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何以入世家，关键不在于真实的孔子，而在于太史公对孔子的认识。综观《史记》全书，太史公对孔子的定位不是道德的完人，而是王道的传承者。《孔子世家》的两大主题为政和六艺，均围绕王道展开：求仕、为政是为了推行王道，结果因与“力政”的世风格格不入而失败；修六艺、作《春秋》是为了将王道传诸后世，使“后有王者举而开之”。结合《史记》各世家小序对辅弼主上之义的强调，可知《史记》入孔子于世家的真正用意，在于刻画孔子对王道的辅弼。孔子所传“世”的，不在于子嗣、爵位或仁德，而在于承载王道的六艺。以继孔子为志的司马迁，也自任为王道的传承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僭越者。
关键词：《孔子世家》；司马迁；王道；春秋学
尽管《史记》出世不久即遭致“是非颇谬于圣人”这样尖锐的批评，但种种迹象表明，《史记》全书对孔子的重视程度可谓无以复加：《孔子世家》赞语称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以外，《史记》引用孔子语录亦多达十条以上，且时代相涉的本纪、世家频见孔子生、孔子相鲁、孔子卒等记事，为全书罕见之特笔；《十二诸侯年表》更以孔子卒作为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界；《史记》战国以前的核心史料，正是与孔子关系密切的六艺……不一而足。其中，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的，是孔子得以入世家，而老庄孟荀等诸子入列传，后者只得与仲尼弟子同列。
孔子何以入世家？两千年来，学者议论不一。对于世家这一体裁的初衷，唐人司马贞的看法几乎成为公论：
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
把世家理解为君位得以世袭。吴太伯、仲雍死后，其子孙亦为吴国国君；留侯张良死后，其子亦为留侯。各世家多如此，惟孔子、陈涉没有君位留给后人继承。
值得重视的是，《孔子世家》赞语末尾，很可能是太史公对孔子何以入世家的回答：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不少学者以为此段的重点在“孔子布衣，传十余世”。例如司马贞说：“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所谓“代有贤哲”，也许是抓住了赞语中的“传十余世”，却忽视了真正关键的信息“六艺”。在司马迁的时代，孔子及其哲嗣尚未获得朝廷册封，小司马仅仅止于“代有贤哲”，虽未中的，却也未至于大谬。至明人何良俊，认为太史公预料到了孔子将获册封，故而为其立世家：
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
则近乎臆测，距离史迁原意愈远。此类说法颇具代表，钱穆即以“衍圣公”的存在称赞“太史公见解之伟大”。
实际上，要回答“孔子何以入世家”，关键并不在于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甚至不在于历史上真实的孔子，而必须以太史公对孔子的认识为准绳。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太史公，《史记》之外的材料和说法（包括公羊说）只能备参考。同时，我们也不能局限于《孔子世家》，而必须在《史记》全书的语境中重新定位孔子。
一、《史记》全书对孔子
的定位
《孔子世家》以外，《史记》集中讨论孔子有三处，清楚地呈现了太史公眼中的孔子形象。一是《十二诸侯年表》序：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二是《儒林列传》序：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三是《太史公自序》：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王道之大者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三处表述虽有详略之别，论调则如出一辙，都以“王道”言孔子。“王道”也可称为“王路”“王事”“王法”“周道”。“周道”指周的“王道”，一如《史记》称夏、殷之王道为“夏道”“殷道”。何为王道？《史记》从未明确地定义王道，笼统地讲，王道既指德行，也意味着地位、秩序。王道的德行义，早已成为共识。《十二诸侯年表》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就是讽刺天子失德。王道的秩序义，讨论相对较少，却是理解《孔子世家》的关键，有必要在进入正题之前稍作归纳。
玩《史记》文意，周文王、武王等圣王治国之道就是周的王道，成、康所行，也合乎王道。昭王时“王道微缺”，穆王时“王道衰微”，懿王时“王室遂衰”，夷陵至于厉王，剧变终于发生。
