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一代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合流会催生人类物种分化，动摇生物人类主体性。人类物种分化将带来一个由生物人类、基因编辑人类、赛博格、人工智能宿主和人工智能体等五种理想类型物种建构的多物种社会。以物种资本为核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践会摧毁生物人类的自信、自尊与自我实现等获得社会性承认的主体性支柱，使其陷入严峻困境。涂尔干式的社会团结根基，也会因此瓦解。生物人类的出路在于放弃与增强物种在工具理性赛道的实力竞争，回归且主张价值理性，通过本真性坚守、价值领域转移以及主导权掌控，成为多物种社会的价值之锚与意义守护者，从而在根本上捍卫人类的尊严与主体地位。

引言

“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习近平，2021）。伴随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合流，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本体分化通道。在生物技术领域，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Cas9有能力改写人类生命的自然特征，其影响已从治疗基因性遗传疾病延伸至对人类物种进行永久性改造（珍妮佛·杜德娜、塞缪尔·H. 斯坦伯格，2020）。在人工智能领域，脑机接口（BCI）技术从以恢复运动与感知功能为先导，稳步迈向增强人类认知能力，预示着一个意识与机器、心智与云端高度耦合的时代即将到来（Musk and Neuralink, 2019）。尽管针对通用人工智能的争论迭出，可对其未来的想象以及少数人的指向却挑战人类感知、认知、行动的地位，甚至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以意识、理性和情感为核心的人类主体性（尼克·波斯特洛姆，2015）。

长久以来，社会学把技术视为外在于人类的力量，认为技术是人类用以改造自然和组织生产的工具理性的延伸（马克斯·韦伯，2019），是塑造生产关系、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强大变量（Ellul, 1964）。人类自身，却始终被视为稳定统一和不言自明的主体。然而，当前技术合流的趋势不再只是推动“人的延伸”（麦克卢汉，2000），而在成为人类的内构（intra-constitution），即人类自我生产的一部分。基因编辑、认知扩容、情感计算等技术合流意味着技术从外部工具转化为人类自我生产的内部组件，从改造世界的手段演变为改造人类自身的本体，进而超越人类作为生物物种的边界，引发人类物种的内部分化（Human Speciation），带来人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物理与非物理之间界限的混淆（唐娜·哈拉维，2012）。

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由技术合流催生的物种分化，会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生物物种的社会主体性，并给未经增强的生物人类（unenhanced biological humans，后简称“生物人类”）群体带来主体性存亡危机。对当下人类而言，在本质上，也是物种存亡的危机。这里，主体性危机不再只指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意识迷失，也指在物种多元化且能力差异悬殊的社会，生物人类作为一类社会群体，其获得社会承认、维持自身权利和实现生命意义的社会基础被侵蚀。

为此，本文试图探究并回答以下三个递进的问题：首先，作为生物物种的人类将如何分化，我们又该如何从社会学视角理解这一过程？其次，物种分化在何种意义上、通过何种机制带来生物人类的主体性危机？再次，面对由物种分化塑造的新社会格局，生物人类的社会意义究竟为何？传统的基于人性普遍论的意义赋予逻辑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人类物种分化与生物人类困境

虽然地球上一直存在与人类进行实力竞争的其他物种，但自启蒙时代以降，人类就以理性的光辉、自我意识的独特性以及对自然世界的改造能力，把自身定义为万物的主宰与历史的主体。以人类为中心的信念，建构了现代社会伦理、法律与政治秩序的基石。问题是，这一事实正在或即将成为过往。一代新兴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侵蚀着生物人类的主宰性，使人类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物种分化通道，其终点，或将是生物人类的绝境。

人类中心主义的动摇与物种边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思想谱系中，人类被划定了一个清晰而神圣的边界。作为智人（homo sapiens）的人类物种，其范畴具有唯一性与稳定性。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与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思潮的兴起，开始从理论上解构经典的人类观。后人类主义者，如海勒斯（Hayles, 1999）与哈拉维（Haraway, 2012），宣告了有机体与机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界限的消弭，认为人类的本质并非固定不变的生物实体，而是在与技术互动中不断演化的信息载体。超人类主义者更为激进，他们主张运用技术手段超越人类体力与智力的局限，实现向后人类的演化（Bostrom, 2005）。曾几何时，这些都被视为哲学思辨或科幻想象，而如今，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合流的催化下，正呈现出一种可预见的人类未来。

