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上数百册英文书，大多是2000年前后在美国游学时所购。这些图籍，每一本都曾经我手翻阅、装箱、上架。它们在我眼中的样子，除了书籍本身的形状(开本、色泽、图案)之外，还包含某种无形之物：某个场景、某些人物、某种情绪、某次相遇，甚至，某种气味、声音和光线。人与书，有聚，有散。无论聚散，都是故事，都是因缘。
有很长一个时期，访求书籍，在我，可说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游学美国，这种诱惑不是被抑制和减弱了，而是被释放和增强了。因为那里好书更多，求取更易，甚至价格(至少相对价格）也更廉。在那段时间，往来于书店之间，流连于书架之下，是我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生活的一大乐事。三册游学日记，几乎就是一部访书录，记下了每一次与书的相遇：时间、地点，自然，还有书和与书有关的人。
第一次与书相遇的记录，是在纽约生活的第一天，1998年9月10日。
第一天的安排照例琐碎繁杂：到不同地方，见不同的人,办理各种手续。但就是那天，抽空听了沃尔德伦教授一节课，又在回寓所路上进了法学院一间小书店，在那里买了三本书，一本探究美国人法律经验的法律史著作，一本以公民身份为主题的文集，还有一本人类学家E. 盖尔纳的书。我进那间小店，原本是去找沃尔德伦教授指定的课程用书，但那次我买的书，却没有一本与课程相关。也许，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种内心渴望要得到满足。
接下来几天，均有购书记录。隔了一日，周六，下楼购物，结果先进了邻街一家旧书店。招牌上大书：“THE LASTWORD”，店名响亮而富寓意。进去浏览一遭，当时受时差之苦，头脑正昏，但是看到保罗·博安南编的一册《法律与冲突》，还是眼前一亮。那次买的还有英国法社会学家罗杰·科特雷尔的《法律社会学》。同日晚间，“再出去购物，顺便逛另一家书店，买了G. Minda 的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s。还想买Holmes 的The Common Law，可惜身上钱不够了，请店员留书至明日”。又数日，周二，“顺便到八十三街的Barnes & Noble，……仔细挑选之后，购书四种”，有L. M. 弗里德曼的《美国法律史》，R. 贝拉米的《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R. 德沃金的《自由的法》D. 肯尼迪的《司法裁判批判》。当日的纪录还包括这四种图书的价格：平均每册大约20美元。在洋书里面，这样的价格不算贵，但在美国,还有价格更低的图书市场，那就是折价书市场。
抵美不到一周，逛书店四家，购书十册，这场小小的书节狂欢，满足了我蓄积已久的异域购书欲望。自然，这种满足只是暂时的。游学的日子刚刚开始，这段故事也只是一个序幕。不过，以后访书，若非必要，通常只买折价书，毕竟,二者价格差别甚大，而在美国的折价书市场，从来不少机遇和惊喜。
纽约大都会，生活节奏快，比较中小城市，尤多变化。十年前旅居曼哈顿，曾遍访哥大周边书肆，如今，书店地图已经改变，而一百一十二街一家专营学术书刊的书店，一经发现，立刻成为我时常光顾之所，这家书店的店名：“迷宫”,也开始频频进入我的购书记录。
在专营学术书的书店里，“迷宫”规模可观，单“法律研究”一项，就有两大书架。曼哈顿的书店，就我所见，除非列入教科书，法律类没有如此规模。书店分两层。大门进去,和左手的柜台相对，是一面新到折价书的书架。大堂正中,三面书架中间的大桌，平放的都是折价书。
楼梯在大门右手、折价书柜后面，楼梯一侧，还有方形的楼梯拐角，也放置了折价图书。二楼是一排排的书架，像是图书馆，楼梯口和书架之间，有时也会摆上长长的条案，专售折价书。“迷宫”不售二手书，折价书亦非二手书。因此，有时在门厅的折价书架上，可以买到三重意义的新书：新近出版且新上架的崭新的书。比如某日，书架上摆出一册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这个有六百三十一页的英译本1996年出版，在英语学界引起不少关注。一年前，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以此书赠我，所以我只能“遗憾地”放过这次捷足先登的机会。第二天再去，那本书已经不在。但见一个高大青年，牵了一条苏格兰牧羊犬，站在书架前询问店员何时可以再上此书。我对那青年充满同情，因为我知道，这种机会错过了，不大可能有下一次。
