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唐初吐谷浑与羌人的联盟长期威胁河湟及洮河、岷山一线，为此唐廷不断调整西北军政建制。武德四年至贞观元年，唐朝将原本辖境广阔的秦州总管府拆分为秦、岷、松三州都督府，最终形成了岷、松两府居前而秦府殿后的军政格局。贞观以后，唐朝采用招抚、安置羌人的策略分化瓦解浑羌联盟，通过设置正州正县及羁縻府州安置河南地与松潘高原一带的羌人部落，其中旭、米、乌三州还兼具向西开拓河南地之意。经过唐朝初步经营，西羌归附，陇右渐安，为日后平定吐谷浑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唐初；吐谷浑；党项羌；洮岷地区；河南地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5年第4辑，第49-61、116页，注释从略。
西晋末年，吐谷浑度陇西迁进入今青海贵德黄河以南地区（俗称河南地），此后吐谷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影响古代中国西北地区数百年的地方游牧政权，河南地及松潘高原的羌族部落多为其附庸。十六国北朝时期，面对西秦与北魏的威胁，吐谷浑先后选择南下松潘草原以及西迁伏罗川。不过，在两次战略转移后，吐谷浑皆趁机重回故地。北周在洮岷地区的经略卓有成效，成功驱逐吐谷浑，并以其地设置多个州郡。隋朝在此基础上继续经略，最终攻灭吐谷浑，于其故地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然而隋末战乱给予了吐谷浑复国的机会，吐谷浑势力得以重返河南地。武德初年，唐朝与吐谷浑（及党项羌）的关系尚称融洽，吐谷浑还曾出兵助唐朝进攻李轨。但随着唐朝平定河陇，双方的关系转而恶化。其后吐谷浑与党项羌频频进攻唐朝河湟及洮河、岷山一线边州，这给肇建的唐朝带来了极大挑战。
学界就武德贞观年间吐谷浑与羌人对唐朝的进攻，以及唐朝的应对措施已有一定研究。然而史籍对一些重要事件记载较为模糊，以至影响了学界对当时唐朝洮岷地区军政建制及边境局势的判断。如既有研究多忽视唐朝对分处西倾山、迭山一线山脉南北羌人部族经略措施的不同；部分研究成果对于唐朝针对羌人所设羁縻府州位置的认识也出现偏差。这些不仅影响了对唐与浑羌关系的理解，同时也不利于对此后唐蕃战争进程的整体把握。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武德贞观年间吐谷浑与羌人对唐朝河湟、洮岷地区的进攻出发，考察唐朝的防御策略，重点关注唐朝对该区域军政建制的调整及对羌人群体的招抚措施，以期深化对武德贞观年间唐朝西部边疆形势的认识。
一 唐初吐谷浑、党项羌对唐朝边境的进攻
武德二年（619）唐朝消灭李轨政权后，吐谷浑在当年九月及十一月还曾两次向李唐遣使交流。但将河陇纳入版图后，唐朝与浑羌之间已无缓冲地带，唐与浑羌之间的旧有格局难以为继，浑羌联盟对唐朝边境威胁日益凸显。自武德四年开始，吐谷浑与党项羌频频进攻唐朝边州。表1为武德贞观年间浑羌袭扰唐朝西疆简况。
表1 武德四年至贞观八年吐谷浑、党项羌攻唐简况
说明：表中文献除《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外均使用中华书局标点本。据两《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旭州设置于贞观年间，乃分洮州设置，《新唐书·高祖纪》所记武德五年六月吐谷浑进攻的旭州或是侨治于洮州。此外，武德八年四月进攻渭州者应是突厥，而非党项羌，因为党项羌与渭州相隔甚远，突厥攻渭州符合武德八年唐朝所面临的突厥“为寇不已”的形势。
从表1来看，武德贞观年间吐谷浑与党项羌共进犯唐朝25次，其中武德年间高达21次，贞观年间则仅有4次。若结合吐谷浑、党项羌进攻唐朝的时间、地点及相应的进军路线，还可进一步总结浑、羌攻唐的一些特点。
河湟及洮岷地区山川交错，吐谷浑与党项羌发起进攻须沿河谷进军。河湟地区黄河沿岸川峡相间，无法沿黄河河谷直接通行，因而可供浑、羌利用的路线主要是湟水、漓水（大夏河）、洮河、羌水（白龙江）以及江水（岷江）等河河谷。根据浑、羌进军的大致路线，可以将表1中诸州分为四个区域：
