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阶段性目标。推动一批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是持续深化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战略方向，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往往具有一流的教育理念、卓越的综合实力与强大的学科生态、持续不断的原始创新能力、定义未来的学术领导力、致力于解决全球性挑战、高度的国际化水平以及强有力的政府支持等共性特征。我国应升级一流大学建设计划，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专项计划，加大资源配置力度；完善一流大学评价机制，实施长周期、综合性的评价改革；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推动学科融合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开拓一流大学办学数字化新空间。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双一流”建设；建设路径

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推动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党中央于2015年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正式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建设）计划。这一战略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高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旨在通过系统设计与持续投入，逐步实现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和“世界一流前列”的大学和学科的双重发展目标。经过两轮建设，“双一流”建设高校发展取得突出成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在全球各类大学排行榜中稳定进入前30强，“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已成为一个现实课题。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陆续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并提出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迈进的发展愿景，“双一流”建设的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第三轮“双一流”建设以及未来一个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不仅将进一步撬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变化，促进我国进入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而且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和产业创新发展发挥巨大影响，引领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全面实现。因此，全面理解“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深层意蕴，对于推进“双一流”建设，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价值意蕴

在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提高，“双一流”建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既是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全球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与社会深刻变革的战略举措。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与前列之辨

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是两个紧密关联且具有层次性的概念。世界一流大学以及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的界定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相对标准的区分。世界一流大学是按照一定的标准从全球所有大学中区分出来的，而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则是按照更高标准从世界一流大学中区分出来的。尽管如此，在全球高教界并不存在统一的、绝对化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标准。这就是说，“世界一流大学”本身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高校，是在与全球众多高校的对照中产生的。同样，“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也具有相对性，且深受评价标准与方法的影响。同一所大学在不同评价结果中的位次可能波动显著，这意味着“世界一流大学”及“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归属并非完全由大学自身的办学实践决定，而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外部评价标准的导向与统计方法的选择。尽管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一致的可以评判一所高校是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或处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被视为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高校共同构成了全球大学体系中的一个精英群体。世界一流大学涵盖了被公认为具备卓越办学水平与国际影响力的高校，而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则是这一精英群体中更为顶尖的部分，代表着学术成就、科研贡献与教育质量的最高标杆。就行列与前列的关系而言，行列是范畴，前列是位次。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及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的数量，学界尚无定论，全球高教界也罕有讨论。世界高等教育数据库（WHED）的数据显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约为2.1万所；韦伯麦特里克斯世界大学排名数据显示，其评估对象涵盖全球3万多所高校。这两个统计数据的差距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统计口径不同。严格的统计只纳入被各国政府或权威机构正式认证、可授予学位的大学，而宽泛的统计则力求覆盖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通常包含了众多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校、甚至部分在线高等教育机构。若以全球大学的前1%和前1‰分别衡量世界一流大学及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基于上述全球大学总数进行估算，世界一流大学的总量大约为200至300所，而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的数量则大约为20至30所。不同统计口径会导致全球大学总数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影响划分的精确性。这进一步凸显了“世界一流大学”及“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评价的相对性与语境依赖性。因此，可以说，高校在评价中的位次不仅取决于其绝对质量，也受到排名机制与统计边界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不看排名，但绝不能唯排名。

近年来，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顶尖大学在主要世界大学排名中稳定位于前30名。软科2025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数据显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排在第18位和第23位；QS2026世界大学排名数据显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排在第17位和第14位；THE2026世界大学排名数据显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排在第12位和第13位。按全球大学前1‰标准衡量，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已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阵营。这既是对两所高校“双一流”建设成就的肯定，同时也引出了它们新的目标方向，即从前列向“前茅”迈进。所谓“前茅”，即前列中的“前列”。这提示我们，在行列与前列的区分上，相对性是显而易见的，仍存在更精细的层次划分。高校的发展与排位正是在这种持续的比较与进位中不断推动学术边界的拓展与教育质量的提升。因此，理解行列与前列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性看待大学排名，更能为高校的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提供有益的参照框架。这里还需要明确的是，排名结果的合理性与可信度是由排名评估标准和统计方式决定的，换句话说，排名结果只在排名评估情境下有说服力。

