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属于霸主时代，齐桓公、晋文公是霸主的典范。齐桓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得到孔子盛赞。可惜桓公死后诸子争立，齐国雄风不再，霸主地位一去而不复返。在晋文公崛起前，宋襄公一度以齐桓的继承人自居。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六三八），也就是齐桓死后五年，宋、楚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边上打了一仗，襄公大败而归，自己还受了伤，第二年就因伤去世了。宋襄在此战中的表现，令人瞠目，成了后世广为流传的笑柄，毛泽东戏称其为“蠢猪”。
《春秋左传》记载了战争的详细过程。宋军已经摆好阵势，楚军尚在渡河。宋司马子鱼（襄公的异母兄）建议：“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襄公拒绝了。楚军渡河完毕，尚在混乱之中，子鱼又提议出击，襄公又拒绝了。等楚军摆开阵势，两军交战，宋师大败。
事后宋国上下人等都埋怨襄公，而他死不改悔，振振有词：“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所谓“重伤”，指再度伤害已经受伤的人。所谓“二毛”，是头发斑白的老者。所谓“阻隘”，指据险阻击敌人。宋是殷商后裔，故称“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即在敌方没有排好战斗阵型前，不发动攻击。要之，襄公宣称自己是在遵循仁义道德。
《春秋公羊传》对此推崇备至：“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宋襄公的表现，不输于周文王。所谓“有君而无臣”，东汉何休注云：“惜其有王德而无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礼，所以败也。”将襄公兵败，归咎于宋国臣民德性不够，拖累了君主！
不过，襄公的辩解未能说服当时的宋国臣民，子鱼反驳道：“劭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强大的敌军迫于地势，没法展开阵型，这是老天给我们的好机会，为什么不能发起攻击？即便发动攻击，还怕不能取胜吗？“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战争的目的，就是杀敌。敌人虽然受了伤，但还有能力打击我们，怎么能放过呢？战斗时怜悯伤员，还不如别打伤他；怜悯老年士兵，不愿动手，还不如投降算了。
而《春秋穀梁传》云：“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战争当然要根据对手的情况，相应调整策略，怎么能死守教条，不知变通呢？“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信？”好比守信是人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但这不意味着教条地看待守信，不论任何情况，都要履行承诺。《左传》记载了郑国大臣子驷、子展的话：“要盟无质，神弗临也。”孔子也说过：“要盟也，神不听。”被胁迫立下的誓言，没有必要遵守。打个通俗的比方，两个人约好了去偷东西，其中一个天良发现，后来改了主意，不愿去了。我们能说，他必须履行承诺吗？
南宋吕祖谦指出，若“人皆服其德”，就不会有战争。战争的爆发，“生于人之不服也”，意味着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温良恭俭让不能解决的地步。“彼既不服矣，稀纵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从容揖逊以待之，适遗之禽耳。”如果战场上还讲究温良恭俭让，等于让士兵自投罗网。
列国君主之死，《春秋》例书“卒”书“葬”。如僖公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僖公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齐桓公。”而宋襄公之死，仅见僖公二十三年，“夏五月甲寅，宋公兹父卒”，不书“葬”。《穀梁传》解释道：“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何休反驳说，襄公在战场上因守礼而败，并非平日没有组织民众进行军事训练。而汉末大儒郑玄云：“教民习战而不用，是亦不教也。”哪怕平时训练再完备，用襄公的方式打仗，等于没有训练，白白去送死。
鲁宣公二年，宋郑战于大棘。狂狡是宋国大夫，在战场上表现英勇，手持长戟对着一个郑国人冲过去，逼得对方躲闪，不小心掉入了一口井。狂狡很善良，倒转长戟，锋刃朝自己，柄朝下，让这个郑国人抓着，把他救出了井。没想到郑国人上来后，顺势握着戟朝向狂狡，把他俘虏了。《左传》记载了某君子的评论：“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狂狡自作自受，上战场的任务是杀敌，违背这一使命，自然要受到惩罚！
不过，宋襄公引用的“不禽二毛”，确实是儒家的主张。《礼记·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郑玄注曰：“祀，神位有屋树者。厉，疫病。获谓系虏之。二毛，鬓发斑白。”仁义之师，获胜后不会刻意捣毁敌人珍视的宗教场所以泄愤，也不会杀害有病的人，不会抓捕老人。这和襄公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呢？
《檀弓》另外记载了一个故事，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故事发生在春秋晚期，鲁昭公十二年，楚军击败吴师后，商阳和陈弃疾追击零散逃亡的吴国士兵。商阳是神箭手，但为人仁慈，每追及吴国士兵，都需要陈弃疾用“王事”（楚僖号称王）勉励，才弯弓搭箭，仅射死一人就把弓收起来了。就这样，连续追及三拨逃窜的吴兵，射杀了三个人，商阳命令战车驭者停止前进，掉转马头回去了。孔子很欣赏商阳的举止，评论说：“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元代学者陈浩解释道，孔子并非主张上战场要慈悲为怀，只是强调胜负已分，不能过于残忍，非得赶尽杀绝，因此赞扬“商阳乃能节制其纵杀之心”，“特取其善于追败者”。这和宋襄公的态度截然不同。
更何况，襄公真是因为衷心信奉仁义道德，而犯下了愚蠢的错误吗？
《春秋》僖公十九年载：“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齐桓公称霸时，《春秋》两次记载他“执”别国大臣，加以谴责。而宋襄变本加厉，抓了别国国君，更为恶劣。因此元人程端学云：“出乎尔者反乎尔，故楚人效尤而执宋公矣。”没过两年，襄公自己在盟会时，被楚成王当场抓了起来。
到了这年六月，发生了更残暴的事：“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邾子会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邾子，用之。”邾子是小国之君，本希望通过邾国引荐，参加这次盟会。不料宋襄公为了拉拢东夷，命令邾文公将邾子杀了，作为人性给次唯之社献祭。子鱼感慨道：“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日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明遗民魏禧一针见血地指出：“襄公用国君于社，而不鼓不成列，开后世真假道学一辈。若王莽，其嫡裔也。”而这年秋天，刚刚歃血为盟的宋曹两国失和，宋军包围了曹国国都。
鲁僖公二十一年春，“宋襄公欲合诸侯”，充当霸主，先和齐、楚盟会，希望取得楚国的支持。楚成王虚与委蛇，假意答应了。子鱼私下慨叹：“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如果只是打败仗，那就谢天谢地啦！
这年秋天，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在孟相会，子鱼很为襄公担心：“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果然，“楚执宋公以伐宋”，但后来还是把襄公放了。子鱼没有因此松一口气：“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宋襄贪心不足蛇吞象，利令智昏，最终用泓之战完美验证了哥哥的预言。
《穀梁传》论曰：“泓之战，以为复雩（即盂）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执滕子，围曹，为雩之会，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执之。……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宋襄公这个利欲熏心的人，“过而不改”，执迷不悟，关键时刻竟丧失理智，在战场上表演起仁义道德。害了自己还是其次，他害苦了宋国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