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道光三年，在台湾府噶玛兰厅发生一起山匠聚众抗议官府案件。起因是台湾道厂责任人叶世倬为了按照定价完成修造战船任务，委派匠首杜长春前往头围设立料馆，试图垄断樟木市场，引起制造樟脑和樟木小料两部分山匠不满。在林泳春组织下，山匠前往头围县丞衙署抗议，引起冲突。这是一件典型的官逼民反案件。尽管参与镇压的福建文武官员对此都有所认识，但为了维护官府权威，仍采取官官相护立场，对于林泳春等数十名山匠进行了残酷镇压。
作者简介：王宏斌，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关键词：噶玛兰/ 山匠/ 林泳春/ 聚众抗官
原文出处：《台湾历史研究》(京)2025年第2期 第33-39页
清朝非常重视海防安全，在沿海设立了大量外海水师，并为其配备了上千只风帆战船。按照制度规定，外海风帆战船是由沿海各省道员、知府设厂修造的。福建省在福州、漳州、泉州和台湾设有四个道员负责的外海战船修造厂，其中台湾道厂承担澎湖水师协、台湾水师协以及淡水营96只战船修造任务。台湾道厂的木料大部分来自闽江上游山区，小部分购自台湾北部噶玛兰。嘉道之际，由于强制购买船料，引发了噶玛兰山匠集体聚众抗官案件。福建水师提督动用军事力量才平息了此案。关于此案爆发的因由与处理结果，地方史志有所记载，但语焉不详。又因为资料零散，史学界也从未加以专题讨论。此案就台湾政治史来说影响不是太大，而作为清代风帆战船修造制度史的一个片段是值得重视的。本文拟就此案爆发的因由、处理的结果以及与之相关的战船修造制度问题略作剖析。
一、地方志关于林泳春带领山匠造反的碎片记载
据《淡水厅志》记载：“凡大吉木、中吉木、浮溪木、高洋木、舵椗、龙骨、大桅、头桅、大橹、小橹、松板(作操头炮架，锯作将路用)、棕苓竹(蓬上用，有大小二种)、豪榜(系柯木榜大桅用)、连转木(做篷椗等车并开板做舵用，系杉木，长二丈三尺，围三四尺不等，头尾如一，并无粗细)、松筒(对锯开作龙骨三节)，各项产自福州，委员采办。铁钉、茅铁、桐油、山城板(系小杉木，锯开铺舱并猫狸内垫板用)、网纱、櫆藤、尾楼、灯、旗布、颜色、锣鼓、大小风篷、无底升桅饼桨，各项产自漳州，须专人采买。其余各项多产台属。”①由此可知，台湾道厂造船所需之桅木、大吉木等采购自闽江上游山区，顺江而下，经过福州，由海路转运到厦门，然后再由横洋商船驳运到台湾道厂。关于闽江上游山区的这一部分船料购买和运输也有许多问题，但与本案关系不大，本文不予深究。“其余各项多产台属”的船料就包括了樟木小料。樟木小料产于台南琅和台北噶玛兰等处，数量有限，采伐艰难。“至樟枋厚力木在凤、诸内山，鸟道羊肠，涧溪阻隔，雇匠砍锯，雇夫肩运，动辄经月。”②道光三年，噶玛兰发生的山匠聚众抗官案即由台湾道委派匠首设立料馆试图垄断噶玛兰樟木采购所引起。
据《噶玛兰厅志》记载：道光三年七月，山匠林泳春(本名永春，又写为允春、泳春)率领党羽揭竿而起，占据山寨。是时，噶玛兰处于刚刚开辟时期，林密菁深。由于山后有小路两条，可通淡水、艋舺(一从万顺寮拳头母山出口，一从青潭大坪林出口)，林泳春等藉以反抗。且其“匪伙素无室家，围捕则潜踪远遁，宽恩则妄肆凶横”。噶玛兰山匠聚众抗官案件发生之时，正逢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巡视台湾，他立即就近调集水师官兵与噶玛兰乡勇，准备镇压，并试图通过招抚手段，平息事端。