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当代视觉转向语境下，视听影像既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而存在，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内嵌于社会系统，成为大众文化场域的显性载体，给文化生态与社会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就影像传播发展历程与生存现状而言，由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加持的视听影像传播比文字传播发展势头更强劲。审慎观察，视听影像传播在大众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经济效益实现与增长、信息传收便捷与多元等向度上具有正向效用，但其亦带来异化用户、稀释理性，甚而违规侵权的消极影响。有鉴于此，针对不当或不良视听传播提出有效的治理策略对视听产品创制、行业有序进步不无裨益。

关键词：视听影像传播；大众文化场域；“互联网+”；  显性转向；治理构想

信息传播是人类社会得以交流、发展与延续文明的一种行为；媒介是一切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基础工具，也是人认识、反映、再现和建构客观世界的主要依据。近年来，视听影像因技术的更新迭代而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并给整个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带来巨大影响。尤其在数字技术加速更新与“互联网+”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视听影像传播不仅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而存在，更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内嵌于社会系统，成为大众文化场域中比文字传播发展势头更强劲的显性载体。在某种意义上，视听影像传播的显性转向在后现代数字媒介背景下已成不争的事实。理解媒介生态环境现状，追溯其历史演变，体会、认可其当代内涵乃至其正面、负面影响，并从学理角度探讨其负面效应的可行性治理策略，无疑于视听产品创制、行业有序进步不无裨益。

“泛视听”认知与传播导向

 媒介形态的发展演变史可谓一部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史。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把握总需要借一定形态的媒介来实现，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思维相契合的特征。从原初以视觉符号系统为主的传播形态转向语言文字，并在一个漫长时期内由其主导，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从朴素“再现”转向基于理性思维的“认识-表现”。机械复制时代，光电技术的发明及摄影机的出现开创了以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视觉影像符号为主导的媒介传播形态；这是继语言文字转向后的第二次媒介变革，现代性的视觉符号传播因更接近人类的自然认知与视觉原理，能够表现人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流动影像而成为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真实社会的主要途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世界图像时代》里曾说：“当理解世界图像时，从本质上讲，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图像，而是作为图景被感知和把握的世界。”^［1］随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问世，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掌握从“认识-表现”论转向“认识-建构”论，即人们所生活的世界及所经历的社会真实皆由语言所建构与塑造。汲取了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理论滋养的媒介环境学，强调媒介并非仅仅是信息传递的通道或工具，其技术特性本身就在重塑人类的感知方式、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认为“媒介即是讯息”，^［2］33也即媒介形式而非内容建构了我们所感知和栖居的现实世界。而以电影、电视、短视频、微短剧等为代表的视听影像媒介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在互联网深入发展的今天，其对现实生活、社会文化及人类认知方式则进行着重塑；这可谓人们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泛视听”媒介转向，而且这一转向并非简单的演进与替代，它综合了多种视听元素并以互联网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等为支撑，进而使自身愈来愈演化为用以表现虚拟真实的数字化视听影像传播手段。

