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互联网时代的确塑造了每个人的“数字身份”，而他们在互联网中也确实创造出了可以被认为是“数字灵魂”的数字足迹。但同时，也要避免技术对人的存在的遮蔽，对数字来世进行适度的规范与引导。任何“与逝者交流”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无法取代人在面对死亡时的积极调适能力。数字身份或数字足迹不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完全僭越人的存在的自然状态来展现人的存在，可能永远无法走出心灵的困境，而只能陷入技术想象的枷锁之中。
作者：韩伟，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摘自：《东南学术》2025年第4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11期
伴随着人类生活日益数字化，由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驱动的“与逝者交流”现象正在将传统视为禁忌的死亡话题带出坟墓。在数字时代，现代科技正在取代“灵媒”成为沟通生者与逝者的重要中介。这项技术得以实现的原理在于，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全面整合逝者生前的数字足迹和数字遗产，创建一个替代逝者的“数字副本”，使其能与生者交流和对话，从而达到一种“数字来世”的效果。本文在介绍“与逝者交流”人工智能技术的现状及其应用基础上，重点探讨该技术所引发的若干伦理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倡议，以减少此类人工智能技术被滥用的风险。
“与逝者交流”人工智能技术的探讨及其应用
任何人终将死去，期望来世是人类对抗死亡焦虑的固有倾向。在数字化背景下，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命状态”的开始。
在数字时代，由于人的记忆和行为是“即时存档”的，互联网记录的全面性、录音的保真性、图像的可视性使得创建一个延续死后存在的“数字副本”成为可能。实现“与逝者交流”的关键是，只要生者同意将逝者的邮件、语音资料、社交媒体发文、搜索历史、购物记录等数字足迹加以收集和运行，并创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逝者模型，那么这些去世的人便能与在世的人交流互动，这从效果上来讲相当于实现了数字来世。
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人类数字足迹的永久保存、全面增强人机智能交互的应用来看，数字来世确实已经走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虽然只是雏形，但“与逝者交流”的人工智能正在朝着更加微妙和更加精确化的方向发展。从当前研发趋势看，“与逝者交流”的人工智能正逐步实现从“单向（静态）不朽”到“双向（动态）不朽”的转变。其中，前者是指逝者的数据能够公开或保留给后代，但逝者的数据本身不会发生改变，人们可以通过数字纪念馆、数字档案、虚拟日记、社交媒体等数字化中介方式来访问逝者；后者则是指逝者的数据在技术整合之后可用于通信，并能在人机交互中获得进化，实现双向对话。此时，人们便有望同智能的、有情感的、有意识的逝者思维克隆人进行互动。
不过，能够上传逝者的思维意识、能够完美替代逝者的聊天机器人暂未实现，当下较为成功的应用案例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虚拟逝者进行人机交互。换言之，尽管大量初创科技企业都宣称数字来世计划不仅可以让生者与死者进行持续的互动，而且有能力让生者体验逝者“持续存在的感觉”，但这种互动或体验都是基于逝者生前的数字信息进行的，它的本质是固态的、静止的和机械的，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时对话。
“与逝者交流”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争议
从前，死亡是可怕的自然厄运，现在，对死亡的恐惧至少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有所化解。“如何面对死亡？”这一死亡哲学的持久争论似乎在数字时代更加直观与鲜明。
（一）“与逝者交流”能否有效减缓悲伤
世界上众多生死叙事都述说着亲人逝去难以抑制的痛苦与悲伤。为了寻求治愈的方法，支持这项技术的人认为，使用数字技术增强生者与逝者的“沟通”有助于人们缓解丧亲之痛并寻找到有效的社会支持。对许多丧亲者而言，与逝者建立一种想象关系本身是高度治疗性的。特别是社会加速与现代压力催生了许多猝死现象，亲人的骤然离开令人们难以接受，对那些毫无面对死亡的准备的人来说，可能会因为他们的亲人永远生活在数字宇宙中而获得情感上的慰藉。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与逝者对话”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否缓解悲伤提出了质疑。生命本身的“必逝”和“有朽”表明，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都会经历一个重要他人的死亡，悲伤对所有人来说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如果人们拒绝承认这一点，并试图通过“与逝者交流”的人工智能达到某种妥协，那么这种病态的解决方式极有可能会延长悲伤的过程。
（二）数字鸿沟是否会加剧数字死亡不平等