从20世纪末到今天，“未来人类如何？”可谓是学术争论最为激烈的议题之一。为了在争论中简洁地把握问题，不妨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马克斯·韦伯，1999），运用思想实验方法展开探索，把既往对人类未来的想象完备化，建构一个从纯粹生物人类到纯粹人工智能体的连续图谱。“理想类型”不一定与现实经验完全一致，却可以通过对现实要素的抽象与完备，构建出清晰的且可供分析与比较的理论模型。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合流切入，本文认为，在未来社会，人类，作为曾经统一且纯粹的生物物种，在连续图谱中可能分化为至少五种并存的理想类型，从而把我们熟悉的、由单一物种构成的人类社会，转变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多物种社会，这五种分别是：

生物人类（the unenhanced），指未经过任何旨在增强能力的遗传或人工智能改造的纯粹生物学意义的人类。他们是物种分化发生前的基准线，也是未来多物种社会面临最大社会压力的一方。

基因编辑人类（the genetically edited），指运用CRISPR或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对体细胞乃至物种基因进行编辑产生的人类。基因编辑的范围可以从消除遗传疾病的治疗性编辑，延伸到优化智力、体力、寿命、能力等性状或改变外在特征的增强性编辑。他们的身体和意识源自生物物种人类，却在生物特征上与原生生物人类存在实质性分野。

赛博格人类（the cyborg），指通过植入式脑机接口、人工器官、增强肢体、体外认知与技能辅助设备等，实现人类生物身体（有机体）与机器（无机体）深度融合的人类。他们身体的主要部分也源自生物物种人类，而感知、认知与行动能力被技术装置极大拓展，心智活动可与外部网络或云端计算实时相连。

人工智能宿主（the AI-hosted），这一形态也比较激进，代表着意识、能力与生物基质的彻底分离。通过心智上传（mind uploading）等未来技术，个体意识被数字化并运行在非生物的计算基质（如超级计算机或分布式网络）之上，理论上获得了数字永生和无限的认知迭代能力。虽有人类躯体，可能力却完全不依赖于生物基质，而是来自机械能力和人工智能的融合。他们的初始意识和能力可能源自生物人类，却会远远超越生物人类，迭代后甚至也不再是生物人类意义上的人类。

人工智能体（the AI agent），是由人类创造的、完全没有生物基质的，却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相似，且处于同一个物理空间的物种。理论上，可以把他们称之为机器，实践上却与人类活动相伴，既有认知能力，也有行动能力，但与人类物种在生物学上没有任何关系。

技术现实与资本驱动的分化进程。人类在物种层次的分化听起来像科学幻想，事实上，却在真实地发生，至少真实地部分地发生。以基因编辑为例，CRISPR技术的商业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艾迪塔医学（Editas Medicine）、英特利亚治疗（Intellia Therapeutics）等公司正在把数十亿美元投入基于基因编辑疗法的开发中（Fellmann et al., 2017）。尽管主流科学界严守伦理红线，但胚胎基因编辑实验已然揭开“潘多拉的魔盒”，意味着设计基因增强的人类在技术上是可行的（Cyranoski, 2018）。在脑机接口领域，神经链接（Neuralink）公司以高通量、植入式的宏大愿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旨在从治疗瘫痪、失明等神经系统疾病起步，实现人与人工智能的共生（Musk and Neuralink, 2019）。中国的创新医疗企业如强脑科技、脑虎科技等也在该领域持续科研突破，具备国际竞争能力。

资本市场对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合流的狂热追逐，无疑为人类物种层次的分化注入强大加速力量，推动该进程的是“技术-资本”复合体。在市场逻辑下，任何能够带来竞争优势、市场红利的技术，都具有加速转化为商品的内在冲动。无论是更优的基因，还是更强的认知和行动能力，一旦被证明技术上可行，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资本的逐利本性会不断推动技术的加速迭代与广泛应用，从最初仅限于少数富裕阶层的奢侈品，逐渐向下渗透，从而驱动整个社会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分化。换句话说，当前物种分化不是纯粹的自然演化过程，其实是被资本逐利塑造和加速的社会建构过程。曾经唯一且稳定的生物人类边界在技术与资本的合力冲刷下，在实践中正变得逐渐模糊。