鄯（治今青海海东市乐都区）、廓（治今青海化隆县群科镇）、河（治今甘肃临夏市）、兰（治今甘肃兰州市）四州被黄河分隔为南北两个区域。对于中原政权而言，北部以鄯州为中心的湟水流域是河湟重心所在，黄河南岸镇戍的战略价值主要在于控扼黄河南北交通。河州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崛起的军事重镇，唐朝时州治仍位于大夏河流域的枹罕一带，其战略价值在于据守大夏河河谷。沿湟水或大夏河河谷向东经兰州境内洮河下游的狄道县（今甘肃临洮县）可到达渭源，再经渭河河谷便可进入关中平原。因此，洮河下游一带既是河湟地区的战略纵深，亦是关中的外围屏障。鄯、廓、河、兰四州南面是洮河中上游的洮州（治今甘肃卓尼县）及岷州（治今甘肃岷县），两州位于洮河河谷之中，控扼洮河交通线。从洮河上游经洮、岷二州后亦可到达渭源，继而前往关中。因此，洮、岷二州亦是拱卫关中的重要屏障。洮、岷二州南面是叠（治今甘肃迭部县）、芳（治今甘肃迭部县东南）、扶（治今四川九寨沟县）、松（治今四川松潘县）等岷山诸州。这些州地处松潘高原东缘的岷山山脉之中，州县治所主要分布在白龙江、岷江及其支流沿岸，顺江而下可进入成都平原，因此岷山诸州是成都平原的西部屏障。此外，从白龙江上游的叠、芳等州亦可经洮河流域、渭河河谷前往关中。可见岷山诸州对于唐朝边境的防御布局亦十分重要，是唐朝必须控制的战略要地。
从表1可见，武德贞观年间，浑、羌对洮河中上游的洮、岷二州进攻数量多达10次，但主要集中在武德年间，贞观年间则仅有1次。浑、羌对迭山以南，松潘高原东缘的叠、芳、扶、松四州的进攻次数亦有10次，但全部都在武德年间。浑、羌对河湟及其以北地区的进攻共有8次，武德与贞观年间各有4次。虽然从次数来看武德与贞观年间浑、羌对凉、鄯、廓、河、兰等州的进攻似乎并未发生变化，但是细究之下两个时期的情况并不相同。事实上，除凉州外，唐初浑、羌对黄河以北地区的进攻共有5次，武德年间却仅有1次，其他皆在贞观年间；浑、羌对河湟之黄河以南地区的进攻共有3次，全部都发生在武德年间。可见贞观以后浑、羌对河湟地区的进攻转移到了黄河以北地区。要之，武德年间浑、羌对唐朝的进攻主要集中在洮岷地区；贞观以后，除贞观二年曾进攻岷州外，浑、羌（更确切地说是吐谷浑）对唐朝的进攻则完全转向了黄河以北地区。
党项羌主要活动于河南地南部及松潘高原一带，武德年间遭受浑、羌进攻的唐朝边州大多与党项羌的势力范围接壤，因此有必要考虑党项羌在浑羌联盟中所发挥的作用。虽然从文献记载来看，武德贞观年间吐谷浑攻唐次数明显多于党项羌，但是结合浑、羌攻唐所涉的地域范围……来看，与唐邻近的党项羌方应是浑羌联盟中的攻唐主力。据《旧唐书·党项传》：
有羌酋拓拔赤辞者，初臣属吐谷浑，甚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及贞观初，诸羌归附，而赤辞不至……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谕以祸福，赤辞曰：“我被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贰，焉知其他。汝可速去，无令污我刀也。”
此传径将拓拔赤辞视为吐谷浑的臣属，甚至拓拔赤辞自言“我被浑主亲戚之恩”，可见党项羌与吐谷浑之间存在一定的臣属关系。此外，据《拓拔驮布墓志》记载，党项曾“徙湟中故地，与浑部杂居”，拓拔驮布曾祖拓拔兀思甚至“为浑人所怀”被立为“浑项王”。这些都可以证明浑、羌关系之紧密。或因于此，时人及后人往往将党项羌与吐谷浑视为一个整体。这一点亦可从刘师立离间吐谷浑部落一事得到证明。
贞观中刘师立检校岷州都督后上书“请讨吐谷浑”，因“书奏未报，便遣使间其部落，谕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为开〔台〕、桥二州”。然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台州“贞观六年，处党项置西沧州。八年，改为台州”；桥州“贞观六年，处降羌置”，二州均为羌人羁縻州。显然这与《刘师立传》所言“请讨吐谷浑”并“间其部落”不同，《刘师立传》是将羌人直接归入了吐谷浑，所谓“间其部落”实指离间分化党项各部与吐谷浑的关系。
