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原理①研究德育的现象、特征与规律，在此基础上确立德育的价值取向与基本规范，是教育理论的基础学科，也是教育学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专业课程。德育原理教材建设情况直接决定着学生是否掌握德育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德育问题的理性框架，是否具备探索解决德育问题的一般思路，是否可以形成教书育人的意识和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各类德育原理教材相继出版。为了进一步促进德育原理教材建设，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历程进行回顾，分析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取得的成就，进而为德育原理教材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历程

德育作为一个问题被探讨有着悠久历史，但德育原理成为一门学科则是在近代。据考证，“德育”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而我国第一个将德育作为专题加以系统研究的是梁启超。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了他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新民说·论公德》（1902年）、《新民说·论私德》（1903年）等。1912年，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此外，当时国人编写了一批德育教材，积极探索德育原理学科理论体系，主要代表作包括李廷翰的《训育谈》（中华书局，1916年）、余家菊等人的《训育之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25年）、吴俊升的《德育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进入新发展时期，呈现新特点。本文依据德育原理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历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混沌起步阶段（1949—1956年）

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明确提出新中国教育事业要吸收老解放区经验，借鉴苏联经验，实行“苏联化”改造。在此背景下，20世纪上半叶引进的国外德育原理教材和编写的国内德育原理教材停止使用，以“德育原理”“德育论”“德育学”等命名的教材不复存在。尽管如此，有关德育内容的探讨并未停止，而是以教育学教材部分内容的形式继续呈现。鉴于此，本文把该阶段称为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混沌起步阶段。

这次“苏联化”改造，在德育教材建设上体现为模仿和照搬苏联德育经验，完成新中国德育教材建设的“破旧立新”。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凯洛夫的《教育学》，该书的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分别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原理、内容、方法等内容。1949—1956年，我国以凯洛夫的《教育学》为摹本编写了教育学教材，包括《教育学参考资料》（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1949年）、《新民主主义教育学资料选辑》（河南大学教育学系教学研究组，1951年）等，主要模仿凯洛夫《教育学》中德育部分的理论结构，涉及德育的内容包括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原理，德育的意义、任务、原则和方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共青团、少先队和学生会组织，等。

这一阶段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德育原理的专门教材不复存在，没有以“德育原理”等命名的教材；第二，德育原理的相关内容包含在以“教育学”命名的教材中；第三，德育教材领域开始全面“苏联化”改造，试图在学习、模仿乃至照搬苏联德育的过程中，推动新中国德育事业的发展。

（二）初步发展阶段（1957—1977年）

1956年起，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苏联化”改造进程戛然而止，我国学者重新展开对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探索，德育原理教材建设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1.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及其德育体系

中苏关系交恶后，学界就凯洛夫的《教育学》展开了批判。1957年，瞿葆奎先生发表《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一文，提出应当对凯洛夫《教育学》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探讨了何谓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1958年后，对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德育体系的批判逐渐呈现出“一边倒”态势。批评者认为，凯洛夫《教育学》的思想框架及其德育体系受到了“修正主义”的影响，而我国的德育理论体系应当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武器，批判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1]。20世纪50年代，模仿、学习苏联与全面批判苏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体现出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德育领域亟待从模仿、照搬苏联的轨道上摆脱出来，开始艰难探索中国德育发展的道路。

2.独立探索德育教材的“中国化”道路

随着对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德育体系的批判，学界展开了德育教材建设的“中国化”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学院等高校在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及其德育体系的基础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写了一系列教育学教材，如南京师范学院编写的《教育学》（1959年）、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的《教育学》（1962年）、华南师范学院编写的《教育学讲授提纲》（1963年）等，均围绕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内容、途径、方法等，对其中的德育内容进行了“中国化”探索。“中国化”体现为德育原理教材的编写不再以苏联教育思想为导向，而是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德育实际研究学校德育问题。