物种资本的形成与固化。纵观人类历史，几乎所有涉及人类生物性特征的新技术革命，都是以治疗的人道主义名义开始的。然而，在实践中，以治疗为名的技术应用与旨在增强人类能力的干预之间，往往并无一条清晰的技术鸿沟。相反，治疗与增强并非泾渭分明，甚至就是一体两面，界限模糊难辨。以CRISPR技术为例，最前沿的临床试验，如利用CRISPR-Cas9治疗镰状细胞贫血症和β-地中海贫血，是试图通过编辑患者自身的造血干细胞，使其重新产生功能正常的血红蛋白（Frangoul et al., 2021）。但我们只需稍作推演便会发现：既然可以校正导致疾病的基因突变，那么，是否可以优化与认知能力、肌肉强度、衰老速度等相关的基因序列呢？而这样做究竟是为了预防未来的疾病，还是主动增强人类的能力？技术的连续性与扩散性使得从治疗到增强的延展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无论人类未来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与德性将这股强大的技术加速洪流约束在治疗范围内，社会学研究都必须运用底线思维，严肃地假设：在技术加速主义文化氛围与资本无限逐利市场逻辑的合力驱动下，从治疗到增强的转向不仅可能，而且极有可能发生，甚或正在发生。一旦社会普遍接受甚至鼓励增强，带给社会的将是：新的更为根本的资本，我们可以称之为“物种资本”（species capital）。

物种资本不同于文化资本（Bourdieu, 1986），后者是通过家庭熏陶和教育投资等社会化过程获得的品味、知识与技能，虽可以代际传递，但获取过程却充满偶然性，且效力高度依赖特定场域的规则。物种资本则是直接编码于基因，或硬性植入身体的生物与技术禀赋，具有前所未有的直接性、高效性与稳定性。经过基因优化或赛博格增强的个体，在认知速度、记忆容量、行动能力与健康水平上所具备的优势，远非依靠后天习得的素养与技能所能比拟。更重要的是，基因编辑所带来的生物特质具有直接遗传性，能够如财产一般精准地传递给后代，从而构建一种基于生物血脉的、几乎坚不可摧的世袭鸿沟。

多物种社会的等级秩序与生物人类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法则会以无法阻挡的社会形态回归。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绝非纯粹的自然选择，而是被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权力关系中介的社会选择。然而，在物种分化后的多物种社会，即使适者生存是社会规则而不是自然规则，也会被包装为自然规则而与生物／技术能力差异直接挂钩。在就业市场、教育竞争乃至婚恋市场上，假定如今的人类社会行动还依然存在，那么，拥有更多物种资本的增强人类将获得多方位压倒性优势，而那些坚守物种纯洁性的生物人类，将被视为落后的、有缺陷的，很可能在社会竞争中被物种性地淘汰。

由此，一个以实力为核心原则、涵盖五个等级的物种秩序建构起来。在其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不再只是比喻，而是残酷的现实。以物种资本为核心的竞争逻辑，会将未经增强的生物人类挤压到多物种社会的底层。更甚者，社会地位固化会把跨物种社会流动渠道彻底封闭，因为通往上层的阶梯，其门槛不再是教育、财富或权力，而是物种特征。

这里设想的多物种等级社会，与人类发展至今的等级社会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后者无论如何都还是人类物种内部的区隔，是人类自己建构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的产物。也正因为其建构性，才使得其可以被人类自身的行动改变，也使得人类始终还生存在一个共同的生物平台上建构与解构的社会，且拥有共同的理性与情感基础。由此，也使得反抗、革命、改革与启蒙成为可能。

然而，在未来的多物种社会，这一根本前提将不复存在。新的等级秩序，其合法性不再建立在神话、传统或暴力之上，而是建立在可被量化的客观的能力差异之上。增强物种对于生物人类的系统性优势，会被合理化为一种自然状态，正如人类曾经自认为优越于其他物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生物人类将陷入一个逻辑上的“死地”（dead end）。如果对手在认知、体能和寿命等特征上具有碾压性优势，人类又如何能与他们竞争制定社会规则的权力？如果社会的运行逻辑、沟通方式（如脑机直连）甚至价值判断都由增强物种主导，生物人类的声音又如何能被听见，其诉求如何能被理解？

更甚者，生物人类可能连争取自身权益的共识都难以形成。面对无法逾越的能力鸿沟，一部分人可能会陷入彻底的绝望与虚无，另一部分人则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升级自身的物种特征，从而进一步瓦解生物人类群体的内部团结。处于中间状态的，可能会逐渐丧失权益意识。最终，生物人类不再被视为平等的社会成员，而被看作是需要被治理、保护甚至圈养的遗族（relic species），就像今天我们对待濒危动物物种一样。生物人类将彻底失去作为多物种社会主体的能动性，更遑论主导性；相反，生物人类会成为由其他物种塑造的未来世界的客体。

当下，我们或许是最后一代有能力为未来多物种（如果到来的话）社会奠定规则基石的物种，必须即刻行动起来，在技术加速与价值对齐的争论中，坚守人类主体性，确保人类能够永远成为掌握自身命运的物种；必须通过公共辩论、伦理规约与法律框架，建构一个能够驾驭技术力量、维护人类尊严与福祉的制度体系，避免让自己陷入与其他增强物种展开生存竞争的悲观境地。