基于数智时代的大众文化场域，大众对视听媒介的占有度在不断提高；视听影像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其权威性在不断消解，而其个体化程度却在不断提高。2023年3月29日，被誉为中国网络视听行业参照标杆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指出：截至2022年12月，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40亿，超过即时通信（10.38亿），成为第一大互联网应用；网络视听网民使用率为97.4%，同比增长1.4个百分点，保持了在高位的稳定增长；至此，短视频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达168分钟，遥遥领先于其他应用（综合视频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120分钟，自2020年底开始超越即时通信排第二位）。^［3］12024年3月27日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亦显示：截至2023年12月，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增至10.74亿，网民使用率达98.3%；2023年，包括长视频、短视频、直播、音频等领域在内的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首次突破万亿，达11 524.81亿元，以网络视听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存续企业共有66万余家；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达15.5亿个，职业主播数量达1 508万人，主要短视频平台日均短视频更新量近8 000万，日直播场次超过350万场；在网络用户中，经常观看微短剧用户占比达39.9%，仅次于电视剧/网络剧和电影/网络电影，31.9%的用户曾为微短剧内容付费。^［4］1这显示信息化时代下视听传播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去除了专业化大众媒体的传播权威统治，借助于网络移动通信等技术的支持，作为社会的个体开始具有了大众传播的能力”。^［5］8视听媒介的普及持续冲击传统社会中依赖固定场所建立的身份与权威体系，致使公共与私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这一趋势在“泛视听”传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同形态的视听影像以互联网为交流与储存场所，传统的电影、电视、广告等借此实现数字化传播，而更多碎片式视听影像则在大众狂欢式参与过程中一跃成为打破地域、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壁垒的新传播媒介；视听影像传播以占绝对优势的实时性、集成性、大众参与性、个体性与交互性主导了信息时代，预示着人们正在进入一个深度媒介化的社会阶段——基于互联网制作、生成、传播的视听影像俨然成为一种新的语言，重塑人类的认知思维，影响信息的传受活动，更直达后现代人类社会的整体精神建构。概言之，视听影像传播而今既已成为绕不开的大众文化核心议题，同时又是现实生活中表达、传递信息极为重要且运用广泛的方式；在虚拟数字技术的裹挟下，视听影像的神圣性被消解，权威性被取缔，边界也在不断模糊，甚至演化为一种“泛视听”传播媒介。

视听影像传播显性转向的当代影响

视听媒介的当代迭新推动人类社会文化发生了全球性与历史性的转向。知名学者周宪这样形容：“当代文化有一场不见硝烟的图像对文字的‘战争’。有人形象地把这个时代称之为‘读图时代’，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颇为传神地道出了文化的重要变迁。这里所说的图像压倒了文字，并不是说文字不存在，也不是说文字不重要了，而是在比较的意义上说，文字曾经具有的一统天下的优势衰落了。相比之下，图像更具明显优势，更有吸引力和诱惑力。”^［6］在数智技术引导下，视听影像以其明显的传播优势成为当代发展最为迅速且应用最广的一种媒介；这也成为当今社会不容忽视的大众文化现象。实际上，每一种文化现象背后都隐藏着历史、经济、政治、技术等必然性与偶然性因素相互交织的逻辑；对新的趋向，显然不能给予片面、武断的肯定或否定，而应以客观公允的立场对其影响（正向效用、消极影响等）进行全面、辩证的考察。

（一）具身到认知的显性转向

伴随网络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性的巨大变革，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生存方式与信息传播方式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视听影像的爆炸式堆积构成了一个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描绘的“景观社会”——不仅指由随处可见的视听媒介构成的现代性城市景观，还包括新媒体平台、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生成式AI等生成的数字化视听景观，真实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图像化的，视听影像升格为实存。新世纪之前，纸媒与文字作为主导传播媒介所催生的理性认识与阅读深度凝结着人类文明的辉煌；从理性自我出发的对客体世界的思考，对社会本质的深刻反省，往往借由文字达到某种意义上的“永恒”。进入21世纪，由数字技术促动的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席卷全球，既作为媒介本体，也作为他媒介的承载体，不断影响、改变信息传播形态；视听影像传播也借由互联网而呈现出碎片化、短时效、广泛性的特征。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兴起以来，“互联网+”语境下的信息传播日益凸显出视听影像传播相对于文字传播的强劲发展态势与显著传播优势，而且这种显性转向的发生已从表层的具身体验臻至深层的认知思维。

纵观整个互联网发展历程，其传播内容从“文字+图像”的方式到视频影像野蛮粗放式增长，再到当下的全媒体“泛视听”，越来越多以文字为主的媒体形态因之消亡、转型及向着以视听为主的新媒体融合发展；这表征着：当下社会的人们越来越习惯在快、短、平的时空流动中获取信息，直接作用于视听感官的媒介重构人们对客体的感知方式。麦克卢汉说过：“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33换言之，媒介形态决定了人的感官比率（sense ratios），重新配置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比例与方式，并决定了人们能知道什么、以何种方式知道。视听影像作为大众文化场域的显性媒介，其多感官、高沉浸、强即时的特性正在系统重塑用户的注意力结构、思维习惯与认知框架——无须深度阅读和理性思考，只需感官参与便能生成“我在”（无论是在现实客观世界抑或虚拟数字世界），并借具身体验经由影像中介影响人们的认知构成。海德格尔在论述世界图像时代时曾探讨过人类不断加深的主观化体验，即人们对图像的使用“并不是指表象式的模仿，而是指‘了解某物的情况’的那种心态”。^［7］185事实上，视听影像作为中介符号建构起一个虚拟现实与物质现实相互交织的影像世界；置身其中的人们也同时不断生成一种新媒介语言，并在认知层面构建着这一影像世界，而这无疑对人类社会自身产生重大影响。