厉王的无道违背了王道中的王“德”。《周本纪》说厉王好利，大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厉王又弭谤，导致“诸侯不朝”，其后“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乃”字表明太史公认为国人所以叛王，根本原因在于厉王弭谤的失德行为。《三代世表》“厉王胡以恶闻过乱出奔，遂死于彘”，《十二诸侯年表》序“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都用“以”字强调厉王咎由自取。更重要的是，厉王出奔带来的后果。如《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大臣共和行政，首次撼动了周室的王“位”，即“天子——诸侯”的君臣秩序。正是在此意义上，《史记》以共和行政为周之王道衰废的标志，由此开启了“十二诸侯”的“力政”时代，即“政由强国”“王路废而邪道兴”，天子名存实亡。
“力政”是“王道”的反面。由于“力政”成为十二诸侯时代的主题，“明王道”的孔子要想通过从政（“干七十余君”“为鲁司寇”）来实现抱负，无异于方枘圆凿。《史记》在“莫能用”和“无所遇”前均冠以“是以”，意在强调为政失败的必然性。
为政失败，尤其是西狩获麟，意味着王道已不可为。但孔子没有放弃，仍寄望于将来。作《春秋》以传承王道，希望“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成为孔子实现理想的必然选择。《史记》谈到孔子作《春秋》，每冠以“故”字，即在于强调作《春秋》的必然性。
简言之，《史记》全书对孔子的定位是王道的传承者：明王道的孔子与那个王道衰废的时代格格不入，孔子致力于从政，却注定无法实现王道，最终只得通过《春秋》把王道留给未来的王者。明乎此，方能读懂《孔子世家》对孔子的刻画。
二、《孔子世家》的主题
《孔子世家》的记载中，有两个主题所占篇幅最多，《世家》对孔子形象的刻画即主要围绕着这两大主题。一是求仕、为政，包括在鲁和周游列国，二是修六艺、作《春秋》。与此相适，《世家》所选夫子语录，也主要针对为政和六艺两方面的内容。今本《论语》中最为多见的那些关于仁孝忠信等个体德行的条目，几乎未见于《孔子世家》。太史公对孔子的定位并非道德的楷模，而是王道的传承者。
尽管《世家》很少提及王道，但这两大主题正契合《史记》全书对孔子作为王道传承者的定位：求仕、为政是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王道，修六艺、作《春秋》是为了将王道传诸后世。
（一）求仕、为政以行王道
与《论语》极为不同，《世家》中孔子最突出的形象是汲汲于求仕。为了求仕，孔子不惜在服丧期间试图参加季氏的宴会、通过做高昭子家臣以通齐景公，甚至曾打算投奔公山不狃、佛筭等叛臣。后儒带着道德楷模的成见阅读《世家》的这类记载，常常怒不可遏，指责太史公“厚诬圣人”。实际上，这些记述不可能有意贬低孔子，而是旨在刻画孔子“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曲折历程。
与那些看似“不择手段”的求仕经历大相径庭的，是孔子厄于陈蔡时，在与子路、子贡、颜回的三轮问答中所展现的不阿时俗。针对一众师徒所陷入的绝境，孔子以“吾道非邪”设问，三位弟子作了不同的应答。子路怀疑是夫子之道不够高明导致众人受困绝粮，孔子便以伯夷、比干的事迹教训了他。面对同样的提问，子贡的前一半回答“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合夫子之意，但他接着劝夫子不妨“少贬”其道以取容，被批评“不修尔道而求为容”。最后，只有颜回的回答“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令夫子欣然而笑。夫子的欣然，也意味着太史公对颜回的认可。
上述问答未见于《论语》，近人往往未予重视。这三轮问答不论是否曾真实发生，却无疑合乎太史公对孔子的认识，甚至可视为《世家》求仕为政这一主题的核心事件。子贡的前一半回答，正契合《史记》对孔子的定位，明王道的孔子在客观上注定不容于毁弃王道的时代。而颜回的回答，则道破了孔子从政失败的主观原因：孔子绝不肯为了从政而稍稍贬损王道。
与孔子如出一辙，太史公笔下的孟子处于务在强兵并敌的时代，却致力于述唐虞、三代之德（王道），故而注定不见听用，退而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太史公将孟轲困于齐梁与仲尼菜色陈蔡等事相提并论，说他们的不阿世苟合犹如“持方枘欲内圜凿”。方枘圆凿之喻，除了把个人与时代在客观上的格格不入具象化，更意在强调孔、孟从主观上绝不会为了取合当世而修理王道本来的棱角。也许正因为如此，孔子才堪担负传承王道的使命。