人类物种主体性危机

在人类陷入物理与社会性淘汰的悲观境遇之前，一个更为内在且深刻的瓦解过程或许早已开始。其中，既有传统哲学意义上“我是谁”的自我意识迷失，也有社会学意义上“承认”的消失。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在大部分体力（行动）上已逐渐被机器超越，当下，人类在脑力（感知、认知、决策）的一些维度上也被新一代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承认越来越多地被局限在人类自身。在可能到来的未来多物种社会，生物人类作为社会群体，因其实力的弱势，会面临作为物种的主体性丧失。

主体性基石：承认的社会建构。在传统意义上，当我们谈论主体性时，无论是哲学上的自我意识，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自主性、能动性、主导性，都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是在生物人类范围之内。然而，物种分化会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主体性的内涵及其存续的社会基础。

在社会学语境里，主体性意涵远超个体层面的自我意识或自主性、能动性、主导性。社会行动者之所以能成为“主体”，不只是因为其拥有内省能力和行动意愿，还在于内在的自我认知必须在社会互动网络中获得他者的承认，被确认为一个有价值、有尊严、有权利、有责任的平等参与者。若无他者承认，个体的自我宣称便失去了社会载体，其主体地位亦是悬置的和不完整的。

个体主体性的完整实现有赖于在三个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维度上获得社会的承认（阿克塞尔·霍耐特，2005）。第一个维度“爱”，即在亲密关系中获得承认。这是主体性建构最初始也是最基础的层次。在家庭、爱情、友谊等原生性亲密关系中，个体通过被无条件地关怀与接纳，感受到自身存在的独特性与价值。这种承认，通常表现为情感的肯定与支持，也因此构筑起个体的“自信”。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来自亲密他者的爱，是确证个体值得被爱以及存在意义等根本信念的基石。

第二个维度“权利”，是在法律关系中获得承认。当个体走出亲密关系的围栏进入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时，其主体性意味着其被承认是拥有自身权利的法律主体。在现代法治国家制度框架里，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平等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法律的承认是普遍的、抽象的，将个体确认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具有道德责任能力和自主判断能力的行动者，进而让个体获得了“自尊”。这意味着个体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契约中平等的一员，其尊严受到法律的保护，其诉求拥有合法的表达渠道。

第三个维度“成就”，是在社会价值共同体中获得承认。在法律保障平等框架之上，个体还追求其独特的才能、贡献和生活方式，且在具体的价值共同体获得肯定。这种承认，通常表现为社会性赞赏与尊重，关乎个体的“自我实现”。在劳动分工日益精细的社会中，价值性承认主要通过职业成就、文化创造、社会参与等方式实现。有了基于成就原则的承认，个体成为融入社会的一员。反之，如果个体的贡献被低估或无视，个体便会被置于社会价值评价体系的边缘，进而陷入自我认同危机，体验强烈的疏离感和无价值感，其自我实现的基础也将随之坍塌。

一个健全且完整的社会主体，必须同时在三个维度上获得稳定的承认。三个维度之间环环相扣：亲密关系里的自信是参与公共生活的情感前提；法律框架下的自尊是追求自我实现的制度保障；而自我实现又反过来丰富和巩固个体的自信与自尊。有鉴于此，我们还可以把人类的主体性理解为社会关系中一场永不停歇的承认之争。

物种分化的冲击：社会承认的侵蚀。以上分析与绝大多数现代社会理论一样，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每一个争取被承认的人，无论其种族、性别、文化、阶级有何差异，终究同属于人类物种。也正是这一共同的生物属性，为爱、权利、成就等概念赋予了普遍性可能。然而，人类面临的物种分化，恰恰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基石，让主体性理论陷入困境。

首先，定义人类的困境。在上述理想类型的物种里，究竟哪一类或哪几类依然可以被称为人类？赛博格的认知过程高度依赖云端算法，人工智能宿主的意识已在硅基芯片中迭代了数个世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用生物人类的道德、伦理、法律、社会价值去判定人类吗？人类物种边界的模糊不清带来的直接问题是：承认的主体与客体是谁？承认的标准又是什么？

其次，人类主体性困境。在多物种环境讨论人类主体性时，人类已不再由人类个体代表，而是指人类物种。换言之，问题的核心不再是与众不同的人类个体如何在人类社会获得承认，而是作为物种的人类如何在一个能力差异悬殊的多物种社会作为有爱、有权利、有成就的整体而存在。主体性的分析单位从个体上升为物种，是生物人类作为物种存亡的物种主体性（species subjectivity）危机。