当时，许松年带兵驻扎外旱溪，署艋舺营游击张朝发由鸡笼澳带兵二百名抵达噶玛兰，驻扎内旱溪，并调集噶玛兰义勇，准备围剿，再次派遣淡水绅士林平侯入山招抚。林泳春听信林笨主谋，拒不投降。许松年、张朝发等悬以重赏，鼓励军民。“于时匪伙多由内山逃散。惟林笨、廖准、潘维、林进、吴娥与林泳春结为死党，不离左右。中元夜，厅差购线由乾溪山脚先获到林笨等五名，林泳春如笼鸟釜鱼。十七日，潜出穷谷，遂擒之。”③林泳春被擒之后，新任台湾知府胡祖福与通判吕志恒简单审理之后，即恭请王命，将林泳春斩决，枭示市曹。此后，官府全力缉拿逃亡者，山匠抗办军料事件于是得以平息。
《噶玛兰厅志》编纂者陈淑均系嘉庆二十一年举人，道光十年应聘至噶玛兰，任仰山书院讲席。道光十四年，采集各种资料，纂成《噶玛兰厅志》。同一时期，柯培元撰成《噶玛兰志略》稿本。柯培元系山东胶州人，嘉庆二十三年举人，曾经充协修，供职于实录馆，后任福建欧宁县知县，署龙岩州知州，噶玛兰通判，在噶玛兰任上被参。罢官之后，柯培元课徒自给，落寞以终。《噶玛兰志略》所载林泳春案，与陈淑均记载大体近似，但关于林泳春造反过程，写得比较详细。有谓：
惟中有樟树为战舰需，例由官给资采办，节经台道檄厅谕匠遵领。乃刁匠林泳春以私煮樟脑获利较盈，不肯出头领办。复啸聚四围大坡地，扎寮成党，霸踞山场。查山后有小路两条(一从万顺寮拳头母山出口，一从青潭大坪林出口)，该匪藉以负隅。既非保甲所能稽，又无头目可以约束。且其匪伙素无家室，围捕则潜踪远遁，宽恩则妄肆凶横。故自嘉庆己卯年拷索厅役林捷，因循未究，沿至道光壬午秋，抗官夺犯，势渐鸱张，稍不如意，则以掳人勒赎为长技。是岁三月念四日，林泳春和林黑等将厅差吴合掳捉入山，非理凌虐。护倅罗道又恐激成事端，但请先为清庄，观望声息。而小匠张钗又复于头围拥抢料馆。头围署县丞朱懋曾于四月间招其伙林万等九十八人具领认办，更假仓居以分其势。林泳春心怀忿恨，即欲掳万入伙。五月初旬，潜出头围，遇厅营会捕而止。罗道见势不能遏，与委员计议，方告羽书。游击张朝发亦已出哨回艋。六月戊戌朔，林泳春约同江文魁等八、九十人持藤牌、执枪刀，在仓与林万格斗。随口称验伤，赴至县丞署破壁而入，哄堂塞署，为朱懋喝退。又闻该匪阻绝樵采，各于沿山之处，暗伏地弓，以防侦探，遍吹竹筒为号，搭盖后山为寮，以示设备。而各庄民受其蛊惑而指使者，闻亦不少。④
这是说，山匠林泳春犯有四项罪名：其一，以煎煮樟脑获利丰厚，拒绝与官府合作，不肯出头领办樟木小料，啸聚山林，带头抗官；其二，“以掳人勒赎为长技”，绑架厅役林捷、吴合等人；其三，由于对林万等人与官府合作不满，寻衅斗殴，殴伤林万等人；其四，借验伤之名，哄闹头围县丞衙署。⑤
二、清宫档案关于镇压山匠造反的记载
查阅清官档案可知，林泳春当年44岁，原籍吉林长春，只身到台湾谋生，先在各处佣工，后在噶玛兰砍伐山木，制成小料，出售度日。嗣因前任台湾道以修造战船需用樟木，后来淡水等处出产渐稀，该道厂中急需樟木，札令噶玛兰厅员设立料馆，负责采办。林泳春等以噶玛兰开辟之时，并未禁止人们自由采伐樟木，煎煮樟脑。设立料馆，意在垄断樟木采购，控制煎煮樟脑，抢夺山匠利益。为此，“蛊惑做料众匠收敛银钱，抗官不办”。屡经该管文武差人捉拿，未能弋获。林泳春心怀怨恨，遂纠集林黑等人于当年三月二十二日将噶玛兰厅差吴合掳去，捆缚起来，并用蚁巢置于吴合头上，加以叮咬，非理凌虐，勒索“番”银二百十九元，始行放回。又因山匠林万赴官认办战船樟木小料，林泳春以其不利抗争，又纠集山匠江文魁等百余人于六月初一日赶至头围地方，与林万等争闹。林万等将其伙党赖狮殴伤，林泳春藉称赴官请验，即同江文魁等哄闹头围县丞衙署。江文魁等人手执器械，直入大堂，逞凶肆闹，该县丞朱懋派遣官兵查拿，林泳春等人各自窜散。从上述审理情况来看，应是官府派人在噶玛兰采购樟木，引起了采购船料和煎煮樟脑两个山匠群体的不满，因而发生了一起行业不合作的抗议事件。
