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宗教信仰传承的文化背景下，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基础，与中国的主义信仰传统彼此契合、密不可分。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中，坚持“两个结合”，实现了本土主义信仰体系的历史性超越，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情契合性、思想真理性、价值崇高性、实践可行性相互贯通的整全路径。新征程上，面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必须进一步强化理论创新、坚持踔厉奋斗、锤炼党性修养，不断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体系。
关键词：宗教信仰；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整全路径
过去人们往往习惯于从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却很少从信仰演进的视角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基石何以可能？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和国家最高信仰的规律性认识。沿着这一思路，探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走出一条从“主义”通达“信仰”的整全路径，对推进新征程上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宗教信仰”与“主义信仰”：中西方信仰传统的比较视域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以基督教为主流信仰的社会土壤和文化背景下，却在以儒学为主脉的传统文化中根深叶茂，在以儒学价值为主流信仰的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基石，成为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精神旗帜，这其中包含着对两个层面问题的解决：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即古今中西问题，解决的是一种诞生于西方文化生态中的思想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问题。二是科学思想成为信仰问题，即一种科学思想如何升华为党和国家意志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彼此交织、相辅相成、辩证演进，在信仰方式上赓续中国信仰传承的时代真谛。
（一）西方“宗教信仰”传统
从信仰角度看，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主要是以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为主的信仰传统，马克思主义就产生在这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这一信仰传统可称之为“宗教信仰”，所谓“宗教信仰”即指这一信仰的基础是形而上意义上的天启宗教，信仰的对象是超验意义上的“上帝”，其目标在于个体获得救赎。一方面，这一信仰传统突出宗教信仰在精神领域的至高地位，强调其彼岸救赎功能。基督教创设了一个形而上的实体化上帝概念。不论是旧教还是新教，都坚信上帝唯一，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由于上帝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主，无罪性，有大爱，因此是绝对的、无限的，祂启示的生命神圣、爱和慈善、自由和平等、契约和权利等价值追求，其可信性是必然的。进一步说，上帝是一面设定在天界、因而在尘世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镜子，潜在目的是照出世俗人类的有限性。与上帝相对，人是有限的，知有限、能有限、爱也有限，王侯将相抑或贩夫走卒，皆因其有限性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欲望和罪恶，必须用契约、法律和诫命加以防范。由此，人尽管有理性，但人的理性，从而人的学说、主义都是有限的，只能认识局部世界，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也就没有资格成为信仰；即使某个主义成为一些人的信仰，这种主义信仰也不能逻辑地顺延为西方社会主流信仰。
另一方面，这一信仰传统又催生了基于理性的反思意识，萌生了个体的觉醒。上述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强烈对比与分隔，使得人们既怀有至高的救赎目的，但同时又缺乏对于正确救赎之路的认知与确证，这就使得人总想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得到救赎的方法，从而造成僭越。由此必然产生一种悖论，即一方面人应该选择全然相信上帝的救赎，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性，但另一方面人一旦放弃理性，又会失去对至高至善上帝的认识，就可能走向怀疑、出现异端。换句话说，如果否定后者，就会隔绝了通往前者的路径；然而如果承认后者，就会动摇前者的神圣基础。这一悖论凸显了西方信仰传统，在处理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关系上的内在矛盾：一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类神学”导向，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贯穿着精神世界实体化、外在化，从而信仰凌驾于世俗、精神凌驾于物质的哲学叙事。二是与上述哲学叙事相联系的历史主义乌托邦倾向，把对未来的设想和筹划纳入信仰体系，认为人类社会走向彼岸救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历史形而上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达到高峰。三是依赖理性反思的人的主体性觉醒萌芽，其重要体现就是近代欧洲新教改革蕴含的每个人都可以“因信称义”，经由内心直接与上帝沟通，这就使摆脱蒙昧的启蒙得以可能，普罗大众或许仍然相信上帝救赎，但却必须借助人的理性力量追寻被救赎的确证与路径。这样一来，天启宗教的权威性必然受到冲击，由此奠定了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这一理性启蒙、思想解放运动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中诞生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二）中国“主义信仰”传统
考察中国思想史会发现，中国人三千年来的主流信仰传统并非西方那种形而上学意义的“宗教信仰”，而是与日常生活相联通，突出道德规范的“主义信仰”。所谓“主义信仰”，是信仰一整套主导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其核心不在彼岸世界而在此岸世界，信仰的对象并非不是超验的神，而是其背后蕴含的一种价值追求，信仰的目的是建构一种稳定的社会道德秩序。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理性务实的信仰价值观，神的概念是模糊和宽泛的，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信仰意味着更多的实用价值和道德内涵。当然，中国民间也有林林总总的鬼神崇拜，不单信佛爷、信道士，还信山神土地、门神、财神、送子观音、妈祖、风伯、雨师、雷公、电母、海龙王、阎罗王、玉皇大帝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应有尽有。这些追求灵验、因果报应的鬼神崇拜，实际上还是务实性生活思维的衍生物，并没有建构形成基督教、伊斯兰教那种系统的宗教信仰体系，因而没有上升为主流信仰。历史地看，“夏人尊命”“殷人重鬼”“周人遵礼”。到了周朝，“天”（天命）已不具有鲜明的鬼神色彩，鬼神地位显著下降，鬼神崇拜这种类似宗教的信仰，让位给以“周礼”为核心的道德信仰体系。“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至于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古代中国，以周公制礼为标志，经历了“由巫到礼”的演变过程，“制礼作乐”将传统巫术转变为人间一整套宗教-政治-伦理体制，到孔子以“仁”释“礼”，即“释礼归仁”。从此，“礼”逐渐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处于敬天法祖、安人保民的重要位置，“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起着规范灵魂、政治、社会、人伦生活的作用。