即使如此，如果假设物种分化后的社会与人类社会具有同构性，同时假设非生物人类与生物人类一样具有社会主体性尤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那么，生物人类在各个承认维度可能遭遇的贬抑与剥夺就会非常清晰。

首先，人类自信的动摇。在爱的领域，承认的逻辑不以功利为前提。然而，在推崇生物优化的社会中，生物特征可能被编码为一种缺陷。即使在生物人类内部，当基因、认知能力、身体素质和寿命等成为可筛选的婚恋参数时，未增强的个体也会因其“次优”基因和较高的健康风险，在择偶中被视为一项高风险投资。这种基于生物资本的婚配逻辑，可能将一部分人排斥在理想的亲密关系之外。

在已有亲密关系中，承认的平等性也将被打破。如果一方通过脑机接口瞬间处理信息，而另一方以传统方式思考，他们之间将会产生巨大的共情障碍。未增强方可能产生深刻的物种性自卑。在生育决策上，选择不对后代进行基因编辑的父母，甚至可能被指责为不负责任。

无处不在的比较与评判，严重削弱了生物人类从亲密关系中建立自信的能力。他们不再被无条件接纳，而是被有条件地视为“有待改进”的存在，其主体性的情感基础——自信，也因此动摇。

其次，人类自尊的剥夺。物种分化正动摇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现代法律体系。当社会出现认知、情感、身体能力和寿命存在天壤之别的多种物种时，法律主体概念面临根本性危机。福柯（1999）所揭示的现代生命权力，在此背景下可能走向极致：国家与市场借生物与数智技术，将人口按生命等级进行划分，物种治理成为一种更激进的权力形式。

增强物种凭借其超凡的认知、体能和寿命，很可能被赋予更广泛的权利和更重要的社会角色。反之，生物人类则可能面临法律地位的实质性降级。其职业选择可能因认知局限而受限（如担任法官），责任能力会因情感模式差异受质疑，签订跨代际契约的资格也可能因寿命较短被取消。在极端情况下，其政治权利甚至可能以认知门槛为由被剥夺。

这一切都以效率、理性之名，建构起基于实力的精致规则，在实践中系统性排斥生物人类。一旦法律不再将其视为平等的道德与责任主体，人类基于物种身份的“自尊”便将彻底瓦解。

再次，自我实现的丧失。在多物种社会，如果依然被技术加速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效率逻辑主导，人类的社会价值会越来越多地被其生产力、创新能力和经济产出来定义。正如尤瓦尔·赫拉利（2017）警告的，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大部分普通人可能在经济和军事上变得毫无用处，从而成为一个庞大的“无用阶级”。

然而，在多物种社会，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生物人类社会价值的破产。增强物种凭借其基因、机械或认知层面的优势，将在绝大多数追求效率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无论生物人类付出多少努力，其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难以与增强物种匹敌。他们所创造的知识、艺术与文化产品，甚至可能被视为原始、粗糙，缺乏增强物种所创造内容的复杂性与价值厚度。

这种对生物人类及其创造物的物种性贬低，将导致其在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中被彻底边缘化。他们难以通过工作成果来获得他者尊重与自我实现，也无法建立稳固的价值认同。即使被社会福利体系所“供养”，也只是作为一种对照而存在，而非依靠自主贡献展现价值。

最终，生物人类将被排除在定义社会方向、创造主流文化与塑造集体未来的核心进程之外。无论其如何努力，都难以创造出被多物种社会认可的价值。这种无法挣脱的“无用”判定，将使其陷入真正的存在意义危机，“自我实现”这一基本人性追求，也将随之彻底失去意义。

危机的根源：一场并非必然的“人祸”。纵观人类物种的主体性危机的演进，我们很容易发现，危机既不是技术发展的必然后果，也不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危机恰恰来自于极少数技术精英与资本寡头的狂热推动。换一个视角观察便会发现，其源于社会选择与政府失灵。

危机源自自由主义的放任。在一个信奉个人自由至上、对技术创新缺乏有效伦理约束的社会氛围中，任性而为成为威胁人类主体性的危险信条。对个体增强自由的无条件辩护忽视了其对生物人类带来的巨大负外部性。少数人运用技术手段对自身及其后代改变的并非只是生物属性，实际上，是在单方面地改变人类物种的未来格局，将其他选择不增强或无力增强的人群强行拖入一场不平等的物种竞争，进而构成对人类整体未来命运的绑架，把生物人类集体带入多物种竞争的绝境。