我也有过类似经历。我曾在“迷宫”翻看过J. 克利福德和G. 马库斯合编的《写文化》，还有M. R. 达马斯卡的《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犹豫之间，书已落入他人袋中。还有一次，看到阿利埃斯(Aries）和杜比主编的那套《私人生活史》，踌躇再三，终究没有下决心买回，后来颇有些后悔，好在以后有机会补救，但那是后话了。
游学美东，居住纽约时间最短，但在“迷宫”买书最多,即使后来搬去新泽西的普林斯顿，但有机会到纽约时，一定要到“迷宫”转上一圈，而且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
纽约的书店，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城的“Strand”，纽约最大的旧书店。那家店真大，书真多，但要沙里披金，亦非易事。住纽约时去过两次，皆有所获。第二次去是在1999年2月27日。那天，与内子往十四街一家影院观影，出来后就“顺便”进了旁边的“Strand”。当时在架上看到一部H. 哈迪(H. Hardy）和R. 豪斯赫尔编的以赛亚·伯林文集，书名《人类研究》，厚厚一册，红底金字，硬面精装。这是一本新书,1997年2月英国出版，当年11月5日，伯林仙逝。眼前的这本是1998年的美国版。书不算太贵，标价35美元。不过,“Strand”的价格，加上税，也接近30美元。我有点犹豫。结果是内子买了送我，算是一份迟到的生日礼物。
有在纽约访书的经验，初到小镇普林斯顿，难免感到失望。这里没有诸如“Barnes & Noble”或者“Strand”那样的巨型书店，也没有“迷宫”那样门类齐全的学术书专营店。大学商店规模不小，但售书部只占其中一角。街上有旧书店三两家，但不像“Strand”也经营新书，规模更不能与之相比。实际上，遍访镇上所有书店之后，我觉得这一年不会买多少书了。不过，既然在此居住生活，又戒不掉购书癖，只好入乡随俗，在那几家书店转入转出。慢慢地，我发现，这里的书店其实自有格局，在此地淘书也不乏乐趣。
去得最多的，是大学商店内设的售书部。10月的一天,约了东京大学的井上达夫教授在书店见面,我先到一步，发现那里有一角普大出版社廉价书专柜，其中不乏佳作，于是选书七种。那几种书里，最让我得意的是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书初版于1977年，我手边的则是1997年的二十周年版。新版有阿马蒂亚·森作的序，还有作者本人的新增序言。赫希曼的书通常篇幅不大，但思想清晰、深刻、有力，故每出一书,都能开创新局。我喜欢这样的书。更重要的是，就在几天之前，我刚同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讲过话。实际上，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同一间机构：高等研究院的社会科学部。我们的办公室在同一栋建筑的同一层，而他的居所，距离我在老街上的住处也只有几步之遥。
读其书，闻其言，识其人，这种经验，对以学术为业的人原属平常，但在这里，却非有一种特殊因缘不可。高研院社会科学部有教授四人，赫希曼最年长，已退休。在职的三位，克利福德·格尔兹、迈克尔·沃尔泽、琼·瓦拉赫·斯科特，俱为学界翘楚。此前，我的书橱里只有格尔兹的几本英文原书。但从那天开始，这种情况改变了。不久，在威瑟斯庞街一家旧书店购得沃尔泽的正义理论代表作：《正义诸领域》。
再往后，书架上有这几位学者署名的图书日渐增加，其中就有赫希曼篇幅短小的经典之作《退出,呼吁与忠诚》和他的另两本小书《反动的修辞》、《对市场社会的不同看法》；格尔兹带有自传色彩的反思之作《追寻事实》；沃尔泽早年另一本重要著作《正义与非正义战争》，和他的另外两本著作；还有斯科特1996年的新作《进退维谷》。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书均购自哈佛，确切地说，其中除一种外，全部出自哈佛大学出版社书屋，每册二三美元不等。后来，在我的书房里，四学人书始终自成一类，集中放置在离我书案最近的一个小书架上。曾有过一个念头，想要据此整理出一小套丛书，借以增进国人对高研院内这一小群学人的了解,但如今，“高等研究院”的名号已在国内高校的虚名角逐中被竞相滥用，变得俗不可耐，我的那点兴致最后也就消弭无踪了。