“礼”不是神启，而是依附周公名下的一系列关乎社会生活秩序的政治主张，堪称“周公主义”。而后世儒学，正是这一主导意识形态的传人。汉代以后，儒学成为凌驾于“百家”和道教、佛教之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以儒学价值（“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等）为核心规范君臣、家族、夏夷等秩序的“主义信仰”体系，以及由孔子（圣人）、帝王（圣王）、官吏（君子）领衔，由道德、宗法、民俗等层级建构起来的信仰结构。在这一文化传统规范之下，中国人主要信的，是世俗世界的圣王、圣人之言。与此相联系，面对以建立和谐社会秩序为信仰内容的儒家礼法传统，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信仰，如果不像佛教那样中国化，不与中国主流文化结合，就很难在中国传播。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代表皇权的儒家信仰发生冲突，于是北朝灭佛，北魏太武帝灭佛，周武帝灭佛，会昌灭佛，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等，史不绝书，形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缘由。唐代基督教“景教”传入中国，元代天主教“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传入中国，明代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来中国传教，都先后中断了，原因皆出于此。因此，不了解政治，就看不懂中国。政权加上与政权结合的主义（主导意识形态）才是中国古代神圣不可侵犯的深层信仰逻辑。
“主义信仰”在中国能成为传统，与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有关，古代中国人从来不是个体意义上的独立存在，而是家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看来，虽然世俗世界的个体人生是有限的，但却可以通过代际努力和传承，以有限通达无限。以此观之，即便具体时代的学说、主义是有限的，也依然能通过后人丰富和发展，像儒学通过孔子之后传承发展，开出新枝，形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等，由此坚定儒家信仰能通过代际传承发展，以有涯通达无涯，实现最高价值理想。因而，儒学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道统。然而，到了近代，以农耕文明为母体、以儒学为主脉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应对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时败下阵来，造成了亘古未见的严峻局面：西方基督教没有完全进来，旧的主义信仰又不中用了，“民族魂”如何安置就成了大问题。正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中国人重塑“主义信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中西方信仰传统的扬弃
我们回顾和比较中西方信仰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其思想文化影响的关系。如前所述，西方宗教传统相对于近代思想文化启蒙，暴露出内在的蒙昧性和形而上学，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处理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天启与人的理性关系上的内在矛盾，又蕴含着依赖理性反思的人的主体性觉醒萌芽。因而，当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鸦片”出现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执行着对世俗社会不完满性的“批判功能”，其为了应对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而衍生的历史辩证思维、对理性启蒙的吸纳和运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对彼岸世界的乌托邦的设想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颠倒性批判”提供了思想素材。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本身就包含着对西方宗教信仰传统中形而上学实体神学系统的解构。以此为重要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立足唯物史观，建立起以实践为基础、以改造现存世界为路径，以谋求人的自由解放为目标的全新“主义信仰”。这一主义信仰，一方面作为一种否弃实体化上帝信仰、诉诸此岸现实世界批判和改造，从而推动历史进步的意识形态学说，与中国世俗社会“主义信仰”传统一经接触，就可能产生某种跨越时代的天然“亲近”或“转化”的关联；另一方面，又由于其诞生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从而天然避免了中国那种建立在二千余年皇权专治、家国一体基础上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主义信仰弊端，成为二十世纪初最易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破解旧中国亡国灭种危机的重要思想法宝。
首先，马克思主义确立的唯物史观信仰，彻底打破了西方“宗教信仰”与中国世俗“主义信仰”的隔绝状态。借助唯物史观，马克思认识到并非宗教创造人，恰恰相反是人创造了宗教，他立足经济关系深刻阐发宗教本质，“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由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哲学的历史任务，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些认识，穿越西方形而上学“宗教信仰”的迷雾，展现出更加契合中国传统“主义信仰”的思维逻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马克思主义发展了历史进步思想，为“主义信仰”增添了自我更新活力。历史进步思想，反对一切对世界的僵化理解，展现了着眼人类未来向上追求、由此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批判思维视野。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以清醒的态度对待自身，着力避免自身理论被形而上学地理解，注重把自身与宗教信仰严格地区分开来。换句话说，“主义信仰”中的“主义”，如果失去活力，沦为僵化的教条，就无异于退回到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传统中国几千年以儒家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主义信仰，虽然致力于保持和维护政治社会稳定，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历史循环与历史进步思想相混杂，特别是缺乏一整套历史进化和演进逻辑，致使自身缺乏一种自我更新能力，其代际传承和创新，至多是体系内部非根本性超越的“道统自我循环”。而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历史逻辑，既指向彻底克服自身理论教条化难题，而且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本土“主义信仰”传统的开放性，展现了中国实现“主义信仰”根本超越的时代气象。