危机源自大众理性的盲目。大众往往高估社会对技术风险的集体警觉与自发抵抗能力，却忽视了有效制衡所必需的高度组织化基础。现实中，“技术-资本”复合体通过话语塑造，将增强技术包装为进步福音与个人捷径，而社会大众深陷消费主义与焦虑情绪，难以凝聚共识与行动力。社会固有的惰性与意识形态麻痹，使得针对技术狂热的有效制约几乎无法自然形成。这种对“人类会自发觉醒”的盲目期待，反而为少数力量将物种推向险境提供了社会温床。

危机源于非人理性的疯狂。作为大众，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那些掌握着前沿技术、巨量资本，包括政治权力的精英，相信他们的理性终究还是人类的理性，会受到人类同情心、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约束。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追求极致效率、无限增长和绝对控制的激情驱动下，精英们的理性可能早已非人化，转化为种种冰冷的和纯粹的计算理性。那是超越人类伦理的理性，是视人类的情感、尊严和福祉为可以量化、可以牺牲的成本的理性。其疯狂在于以进步和优化之名，行不顾及大多数人根本利益之实。大众高估了精英的自律性，也低估了精英的非人理性的疯狂程度。

简而言之，人类物种主体性危机如果发生，那会是一场真正的人祸，是人类精英与社会大众双方自我放纵的苦果。一方面，我们未能从物种主体性的高度意识到新兴的物种竞争对生物人类存亡的意义，也未能清醒地认识到，生物人类的主体性必须依靠人类自身的政治决断与制度建构来主动维系和顽强坚守。另一方面，我们天真地高估极少数“技术-资本-政治”精英的人类良知，放任其以自由与进步之名，打开通往物种分化的潘多拉魔盒。

回归价值理性的必须

面对人类物种存亡，笔者并非杞人忧天，也不是唯一的担忧者。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对失控技术的警觉正悄然汇聚。无论是数百名科技领袖与学者联名呼吁暂停超级人工智能实验（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2025），还是英国、法国相继召开人工智能安全峰会，抑或是中国加速制定旨在规范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创新及应用的法律框架，都标志着人类对技术后果的集体反思。

物种分化下社会团结的瓦解。人类历史的经验反复提醒我们，面对资本的无限增殖冲动与技术自在的狂热扩张逻辑，仅仅依靠伦理呼吁或局部性的法规，其作用恐怕是有限的。人类是否可以像在20世纪成功约束核力量的扩散与运用那样，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世界性治理框架，以保障生物人类在多物种社会的主体性，确保生物人类对技术及其后果的永续驾驭能力，将是数智时代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议题，而不只是经济和技术议题。

为此，我们还必须正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当物种分化发生时，维系生物人类社会统一性的传统根基会如何瓦解？物种分化对社会秩序的冲击，远不止于制造新的不平等，而是将直接侵蚀社会整合的根基，让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团结机制趋于失灵。

社会团结存在两种基本形态，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埃米尔·涂尔干，2017）。在前现代社会，维系社会整合的是机械团结，其建立在社会成员的高度同质性之上。人们拥有相似的信仰、情感和生活经验，共享强大而明确的集体意识，且被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整体。然而，物种分化恰恰从生物层次摧毁了机械团结的同质性。在多物种社会，其成员在生理构造、认知模式、生命周期和价值观念上截然不同，无法形成统一的、覆盖每一位成员的集体意识。物种异质性带来的是道德与文化区隔，使得基于同质性的机械团结失去了社会土壤。

现代社会倚重的有机团结产生于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社会成员不再因相似而团结，而是因彼此功能互补与相互依赖而凝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扮演专门化的角色，犹如身体的不同器官，虽功能各异，却共同维持生命体的存续。不过，在多物种社会，不同物种的关系，可能不再是相互依赖的，而是单向度的、压倒性的能力依赖。增强物种，可能在绝大多数认知与生产领域实现了完整功能覆盖，对生物人类的依赖会急剧下降，甚至趋近于零。反之，生物人类却必须在能源、信息、安全乃至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依赖由增强物种设计、构建和维护的基础设施。随着相互依赖的对称性被打破，有机团结的社会基础也随之瓦解。

一旦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失去根基，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涂尔干忧虑的失范状态——旧有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失去约束力，新的规范又未能建立起来，导致个体在欲望与意义的真空中迷失方向。在多物种社会，生物人类会发现自己珍视的传统价值（如勤劳、诚实、同情），在以实力为唯一准则的社会变得毫无意义，无力感、疏离感与意义丧失感随之而来。彼时，生物人类的纽带不再是血缘或地缘，或基于理性计算、契约合同和个人利益的机械集合体（斐迪南·滕尼斯，2019），而是分享怀旧情感，通过共担被歧视、被误解的集体创伤，建构内部团结，而这些，在提供情感慰藉之外，却将固化生物人类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隔绝。

