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温州模式”提出以来，温州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重要区域，长期受到学术界关注。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对温州乡村工业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及内在运作机制的探讨。本文以温州市湖里村2009年兴起的回村办厂潮为切入点，聚焦该村从“以家为坊”向“半家半厂”转变所呈现的乡村生产与生活空间的演替过程。本文结合空间理论视角，重点考察“半家半厂”作为一种乡村工业变迁的过渡模式的兴起背景、运作特征及其社会影响，揭示其背后的地方实践逻辑与独特的乡村工业发展路径。研究发现：首先，在回村办厂潮中，村民通过对既有住宅资源的空间再配置，构建起兼具生活与生产功能的复合型空间结构，在保留家庭生产灵活性的同时引入外部劳动力与基本机械设备，部分突破了传统家庭手工业小规模和低效率的结构性限制；其次，作为一种自发性的空间应对策略，“半家半厂”是村民在面对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如互联网经济兴起、金融危机)与内部资源约束(如人口外迁、资本分散)条件下的适应性实践，体现了乡村经济主体的实践智慧与空间资源调配能力；最后，“半家半厂”模式不仅在空间形态上引发深度重组，更在生产组织形式、劳动力雇佣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层面催生深层次的变革。“半家半厂”过渡模式，借由人口的回流和农村组织创新的推动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乡村多元主体治理转型与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力量。本文不仅为资源有限地区探索低成本的乡村工业发展路径提供有益经验，也为理解当代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韧性与复杂性补充新的分析视角与经验材料。

关键词：温州模式/ 乡村工业/ 家庭作坊/ 空间理论

作者简介：张晓辉，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原文出处：《中国农村观察》(京)2025年第5期 第172-185页

标题注释：田野调查工作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学生科研素养培育基金”的支持。

一、引言

乡村工业，是考察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枢纽性问题。20世纪初期，“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甚嚣尘上(钟祥财，2004)。费孝通以“乡土重建”和“乡镇企业”前后相接的这两个阶段作为载体，探讨实现社会重建和经济转型的可能性，并提出以家庭手工业作坊为主要特征的“温州模式”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进程的一种重要类型(费孝通，1986a)。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家庭手工业作坊在传统市场中所获得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又面临产量不足、生产效率低等结构性缺陷。在这一背景下，温州乡村家庭手工业开始发生变革，这一转变过程及其深远影响亟待深入考察。

本文选取温州市湖里村作为田野点。该村在四十余年的乡村工业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以家为坊”向“半家半厂”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以空间利用策略来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初期，村民在不改变传统家宅空间的前提下，在家宅的客厅或前后院子进行手工劳动，以家庭成员作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小商品经济的个体经营。学术界通常将这种模式命名为“家庭手工业作坊”，本文称为“以家为坊”。1986年费孝通第一次考察温州，对家庭手工业作坊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在21世纪初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内部资源约束的影响下，该村的家庭手工业发展陷入困境，乡村经济开始显现衰退迹象。2009年后，该村迎来了回村办厂潮，部分村民通过策略性地改造家宅的空间，形成了兼具生活和生产功能的复合型空间结构，本文将这种模式称为“半家半厂”。“半家半厂”模式不仅在空间布局上独具特色，而且在生产经营上也呈现不同的特征。

在乡村工业化进程中，一方面，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起初与现代工业并存，但逐渐被后者取代。这种从传统农业主导转向现代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通常伴随一个较为漫长的过渡阶段。本文将湖里村四十余年的乡村工业发展历程中先后出现的“以家为坊”和“半家半厂”这两种模式视为过渡模式。这种过渡模式是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中间形态，其核心特征是传统农业、手工业与现代工业并存。正如高德步(2003)指出，不同地区由于初始条件与工业化起点的差异，往往会形成多种类型的过渡模式。因此，有必要从地方具体实践出发，探讨这些过渡模式背后所蕴含的地方逻辑与运作机制。湖里村在四十余年的乡村工业发展中先后出现“以家为坊”和“半家半厂”过渡模式，尤其是回村办厂潮中出现的“半家半厂”这一独特模式，引发了笔者的思考。这一过渡模式具有怎样的运作特征?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哪些深层影响?