因为浑、羌之间存在役属关系，史籍有时便将党项羌的攻唐行动一并归诸吐谷浑。而自贞观三年（629）唐朝开始陆续招抚、安置羌人后（详见后文），武德年间曾频繁遭受袭扰的洮、岷、叠、芳、扶、松等州基本没有再遭受过吐谷浑的进攻，说明史籍记载中所谓吐谷浑或吐谷浑与党项羌对唐朝洮岷诸州的进攻当是以党项羌为主力，而非吐谷浑本族力量。因此，简单将史籍记载中吐谷浑对唐朝的进攻看作吐谷浑单独行动并不准确。
总之，在浑羌联盟中吐谷浑占据主导地位，而羌人因处于河南地与松潘高原一带更近于唐朝，所以成为这一联盟中攻唐的主力。浑羌联盟在对抗唐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唐朝西疆构成了极大威胁。史籍中吐谷浑与党项羌曾攻陷叠、洮、芳等州的事迹说明，武德年间唐朝对洮河至岷山一线边地的控御完全处于劣势，其在这些地带仅有的几个军事据点时常面临巨大压力。
二 贞观二年以前唐朝对浑、羌的防御与洮岷地区军政建制的变迁
唐初平定河陇之后旋即设立秦州总管府，统辖“秦、渭、岷、洮、叠、文、武、成、康、兰〔芳〕、宕、扶等十二州”，而河湟一带的鄯、廓、河、兰四州则隶属于凉州总管府（见图1）。此时，唐朝西北边境防御任务自北向南主要由凉州（今甘肃武威）、秦州（今甘肃天水）、益州（今四川成都）三总管府负责。或是由于刚平定西土不久，加之武德二年以前与浑、羌关系尚较为和谐，唐朝并未从防御浑、羌的角度出发仔细谋划西北地区的军政区划，因而在河陇地区设置的秦、凉两总管府辖境范围皆十分广阔。与秦、凉二府类似，武德初年益州总管府辖境范围亦非常辽阔，领有益、绵、陵、遂等十七州。
图1 武德三年陇右政区图
说明：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1-62、65-66页唐“陇右道东部”“剑南道北部”图组改绘。图2-图4皆同。
从武德三年（620）开始，唐朝对西部地区的军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松州本属益州总管府，随着益府所辖会、翼、涂三州分出并成立新的会州总管府，松州与益府之间已经被会府隔断，松州遂划归秦州总管府。此时，秦府辖境范围进一步扩大，洮岷一线沿边诸州均归属秦府管辖。
武德四年，吐谷浑进攻洮、岷二州，唐朝不得不派遣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柴绍千里赴援。秦州总管府辖境范围过大且军政长官屯驻于辖区东部的秦州，这显然不利于集中秦府力量及时应对浑、羌进攻。为了提升边境防御的指挥效率，唐朝遂拆分秦州总管府，以岷、宕、洮、旭（侨治于洮州）、叠、芳六州设置岷州总管府。洮河流域的洮、岷二州和羌水流域的叠、芳、宕三州分别承担着控制洮河与羌水两条重要河谷交通线的任务，岷州总管府以此防御浑、羌对其辖境的进攻。领州规模适中有利于岷府对辖境内的防御作战进行有效指挥，而军政中心岷州位于浑、羌重点进攻的洮河流域则体现了唐朝对该地区的重视。在将岷、宕、洮、旭、叠、芳六州划出后，秦州总管府仍统有羌水支流白水流域的扶、文二州以及岷江上游的松州。揆诸辖区范围及相应防御态势，唐朝将洮岷一线边州分由两总管府管辖较为合理。
不过，尽管以秦、岷两个总管府分领洮岷一线边州提升了驻军的指挥和调动效率，唐朝在该地区仍处于被动防御局面。武德五年八月己巳（二十日）吐谷浑进攻洮州，唐朝随即“遣武州刺史贺拔亮防御之”。唐朝调动秦州总管府军队支援洮州后，仍无法抵挡吐谷浑的攻势。武德五年八月甲戌（二十五日），“吐谷浑寇岷州，败总管李长卿”，在此危急情况下，唐朝不得不“诏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渭州刺史且洛生救之”，并临时任命贺拔亮为岷州总管。唐朝先后两次调动秦府与益府的三支力量支援岷州，可见此次吐谷浑攻势之猛烈。
在进攻洮河流域洮、岷二州的同时，吐谷浑还对羌水流域的叠、芳二州发起攻势。武德五年及武德六年，吐谷浑先后攻陷叠州、芳州，至武德七年唐朝方收复失地并重新设置叠、芳二州，岷府得以恢复对羌水上游地区的控制。武德七年，唐朝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后，叠、芳二州仍归岷州都督府管辖。
