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孽海花》在晚清谴责小说中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书。由于它的写作过程比较复杂，版本也比较多，有必要先作一些常识性的说明。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说史》第二章里有一段介绍，称得起简明扼要。现转录如下：
《孽海花》二十四回，东亚病夫著。首五卷十回，光绪乙巳（一九〇五）由小说林社出版。丙午年（一九〇六）续出次五卷十回。杂志《小说林》创刊，又续作四回。丙辰（一九一六），强作解人以此四回，并所作《孽海花人名索引表》《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证》八则，及《续证》十一则，合刊为《孽海花》第三册（拥百书局版）。一九二七年，著者主编之《真美善》杂志出版，再赓续十一回，又修改前书，成一九二八之修改本（真美善版），刊十五卷三十回，与原来计划之六十回，仍相差约二分之一。（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一版，页廿一）
这里还有几点补充。第一，在小说林社初印的二十回本里面，本来有作者预拟的六十回的回目。但最后只写到三十几回。第二，此书一出版，就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曾再版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见曾孟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即1928年真美善书店出版的修改本序言）。第三，《小说林》杂志是1907年（即光绪三十三年）创刊的，据阿英同志说，这一次在《小说林》上发表的，实是五回，即第二十一回至二十五回（第一、二期各两回，第四期一回），而1916年拥百书局由强作解人所刊印的《孽海花》第三册，却只收入了四回（阿英《孽海花叙引》，载1955年北京宝文堂重印本卷首）。
至于流传较广的三十回本，据我所知，共有三种版本。最初的一种即1928年由作者自己在真美善书店出版的修改本。这个本子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于沦陷后的上海翻印过，用的仍是真美善书店的名义，而纸型则似与1928年的初印本不同。抗战胜利后，此本还重印过一两次。第二种本子是1943年孙次舟在大后方的重印本，这个本子的特点是附录了一大批有关本书和它的作者的材料。缺点是纸张质量太坏。最后一种，就是1955年北京宝文堂的重印本（后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印行）。到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纸型重印，并补入了第三十回以后的几回。由张毕来同志作序。
二
《孽海花》的前二十五回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里问世的。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东京，与光复会的章太炎、蔡元培和兴中会的黄兴、宋教仁等组成了中华革命同盟会。同年10月，出版了鼓吹革命的《民报》，由章太炎任主编。这就使得革命的实力日益壮大，影响日益扩张。1907年，全国各地革命党人起义多起，徐锡麟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下距辛亥革命，仅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在文化战线上，这个时候，严复正在上海埋头翻译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鲁迅也正由仙台回到东京，正式投身于文学事业。而腐朽窳败的清王朝，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恰又遇到日俄两个帝国在中国领土上作战，为了苟延残喘，竟发布了欺骗人民的“预备立宪”的“上谕”。毫无疑问，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日益加深了，对清王朝的不满也日益加重了，对革命的前途，自然抱着更殷切的希望。