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为了准备讲授马致远的《汉宫秋》杂剧，读了一些有关王昭君的材料，也读到翦伯赞、洁芒和刘知渐三位同志先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感到有些点滴意见，写了这篇札记。不揣谫陋，现在也拿出来请大家指教。
一
关于王昭君的史实，最初见于《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内容十分简单，今具录如下。《元帝纪》云：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向）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原文如此）为阏氏。”（应劭注云：“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待命〕于掖庭，故曰待诏。王樯，王氏女，名樯，字昭君。”文颖注云：“本南郡秭归人也。”）
《匈奴传》云：
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原文如此）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子）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这就是《汉书》里面有关王昭君的全部材料。《元帝纪》里面的诏书，东汉末年的荀悦还把它改写入《汉纪》。应劭、文颖都是东汉人。从应劭注中可以知道王昭君是“郡国”所献之女，未被元帝“御见”而待命于掖庭。从文颖注中则可以知道王昭君的原籍。材料虽极可贵，但仍嫌过于简单。
根据以上这些材料，我们有理由说，关于王昭君的史实，直到东汉末年，只不过是这个样子。到了刘宋王朝，范晔撰写《后汉书》，才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了王昭君的事迹：
知牙师（按：即《汉书》所说的伊屠智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影）裴回（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范书写定时去西汉已久，中间历东汉、三国、两晋，相距逾四百年。东汉人所不能详言的事，范晔反能娓娓陈述，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根据我的印象，范书晚出，其叙事颇采民间广泛流传的琐闻轶事。从另一方面看，这未始不是它的长处；但从“信史”的要求出发，这段史料的可信程度就要大打折扣。刘知幾在《史通·采撰篇》中就曾对范晔这种修史的做法提出过较严厉的批评：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惭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按：王乔、左慈事，皆见于《后汉书·方术传》）
其实除王乔、左慈的故事外，范书广收民间传说入史的例证还不少，如严光、范式等人的故事，都近于小说家言。这里姑不详论。至于《南匈奴传》里的这段材料，当然范晔必有所本；但照我看，已经是吸收了民间传说的结果，像文学描写而不像历史实录，带有浓厚的想象虚构成分了。如“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云云，或从应劭的注文发展而来；而“丰容靓饰”的一段描绘，更是文艺味十足，为后世歌咏昭君的篇什开启了无数法门。而王昭君之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亦即从《后汉书》开始。
二
然而《后汉书》的寥寥数语，还是远不能令人满足。为什么昭君“入宫数岁”竟“不得见御”呢？为什么她要“积悲怨”，乃至“请掖庭令求行”呢？于是有了《西京杂记》卷上里面的传说：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小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按）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西京杂记》经历代学者考订，已确认为六朝时人的作品。其记王昭君与画工一段瓜葛，或许是好事的士大夫所附会；但我看，出自民间传说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些（下面再谈）。从此昭君故事就愈传愈多，像《琴操》和《乐府古题》所述，内容距原始面目愈远，而且彼此互相矛盾，这里就不一一细谈了。