基于“半家半厂”过渡模式独特的空间利用策略，本文结合空间理论视角，分析这一过渡模式在乡村工业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发展路径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深远影响。本文强调空间演替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乡村工业与乡村社会的内在关联。这一过渡模式不仅代表温州乡村工业变迁的创新路径和独特经验，也为理解乡村工业变迁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复杂互动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材料。

二、文献回顾：乡村工业研究的主导范式

乡村工业研究曾作为研究热点，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被学术界广泛关注，这是当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直接结果(李先军和杨梅，2021)。相关研究大体形成了三种主导研究方向，即区域发展路径研究、结构与制度分析以及社会网络与地方实践。首先，区域发展路径研究方向的文献主要关注不同区域乡村工业的多样化发展模式(费孝通，1995)。例如，白素霞和蒋同明(2017)将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与温州模式概括为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三种典型路径，分别体现政府主导、外资推动与民间自发的发展逻辑，并指出区域间的发展模式在趋同中亦具有结构性差异。其次，结构与制度分析方向的文献强调国家政策、市场转型与地方治理结构在乡村工业发展中的相互作用。以龚丽钧等(2021)为代表的研究指出，珠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协调、资源配置与政策执行，深度参与并推进了乡村工业化。最后，社会网络与地方实践方向的研究则更加关注乡村工业的微观运行机制，强调社会关系、家庭策略与地方性知识在乡村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例如，付伟(2018)的研究指出，乡村工业的生产过程深深嵌入乡土社会，地方人际关系与社会伦理为生产管理提供了关键保障。

自费孝通推动了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以来，温州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引发了诸多研究。早期研究聚焦于温州模式的典型特征，关注家庭手工业作坊模式、小商品市场与民间金融研究(张仁寿，1986；赵伟，2002)。随后，研究逐渐转向对产权变革、社会资本在乡村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机制的探讨，进一步揭示制度灵活性与社会网络在温州乡村工业发展中的关键意义(史晋川和朱康对，2002)。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学者开始关注温州乡村工业发展的多样化路径。例如，张文军(2023)以温州涧村为例，考察该村从家庭企业化向现代企业化转型的过程。涧村早期依托“以自家住宅作为生产场地”的家庭手工业作坊模式发展，但在地方政府支持、产业集群效应显现以及基于社会关系形成的分销渠道的共同作用下，自2000年前后开始规划工业用地，建设工业园区，逐步形成以“童装工业小区”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分散型家庭作坊向集约化工厂制的转型。尽管现有研究在解释温州乡村工业发展的具体实践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在理论视角、研究层次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主流研究多采用制度经济学或社会资本视角，突出制度灵活性与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较少关注生产空间与家庭空间布局对乡村工业发展的影响，未能动态呈现村民的空间策略与能动实践。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多聚焦成功转型的典型案例，较少关注处于过渡状态的发展路径及其内在张力。因而有必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围绕不同的乡村工业发展路径进一步开展创新性研究。

近年来，乡村经济研究逐渐受到空间理论的影响，学者开始关注空间如何影响乡村经济发展。传统研究范式多从制度性、结构性角度探究乡村经济发展机制，而空间理论则强调空间实践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空间理论视角来看，空间不仅是乡村经济发展的物理场所，更是社会关系的载体，能够影响资源流动、劳动力组织方式以及地方经济形态。例如，李江敏等(2024)研究乡村非遗旅游如何通过空间景观的打造吸引游客，认为乡村非遗旅游在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强化了地方文化认同感；张荣(2022)则研究“新农人”如何通过短视频呈现并建构数字乡村的空间生产。尽管这些研究揭示了空间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现有研究多关注依赖乡村自然资源和地方文化的乡村农业或服务业(如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市场导向的乡村工业关注较少，而且缺乏对微观空间实践(如家庭空间的重构)的深入分析。

鉴于此，本文基于温州市湖里村的案例，通过考察家庭空间重构、人口流动和乡村社会结构变迁，揭示回村办厂潮中村民如何通过主动的空间改造策略来应对经济环境变化与内生性约束，进而深入探究乡村工业变迁对乡村社会的深远影响。本文不仅拓展了对乡村工业与微观空间实践的关注，也为温州乡村工业发展的多样化路径研究补充新的案例。