道光三年，按照福建军政大员巡视台湾制度规定，轮到水师提督许松年巡视台湾。许松年渡台之后，先将府城各营官兵校阅，次赴南路凤山一带巡察营伍，事竣回到府城。是时，噶玛兰发生林泳春聚众抗官，反对设立料馆事件。在许松年看来，林泳春等山匠聚众抗议属于目无王法的造反行为。许松年一面飞咨闽浙督臣赵慎畛查照督饬，一面赶到艋舺地方，遇见新补噶玛兰通判吕志恒，即饬其随同查办。于七月十四日夜拿获林泳春、江文魁、林黑等人，将其移交署台湾府知府胡祖福、通判吕志恒详加研鞫。
通判吕志恒审理之后，将林泳春等人的供词呈送给在台最高军政长官水师提督许松年。许松年以噶玛兰属于草昧初开之地，民“番”杂处，林泳春胆敢聚众抗官，肆行不法，若不就地严办，不足以示惩儆，未便因其“本欲自行投首”一语，稍为宽纵，饬令署台湾知府胡祖福、吕志恒查照定例，从快从严判处首犯林泳春斩首示众。许松年奏报：“当即传集民番诸色人等，即于噶玛兰地方，恭请王命，檄委噶玛兰通判吕志恒、署艋舺营游击张朝发将林泳春绑赴市曹，处斩讫仍传首枭示，以昭炯戒。”“其现获从犯江文魁等罪有等差，奴才饬令署台湾府胡祖福管带回郡确审实情，照例通详，分别定拟，仍由镇道审明复奏，期无枉纵草率。未获各犯严饬该管文武上紧侦缉，务绝根株，毋许松懈。”⑥
上述档案记载与地方志记载基本一致，同样认为林泳春等山匠抗议活动属于藐视官府的造反行为，必须坚决镇压，严厉打击，并特别强调许松年、吕志恒等人在镇压林泳春的过程中措施得力，态度坚决、行动果断。
在此值得关注的是，在噶玛兰采购樟木为何激起反抗？许松年奏报说：“至樟木一项为修造战船所必需，但须按照民价，由府厅官为给发，以免扰累，而资稽察。惟该处所产樟木本不甚多，应请毋庸由道设馆派差采购，致滋流弊。奴才已咨明督臣赵慎畛议立章程，转饬所属，久远遵行。”⑦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前任台湾道叶世倬派人在噶玛兰采购樟木，显然出现了扰累民人现象。许松年才明确提出，今后应请毋庸由道设馆派差采购，并且建议订立章程，永远禁止在噶玛兰采购樟木。这肯定是有的放矢。至少说明，在官府采购船料过程中存在一些定价不合理现象，因此才有林泳春带头抗官，反对采购船料案的发生。关于此次案件的发生，曾署噶玛兰厅通判的姚莹有详细分析。
三、姚莹关于噶玛兰山匠造反原因之看法
姚莹，字石甫，号明叔，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二十四年调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正月，署噶玛兰通判。旋因龙溪别案，被人诬告，革职。著有《东槎纪略》。道光九年，姚莹自序曰：“嘉庆己卯、庚辰之岁，余从政台邑，兼摄南路同知，今上元年权判噶玛兰，稍识全台大略。尝有所言，上官弗善也。未几，罢去。癸未春，先师赵文恪(慎畛)来督闽浙军，深忧海外，特请以知福州府方君(方传穟)往守，属要务十余事焉。