这一阶段的德育原理教材内容和前一阶段相比出入不大，但有些内容发生了变化。一是部分教材对德育过程理论进行研究，如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编写的《教育学讲义（初稿）》（1959年）下册第十一章“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一节，第一次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二是个别教材开始关注德育评价问题，如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编写的《教育学讲义》（1959年）提到“政治思想教育的考核评定”，反映了学界对德育原理认识的深化。

（三）快速成长阶段（1978—2011年）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教育科学随之恢复与重建，德育原理教材建设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教材出版数量明显增加。这一阶段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教材内容较为全面、系统，初步构建了科学化德育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了现代化德育学科体系，德育原理学科建设不断走向科学化与现代化。

1.构建科学化德育理论体系

1992 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德育原理成为教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具有了独立合法地位。我国学者就德育过程规律、本质、内容、功能以及方法等展开了全方位的理论探索。

一是德育过程规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德育过程规律研究成为热点，王逢贤、鲁洁、班华、李道仁、涂光辉等学者都参与了德育过程规律的研究，研究内容涵盖德育过程的概念、本质、特点、结构、要素、基本矛盾等，为德育学科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德育本质方面。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认为德育本质就是“把一定社会的思想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2]的活动。这是一种“外铄论”。到了90年代，学者们认识到德育除了需要外在引导，还需自身“内化”，因此提出德育的本质是“通过受教育者积极主动的内化和外化，促进其养成一定品德的教育活动”[3]。20世纪90年代末，鲁洁先生提出“适应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性”这一德育本质观。德育本质观的演变反映了我国学者对德育本质的研究逐步深入。三是德育内容方面。这一阶段，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将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等内容纳入道德教育、法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范畴，构筑起一个“大德育”系统。四是德育方法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者所提出的德育方法更加多元，包括榜样法、激励法、陶冶法、讨论法等。

这一阶段的德育理论研究在两个方面取得显著突破。其一，深化了学科理论基础的探索，拓展了德育理论研究的学术深度。如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年）从哲学、心理学及文化学等多视角深化了德育理论基础研究，同时对德育本质、功能、实施过程与方法论等展开了全面探讨。檀传宝的《学校道德教育原理》（2000年）以“新性善论”为理论基础，创新提出“守一望多”的德育原则，重点探讨了德育主客体关系、道德可教性等问题，对德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价值。黄向阳的《德育原理》（2000年）也是一本极具创新性的教材，其内容体系明显不同于国内同类教材，并采用研究性论述方式，具有突出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其二，将课程理论融入德育体系，典型代表是班华《现代德育论》（1996年）中的德育课程专题研究。

2.构建现代化德育学科体系

德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不断向内挖掘、向外拓展，形成了分化与融合趋势。分化体现为德育学科从内部不断分化出许多子学科，如德育课程论、德育教学论等，并且从外部拓展形成众多交叉学科，如德育与哲学的交叉产生了德育哲学，德育与社会学的交叉产生了德育社会学等。

德育学科走向分化的同时，德育理论研究也呈现出融合趋势。一方面，体现为更加体系化的研究成果，如胡守棻的《德育原理》（1989年）、鲁洁和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年）、檀传宝的《学校道德教育原理》（2000年）、黄向阳的《德育原理》（2000年）等著作，对德育学科的基础理论成果进行了归纳和综合，促进了德育学科体系的综合化。另一方面，体现为一批旨在促进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走向融合的研究成果涌现，如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主体参与式德育与整体全息德育课程的理论与实践》（1994年）等著作。这些成果都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德育进行综合性研究，进而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对德育原理教材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繁荣兴盛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进入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2019年）等政策的颁布，使我国教材建设机制更加完善，德育教材建设更加高效。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迈入繁荣兴盛阶段，主要表现在德育原理教材编写质量的全面提高。