拿骚街上的米考伯书店是一家雅店,常有文化活动举行。在那里买的旧书，有R. 庞德的《普通法的精神》，1931年版，还有G. W. 佩顿的《法理学》，1951年版，都是老派旧藉，布面精装，深灰色硬面上的烫金书名，迭经磨损，有些部分已经漫漶不清,但内里完好，纸质不改，墨迹浓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与米考伯书店相比，购物中心那家书店面向大众，也更加商业化。但也许因为是在普林斯顿，那里学术书数量也不少，细加拣选，也经常有所收获。不过，在那家店买的书，印象最深的，却是一本超大尺寸影册：《20世纪代表人物》，编者芭芭拉·卡迪。书中选收20世纪历史人物二百名，无分肤色、性别、国籍和活动领域，一面文字，一面黑白人物摄影。中国人，毛泽东之外,有江青，却没有邓小平。出了西方，编者眼界的限制就突显出来了。
住纽约和普林斯顿期间，旅行较多，或由两地去哈佛、耶鲁，或由普林斯顿去纽约。每次旅行，访书都是行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许多书就得之于旅途。最远的一次是在美国西北地的西雅图。头天演讲、讨论，第二天无事，先逛大学书店，选书数种，然后进城，同朋友徒步往海边，聊天,吃饭，回去时路过大市场里的旧书店，又进去淘书，购得两册而归。其中，约翰·格雷出版于1996年的《以赛亚·伯林》带给我许多阅读和思想的乐趣。其实，这本书也是普大出版社推出的。普大出版社有美国宪法研究系列，也有一个有关伯林的系列。在普大出版社专柜，我曾买到伯林的另一本书：《扭曲的人性之材》。
7月末，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告别普林斯顿，仍在高研院的殷老弟前来送别，以书相赠。翻开扉页，我和内子的名字下面，有几行工工整整的小字：“要治国平天下，须得草莽英雄。”下面画有笑脸，后面还有四个字：“格物致知”。落款下方的时间是：“公元2000年七月廿八日”。这本书的书名是《观念的力量》,作者以赛亚·伯林，普大出版社2000年出版。
说到赠书，脑海中便浮现出一连串的场景、人物和书影。最难忘的是另一位普林斯顿友人赠的小书。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小书：小开本，窄窄一条，正好放在手掌里。硬面精装,深色书脊上印有烫金书名。护封设计极为雅致，华丽典雅的孔雀尾图案作底，中间套着深褐色椭圆，上面透出暗黄色书名和白色的作者名：Justice is Conflict by Stuart Hampshire，by Stuart Hampshire (《正义乃冲突之物》，斯图尔特·汉普希尔著）。还记得，展读此书是在往返华府的火车上，此刻再看书中缕缕行行的标注、批语，犹可想见当时批读此书的兴奋。后来在哈佛大学出版社书屋看到汉普希尔的另一本书：《道德与冲突》，有不期而遇的喜悦，立即买了下来。
离开普林斯顿前，从海路邮寄了7个纸箱的书回北京。当时下了决心：到此为止。下年在哈佛，定要克制内心的购书欲望，不再像开始两年那样。况且之前已经数度去哈佛，每次去都逛书店、买书。够了。
其实，要做到少买书甚至不买书，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少去或者不去书店。但是在哈佛这样的地方，怎样才能做到过书店而不入呢？也是十年前，我在哈佛周边的书店消磨了许多时光。重访哈佛，也应该旧地重游一番吧。实际上,因为心境不同，对书的兴趣不同，这次在哈佛，常去的书店,两三家而已。最常光顾的，自然，总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书屋。在那里买的书，其数量差不多可以赶上在“迷宫”所得。