面对浑、羌的频繁进攻，不仅岷州总管府所领诸州防御艰难，秦州总管府下辖的松、扶等州处境亦十分困难。武德七年，吐谷浑与党项羌对唐朝的进攻重点转向了岷山一线的松、扶二州。当年浑、羌对唐朝发起的7次进攻中有4次是针对松、扶两州，其中对松州的进攻便有3次。武德七年四月党项羌进攻松州，至五月甲戌“羌与吐谷浑同寇松州”，同年七月吐谷浑与党项羌再次进攻松州。前文已述，《旧唐书·窦轨传》所载益州道行台左仆射窦轨与扶州刺史蒋善合共同率军支援松州便发生在武德七年。在浑、羌进攻秦州总管府所辖松州的情况下，唐朝选择跨区调动益州道行台的军队而非秦州军队加以支援，或是因为秦、松两州之间距离太过遥远，而益州道行台的军队则与松州相近。可见，秦州总管府（都督府）管辖与之距离较远的松、扶等州，存在明显缺陷。
武德五年至武德八年，吐谷浑与党项羌频频进犯洮岷诸州，在此背景下，唐朝对该地区的军政区划再一次进行了调整。武德九年，岷州都督府“又督文、武、扶三州”。文、武、扶三州由秦州都督府划隶岷州都督府后，松州便将成为秦州都督府的一片飞地，这难合情理，因此松州很可能是与文、武、扶三州一同划归岷府。此次调整使得原本岷、秦两府南北分任边事的状态改为由岷府完全负责，秦府则不再临边（见图2）。松、扶、武、文四州由秦州都督府改隶岷州都督府管辖，改变了过去四州与都督府治州相距悬远的局面，有利于集中力量共同应对浑、羌进攻。
图2 武德九年陇右政区图
尽管唐朝试图通过重新将洮岷诸州纳入一个都督府管辖以提升应对浑、羌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一模式仍有很大缺陷。岷州地处洮河中游，位于这一督区东北端，与同处洮河流域的洮州具有地缘战略的一致性，但是与南面各州之间却有迭山一线山脉阻隔，前往松、扶、武、文等州路途遥远。在这些州遭受浑、羌进攻时，岷州都督府难以快速组织力量及时策应支援。唐朝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次年便再一次对洮岷地区的军政区划进行了调整。贞观元年，唐朝分岷州都督府设置松州都督府，督松、扶、武、文四州，岷州都督府恢复到此前督岷、宕、洮、旭、叠、芳六州的状态。至此，洮岷一线与浑、羌相接的边境地区再次形成了南北两都督府并立的局面。
松、扶、武、文四州先从秦州都督府划归岷州都督府，而后又由岷州都督府划出并设立新的松州都督府，这是武德贞观之交唐朝探索洮岷地区军事防御部署的重要尝试。经过数次军政建制调整，此前辖境过广的秦州总管府最终被分割为秦、岷、松三个都督府。岷、松两府承担起洮河、岷山一线边境地区的军政管理，专注于对外防御与经略；秦府失去对洮、叠等边州的管辖后不再临边，转而成为岷、松两府的战略后方。这是唐朝在防御浑、羌进攻过程中探索出的控御陇右洮岷诸州的最佳军政区划模式。
与贞观元年以前唐朝频繁调整洮岷诸州军政建制不同，陇右北部鄯、廓、河、兰四州自武德二年以来长期隶属于凉州总管府（都督府），直至武德八年唐朝以此四州新设兰州都督府。实际上唐朝此举仍与吐谷浑有关。武德七年，吐谷浑首次进攻鄯州，唐朝为此设置兰州都督府总领河湟地区的军政事务，强化该地区应对吐谷浑进攻的能力。其后，兰、岷、松三都督府一道构成了唐朝在陇右防御浑、羌进攻的前沿阵地。
三 羁縻府州的设置与唐朝对松潘高原一带羌人的招抚、安置
唐朝深感浑羌联盟对其西境之威胁，故除调整军政区划提升边地的防御效率外，贞观以后还开始尝试通过拉拢、招抚与唐朝距离较近的羌人势力以瓦解浑羌联盟，使党项羌不再成为吐谷浑攻唐之助力。
（一）唐朝对松潘高原一带羌人的招抚、安置
史籍所见羌人归附唐朝并受其羁縻、安置始于剑南西部。武德年间有临涂、白苟（狗）等羌内附，唐朝设置涂、维等州以处之。不过，这些羌人时降时叛，唐朝难以对其形成有效控制，为之设置的州县亦时置时废。此外，唐朝也在边境正州下安置羌人，如芳州丹岭县“所管百姓，皆是党项诸羌，界内虽立县名，无城郭居处”；叠州，武德五年“又置安化、和同二县，以处党项”。总体而言，设置羁縻州县是唐朝在西倾山、迭山以南地区招抚、安置羌人的主要方式。贞观以后，唐朝对羌人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羁縻招抚活动。
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郑元璹遣使招谕党项部落，取得了显著成效。据《旧唐书·党项传》记载：