（二）“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提出与实践

“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这一提法，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阶段性目标。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并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根据《总体方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7年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定位于《总体方案》的操作实施性文件，重申了“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的“三步走”战略，并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遴选条件、遴选程序、支持方式、管理方式、组织实施等做出了具体规定。首轮“双一流”建设于2016年启动，至2020年圆满收官。到2020年底，已有若干所高校逐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材料科学与工程等一批学科逐步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并在量子科学等若干关键前沿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一个高质量、可持续的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体系正在形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着力解决“双一流”建设中依然存在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供给能力不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不够精准、资源配置亟待优化等问题，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22年联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对标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以及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要求“更加突出‘双一流’建设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这实际上是在新的建设周期内，对实现“持续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目标的深化。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这份最新的顶层设计文件虽未直接重复“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表述，但明确了到2027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和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总目标，并对“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了专题部署。这是党中央对“持续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这一目标的延续和更高层面的战略支撑。

中央发布的系列政策文件，为“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明确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节点。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此为依据，结合自身实际，在学校建设方案中系统规划了中长期建设目标。如上海交通大学提出，到2035年，学校各项办学指标和整体实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到2050年，学校跻身世界顶尖大学行列。厦门大学提出，到2035年学科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更多学科领域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到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学校整体实力跃居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更多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可见，“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目标已从宏观政策要求有效下沉至学校实施目标。各高校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建设实践，整体上紧密围绕国家政策所设定的战略目标展开，并形成了清晰的演进路径。从各校方案可以看出，其发展步骤普遍遵循“以学科带动整体”的推进逻辑，即优先推动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实现学校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这一路径既呼应了国家“三步走”战略中从学科突破到大学整体提升的设计思路，也体现了各高校依托学科特色、分层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的务实策略。

（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重大意义

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是持续深化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战略方向。经过近十年的系统建设，两轮“双一流”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入选高校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发展速度明显超越历史同期，国际可比指标的进步幅度显著快于许多其他国家，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一批高校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根据软科、QS、THE2025年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数据，我国（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分别有54所、14所、29所高校进入世界前300强，4所、3所、2所高校进入世界前30强；而根据软科、QS、THE2016年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数据，我国仅分别有18所、11所、7所高校进入世界前300强，0所、1所、1所高校进入世界前30强。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逐渐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应当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是世界一流大学行列高校中更为顶尖的群体，其引领作用不仅体现在学术前沿的突破，更在于其对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的带动与标杆意义。如今，随着越来越多高校迈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推动其中部分高校进一步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迈进，已不仅是自然发展的延续，更是实现高等教育体系层级跃升、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主动选择。因此，着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既是“双一流”建设深化的逻辑必然，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从“做大”到“做强”、从“跟进”到“引领”转型的关键路径。