在数字来世的前景中，数字死亡不平等问题备受关注。尽管人们曾认为数字革命将有望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然而现实却是，“绝大多数人口，无论是日薪劳动者还是旅行者，在数字化转型的广泛浪潮中大多无能为力。这些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自己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竞争的弱势地位，而富人则因技术进步带来的赋权而变得更加富有”。这表明，人们在生前因为社会或经济的弱势地位所导致的死亡不平等，在死后还可能因为宽带接入不足、识字率低、技术教育匮乏、数字足迹稀少等原因继续扩大。
数字革命并没有为每个人提供相同的拥有数字来世的机会，虚拟空间中的死亡不平等依然广泛而持久。对于名人来说，数字来世可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名人们提供了更多维度的“永生”方式，例如建立数字纪念馆，在元宇宙中拥有自己的空间，或者创造虚拟形象。在现实中名人的“永生”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应用，比如为了能让观众再次与逝去的名人互动，人工智能技术再现了已故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舞台表演。但这一做法也面临伦理挑战：虚拟逝者不会疲倦，更不需要支付工资，那么它究竟是致敬了逝者还是剥削了已故的名人？数字复活是否会导致对名人角色的滥用？
（三）数字遗产是否应当赋予道德地位
数字遗产是人工智能实现“与逝者交流”的核心要素，而是否要将这些数据纳入道德范围内，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正如思想、精神、气质意味着人在生物人格方面的特殊性，数字遗产也承载着逝者生前的全部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生物人格的复制品，是实现数字人格的关键。支持数字遗产具有道德地位的学者认为，从“关系式的道德解释学范式”来看，某个对象的道德地位不产生于实体，一旦人与该对象存在“交互性关系”，就需要思考它的道德地位问题。因此，我们有责任保护逝者及其数字遗产，把他们放到社会生活的道德关系和法律关系中。
但也有学者认为，尊重逝者的数字遗产并不意味着要把它视为道德对象。我们在道德上有保护逝者数字遗产的义务，但不能等价于这些分离出的数据能够实体化为独特的、完整的对象存在。这些数字遗产可以被复制、修改、删除，其存在形式是动态的，不具备实体所具有的固有属性。加之逝者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许多信息是无聊的和残缺的，互联网的升级可能随时导致旧站点的消失。因此，要求人们赋予这些残缺的数字遗产以道德地位是不合适的，它不具备完整性的对象意义。
（四）数字足迹访问的隐私与滥用问题
在数字来世中，逝者的隐私问题突出体现为对其生前数字足迹的访问与管理。当前逝者数字信息的保存现状是在线存储，且通常是由各种各样的商业平台或应用程序作为媒介，数字足迹的管理赋予了这些数字服务供应商极大的权力。如果说人在活着的时候对自己的数据信息拥有专属的、排他的管理权，那么其死后，这种权利通常会转移给数字服务的供应商，且无法转移继承。
管理权限无法转移可能导致逝者的隐私泄露或被交易的风险。众所周知，逝者的数字足迹由他生前在社交媒体或应用程序上的活跃记录构成，一些数据记录可能涉及逝者的基本权利保护，如通信秘密、形象和名誉；而另外一些数据记录则包含由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创作品，如电子书籍、美术摄影或视频作品。当技术产品主要是由商业利润来驱动时，数字足迹的隐私和滥用问题变得非常突出。
面向数字来世的死亡理解与互动反思
在数字时代，如何看待与承受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失去，于人的存在而言至关重要。关注数字来世的问题，不应该以简单的“好”或者“坏”来评价这种跨越生死的对话，毕竟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数字化，数字足迹也越来越多，我们怀念离世所爱之人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在时空再现关系中重新理解死亡
死亡不是关系的绝对终结，无处不在的数字空间和不断进步的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生者与逝者之间的互动方式。无论是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数字哀悼，还是基于逝者数字足迹创建的聊天机器人，它们都影响了现代社会对死亡概念的理解。数字来世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远隔，“僭越”了自然的、物理的秩序，它通过再现历史时空触动人的情感或感官，进而唤起人关于逝者的时空想象。在此背景下，人们可以聆听逝者的生平叙述，与逝者对话，表达悲伤、遗憾或思念，这无形中扩大了人们对与死亡相关的悼念仪式、互动方式的文化理解。
在存在主义看来，死亡不等于存在的丧失，存在的丧失只是说明死亡是此在之终结；绝对时空背景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彻底的虚无，它又以事物间关系的另一种形式存在着。数字来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方式，让我们可以通过想象与数字化的“逝者”建立联系。记忆是影响关系重构的重要因素，如果逝者机器人的准回忆与逝者的经历是一个东西，那么对生者来说，他可以根据心理上的相互联系与逝者机器人建立一种关系。这说明死亡不是中断生者对逝者建立想象关系的障碍，心理联系可以在亲人死亡后继续存在。