问题在于：不论《后汉书》也好，《西京杂记》也好，故事叙述者的态度显然对王昭君抱有无限同情，并且为她深感不平。这是为什么？这种同情和不平值不值得肯定？这一层必须搞清楚。
照我看，摆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这种同情和不平是应该而且必须肯定的。理由很简单，西汉和匈奴在当时是敌体的两个政权，即使汉元帝时呼韩邪因匈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而一再入朝于汉，也仍然是两个各自具有统治政权的独立王朝而不是一个统一政权中的两个民族。以王昭君一个弱女子而竟担荷了两个敌体政权之间的和亲重任，远嫁异域，这一事情本身就值得同情。纵使王昭君是派遣出去的，也已足够了不起，何况她还可能是自动“求行”的。但和亲之举不始于王昭君，何以像《汉书》有明文记载的乌孙公主的和亲故事反没有昭君这样轰轰烈烈，流芳千古？那是因为昭君出身“良家子”，她不是汉朝刘家的贵族，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待诏掖庭的宫女，是一个被压迫、被损害者。因此，为昭君感到不平的思想感情也就产生了。这种同情和不平是有着人民的立场观点在内的。这是针对着西汉最高统治者而对王昭君发出的同情和不平，与匈奴并无关涉。因此根本谈不到什么“屈辱”问题。于是《后汉书》把昭君写成天姿国色：“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可是皇帝事先却一无所知，才有“大惊”“欲留”的行为表现出来。这里面蕴蓄着人民的爱憎和理想：多么可爱的王昭君！多么糊涂的最高统治者！于是，《西京杂记》把罪状加到画工头上。因为画工受贿，才使昭君直到和亲以前都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通过昭君的不肯行贿，就愈益丰富了她的性格和提高了她的品质，使之表现得更为优美。至于毛延寿之类死得冤屈与否固然还可以讨论，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大量向宫女索贿总不是件好事，贪污徇私总是人民最痛恨的。因此产生置他们于死地的情节，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这两种叙述为什么对汉元帝都不作正面批判？这也许是由于故事叙述者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对封建皇权以及皇帝本人有所顾虑和保留。不过两个故事都肯定元帝“重信于外国”，那主要是因为王昭君到匈奴去确使双方人民有好处。对于民族团结也确乎起了好作用。从来没有人抹杀、否定这一点。
三
由于王昭君不属于刘家贵族，只是一个普通的待诏掖庭的身份卑微的宫女，因而更多地为人民所歌颂，所同情，所不平，这一点很值得注意。班固在《汉书·西域传》里记乌孙公主的事迹要比在《匈奴传》里记昭君的事迹详细生动得多：
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
可是就在封建社会，班固的这段记载除了少数士大夫还偶然提及，一般人，特别是民间众口相传，却极少引起注意。大家并不很关心那位细君公主的命运。而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词》的序文，就更带启发性：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按，指司马昭）讳改焉。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昭明文选》卷二十七）
王昭君与琵琶有着不解之缘，这好像本是天经地义。其实昭君与琵琶并无任何关系，有关系的是那位细君公主。石崇只是“想当然耳”，硬把“琵琶马上作乐”的传说强加在昭君的头上。从此众口相传，琵琶竟为昭君所专享，谁也不提起那位细君公主的故事和歌词了，尽管班固所记录的那首骚体歌词绝对不逊于石崇所写的比较词费的《王明君词》。是不是可以说，石崇的意见便“一言九鼎”，再也更改不得，以致连后世的人都得跟着石崇跑呢？不可以。因为把琵琶的所有权由细君公主转移到王昭君名下，虽说由石崇“始作俑”，但如果广大人民群众对王昭君没有兴趣，那么石崇的意见纵好，也终必不为人注意。要知道一个传说所以能在民间广泛流行，主要是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个人的作用不宜估计太高。班固对细君公主的详尽描述对于另一故事的流传，不依然是无能为力的嘛！王昭君故事之所以家喻户晓，泽久流长，这绝对不是少数封建知识分子所能搞得出来的局面。