由此，方得理解《世家》中汲汲于求仕的孔子，为何一旦不得卫灵公、齐景公、尤其是季桓子器重，便毅然离去。凡此都应理解为孔子主观上不肯为了从政而贬损王道。《孟子荀卿列传》即举“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作为拒绝阿世苟合的事例，正可解释《世家》中孔子去卫的原因是灵公问兵而不问礼，兵是力政之事，礼则属于王道。值得注意的是，今本《论语》作“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而《世家》在孔子答语后，作“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增多了卫灵公不能用孔子之事。无独有偶，在鲁为政作为孔子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光，对于此次去鲁的原因，《论语》作“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是不能用孔子，《世家》则增多了季桓子“不致膰俎于大夫”这一理由，即礼（礼属王道）的废弛。依此类推，此前孔子去齐的真正原因，当是齐景公原本对秦穆公所行王道产生兴趣，并服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论（秩序属王道）而欲重用孔子，后被晏婴劝阻而“不问其礼”，转而对王道失去兴趣，且一曰“以季、孟之间”待孔子，一曰“吾老矣，弗能用也”，明言不能用孔子。要之，对于孔子这三次去卫、去齐、去鲁的理由，太史公都突出了主政者的两项因素，一是对王道失去兴趣，一是不能重用孔子：这正是孔子“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客观原因。如能理解孔子从政失败的主、客原因，便知孔子去齐主要不是由于“齐大夫欲害孔子”带来的威慑，否则也与夫子自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及“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牴牾。在《世家》的语境中，这里的“德”与“文”不妨理解为王道。
对于孔子的汲汲求仕与毅然离去之间的张力，也许隐者长沮、桀溺是理解的，他们劝孔子莫与世人同流合污，宜归隐山林。桀溺说：“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对于世道之污浊，孔子没有异词。但与隐者不同的是，正是由于天下无道，孔子才渴望通过从政来实现王道。可以说，孔子的理想是使天下恢复“王”应有的秩序，即拨乱反正。
太史公对孔子王道理想的认识，较容易观察的，是孔子为政期间的举措，以及给主政者们的建议。《世家》叙述孔子在鲁为政前，“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国君、大夫、陪臣的秩序颠倒。鲁定公八年，陪臣与大夫之间的冲突加剧。九年，孔子欲投奔陪臣公山不狃，终未成行。其后，孔子受君命，先后为中都宰、司空、大司寇。十年，孔子相，鲁君会齐侯于夹谷，使齐之优倡手足异处，于是齐侯归鲁侵地。《世家》叙夹谷之会，兼采《左传》《毂梁》《新语》的不同叙述，而特别强调礼乐和武备。十三年，孔子奉君命堕三都，试图趁三桓与陪臣内讧之际，用武力匡正国君、大夫、陪臣的秩序，最终功败垂成。十四年，孔子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以沮之，孔子去。
由《世家》对孔子在鲁为政的叙述，结合前述孔子事卫灵公、齐景公及去鲁时强调“俎豆之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致？俎于大夫”，此外又劝卫灵公伐蒲，可知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君臣（及父子等）应有的秩序，拨乱反正，使其名实相副。礼乐是该秩序的准则，武力是该秩序的必要保障。这也是太史公对王道的理解。
其中容易招致争议的，如孔子斩齐优、诛少正卯，与孔子仁者的形象有所不合，凡此，皆可在太史公的王道观中获得理解。孔子动用武力，都以恢复秩序为目的：斩齐优以维护雅乐，诛少正卯以除奸，堕三都以使陪臣统于大夫、大夫统于国君，劝卫灵公伐蒲亦然。卫大夫以蒲叛卫，灵公欲借蒲邑抵御晋楚，是权衡利益的“力政”思路；孔子力主伐蒲，完全是为了捍卫君臣秩序。明乎此，则知《世家》载夫子劝灵公伐蒲，与不答灵公问陈、不答孔文子所问攻太叔之策并不冲突，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武力，而在于武力的出发点是王道秩序还是“力政”。
《世家》中的孔子不仅招致后人的争议，也常常不为时人理解。将孔子推行的王道视为霸道，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孔子获得鲁君任用不久，齐大夫即警告景公：“鲁用孔丘，其势危齐。”《齐世家》作：“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孔子与闻国政、鲁国大治后，齐人惧，认为：“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遂定计使孔子去鲁。陈蔡大夫与齐人的反应如出一辙，也认为：“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因有陈蔡之围。尤其明显的是，楚昭王欲封孔子时，楚大夫阻拦道：