再次，马克思主义坚持把实践提升到首要地位，夯实了“主义信仰”的现实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论西方宗教信仰传统，还是中国古代主义信仰传统，都容易陷入传统形而上学“实体化精神世界”的信仰危机。从表现形式看，西方宗教信仰虽然在原教旨意义上反对偶像崇拜，但由于其在“经文约束”与“行为引导”的信仰生成环节中，总是反反复复地产生与自身内部各种偶像和异端的斗争，欧洲近代新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这一问题引起的。中国古代的主义信仰，虽然没有超然偶像的困扰，但却避免不了对儒家经典的教条化理解，特别是“理学”兴盛之后，进一步强化了礼教对世俗即“天理”对“人欲”的体系化约束，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其为儒家找到形而上学体系拓展之路的初衷。总体看，上述中西方两大信仰传统对于世俗社会都不具有真正的超脱性和独立性，它们的社会功能是服务性而非革命性的，因而没有能力独立引导和展开真正超越意义上的社会实践。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则把“实践”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性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要求，使其不但在本质上追求破除现存世界的一切束缚，而且时刻坚持自我革命、反省自身，避免落入形而上学的窠臼，不断完善发展成为中国“主义信仰”的理论魂脉。
二、从科学理论到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党和国家的主流信仰，这一“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绝不仅是横向上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从一种信仰文化土壤移植到另一种信仰文化土壤，而是在纵向上实现了其理论自身从理论到信仰的转化与升华，从而全面融入中国本土主义信仰传承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途径凝练为“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种理论学说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发展为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在机理。
近代以来中国能够整体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本质上源自一种内在蕴含着“整全性方案”的理论逻辑，既包括宇宙观、历史观、历史进步愿景及其政治策略体系，又包括人们建构内在心灵秩序、人生追求意义的价值导向体系，展现出理性功能与救世功能的高度统一性，以“整全性视域”有力回应了时代危机，从根本上超越了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局限。由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品质和实践逻辑上“整全性融合”的理论基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知识化主义”向“信仰化主义”的整体转向，从理论到实践充分彰显出了一条“国情契合性”“思想真理性”“价值崇高性”“实践可行性”相互贯通的“整全性”提升路径。
（一）国情契合性
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强，中国人曾先后尝试了无数个政党与“主义”。当年，张之洞、李鸿章等兴办洋务，选择的是王朝旧制与资本主义舰炮工商嫁接“主义”；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戊戌变法，选择的是资本主义君主立宪“主义”；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旗帜，选择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道路。但这些选择，都先后失败了。正是在无数“主义”的大浪淘沙中，马克思主义日益充分显示出对重塑中国人信仰、再造“国魂”和“民族魂”的重大时代意义。
对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视为“救世良方”，最朴素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契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契合中国的“主义信仰”文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上升”路径中，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拓展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虽然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然而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全面建立起来。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提出工农联盟，开展统战工作，将社会上的最大多数团结在一起。这既契合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叙事，又充分契合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传统，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是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把群众视为社会革命的主体，最大程度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突破了过去少数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的狭隘思路，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至暗时刻，提出“人民战争”战略，契合了当时世界历史大势，契合了中国古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追求。三是在以中国具体国情为依据，确保了“主义指向”有的放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从理论上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相比之下，当时西方“自由主义”和国民党“三民主义”，虽然也力图构造中国新的“主义信仰”，但却始终突破不了自身的理论瓶颈。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一套政治哲学，旨在安排一种西方式自由、民主等外在社会政治秩序。这种思潮之所以能在西方世界普遍化，有其赖以存在的特殊社会条件，人们在世俗生活层面有所谓多元自由、民主生活选择，关键是存在主流宗教（基督教）信仰为其提供一元价值引导，对其形成内在心灵秩序和意义关照。但是，这种自由主义传到中国，情况就变了。如果在中国倡导自由主义，同时又天然缺失基督教那样的主流价值引导，那么，人们面对多元社会、多样竞争，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物质和精神上的分化，导致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茫然、焦虑、痛苦与撕裂。因此，自由主义在中国貌似有美妙的外在秩序愿景，却无法提供实实在在的确定性内在价值导引，由于完不成“整全性”，故而缺乏感召力。
再看三民主义。虽然有“民族、民权、民生”救国理念，也有“军政、训政、宪政”行动纲领，但同样缺乏一整套与外在政治愿景相匹配的成熟人生观。当年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无法从三民主义中找到对人们内在心灵意义关照有强烈感召的东西，就简单嫁接传统儒家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从理论体系建构来说，没有把传统的东西创造性转化为其内部体现时代性的有机构成要素。这些做法不仅无力回应时代问题，无法达成新旧贯通、内外合一境界，也得不到普通民众的体认，无法使多数人从理论到信仰、再到实践融入一个全新而远大的事业之中。
（二）思想真理性