这一阶段出版的德育原理教材，大致可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供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学专业学生使用的德育原理教材，如戚万学和唐汉卫的《学校德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冯文全的《现代德育原理》（科学出版社，2016年）、易连云的《德育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戚万学和唐爱民主编《德育原理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年）、班建武主编的《德育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等。第二类是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编写的德育原理教材，如李化树的《现代德育论》（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刘济良的《学校德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张忠华的《共和国教育学70年—德育原理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戚万学的《德育原理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年）、冯建军的《学校德育》（科学出版社，2018年）等。第三类是针对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编写的教材，如刘慧和李敏的《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潘炳超的《小学德育原理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四类是主要供成人教育使用的教材，如王振宏的《中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这一阶段德育原理教材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德育原理教材积极关注教育学术前沿，介绍了最新的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第二，德育原理教材积极反映德育实践需求，与德育实践联系密切，教材中列举大量德育实例，更加突出教材的本土特色。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形成了多样化知识体系，并针对不同学习需求开发了多层次的教材内容，有力推动了该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成绩斐然，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教材数量多、种类全、受众广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开出版的概括性德育原理教材有70余本，改革开放后达到高峰。②教材门类齐全，适用范围广泛，涵盖了本科德育学科教材、高等师范院校德育课教材以及成人教育使用的德育原理教材。其中一些教材内容扎实、论证严谨、方法科学，深刻反映了时代化的德育理论与实践，成为众多德育教材中的经典之作。

1985年，胡守棻主编出版的《德育原理》是新中国第一部德育原理教材。此书章节丰富，涉及全面，一度被广泛使用，可以说成为德育学科“母版”教材。1986年，华中师范大学等六所师范大学教育系联合编写出版了《德育学》，此书是国内最早以“德育学”命名的教材，书中将德育学与伦理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论证德育学的独立性。1994年，鲁洁、王逢贤主编出版《德育新论》，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德育研究成就、经验，对新世纪德育研究进行了展望，为德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新思路，是一本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德育理论著作。黄向阳的《德育原理》（2000年）在论证德育理论体系、解释德育概念及分析德育时代问题上，体现出了鲜明的特点。檀传宝的《德育原理》（2006年）是“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专业性、基础性是主要特色，“增进广大教育工作者对德育的专业性认识水平、提高学校德育实践的实际效能是这本教材的最高宗旨”[4]，目前已出第三版，被广大师范院校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教材使用。

（二）教材内容体系逐渐完善

随着对德育过程、本质、内容的认识不断深入，德育原理教材的基本内容也随之调整和补充。改革开放后德育学者批判了“文革”时期不尊重教育规律的做法，主张必须尊重并按德育规律办德育，掀起了对德育过程和德育规律的研究热潮，深入探讨了德育过程的概念、本质、特点、结构、要素、基本矛盾等，奠定了德育原理学科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90年代，学界围绕德育本质展开讨论，相继提出了“外铄论”“内化论”等不同观点，直至90年代末发展为“适应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性”的观点。21世纪以来，针对中国德育流派创建、德育原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进行的分析，都使德育原理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

在德育实践方面，出现了传统道德的传承与创新、家校社协同育人、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劳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集体主义教育、德育数字化、教师专业伦理等研究热点，研究主题不断拓展。随着学科的内部分化和外部“联姻”，德育课程论、德育社会学、德育美学等组成的德育原理学科群不断壮大。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德育原理教材内容体系。概括来讲，德育原理教材内容可分为“学科总论”“理论基础”“实践应用”三部分。“学科总论”部分介绍德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以及学科发展史。“理论基础”部分包括对道德和德育本质的界定、品德发展的研究以及德育的历史发展、时代特征及未来趋势等。“实践应用”部分则关注德育实践的全过程和全要素，包括德育目的、德育主体、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管理、德育评价等。简言之，德育原理教材内容体系逐渐走向成熟、理性、开放。

