不能劳动，因为他被剥夺了劳动资料；(3)劳动产品只有部分归工人所有，剩余部分归所有者所有，这就保证了工人永远得不到劳动资料。(76)
以真理问题和批判为出发点，批判实在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视作一门通过叙述古典经济学遮蔽的真实社会结构，进而指出古典经济学作为“虚假意识的必要性”的科学。(77)在此基础上，批判实在论理论上延续了马克思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分。
(三)科学与意识形态
由于科学的真理机制和解释性批判中包含了一种由真实的机制来解释现象的理论过程，科学必然包含了一种使表象通过本质获得解释的过程。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科学之科学性在于表象和本质合而为一的真理性。“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78)另一方面，理论的“表里不一”正是批判和科学真理得以实现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区分。如弗利特伍德所认为的，马克思分层和转型意义上的本体论是“拜物教化的”(fetishized)。“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它们的表现方式之间有一种相当特殊的关系。不仅仅是事物以扭曲的形式出现，而且这种扭曲是系统的，这种系统扭曲的形式是这些事物出现的唯一方式。”(79)
在这一问题上，批判实在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在价值和实在的统一中，它有效解释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区分：一个意识形态信念既是认知上的错误，但又具有社会结构上的因果效力。因而它具有一个负面价值，而科学的信念作为某种取代意识形态错误结构的活动，它既是对真实的揭露，又是积极(positive)价值的体现。
批判实在论认为意识形态来自三个方面：(1)社会的本质和表象必然发生的不一致；(2)这种不一致本身是社会现实的表现形式，它有助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并随着这种关系持续存在；(3)这种不一致依然是一种错误，不是因为观念本身是虚构的，而是因为它来自对社会现实的不充分把握。正如巴斯卡所说，马克思《资本论》的目的就在于“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向其行动者显现的，是一种不同于其真实面目的东西的机制……这些形式既是错误的，又是必然的”。(80)而对于表象在其显现过程中必然偏离本质的矛盾，巴斯卡称之为“科莱蒂矛盾”(Colletti contradictions)。它是对象在经验中呈现自己的方式和它的真正存在方式之间的矛盾。由于社会生活必然包含现象的形式，因此这一矛盾是内在于生成表象的本质结构(81)，或者说它是社会现实必然的表现形式。
在此基础上，批判实在论在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现实意义下理解意识形态。在巴斯卡看来，由于所有的实践都包含观念形成的方面(ideational aspect)，意识形态就同时具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因素，它和科学一样是现实的。两者区别的关键在于现实的不同表现方式。意识形态活动体现的是不充分的现实，因而是一种错误的意识；科学活动体现的是充分的现实，因而是一种正确的观念。
巴斯卡认为，为了将一种理论“I”描述为意识形态理论，我们需要拥有一种科学理论“T”，“T”具有以下特征：
(1)通过I说明的大多数或大多数重要的现象，T都可以通过它自己的说明来解释，这些说明和T不能通约。
(2)T可以解释I不能解释的现象。
(3)I不能满足一个科学性的标准(i)，指明一项实践或生产符合“科学”的最低必要条件；也不能满足一种领域充分性的标准(ii)，规定一个理论维持其主题的特殊性(如历史或社会特征)的最低必要条件。
(4)T同时支持(i)和(ii)。
(5)T可以明确解释I的再生产，指出I的限制并且详细描述任何I的自我颠覆或转型的趋势。
(6)T可以解释它的历史性起源并使它在当前条件下的概念化。(82)
其中(1)和(2)构成意识形态的批判(critical)标准，(3)和(4)构成范畴(categorial)标准，(5)和(6)则是一种解释性(explanatory)条件。而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这三个标准体现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日常生活的经济概念的批判；对生产方式的批判，使这些概念对于参与生产的人来说是必要的。正是这种三重批判的结构，为分析马克思成熟的经济学著作中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关键”。(83)
五、总结
批判存在论视野下马克思整个“抽象—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理论过程：它从“生动的整体”中抽象出本质性的趋势、机制和规律，然后又从趋势、机制和规律等内在必然性因素出发，回到现实中重构具体经验。这其中同时包含了一个真理和批判的过程：在将社会表象形式回溯到本质关系的同时，对各种意识形态类别进行批判以使得真实关系的再生产实践得以可能。(84)它既是一个真理的解释过程，又是一个对经验进行批判的过程。
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克服了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以经验的共有条件或先验的合理性遮蔽现实的机制、趋势和规律的缺陷。并且批判实在论通过本体论分层和机制因果批判了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扁平化的因果关系，进而激活了马克思意义上的作为科学之出发点的“社会现实”概念：一方面，实在论的立场契合了马克思独立于头脑的实在主体的唯物主义取向；另一方面，批判实在论对于“实在”领域三个层面的划分又体现了社会现实作为实存和本质之统一的特征。因而在批判实在论关于马克思“具体—抽象”方法中，研究与叙述方法的统一以及在此基础上事实与价值统一的解释，切中了马克思意义上科学的真理性和批判性，并有效回应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对马克思的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非议。批判实在论的解释在总体上正如卡利尼科斯所说：“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或者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的科学概念。”(85)
值得注意的是，机制和事件的互动关系不仅在于共时性的解释，而且包含历时性的实践关系。在“具体上升到抽象”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过程中，批判实在论还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隐含的从理论批判导向解放实践的过程，并由此展开了通过特定的人类实践创造历史的过程，从而将马克思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过程联系起来。理论意义上的解释性批判作为一种有条件的批判(conditioned critique)，是实现从陈述事实到实践的中介。一方面在“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矛盾“在趋势上是相互排斥的，并且潜在或实际地趋向于转型”。(86)因而矛盾的克服依赖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另一方面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解释性批判在现象和本质的分裂中指明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条件。所以巴斯卡通过一种有深度的历史理性沟通了理论过程和实践过程。“‘知道’和‘做’只有通过‘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和想要做’来连接起来。”(87)