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郑元璹遣使招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步赖因来朝，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仍请率所部讨吐谷浑。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
南会州治在今四川茂县，位于松州之南。既由南会州都督郑元璹招谕，则细封步赖等部大致位于南会州以西。而贞观三、四年间唐朝因细封步赖等部归附所设置的轨、崌、奉、岩、远五州又隶属于松州都督府，则细封步赖等部应位于南会州与松州西面，那么便是处在松州西南方向。细封步赖一部所处之地向西可通吐谷浑，故其自告奋勇请讨吐谷浑。除了细封步赖等部外，南会州都督府附近陆续有其他羌人部落归附，唐朝亦皆设羁縻州以处之，因而南会州都督府所辖羁縻州数量渐增，至贞观七年已有维、翼、西博、西封、彻、西冉、涂、向、西恭等九州。细封步赖等诸姓酋长为党项羌南部首领，在其归附之后，唐朝的影响力步步北进。
在唐朝招抚南会州、松州附近羌人部落日见成效之际，岷州都督府亦采取行动，遣使招谕党项部落。《旧唐书·刘师立传》载：
寻检校岐〔岷〕州都督。师立上书请讨吐谷浑，书奏未报，便遣使间其部落，谕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为开〔台〕、桥二州。又有党项首领拓拔赤辞，先附吐谷浑，负险自固，师立亦遣人为陈利害，赤辞遂率其种落内属。太宗甚嘉之，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
此段材料记叙了岷州都督刘师立实施的两次招抚行动。前文已述，台、桥二州是贞观六年（632）以羌人部落设置，其中台州文献明载是以党项羌设置，桥州情况可能亦是如此。因此，刘师立的两次招抚行动均是针对党项羌。结合同书《西戎传·党项羌》记载可知，拓拔赤辞先后经两任岷州都督李道彦、刘师立“说谕”及“招诱”最终归化，可见拓拔赤辞部当与岷州都督府相邻。而在拓拔赤辞与其从子思头等人率众归款唐朝后，唐朝“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羁縻存抚之”。既然贞观四、五年间唐朝因拓拔赤辞等部归附而设置的羁縻府州归属松州都督府管辖，则拓拔赤辞等部应位于岷州都督府与松州都督府西面，亦即松潘高原北部一带。虽然《资治通鉴》及《册府元龟》记载贞观五年（631）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十六州、四十七县”，但这可能只是唐朝派遣中央官员作为代表，前去宣告此阶段招抚党项部落的行动圆满成功。在此之前，河曲十六州的党项部族当如拓拔赤辞等部一般是由岷州都督负责进行“说谕”及“招诱”。
至此，南会州、松州、岷州三都督府西面的羌酋多已降附，即便是“甚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的拓拔赤辞部亦接受唐朝羁縻。吐谷浑与羌人对抗唐朝的联盟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史籍所言“自是，从河首大碛〔积〕石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一语并非虚言。
（二）“河西九曲羁縻府州”地望辨析
贞观初年唐朝针对党项羌设置的羁縻府州主要位于西倾山以南，并不涉及河西九曲之地。王永兴怀疑唐朝以拓拔赤辞部设置的羁縻州似应在河西九曲；郭声波则认为唐朝曾在河西九曲之地（河南地）设置党项羁縻州，即羁縻静边、肆、序、台、祐、嶂、玉、盖、位、桥等十州。然而，若将静边等十州置于河西九曲之地，其位置显然与松州都督府相去甚远，部分州甚至远离了岷州（叠州）都督府，处于廓、河二州以西，这无疑与静边等十州曾隶属松州、岷州（叠州）都督府相悖。郭氏之所以将这十州定位于河西九曲之地，乃是因为对松州与岷州（叠州、洮州）两都督府领有这些羁縻州的先后顺序产生了误解。《旧唐书·地理志》松州条云：
贞观二年，置都督府，督崌、懿、嵯、阔、麟、雅、丛、可、远、奉、严、诺、蛾、彭、轨、盖、直、肆、位、玉、璋、祐、台、桥、序二十五羁縻等州。