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
楚大夫明确地将文、武之王道视作会危及别国的霸道，昭王只得作罢。《史记》屡屡记述孔子之道令时人感受到“危”“惧”“霸”，这样的错位使孔子的仕途举步维艰。实际上，这些措辞往往未见于已知的《史记》史源，应是太史公刻意提示王道理想与力政现实之间存在着荒谬的错位。
汉人已不解太史公此意。在动念投奔公山不狃的夫子自道中，《世家》夹杂了未载于今本《论语》的话语：
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
东汉桓谭以《史记》此语为诬孔子，可能是把“王”误解为称王、建立政权。太史公当然不可能认为孔子有称王的企图。结合《世家》下句：
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此句又见于《论语》，“为东周”，先儒多理解为兴周道于东方，那么上句的“王”，当以行王道解之。在《史记》语境中，这是孔子意欲施行王道的宣言。施行王道要依托于政权，为此孔子甚至欲仕于叛臣，但毋需自己称王。
对于《史记》所刻画的孔子“干七十余君”以推行王道的形象，最生动的譬喻当属“丧家之狗”。在《韩诗外传》中，“羸乎若丧家之狗”是他人以尧、舜、禹、皋陶四圣为模范对孔子的品评。孔子辞不敢当，并解释道：
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
《韩诗外传》的“丧家”以主人丧亡喻指王道失坠、天子名存实亡，这与《史记》全书对孔子的定位若合符契。与《韩诗》不同的是，《史记》中的孔子并未推却“丧家狗”之喻，而是为之欣然而笑，似乎意味着太史公认为孔子的自我期许正是在“顾望无人”即王道衰微、莫之纲纪之时，汲汲于以“狗”一般的微贱之身“意欲施之”，即施行王道。
孔子自信可以用王道救世：“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怎奈主政者“莫能用”。诚如明儒陈仁锡所说：
（《孔子世家》）以“不用”二字为关键。曰“弗能用”，曰“莫能己用”，曰“不用孔子”，曰“既不得用于卫”，曰“鲁终不能用孔子”，皆叹夫子道之不行也。
孔子求仕、为政的终点是：
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不求仕”，意味着孔子放弃为政。《世家》转而记述孔子修六艺、作《春秋》以达王道之事。
（二）修六艺、作《春秋》以达王道
对于修六艺，《世家》先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作为背景，提示诗、书、礼、乐与王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在“《书传》《礼记》自孔氏”后，又言《诗》经过孔子编订、弦歌，则：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足证诗、书、礼、乐可以“备王道”。又在此之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之前，谓“孔子晚而喜《易》”，意味着作为六艺之一的《易》，也可以“备王道”。
孔子除了用诗、书、礼、乐、易以备王道，更重要的是作《春秋》以达王道，这在《史记》全书中一以贯之，已如上章所述。《世家》对《春秋》与王道的关联虽无明文，也当作如是观。
《世家》对孔子作《春秋》的相关叙述，多本于《公羊传》及董仲舒说，又有所不同。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公羊家以为天将亡夫子之证；及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公羊家以为受命之符，以及天告夫子将没之征。考《世家》下文：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太史公所谓“没世”，当对应“天丧予”，与公羊说一致；而“吾道不行矣”，正是太史公对“吾道穷矣”的理解，那么“吾道”指的是孔子所奉王道，意思是西狩获麟宣告了王道无法在当下施行，孔子遂作《春秋》以当王法——这与公羊家的阐释有所不同。