（二）接纳悲伤作为一种积极反应
从死亡哲学角度看，悲伤并不是被动的应激痛苦，悲伤是人们对丧亲之痛所带来诸种精神挑战的积极回应，是一种自我重构。悲伤是人们面对生活中重要他人逝去时所做出的自然反应，是人们处理纽带关系断裂的自然过程，当人们错误地将悲伤视为是需要克服的情绪时，会使心理重建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悲伤并不意味着切断联系，而是重新定义了纽带对丧亲者的意义。生者以语言或非语言的行动方式来表达悲伤的过程，也是以多样化的形式重新安置逝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位置的过程。
我们不应当以对技术的依恋为代价，放弃积极应对悲伤的努力。悲伤不仅仅是情绪的调整，还包括自信的恢复以及角色身份的重新分配；也不仅仅是行动上的改变，还包括对生活意义的创造以重新适应新的现实。因此，将悲伤描述为对人的意志与能力的打击是误导性的，悲伤总是交织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叙事中，允许自己悲伤意味着要努力超越痛苦并在痛苦中找到意义，平衡和接纳身份角色的改变，开启一段崭新的生活。
（三）扩展虚拟葬礼与在线哀悼的意义
葬礼和哀悼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仪式之一，是与逝者交流的重要方法。葬礼不仅为人们提供一个正式场合表达对逝者的尊重和哀悼之情，回顾他们的生平，纪念他们的贡献，还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将某种文化价值观传递给后代。在数字时代，悼念仪式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个性化和公共化，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葬礼与哀悼突破了传统在殡仪馆或墓地的社会和文化的限制，也不再限于熟人团体，人们可以在数字纪念馆或虚拟墓地中会面，彼此分享对逝者的哀思与纪念，重新建立与逝者的交流关系。这无形之中促进了社会沟通，并扩大了与逝者交流的社会集体性。
虚拟葬礼或在线哀悼作为传统葬礼习俗的一种替代性方案，它不仅从实践上根本改变了人们的悼念方式，而且还有助于缓解个体焦虑和内疚，增强社会联系感和团结感。在虚拟世界中，人们与逝者虚拟角色以及其他悼念者的双向互动能够获得社会支持感，进而引发新的意义建构。这种新的意义建构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个体在参与集体哀悼仪式时，重新审视自己与逝者、与群体的关系，从而重塑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过程。
（四）健全技术开发的风险防范
数字来世的确为人死后继续以数字方式存在提供了难以想象的多样化机会，与此同时，也对创建这种死后“数字副本”的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生者与逝者持续联系，需要重视逝者的隐私信息安全。在政策层面，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数字遗产管理法律法规，明确数字遗产的继承方式、分配方式和管理权限，保障数字遗产的平等保护；在技术层面，应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管，明确数字平台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共享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社会层面，应尽快推动数字素养教育，培养数据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公民对数字遗产的认知和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创建扮演逝者的聊天机器人，要警惕技术所提供的生者与逝者之间人机交互的真实感。一些研究发现，大多数用户并不认为聊天机器人是由算法控制的自动通信，而是人类。这可能导致人类对聊天机器人产生一定程度的情感依附，这对于一些难以应对丧亲体验的人来说，危害后果会更加严峻。生者对聊天机器人产生过度信任，可能导致生者处于“指令链”中，而且机器人所具备的监视功能也为人的生活带来极大挑战。
结语
面向基于数字来世跨越坟墓的对话与互动，既要超越对技术异化的流俗理解，又要从存在维度对人与技术的本质关系加以洞察和澄清。显然，完全反对或拒绝技术的做法是不理智的。从文明的角度看，互联网时代的确塑造了每个人的“数字身份”，而他们在互联网中也确实创造出了可以被认为是“数字灵魂”的数字足迹。但同时，也要避免技术对人的存在的遮蔽，对数字来世进行适度的规范与引导。任何“与逝者交流”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无法取代人在面对死亡时的积极调适能力。事实上，无助感和脆弱感会贯穿人的一生，死亡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生存处境。数字身份或数字足迹不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完全僭越人的存在的自然状态来展现人的存在，可能永远无法走出心灵的困境，而只能陷入技术想象的枷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