这一记载似指松州都督府初置时便已督此二十五州。然根据《旧志》后文可知，这二十五个羁縻州大部分设置时间都在贞观二年以后，乃是“贞观中，招慰党项羌渐置”，因此不可能在松州都督府初置时便已归其管辖。以往学界认为《旧志》所记松州都督府下辖的崌、懿、嵯、阔等二十五个羁縻州乃是先隶属松府（包括初属他府后改属松府者），至贞观十二年（638）后又分属松、叠两府，存在一个合—分的过程。即《旧志》记载松州都督府督有此二十五州的时间是在贞观十二年前，之后这些羁縻州便分属松州都督府与叠州（洮州）都督府。但是，从两《唐书·地理志》相关记载可以发现，松州都督府在玄宗时仍督有此二十五州，说明这些州并非自贞观十二年便已分属松、叠两府。
《旧唐书·地理志》云：“松州都督府，督羁縻二十五州。旧督一百四州，领州，无县户口，惟二十五有名额，皆招抚生羌置也。”同篇亦云，“据天宝十二载簿，松州都督府，一百四州，其二十五州有额户口”。此所言“有额户口”之二十五州便是“惟二十五有名额”的崌、懿、嵯、阔等羁縻二十五州。可见，至玄宗天宝年间，此二十五州仍然隶属于松州都督府。而《新唐书·地理志》在记叙丛、崌、奉、岩、远等羁縻州设置情况后言道：“右初隶松州都督府，肃宗时懿、盖、嵯、诺、嶂、祐、台、桥、浮、宝、玉、位、儒、归、恤及西戎、西沧、乐容、归德等州皆内徙，余皆没于吐蕃。”据此可知，《新志》所记松州都督府所辖羁縻州乃是肃宗之后的情形，所以嶂、嵯、盖、诺、玉、位、桥、台等州书于灵、庆等州都督府下。所谓“初隶松州都督府”之“初”字并非指贞观初年松州都督府统辖羁縻州的情况，而是指肃宗时部分羁縻州内徙关内道前松州都督府所领羁縻州的情况，强调的是肃宗时松州都督府所领羁縻州的前后变化。因此，有理由相信，崌、懿、嵯、阔等二十五个“有额户口”的羁縻州直至玄宗天宝时仍为松州都督府领有，并非自贞观十二年开始便由叠州与松州两都督府分领。那么，松州都督府领有这二十五州的起始时间便有待进一步考察。
贞观十二年岷州都督府由叠州都督府取代，永徽元年（650）叠州都督府又被洮州都督府取代。台、桥二州在设置之初便属岷州都督府管辖，贞观十二年叠州都督府取代岷州都督府后，两州继续隶属于叠州都督府。除台、桥二州外，叠州都督府还辖有肆、序、祐、嶂、玉、盖、位等州。据《宣州刺史陶大举德政碑》，咸亨元年（670）陶大举被任命为“授使持节都督十五州诸军事，守洮州刺史”，此十五州即洮、岷、叠、宕、芳五州及羁縻静边、肆、序、台、祐、嶂、玉、盖、位、桥等十州。可知在经历岷府到叠府再到洮府的变迁后，至咸亨元年，这一督区仍大致保持此前的领州规模。据此可以断定，桥、台等州划归松府而使其得以领有《旧志》所记二十五羁縻州的时间尚在此后。
《旧唐书·地理志》载，“永徽之后，生羌相继忽叛，屡有废置。仪凤二年，复加整比”，由此可以推断，松州都督府形成督有桥、台等二十五羁縻州这一局面的时间应当在仪凤二年（677）。唐朝对羌人羁縻州“复加整比”与吐蕃的军事威胁有直接关系。此时，吐蕃已与唐朝在叠、芳、扶、松等边州直接交战，在此背景下，唐朝对之前设置在叠、芳等州以西的羁縻府州控制力度大为削弱。部分羌人或逃散、或内徙、或转投吐蕃成为与唐朝作对的“叛羌”，因此唐朝不得不对该地区的羁縻府州加以整比。经此调整，原本分隶松、岷（叠、洮）两都督府的羁縻州全部改隶于松州都督府，最终呈现出《旧志》所载松州都督府领有二十五个“有额户口”羁縻州的局面。
综上所述，贞观初年唐朝开始对松潘高原一带的羌人开展大规模的羁縻活动，与之相邻的南会州（茂州）、松州、岷州等都督府成为这一经略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以往学界认为唐朝针对羌人设置的静边、肆、序、台、祐、嶂、玉、盖、位、桥等十个羁縻州位于河南地（九曲之地）的看法并不成立。作为玄宗时期同属松州都督府所辖的二十五个“有额户口”羁縻州，肆、序、台、祐、嶂、玉、盖、位、桥等九州与崌、懿、嵯、阔等十六州地望相近，皆位于松潘高原一带，羁縻静边州应当亦是如此。
羁縻政策对于瓦解浑羌联盟，剪除吐谷浑的羽翼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唐朝的强盛是这一政策得以维系的前提。在吐蕃势力崛起并与唐朝对峙后，唐朝对羌人的羁縻政策便面临极大考验。夹在唐蕃之间的羌人，部分“渐为所逼，遂请内徙”，没有选择内徙的羌人对唐朝则“或臣或否”，摇摆于唐蕃之间。唐朝针对羌人所建立的羁縻体系逐渐崩溃。高宗上元、仪凤之际，吐蕃的进攻使得唐朝在松潘高原东缘的边境局势持续恶化，唐朝被迫对现有的羁縻府州做进一步调整。原本由松、岷（叠、洮）两府分领的羁縻州最终全部改由松府统辖，不过这些州基本空留其名，“多羁縻逃散”。