就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孽海花》问世了，而且一二年间就行销了五万部，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在《孽海花》的初印本上，作者是这样署名的：“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据作者1928年《修改本自序》上所说，我们知道这个“爱自由者”是作者的朋友金松岑。经阿英同志考订，金氏曾编译《自由血》一种，是讲俄国虚无党（当时称无政府主义为虚无党，实际上所指的是俄国的民粹派）的故事的，可见他的思想在当时相当进步。据作者说，此书的前四回，就有一部分是爱自由者的原稿。[1]至于作者“东亚病夫”，则为曾孟朴氏的笔名。
曾孟朴本名曾朴，江苏常熟人，生于1871年。父曾之撰，字君表，是作八股文的名手。曾孟朴于1892年中举人，后入同文馆习法文，还做过几天京官。戊戌政变以后，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曾氏深切痛恨清廷的腐败，乃决心别寻发展的途径。他曾在家乡办教育，为当地旧势力所排挤；到上海办丝业，又因外丝倾销而亏累不堪。1904年，与友人丁芝孙、徐念慈等合资创立一家专门发行小说的书店，命名为“小说林”，《孽海花》写作即从此时开始。当时作者一面经营出版事业，一面参加民众运动，曾与彼时进步人士如张謇、马相伯等公开反对清政府向英国借款修沪杭甬铁路。秋瑾遇害，浙江省人民群起反对巡抚张曾扬，曾氏在江苏与一班同志也联名响应，竟使清政府下密电要逮捕他。后来张曾扬调任陕西，风波才得平静。
辛亥革命前夕，作者还一度当过满人端方的幕友，并在宁波官地局做过会办。革命爆发，作者才卸职返沪。入民国后，曾氏加入了以张謇为首的共和党，做了江苏省的议员，并与国民党有联系。军阀时代，他屡任江苏省各个财政机关的头脑，周旋于卢永祥、齐燮元、张宗昌、孙传芳等大军阀之间。1926年大革命以后，他才回到上海开真美善书店，续写并修改《孽海花》。终因书店赔累，于1932年秋歇业返里。1935年6月病逝。[2]
从上述曾氏的简历看，他在清末却是一个思想激进的旧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以后，他就变成一个依附于反动势力的落后的官僚地主了。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和文学思想则显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背道而驰。我们把《孽海花》的初印本和修改本拿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是在开倒车。因为在修改本里，艺术技巧虽然显得更成熟一些，而在初印本里面的激烈的言论，却有很多被删掉了。然而我们必须肯定：《孽海花》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所起的作用，是远在当时其他的谴责小说如《文明小史》《老残游记》等书之上的。曾氏本人的思想，也比李伯元、刘鹗等进步。首先，他在《孽海花》里明确地提到民族主义（修改本第二十九回），因此他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崇备至，十分肯定；而对慈禧太后、李鸿章以及丧权辱国的庄仑樵（即张佩纶）之流则给予了尖锐的讽刺。同时，他也明确地指出西方帝国主义者是“魔王”，对东方时时存心侵略，把中国当成肥肉，早已“看得眼红了”。因此他借书中人物薛淑云和金雯青的对话，批驳了“列强无野心”的谬论（修改本第十八回）。还有，他一面树立起明确的反帝旗帜，一面却强调要向西方的文化、科学（即当时所谓“西学”“洋务”）学习，要讲求世界大势，明察国际关系，因此他肯定像薛淑云（即薛福成）、王恭宪（即黄遵宪）、章直蜚（即张謇）、闻韵高（即文廷式）一类思想比较开明、见识比较通达、爱国心比较强烈的人。而且作者在书中还不止一次地谈到经济和国防的重要性。在文学方面，作者也主张“言文一致”，提倡小说和戏曲等有通俗性的文学作品，这显然已在启五四的先河了。另外，我们还看到作者通过许多具体事实，对自由、平等的要求也很强烈，而对专制独裁的抨击则不遗余力。这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所提出的东西。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说史》中说：“《孽海花》不比当时秘密发行的文学作品，是公开发卖的。在清室的淫威之下，作如此描写，作者的思想胆识，也就可见了。”（作家出版社本，第二十三页）这话并不算溢美。