三、理论视角：空间理论与乡村工业变迁

空间理论的发端可追溯到20世纪中期，当时学者开始思考空间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并逐渐认识到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的背景，还深刻嵌入社会关系、权力结构与生产实践。20世纪70年代，一批社会学者逐渐关注到空间理论所具有的持续生命力，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的推动下，空间概念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郑震，2010)。随着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空间逐渐被视为一种关系性概念，它不仅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还通过这些互动关系不断地适应和调整。

社会学的空间理论将空间视为物理存在的场所，还将其视为社会关系、权力和文化实践的表征，强调空间作为一种关系性概念集合体的特征。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率先系统阐述了空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地方，社会实践、经济关系和文化活动在空间中辩证地被生产和再生产。他提出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为理解空间的物质性和社会符号性提供了重要框架(列斐伏尔，2022)。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异托邦》(Of Other Spaces)等作品中探讨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重构空间、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启了将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相结合的理论新范式，而这一范式的核心就是他提出的“异质空间”(heterogeneous space)概念。“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将我们从自身中抽离出来，在那里侵蚀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历史，那个撕扯和啃噬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空间”(Foucault and Miskowiec，1986)。戴维·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等作品中，将空间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认为空间绝非绝对的“自在之物”，而是同时依赖于环境的事实，即社会关系(哈维，2022)。皮埃尔·布迪厄在其著作《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结合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传统，进一步建立了一种复杂的社会空间理论(Bourdieu，1984)。

在研究中国乡村工业时，引入空间理论视角具有一定优势(Lobao，1996)。空间理论强调空间的生产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机制(营立成，2017)。乡村工业变迁伴随社会空间的重新调整，意味着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可以结合空间理论分析乡村工业如何通过空间的配置和重组影响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等。以高慧智(2021)的研究为例：1990年后，义乌市部分村庄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统一规划建设“四层半”安置房，村民将安置房出租给家电、日用品等企业进行生产加工，从而促进了乡村工业发展；但2000年后，地方政府试图依据新的宅基地政策对“四层半”安置房进行空间改造时却遭遇村民集体抵制。高慧智(2021)指出，空间不仅承载社会关系，更能生产社会关系。在这一空间改造的博弈过程中，村民的集体行动不仅维护了自身权益，也强化了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感。由此可见，空间理论不仅为理解乡村的空间实践提供了有力分析视角，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乡村工业变迁对乡村社会结构与关系的深远影响，从而丰富乡村工业研究的理论基础。

四、“以家为坊”：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发展困境

(一)家庭手工业作坊：耕地约束与政策支持

本文的调研点——湖里村，位于温州市金乡镇，是一个典型的滨海小镇。该镇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36亩，土地资源极其有限，农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导致超过一半的乡村劳动力成为剩余劳动力。该镇的农业经济困境并非个例，而是温州地区历史上的一个缩影(罗涵先，1986)。正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受限的背景下，温州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手工业为核心的“八仙过海”式的生计方式。温州地区有着悠久的手工业传统，诸如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等手工艺在历史上颇为盛行。此外，许多温州人通过从事裁缝、理发、厨师等行业，或者依靠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小生意，游走各地以谋生计(费孝通，1986d)。农业之“困”与手工业之“兴”，共同构成了温州乡村工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后，金乡镇等温州地区村镇逐步摆脱农业束缚，通过发展乡村工业为村民提供新的生计。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有利于扩大农副产品销售，有利于解决产地积压、销地缺货的矛盾，也应当允许。”①该文件正式承认了商品长途贩运的合法性。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国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②这两个政策文件的出台，为温州乡村工业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实际上，早在1980年，金乡镇信用社就自发地进行利率浮动，鼓励乡村地区的闲散资金流入生产领域，从而为个体经营者提供融资支持，推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温州市委不仅未予禁止，而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试点推广。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散在各地的温州流动人口成为一支公开的“流通大军”，在全国范围内开辟小商品的大市场。为保障商品供应，部分温州流动人口自发回乡或鼓励家庭成员开办家庭手工业作坊，从事小商品生产。这种家庭手工业作坊属个体所有，其经济类型属私有制，以家庭成员作为主要劳动力，雇工规模通常在3人以下(《温州民营经济发展30年》编写组，2008)。