信仰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一种虚假或错误的理论可能一时蒙蔽大众，但其作用却无法维持长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的确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光有朴素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信仰作支撑，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摇。”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完善，上升为中国社会和普遍信仰，说到底还在于它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真理性认识，是推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真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认知，与黑格尔的绝对真理观乃至中国古代“史官文化”孕育的经验真理观，都有着本质区别。那些旧信仰传统下的“真理”，实际上是超然于历史之外的静止的形而上学，而马克思主义立足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真理，是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相统一的真理，是在历史之内随着历史演进而不断充实完善的真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并运用了其中蕴含的“历史进步”真理：一是揭示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贯穿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人类社会“五种形态”演化发展的一般进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通过这些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史观，找到了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历史方向。三是揭示了历史进步的现实条件，体现为“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辩证统一。离开了现实的历史条件，人们期待的历史进步目标也不会实现。今天“两个决不会”仍然对理解“三个为什么”，即“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完全消亡，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曲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共产主义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才能实现”具有重要阐释作用。这些真理性认识具有强大历史穿透力，既帮助近代以来迷茫中的中国人厘清正确方向，而且为今天我们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提供了基本依据。
（三）价值崇高性
认知是信仰的基础，但认知不等于信仰。光是认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还不等于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只有经由转化为人生观这个重要环节，才可能真正升华为人生信仰，才能转化为有信仰引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从世界观转化为人生观，并进而升华为人们的主义信仰，从根本上说在于其价值目标的崇高性。
任何信仰体系都会设立崇高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价值目标的意义，不在于其崇高性具有无可比拟的“高门槛”，而在于它与个人价值追求彼此现实贯通。《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并指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每个人”非常关键，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宏大理想叙事中对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切关照。马克思指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也就是说人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前提条件。正因为以人的解放作前提，马克思主义才能转化为人们引为高尚、自觉追求的人生价值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崇高性，将其与个人命运、初心使命、党性修养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崇高价值就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表现为世界观与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与人生价值立场的内在契合，崇高价值不再限于宏大叙事，更体现为一种个体的行为模式，形成以崇高价值追求为导向的实践准则。
世界观与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与人生价值立场的内在契合，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理论最重要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革命性的高度统一。”仔细体会其中的“整体特征”概念，可以深刻领悟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理论视野内，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特征与其根本性质并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革命性高度统一的内涵和特征，从认知方法、思想工具提升到人生追求层次，从科学真理提升到价值真理层次，并以这两个层次的高度合一完成自身的整全性，内在奠定了以价值崇高性为前提的“信仰引领”导向。
（四）实践可行性
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人们如果对它只是掌握到认知真理层次和信仰引领层次显然不够，真正的信仰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淬炼和检验。主义具备崇高性可以吸引人们相信它，但若只是停留于纸面，与老百姓的“地面生存”之间缺乏过渡，那其崇高性仍会化为乌有。马克思主义从主义通达信仰的整全路径，只有经由历史、国情、人民需要这三重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塑造，并在实践中获得正确运用及有效落实，才可以说真正达成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统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要做到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居于首位的是“立场”，凸显的就是“立场”的统领地位和作用。以立场统领观点和方法，其中蕴含着从“知不知”到“信不信”再到“会不会”逐级上升的修炼过程，蕴含着从“知信合一”到“知信行合一”的理论与实践贯通过程。基本立场就是基本态度，说到底是要明确“我是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批评王明错误的要害，是“替别人（苏联）想的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的太少”，并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只有站在立场统领这一高度上，才能深刻领会有体现立场统领性的“应用”思路，深刻领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理念。正因为具有实践可行性，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有了切实有效的抓手，从而进一步夯实这一信仰的实践根基。
三、坚持创新、奋斗、锤炼，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主导信仰的历史，深刻反映了这一全新意义上的信仰体系具有彻底的“反形而上学”特质，集中体现了科学与价值、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既面临着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也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和新挑战，这就更需要把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终身课题，不断铸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一）以理论创新夯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理基础
