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17时，俞辛焞来电话告我，吴廷璆先生3个小时以前仙逝，我当即啼泣成声，难以抑制的悲痛。

吴先生是1949年初冬由武汉大学来南开的，他得到武汉军管会文教部长潘梓年同意，北上北京，与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面商，决定来南开任教，从此吴先生在南开园生活了54个春秋，南开记下了他的功绩和足迹。

吴先生是我尊敬的师长，又是一起共事的同事。我们一起参加了校内外数不清的各种会议和各种活动，一起商议历史系的各项工作，一起参加历次的政治运动，一起去盐山参加“四清”一年。在盐山，吴先生住在南隅，我住在西隅，都在县城内，我常看望吴先生，他很乐观。“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被内定为“黑帮”,成了“牛鬼蛇神”,这是当时一位领导到系里宣布的。吴先生仗义执言，找那人说“魏宏运不是那样的人”。后来他也成为“敌人”,我们都被抄家，饱受种种灾难。“四人帮”垮台后，我们去北京开会，人民出版社邀请部分人座谈，我们一起去了，见到千家驹、吴于廑等，彼此相互握手，不约而同地说：“我们都是幸存者。”后来，中文系为叶嘉莹向范曾求画，也是吴先生、郑老(郑天挺)和我联名给范曾写信，范曾见信慨然应允。历史将我和吴先生安排在一起，成为忘年莫逆之交。

每一个人的品格都是从其所参与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别人了解他主要是从其所从事的社会活动中的言和行来了解的。吴先生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和见证人，在93个漫长又短暂的岁月中，有着丰富的阅历，也有着异于寻常的表现，他既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学者，他的一生充满着时代的烙印，有挫折也有喜悦。

20世纪20年代，吴先生就读于北京大学。那时，他就是一位向往民主，充满崇高理想的青年。他曾讲过，杨沫《青春之歌》一书中有他的形象。这不是戏言，也不是自我标榜，当时他和千家驹、卞之琳很要好，3人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议论救国之道。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心甚为迫切，不满国民党误国政策。他们3人都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举国震惊，北京大学组织南下示威团，到了南京。吴先生积极参加并遭逮捕，他并未因此气馁，反而更认识到前进道路上有艰难险阻，决心充实自己，勇往直前。在范文澜资助下，获得机会，东渡日本，就读京都帝大。1936年回国后任教国立山东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他立即投笔从戎，投奔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经叶剑英介绍，径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接待，安排在八路军总部敌工科，和张香山等人共事。1939年他的一名不太熟悉的学生出了事，胡乱供认吴是他的后台，周围的人开始对他疏远起来，有人还监视他，他申辩无门，决定离开部队。到了西安，在王捷三主持的陕西省教育厅工作，和陕西教育界人士李瘦枝、亢心栽、武伯纶等交往甚密。当他的生活刚刚稳定，意外得知范文澜被捕。抗战初期，范先任教河南大学，后任第5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兼豫南特派员，这个组织被国民党强令解散，范先生遂至竹沟，在那里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奔赴延安途中，被国民党逮捕，投入西安集中营。该集中营设于西安城门附近，为掩人耳目，叫什么“战干团”。中共地下组织展开了营救活动。吴先生也托人，多方斡旋，奔走营救。他的行动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指令他到重庆“中训团”受训，他设法逃脱了这一灾难，跑到四川，任教于四川大学。这一决定，影响了他以后的大半生。他先后在几所著名大学执教，并得以和大后方的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和来往，和叶笃义、邓初民、许德珩等人的友情就是这时建立起来的。国事日非的现实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使他参与民主同盟的建立，他把自己融入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流中。每当谈及这一经历，他都感到很自豪，他说那时他很希望能重新找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了武汉大学，始终和学生爱国运动在一起，他曾写了两三篇论述民主运动的文章，曾展示给我，只是年代久远，已记不清发表在什么刊物上。

新中国成立那天，他刚刚40岁，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已是众望所归，到了天津立即担负起许多重任，如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年任总务长，后又任职科研处，参与全校的规划和建设，在校外担任天津史学会会长，《历史教学》总编，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地方到全国性团体的职务越来越多，忙得不可开交。但无论多忙，从不拒绝就教于他的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成立了理论学习小组，负责全校的理论学习。这一组织就是由吴先生、陈舜礼、张士英组织的。曾请艾思奇等著名学者来校讲社会发展史，他们常去北京听报告，然后回校传达。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和电脑，全凭手记，吴先生有速记才能，他的笔记细致入微，字又写得清秀，传达起来从不走样。

吴先生最大的长处之一是和社会联系密切，他总是把自己所得的知识及信息传给南开，特别是传给历史系的师生分享，他参加抗美援朝访问团，到了最前线，回国后，多次述说前线的情况，感人至深。他到前苏联、波兰和当时民主德国访问，归国后，把自己所见所闻，详尽地介绍给南开人。

吴先生主讲的课程有中国近代史、日本史、印度史、亚洲史。还和王赣愚、滕维藻合作，讲授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讲课的特点是绪论特长，一讲就是好几个星期，那是他要把有关这一课题的知识，包罗进去，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学到课本上难以尽述的学问。他极为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对学生要求严格，不管本科生还是博士生的论文，他总是逐字逐句地改。吴先生是一位严师，蒙他教育的学生无不受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返校必登门问候。记得1950年底，吴先生领着我们八九位同学到北京东厂胡同见范文澜，聆听教诲。范老讲求学之道，一定要有坐冷板凳精神，至今我仍铭记在心。吴先生爱护青年，提拔青年的事，不胜枚举。青年人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他总是鼎力相助。

应该特别一提的是，他为了我国的文化事业和历史科学的发展，几十年来，把自己的心血倾注于《历史教学》这一刊物，他筹划刊物的方向和内容，经常组织编委讨论普及与提高、历史与现实诸问题。他和先后任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的梁寒冰、王金鼎经常商议刊物的地位。因为他和市委书记吴砚农是同学，常把吴的意见传达给大学，他写信向国内著名的学者约稿，有的聘请为编委，他自己到北京，争取教育部领导的支持。他制定出集体审稿制度，以保证质量，这就使这一刊物在20世纪60年代时，发行5万多份，蜚声海内外。

吴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是《吴廷璆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主编的《日本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卷》的亚洲史。学界公认他是新中国亚洲史和日本史的奠基者之一。公正地讲，没有吴廷璆先生的开创和声望，就没有南开日本研究院现在这个样子，南开日本史的研究声望是和吴廷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吴先生走了，其事业是永存的。

原载《南开大学报》,2003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