金乡镇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据统计，早在1984年，该镇就已成为温州市十大规模较大的区域性专业商品产销基地之一，以生产徽章、标牌和红膜而闻名，年产销额约0.35亿元，从业人员约0.37万人。到1986年底，该镇人口总户数的70％经营家庭手工业作坊，其中近60％的家庭手工业作坊的雇工规模在3人以下，这意味着该镇大部分家庭手工业作坊以家庭成员作为主要劳动力。该镇的四大支柱产业是复合材料、包装印刷、塑料薄膜和商标标识，同时，该镇还是全国笔记本、台挂历和文具盒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温州民营经济发展30年》编写组，2008)。

(二)外部环境变化：互联网经济与金融危机

中国互联网发展始于1994年，电子商务发展萌芽于1997年，并在1999年随着阿里巴巴的成立进入了快速发展期。2003年，随着淘宝和支付宝的推出，中国互联网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之一(荆文君等，2020)。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崛起，对温州乡村的经济格局和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家庭手工业作坊的产销模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

互联网经济要求企业具有在线销售能力，而金乡镇传统销售渠道的局限性严重限制了该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金乡镇家庭手工业作坊的传统销售渠道是“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种产品”(费孝通，1986b)。“两条腿”是指在改革开放初期，当地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的小商品全靠供销员在全国各地进行销售。20世纪80年代，该镇有数千名供销员在全国各地跑生意。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遍及全国的社会关系网络，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商品流通网络。后来，这种方式被更快捷的“业务信”所取代，家庭手工业作坊通过邮寄信件来推销商品，即所谓的“三分邮票”。据统计，1984年该镇以发业务信方式联系购销的家庭手工业作坊有800多户，全镇共发出业务信1134万封，这使当地邮局的收入猛增(费孝通，1990)。后期还出现打电话、发传真等方式来辅助商品销售，形成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发展格局(费孝通，1986c)。然而，这种依赖人际网络和传统信息媒介的销售体系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日益暴露出交易成本高、市场响应慢等结构性缺陷。

在生产模式方面，该镇家庭手工业作坊凭借小规模生产、相对低端的小商品和低廉的价格在传统市场中赢得竞争优势。然而，由于生产规模有限，这些作坊难以与通过互联网直接销售并具备大规模、高效率和低成本特征的生产企业开展竞争，也无法满足互联网经济下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在面对具备供应链优化能力的大型企业时处于明显劣势。这导致部分温州乡村地区的家庭手工业经济出现了衰退征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温州乡村工业的发展困境。危机导致外需大幅萎缩、资金链紧张，使本已受互联网经济冲击的家庭手工业经济雪上加霜。2009年9月19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中央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大财税、信贷等扶持力度，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③。该文件明确提出要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加大财税扶持力度，以推动乡镇企业和小微企业的稳定发展。

尽管政策层面给予了积极响应和支持，但仍难以从根本上化解温州地区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模式面对互联网经济和金融危机时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在此背景下，湖里村因地制宜探索出“半家半厂”过渡模式，通过对家庭空间的重构，将居住功能与生产功能有机整合，实现了在资源受限条件下有限规模的适应性升级。这一模式不仅延续了家庭手工业作坊的灵活性，还引入外部劳动力与基本机械设备，体现出乡村经济主体在面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时的实践智慧与创新韧性。这也为理解中国乡村工业如何在多重压力中寻找转型路径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实践案例。

(三)内生性约束：人口外迁与资本分散

湖里村是一个以陈姓为主的传统大姓村，作为宗族型村庄，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约束性。陈姓人口约占全村总人口的70％，这一显著的宗族特征不仅体现在村庄日常生活中，而且深刻塑造村庄的社会政治生态。1958-2024年，该村八任村支书中仅有一任是非陈姓人士。陈氏宗祠作为重要的文化空间，持续强化着传统宗族的影响力。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既为村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经济要素的引入。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耕地匮乏、农业收益低下的现实困境，该村村民依托“以家为坊”的家庭手工业模式发展乡村经济，利用传统家宅作为生产空间，充分吸纳无法在农业中发挥作用的剩余家庭劳动力，从事徽章、文具、标牌等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这一模式不仅契合了金乡镇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也为村民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拓展生计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时期，“以家为坊”模式的空间利用策略是在不改变传统家宅空间布局的前提下，在客厅、厨房、前后院等生活空间就地生产，既无需租赁或新建厂房，也避免了雇用外部工人的成本，并充分发挥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优势。这一模式不仅帮助村民摆脱了农业发展困境，推动了村庄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还为该村后续出现的回村办厂潮奠定了早期财富积累和经济基础。