君知无不言，每陈事，文恪未尝不称善，立从所请。卒能戡弭祸乱，海外以安……余以羁忧栖滞海外，目睹往来论议，区划之详，实能明切事情，洞中机要。苟无以纪之，惧后来者习焉不得其所以然。设有因时损益，莫能究也。乃采其要略于篇，附及平素论著涉台政者，而以陈周全之事终焉。”⑧由此可知，嘉庆、道光之际，姚莹曾经在台湾县、噶玛兰厅等处为官。道光三年，在林泳春案件发生后，台湾道员胡承珙曾经征求其意见。⑨姚莹在建议中深入分析了噶玛兰山匠对抗官府的具体原因。有谓：
缘军工大厂所用本地土料、木件向系南路之瑯、北路之淡水两匠首承办，而北路为最多，匠首杜长春又最久，历以煎煮樟脑获利。噶玛兰新开，未设匠首，其本地游民无食，入山采伐木植，为居民建盖房屋，农具器用，皆赖于此。其地并无松杉，惟产硬木，即军工小料之木也。是以，淡水大匠首杜长春派令承办军工，历年四载，每载一百二十件，无误。嗣因附近兰民入出煎煮樟脑，售卖渐多，而杜长春之樟脑滞销不行，乃请入兰设立料馆，以采军工为名，而实在欲收樟脑之利。兰地各山小料匠以为历办军工无误，一经设馆，不无多所派累，颇有怨言。而私煮樟脑者亦不肯遵禁，遂勾结众料匠拒杜长春，不任立馆。杜长春大受肆辱，而逃匿其情，以抗办军工具控。前观察使叶公严札饬拿，众匠惧，赴厅投诉乞免，高前厅许之，罚令备制头围县丞衙署料植减半，而为详销设馆及辱匠首之案，众匠以为无事矣。详上，而杜长春禀亦至，叶公严斥厅中急拘之。众匠大哗，遂相谋聚众缚厅役，欲杀，因而为乱。此役畏死，重赂得免。然杜长春固犹哓哓不已也。莹时在台邑，闻之，力言于叶公，谓噶玛兰僻远，鞭长莫及，此等皆亡命，且平心计之，其曲不尽在民，人情汹汹，急操之，恐且有变。公纳之，稍缓其事。今春至兰，益得其状。盖兰地采料者皆沿山架藔，自头围至员山大湖凡七处，各有头人，多者十数藔，少者四、五藔，小匠或三、四十人至一、二十人不等，皆赤手无赖，故不避生番，身入险阻，岁常为番杀者数十人而不顾，其头人亦无大资本，即以随时卖料为工资，采者与头人均其利焉，藉以活者，斯甚众矣。若煎煮樟脑者则又不然，盖亦略有身家，而出资鸠工牟利矣。此二者本不相涉，因煎脑者为杜长春病，欲并之而不可，则思除之，迫而与采伐者合，乃并采伐者亦病之矣。采料、煎脑二者既合为杜长春病，然后淡水匠首始疲于军工，而船政大敝。杜长春因得有所挟持，而时时求退，历任者姑容之。匠首益骄，其志在除私脑而已，继乃欲除私料，兰地十万丁日用取资于料，势不可除，则思不出工资，而坐抽其利。兰之人不甘也，誓不使其设馆，而愿照旧例承办四载之料。杜长春必不可，故久而不决。其煎脑者亦藉此有泰山之安焉。此其原委也。
在姚莹看来，噶玛兰伐木山匠抗议事件完全是承办船料的匠首杜长春贪图利益最大化、道员叶世倬处置不当激成的。针对参与此次事变的三方，姚莹认为单独惩处一方，无法平息事件。“愚以为杜长春固贪矣。无赖之徒动以纠众抗拒，致害军工，此风亦不可长。然若辈自出工资，忘生冒险，以求口食，本无抗办军工，徒以匠首争利，故而坐以罪，此不足以服众心而平众怒。将舍采料而独治煎脑，则又虑其势方合，恐煽为变。将彻底实究之，则治众材料者以鸠众殴辱官人之罪，必先究匠首以争利勒派之咎，庶两平之道。而军工方在需人，去一杜长春不足惜，军工之害不可胜言。此投鼠忌器之势也。”