（二）“泛视听”生态发展的积极意义

1.精神维度：满足受众精神文化需求

从“铅与火”到“光与电”再到“数与网”，信息传播媒介不断演进更迭。比之于文字传播，视听影像传播方式的演进与新技术的发展变革呈相辅相成之势。电影、电视再到当下以各种形式呈现的视听影像，与4G、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及数字制作技术愈来愈紧密结合。一方面，技术改变了视听影像传播的形态与格局；随着互联网技术全面渗入大众日常生活后，视听影像传播的普及度与接受度也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除技术因素外，视听影像传播普遍受青睐的原因也在于其演化特性及发展规律始终契合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所说的人性化演进趋势，即“从媒介进化本身规律看，媒介使用功能越来越符合人类感官愉悦的要求”。^［8］在传播媒介演变进程中，之所以在大众文化场域发生从“视觉主导”到“语言文字主导”再到“视听影像主导”的变迭，其中的一个主因就是视听影像符号更接近大众的感官认知，而且可极大适应人们的视觉、听觉特性与潜在欲望需求。“视觉在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中起到主要的作用，在人的所有感觉器官中，眼睛是大自然创造力量的最奇异和最美好的赠品。研究表明：有80%～90%的外界的信息是通过视觉分析器进入到人脑的”，^［9］而与之对应的，听觉占10%左右，嗅觉、味觉和其他感觉总共占不到10%；因此，可以说，视觉与听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觉器官。作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感知手段，它们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提出更高阶的可视性要求与心理精神需求。而视听影像的出现之所以能最大限度满足人类的这一生理与心理需求，按让·米特里（Jean Mitry）的说法就是，“作为意识内容的影像（来自某物的影像）可以作为它所提示或象征的某个现实的符号起表代（repräsentant）作用，它当然不是现实的完整影像……作为影像，又因为是影像，所以，影像可以超越它所映现的这个现实”；^{［10］342-345}“影像的最奥妙的特性之一就是动人地反映出事物的整体性（被感知到的事物的独特的和得到基本展示的方面）与它所要求的由相似体暗示的无数‘潜在特性’之间的永恒矛盾。在其他任何地方，本质与表现，具体与抽象，内在与超验之间的双重性都没有如此明显，它们在影像这一形式整体中互补、互映和互证”。^［10］346 

很显然，数智时代的视听影像传播无论是内容还是渠道，都有文字传播难以比拟的直观性、鲜活性与多元性；它对于现实的映现能力，对于被再现现实的凝聚特性，以及对接受主体心理认同与情感认知的投射效应，不只是对人类心理感官欲求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还实现了对生理局限的超越与延伸。“人性化媒介的进化趋势是再现真实世界的水平不断提升，但同时这样的再现又试图维持，甚至是增强原始媒介在时空方面所完成的延伸能力。这就意味着，媒介技术的人性化趋势进化的目的，不是再现前技术环境，而是回应现实世界对传播的生物学局限——力图超越了人类身体本身的生物局限。”^［11］借助虚拟数字技术和高清影像设备，视听影像既能达到人类对完美复刻现实的真实性的追求，还能达至对光怪陆离的视听奇观的超真实呈现，三维动画、数字合成、光学合成等影像特技的广泛应用不仅拓展了人类追求真实质感的技术边界，更提供了“一种具有改变乃至颠覆传统电影语言和形式可能的、比真实还要真实的、真正令观众有浸泡感和在场感的‘超真实’（hyperreal）美学”。^［12］实际上，这不啻体现在需要技术赋能的科幻类视听影像制作上，也已渗透于移动短视频平台中——视频和照片融复杂特技于至简的一键特效功能便是明证。视听影像异于文字对人的想象力和抽象思维的要求，可较大程度地拉近真实与幻想之间的距离，满足人类当下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

