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仪征阮元在嘉庆朝倡为“文言说”，表彰《选》学，汲取扬州《文选》学积淀与汉学经诂成就，推阐文之义界，以独特方法为骈文争正统，并凭借其“主持风会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的学坛身份，以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为依托，推广其独特的骈文观，重拾六朝文笔之辨，弘扬骈文正脉，在学友与后学间形成有力呼应，影响文坛历百余年，乡后辈刘师培在晚清国粹潮中成为殿军，故时人对此派又有“《文言》学”或“文笔论派”之称。
作 者：曹虹，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 载：《文史哲》2012年第2期，第74-80页
阮元仕途通达，履迹所至，以振兴文教为职志。刘毓崧概括其影响力为“主持风会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阮元出生并世居扬州府郡城（今扬州市广陵区），占籍仪征县，侪辈惯于称他为仪征人，后学有尊称为“仪征师”者。阮元倡为“文言说”，回归六朝文学观念，壮大骈文声势，以至形成宗旨鲜明的“《文言》学”，其立说方法与文学个性中蕴含扬州《文选》学积淀与汉学经诂成就。仪征文派之发足与享名，实与此学术根基深有冥契，有共生合抱之态。
一、《选》学资源与学派导向
阮元标举骈文为文学之正宗，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言：“阮氏之学，本衍《文选》。”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曰：“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他赞赏《文选》“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的编选方针，并将其上续孔子《易·文言》这一“万世文章之祖”。作为《选》学的发祥地，扬州历史上《选》学家辈出，由隋入唐的曹宪精于小学，撰《文选音义》，始以《文选》教授诸生，受业者至数百人，曹氏门生同郡魏模、公孙罗等人相继传授，其中李善（630-689）尤为翘楚，作《文选注》六十卷，征引繁富，疏证详明，其教授《文选》时，诸生四远而至，后又传其业，号“《文选》学”。阮元宅地为扬州城文选巷旧址，即曹宪故里，对此他颇为自豪，特制“家住扬州文选楼隋曹宪故里”之印。阮元“幼时即为《文选》学”，引导者有本地乔椿龄、胡廷森两先生；比乔椿龄等“论文非汉魏不出诸口，作文非汉魏不安于心”之旨趣熏染更深的，是来自房师孙梅的影响。乾隆五十三年（1788），阮元为孙梅《四六丛话》撰序称：“元才圉陋质，心好丽文，幸得师承，侧闻绪论。”孙梅雅好骈文，其一生精力所萃之《四六丛话》因早亡而未能问世。嘉庆二年（1797）秋，阮元敦促孙梅之子刊刻该书，在他的资助下，这部集历代骈文批评之大成的著作于次年刊布。阮元此举固然是报知遇之恩，其中亦不乏张扬骈文的意味。序文辨“子家所谓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史家重于序事，所谓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者也”，本《文选序》对“文”之义界已有限定；其对文章史统绪加以勾勒时，将唐宋古文置于“子史之正流”、“文章之别轨”。