姚莹为此提出了一个各方需要妥协的解决方案。“惟有增设料馆，而宽其抗拒之罪，使众料匠与匠首一体办公，稍为津贴匠首，以示有所统辖，料匠既归料馆，匠首亦藉得所利，不致匠首独肩军工之累，然后独声私煎樟脑之罪而捕之。采料者必不复与合，然后煎脑之势孤，一干役可系治之矣。”按照姚莹最初的设想，匠首杜长春在噶玛兰设立船料馆，料匠应听从匠首“九一加抽”，以为匠首“津贴”之费，这样，料匠可以继续采伐樟木小料，维持生计，不与煎煮脑者互为声援，则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件就会平息。然而，“杜长春则必欲加抽二八不可得，复以料匠抗办为词，不往设馆，阴为挟持军工之计”。权力滥用，终于激成山匠抗拒事变。⑩
关于林泳春聚众抗官事件，闽浙总督赵慎畛、福建巡抚孙尔凖也在奏折中谈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基本看法。“惟查噶玛兰山场系属官荒，山内花鬼原不禁人砍伐，而台湾道厂修造战船，樟木在所必需，向在淡水采办。因历年久远，山老木空，仅噶玛兰山内尚有樟木，民间以前取樟脑，获利甚多。故樟木一项砍伐更甚。军工紧要，未便竟任缺误，自应仍向该山购备。第一经设有料馆，即恐官匠人等假公济私，于发价时尅扣滋弊，以致匪徒得以藉口。臣等现饬台湾道核计厂内每年约需樟木若干，并令督同噶玛兰通判体察该处情形，应如何定立章程，公平发给工价，不得藉词短扣。山匠人等亦毋得有意增昂居奇勒掯，致误要工，以后总不许再有料馆名目，俟该道厅酌议详复，即由臣等出示晓谕，使官兵共相遵守，务令船料既足敷用，山匠亦有利益，庶海外穷民咸得安居乐业，不致再肇衅端，以期日久安谧。”(11)显然，正是前任台湾道叶世倬派人在噶玛兰设立料馆，船厂官匠与山匠人等发生利益冲突，激起林泳春等聚众抗议官府事件。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闽浙总督赵慎畛、福建巡抚孙尔凖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基本是正确的，即坚决撤销料馆，减少官府与山匠直接利益冲突；防止官员假公济私，定立章程，适量采购。闽浙总督赵慎畛、福建巡抚孙尔凖等人既然在公文中强调今后采购船料，“公平发给工价，不得藉词短扣”，表明现实社会中存在所发工价不公平和藉词短扣等现象。尽管如此，官官相护，福建文武官员对于噶玛兰山匠聚众抗官案件采取了一致镇压立场。
四、官府对附从林泳春抗议事件山匠之严厉惩罚
在台湾总兵观喜、新任台湾道员胡承珙看来，噶玛兰山匠听从林泳春蛊惑，犯有“听从林允春抗办军料，掳人勒赎并持械斗殴、哄堂塞署”等罪名，将先后捕获的26名山匠分别审明定罪。
此案林连一犯，随同林泳春哄堂塞署，讯无同谋聚众转相纠人及下手殴官情节，自应按为从之例问拟，林连合依刁民聚众哄堂塞署从犯拟绞监候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仍解省归入来秋审办。林黑、江文魁、林笨、廖准、林进、潘维、吴娥、刘进、陈藤九犯听从林泳春纠邀捉人勒赎，非理凌虐，江文魁一犯除持械斗殴伤人并哄堂塞署讯系被胁同行各轻罪不议外，应与林黑、林笨、廖准、林进、潘维、吴娥、刘进、陈藤八犯均合依福建民人捉人勒赎，非理凌虐，照苗人伏莽捉人横加枷肘，拟以从减一等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陈政一犯听从林泳春纠邀，执棍寻殴林万，致伤许胆，除哄堂塞署讯系被胁同行轻罪不议外，合依沿江滨海持枪执棍混行斗殴伤人之犯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同林黑等各犯俱到配折责安置。