因而，作为一种社会转型的解放实践显然也是科学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巴斯卡看来，解放“存在于转型中，存在于相关行动者的自我解放中，从一个不想要的、不需要的决定来源到一个想要的、需要的决定性来源，它既是解释理论的因果预示，也是解释理论的逻辑蕴涵，但它只能在实践中实现。这样定义的解放取决于结构的转变，而不是事物状态的改变。在这种特殊意义上，一种解放的政治或实践必然既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又在目标或意图上具有革命性”。(88)批判实在论一方面将解放实践和积极自由结合在一起，“自由就是知道并拥有为我们真正的个人、社会、物种和自然利益行事的权利和倾向。”(89)因而在巴斯卡看来，自由既不在于逃避因果，也不在于控制自然，而是以因果的必然性行动。因此，自由是一种内在的、积极的自由。所以对于恩格斯“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一命题的理解中，批判实在论强调必然性所代表的是事物的趋势，而非不可避免的命运。这里的“能动性”不是体现为“说不”的权力，而是对必然性趋势的承认。而另一方面，解放的实现则依赖于一种致力于社会转型的权力实践。这一权力活动意味着社会结构不是主体能动性的障碍，而是它的前提，或者说社会结构必须通过主体能动性显现出来。杰弗里·伊萨克(Jeffrey Isaac)将其称为“主体凭借社会关系所具有的行动能力”(90)，卡利尼科斯则称之为“结构性能力”(structural capacities)，并且这种能力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固有的特征。(91)
尽管批判实在论在总体上把握了马克思的科学方法，但是其对于马克思科学方法的解释依然有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地方。尤其在实在和历史的具体内容上，批判实在论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历史感性本质的联系。(92)
首先，批判实在论在“将何者认作实在”问题上并没有在本体论层面上规避唯心主义。批判实在论“对于哪一层实在是基本的或实在从哪一层产生的这个基本问题是不明确的”。(93)尽管科学实在论以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为基本预设，这一点与一般唯物主义一致，但是作为第二序列的知识，对独立于人类头脑的科学对象的信念并不妨碍关于超自然事物的信念。所以如克里夫恩所说，批判实在论者完全可以“在科学研究中是唯物主义者，而在哲学中是唯心主义者”。(94)
其次，在科学统一性问题上，批判实在论存在将自然与社会分离开来的倾向。批判实在论和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赞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象的统一性，(95)都认为自然与社会具有本体论上的关联性。但与批判实在论强调一种从最底层的无机物到最高层人类意识的垂直分层系统(96)，进而将社会视作自然的涌现不同，马克思在科学统一性问题上认为社会关系始终和自然关系是一体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97)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的生产关系总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中介，反之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也以自然物为中介，两者不可须臾分离。批判实在论将自然视作社会之底层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马克思所谓的“无人的自然界”。与之相反，马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即人化的自然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自然界。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在马克思这里实质上是一个被“悬置”的东西。马克思将“实在”的领域视作一个对象性活动领域。对象性活动一方面意味着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这也符合实在论的立场。但是另一方面，它同样意味着人的主体性源自与外部对象世界的交往。因而无对象性的存在作为“纯粹意识”是“非存在”的。并且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与自然统一于历史之中，历史科学是唯一的科学。(98)
最后，在机制的历史性生成问题上，批判实在论意义上的“抽象”即“生成性机制”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倾向。一方面，批判实在论赋予了机制“超历史”的意义，作为结构的“机制”是“先验”的。批判实在论将历史当作一种事件层面的连续性，以区分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结构性机制。“社会科学和历史之间区别的基本依据是，在真实和实际的领域之间，在结构(和可能性)和事件(和具体事物)之间。”(99)因此，“抽象”的机制具有一种独立于具体历史经验的倾向。另一方面，批判实在论又认为社会的结构受到时空的限制，并根据一定的条件发生转换。也就是说，社会的机制必须在开放系统中发生作用。所以，批判实在论在这里依然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二元论”：生成性机制具有在历史之外的真实性，并可以在历史之外发生作用，它似乎在具体经验之外还保留着某种先验的“本体”。
但是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本身就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社会关系并不独立于感官之外，以“可见/不可见”“及物/不及物”来区分事件和机制显得过于刻板。马克思则是从社会现实的一元特征中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这种一元性认为社会的本质直接体现在具体历史情境与实践中。所以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100)时，这种包含了私有财产之异化机制的事实完全是可见的和及物的。因而与批判实在论(尤其是罗伊·巴斯卡)试图建构一种超历史的“元哲学”不同，马克思认为作为本质关系的结构本身就是在不同历史节点中不断“建构着”的，“抽象”和“具体”统一于历史的现实展开之中。
注释：
①[意]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94页。
②Lucio Colletti,Marxism and dialectic,New Left Review,vol.93,1975,p.197.