经济条件的改善却反向加速了人口外流。自20世纪90年代起，该村许多村民开始陆续向外迁移，人口流动呈现由近及远向城镇延伸的特征。据村民访谈称，1990-2010年，全村400余户中有300多户陆续外迁。家庭手工业作坊低成本、高灵活性的经营方式对土地和村庄的依赖性较低，使得村民能够较为轻松地迁移到其他地区。但是，大规模的人口外迁导致该村逐渐沦为“空心村”，村庄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导致村庄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劳动力的持续流失削弱了家庭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能力和延续性；另一方面，虽然村民早期通过经营家庭手工业作坊积累了一定财富，但资本随人口迁移而外流，削弱了村庄实现集约化生产与产业升级的能力。因此，该村在当时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来应对这些危机。

面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如互联网经济、金融危机)与内生性约束(如人口外迁、资本分散)造成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发展困境，湖里村走上了差异化的乡村工业发展道路。当部分周边村庄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技术升级、集中规划和组织创新建成现代化工业园区时，村民自发探索出“半家半厂”过渡模式，通过空间改造策略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产能。这种适应性策略虽体现了对家庭生产结构的路径依赖，但反映了乡村经济主体的创造性调适，也为理解中国乡村工业的多元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案例。

五、“半家半厂”：回村办厂潮中的乡村工业变迁

正是在家庭手工业作坊发展面临困境的背景下，为寻求新的发展，2009年湖里村建起了一家生产包装材料的小微企业。当地村民将创办此类小微企业称为“办厂”，虽然这些企业规模较小、机器设施较少，但通过低成本的空间改造策略与灵活的用工机制激发了村庄的经济活力，也引发了村民的效仿。此后，该村陆续发展出十余家小微企业，涉及标牌、徽章、包装材料、装饰品等行业，由此掀起了回村办厂潮。

(一)空间策略：回村办厂与空间改造

在回村办厂潮中，回村改造家宅成为许多村民的首选策略。将家宅改造为“半家半厂”的新结构，大大降低了初期投资成本。相比于租赁或新建厂房，利用现有的家宅进行空间改造，既节省了土地成本，又避免了高昂的建设费用，使得村民能够以较低的资金投入启动生产活动。同时，改造家宅将居住空间与生产空间进行物理分割，形成“一层厂房一层家”的分层结构，使家宅的物理空间得以最大化利用。这种空间改造不仅提供了一个生活与生产兼顾的场所，还可以更灵活地进行生产安排、劳动力配置和监督管理。尽管经营方式仍以家庭成员作为主要劳动力，但这种“半家半厂”的过渡模式可以临时或长期雇用工人，因此吸纳了一些来自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外来务工人员。

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和需求的多样化。首先，通过创办企业扩大产量，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对大批量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在面对电子商务平台的订单时，能够提供足量的产品，避免因为产量不足而错失商机。其次，相比于“以家为坊”的小规模生产，“半家半厂”可以通过引入机械设备，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抵御价格竞争压力。最后，通过一定程度的技术升级和工艺改进，不仅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拓展新的市场，还可以提升商品附加值，增加利润空间。

在2009年后的回村办厂潮中，彭氏三兄弟及其创办的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彭氏公司”)成为“半家半厂”模式的典型案例，并在访谈中被多位受访村民提及。这不仅源于彭氏家宅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家宅在村庄社会网络中的重要性，更在于彭氏兄弟的职业发展路径所具有的代表性。彭氏家宅位于通往村中杨府庙的道路旁，这一位置使其在村庄空间结构中具有较高的可见性。此外，彭氏兄弟的父母长期经营小卖部。彭家小卖部不仅是村民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所，更作为村民社交网络的交汇点，承载着湖里村一代人的记忆，使得彭家在村庄社会网络中占据较为突出的地位。