然而我们在读《孽海花》时也必须认识到，这部作品毕竟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产物，在思想上自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对清王朝之所以灭亡，对殖民主义者之所以侵略中国，都没有做出正确的答案。特别是他对俄国沙皇时代的虚无党人采取了全盘肯定的态度。这种肯定的态度出自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旧知识分子，我们当然认为难得；但在今天看来，就同我们的观点有很大距离了。作者在书中还写到了日本武士道在那里尽量扩张“大和魂”，主观上虽未予以正面肯定，实际上却起了鼓吹提倡的作用。这种替殖民主义思想张目的内容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在肯定此书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它的缺点所在。
三
一部小说之所以成功，单靠长篇大论的说教是不解决问题的。《孽海花》的作者也已看到了这一点。作者在修改本的《自序》里说道：
……在我的意思……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
正是道中了此书的特点之一。全书虽未写完，但从同治末年写到戊戌政变的前夕，这一段时间里的政治、外交和社会变革，还是比较具体地写了出来的，而且写得相当有艺术性。照我的看法，作者确能用相当经济的笔墨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从人物看，全书以男主角金雯青为中心，作者写出了将近五十个正面和反面的当时在朝在野的官僚知识分子，更写出了一个绘声绘色的女主角傅彩云。此外则上自慈禧太后、清德宗，下至“娼优隶卒”，外至俄国人、日本人、德国人，作者都网罗无遗。从情节看，除以金雯青、傅彩云两人的爱情事件为中心线索外，像中法马尾之战，康梁变法前公羊学派的盛极一时，甲午中日之战和李鸿章的出使议和，慈禧太后和清德宗之间的内部矛盾，孙中山、史坚如等革命党人在广州的活动，都很概括而生动地写入书中。这对于了解近代史实和晚清社会，都有一定的帮助。
正与《儒林外史》相类似，《孽海花》的作者对于清末的那些官僚知识分子也不惜用了大量篇幅来进行尖锐的讽刺。这些官僚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身居显要而伧俗昏聩。他们大都是一些讲考据，讲版本，赏鉴古玩，赋诗作文的“风雅”人物。表面上看去，他们不像《儒林外史》里面的知识分子有市侩气，也不像《官场现形记》里面的官僚有铜臭气，而是有着一种非常“斯文高雅”的风度的大员能吏。可是剖开躯壳去检查一下他们的灵魂，就发现有更本质的东西在。他们讲学问，全不顾国计民生的实际，只是为自己炫鬻标榜。他们自以为学问渊博，见识高明，其实大都是吃饱了无事做的大浑虫。金雯青就是极其典型的例子。这位状元老爷又是外国使节，研究了一辈子历史舆地之学，结果却受了外国人的骗，把国家的疆界划错，白白丧失了八万里土地（第十二和第二十回）。当金雯青在出洋的轮船上，听见西人毕叶谈论俄国虚无党又革沙皇的命时，竟自“大惊失色”，及至听到革命党中还有女子，竟说出“男的还罢了，怎么女人家不谨守闺门，也出来胡闹！”（第十回）的话来。两相映衬，这班封建士大夫昏聩腐朽的神气便跃然纸上了。在这些官僚知识分子“赏鉴古物”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乃是贪得无厌、诛求不已的地主阶级的丑恶本质。第十九回写鱼阳伯为了买官做，竟下绝情坑陷一家孤儿寡母，把一幅王石谷的画硬抢了来送给京城中炙手可热、专门收藏王石谷作品的庄小燕。这就非常形象地说明这一群收藏家实际上不亚于贪酷的大腹贾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他们一脉斯文、揖让从容的神情后面，隐然透出了一股血腥气。这一切，正是作者无情揭露封建统治者狰狞面目的地方。