说起来，那只是哈佛广场一侧、霍尤克中心大楼通道里一间不大的底铺，内中只售哈佛大学出版社图书。尽管如此，这间小小书屋对好书者却极有吸引力,这不只是因为，英语世界许多重要和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都在这里出版，而且因为，那个有一个三面书架的折价书区，折价图书从1美元到5美元不等。2000年我去的时候，有些折价书已标到8美元甚至12美元，即使如此，这些书价仍极廉。更重要的是，这里差不多每天都有新书上架，而这些书的确就是新书。我曾向店员问及这些书的来源，得到的回答是,这些都是出版社批往各地，后因种种原因被退回来的书。因此，经常有出版不久的新书会出现在折价书架上。我在那里买到一册R. 德沃金的《至善》，就是2000年出版的新书，凯斯·R. 桑斯坦的《一次一案》1999年初版，我买到的却是2001年的印次。还有些书出版有年，如J. N. 施克莱的《寻常之恶》，J. H. 埃利的《民主与不信任》，但是久觅不得，忽然在那里发现，也会有意外之喜。
时间稍长，我发现，要在这里淘到中意的书，有两个诀窍：一是要经常去，这样才不致错过想要的书；二是看到合意的书就买，不要管是否成套。前面提到的《私人生活史》,一套5卷，我就是分次在那里买齐的。这套书采用大开本，图版极多，印制精美，每卷都有六七百页，拿在手里，重如金砖。一册6美元，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之前在“迷宫”错失这套书，未免懊悔，如今复得之，价更廉而品相更佳，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来国内据法文版出中译本，一切仿照原书，看上去亦与英译本无别，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中译本不但开本略小，纸张及印刷工艺亦不及后者，故其图版小而模糊，此外，中译本少了彩色插页，每册篇幅亦较英译本少了许多。
另一间常去的书店，是距书屋不远的哈佛书店。这家学术书店创自1932年，大约是此地历史最悠久的书店了。店分地上、地下两层。地下一层均为折价图书，包括二手书。那里淘到的书有若干种，其中有一本特别值得一记。
上年在普林斯顿，就在购物中心那家书店，曾购得一册卡内冈的《私法历史导论》。这位卡内冈是比利时人,法律史名家。我始终不清楚他的姓应该怎么念，但只要看到这个名字，却一定不会错过。原因是，1980年代还在读研究生时，我就认真读了他的另一本书：《英国普通法的诞生》，不只如此，我当时还翻译了其中若干章节。多年之后，那些手写译稿已经不存，但当初用来研读和翻译的原书复印件却一直不曾被丢弃。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当年的回忆。卡内冈是那种传统学者，著书不多，且书不以篇幅胜，但极严谨扎实。此书亦然，惟比较前者，其视野更宽而较少专门性。见到这样的书，我当然不会错过。
不承想，数月后一次乘飞机旅行，因为转机时太过匆忙，竟将阅读中的这本书遗落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飞机上。事后为寻回此书，我循着些微线索，通过熟人辗转找到当时邻座的乘客，询问书的下落。遗憾的是，人虽然找到了，书却没有被寻回来。然而有一日，在哈佛书店地下层,我看到了那个熟悉但念不出来的作者姓名，还有那个熟悉的封面。那一刻，何其兴奋。不久，在同一个地方，我又看到这个熟悉的姓，但这次看到的是作者的另一本书：《法官，立法者和教授们》。现在，这两本书都立在离我很近的书柜上。
哈佛书店门前有时会有书摊，摊上的书与店内的相类,但价格更廉。有次在那里看到有“论人的价值坦纳讲座”系列若干册。这个讲座项目由学者兼实业家和慈善家奥伯特·C. 坦纳发起和资助，旨在促进和反思关乎人的价值的学问。讲座分设于英语世界几所顶尖大学：剑桥、哈佛、牛津、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加州大学、密西根大学和犹他大学,每年邀请若干成就非凡之人(当然主要都是学者）主讲，讲词结集出版，一年一卷。上年4月在普林斯顿时，我就赶上一次坦纳讲座。那次的主讲人是叶礼庭，他的题目是《人权政治》和《人权偶像崇拜》。讲座在普大的赫尔姆(Helm）讲堂举行，前后两天，听者甚众。不过，这套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布面精装，有护封，封二和扉页相连，上面印满校徽，全书设计简单大方，有古典气。选了几本，其中一册有克利福德·格尔兹，另一册有迈克尔·沃尔泽。