作为“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其内核是科学理论，而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创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的重要经验。如果没有理论创新，只是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那么理论就会逐渐落后和僵化，一旦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就会被淘汰，从而引发信仰大厦的坍塌。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一要守正，就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根脉与魂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只有坚守好魂脉和根脉，我们才能始终站稳立场，坚持正确的创新方向，才能确保创新契合中国实际。
二要创新，跟随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往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提炼出了一整套比较成型的认识框架，讲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联系和发展观点、辩证法三大规律、群众史观等，都是讲“世界是什么（世界观），我们要怎样（方法论）”的思路模式。而深悟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六个必须坚持”的表述，可见其中每一个“必须坚持”的主语都是“我们”，虽然省略了，但都不言自明、至关重要。“六个必须坚持”都是“我们是什么（关于我们在世界中的主体角色、宗旨立场、使命责任是什么的世界观），我们要怎样（关于我们怎样担当角色使命、事业责任的方法论）”。“我们是什么（世界观），我们要怎样（方法论）”的全新世界观方法论表述，体现了立足点重大转变、主体性更加凸显、实践性更加鲜明，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世界、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见后文）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集中体现了世界观与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与人生信仰、价值立场、理想信仰、党性原则的高度融合。只有在中国化时代化视野下，厘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原有经典认识框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和活的灵魂，解决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立场、强化党性修养、改进思想和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等问题。
三要务实。切实应对实践中的问题，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常青的必要条件，如果只是坐而论道，玩弄文字游戏，就等于斩断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活水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此，只有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才能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保证科学信仰基础的牢固，生发出基于真理力量的笃定。
（二）以踔厉奋斗担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使命任务
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毛泽东也有一个类似的认识，即“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特别强调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了经典作家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明确强调“要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把“奋斗”上升为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阐发了艰苦奋斗、顽强奋斗、接续奋斗、团结奋斗等奋斗思想，形成了尊重历史规律基础上的自觉能动奋斗、通过自觉能动奋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等独到思想，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观。他指出，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深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漫长历史过程，需要若干代人接续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这是一个在现实可能性中不断生长出未来，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懈奋斗中不断生发出来的理想追求，远大理想就在这种“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奋斗的方向标，在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体悟中明确奋斗的目的与意义，从而“把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定地、牢固地树立起来，把崇高的理想同实事求是精神和脚踏实地工作统一起来，毫不动摇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三）以党性修养锤炼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信念
衡量一种主义信仰体系能否巩固，最终要落实到每个信仰者身上，特别是作为其先锋队组织的每个人身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党性是一个政党的本质属性。毛泽东指出，“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每一名党员只有不忘初心、以身作则，守护住党性这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基，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信仰薪火不绝。
党性不是生来就有，而是在对信仰的实践中锤炼磨砺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党性越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能越坚定。锤炼党性一方面要强化理论武装，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另一方面要坚持身体力行、躬行实践，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援引毛泽东的一个观点指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这就要求我们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上达成思想和行动自觉，养成终身习惯和扎实作风，解决“心不明”的问题，明理正义、学以致用，做到明真理、通实践；解决“心不纯”的问题，杜绝知而不信、知而不行，不做主义信仰的“两面人”；解决“心不定”的问题，主义信仰是“定心”之学，领悟越深，越能坚毅信念定力，越能经得起纷繁复杂、纷至沓来的各种诱惑、困难和挑战的考验；解决“心不恒”的问题，主义信仰蕴含着大思维、大眼光、大定力，必须由内而外持之以恒，活到老修习到老，既做到一时一事有定力，又做到一生一世有定力。从而，以独有的“心学”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