（三）教材结构从模仿到自主创新

中国教育学经历了从外来化到本土化的过程，作为教育学分支的德育原理学科及其教材也逐渐从模仿、学习走向自主、创新。从德育原理教材建设历程来看，结构创新是一大亮点，形成了一批本土化、民族化的德育原理教材。有的教材立足德育原理学科性质，以理论与实践的逻辑编写，理论部分主要探讨德育本质、德育对象、德育性质、德育规律等基本问题，实践部分则分析德育实践过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基本程序。有的教材注重结构逻辑，分层讨论德育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内容：一是宏观篇，主讲德育与文化、政治、心理；二是中观篇，主讲学校德育事业；三是微观篇，主讲学校德育具体要素。另外，黄向阳的《德育原理》（2000年）首先从德育概念的辨析着手，从德育演变历程分析德育“工作化”带来的影响，并分类对学校德育具体内容进行了探讨。檀传宝的《德育原理》（2006年）在教材的编写结构、内容方面都体现了很强的创新性，彰显了德育学人对我国德育原理教材本土化的积极探索。

（四）教材的本土化、时代化、实践化特色日益显现

关注本土问题、回应时代要求、直面德育实践，是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愈发鲜明的特征。我国德育原理教材虽以国内学者自编为始，但早期皆受到国外德育学的影响。据笔者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人编著的探索德育原理理论体系的著作有十几本，均或多或少受到国外德育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教材一度无踪可觅，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德育原理学科恢复，德育原理教材才得以重建。重建后的德育原理教材无论是在体系结构还是具体内容方面，都力图摆脱国外德育学科的影响，努力吸纳本土的德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经验。

德育原理的时代化是德育原理教材编写的另一个特点。从20世纪80、90年代对社会道德问题和人的现代问题的思考，到近几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问题的讨论，德育学人对德育的研究和思考无不是对时代发展要求的回应。如黄向阳的《德育原理》把德育实践改革的精神贯穿于德育原理教材之中，很好地反映了中国德育发展现状，是联系中国德育实践较为紧密的教材。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启示

教材是一个学科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既应体现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也应具备一定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理论的前瞻性。新时代，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需要在继承和创新中，从以下方向和方面着手。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就注重加强对德育教材工作的领导，明确提出要实现德育工作的时代转变，使之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新德育。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国家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学生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等知识的学习，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5]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不同思潮涌现，面对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始终坚持德育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严把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把教材建设的政治性摆在突出位置，确保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的稳定发展。

新时代，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进入新阶段。“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为造就时代新人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8]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9]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德育原理教材建设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70余年来，我国德育目标从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到培养“四有新人”，再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尽管表述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德育原理教材建设能够取得重要成就的根本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才能确保我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健康、长远、稳定发展。

（二）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结合老解放区和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了德育原理教材建设工作。首先，对旧教育进行了接管和改造，全面破除以往学校的旧德育体系，取消“党义”“公民”等课程，废除“军政训练”等训育科目，解散“童子军”等组织，建立了新的学校德育体系。在创建新德育体系的过程中，国家派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担任学校领导，强化党对学校的领导；明确党的教育方针是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国家繁荣富强服务；大力宣传“五爱”教育，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由于学校德育的继承性特点，我们学习、借鉴了老解放区和苏联的德育经验，在这些成功经验基础上，新中国学校德育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德育原理教材也反映出明显的历史继承性，无论是价值追寻，还是结构内容，后续研究者编写的教材都是在前面教材逻辑结构基础上的改进和完善。在教材理念方面，德育原理的学科性质决定了教材必须与时代主题相一致。但无论如何修订，都始终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遵循。在教材内容方面，尽管德育原理教材会适当增加新内容，也会删减过时的内容，但“学科总论”“理论基础”“实践应用”的逻辑框架，和“主体德育”“生活德育”等内容仍然得到了继承。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在德育教材的编写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内容出现在教材中，德育原理教材的内容不断创新，推进了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教材建设既要与时俱进，又要遵循客观规律，继承发展、改革创新是教材建设的基本要求。”[10]在继承和创新德育经验和传统中建设好德育原理教材，一要在继承优秀德育经验中建设德育原理教材，这些经验是建构新时代德育原理教材的历史基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二要在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创新德育原理教材。新时代道德教育已由外延式扩展转向内涵式发展，要立足新时代背景，赋予德育新的时代内涵，进而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德育原理教材内容体系，推动德育原理学科高质量发展。