2.产业维度：“泛视听”效应带动经济效益

视听影像传播之所以有今天的“光景”，除了技术的支持外，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自身的经济开发潜力和产业价值属性。视听影像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潜能是巨大的，电影观影人次、电视剧转播权、网络收视流量等都能转化为经济价值。不仅如此，视听影像传播如今正在形成全产业规模效应，带动文化娱乐产业的经济收益增长。融媒时代，小说、动漫、话剧、游戏、戏剧、电影（含网络电影）、电视剧（含网络剧）、微视频、微短剧等不同媒介形态间也呈现边界消融、跨界流动之势，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便是非影像（视听）内容的影像（视听）化。纵观文娱产业生态圈，改编自畅销读物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系列电影风靡全球，国内由大宇资讯同名单机游戏改编的古装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也获无数拥趸，《盗墓笔记》《花千骨》《琅琊榜》等系列剧近年亦占据中国内地荧屏大片河山。它们以其IP效能生成了全产业链的开发模式与可持续性的价值创造潜能；优质IP的影视产品开发既可借前作所积累的粉丝群体降低投资风险和营销成本，还能借影视化的呈现使原著文字、话剧、漫画等焕发新的生机。延伸开去，当原著借力影视化进入大众视野后，便有利于开发、打造一种全产业链式的影视经济模式：通过全方位、可持续地对同一产品进行再开发，如打造主题展、艺术体验馆、文创周边产品等，便可实现影视IP经济价值的立体化、最大化。当下，由IP经济促进的国内文娱产业已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不少商业资本正因看中了IP的商业价值潜力，便主动加入市场角逐：“腾讯文学和盛大文学合并成立‘阅文集团’以图垄断网络小说IP资源，阿里巴巴创办的‘阿里文学’也加入IP争夺战中”。^［13］于此背景下，大众文化场域视听影像传播的显性转向已经超越技术演化规律，而显示为经济社会发展顺势而为的结果。

3.传播维度：信息传收的便捷与多元

实际上，就文字传播而言，文字符号的抽象性及其在信息传收过程中对使用者必须掌握阅读与书写能力的要求，便将不少儿童和那些因故无法受教育的群体排除在外。由于视听影像传播主要依靠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进行信息的编码、传播与解码，其传播的触角便可较大范围地延伸与下沉，特别是在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形态视听影像深度参与大众日常生活的数智时代里，视听影像传播既可借助互联网的即时性、互动性与受众进行有效的交流反馈，也可将信息内容进行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跨国别的广泛传送，当然亦可向大众主体下沉，使自身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娱乐消遣、了解资讯、信息交流的便捷方式。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获取新闻资讯及学习相关知识已成为用户收看短视频的重要原因，短视频平台已成为网民获取新闻资讯的首要渠道。^［3］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亦显示：短视频行业庞大的从业者体量、可观的市场规模，推动网络视听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24年，微短剧正成为精品创作和主流价值观传播阵地，已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认可。^［4］1其实，由于当下时代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体量小但信息密度大的视听影像传播则以碎片化的传收方式契合了大众生活状况——即使在较短的时间内，受众也能获得及时迅速的信息供应与较为完整的视听享受。

除了信息传收快捷便利，视听影像传播还使信息的交流传递变得更加平民化、自主化、多元化，多元传播主体带来多元思想的碰撞、融汇，由此促成的丰富的媒介景观也可能更具积极意义。国内以短视频、微短剧为主的用户原创内容（UGC）的传播权利已下放给普通用户，抖音、快手等影像社交平台则为用户搭建了可张扬自主性的个人展演舞台；这种极具个体性的视听影像传播方式迅速、广泛地占领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曾提出“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概念，在对粉丝文化的研究中，他认为：“粉丝远非无自我意识地沉迷，而是强调他们对于大众文化文本所能行使的权力……粉丝不再仅仅是流行文本的观众，而是参与建构并流传文本意义的积极参与者。”^［14］这深刻揭示了当下UGC生产的本质——受众不再甘于充当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通过挪用、改编、戏仿与再创作，将既有媒介文本转化为具有社群属性与凝聚文化认同的新表达，进而使自身从传统的消费角色中解放出来，并逐渐成为积极的内容参与者、共享者与意义重构者。正因视听影像传播为个体提供了一种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的宏观叙事之外的“小叙事”形式，更为多元、小众的亚文化群体便有了自我表述、自我显名的渠道。总体而言，视听影像传播改变了大众传播系统以往由少数专业精英主导的内容生产机制，普通个体的智慧也能发现、汇聚乃至再生产较为丰富、多元的信息流，并在协同合作中建构起集体智慧的知识文化环境。