其微妙的区别在于，公羊家把孔子视为王道的担当者，以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当新王，以孔子为“素王”；而综观《史记》全书，太史公更倾向于把孔子视为王道的传承者，似乎没有全盘接受受命、素王等公羊说。《世家》在西狩获麟下加入《公羊传》所无的“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或可解读为太史公对受命说的排斥。《史记》疑似以《春秋》为一王的表述“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乃侧重于前朝失道，未必具有受命之义。实际上，考察《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秦本纪》乃至《史记》全书，均未见符合公羊“以《春秋》当新王”的明确证据。由此始得理解，《世家》何以只说“据鲁”，不说“王鲁”。
在《史记》中，孔子可能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为政的挫败，尤其是西狩获麟，方令孔子意识到王道在当下的破灭。在个体生命终结之前，使王道得以传诸后世，是孔子的使命所在。修六艺尤其是作《春秋》以达王道、当王法，成为孔子的必然选择。《春秋》的王道、王法，非如《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样即刻生效，而是如《世家》所说“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未来圣王行用《春秋》时，王法始得发挥效力，王道始得真正实现。
三、孔子入世家之义
《史记》对孔子的定位，既非太史公的发明，在汉代也并不十分独特。《史记》刻画孔子的关键词如莫能用、王道、六艺，早已见于《庄子·天下篇》：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
后来又被汉代经学尤其是公羊学发扬光大，成为太史公的知识背景。尤其是向来认为最具太史公个人色彩的赞语，其《孔子世家》赞语：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与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几乎完全一致。如果孔子衣镜不以《史记》为史源，则这段赞语就是对成文的复述，不是太史公的独见。
相比之下，最具《史记》特色的，正是本文的核心议题：入孔子于世家。经过上文的分析，结合《世家》赞语以及小序：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对于孔子何以入世家，太史公的考虑可能在于：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具有辅弼王道的功绩。
（一）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对于《史记》“世家”之名义，一般认为所“世”的是君位。这一理解不能契合孔子和陈涉，也没有《史记》明文作依据。实际上，《孔子世家》赞语和小序都提到的“六艺”，才是太史公明言孔子所“世”者。汉代“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就是孔子得以世家的明证。一如太史公明言陈涉的历史意义在于首事反秦：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故而陈涉所“世”者，乃是反秦的事业。陈涉死后，“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最终建立的汉朝，就是陈涉得以世家的明证。
要之，世家所“世”者，未必是君位，也可以是某项功业。孔子所“世”的，不在于子孙“传十余世”，太史公更不可能预知孔子及其哲嗣会获得册封。在史迁等汉人看来，孔子留给后世最重要的功业无疑就是六艺。六艺之文辞作为“达王道”的载体，具有“匡乱世反之于正”的效力。此即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之义。
（二）辅弼王道
上文分析了世家所“世”对象这一字面含义。更重要的是，《太史公自序》对于世家这一体裁的功能已有明确的界定：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指出世家是辅弼“主上”的股肱之“臣”。验之三十世家，除《孔子》《陈涉》之外，各世家在周为诸侯，在汉为或为诸侯王、或为社稷之臣（侯）、或为皇后，无不具有佐助王室、辅弼王业之义。只不过有时流于表面、名不副实。公然谋反或有谋反之迹的，则退为列传。
世家对王室的辅弼，是理解《史记》全书的一条线索。三十世家的小序，或多或少都与此相涉。尤其是小序“嘉”字二十见，全部施于世家，且无不针对“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辅弼之义，堪称《史记》的一种“书法”。标“嘉”字的小序有：
太伯避历……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辅翼成王，诸侯宗周……嘉旦《金鄊》，作《周公世家》第三。