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定位，凸显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时代紧迫性与历史必然性。高等教育强国意味着国家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系统性强大。这种强大不仅体现为高等教育规模的宏大与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备，更在于高等教育质量、结构、效益、贡献与影响力的整体跃升。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研制的“高等教育强国指数2025”结果显示，世界高等教育处在不均衡发展阶段，区域间差异显著。美国以绝对实力领先于世界各国，位列第一方阵；中国相比去年有一定提升，仅次于美国、位列第二方阵首位，其他一同位列第二方阵的国家包括英国、日本、德国、韩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位列第三方阵；埃及、泰国、孟加拉国等位列第四方阵；而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等国家位列第五方阵。这一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在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中稳步向前。然而，从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与影响力来看，我国仍与若干高等教育强国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在代表顶尖实力的“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方面，目前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极少数高校在某些领域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外，我国在具有全球引领作用的前沿性大学群体建设与发展上，整体仍显薄弱，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全球顶尖高校集群。仅有若干高校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并不足以支撑高等教育强国体系，难以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跃升。因此，建成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引领力的“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集群，是实现高等教育从“大”到“强”跨越的核心标志，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基石。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提质增效、内涵发展的新阶段，推动更多高校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迈进，正是顺应强国建设内在要求、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均表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其持续发展注入了关键动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刻演进，推动一批高校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不仅是对国家“双一流”建设政策目标的深化落实，而且具有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深远战略意义。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节点，是集聚高端人才的战略高地，是孕育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也是突破关键技术的核心引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固然需要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行列高校的广泛参与，但更离不开若干顶尖高校在前沿领域的引领与突破。这些属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高校不仅要在国际学术竞争中彰显国家实力，更应主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与高水平创新团队，持续产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因此，推动若干高校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是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以高等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这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回应时代命题、服务强国建设的战略抉择。

二、“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共性特征

尽管“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尚不存在全球统一的评价标准，也罕见大学将“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作为自身标签加以宣传，但某些高校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已成为普遍共识。例如，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构成了一批为人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杆校，若将其视为“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代表，在全球范围内往往能获得高度认同，极少会受到质疑。这些高校在办学理念、治理结构、人才集聚、科研组织与文化生态等方面形成了长期积淀与鲜明特色，其发展路径与成功经验，能够为我国推动一批高校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提供重要的参照与启示。

（一）一流的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是大学的灵魂，引领着大学的变革与发展。纵观一批世界顶尖高校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这些学府之所以能够崛起并长盛不衰，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始终对社会发展趋势保持敏锐洞察，并能够依此找准自身定位，在汲取传统教育理念精髓的基础上，勇于以开拓精神推动教育理念创新，不断突破传统教育的边界。比如，哈佛大学借鉴英国古典大学的传统和德国的大学办学模式，兼容了英国的学院观念、德国的研究与研究所制度，立足本土，结合美国的民主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特色，其秉持的精英教育理念、真理与学术至上理念、自由教育理念、学术自由理念保证了大学发展长期领先的原动力，使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典范。芝加哥大学以开放的精神，兼容并蓄地融合了洪堡与纽曼的大学教育理念，同时立足美国社会实际，构建出了独树一帜的办学思想。在不同发展时期，芝加哥大学都提出和践行了与时代需求相吻合的教育理念。“创建一个高度重视学术的本科”，“除了卓越，别无其他”，培养“共同的人性”，“将科研、教学和面向社会的服务相结合”，等等，这些教育理念相互交融，共同塑造了芝加哥大学特有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使其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牛津大学在其8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守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致力于造就有教养的绅士，培养精英人才，推动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深度融合，积极拓展国际化教育。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牛津大学逐渐凝练出独特而深厚的教育理念，为其跻身世界顶尖学府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根基。

（二）卓越的综合实力与强大的学科生态

“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突出特征就是强大，这种“强大”是一种系统性的强大。这种强大集中体现为一种能够自我生长、协同进化的“学科生态系统”。该系统不仅以多个长期稳居全球顶尖行列的支柱学科为“高峰”，更以整体高水平的学科“高原”为基底，从而形成“高峰”引领方向、“高原”提供滋养的共生格局。例如，哈佛大学在生命科学、医学及社会科学领域享有全球顶尖声誉，是其最为耀眼的“高峰”，这些学科的突破性理论与技术（如基因编辑、公共政策模型）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与此同时，哈佛大学在工程与应用科学、人文艺术等领域同样稳居世界前列，构成了坚实的“高原”。正是这种“高原”的广泛支撑，使得其顶尖学科能从邻近学科领域汲取方法灵感，并能将前沿发现快速应用于更广阔的场景。这一“学科生态系统”建构的核心在于，“高峰”与“高原”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制度化的跨学科平台、共同聘任机制与协同教育研究文化等，实现人才、思想与资源的持续双向和多向流动，最终使大学成为一个能够不断定义新前沿、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机整体。