20世纪末，彭家修建了四间并排的二层矮房，其中最左侧由父母居住并经营小卖部，其余三间分别由三兄弟居住。家宅的空间布局符合该村传统住宅特征——白墙黑瓦，一层设有厨房、客厅、前后院，二层为卧室与阳台。随着回村办厂潮的兴起，彭氏兄弟成为最早一批回村办厂的村民之一。2011年，他们注册了彭氏公司，主营金属标牌、徽章、标签等定制工艺品。在空间策略的实践上，彭氏兄弟对四间家宅进行了空间重构，通过打通墙体并拆除一层的厨房和客厅，将其改造为一个生产作业的空间，并添置了多台机器设备和多个操作平台，实现了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初步剥离。同时，他们在院子中建起围栏和厂门，并竖立起彭氏公司的标志性牌匾，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的生产属性。家宅的二层则保留了居住功能，并在布局上进行了调整，使得二层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且较为完整的生活空间。这种“半家半厂”的分层空间布局，既保留了家庭生活的传统属性，又嵌入了初步的工业生产逻辑，体现出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双重嵌合与灵活调适。

笔者从村民访谈中了解到，彭氏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经济收益不错。这一成功案例在村庄内部产生了示范效应，激发了其他村民的效仿。部分村民开始主动对家宅进行改造，使其具备“半家半厂”的分层空间结构，甚至将改造后的家宅出租给有办厂意愿的本地村民或外来者。这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回村办厂潮的发展，也成为乡村工业空间再生产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二)用工机制：职业分工与劳动力配置

“半家半厂”模式，不仅在空间布局上与“以家为坊”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更在生产方式与劳动形式上引入一些现代工业的基本要素。该模式不仅引入机械化生产设备，而且建立起初步的职业分工体系。以彭氏公司为例，企业内部已形成较为规范的岗位划分，包括电脑接单员、印刷工、技术工、包装工等多个工种，并根据工作性质区分为长期工与临时工。长期工按月领取固定工资，临时工则以计件方式结算薪酬。目前，该企业已雇用10余名外部员工，覆盖从生产到包装等多个环节。然而，家庭成员仍在企业运作中占据核心地位，负责包括业务接单、财务管理等在内的关键性事务。村民在访谈中透露，在生产高峰期，家庭成员也会临时加入生产线，“忙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也一起干”。

在员工招募过程中，传统的宗族与地缘关系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力，亲属或同村村民通常具有优先权。这种基于亲缘与地缘的雇佣模式，不仅延续了乡村社会的传统人情网络，也为部分女性与老年人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订单量大、工厂用工紧张的时段，彭氏公司会短期雇用一些家庭主妇和老年人，让他们负责包装、分拣等非技术性工序，并按件计酬——此类工作通常被村民称为“做手工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传统社会关系在用工结构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半家半厂”模式也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用工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彭氏公司的用工构成中，约一半为外来务工人员，另一半则由亲属及本村村民构成。这些外来人员在各个生产环节调配，从技术岗位到基础工序，涵盖整个生产链条。他们的加入不仅为企业注入新的劳动力和技术资源，也通过其流动性、多样性拓展了乡村社会的空间实践边界。这种家庭劳动力与外部劳动力相结合的“半开放”用工模式，既保留了乡村社会内部的亲缘与地缘结构，又为乡村工业注入了灵活调配与外向链接的可能性。

费孝通(1990)曾提出，中国的乡镇企业应从“家庭企业化”走向“现代企业化”。湖里村的乡村工业历经四十余年发展，出现了两种过渡模式，但至今仍未实现向现代企业化的转型。“半家半厂”模式表面上似乎是乡村工业发展进程的“停滞”，但实质上反映了乡村经济主体在外部市场不确定性与地方资源受限条件下的策略性重组。这不仅是生产空间的重新布局，更是一种嵌入式、渐进式的适应机制。通过局部的空间改造与用工创新，该模式实现了乡村工业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产业存续与适应性调整。因此，“半家半厂”作为一种基层自主实践，揭示了温州乡村工业发展路径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为理解中国乡村在全球化与数字经济冲击下如何寻找适应性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力的分析视角。

六、从生产到社会：乡村工业与乡村社会变迁

从“以家为坊”到“半家半厂”，不仅反映了湖里村四十余年间乡村工业变迁过程中空间的演替，也展现了温州乡村工业的独特发展路径。“以家为坊”代表了对传统生活空间的最大化利用，但在面对现代市场时其局限性逐渐显现；“半家半厂”通过空间的重新配置，推动了生产规模和产能的扩大。这种转变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线性转换，更是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经济实践的深刻调整。