四 唐朝对河南地羌人的招抚、安置及其对河南地的尝试性开拓
与在松潘高原一带采取设置羁縻府州的方法招抚、安置羌人不同，唐朝在河南地则是选择使用更加长效和可靠的方式。自贞观四年（630）开始，唐朝在廓、河、洮三州的基础上于边境地带先后设置了实土旭州（贞观四年置）、米州（贞观五年置）以及乌州（贞观七年置），州治分别处于洮河上游河谷，廓、河两州之间的黄河谷地，以及河州西南大夏河谷（参见图3）。其中旭州隶属于岷州都督府，米、乌二州从位置推测应当隶属于兰州都督府。在洮河与漓水流域，旭、乌二州取代了洮、河二州成为唐朝最靠近吐谷浑与羌人的边州；米州则填补了唐朝对河、廓二州之间黄河南岸河谷地带控制的缺失。米、乌、旭三州的设置意味着唐朝试图将其势力范围进一步向河南地深入。虽然分洮州西境设置的旭州州治位于原洮州州治洮阳城，似乎并未对洮河上游局势产生影响，但是唐廷将洮州分为居前的旭州以及殿后的洮州，其意图可能是以旭州作为向西经略的前沿阵地。要之，旭、米、乌三州的设置应是唐朝向西开拓河南地的一种尝试。
图3 贞观八年陇右政区图
尽管史籍未言明唐朝新设置的旭、米、乌三州是否与羌人有关，但从设置时间与所处位置来看，三州应当安置有归附唐朝的羌人。贞观八年唐朝撤销旭州建制，将其地并入洮州，洮阳城重新成为洮州州治。而在次年李靖等率军进攻吐谷浑之际，“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浑，杀刺史孔长秀”。显然，唐朝在洮阳城附近安置有内属的党项羌。此时洮州境内的党项羌是唐朝在贞观八年前安置于旭州境内，还是在旭州废入洮州后才安置于洮州境内的，文献中未有明确记载。但是结合唐朝经略党项羌的时间以及党项羌在贞观三年至贞观八年间未再进攻洮岷地区，基本可以断定，唐朝应是在贞观八年前便已经较好地处理了河南地一带的羌人问题。换言之，唐朝在贞观八年前便已将内属的党项羌安置在旭州，旭州废入洮州后这些羌人又被称为洮州羌。可见，当时唐朝确实在河南地与洮西地区的边州（正州）安置羌人，旭、米、乌三个新设边州兼具拓边与安置羌人两层用意。
旭、米、乌三州设立不久便被唐朝裁撤，其原因尚待考察。但不可否认，三州的设置对于唐朝开拓河南地以及安置羌人做出了一定贡献。旭、米、乌三州撤销后，唐朝在洮西与河南地的州级建制恢复为廓、河、洮三州，但是这三州的辖境范围较之此前已明显扩大，即唐朝疆域已向西进一步拓展。据《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洮州“西至黄河六百里”；洮州西160里有广恩镇，此或即隋代临洮郡之洮阳县、北周时的广恩县；而西倾山则被记于洮州境内；在廓州，唐朝也越过达化县（治今青海尖扎县康扬镇）西南山脉，在今贵德县黄河南岸设置了静边镇。唐朝虽然撤销了旭、米、乌三州，但是并未放弃对河南地的控制，静边镇的保留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唐会要》云：“积石军，置在廓州达化县西界，本吐谷浑之地。贞观三年，吐谷浑叛，置静边镇。”这一记载并未交代唐军何时占领此地。所谓本吐谷浑之地当是言其在唐以前曾为“吐浑浇河城”，此城在北周时便曾被作为廓州州治。静边镇所在的浇河故城位于黄河南岸今贵德县河阴镇一带，该地北连青海、鄯州，南通河南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唐朝在此设置静边镇加以戍守，显然是为了遏制吐谷浑从青海越过黄河进入河南地，同时亦是防止河南地羌人越过黄河交通吐谷浑。此镇之设加强了唐朝对黄河沿岸要地的控制，极大程度上优化了唐朝对吐谷浑的防御部署。结合静边镇的重要战略地位也可清楚，唐朝不会将此军事要冲交予党项羌酋，静边州都督府位于静边镇的看法难以成立。
唐朝在河南地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强化了对该地区的控制力度，加之南面松潘高原一带的羌人部落陆续接受唐朝羁縻，河南地的羌人已无选择余地，只得接受唐朝的招抚和安置。除旭、米、乌三州外，唐朝还先后在后方的洮西地区设立了两个专门安置羌人的正州。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儒州，“本西盐州，贞观五年以拓拔部置，治故后魏洪和郡之蓝川县地，八年更名。开元中废，后为羁縻”；淳州，“贞观十二年以降户置于洮〔河〕州之境，并置索恭、乌城二县。开元中废，后为羁縻”。儒州无县，大致位于今甘肃康乐县西南；淳州则是分河州地设置，辖索恭、乌城二县，大致位于今甘肃循化县与临夏县境内的河谷地带（见图4）。