③[英]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4页。
④A.Callinicos,Against the New Dialectic,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3,2005,p.56.
⑤Ian Craib and Ted Benton,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ought,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11,pp.121-122.
⑥[英]安德鲁·布朗、史蒂夫·弗利特伍德、约翰·迈克尔·罗伯茨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薛军伟、强东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⑦Roy Bhaskar,Reclaiming Reality: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1,p.120.
⑧Roy Bhaskhar,Philosophy and the Idea of Freedom,Oxford:Blackwell,1991,p.143.
⑨Sean Creaven,Emergentist Marxism:Dialec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7,p.1.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11)Roy Bhaskar,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119.
(12)Andrew Sayer,Abstraction:A Realist Interpretation,in Margaret Archer,Roy Bhaskar,Andrew Collier,Tony Lawson and Alan Norrie(eds.),Critical Realism:Essential Reading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8,p.123.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4)Russell Keats & John Urry,Social Theory as Science,London &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5,p.83.
(15)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228.
(16)批判实在论意义上的“先验”主要指一种先验论证，即从某种实际存在的事物到更根本的、构成了其可能性基础的事物。
(17)Margaret Archer,Roy Bhaskar,Andrew Collier,Tony Lawson and Alan Norrie(eds.),Critical Realism:Essential Reading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8,p.xvi.
(18)Andrew Sayer,Abstraction:A Realist Interpretation,in Margaret Archer,Roy Bhaskar,Andrew Collier,Tony Lawson and Alan Norrie(eds.),Critical Realism:Essential Reading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8,p.128.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22页。
(20)Roy Bhaskar,Reclaiming Reality: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1,p.120.
(21)Roy Bhaskar,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323.
(22)Roy Bhaskar,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323.
(23)Andrew Collier,Critical Realism: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s Philosophy,London & New York:Verso,1994,p.53.
(24)Roy Bhaskar,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p.37-38.
(25)[英]安德鲁·布朗、史蒂夫·弗利特伍德、约翰迈克尔·罗伯茨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薛军伟、强东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9页。
(26)Roy Bhaskar,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321.
(27)Berth Danermark,Mats Ekstrom and Jan Ch.Karlsson,Explaining Theory:Critical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9,p.39.
(28)Andrew Collier,Marx:A Beginner's Guide,Oxford:Oneworld,2004,p.134.
(29)Andrew Collier,Marx:A Beginner's Guide,Oxford:Oneworld,2004,p.135.
(30)Berth Danermark,Mats Ekstrom and Jan Ch.Karlsson,Explaining Theory:Critical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9,p.117.
(31)Roy Bhaskar,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13.
(32)Richard Marsden,The Unknown Masterpiece:Marx's Model of Capital,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vol.22,p.306.
(33)[英]安德鲁·布朗、史蒂夫·弗利特伍德、约翰迈克尔·罗伯茨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薛军伟、强东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34)Roy Bhaskar,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133.
(35)R.Westra,Roy Bhaskar's 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 of Marxian Economic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8,vol.9,p.8.
(36)Dav Elder-Vass,The Causal Power of Social Structures:Emergence,Structure and Agen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4.
(37)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221.
(38)Sean Creaven,Emergentist Marxism:Dialec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7,p.161.
(39)Jonathan Joseph,In Defence of Critical Realism,Capital & Class,1998,vol.22,p.89.