在《孽海花》里，作者除了写一个俄国女虚无党人夏雅丽曾有一段真挚动人、纯洁无邪的爱情故事之外，其余的男女关系都写得非常暧昧丑恶。最主要的当然是金雯青和傅彩云的事件。作者写金雯青在母亲的热丧中纳妓女傅彩云为妾，然后带她出使外国。在国外，傅曾与外国军官以及外国轮船船主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与金的男仆私通；归国后，傅又与伶人暗中姘度，以致把金气死，傅则终于潜逃。其中作者还穿插了一段近似迷信的情节，说傅彩云是烟台妓女梁新燕转世投胎。梁在生前曾助金成就功名，等金中状元之后，竟背弃前情，把梁抛弃了，梁就自缢而死。所以金在临死时，认为傅是梁新燕投了胎来索命的。前人因此就认为《孽海花》是在宣扬迷信。其实把这件事情归为有因果报应在内纯属无稽之谈，只从事实来看，已足以说明当时的官僚地主无非是拿一些青春少女当玩物。高兴时奉若神明，兴尽时置之脑后。梁新燕的悲剧正是敫桂英、杜十娘故事的继续。所不同的是，在晚清的社会里，傅彩云不再甘心做男子的玩物，她也翻转来玩弄金雯青了。当然，作者对傅彩云也是加以批判的，因为傅所追求的并非纯洁的爱情而是淫荡的色欲。但傅之所以一心追求纵欲生活，却是由于她的社会地位和环境习染所造成，换句话说，她的堕落是要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负责的。与此相映照，《孽海花》里还写了不少官僚名士通仆妇、挟男妓的罪行和丑态，这使我们看到那群自命风雅的文人墨客和达官显宦，骨子里都是卑劣透顶的秽浊东西。相形之下，傅彩云的放荡行为还算比较光明磊落的了。然而做丈夫的在外面狎妓宿娼或者往家里讨姨太太就名正言顺，朋友们还可以赋诗送礼来道贺祝颂；而妻妾一有外遇就成为大逆不道的行为。这正是男性中心社会的真实写照。而傅彩云恰好就在这一点上给金雯青以相当沉重的反击。金雯青的死说明封建礼教的制约力量已经完全失效了。
作者在第二十六、二十七两回书中还写了光绪帝和宝妃（即珍妃）爱情不自由的故事。这正反映了专制的淫威和帝王的苦闷。作者在描写中是非常同情光绪帝的。其所以同情正是为了更严正地鞭挞、斥责慈禧太后。作者是用反衬的讽刺笔法来刻画这个反动透顶的女统治者的。作者借宝妃的口说：“老佛爷实在太操心了！面子上算归了政，底子里哪一件事肯让万岁爷做一点主儿呢！现在索性管到咱们床上来了。”试想，身为皇帝，连爱一个女子的自由都没有，还谈什么国家大政！这正是作者有意在用“因小见大”“洞烛几微”的手法来说明封建王朝即将崩溃的曲笔。
《孽海花》在结构方面，不仅吸取了《儒林外史》的长处，形成了“连环短篇”；在表现手法上，还竭力走《红楼梦》的路数。作者对一些暧昧情节，从不用正面揭露的手法戳穿，而只是用旁敲侧击或前呼后应的方法，以及各种间接交代的伏笔、衬笔，由浅入深地把事实勾勒出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这样就更使读者对书中人物加强了鄙夷和憎恶。这正是《红楼梦》的手法。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因受了西洋小说的影响，力求脱开章回小说的俗套。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竟用了带有我国民族传统色彩的描写手法去写外国人物，如书中的女虚无党人夏雅丽、德后飞蝶丽以及瓦德西、克兰斯等，都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貌。这不能不说是当时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崭新的尝试。可惜这种写法仅仅“昙花一现”便中断了，没有引起当时和后来的人应有的注意。
总之，《孽海花》在晚清小说中应给予合理的评价和比较突出的地位。这里我只不过是粗浅地介绍一下，聊供读者参考而已。
一九五七年六月初稿
九月上旬改写
一九八一年二月重订
附记 “文化大革命”前夕，康生唆使某些人对《孽海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有些同志并因此而受到牵累。今天重读拙文，认为所论尚能自圆其说，不为无理。故复收入《漫稿》，也算“立此存照”吧。
一九八一年二月作者附记
[1]据袁鸿寿先生谈：“金松岑为吴江同里镇人，寓苏州濂溪坊。尝语予云：‘《孽海花》头四回，完全是我写的。’后因事停笔，曾孟朴见而悦之。金遂以全书构想及前四回手稿授曾。”又云：“金为人执拗，乡人称之为‘金皇帝’。章太炎晚年寓苏州锦帆路，与金初甚相得，继而相轻，终则互不见面。予尝欲调停之，而双方弟子门户之见甚深，不果。金于解放初病逝于苏州云。”谨志于此，以为治近代文学史者谈助。（1981年加注）
[2]关于曾孟朴的传记材料，主要参考了他儿子曾虚白所写的《曾孟朴先生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