（三）持续不断的原始创新能力

原始创新能力是指高校在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和技术发明等方面，能够率先提出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实现“从0到1”突破的能力，是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区别于其他高校的根本标志。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不仅仅是传授已知知识的殿堂，更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前沿平台为枢纽，不断催生新知识增长点的创新策源地。这些高校能够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领域持续取得定义时代的突破。例如，在量子物理领域，哈佛大学主导的研究团队创造了可编程逻辑量子处理器，实现了量子纠错所有关键要素的系统集成，为构建实用化大规模量子计算机扫清了根本障碍；在化学领域，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了“分子积木”式合成新方法，实现了“逐个碳原子”精准延伸分子链的全新策略，从底层改变了化学合成的逻辑；在量子计算领域，牛津大学将单量子比特运算精度推至每670万次操作仅出错1次的新极限，同时其团队原创的“ZX-演算”（ZX-calculus）等理论工具，已成为全球量子软件编译的基石。这种持续不断的原始创新能力，最终体现为对全球知识体系的卓越贡献。统计各单位1901年至2025年诺贝尔奖得主累计人次，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等高校的获奖者数量显著领先，形成了明显的人才造就与集聚优势。这种以定义未来、开辟全新认知疆域为核心的能力，确保了它们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灯塔”地位。可见，判断一所高校是否位居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关键不在于它短期内产生的论文数量、高被引率等“显性成果”，而在于其是否具备持续孕育“从0到1”的革命性思想与方法技术突破的能力。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和现有范式的优化者，更是人类认知边界的终极拓展者和新范式的定义者。

（四）定义未来的学术领导力

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具备一种定义未来的学术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体现在系统性地提出奠基性新理论、开辟全新学科疆域，并最终定义整个研究范式，从而为人类知识体系的演进设定议程与方向。这并非偶然的学术发现，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前瞻性的学术生态的必然产物。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有定义新领域的能力，通过开创性的工作，能够催生出全新的学科或研究范式，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间持续塑造全球学术思潮。例如，芝加哥大学以其校训“让知识增长，生命因此而繁衍”为内核，在社会科学领域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不仅影响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念，而且重塑了学界对现代城市、市场与社会结构等的理解，其开创的研究范式至今仍是全球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支柱之一。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勇于直面并系统性探索关乎人类生存与文明发展的根本性、哲理性“大问题”。例如，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公开课及其相关哲学研究，在全球引发了关于伦理学与公民责任的持久讨论，促使公众“重新思考基本的预设”。人类社会总有新问题出现，它们往往没有标准答案，但其提出与探索本身就是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过程。此外，在高新科技革命时代，面对颠覆性技术变革浪潮，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主动塑造技术时代的学术新规范，负责任地引领学术范式的转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为例，ChatGPT一经问世便引起了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为应对ChatGPT对教育教学的冲击，《哈佛大学使用ChatGPT和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指南》《耶鲁大学人工智能指南》《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教学指南》等规范性文件纷纷出台，世界一流大学通过主动定义新技术融入学术工作的伦理边界与实践规范，塑造了人机协同知识生产的新范式，既能确保大学在技术革命中持续保持其作为知识创造枢纽的核心地位，也能为全球其他高校应对技术挑战提供思想框架与行动蓝本。