(40)[英]安德鲁·布朗、史蒂夫·弗利特伍德、约翰迈克尔·罗伯茨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薛军伟、强东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51页。
(41)[英]安德鲁·塞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判实在论取径》，许甘霖、万毓泽、杨友仁译，巨流出版社，2016年，第88页。
(42)[英]安德鲁·布朗、史蒂夫·弗利特伍德、约翰迈克尔·罗伯茨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薛军伟、强东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2～223页。
(43)[英]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批判之源》，舒年春译，台大出版社，2019年，第258页。
(44)[英]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批判之源》，舒年春译，台大出版社，2019年，第288页。
(45)[意]朱里奥·巴勒莫：《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范静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46)[意]朱里奥·巴勒莫：《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范静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页。
(47)Sean Creaven,Emergentist Marxism:Dialec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7,p.148.
(48)Roy Bhaskar,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56.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50)Jonathan Joseph,In Defence of Critical Realism,Capital & Class,1998,vol.22,p.89.
(51)[英]安德鲁·塞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判实在论取径》，许甘霖、万毓泽、杨友仁译，巨流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52)[英]安德鲁·塞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判实在论取径》，许甘霖、万毓泽、杨友仁译，巨流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
(53)Richard Westra,Roy Bhaskar's 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 of Marxian Economic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8,vol.9,p.16.
(54)[英]安德鲁·塞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判实在论取径》，许甘霖、万毓泽、杨友仁译，巨流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55)Bob Jessop and Jamie Morgan,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Realism and the State:From Regulation Theory to Neoliberalism via Marx and Poulantzas,an Interview with Bob Jessop,Journal of Critical Realism,2022,vol.21,p.88.
(56)John Michael Roberts,Marxism and Critical Realism:The Same,Similar,or Just Plain Different,Capital & Class,1999，vol.23，p.32.
(57)[英]安德鲁·布朗、史蒂夫·弗利特伍德、约翰迈克尔·罗伯茨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薛军伟、强东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58)[英]安德鲁·布朗、史蒂夫·弗利特伍德、约翰迈克尔·罗伯茨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薛军伟、强东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49页。
(59)[英]安德鲁·塞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判实在论取径》，许甘霖、万毓泽、杨友仁译，巨流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60)Richard Westra,Roy Bhaskar's 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 of Marxian Economic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8,vol.9,p.12.
(61)Roy Bhaskar,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119.
(62)Mervyn Hartwig,Dictionary of Critical Realis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7,p.72.
(63)Roy Bhaskar,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89.
(64)Roy Bhaskar,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119.
(65)Roy Bhaskar,Plato Etc: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and Their Resolu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9,p.195.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48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9页。
(68)Ruth Groff,Critical Realism,Post-positiv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Knowledg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4,p.73.
(69)Ruth Groff,Critical Realism,Post-positiv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Knowledg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4,p.74.
(70)[英]安德鲁·塞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判实在论取径》，许甘霖、万毓泽、杨友仁译，巨流出版社，2016年，第102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72)Roy Bhaskar,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69.
(73)Andrew Collier,Critical Realism: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s Philosophy,London & New York:Verso,1994,p.178.
(74)[英]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批判之源》，舒年春译，台大出版社，2019年，第232页。
(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
(76)Andrew Collier,Critical Realism: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s Philosophy,London & New York:Verso,1994,p.172.
(77)Roy Bhaskar,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p.70-71.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5页。
(79)Steve Fleetwood,What Kind of Theory Is Marx's Labour Theory of Value? A Critical Realist Inquiry,Capital & Class,2001,vol.25,p.66.
(80)Roy Bhaskar,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75.
(81)Roy Bhaskar,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77.
(82)Roy Bhaskar,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9,p.164.
(83)Roy Bhaskar,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74.
(84)Roy Bhaskar,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76.
(85)Roy Bhaskar and Alex Callinicos,Marxism and Critical Realism,Journal of Critical Realism,2003,vol.1,p.91.
(86)Roy Bhaskar,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pp.53-54.
(87)Roy Bhaskar,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9,p.115.
(88)Roy Bhaskar,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9,p.115.
(89)Roy Bhaskar,Reclaiming Reality: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1,p.187.
(90)Jeffrey Isaac,Power and Marxist Theory:A Realist View,Ithaca &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81.
(91)A.Callinicos,Making History:Agency,Structure,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Leiden · Boston:Brill,2004,p.275.
(92)John Michael Roberts,Marxism and Critical Realism:The Same,Similar,or Just Plain Different,Capital & Class,1999,vol.23,p.43.
(93)Sean Creaven,Marxism and Realism:A Materialistic Aplication of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1,p.17.
(94)Sean Creaven,Marxism and Realism:A Materialistic Aplication of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1,p.17.
(95)David M.Walker,Marx,Methodology and Science:Marx's Science of Politic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1,p.172.
(96)Sean Creaven,Marxism and Realism:A Materialistic Aplication of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1,p.1.
(9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页。
(9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99)Roy Bhaskar,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9,p.143.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