乾嘉汉学的兴盛，本具有相当的文学导向功能。以阮元为首创的仪征文派，其实也与乾嘉学术格局中的扬州学派互有融摄，从而强化了具有地域底蕴的个性色彩，成为清中期骈文中兴的一支重要力量。扬州学派阮元、汪中、凌廷堪、焦循等人皆主为文须根柢经史，推重《文选》之学，其文学理念与其学术倾向有着内在联系。善学六朝的汪中，在骈文创作上成就非凡，被同乡王引之称许为能“根柢经史，陶冶汉魏”。凌廷堪长于骈文，喜作《选》体，被江藩评为“得魏晋之醇粹，有六朝之流美”，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祀古辞人九歌》，旨在表明“论古文以《骚》《选》为正宗”，他对文章特征的描绘颇接近于齐梁时代的纯文学观：“炳炳者其泽，琅琅者其响，渺渺者其情，蓬蓬者其气，不欲陋而欲华，不取奇而取偶。”乾隆四十九年（1784）凌廷堪在给翁方纲的信中概述了汪中的观点：“汪君则以为《周官》、《左传》本是经典，马《史》、班《书》亦归纪载，孟、荀之著述迥异于鸿篇，贾、孔之义疏不同于盛藻。所谓文者，屈宋之徒，爰肇其始，马扬崔蔡，实承其绪，建安而后，流风大畅，太清以前，正声未泯。是故萧统一序，已得其要领；刘勰数篇，尤征夫详备。唐之韩、柳，深谙斯理，降至修、轼，寖失其传。”对于“所谓文者”义界的思考，已把萧统《文选序》当作理论纲维。凌廷堪在写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书唐文粹后》一文中，明确把韩愈“化偶为奇”的古文排除于文章之正宗之外：“然谓为文章之别派则可，谓为文章之正宗则不可也。”这些文章统绪的认识对阮元提出新文统观产生启发。阮元赞同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主张：“元尝谓学如相如、子云之为文，必先学许、郑、景纯之所以为学。非有根柢，不能文也!”焦循亦强调“非深博不可为文，非深博不可论人之文”，他还归纳出扬州文学的积淀所在：“扬州文学，如曹、李之于《文选》，二徐之于《说文》，此二书为万古之精华，而扬州泄之，为天下学者之性命，而广陵兼之。”自豪于隋唐之际曹宪、李善师徒开创《文选》学，以及五代北宋徐铉、徐锴兄弟精治《说文解字》。这一派蕴含扬州学术文化积淀的观点，也引发了反对者的议论，如姚鼐在《与石甫侄孙莹》中指出：凌廷堪“至以《文选》为文家之正派，其可笑如此”，反映出扬州学派与桐城派在文统观上的对立。
嘉庆九年（1804），阮元在家庙西侧修建隋文选楼，次年落成，奉祀扬州《选》学开山人物曹宪，以魏模、公孙罗、李善、魏景倩、李邕、许淹配祀，阮元为之撰《扬州隋文选楼记》、《扬州隋文选楼铭》二文，重申继承“昭明《选》例以沉思翰藻为主”之原则，更对曹宪等《选》学家的训诂传统加以强调。焦循之子焦廷琥《文选楼赋并序》述及此举的承前启后性，即“前则尊师儒以重训诂之传，后则厉闾里以发文章之秘”；阮元弟子张鉴作《隋文选楼铭》云：“落成之日，奉曹氏以下七栗主于楼上。考隋唐之际，学者竞尚浮靡，而曹氏独述两汉鸿文，贯通六代，然后江都李善继之，开有唐一代词学之先，不可谓不盛也。”传达了阮元将《选》学与汉学纳为一体的理念。此时阮元回顾数年前任浙江学政时，主持编纂训诂学的集成之作《经籍纂诂》，自谓“元幼时即为《文选》学，既而为《经籍纂诂》二百十二卷，犹此志也”。嘉庆十二年（1807）十月，阮元得南宋淳熙贵池尤袤本《文选》，为当世所存最古之册，遂收藏于此楼，复绘像卷首，撰铭文题图，铭曰：“萧选曹注，学传扬州。贞观之后，是有选楼。贵池宋本，刊板始尤。海内罕觏，数帙仅留。雷塘庵主，楼居邗沟，锦缄展校，髹椟晒收。绘像卷首，一笠横秋。”对“学传扬州”的主角，有意偏向于“曹注”，体现出扬州学派重汉学之立场。阮元门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亦释曰：“吾师（指阮元）撰铭，所谓‘建隋文选楼，用别于梁者’是也。”阮元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以训诂为门径，擅长以文字义训作为考定古代文化之依据。他推崇曹宪等师儒的“训诂之传”，借重汉学方法与思路，对考定古代文学义界不失为一种学术利器。