（五）致力于解决全球性挑战

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的使命，早已超越了国界与区域的藩篱，其核心特征之一是将最顶尖的智慧与资源，持续、系统地投入到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之中。以耶鲁大学为例，其办学使命的核心即是全球参与。为实现其“改善当今世界及未来世代”的承诺，耶鲁大学制定了《全球战略》，提出“成为最能培养学生具备全球公民身份和领导力的大学”“成为全球重要议题的研究领导者”“成为拥有最有效全球网络的大学”三大愿景。耶鲁大学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研究、能力建设和教育项目活动超过800项，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多个地区，内容涵盖疾病控制、生态、气候、能源、文化保护、水源、食品、地质灾害、地缘政治冲突等重要议题。为了更高效地将前沿知识与创新成果转化为公共福祉，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世界顶尖大学发挥作为全球智库的作用，利用其长期建立起来的，横跨地方、国家与全球的多层次关系网络，主动嵌入关键决策圈层。它们不仅与政府、国际组织及产业界保持紧密对话，更通过提供基于尖端研究、严谨客观的证据型知识，直接影响重大政策的制定与全球治理议程的设置。例如，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启动的“帝国理工政策论坛”，是大学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典范。该论坛主动跨越学术界与政策界的传统鸿沟，精准聚焦“人类与人工智能”“健康与技术”“气候、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太空、安全与电信”等全球性前沿议题，系统整合了学校在自然科学、工程、医学及商学等领域的顶尖研究力量与专业知识，通过发布政策简报、组织高层研讨会等方式，将最前沿的学术证据转化为针对气候、未来技术和公共卫生等领域重大挑战的具体解决方案，从而直接赋能全球决策。

（六）高度的国际化水平

“世界一流”这一概念本身内嵌着全球性尺度，位居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高校，也必然成为国际文化流动与教育交流的枢纽中心。也就是说，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普遍具备高度国际化的办学格局。这一特征在其师生结构、学术体系、育人模式乃至治理机制中均有鲜明体现。根据US News2025-2026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数据，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及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等顶尖高校，国际学生占比分别达到26.76%、32.84%、24.68%、37.65%和59.65%，国际教师占比分别达到23.06%、38.97%、29.52%、38.98%和42.94%。这种高度国际化的人员构成不仅营造了开放包容的校园生态，也为跨文化学术协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育人层面，这些高校构建了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课程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与全球治理意识，并积极鼓励学生参与海外交流、国际实习及合作研究，以拓展其国际经验与竞争力；在学术层面，这些高校通过设立跨国联合实验室、合作研究中心与联合培养项目，深度融入全球知识网络，持续开展高水平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并推动科技前沿发展；在治理与文化层面，这些高校积极营造尊重多元、兼容并蓄的校园环境，尊重多元文化背景师生的价值观与自由表达，同时主动对接并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标准与规则的制定，从而形成全方位、制度化的国际化办学体系。

（七）政府在高校办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是影响高校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重要力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设一流大学已不再仅仅是大学自身的内在发展需求，更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并积极推动的战略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有30多个国家先后实施了70余项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并辅之以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些计划往往将打造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作为战略重点，旨在通过顶尖标杆的树立，带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美国和英国虽未直接制定和实施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但通过相关科技和教育专项法律及行动，向一流大学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从而保证了一流大学的竞争优势。例如，2024年英国政府联合企业、慈善机构和学术界共同投入超过10亿英镑资金，以支持包括剑桥大学未来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博士培训中心在内的65个博士培训中心，意图在关键技术领域培养高层次人才。在美国，联邦政府对顶尖私立大学的支持同样举足轻重。尽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为私立院校，但其运营收入中分别有11%、53%、43%和17%的经费来自联邦政府资助，金额极为庞大。不过，政府的资助资金绝大部分是以竞争性科研拨款和合同的形式下放，这意味着大学需要围绕国家设定的科技、医学、国防等优先领域组织研究方能获得资金。这一机制在驱动前沿创新的同时，也确保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需要及政府施政目标保持一致。

三、“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建设路径

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所具有的共性特征看，我国“双一流”建设的任务还非常艰巨。政府和相关高校应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财政、评估与行政等多种手段，遵循一流大学发展规律，实施精准有效的战略举措，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破解“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中遇到的困难与瓶颈，助力学校办学水平持续提升、发展台阶不断跨越，以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一）升级一流大学建设计划，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