图4 贞观十二年陇右政区图
从地缘位置看，分河、洮二州之境设置的儒、淳两州地处积石山支脉与太子山一线山脉东侧，与河南地的交通需要经由唐朝其他边州。这应是唐朝有意设置，目的是将归附的羌人完全纳入唐朝统治之下，断绝其再次逃脱控制的可能。而且唐朝于内地设置的儒州虽然也是以党项拓拔部设置，但与唐朝在松潘高原一带以拓拔部设置羁縻府州截然不同。这也可以反映出唐朝对分处河南地与松潘高原一带的党项部落安置方式并不相同。在贞观八年至贞观十一年唐朝先后撤销米、乌、旭三州的情况下，儒州没有遭到裁撤，甚至贞观十二年唐朝还新设置了与儒州情况类似的淳州。这足以说明儒、淳两州与米、乌、旭三州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米、乌、旭三州更多是为开拓河南地而设置的边州，儒、淳两州则是唐朝于控制力度较强的内地为安置羌人而专门设置的正州。
儒、淳二州设置之初在行政建制上归属于兰州都督府统辖，兰州都督府被鄯州都督府取代后两州亦继续隶属于这一督区，直至开元年间方被撤销，之后则成为侨置于庆州、灵州境内的羁縻州。儒、淳两州被废应与开元二年（714）吐蕃进攻有关，属于特殊原因而被唐朝废弃。且经过唐朝80年左右的统治，儒、淳两州羌人在很大程度上已融入唐朝统治秩序，继续以专门的正州进行管理已无太大必要。所以，在经历了吐蕃进攻后，唐朝便顺势裁撤了儒、淳二州。儒、淳两州的置废亦可证明，相较于设置羁縻府州，在内地设置正州安置和控制羌人的方式更加长效和可靠。
唐朝围绕河南地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大加强了其对该地区的控制，虽然对河南地进行的尝试性开拓收效可能并未达预期，但亦取得了一定成果。唐朝在与河南地相邻的洮西地区设置正州正县安置羌人，实现了对羌人的有效控制。这为河南地的安全稳定提供了长期有效的保障，同时也降低了吐谷浑对这一地区羌人的影响。唐朝设置静边镇控制黄河天险以遏制羌人与吐谷浑的交通，以及西倾山、迭山以南地区的羌人接受唐朝羁縻，是唐朝在洮西设置正州正县安置羌人的措施得以推行的重要基础。
五 结语
唐初吐谷浑与党项羌频繁进攻河湟、洮岷地区，为此唐朝不断调整军政区划以提升边防效率，积极找寻控御陇右边地的最佳模式，最终确定由秦州、岷州、松州、兰州四个都督府统辖陇右军政。在此种模式下，各都督府领州规模与辖域相对适宜，岷、松、兰三个边州都督府通过控扼相应河谷交通线分担了吐谷浑与党项羌对唐朝边境的军事压力。唐太宗即位后，除继续强化己方边境防御配置外，唐朝开始通过拉拢羌人瓦解其与吐谷浑的联盟，减少乃至消除党项羌对吐谷浑的助力。基于不同的地缘位置，唐朝对河南地与松潘高原一带的羌人分别采用了正州正县和羁縻府州两种方式进行招抚和安置。松潘高原西面开阔，可以自由交通吐谷浑，因此唐朝无力将此地的羌人完全纳为编民，只能选择羁縻统治；而河南地则有山河天险环绕，身处其中的羌人部族容易受到唐朝的控制，因此唐朝有能力将此地羌人完全纳入自己的统治秩序中。在洮西地区设置正州正县安置河南地羌人的同时，唐朝也尝试对河南地进行开拓，尽管为此设置的旭、米、乌三州最终被裁撤，但这却不失为一次积极的拓边尝试。
经过数年经营，唐朝成功瓦解了吐谷浑与羌人的联盟，羌人逐渐从吐谷浑转向唐朝一方。党项羌是否仅仅因为唐朝的招抚便选择归附尚可讨论，然从结果来看，党项羌的归附对于唐朝经略吐谷浑而言意义重大。贞观以后，在缺乏党项羌助力，以及唐朝控扼黄河南北交通的背景下，吐谷浑在河南地及松潘高原一带的影响力已大为削弱，其对唐朝河湟、洮岷地区的进攻次数也明显减少。在无力进攻唐朝洮岷一线边地后，吐谷浑只能转从其控制的中心区域青海地区对唐朝黄河以北的凉、鄯等州发起进攻。平定突厥后，面对吐谷浑的进攻，日益强盛的唐朝已经有能力进行反击，甚至进军至吐谷浑腹地，攻守已然易势。贞观九年唐朝发动平定吐谷浑之役，曾对唐朝边疆产生过巨大威胁的浑羌联盟最终被唐朝分化瓦解，逐个击破。至此，唐朝实现了对河南地的有力控制，在西部边境防御上占据有利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