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了袁先生的名字。在家里的书架上，摆着《阅读与欣赏》和《中华活页文选》等读物，其中《阅读与欣赏》收录了“文革”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同名节目中播出的文章。袁先生写的是曹操的《观沧海》，他在文章中写道：古人写大海的诗篇不多，曹操的《观沧海》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像“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囊括宇宙、吞吐日月的境界，更是难得一见。袁先生从这个层次上来分析这首诗，让我感受到魏晋诗歌从平凡世界中升华起来的力量。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诗歌中认识了大海，为“文革”期间像我这样渴望读书但又深感前途渺茫的少年，打开了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天窗。
那是我做梦的年纪，在一个除了梦想一无所有的时代。可即便是做梦，我也无论如何想不到，七八年后，我竟然会成为袁先生的研究生！并且在跟随袁先生研读魏晋至隋唐的诗歌时，又正是从曹操的作品开始读起。
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把自己读进书里，或把书读进自己的生活里。这并不意味着有意为之，而有意不见得就好，更不可能对结果打包票。可谁也说不准哪一天，在不经意间，阅读跟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神秘的关联。原本是两条平行的轨道，忽然在那一个点上交会。读过的文字和文字的作者，从此走进了自己的生活。
我记得同一册《阅读与欣赏》中还收了吴小如先生的一篇鉴赏文章。而那时我刚读过王瑶先生写的《李白》，对唐诗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书中写到李白青年时代在青城山隐居，读书习剑，“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描述李白如何在二十五岁，只身出蜀，顺长江而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都令我不胜神往。“曾梦想仗剑走天涯”——那句歌词写的就是当年的我。仗剑不过是一个姿态，但远走高飞却梦想成真了。1978年10月我远赴北京大学，这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原来这三位先生当时都在中文系任教。
中文系七七、七八两级的学生，都不会忘记袁先生教过的课。他关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选修课，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32楼前的中文系黑板报上，曾经公布过学生的问卷结果：在中文系那一年的授课老师中，袁先生名列榜首。由于选课的人太多了，袁先生第一次讲授这门课时，系里决定只对七七级开放。第二年袁先生重开此课时，我很早就报了名。等到本科毕业前夕，我已经拿定主意，要报考袁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1982年秋季，我考入了硕士班。袁先生当时正在日本讲学，暂时由冯钟芸教授指导。等到袁先生从日本回来，我正好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诗文集。记得我交给袁先生的头一篇读书报告就是关于梁朝的“宫体诗”的。两周以后，又交了第二篇。关于这个题目，“文革”前只有可数的一两篇论文，其他的论著和论文又都无从查找，只能从原始材料入手，做一些排列和梳理。袁先生读过之后，约我到家中见面——当时的系办公室在五院，但古典文学教研室只有一间办公室。所以，平常与袁先生见面，都是去先生在蔚秀园的公寓。因为是第一次听袁先生评论自己的读书报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一见面，先生就告诉我说，报告写得不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接着建议我把两篇报告合为一篇，从结构上做一些调整。然后话头一转，说别处也有待改进。他指着我引用《梁书·徐摛传》的那段文字“摛之文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问我说：“这里的‘春坊’，你查过了没有?”所谓“春坊”，即梁简文帝太子当时所在的春宫，也是将宫体诗与简文帝太子和徐摛之子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联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可惜我年少心粗，竟未留意，事后想来，简直难以原谅。但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对我说：“你回去先查一下书，我们下次见面再谈。”这一次经历，让我了解了先生指导学生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长者风度和待人接物的方式。
研究生的读书生活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当时的做法，就是从曹魏时期开始，依照时代顺序，读每一家的别集，然后写读书报告——我们管这叫大运动量训练法。阅读诗文固然十分愉快，但写读书报告却并非易事，因为大量的阅读未必当即就能产生相应的想法。而阅读训练又往往与文学批评的素养，以及广泛的阅读经验是分不开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所谓读书报告常常只是一些片断的札记而已，未必能走多远。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在研究生阶段通读一遍诗文，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好处，那就是对这一时段的作品可以获得一个总体的印象。尽管没有刻意记诵，日后随便拿起一首诗来，也可以八九不离十地指认出它的时代和作者来。为了写论文而急来抱佛脚式的阅读，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我1984年底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后，袁先生开了一门初唐四杰的研究生讨论课。当时的计划是从王勃开始，花几年工夫整理初唐四杰的诗文集，并做出校注本。为此，袁先生草拟了一份校注本的体例和样本。我记得当时孟二冬、马自力都在课上，此外还有古典文献专业的吴鸥女士和几位外校来的访问教师。大家兴致勃勃，在对王勃集的版本情况做过梳理之后，每个人分别负责注释王勃的几首诗，然后拿到课堂上来逐一讲解。袁先生也与巴蜀书社取得了联系，一切看好。但由于出版体制转型，变成自负盈亏，书社打了退堂鼓，这一计划最终搁浅了。但这门课就如同是一次实战训练，令我终身获益。
三十多年之后，回想当年的研究生生活，不免会生出许多感慨。那个时候，硕士生很少。1982年入学的那一级，全中文系加在一起，不过十几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导师分外的关照。20世纪80年代的师生关系，说起来颇不同寻常。一方面，自1957年到“文革”以来的人际关系紧张时代已告结束，这是师生之间最好相处的时期：老师不再有政治上的顾忌，用不着担心学生告发批斗，也没有同辈间的某些历史包袱，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跟学生坦诚交流。所以，正是在空前宽松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体制化、职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尚未到来，师生关系相对单纯。学生毕业后由单位统一分配工作，读书期间，大可不必为此预支烦恼（有家室的同学另当别论，夫妻任何一方调动工作都需要解决户口问题）。因此，没有过多的和各式各样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介入，也不会受到项目基金的牵制，更不至于在师道尊严的堂皇名义下，蜕变成为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师生关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具体情况也各有不同，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氛围中，学生与导师相处相对容易，往往亦师亦友，关系密切而且平等，如同是忘年交。见面时除了汇报读书修课的情况，还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很少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但在袁先生指导下读书，的确是难得的幸运。碰到聊天的场合，师母杨贺松先生也会加入谈话。话题随心所欲，没有固定的范围，从时下的新闻、思想文化界的形势、学术动向、出版讯息，到学生正在讨论什么问题、读什么书，甚至流行什么歌曲，我们都有过热烈的交谈。这样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我留校教书之后。1986年，崔健的摇滚乐开始流行，一时轰动了北大校园，袁先生和杨先生也都十分好奇。有一次，谈到兴头上，我还在他们的催促下唱了一曲《一无所有》。那真是一段一无所有，但又简单快乐的日子！
来源｜《云帆集》，商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