四
王昭君出塞和亲是好事。后世诗人描写她却不免把她写得悲怨愁苦，“哭哭啼啼”。这算不算歪曲了正面人物形象，甚或应该加以“反动”的罪名呢？我看还要从长计议。
古人说：“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我国是长期封建社会，又是以农立国的，土地私有制使人们养成了安土重迁的风俗习尚。从秦汉到唐宋，人们总把出塞远行看作大事、难事，甚至苦事。即以汉武帝遣嫁乌孙的两个公主而论，第一个细君公主的父亲江都王刘建，是以淫暴自杀的。汉遣公主和亲时，江都国除已十四五年。第二个解忧公主的祖父楚王刘戊，已在汉景帝三年因谋反伏诛。这两个公主虽名为贵族，实则已是罪人的后裔，在皇族中已失去了高贵的等级地位。至于王昭君的身份则尤其卑微不足道。这充分可以说明，汉王朝的统治者是不肯把身份高贵、真正出于帝裔嫡系的女子远嫁出去的。至于被遣嫁者本人，即使是她自动请行，而当她在远离父母之邦的时候，也难免有所系恋，引起凄恻缠绵的故国之思。在封建社会，连统治阶级中有较高社会地位和优越文化教养的男子，尚且不免对出塞远行感到思想矛盾，情绪波动；何况那个时代的一个并无社会地位和独立自由的孤弱女子！更不要说她明知一去之后，再回来的希望已非常渺茫了。然则我们却要求王昭君在去往匈奴时和到匈奴之后，内心竟毫无矛盾斗争；要求封建社会的诗人在作品中把王昭君塑造成一个具有大心胸、大见识的女子，这未免有点脱离实际吧！
有的文章说：“……应该看到她对匈奴和亲是有一定认识的。固然，我们不必把她的认识故意抬高，……然而她认识到匈奴和亲是一件有益于国家民族，能够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安宁的好事，……这却是可以肯定的。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在临行的宴会上她为何能那样‘丰容靓饰’！”（1961年4月19日《光明日报》：《在艺术形象上还王昭君本来面目》）单凭昭君在临行的宴会上“丰容靓饰”就断定她有这样的认识，并肯定地说她必须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形象，说服力似乎不够强。前面谈到，《后汉书》的描写是否可信已可怀疑；即令确凿可信，也未必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试想，在这样盛大隆重的宴会上，即将远嫁的王昭君纵有内心矛盾，她能乱头粗服地出场嘛！纵使她不想化妆美容，恐怕也由不得她自己吧。正因为她表面上“丰容靓饰”而内心却未必平静无事，我们古代许多杰出的诗人（如杜甫、王安石）才各自从不同角度试图探抉她的灵魂深处，而同时却又对这个女性形象进行大力揄扬和表示十分同情，这正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们一看到古人写昭君悲怨愁苦就一概加以否定，那恐怕只有按照今人意图写出来的作品才不致受到批判了。
当然这也不应一概而论。我们必须坚持对不同作家的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原则。我们更必须承认，有些咏昭君的诗词确乎反映了大民族主义思想或宣扬封建奴才道德观念。可是我看到有的文章为了突出强调王昭君的有功于民族团结，却对古代绝大多数诗人有笼统地责备之、一股脑儿批判之的趋势。即如杜甫的《咏怀古迹》，我看就不能轻易加以否定。即使把它归类为“基本上都是同情王昭君个人，而没有把王昭君的悲剧命运和历史联系起来，社会意义是不大的”（1961年5月7日《光明日报》：《关于〈汉宫秋〉的评价问题》），也不够公允。我们且看这首诗：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一二两句虽从“古迹”谈起，实点明昭君是“民间良家子”出身。第三句写她生离祖国的京师，远嫁单于；第四句写她终老异域，没有回来。从这两句形象极为鲜明的描写，我们不难看出杜甫对昭君有着深厚的同情，而且也寄托了诗人自己的故国之思和身世之感。五六两句表面上虽写昭君，实对西汉最高统治者深表不满。“画图”句固然讽刺皇帝的昏聩糊涂，所谓“省识”正是“不省”的反语（此用浦起龙《读杜心解》之说，金圣叹《杜诗解》释“省”为“省略”之义，则是从正面说，意思是一样的）；而第六句写得尤为深刻有力。诗人的意思是说，昭君是眷爱祖国的，死后魂魄也要在月夜归来。可是皇帝是昏瞀无情的，她的魂魄归来以后将向谁倾诉呢？谁又是她的知音呢？所以才用了“空归”字样。只有这样讲，末句的“怨恨”才有着落。这也正是王安石《明妃曲》所谓“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和“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数语所自出。不过王安石写得更愤激尖锐，杜甫说得比较含蓄深刻罢了。然而有的文章却仅仅肯定王安石，而对杜甫则冷漠视之，甚至把诗人所深刻描绘的昭君爱国之忱曲解为她对汉元帝个人的眷恋，把这句诗讲成“带着原来的环珮，回到她的‘亲爱的’皇帝的身边”，这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心服吧。
