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从您的作品以及在中国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姿态，可见鲁迅先生对您的深刻影响。能具体谈谈吗？
李锐：鲁迅先生是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作家，而且我认为鲁迅先生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他回答的问题、他所触及的问题的深度，到现在为止，有很多当代作家无论怎样都远不及。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和我们所使用的白话文，是从这场运动里演化出来的。我们的白话文不是由一个作家、一些作家或者某些流派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是所有人绕不过去的，不管你写什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曾经说，中国作家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用方块字表达自己。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鲁迅先生是真正的大师，他的作品不仅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了自己，而且影响了很多人。现在有很多人对鲁迅先生有批评，甚至贬低，这没关系，这并不影响鲁迅的存在。我们可以看看，自白话文运动以来，当时赫赫声名、如今寂寞无声的有多少，就知道鲁迅先生的意义了。
中华读书报：多年前您曾写过《现代派：一种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能否再谈谈现代主义文学和所谓传统文学的区别？
李锐：自20世纪初叶，尤其是自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潮流几乎成为一切艺术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原因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许多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引以为豪的最发达、最先进、最强大、最自由、最民主的文化，西方人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推向全世界的文明模式，却在欧洲的心脏里以最野蛮、最血腥的战争被摧毁。借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题，那是另外一场“历史的终结”。面对这样一种刻骨铭心的真实处境，冷漠，孤独，无助，荒诞，荒谬，反理性，颠覆真理，怀疑历史，直至怀疑人类，怀疑人性，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潮流。乔伊斯、卡夫卡、尤内斯库是这样的产物，加缪、萨特也是这样的产物。“艺术家们坐在真理的尸体上，唱出了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未遇到过的无可信仰，甚至无可悲哀的处境……”离开这个背景，我们无法谈论现代主义文学，无法谈论加缪。
加缪的《来客》和《局外人》，都不是一种传统现实主义的客观叙述的文本，都是最为经典的现代主义文本。
中华读书报：加缪的作品，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李锐：应当说加缪是对我有较大影响的作家之一。一篇《局外人》足以当作20世纪西方人的历史独白。20世纪也是所谓全球化最为剧烈的世纪。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国和战胜国，已经无可避免地卷入到全球化当中来，并成为世界历史当然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丰富、最惨烈、最壮阔的一部分。可惜的是，中国人普遍缺乏一种世界历史当中一员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总在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成别人历史的副本。在我看来，发生于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并非是一场已经结束的历史，而是一个一直持续至今尚未完成的过程。而语言的自觉，现代汉语主体性的建立，就是这个过程所昭示给我们的反复咏叹的主调。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用自己的小说和随笔，实践和呼吁语言的自觉，实践和呼吁现代汉语主体性的建立。这所有的努力可以一言以蔽之：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特别会读书，而且常常将古今中外作家作品对比着读。
李锐：用卡夫卡和鲁迅做比较就尤其鲜明。卡夫卡1912年写出了他的《变形记》（1915年发表）；鲁迅1918年写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卡夫卡1922年写出了长篇小说《城堡》（1926年出版）；鲁迅1921年底开始发表《阿Q正传》，并于三年后的1924年陆续开始了最具深意的内心独白式的《野草》的写作。
《变形记》中，那个说德语的推销员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大甲虫，也还是逃脱不掉文明的欧洲社会对他的强求和压迫，也还是逃脱不掉自己内心深处那一套做人的规矩，并最终死于这些冷漠的强求和规矩；那是一幅关于“人的异化”的最绝妙也最触目惊心的缩影。在《狂人日记》中，那个疯了的弟弟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竟然只看见“吃人”这一件事情，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只看见“吃人”两个字；最可悲的是他只有在变成一个癫狂的疯子时，他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他看清了真相，他在别人的眼睛里也就成为了一个不明事理的疯子。卡夫卡和鲁迅对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都坚持了一种彻底的批判和否决；都表达了一种深刻的，人被自己建造的文化所异化的无可逃避的处境。
而《城堡》中的K和《阿Q正传》中的阿Q，不但都只选了一个单独字母做名字，连他们的来历、籍贯、职业、长相也都同样是模糊不清的。卡夫卡在绝望的时候并无另外的文化做依靠和希望，因而是彻底的绝望。而鲁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绝望的时候，心里却还藏着对西方文化的信任，还盼望着把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到中国来，因而鲁迅的绝望是还有希望的绝望，当然是有局限的绝望。如果说在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还有半句“救救孩子……”的“理想”，那么到了拿革命烈士的鲜血来治病的《药》，到了《阿Q正传》，到了《孤独者》，尤其到了《野草》，鲁迅先生以他极其彻底的怀疑和也是极其彻底的孤独，早已超越了狭隘的文化视野，而达到了对人的极其深刻的表现。
中华读书报：关于语言，您是非常讲究的，也曾经用吕梁山农民的方言口语叙述小说，并因此被划入“农村题材小说”。对此，您怎么看？
李锐：按照传统和习惯的理解，“方言”总是和局限性、保守性、低等级这样的贬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样一些贬低、否定的结论，又几乎总是从占有统治地位的“中心语言”里产生出来的。如果落在“中心语言”制定的这个语言圈套里讲话，“方言”或许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对此早已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建立在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的语言等级，是随着统治的需要而编造的神话。所不同的是，以前是殖民统治的需要，现在是跨国资本垄断的需要。以高科技和高信息所建立的网络帝国，在创造了空前效率的同时，也在所谓最“平等”的网络平面上，以难以想象的光速，用英语扫荡着所有的语言异类。
如果对语言的历史稍作回顾，就会明白，所谓的“方言”和“中心语言”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拉丁语作为中心和权威的时代，英语、法语、德语也不过就是“方言”，而且是鄙俗不堪的下等语言。还有人因为胆敢用这些“方言”解释圣经而获罪。在殖民主义时代，欧洲中心国家之外的一切语言，都曾经是野蛮人和劣等民族的“方言”。在文言文作为中心和权威的时代，“白话”是所谓“引车卖浆者流”的下等语言，是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而当“白话”一旦变成“国语”，变成现代汉语，变成新的中心和权威，中国土地上所有其他的语言，所有其他的语种和文字，就又成为新的方言。任何一种“中心语言”地位的确立，也都意味着一种标准化、集约化、普及化的建立。语言、文字的本性决定了它必须“通用”。没有了“通用”也就没有了语言产生的可能和必要。而省略和标准化又是一切通用的前提。但是，在省略什么？又以谁为标准？在我们这个方言丛生的世界上，曾经盛开过无数值得人类自豪的文学之花，它不会，也绝不应该在网络的垄断下退化成格式化的沙漠。
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
李锐：我没有睡前看书的习惯，所以没有枕边书。
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李锐：如果要去无人岛我不用带三本书，只带一本——《荒岛求生手册》。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见到故人，您想见到谁？
李锐：如果能和故人相见，我希望见到父母和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