姚潭、谌东、庄添来、王庇、王陈、林菜公、李和、李阿六、李阿彪、廖丕、廖笼、张俊德、李水、田青、刘柱十五犯听从林泳春纠邀寻殴林万，在场附和，并未伤人，除哄堂塞署，讯系被胁同行，罪止拟杖不议外，应请照沿江滨海混行斗殴附和未伤人例，各枷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犯等均系单身游民，俟枷责后俱递回内地，交各原籍地方官严加管束，毋许再行渡台滋事。林万、许佐、许胆因林泳春纠众持械寻殴，一时情急，拾取挑子抵御，并非预谋纠约争斗。林万致伤赖狮右臂膊，许佐致伤江文魁左手腕，均应请照他物殴人成伤笞四十律，各笞四十，折责发落。江文魁并林万、许佐、许胆伤俱平复。该犯林黑等勒索吴合番银，照追给领。逸犯张江等饬缉获日另结。所有山匠应办船料章程，督饬该厅妥议，详请督抚臣核示遵行。(12)
林泳春带领山匠抗议官府设立料馆事件被镇压之后，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闽浙总督赵慎畛、台湾总兵观喜、新任台湾道员胡承珙等人接受了教训，不再坚持在噶玛兰设立料馆，他们要求噶玛兰厅拟定山匠应办船料章程，承认山匠的合理诉求。但是，为了这个诉求，除了林泳春、林连惨死之外，还有数十位山匠被治以各种刑罚，噶玛兰山匠们仅仅因为与官府不合作，就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在此除了关注噶玛兰山匠们的悲惨命运之外，还需要注意台湾战船修造厂的原料供应问题。康熙、雍正年间，台湾厂木料最初采购自彰化县永靖乡大武郡山，由于“官价”严重不足，官府在采购、运输木料过程中往往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产生了诸多流弊，当时台湾知县周钟瑄力请禁止，得到批准。从林泳春等山匠抗议事件可以看出，台湾船厂大型船料自乾隆朝开始主要从福建采购，只有小的船料，比如樟木，采购自台湾本地。但是，台湾的樟木产量无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山匠们不得不进入深山老林砍伐樟树。噶玛兰属于嘉庆十五年纳入厅治管辖区域，林密菁深，虽有樟木，但供不应求。当时除了船厂需要樟木小料之外，煎煮樟脑产业开始盛行，利润较高，许多人以煎煮樟脑为营生。道光初年，台湾兵备道叶世倬委托匠首杜长春采购船厂所需樟木。杜长春除了为船厂采购樟木小料之外，也从事樟脑制作。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他企图通过在噶玛兰设立料场，“则思不出工资，而坐抽其利”。杜长春的企图遭到两部分山匠的抵制。杜长春隐瞒实情，以抗办军工控告林泳春等山匠。叶世倬听信杜长春的说法，严令缉捕抗命山匠。众山匠惧怕，齐赴噶玛兰厅投诉，前通判高大镛答应将采购数量减少一半。这本是一种息事宁人的妥协方案，“众匠以为无事矣”。然而通判高大镛详文到达台湾道台衙署时，杜长春的禀文亦同时到达。台湾道叶世倬偏听偏信，严令噶玛兰厅拘拿林泳春等众山匠，遂引起山匠聚众抗官事件。