“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必须以足够数量的一流大学为依托，只有形成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一流大学群体，才能为“前列”建设提供持续支撑。2024年我国普通本专科高校总数已达2870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57所（含独立学院154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62所，体量庞大。若以10%左右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头部力量进行测算，“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数量仍有较大扩充空间，预计可达到现有规模的两倍左右。因此，需升级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稳步推进“双一流”建设扩容工作。在坚持标准、优化结构的前提下，适度扩大建设范围，吸纳更多具备发展潜力的高水平大学进入“双一流”建设序列，形成层次清晰、有序竞争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梯队。与此同时，升级版的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应明确定位与目标，构建系统化的发展规划，将原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阶段性目标与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有机结合，形成连贯、递进的战略指引，并依据不同高校的发展基础与特色，分类设立可衡量、可评估、可实现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为高校提供清晰、稳定的发展方向。升级版的一流大学建设计划还需强化长远布局与实效导向。一流大学建设应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追求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相统一，既要着力解决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也要注重人才自主培养、文化传承创新与国际影响力提升，实现短期突破与长远持续的有机结合。

（二）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专项计划，加大资源配置力度

“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专项计划既可以视为“双一流”建设计划的姊妹篇，也可以看作“双一流”建设计划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专项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在现有“双一流”建设高校中，遴选一批基础扎实、学科优势明显、国际化战略清晰的院校，通过重点支持与精准引导，系统规划其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路径与举措。相较于“双一流”建设计划，“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专项计划的覆盖范围更为集中，旨在以更高强度的资源投入和政策聚焦，直接推动一批高校向全球顶尖行列发起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需要更为充足和持续的资源保障。资源配置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高校自身发展能力的体现。就政府层面而言，应将“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纳入国家重大战略规划，以精准施策予以系统支持，包括设立专项财政资金、优化科研项目布局、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国际人才引进机制等，为“前列”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就高校自身而言，必须增强资源筹措与管理能力。以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为例，其办学经费中虽包含可观的政府资助，但非政府渠道的资金占比更为显著，包括校友捐赠、企业合作、社会基金会支持以及知识产权转化收益等。因此，政府应允许并鼓励高校拓展多元筹资渠道，支持高校依法合规开展社会合作、接受捐赠、设立教育基金会，并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与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和技术创新平台，开展长期战略合作。高校也应主动提升资源筹措与整合能力，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与科研实力，积极吸引社会投入，同时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机制，确保资源投向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奠定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目标所需要的坚实物质基础。

（三）完善一流大学评价机制，实施长周期、综合性评价改革

评价是引领一流大学建设的指挥棒。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把制定“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作为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任务。为贯彻落实该方案，加快“双一流”建设，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评价办法》）。《评价办法》于首轮“双一流”建设收官之际发布，为阶段性总结与动态调整提供了依据。当前，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也已进入尾声。经过两轮持续建设，一批高校在一些关键指标上已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此背景下，既有评价体系也需相应迭代更新，尤其应进一步突出“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发展导向，增强评价的引领性、鉴别力与激励作用。“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要求评价机制不仅关注“是否一流”，更应引导高校向“一流前列”迈进。因此，必须推动评价体系从“达标式”向“引领式”升级，实施长周期、综合性的高校评价改革。第一，要强化长周期评价，降低短期指标权重，增加对发展潜力、社会贡献、文化影响等长远效益的考察，支持高校布局前沿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第二，需构建分类多维评价体系，在共性指标基础上，突出学科特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国际学术影响力等维度，引导高校走出差异化、高水平发展道路；第三，应推动数据驱动与高校自我评价、专家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相结合，既依托客观数据反映建设成效，也重视同行评议、社会评价在诊断发展问题、指引方向上的作用；第四，要建立动态调整与持续改进机制，将评价结果与资源分配、政策支持有机结合，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激励高校持续追求卓越。通过评价体系的系统优化，从制度机制上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建设目标提供有效保障，推动高校真正聚焦内涵发展，积累长远竞争力。