（三）泛影像化的负面现象与前景忧思

1.异化用户：过度娱乐导向审美偏差

事实上，当下发展迅速的视听影像传播已经完全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所传递的信息内容浩如烟海。但多边生产主体的介入并不意指传播效能与价值的提升，因各传播主体媒介素养高低有别，故也存在观念形态、思维水平、经济基础与技术能力的差异；加之网络平台审核机制尚不完善，互联网的匿名性与设备的便携性也加剧了媒体使用的监管难度，因而泛滥的视听影像内容质量参差不齐，良莠有别。有鉴于此，视听影像传播在大众文化场域的显性转向亦形成了异化用户的倾向：心智发展不健全、社会阅历不成熟的群体（尤其是求新求异的青少年群体）便易沉溺或迷失于影像世界，被低俗、暴力、色情等不良内容所异化，进而导致传播效果与想象预期之间的偏离。

实事求是地说，当下看似异彩纷呈的视听影像传播确实存在过度娱乐化、扁平化、同质化的隐患。在“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的虚拟数字世界中，流量成为众多视听影像内容制作者的唯一准绳；受众看似被信息流包围，其实陷入的是内核一致的流量陷阱：用奇观堆砌的画面满足的只是受众的浅表感官享乐——缺乏深度感的审美体验不仅没能起到丰富精神世界的效用，反而让人深陷消费社会所宣扬的“娱乐至死”之境而难以自拔，继而在泛娱乐化的内容中被涵化成单向度的人，任凭生活被充满消费主义色彩的感官娱乐所主导。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其所著的《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重述了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中的预言：“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15］211而更为可怕的是“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5］4对青少年群体来说，网络视听影像世界极易增加其接触灰色区域的可能性；而奇观影像也易助长其不合理的消费观，使其在虚拟影像世界消费中褪去原本应有的天真烂漫。不仅如此，来势汹汹的虚拟影像世界将用户群体割裂为三类：老年群体主导的数字难民、中年群体主导的数字移民和青少年群体主导的数字原住民；青少年群体若长期沉湎于虚幻且质量堪忧的影像世界而缺乏与他人的现实交往，其在现实世界的交流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与健全都将会严重受阻。

2.稀释理性：情感转向削弱逻辑思考

在一定程度上，视听影像传播较重感性而轻理性，较重直觉而轻逻辑。对此，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中有过清晰的论述，他聚焦于儿童，认为大众文化场域图像对文字的遮蔽式发展是导致“童年的消逝”的重要因素：书本帮助儿童获得走向成年所需要的“活跃的个性意识，有逻辑、有次序的思考能力，能使自己与符号保持距离的能力，能操控高层次的抽象概念的能力和延迟满足感的能力。当然，还需要有超凡的自我控制的能力”；^［16］68而“图画和其他图像可被看作是‘认识上的一个倒退’［用雷金纳德·戴姆拉尔（Reginald Damerall）的话说］，至少跟印刷文字对比是如此。印刷文字要求读者对它的‘真实内容’有积极的反应。人们也许不一定总能做出评价，但是，从理论上说，只要人们有足够的知识或经历，评价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图画要求观画者有审美的反应。图画要求我们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它们要求我们去感觉，而不是思考”。^［16］106诚然，视听影像比静态图像更能勾起人的感性思维和直觉意识。参照海德格尔将媒介技术视为一种兼有工具性与建构性双重功能的语言的观念，影像首先是一种传播信息、表现现实世界“在场”的语言工具，其次它能塑造人所经验或想象的现实并使之成为实存，它“不仅仅是事先存在的世界的图像或复制品，而是图像化这个世界的工具，并且能够对这个世界本身的现实施加其实际的影响力”。^［7］60实际上，视听影像作为一种媒介、一种语言，影响、塑造甚至决定着人类思维认知的方式与边界；当视听影像传播的显性转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建构当下人类所能体验的现实生活时，这也带来一种新的情感转向，即视听影像内容力图在短时间内放大矛盾、强化冲突，乃至激化对抗——叙事多遵循强烈的情感诉求而非事实与逻辑的理性指引。