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收殷余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嘉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嘉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嘉文公锡皀鬯，作《晋世家》第九。
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十九。
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二十。
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与信定魏……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这些鲜有学者措意的“嘉”字句，实系太史公自道世家的关键所在，有望借此深入理解世家的入选标准，从而揭示孔子入世家之义，故须在此略作探讨。
前七篇的“嘉”字对应西周，褒扬吴太伯、齐太公、召公爽对王朝创业的功绩，以及周公旦对王室的忠心、蔡仲对其父叛乱的悔过、卫康叔对周室之命的遵从，尤其有趣的，是对微子去殷的褒扬。这些“嘉”字句，均针对辅弼或忠信之义。
末五篇对应汉代，“嘉”字褒扬皇后、楚元王、齐悼惠王、梁孝王辅弼王室的功德，以及曹参的“忠信”。其中最有趣的，是对曹参的评价“不伐功矜能”，明显与韩信形成对照。对于以谋反论处、《史记》退之于列传的韩信，太史公惋惜地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曹参的战功多系追随韩信而取得，其功勋远逊于韩信，结果曹参入世家、韩信降格为列传，说明“忠信”是进入世家的先决条件。然而，韩信是否真的谋逆，实际大有疑问，那么太史公看似严厉地指责韩信“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其弦外之音可能在于，作为世家准入门槛的“忠信”，并非完全以主观动机为标尺。
中间八篇世家所“嘉”，对应东周“上无天子”即王道缺位的时代，情况最为复杂。作为一时霸主的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齐威王等，其获得《史记》褒嘉，并非都有佐助天子的行为，楚庄反而僭周“问鼎”；最能体现忠信的勤王行为，往往也不是出于忠心，例如晋文不过以“入王尊周”为求霸的手段。尽管如此，按照公羊学说，他们作为贤“方伯”本身，就意味着为尸位素餐的天子分担其未能履行的职责，客观上有功于天下。故《晋世家》小序褒奖晋文公能够受天子“锡珪鬯”为霸主，忽略其践土之会召王的公然僭越，《魏世家》小序“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也间接说明晋文对于“主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霸”功。那么《楚世家》小序“嘉庄王之义”赞赏的也是庄王能为霸主，客观上为周室分担了维持天下秩序的重任。
更值得玩味的是，赵、魏、韩、田齐作为“诸侯—大夫”秩序的破坏者和僭号称王者，《史记》非但很少指责其犯上之罪，反而嘉许赵和田齐勤王、宗周的忠信；实在找不出尊周行为的魏、韩，只能嘉许其先祖曾辅佐晋国成就霸业。在此意义上，魏、韩的“主上”也应如赵一样是周室和天下，而不可能是小序字面所指的晋国。要之，作为世家准入条件的“辅拂股肱”和“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其“忠信”和“辅弼”均不必拘泥于主观动机，而是以对“主上”的客观贡献为标尺；“主上”与其说是天子其人，不如说是王室、王业、天下。
至此，世家应具辅弼之义应无疑义。最后的问题是，孔子辅弼的对象即“主上”是谁。已有的见解大体可分为周、汉两种。认为孔子尊周的，如清人姜宸英已注意到小序嘉许晋、越、郑、赵、韩、田齐尊周，由此指出孔子入世家的原因在于其与诸侯一样同尊周。笔者对此未敢苟同，理由有三。
第一，缺乏《史记》明文。尽管周道即周之王道，但《史记》全书每言“周道”衰而孔子明“王道”及作《春秋》以达“王道”，诸如“周道缺……孔子明王道……（作《春秋》而）王道备”“周室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作《春秋》以当王法”“周道衰废……（孔子作《春秋》）以达王事”“周室既衰……（仲尼）追修经术以达王道”，从不说孔子明“周道”或者作《春秋》以达“周道”。这类表述不少，不应视为巧合。
第二，周道已亡。孔子的抱负是实现王道，假如梦想成真，王道或等同于周道，即重张周室对天下秩序的宰制，因有“从周”“为东周”之志。然而在现实中孔子屡屡碰壁，至西狩获麟宣告周道已然无药可救。“周失其道而《春秋》作”，孔子作《春秋》正是周道亡失的结果。