与阮元所建隋文选楼入藏古本《文选》同一年，其《揅经室文集》刊行。阮元自编文集之例与过程也是对其文学观之印证，何以用“文集”命名？实开启他借“文”之义训而展开的独特文学观。《揅经室续集·自序》回顾曰：“元四十余岁已刻文集二三卷，心窃不安，曰：此可当古人所谓文乎？僭矣妄矣。一日读《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谓文者此也。著《文言说》，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经、史、子区别之，曰：此古人所谓笔也，非文也。”《文言说》及此后持续展开的文笔之辨，是仪征文派成熟的理论标志。阮元自我形容为“恍然”而悟，背后作为地域文化支撑的，实不乏《选》学故里氛围陶铸、扬州学派师友呼应，并通过一系列对“文笔”、“集”等概念的训释分梳，推阐文学本义，另辟文统蹊径。刘毓崧《阮文达公传》罗举其善由训诂而“发明大义”诸项特识，就包括“说各经之精义如《周易·文言》”。阮元《文言说》发凡起例，指出“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其中径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亦显示倚重“汉人之诂”的旨趣。
二、诂经精舍与学海堂的文学教学
阮元将自己体悟发明的“文言说”视为“千年坠绪，无人敢言”，除寄示学友寻求共赏外，更依托兴办书院、聚集僚属、奖掖人才诸方式作大力推广，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成为“主持风会”者。在阮元所处的文坛，汉学与骈文相辅相成已创出业绩，囿于理学的桐城派古文受到一定压抑，阮元乘势发出严峻质疑：“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在“申明文诂”的命义上，弃逐散体古文，也是在更内在的层次上，为汉学在文学领域争地位。乾隆中叶以来，汉学以“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见长，在文体上难免遭人讥议：“其为文尤芜杂寡要”；而在汉学家本身，亦不免流露以学术消解文学之倾向，如孙星衍中年之后“壹其志治经，取少作尽弃之”，阮元《阅问字堂集赠言》却寄望于他能坚持以学者擅骈文，“勿使后人谓贾许无文章，庾徐无实学也”。阮元严分文笔的思路，客观上也解决了汉学家写作失于体类的困惑。
阮元于嘉庆二年（1797）督学浙江时，于杭州孤山南麓构筑了五十间房舍，组织人力编成《经籍纂诂》这一规模宏大的古汉语训诂资料汇编。至嘉庆五年（1800），阮元奉调浙江巡抚，次年遂将这些房舍辟为书院，与王昶、孙星衍迭主教席，选拔两浙诸生好古嗜学者读书作文其中，奉祀郑玄、许慎，颜其额曰“诂经精舍”。据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师生间文学旨趣较重赋体，追求文有其质，他提到：“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将》、《方言》贯通经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此期虽然重在以“经诂”为文章之根柢，但在文学体制与形式的练习与考课上，给予辞赋骈文以较大空间。
刻于嘉庆六年（1801）的《诂经精舍文集》由阮元编订，正如许宗彦为该集撰序称：“所载于古今学术，洞悉本原，折衷无偏，实事求是，足以发明坠义，辅翼经史。其余诗古文，或咀六代之腴，或挹三唐之秀，风标竣上，神韵超然。”以六朝三唐秀腴之风为标的，可见神符于“以沉思翰藻为文”的骈文传统，这里的“古文”特指深得六代三唐骈体“古”义之“文”。继阮元编订《诂经精舍文集》后，罗文俊于道光年间编订《续集》，同治年间俞樾等编订《三集》，又于光绪年间陆续编订刊行四至八集。这八部文集凡收经史、词赋之作两千余篇，体现了一以贯之的课艺方针。具有朴学特色的骈体文，最能从某些命题方式看出，如《续集》有《郑康成为经神赋》，誉经学家郑玄为经学之“神”；《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赋》、《黄钟之宫为律本赋》等，昧于经诂者难可率然下笔。特别是俞樾掌教诂经精舍时，课试赋艺多就经学史掌故或训诂学知识为题，如《三集》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大誓三篇赋》、《五经无双赋》、《叔孙通定朝仪赋》、《汉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赋》等。俞樾自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掌教诂经精舍达三十一年之久，其间他遴选诂经精舍课艺的标准是：“说经之文多宗古义，即诗赋亦古体居多，非欲求异时流，盖不敢失许、郑两先师之家法，而盭文达建立精舍之本心也。”他循“精舍体例”，在经学与文学旨趣上不违阮元“建立精舍之本心”。当《诂经精舍文集四集》编订付梓时，梅启照序曰：“粤东有学海堂，西湖有诂经精舍，其程试之法，以经训为先，而诗歌、骈俪之文同时并课。盖韵语天籁，鼻祖牺经；偶对妍词，发源帝典，名为词章，无非经术也。”对于阮元开创的经训与词章兼胜的书院教风，作了清晰概括。