深入探究噶玛兰山匠造反原因，可知是一桩典型的官逼民反事件。“平心计之，其曲不尽在民。”姚莹一语说出真相。匠首杜长春显然在其中扮演了狐假虎威，挑拨官民矛盾的丑恶角色。至于台湾道员升任福建巡抚叶世倬之所以偏袒杜长春，在于他本身主管战船修造，必须信任和依靠匠首杜长春在“例价不敷”情况下及时完成修造任务。他与杜长春本是利益共同体，杜长春的贪婪做法可能得到叶世倬的默许。由此也发现，清代造船原料虽云来自市场，但这种采购价格往往带有超经济强制色彩，并非真正的市场竞争价格。台湾厂如是，沿海各省木料采购无不如是。可见，凡是与官府发生联系的事务，只要有经济利益，出现超经济强制现象在所难免。
注释：
①陈培桂纂修：《淡水厅志》，“船政”，同治十年(1871)刻本，第48页。
②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2，光绪五年(1879)刻本，第15页。
③陈淑均纂：《噶玛兰厅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183—184页。
④柯培元：《噶玛兰志略》，“武功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91—93页。
⑤头围县丞，分驻城外北三十里。嘉庆十七年署县丞胡桂初盖草屋五间，以资办公。旋因地震，改为仓廒。嘉庆二十五年，署县丞朱懋移建于乌石港，东向四进，设有堂室、花厅、厢房。
⑥《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奏为审拟林允春等于噶玛兰敛钱聚众抗办战船木料滋事一案事》(道光三年七月三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藏所从略)，03-3918-046；《奏为于台湾大埤山一带拿获噶玛兰聚众抗办船料案犯林允春等人审办事》(道光三年七月三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4-01-01-0651-039。
⑦《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奏为审拟林允春等于噶玛兰敛钱聚众抗办战船木料滋事一案事》(道光三年七月三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3918-046。
⑧姚莹：《东槎纪略》卷首，“自序”，同治六年(1867)刻本，第2页。
⑨“顷谒观察(台湾道员胡承珙)，言兰地军工、料匠一事，虑厅中不能尽善，委足下就近察治，想素受知遇，无不欣然受命也。”参见姚莹《与鹿春如论料匠事》，《东槎纪略》卷4，第21页。
⑩以上引文参见姚莹《与鹿春如论料匠事》，《东槎纪略》卷4，第21—24页。
(11)《闽浙总督赵慎畛福建巡抚孙尔凖奏为噶玛兰滋事匠匪业经审办现饬查拿获余伙务绝根株并著筹船厂采办木料情形事》(道光三年八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3918-049。
(12)《台湾镇总兵观喜台湾道胡承珙奏为拿获审拟听从林允春各伙犯抗办军料掳人勒赎并持械斗殴哄堂塞署案事》(道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3920-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