（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推动学科融合升级发展

大学是由不同学科构成的有机整体。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高校的卓越，不仅体现在优势学科的领先地位上，更源于其学科体系的整体协同与融合高质量发展。纵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顶尖高校的发展历程，其原始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持续提升，均根植于以深度学科交叉融合为核心的知识生产与组织模式。现代科技前沿的重大突破，往往是多学科知识深度交叉、彼此渗透、系统融合的产物。许多关键问题的复杂性都超出了单一学科所能解析的边界，必须在多学科协同的框架下寻求新的理论建构、方法创新与技术路径。世界顶尖大学普遍将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特别是在既有学科框架之外开展“超学科”、甚至“反学科”探索，作为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的核心战略。它们不仅注重布局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基础研究项目，更致力于有意识地打破院系、学科之间的制度与认知壁垒，组建以重大科学问题或社会挑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团队与平台，从而持续开拓学术新疆域，孕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成果。对我国高校而言，推动学科融合发展不仅是提升学术创新力的内在要求，也是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央政府应在以下三方面系统推进。一是在学科布局上强化前瞻引领，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支持具备条件的高校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国际科技前沿，系统规划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发展路径，重点支持并加强高校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的长期投入与持续积累，同时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能源环境等前沿交叉领域，逐步构建起基础扎实、前沿活跃、交叉融通的学科体系。二是要构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制度环境，探索设立跨学科建设专项，支持高校建立跨院系、跨学科的实体或虚拟研究机构，完善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组织管理模式，改革教师聘任、考核与评价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跨学科教学与科研活动，同时推动资源配置向交叉领域倾斜，为学科融合创新提供持续的制度保障。三是要强化以问题为导向的科研组织模式，鼓励高校围绕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复杂社会挑战，组建长期稳定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并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之间的有机衔接，推动知识在交叉融合中实现创新发展。

（五）推动数字化转型，开拓一流大学办学数字化新空间

我国是高等教育后发国家，与美国、英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在整体发展阶段上存在一定的时差。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高等教育教学、科研、管理与服务全过程，成为驱动大学变革的关键力量，高等教育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已经到来。数字化浪潮无差别地冲击和重塑着各国的高等教育生态，这为我国提供了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实现“变道超越”的历史机遇。应该看到，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为代表的世界顶尖高校正在积极制定数字化教育标准、构建虚拟学习空间、主导智能教育伦理规则，在这一轮全球性数字化规则构建过程中，我国已有若干高校进行了一定探索，但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内，我国高校整体参与不足。为此，必须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开拓一流大学办学数字化新空间。一方面，一流大学应在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规划与实施路径上走在前列，引领虚拟空间开发与应用的潮流，通过探索与实践为其他高校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应着力构建集教学、科研、协作与管理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办学生态系统，积极推动虚拟实验室、智能教学平台、数字学术社区等新型教学科研场景的建设与深度应用，系统探索虚实融合、人机协同的教学科研新范式。同时，强化人才培养模式与管理机制的数字化重构，推动课程体系、教学方式、评价标准、治理结构等办学要素的全面数字化转型，着力构建以数据驱动、智能协同为核心的大学治理现代化体系与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一流大学，尤其是已进入或有潜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高校，要积极参与并力争引领数字化教育国际规范与标准的制定，率先在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伦理、跨境数字教育质量保障等领域展开系统性探索，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认可的数字化标准框架与治理方案。同时，主动加强与国际组织、世界顶尖高校及研究机构在数字化教育转型方面的深度合作，通过共建研究平台、联合开展项目、共同发布倡议等形式，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数字化发展与治理进程，不断增强我国高校的国际话语权与规则影响力。

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战略与规划、高校教学与评估；邵剑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