学海堂的创建，缘于阮元督抚两广。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仿诂经精舍之例，在粤东创办学海堂。学海堂东楹悬有阮元亲撰楹联：“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较之于诂经精舍，这时期的学术主张上更具包容性，不过文学氛围前后相贯，此处举示《文心雕龙》，即同《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所谓“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重在确立骈文之“文统不得谓之不正”。阮元亲以“文笔”策问课士，发起更为精深的文笔考证，其子阮福率先拟对，文中引《金楼子·立言篇》，案曰：“福读此篇，与梁《昭明文选序》相证无异，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笔之分，足以证《昭明序》经子史与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笔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以为可与《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相发明，命附刻于《揅经室三集》之末，显示阮元对于延续文笔讨论的看重。其后诸生所答，以刘天惠、梁国珍、侯康、梁光钊四人最佳，收入阮元于道光四年（1824）所选刻的《学海堂初集》卷七。基于学海堂文笔考证的理论深度，阮元又命阮福将四人所答之文汇辑成《文笔考》专书。
在学海堂所刻书籍中，关系到文笔观念及阐扬骈文的，以《学海堂集》、《乐志堂文略》、《唐骈体文钞》等为著。学海堂不设山长，而是遴选八位学长，同司课事，协力启导，更便于“专勉实学”。创办者阮元期待在这样的学规下，“庶望人才日起”。学海堂从创建之日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最后一次招生，历道、咸、同、光，达七十余年，担任学长者五十多人，肄业生中人才辈出。《学海堂集》的编纂，即为收录学长们的示范之程作和肄业生课艺佳卷，体现“人才日起”，前后刊出四集共九十卷。初集阮元所选的十五卷刻于建堂第五年，阮元序云：“初集斯勒，四载以来，有笔有文，凡十五卷。”仍然保持谨于文笔之辨的意识。道光五年（1825），为了解答阮福对《文选》中有不押韵之作的疑问，阮元撰写了《文韵说》，除重申前期对“文”的界定外，更对“文韵”作出了通融的解释，使其骈文理论更富逻辑性。在调任云贵总督一年后的道光七年（1827），阮元著《塔性说》，庭训阮福云：“《塔性说》，此笔也，非文也，更非古文也，将来姑收入《续集》而已。”对于何者能入文集，颇有讲究。
阮元离任后，学海堂的文风得以延续与光大。道光十二年（1832），程恩泽典试广东，赞扬学海堂促进粤省文风之盛，有诗句曰：“粤东风高不可攀，学希马郑文扬班。”亦赏及学海堂贯彻的汉魏六朝文风路线。道光十四年（1834），阮元门下弟子卢坤出任两广总督，在致学海堂学长的函札中强调保持阮元创下的传统，“遵照旧章，以劝古学”，其中就包括“赋或拟古赋，或出新题，俱用汉魏六朝唐人诸体”，仍显示对骈文传统的重视。由阮元识拔的学海堂习业士子中，颇多骈文之才，尤以谭莹最著，此外知名者尚有张杓、黄子高、侯康、梁梅等人。