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三种意义重构路径。在一个由增强物种定义成功与价值的世界里，生物人类物种的意义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跳出以实力为核心的物种竞争逻辑，围绕生物人类存在本身来赋予生命以意义。人类并非生活在纯粹的物理世界中，而是置身于被意义之网包裹的符号宇宙，为其注入秩序、赋予意义的，是由社会持续建构、维系和传承的人类价值（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2019）。

物种分化带来的最大冲击，是旧有的以人类是万物灵长为核心的意义体系的消解。纯生物人类若想避免陷入虚无，就需主动地和有意识地创造和传播更新的意义体系，为自身的存在提供正当性解释。这里提出三种可能的、递进的意义重构路径。

本真性的坚守与重构。在哲学与美学上，将生物物种的生物特征视为一种本真、自然和完整的存在形式。本真性坚守的核心是强调人性中无法被量化、无法被技术优化的维度，强调因生命的有限性而懂得珍惜时间，因身体脆弱性才发展出同情与关爱，因认知过程的缓慢与充满噪音才拥有了顿悟、灵感与不可预测的创造力，因情感的非理性与不可控才使得爱恨情仇真实。在这种叙事中，增强物种会被描绘为非本真的存在：超长寿命会带来存在的倦怠与虚无，超强认知会扼杀想象力，可控情感只是冰冷的算法产出。通过价值重估，生物人类可建构独特的文化认同，将自身定位为意义守护者和存在体验者，直面增强物种代表的被效率逻辑掏空了的意义世界。

价值领域的战略性转移。坚守本真性是一种文化姿态，价值领域转移则是更主动的社会性建构。生物人类在效率、生产力及信息处理等硬实力上难与增强物种抗衡，便可开拓、深耕并捍卫技术难以触及或因技术过度介入而贬值的价值领域，诸如深度共情、心理咨询、哲学思辨、构建真实人际关系的社群活动等。生物人类借社会运动与话语建构，提升这些领域的社会声望与价值，促使多物种社会意识到，健康多元社会既需高效生产者，更离不开深沉思想者、热忱关怀者及本真社会生活的构建者，明确效率是为社会生活赋予价值与意义。而此路径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生物人类能否在多物种社会构建多元包容价值体系，将效率目标转化为价值目标，让有意义的生活成为主流价值。

政治主导权的掌控。任何文化坚守与价值转移，若无政治权力保障都不堪一击，即便是纯生物人类社会，缺乏政治权力庇护，道统也不稳定，意义与价值裁定本质上是政治议题。所以，生物人类不能仅仅作为文化少数派或价值补充者，而必须凭借积极政治行动获取多物种社会规则制定权。物种分化初期，纯生物人类可借一切政治手段构建以人类价值为核心、多元物种和平共处的社会框架。核心原则包括：严控增强技术对基本人权的侵蚀，保障人类物种尊严与权利平等；限制物种资本代际传递，避免物种世袭；严惩歧视生物人类的社会价值观，等等。唯有在危机前从自在走向自为，生物人类才有望保有在多物种社会的主导地位，实现主体性坚守。

生物人类无论选择哪一条或组合的意义重构路径，都会指向共同的精神内核：多物种社会必须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回归，即从为了达成功利性目标而对手段、后果进行计算，唯一的准则是效率，回归到无条件地忠诚于某种内在价值（道德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不为其带来的好处，而是因为行动本身就体现了价值，是正当的、高尚的（马克斯·韦伯，2019）。

价值理性的回归与人类主体性捍卫。纵观我们描绘的物种分化图景，从基因编辑到脑机接口，从“技术-资本”复合体的无限扩张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竞争，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场工具理性的竞赛。效率、优化、增强、控制、永生等目标，都把人类自身彻底工具化，且视为有待改进的材料和有待利用的资源。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工具理性洪流面前，生物人类若想依靠提升自身的工具性来与之抗衡，无异于螳臂当车。任何局部的、技术性的修补，都无法改变其在实力竞争中的天然劣势。

生物人类唯一的生路，在于旗帜鲜明地捍卫价值理性。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勇敢地宣称：生物人类的存在，其意义和尊严，并非源于我们比其他物种更强大、更聪明、更高效，而是源于人性蕴含的不可还原、不可计算的内在价值。我们必须把工具的归还给工具，让价值的回归为价值。我们可以，甚至应该，把提升效率、处理信息、执行复杂任务等工具性的工作大胆地交给其他物种，无论是赛博格还是人工智能体。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牢牢掌握对社会价值的定义权、解释权和守护权。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爱，什么是正义，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等等这些关乎生物人类自身走向的价值判断，绝不能让渡给任何非人类的算法或超人类的智能。