第三，六艺不独为周而修。孔子所“世”者，六艺也。《世家》于《诗》，言孔子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于《书》，言孔子上纪唐虞之际；于《礼》，言追迹三代、百世可知；于乐，言韶武雅颂；于《春秋》，言运之三代；又《自序》于《易》，言伏羲作八卦：皆未局限于周。
总之，孔子可能曾有救周之心，但在现实中无路可走，其最终选择“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已不可能以兴周为志，且六艺的内容也超出了周。
另一种观点是孔子有功于汉。如朱东润认为：“史迁列孔子于世家，特以其立大经大法，为汉制作，虽身系周室之岁时，而功在汉家之社稷，斯则冠于萧、曹、张、陈之首可也。”这类理解的好处在于，可以解释《孔子世家》排序何以处于《赵》《魏》《韩》《田敬仲完世家》之后。其问题在于，“为汉制作”作为公羊说，一则如上章所说，《史记》全书未见以《春秋》当新王的确证；一则意味着（尽管朱先生未必有此意）尊孔子为“素王”，就不会承认孔子作为“辅拂股肱之臣”的角色，也就不合《史记》世家之义。
倘若修正“有功于汉”的说法，去除其“素王”意味，把“为汉制作”调整为更宽泛的“为天下制仪法”，则更契合史迁之意。正如“六艺之统纪”不独为一王之法，而是如《世家》所说，“运之三代”、可以令“百世可知”；孔子所辅弼的也不是某一特定王朝，而是三代一贯、百王不易之道，即王道本身。
孔子用六艺尤其是《春秋》来辅弼王道，留待“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是本文对孔子何以入世家的回答。
四、《史记》继《春秋》以辅弼王道
尽管太史公不以孔子为“素王”、不以《春秋》当新王，以《春秋》达王道的做法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僭越之嫌。如所周知，《孟子》有云：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世家》用“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之说，究竟是同时承认了《孟子》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前提，还是不同意这一说法呢？
这个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假如《史记》明言《春秋》是天子事，则在《自序》中反复致意、以继孔子自期的司马迁，就不打自招地坐实了自己僭越汉天子的罪名。退一步说，假如史迁认为《春秋》中的“贬损”，只是纯粹的“史笔”，或所谓“批判现实”，《世家》又何必效法《公羊》的“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强调《春秋》需待“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呢？所以孔子作《春秋》，以及子长为《太史公》书以继《春秋》，势必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僭越，不论太史公是否承认。
只不过在《史记》的语境中，孔子所僭越的是有名无实的周天子，即《自序》引董生所谓“贬天子”。对于王道，孔子是辅弼之臣，绝不敢“少贬”。
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绝口不提周公、孔子的尊崇地位，刻意将二者塑造为王道的鼓吹者和传承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
在此意义上，担任太史的司马迁以继承孔子自任，便不会显得古怪：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壶遂没有误会司马迁要学孔子成圣，但他抓住《春秋》的拨乱反正之义，质疑史迁躬逢盛世、要在何种意义上效法乱世中的孔子。面对如此敏感的发问，史迁连忙改口，极力否认“继《春秋》”的企图。实际上，《自序》末尾自道为《太史公》书以“俟后世圣人君子”，其比附《公羊》“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之意再明显不过。那么，史迁表面上否认“继《春秋》”，应视为对微文刺讥今上的一种掩饰。后世基于史迁对武帝的个人恩怨，贬《史记》为“谤书”，这一污名虽有待洗刷，却也不算空穴来风。对本朝天子的褒贬，也堪称《史记》继《春秋》以载王道的题中之义了。
更令人在意的是，“五百岁”和“意在斯乎”的表达，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孟子》的名言：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如果套用《孟子》的逻辑，史迁的当仁不让或可理解为，自期继周、孔之后辅弼王道，甚至自期以“藏之名山”的《太史公》书辅弼未来致太平的“王者”。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