谭莹，号玉生，南海人。幼颖悟，长于词赋。阮元督两粤，往山寺见莹题壁诗文奇之，遂以县考第一入泮。道光初，阮元开学海堂于粤秀山，以经史诗赋课士，见莹所作《蒲涧修褉序》及《岭南茘枝词》百首，尤为激赏，自此文誉日噪。前后委以学海堂学长、粤秀越华端溪书院监院，其自著《乐志堂文略》多胎息六朝之作，收入《学海堂丛刻》第二函，刊于光绪十二年（1886）。
张杓，字庆璇，先世浙江绍兴人，父游幕广州，遂为番禺人。杓少聪悟，弱冠能为古今诗、骈俪之文。四十岁后折节治经学。道光二年阮元开学海堂课士之际，以杓首选。后复延入署，课其子。
黄子高，字叔立，号石溪，番禺人。少以词章擅名，年二十补县生员，益留心掌故考证，金石藏书甚富。道光十年（1830）督学翁心存以《南海对》试诸生，子高立就千余言，督学惊异，谓足与扬州汪中《广陵对》并美。次年遂以优行贡太学，总督阮元重之，拔为学海堂学长。
侯康，字君模，其先江南无锡人，祖金铉迁广东，为番禺人。康幼孤好学，读南北朝诸史所载文章，好之，为文辄效其体。总督阮元赏其文，由此知名。后乃研精经学，时称经师焉。其史学于隋以前尤精熟，正史之外旁搜群籍，网罗放佚，考其同异，欲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尽注隋以前诸史。
梁梅，号子春，顺德人。少有至行，每得异书，母氏鬻钗珥购之，及母卒，哀恸几绝，年三十尚困童试，布政使南城曾燠试粤秀书院课，见所作赋数篇，大为惊赏。总督阮元开学海堂，见梅所作《咏莲须阁黄牡丹诗事歌》，结句云：“可怜宾主皆奇节，独愧当年校艺人。”读之击节。既贡成均，学使翁心存携入征途，相与酬唱，所撰游草呈学长陈鸿墀、钱仪吉，甚获击赏。
阮元抚浙创诂经精舍，督粤办学海堂，提唱隽流，扇扬骈文，余韵流风，绵泽颇广。由学海堂课业也培养了《选》学新秀，如钱仪吉《粤海堂诸子课业评》所评课业中就有许玉彬《文选摛华》。嘉庆二十五年（1820）文坛上出现了数种弘扬骈文的选本，身在广东阮元幕府的陈均于本年二月辑刊《唐骈体文钞》，进入学海堂刻书系列；身在广东康绍镛幕府的李兆洛于本年十一月选定《骈体文钞》，次年刊行，颇享誉于世，于此亦可窥广东的骈文气氛。
三、阮元“文笔论”与晚清文学观论争
阮元遥承六朝之文笔说，开宗明义，作《文言说》、《文韵说》等文，强调文必有韵，文必尚偶，偶词韵语始可称“文”，散行之体只能称为“笔”。道光六年（1826），时任江苏巡抚的贺长龄嘱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颁布江苏书院学习，此书学术部文学类收录阮元《文言说》，充分肯定此一主张有为而发，具经世意义。“文言说”及文笔之辨在晚清的追随者，尤以刘师培为著。刘师培出于仪征经学世家，其在学术上为扬州学派殿军，1904年二十岁时撰《甲辰年自述诗》称“我今论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齐梁”，表明赞赏汪中等扬州先贤所体现的六朝骈文传统，认为“文章正轨，赖此仅存”。次年于《国粹学报发刊辞》表露撰文旨趣：“一为文人，固无足观。立言不朽，舍文曷传。古曰文言，出语有章。昭明《文选》，巨编煌煌。”（撰文篇第五）实为归宗张大阮元文言说。在其《广阮元文言论》中，确认“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发表于《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号的《文章源始》，以阮元关于偶语韵文“易于记诵”的观点，证明韵文的发展出于传播需要。其他印证疏释之处不一而足。他还援据阮元“惟俪词及韵语始得称文”之定义，自编考订之作为《左庵集》，“又裒集其俪语及韵语为《左庵文集》”。
刘师培坚持骈文正宗观，因涉及到文学性质的独特理解，对于近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尤其是审美独立价值的觉醒，提供了本土传统的内在资源。这一文学观的抉择，也取决于他倡扬国粹的经世热情。1905年，他与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创立《国粹学报》，寄托其保种爱国的热望。在《国粹学报》第1至第10期，他连续发表《论文杂记》等论著，进一步深化阮元以来的文笔之辨，在《国粹学报》第11至第14期，他又连续发表《文说》五篇，申明“观于‘文’字之故，可以识文章之正宗矣”，使用的是阮元以训诂证体制的方法，认为“由古迄今，文不一体，然循名责实，则经史诸子，体与文殊；唯偶词韵语，体与文合”。