（三）正确处理外国与本土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苏联教育学进行了全方位学习，苏联的德育原理框架成为我国最初德育原理学科知识体系的来源。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问题，我们开始转向批判苏联教育学，其教材中的德育内容体系也受到全面批判和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大量翻译、介绍与学习西方的德育思想、德育理论，这一时期，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理论、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等开始进入德育原理教材。

对国外的德育经验，我们有过“一边倒”模仿，也有过全面批判，历史证明这都是错误的。建构中国德育原理教材，不是全盘吸收或者绝对排斥，而是要立足中国实际，辩证汲取他国德育思想、德育体系、德育模式等相关发展经验，最终“洋为中用”。在全球化、多元化时代，德育原理教材研究应立足全球、放眼世界，加强国外与我国德育学教材的比较研究，并以客观的态度看待西方德育原理教材，学习借鉴其优秀的成果、理论与方法。

（四）立足道德实践，以问题为导向，在历史和时代的协调统一中建设中国特色德育原理教材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11]“推进教材体系整体架构的关键在于遵循价值、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12]中国德育原理教材建设在保证正确价值导向和政治方向的前提下，还要立足道德实践，以问题为导向，兼顾德育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第一，要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德育原理教材为目标。立足“两个大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教育改革的要求为发力点，重点研究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任务、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课程思政等新时代德育问题。第二，要坚持“编研结合”的编撰原则。德育原理教材的编写是一项科学研究，需以科研精神和方法来指导。同时，德育原理教材的编写要收集最新研究成果、理论精粹，最终也有助于推动科研的进步和发展。第三，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研究。坚定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德育精神、德育理念和德育内容，批判继承，继而开拓创新，使中华文化永葆青春和魅力风采。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研究，推动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第四，要注重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综合创新研究。加强理论综合研究，吸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优秀成果，以构建德育学教材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

综上所述，70余年来，我国德育原理教材研究在教育改革和学科发展的推动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要汲取经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引，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外国与本土的关系，立足道德实践，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创新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德育原理教材而奋斗。

注释：

①德育在我国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领域。伦理学侧重研究道德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侧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学学科中，德育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或称“大德育”，一般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德育的实际，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等均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过。本文统一使用“德育”，因为德育这一概念可以囊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不同的称谓。

德育原理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德育学、德育学原理、德育论、现代德育论、学校德育论、学校德育原理、学校道德教育原理等混用。虽名称不同，但研究的内容基本一致。本文统一使用“德育原理”。

②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数据库中以“德育论”“德育学”“德育原理”为关键词搜索 1949 年以来的学科概括性的图书，并排除非学科概论性的书目，如《课程德育论》《家庭德育论》等。同一作者修订版的书籍重复计入，电子资源不计入。

参考文献：

[1]郑金洲,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41.

[2]胡守棻.德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6.

[3]扈中平.教育学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384.

[4]檀传宝.德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5]毛泽东论教育[M].第三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271.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4.

[7]康晓伟,王刚.铸魂育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思想遵循[J].课程·教材·教法,2020,40(9):4-10.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

[9]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09-11(1).

[10]曾天山.我国教材建设的实践历程和发展经验[J].课程·教材·教法,2017(12):17-23.

[11]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35.

[12]张振.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的三重逻辑:价值、理论与实践[J].课程·教材·教法,2023,43(4):34-41.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VAA21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雷月荣，太原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侯怀银，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德育》2025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