关于古人歌咏昭君的诗词，我的意见到此为止。不可能按照《青冢志》之类的书籍逐篇地对古人作品加以品评。不过刘知渐同志指出元人虞集的《题昭君出塞图》不宜肯定，我是同意的。因为撇开具体历史条件和作家的阶级立场，来悬空谈其“胸怀眼界超众”，从而把他站在汉奸士大夫立场写的诗算作“正面宣扬民族友好思想”的作品，是容易出毛病的。那甚至连岳飞的《满江红》也有导致被否定的危险。
五
关于《汉宫秋》，刘知渐同志的文章已谈了很多，我不想深谈。我以为，马致远的《汉宫秋》是有较多的爱国思想的，这与他本人做过元朝的官并无直接联系。
《汉宫秋》的取材固然根据历代相传的昭君故事，但出入是很大的。简括言之，约有四端：一、汉元帝时匈奴因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剧烈，已由强转弱。而《汉宫秋》则把匈奴写得十分强盛，汉朝反而衰微软弱，这也许从石崇《明君词》序言中“匈奴盛”一语敷衍而成，但更主要的显然是以当时实际的元王朝作为蓝本的。二、毛延寿不仅是贪污分子，而且被刻画成汉奸，这也与《西京杂记》不同。这一改动，显然也是马致远在民族矛盾尖锐时对女真、南宋的投降分子表示愤恨而加以谴责的具体表现。三、王昭君在未出国境时投水而死。这是受吴兢《乐府古题》记昭君“仰药而死”的情节启发而重新创造的。这一情节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应看作昭君对祖国忠贞不贰、对匈奴宁死不屈的表现，不宜给她扣以“封建专制主义最驯服的奴才”的帽子。四、情节上最大的变动是汉元帝在与匈奴和亲以前同王昭君发生了爱情。我以为，这一情节实际上是把昭君与元帝之间的矛盾给冲淡、调和了，把《后汉书》上昭君“数岁”“积悲怨”的事实硬给弥缝上了，确是全剧严重局限所在。
元代杂剧中描绘汉族皇帝多带粉饰美化成分，《汉宫秋》如此，《梧桐雨》亦然。这当然可以解释为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人民群众由于思念故国，因而对汉族皇帝不免回护偏爱。但是，从人民立场看问题，过于美化皇帝，甚至把缺点说成优点，总是不对的。
汉元帝用画图征歌选色，是荒淫无道；一任毛延寿索贿，是昏庸腐朽。可是马致远把火力集中到毛延寿身上，轻轻放过了汉元帝，进而还把荒淫昏聩的皇帝写成风流情种，此可批判者一。汉元帝骂文臣武将固然痛快，可是剧本中通过最高统治者的口来骂他们，恰好意味着皇帝的头脑还清楚。这实际上是作者替皇帝开脱。可批判者二。杂剧第四折写汉元帝对着残灯孤雁大为思念王昭君，充满感伤情调，很不健康，而作者却把这种没落阶级的情调当作正面的思想感情来宣扬，可批判者三。我不大同意这样的说法：“也还有千千万万的丈夫，像剧中的汉元帝一样失掉妻子而失声痛哭。”因为汉元帝的伤心痛哭并不太像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
因此我觉得，《汉宫秋》的严重缺点在于强烈地美化汉族皇帝，在于突出了民族矛盾而忽略了皇帝的阶级本质，在于抹杀或冲淡王昭君和亲以前的“积悲怨”，而不在于宣扬大民族主义和驯服的封建奴才道德。
六
最后谈两句关于塑造新的王昭君艺术形象的话。把她写成文成公主式的人物，如果对今天民族团结有好处，我没有意见；但顾虑艺术效果是否会好。如果说“在艺术形象上还王昭君的本来面目”，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形象才是王昭君的本来面目。《汉书》里的王昭君根本没有形象，更谈不到“面目”。《后汉书》和《西京杂记》里的王昭君，是有“积悲怨”的一面的。这种“积悲怨”的思想感情是否在决定和亲以后就会完全消失，甚至于她的自动“求行”有类于我们今天志愿报名申请去北大荒搞生产，我表示怀疑。反正我觉得，凡是简单地把王昭君写得“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绝非她的“本来面目”。
附记 此文写于1961年5月，距今已二十年。但这个问题在目前学术界并未得出一致结论，我也就不顾“炒冷饭”之嫌，附编在这本小书里了。
一九八一年一月校订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