晚清国粹潮中另一位代表人物章太炎，其在与刘师培订交的1903年之际，致书刘师培曰：“国粹日微，赖子提倡。”不过，在文学观上，章太炎则另有见解，显出分歧。1906年他在东京国学讲习会上发表《论文学》之讲演，后增删成《文学论略》，发表于《国粹学报》（后又易名《文学总略》，收入《国故论衡》），提出“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从经学背景看，章太炎有意与今文学家工华妙之辞相抗而提出文贵质朴。论争的过程也积累了理性成果。
阮元等骈文派是靠推尊萧统《文选》而树立起来的。章太炎对此欲作破除，就从瓦解萧统《文选》宗旨入手。《文选》所重之“篇什”在于：“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文选序》）这实际上是梁代文人讲究辞藻、声律、对偶的美文观之反映。章太炎却批评萧统编纂《文选》“以能文为本”，不录经、史、子的做法，并反证说子书中像《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也具有“沉思”、“翰藻”。看出了萧统立说的拘限，但客观上也并不推翻“沉思”、“翰藻”作为文学性特征的概括。
阮元、刘师培一系的骈文观，还借重孔子曾作《易传》中的《文言》。阮元《文言说》宣称：“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刘师培作《广文言说》，以示对阮元之说的追随。章太炎在《文学论略》中却宁愿取梁武帝对“文言”的解释：“《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有“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的提法，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时，也是如此解释：“《易》‘文言’，梁武帝解作‘文王之言’，是也。”
论争双方在寻求理论支撑时，都还用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其实较为复杂，一方面反对晋宋文章的“讹而新”，另一方面本身就用骈体写成；其创作理论主要是建立在诗赋骈文创作实践基础上，而文体论部分又论述了三十余种实用文体。正是因为其文学观念的复杂性，《文心雕龙》在清代中后期骈散文的交锋中往往为对立的各家提供理论资源。纪昀心中的文学范围，要比刘勰狭窄得多，对于刘勰广论各体文章，把二十四种杂文体纳入《书记》篇，他批评说是“笼统敷衍”；而骈文派阮元等人则从《文心雕龙·总术篇》寻找到“文笔论”的理论支持；长于散文的后期桐城派往往乐于称道《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章太炎为了建立“泛文学观”，也从中作出独特引证：“《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隐，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彦和以史传列诸文，是也。昭明以为非文，误矣。”章太炎借讲解《文心雕龙》，也非难阮元等人热衷讨论的“文笔说”：“《文心雕龙》始言文、笔之分。盖文、笔之分，实始东汉。然此分之界限，亦各不同。在东汉以诗赋为文，奏札为笔。六朝人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唐人又以诗歌为文，颂铭为笔（见《一切经音义》）。至于阮元之说（言骈体始可称文），更不足道。”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晚清国粹潮中的文学观之争所拓展的思维空间广泛而生动，难以用一时的是非作简单的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