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攻坚期，社会利益格局复杂多变，持有不同观点或立场者难免会对社会转型期所存在的法制不健全、贫富悬殊、城乡差异等问题较为敏感；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已成为网民获取新闻资讯的首要渠道的大众文化场域，面对警民关系、医患矛盾、男女纠葛、师生交往等话题时，有些人便会在网络匿名性的掩蔽下疏于道德约束，倾向于用情绪化的表述和误导性的剪辑来引起受众关注——即便平素循规蹈矩的接受者，也会在此语境中滋生“法不责众”之感，进而丧失社会责任感与自我控制力，恣意放纵自身的非理性因子。在本质层面上，视听影像传播重情绪而轻事实的传播逻辑常会使人放弃理性思考，使社会议题难以得到正向、积极的探讨，继而迟滞或阻碍和谐社会的创新进步；当然，长期浸淫于诉诸感性的社会文化环境，青少年自身的成长也会受到消极负面的影响。

3.违规侵权：技术滥用挑战公序良俗

视听影像传播在为大众提供奇观化、多元化信息的同时，也借大数据算法将流媒体终端用户闭锁于不同的信息茧房；虚拟数字影像世界事实上远非人人平等自由的乌托邦。相较而言，文字之于接受者是相对平等、开放的，不同的只是个体阅读理解力上的差异；而影像则更易为资本、权力、技术等所操控，对受众也更易产生负面影响。在本质属性上，影像的直观性并不等同于单纯性，潜于视听影像媒介背后的可能是特权或偏见带来的隐私侵权或性别歧视等伦理危机。2019年横空出世的APP“ZAO”，凭借其简单的操作和新颖的玩法，一夜之间便收割了大批下载用户；使用者只需上传一张正面肖像，它便会借助AI驱动的深度伪造技术实现高度逼真的换脸效果。一些不法者遂利用该技术制作暴力低俗的图片或合成虚拟影像，肆意扩散攻击、污蔑或敲诈他人，严重冲击了公众伦理秩序与社会信任体系。

显然，隐私侵权是视听影像传播可能导致的较为棘手的风险情形。抖音、快手等以视听影像传播形式为主的社交平台既为用户提供了公共表达渠道，也会因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的兴起而掌握着用户的私人信息。当使用者利用视听设备进行自我表露与展演的同时，其IP地址、浏览记录、社会关系、行为数据等数字痕迹便会被记录在网络中，而用户的一言一行也可能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编码，继而像“透明人”一样暴露于网络科技面前。在现有网络机制下，用户的隐私具有极大的被剥削、被利用的风险。再者，视听影像传播较易刺激人性中猎奇、探秘、窥视（甚至是窥淫）的欲望阴暗面，也易使网络科技这一“第一生产力”沦落为赋权黑色产业、挑战公序良俗的“黑科技”，而为网络“黑科技”技术加持的视听影像传播便会像急性传染病一样无端扰乱社会秩序。

视听影像传播乱象治理构想

针对视听影像传播对文化生态与社会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与其滋生的诸多负面乱象，既要积极利用其传播优势，亦要重视其传播劣势，并从视听影像内容的生产、政策监管、多边用户主体媒介素养等方面加强管理或严肃纠偏。