乡村工业变迁过程中的空间演替对湖里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村庄内部的物理空间发生了显著转变。在回村办厂潮中，家宅被改造成兼具居住功能和生产功能的“半家半厂”，新型空间布局不仅改变了村民的生活环境，也塑造了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空间的重新配置使得家庭空间不再仅是私密的生活场所，而是公共经济活动的场域，扩大了村民间的社会互动范围。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入改变了该村的人口构成和社会网络。外来人口不仅为小微企业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关系，打破了原先村庄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这种人口的空间流动使得该村从一个传统、内向型的宗族村庄，逐渐向一个多元化、开放型的地方社会转变。但外来人口的流入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挑战，如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间的融合与冲突问题。该村近年来掀起了“广场舞”热潮，这股热潮的带头者正是外来务工人员，并且带动了本地村民加入这股健身潮，但也随之带来了广场舞音乐扰民以及“本地帮”和“外来帮”争夺场地等新问题。

(一)农村组织创新与经济互助

随着回村办厂潮的推动，该村的社会组织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012年湖里村成立了青年联谊会，推动了一系列农村组织创新，有效促进了乡村工业变迁中的基层治理创新。然而，这些组织创新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打破了村庄原有的权力与文化结构。随着回村办厂潮的推动和青年联谊会权力的扩展，该村的社会结构也面临着深刻的变迁。这一系列变化不仅是乡村工业发展的结果，也是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复杂权力关系重组的体现。

2012年1月23日，“金乡镇湖里村200多名青年借着新春佳节聚到一起，共同出谋划策，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正式宣告公益事业青年联谊会成立”④。“为了促进湖里村青年人联络交流合作，团结互助，共同发展，提高湖里村青年的社会形象，提升湖里村在社会的影响力”，“联谊会倡导广大青年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广泛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将更多的湖里村青年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为家乡事业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④。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青年人开始在村庄公共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与传统乡贤对地方公权和公共利益的控制不同，青年联谊会团结青年力量，特别是回村办厂的青年人，逐渐成为推动村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青年联谊会成立后，积极参与村庄的社会慈善、教育促进和养老服务等公共事业。例如，青年联谊会每年都举办“年终送温暖”活动，组织成员走访村中的高龄老人和困难家庭进行慰问。此外，每年暑期升学季，青年联谊会设立升学奖励金，对考上重点大学和高中的优秀学子给予1000～3000元不等的升学奖励。青年联谊会还会在重大节日组织成员聚餐和出游，以增强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例如，青年联谊会在2023年春节组织了一次“庆新年”大型聚餐活动；在2024年上半年组织了一次“福建短途旅游团”，吸引了几十名成员参加。由此，成员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成员间的社会联系，还促进了村庄内部的经济互助。“标会”这一民间经济互助行为也逐渐在青年联谊会成员之间出现，通常被称为“友谊会”或“互助会”。标会在温州地区流传已久，早在20世纪末温州就存在许多民间集资现象，以集中闲散资金辅助个体经营者启动经营(叶瑜，2010)。通常由一名会主来聚拢会员的资金，资金供大家借用，并按约定支付一定利息(通常高于银行利息)，而会主与会员多为亲属或朋友关系。根据起始金额不同，这类互助会被称为“十万会”“五十万会”或“百万会”等，分别对应1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等资金规模。标会的设立，旨在为个体经营者提供灵活的周转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类似村镇银行的金融功能，形成了一种灵活的民间资金互助机制。

(二)公共设施建设与公共空间重构

随着“半家半厂”模式的发展，湖里村的公共空间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联谊会等农村社会组织兴起，逐渐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狄金华和钟涨宝，2014)。青年联谊会通过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方式介入村庄治理和重构公共空间，在乡村社会中获得了日益重要的权力地位。