对生物人类而言，其在多物种社会的意义不再体现于作为万物之灵的实力霸权，而在于成为多物种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之锚与道德罗盘。生物人类存在的意义正是在于不断地固执地向日益被工具理性统治的世界发问：更快、更强、更久，对人类的意义何在？人类是否因此活得更好、更真、更有意义？

当然，回归价值理性的道路绝非坦途。在多物种构成的、充满利益冲突与价值张力的社会，生物人类的价值不会因为宣称而被自动承认，而是始终会面对来自增强物种基于实力的挑战与诘问，甚至来自于生物人类自身的质疑。因此，生物人类的意义重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充满斗争的社会过程，也必须在与其他物种的持续互动乃至斗争中，反复地创造和证明生物人类自身的独特价值。人类的主体性，只有在为捍卫价值理性的不懈斗争中，才能被一次又一次重新锻造和确认。

结论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合流乃至融合的趋势下，“技术-资本”复合体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把生物人类推向一个内部撕裂且等级森严的多物种社会。以物种资本为核心的社会建构过程已经站上了起点。如果继续坚持工具理性和效率优先的原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下，生物人类会被淘汰，也会因此迈入物理与社会双重意义的绝境。

在这场不可逆转的物种分化中，人类主体性的根基正遭遇瓦解。生物人类面临的不只是传统哲学意义上抽象的自我意识迷失，还是社会学意义上在多物种社会被承认的困境。在亲密关系中，对本真生物形态的歧视，动摇我们赖以存在的自信；在公共领域，基于能力差异的比较劣势，剥夺我们作为平等社会主体的自尊；在社会价值共同体，面对增强物种压倒性的效率优势，“无用阶级”的标签会使我们的自我实现变得毫无价值。这场由自由主义放任、大众理性盲目与精英非人理性共同带来的“人祸”，完全可能让生物人类从人类社会的主体沦为多物种社会的客体。

面对人类主体性存亡困局，退守与怀旧都无济于事。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都会在物种异质性与能力不对称性冲击下失效。社会整合机制的失灵会使生物人类进入隔绝的和以集体创伤为纽带的“孤岛”，进而彻底丧失改变宏观社会结构的能力。路在何方？我们认为，生物人类必须主动放弃在工具理性赛道上与增强物种进行的实力竞赛，转而高举价值理性的旗帜，成为多物种社会不可或缺的意义赋予者与守护者。

这一战略转向可以具体化为三条关联的意义重构路径，这三条路径并非孤立选项，而是同一精神内核的三个维度，且共同指向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回归。生物人类的未来尊严，不可能建立在提升自身工具性的徒劳尝试之上。在可见的未来，我们跑不过算法，算不过芯片，甚至活不过经过基因优化的生命体。我们唯一的生路在于勇敢地宣称：人类存在的意义恰恰蕴藏于那些不可计算、不可优化、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之中。仁义礼智信、对美的感动、对真理的渴望，这些根植于我们脆弱生物肉身的情感与德性，构成人类文明区别于纯粹物质运动的神圣。

因此，坚守生物人类的主体性，不是反进步的卢德主义，恰恰相反，其是前瞻性的人类价值守护行动，要求我们把工具的归还给工具，让价值的回归于价值。而关于目的的追问、关乎人类价值的终极议题，其提问权、辩论权与裁决权，必须也只能牢牢掌握在生物人类手中。生物人类的社会功能将从万物的尺度转变为价值的锚点，从物质世界的改造者转变为意义世界的立法者。

价值理性的回归不会自动发生，必然是一个充满张力、冲突乃至斗争的社会过程，需要我们把增强物种放在恰当的位置，更需要我们在生物人类内部达成高度共识与团结，共同抵御来自技术与资本、升级与优化的裹挟。在多物种社会，人类的主体性不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捍卫自身意义的永恒斗争，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淬炼、锻造和确认的人性的呈现。

这或许是生物人类必须面对的终极境遇。我们，作为或许是最后一代在完整意义上共享着普遍人性的群体，肩负着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不是为了阻止未来的到来，而是为了确保在任何可能的未来中，都有一个属于生物人类的主导性位置。坚守生物人类的主体性，在终极意义上，便是坚守人类文明的火种，是在一个日益被算法与代码定义的未来中，为生物人类存在的意义留存最后一片栖息地，也是我们走向未来唯一的尊严之路。

邱泽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社会发展与治理、技术应用与社会变迁，主要著作有《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数据要素流通与治理的机制及政策研究》《基层治理的数智转型》《数据要素五论》《技术与组织：学科脉络与文献》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2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