（一）提升视听影像传播文化创新力

很显然，视听影像传播的显性转向带来了整体文化生态的一次深度变革，它在数智技术加持下将20世纪兴起的大众视觉文化导向更即时、更普遍、更个体化的“泛视听”狂欢；在信息化、全球化的现时代语境下，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紧密：因语言文字的差异，“以语言为基础的抽象化的语言符号很难在不同国家和民族背景下传播开来，而影像符号却能突破这个障碍，对于影像视觉符号，不同语言背景下的人们也能获得较好的沟通、认知、交流和理解”。^［5］9然与此同时，借视听传播媒介生成的诸多影像内容亦呈现出泛滥、低俗、零碎、同质化、去中心化等特征——影像之外别无他意，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短暂快速且毫无内涵的视听产品。在奉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的消费社会里，不少人已不再关心视听影像中某些深度的、历史的、哲理的内容，只一味沉溺于视听影像传播带来的表层感官满足，自觉不自觉地为资本话语所规训；这极易造成文化焦虑和日常生活焦虑在大众间的悄然蔓延，致使人的心灵不断经受一种又一种新型焦虑的挤压。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一书中断言：“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17］这一论断虽不绝对正确，但也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如今，视听影像传播以全方位包围的方式统治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而正是这种强调即时性、便捷性、爆炸性、全球同步性的视听传播方式，将诸多同质的甚至无意义的信息反复推送至用户端；这些如机械复制般生产的视听信息在为大众提供感官娱乐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受众的深度思考能力与审美鉴赏能力，有损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针对视听影像传播内容的同质化、扁平化、低俗化问题，无疑应从理论研究与创制实践两个角度予以把握，既要努力健全视听影像传播体系，提高其传播效力，同时亦要着力增强视听影像内容的文化创新性，以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与自律的质量导向要求积极推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不可否认，结合当下国内视听影像传播现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重塑视听影像传播生态新格局，全面提升视听产品内容的文化深度、思想高度与创新力度，形成良好的传播环境和良性的传播体系，对主流价值宣传、政策信息传达、社会舆论引导、文化娱乐自洽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的召开已使我国迈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对于已经来到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而言，全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彰显中国话语力量，实乃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重要战略任务。显然，为提高国际传播效能，肩负建构与传播中国话语之使命的视听影像传播体系在与时俱进、持续创新的同时，务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扬中华文明精粹，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传承价值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蕴含浓郁本土特色的人文风情，彰显时代精神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等，进行深度开掘，并通过新颖的创意与精心的创制生产出颇具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视听影像作品，从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形象，传播好中国声音。

（二）行业监管与政策治理加强

当前，我国视听行业进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基于全国互联网基础建设的大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推动，视听影像传播形式与传播渠道日趋丰富多元。在此背景下，构建健康有序的视听行业生态乃当务之急，这便要求具有一定强制性力量的监管部门和相关政策措施对视听行业乱象的积极介入。针对此，国家广电总局2021年出台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就明确指出：“坚持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行业现代治理体系不断完善。”^［18］

要深入贯彻行业管理优化升级策略，既需完善视听领域法治体系，确保视听影像的生产、传播等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继而健全从严从实、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机制，也需活用、巧用技术赋权，促进监测管理系统的立体化与智能化升级，特别应借力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强化大数据思维，实现对用户行为、平台运营、传播场景等方面的全方位把控与监管。信息爆炸时代，海量数据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人力可控范围，借助大数据便可将有限的人力资源从枯燥烦琐的数据收集、分析中解放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高效治理劣质内容的同时促进更多优质内容的创制生产。无疑，视听影像传播生态的良性发展与乱象治理离不开政府部门及派出机构的政策引导和项目资金支持（包括对具有国际传播潜力的优秀视听影像作品予以扶持、推介），也需要民营企业与体制内部门、行业自治机构的有效合作与互利共谋，并协同构建积极健康的视听影像内容生产、传播生态。当然，完善视听人才培育机制，发掘并培养更多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掌握高新技术，拥有高尚情操与良好媒介素养，具有精品意识、创新创意思维与艺术发现力、审美感知力的视听影像作品创作者、传播者，也甚为亟须而必要。