我发现，坦纳讲座与高研院的渊源不止于此。其他许多主讲人，如阿马蒂亚·森、巴林顿·摩尔、小昆廷·斯金纳、乔恩·埃尔斯特、S. N. 艾森施塔特，印象中都曾在高研院访问研究。此外，还有一个令人高兴的发现：1990年的那卷(第11卷）上面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费孝通。费先生的题目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讲座发表于1988年11月15和17两日，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据介绍，除了上面提到的学校，坦纳讲座每年还可能另选几所学术机构举行。后来,这个讲座还曾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举行，自然也是这种情况。不过，那次讲座的主讲人来自英国，评论人里倒有一位是中国人，香港大学的慈继伟教授。我猜，在迄今为止坦纳讲座主讲人的名单上，费孝通先生大概是唯一的中国人了。
在哈佛，还曾去寻访一家叫作“McIntre & Moore”的旧书店。十年前访学哈佛，曾数次光顾那间半地下的书店，印象中，那应该是哈佛一带规模最大的旧书店了。但这次找到这家店却颇费了些功夫。原来它在两年前就已从哈佛左近的奥本街搬去距哈佛稍远的戴维斯广场。那里的租金显然便宜许多，书店设在地上，店面也有扩大。先后去了两次，购书十余种。前一次买的书里有“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南”系列中的《当代政治哲学指南》，颇便参考。当时想找同系列的《法哲学与法律理论指南》，未得。再去，还是没有，却看到伦特恩和邓兹合编的《俗民法》，我早已注意到这套内容宏富的两卷本文集，不意在此见到，着实得意了一番。
2000年前后，网上购书已经很时兴，但我却从未涉足网络。只有一次，偶然看到一册自由基金会(Liberty Fund）的书目广告，发现其中不乏政治与法律方面的重要著作，遂订购了几种。如今，我对网购已不再陌生，对网购的好处也有所了解。网上购书方便省时，如果目标明确，这种方式尤为快捷。不过，网购与逛书店大不同。旧时所谓逛书店，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这种方式尤其适合作无明确目的的漫游。自然，网上购书也可以是随意的，甚至漫无边际，无远弗届。不过，互联网上，远近其实并无区别，面对屏幕的购书人，自始至终都处在同一种境况下：没有同伴,没有交谈，看不到书的姿势，感觉不到书的重量，嗅不到书香，自然，也少了许多探索、发现和不期而遇的惊喜。不如说，这根本是两种经验，两种生活方式，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
最后一次去哈佛出版社书屋是在2008年。还记得那个日子，初冬时节，天气渐冷，风雨齐至，叶落满地。当日由华府飞来波士顿，入住剑桥一处小旅馆。下午，利用晚饭前的空闲，去了哈佛出版社书屋。那天买的书，有R. 德沃金的新书《法袍正义》，玛莎·C. 努斯鲍姆的《正义前沿》,还有N. Z. 戴维斯那本早已被改编成电影的小书《马丁归来》，和一本讨论死刑问题的书。那是个周六，将近傍晚，书店里很静，除了我和坐在收款台后面的妇女，没有别人。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店员也是原先的老人。在等待结账的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亲切感，想和那位店员寒暄几句。也许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最终，我什么也没有说，拿了书就离开了。
那间书屋给我最后的印象，是一片温暖的灯光，安详而富足。那是2008年的11月15日，一个风雨飘摇的傍晚。
去年，从一篇文章里得知，哈佛出版社书屋关闭了，那里变成了一家餐馆。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从我1989年第一次进去那间小屋，到2008年最后一次在那里买书，她几乎从未改变。
在我的潜意识里，那间小小的门面是哈佛广场边上一处固定的风景，不会改变，也不会褪色。但是此刻，我真切地意识到，时代变了。一些我曾经熟悉和喜爱的事物，正在消失，剩下的，是点滴记忆。不知道未来有一天，这些记忆是不是也会褪色。
本文摘选自《高研院的四季（外一种：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