2018年，湖里村在青年联谊会的推动下修建了村民活动中心。这是该组织参与的一个重要公共设施项目，标志着村庄公共空间重心的转移。相比以往主要依赖陈姓宗祠和杨府庙作为村庄活动中心，新的村民活动中心配套了小型喷泉、花木等景观设施，而且安装了基础的健身设施，成为村民晨练、广场舞和日常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该空间不仅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公共服务功能，也逐步取代了宗祠等传统空间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推动了村庄社会关系的再组织。此外，该村2024年还新建成展现地方文化精神的湖里牌坊与长廊工程，由青年联谊会独资完成，总投资约130万元。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不仅改善了村庄面貌，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也强化了青年联谊会在公共空间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青年联谊会通过公共设施的建设，推动了对公共空间的重构，其意义不仅限于物理空间的更新，更在于推动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的转变。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宗祠、庙宇等由地方精英掌控的公共空间承载着宗法秩序与象征权威(张静，2001)。青年联谊会通过主导新公共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建设与使用，使得村庄公共事务的主导权逐渐由传统乡贤向新兴社会组织转移，从而重塑了村庄公共权力的分配格局。这一空间重构的过程也伴随社会冲突的产生与协调。例如，“本地帮”与“外来帮”围绕村民活动中心作为晚间广场舞健身场地的使用权所引发的冲突，揭示了公共空间治理中面临的文化与利益协调问题。这表明，公共设施并非静态的物理存在，而是乡村社会权力重构、空间再组织与社会关系变迁的物质载体。可见，湖里村的乡村工业变迁不仅是家庭空间的重构，更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再造。

回村办厂潮的兴起、外来人口的流入以及青年联谊会的崛起，本质上反映了乡村空间的重构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关系的变迁。生产与生活空间的重新配置，不仅调整了村庄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也塑造了新的社会关系与结构。外来人口的流入通过空间互动拓展了村庄的社会网络，使乡村社会更加多元化。公共空间的重构，则体现了权力格局的转移与社会关系的重塑。湖里村的案例通过空间演替揭示了乡村工业变迁对乡村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空间理论视角，深入探讨了温州市湖里村40余年乡村工业变迁的历程，特别是在2009年回村办厂潮中出现的“半家半厂”这一过渡模式的特殊性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深刻影响。“半家半厂”模式作为该村在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内生性约束下形成的过渡模式，具有特殊性。与传统的“以家为坊”的家庭手工业作坊模式不同，“半家半厂”模式不仅在物理空间上进行了深刻的重组，还在生产方式、劳动力组织和社会关系上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从空间视角来看，“半家半厂”模式创新性地运用空间改造策略，通过对传统家宅的改造，形成生产和生活的复合空间。这种空间重构策略，既保留了家庭生产的灵活性优势，又通过引入外部劳动力和基本的机械设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小规模生产的局限性，提升了生产效率。

其次，作为适应性创新策略，“半家半厂”模式展现了乡村工业发展历程中村民在面临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如互联网经济兴起、金融危机)和内部资源约束(如人口迁移、资本分散)时的实践智慧。村民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回村办厂和空间改造来降低成本。在劳动力短缺时，灵活组合家庭劳动力与雇用外部劳动力。面对外部市场波动，“半家半厂”过渡模式可以保持乡村工业的基本活力与市场响应能力。这种模式为资源有限地区探索低成本的乡村工业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益经验。

最后，在社会结构层面，“半家半厂”模式推动了乡村治理与社会结构的双重变革。一方面，青年联谊会的成立促进了农村组织的创新与公共事务的重新分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乡村治理生态逐步成型；另一方面，外来劳动力的引入打破了以亲缘和地缘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网络，推动村庄由封闭走向开放，形成更加多元的新型社会关系。

在看到“半家半厂”所激发的空间与社会重组活力的同时，需认识到其内在的局限性。“半家半厂”模式仍具有一定的非正规性，在劳动力组织、生产安全、环境卫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隐患。但是，其低成本启动、快速响应市场与多主体协同的特征，恰与当前数字经济、柔性制造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趋势相契合。“乡村产业用地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制度创新的推进，为其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政策通道。若能在地方治理支持下逐步实现安全生产、环境治理与用工合规的制度嵌入，“半家半厂”模式有望向规模化、集约化的正式企业转型，升级为村办企业或小微工业园区。同时，该模式在承接城乡要素流动、培育新型主体、推动空间再生产方面展现出持续潜力，有望在平台经济支持下演化为具备弹性优势的家庭工厂网络，或通过空间再策略化，转型为仓储、服务、民宿等多元用途，呈现灵活的未来发展路径。

作者感谢焦长权、乔天宇和韩俊魁三位学者以及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92：《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92：《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25页。

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6b6kvoqo0q066v0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ongbao/content/2009/content_1425340.htm。

④资料来源：《金乡湖里村公益事业青年联谊会成立》，http://gffggcaba886e488b4216s6b6kvoqo0q066v0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ystem/2012/01/24/010943510.s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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