（三）多方主体媒介素养提升

毋庸置疑，现时代加强多方主体视听媒介素养对视听影像传播的监管、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当下，如何应对随媒介版图扩充而激增的视听影像传播风险、挑战并抑制其消极影响，已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媒介素养研究也应运而生。媒介素养多指“‘以各种形式获取、分析、评估和交流信息的能力’，这是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领导会议上与会者提出的”。^［19］自然，时代的日新月异亦使媒介素养的内涵有所扩展并发生演变。科技互联网批评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在《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一书中反复言说了关乎媒介素养的数字化生存的诱惑，即当代人们企图使用游戏化或流行的量化跟踪等数字技术手段来“解决”所有问题；但如果我们看不到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便终将毁于我们所钟爱的“技术”。^［20］放眼视听影像传播所滋生的负面影响，有针对性地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无疑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而今，就媒介使用而言，“电子媒介已经实现了‘5A’传播：即在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地点（Anywhere）通过任何网络（Any way）在任何终端设备（Any device）上接收任何来源的海量内容（Any content）”，^［21］在高度契合受众需求的算法推荐机制下，受众极易为自我满足的娱乐欲望所驱使，长时间沉溺于光怪陆离的视听影像世界，这就要求媒介使用者切实提升媒介素养与自律意识，做到对视听媒介合理、合法且有所节制的使用。至于自主管理意识薄弱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家庭、学校和网络平台应形成监督合力，尽力实现家长引导、学校教育与平台监管的相辅相成。就信息接收而言，千姿百态的视听影像传播归根结底是信息的传播，能否在庞杂的信息环境中攫取真实有效的信息反映出信息接收者媒介素养的高下。因此，信息接收者应大力提高自身对媒介传播生态的认知力、分析力、判断力与对海量信息的观察力、思考力、辨别力。社会各界，尤其是主流媒体和专业机构，应积极发挥作用，定期开展公益性的媒介素养普及活动，如公开讲座、制作发布通俗易懂的反谣言与信息核实指南等，帮助公众（特别是老年群体和低教育水平群体）提升信息辨别与防御能力。当然，创制视听影像的信息传播者也应大力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力争从源头把控信息内容质量，净化传播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视听影像传播环境。

总之，融媒体时代“泛视听”语境下，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已推动形成视听影像传播对文字传播的遮蔽，并促使其完成自身的显性转向，继而催生出大众文化的新形态与新趋势。对此，显然既要看到视听影像传播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所展现的独特魅力与勃勃生机，也要廓清不少令人忧虑的不当（或不良）视听影像传播所带来的隐患与风险。只有立足建设发展良性媒介生态的战略性目标，有效驱使多元传播方式各司其职、扬长避短并形成合力，方能使视听影像传播生态与传播环境在已经到来并将持续演进的融媒化的数智时代渐入佳境，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 1 ］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1977:81.

［ 2 ］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3 ］ 紫璇.《2023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在成都发布［EB/OL］.（2023-03-29）［2025-09-06］.http://zw.china.com.cn/2023-03/29/content_85199750.html.

［ 4 ］ 刘阳.《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发布 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亿［N］.人民日报，2024-03-28（12）.

［ 5 ］ 曾辉，王长潇.媒介影像化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J］.现代视听，2011（12）:6-9.

［ 6 ］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 7 ］ ［美］戴维·J 贡克尔，［英］保罗·A·泰勒.海德格尔论媒介［M］.吴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

［ 8 ］ 陈功.保罗·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媒介进化理论  ［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78-184.

［ 9 ］ 刘益民，张旭东，程甫.心理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48.

［10］ ［法］让·米特里.影像作为符号［M］//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修订本，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24-346.

［11］ 吴飞，沈晓娴.媒介技术的进化历史与中国传媒变革的内在逻辑［J］.新闻与写作，2018（12）：5-11.

［12］ 孙绍谊.二十一世纪西方电影思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51.

［13］ 李小华，祝琳婷.文化工业视域下的IP电影热潮思考［J］.中国出版，2016（18）:28-31.

［14］ ［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2-23.

［15］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6］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艳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7］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57.

［1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EB/OL］.（2021-10-08）［2025-09-06］. http://www.nrta.gov.cn/art/2021/10/8/art_113_58120.html.

［19］ W James Potter.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Media Literacy［J］.Sociology Compass， 2013（6）：417-435.

［20］ ［美］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M］.张行舟，闾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21］ 惠慧.媒体饱和时代童年的“消逝”、重构与媒介素养教育［J］.教育发展研究，2022（8）:6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