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口述史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常被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与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的亲缘性备受关注。然而，口述史方法如何助力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以及如何通过这一方法赋权弱势边缘群体，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究。本文基于粤北H镇水上居民服务案例历时四年的行动研究，探究口述史方法在弱势边缘群体社会工作赋权实践中的意义、路径和机制。研究发现：口述史方法的运用有助于社会工作者增进对弱势边缘群体的深度理解，但其前提条件是社会工作者必须深度掌握口述史的价值意义、理论内涵和操作方法，并与口述者保持互为主体的合作关系；通过“个体口述—激发集体记忆—社会操演”的路径，以及重拾叙说的主体位置、重塑原有的论断、增进社会联结及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等机制，社会工作拓展了口述史方法在赋权弱势边缘群体的实务价值。

作者简介

廖其能，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救助、社区发展、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教育等；

陈静，惠州市“双百工程”督导办公室社会工作督导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发展、社会救助、老年社会工作等。

研究缘起

社会工作一直推崇弱势优先的专业价值观，即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注重“服务对象弱势优先”和“服务区域弱势优先”（张和清等，2021）。而对弱势边缘群体的问题需求和优势资产进行评估被视为社会工作开展实务前约定俗成的“必选动作”。根据笔者的观察，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工作者主要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服务对象的问题需求和优势资产进行评估，其调研结论多以受访者填答选项的频次统计作为论据。问卷调查作为实证研究的主要资料收集方法之一，侧重于从外部视角理解被研究者，导致研究者难以深入把握其生活世界及行动意义（古学斌，2017）。因此，尽管社会工作者按照问卷调查的标准流程完成了需求评估，但对于服务对象（通常是弱势边缘群体）的问题、困境及其潜在优势的理解往往不够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后续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现有的社会工作研究中，口述史方法被视为一种较为民主的方式，用于理解和评估服务对象的问题需求（王亚荣、方香廷，2018；任国英、肖伊人，2015），以及社区的问题和优势资源（古学斌等，2020；张和清、闫红红，2019）。它不仅能够直接服务于弱势群体（张进，2012；芦恒、郑超月，2016），还具有赋权弱势边缘群体和促进社区发展的实践价值（刘晓春、古学斌，2007；古学斌，2007）。然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口述史方法在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中的可行性和价值，缺乏对其与社会工作赋权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机制和深度融合路径的专题实证研究。由于社会工作实践者对口述史在赋权实践中的深层机理及价值实现路径的理解不足，这一方法常被简化为收集资料以完成调研报告的工具，未能充分发挥其在加深社会工作者对弱势群体理解及赋权方面的潜力。

因此，本文欲探讨的问题是：口述史方法何以助力社会工作者深度理解弱势边缘群体处境？社会工作者运用口述史方法赋权弱势边缘群体的路径及机制是怎样的？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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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口述史方法的兴起及意义

口述史是最为古老的历史记载方法，从先秦时期官府采风到秦汉史家的史迹实考，再到民间歌谣与民俗故事的采集，均表明中国存在着悠久的民间传说与口头传说的传统（左玉河、宋平明，2016），包括《诗经》在内的早期历史就是以口述的形态流传下来的，西方《荷马史诗》也是一种口述形态的历史。然而在历史学及职业历史学家产生之后，普通的口述者或亲历者就被正统的历史和宏大叙事排斥在外，包括贩夫走卒在内的普通人在传统的历史中几乎不占任何有意义的叙事空间（周晓虹，2020）。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这一时期正值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激发了一股自下而上的历史撰写潮流，使得历史研究的关注点从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转向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史。历史记录的对象也从以往的社会精英扩展到了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历史上未被充分记载的女性、边缘群体以及曾遭受殖民统治或被他人代表发声的民族。这股潮流强调记录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个人记忆，包括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和回忆（黄盈盈，2023）。现代意义的口述史被认为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是当事人将储存在记忆中的各个时期、各个历史事件、自己或他人的各种经历用口头叙述的方式表达出来，由访问者采取笔录、录音、录像等手段采集，再经过整理而形成文字材料（刘朝晖，2003）。通过自下而上地引入新的证据，即证据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汤普逊，2000）。

总而言之，现代口述史方法的兴起有助于普通人（尤其是弱势边缘群体）重拾叙说自身历史的主体位置，通过自下而上地引入普通人的声音、记忆和证据，更公平地重构过去，重塑原有立场和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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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在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中的应用价值

口述史在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中备受学者关注，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工作研究、问题需求与优势资产评估，以及直接服务和社区发展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口述史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应用价值的探讨。丁瑜等人（2023）指出，口述史等注重受访者声音的方法能够捕捉个人的感受和经历，有效补充了主流实证主义方法仅能收集部分数据的局限。马威和邹银娇（2015）通过梳理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民族志转向的相关文献，强调口述史的应用，是社会工作者理解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现状、构建文化视角以解释其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展现民族现实的最佳途径。

第二，关于口述史在社会工作问题需求和优势资产评估中应用价值的探讨。任国英、肖伊人（2015）通过对北京市H区处境不利青少年的研究表明，运用口述史方法能让研究者深入案主的内心世界，详细了解其成长历程，为社会工作者评估和解决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王亚荣和方香廷（2018）提出，口述史作为一种“人在情境中”的助人策略，有助于解释个体过去的情况、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使社会工作者能更好地理解个体的基本情况和经历。张和清和闫红红（2019）则认为，口述史方法可用于探索贫困社区的资产（资源），挖掘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村庄和村民的优势。古学斌等人（2020）指出，口述史也是了解地震后社区需求和资源的关键方法之一，能够促进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发展的行动研究中。

第三，关于口述史在社会工作直接服务与社区发展中应用价值的探讨。芦恒和郑超月（2016）在针对城市“老漂族”的研究中建议，通过口述史等方式，鼓励“保姆型老漂”老人分享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经历，以增强他们的自尊感和价值感。古学斌等人（2020）指出，老年人在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通过回忆过往重拾自信，重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张进（2012）认为口述史有助于减轻案主的负面症状并激发个人潜能。王立凤（2013）、李梦伟（2018）和芦恒（2023）也分别强调了口述史方法在传承民族文化、保育社区文化以及提炼“工匠精神”背后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普遍认可口述史方法在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中的多方面意义与价值，肯定了两者结合的亲缘性和可行性。然而，对于如何将口述史方法有效引入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即如何学习和运用口述史以充分发挥其在社会工作中的作用，仍缺乏专题性和实证性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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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弱势边缘群体社会工作赋权策略的口述史方法

张和清等（2002：1-5）从贫困、权力和文化认同等三个维度界定弱势边缘群体的概念，指出弱势边缘群体指的是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权力，被主流社会忽视甚至被排斥的一些社会群体。他们同时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弱势边缘群体面临贫困、权力缺失和文化认同危机，需从多维度关注并促进其与主流社会的平等对话和共融，以减少社会震荡，增加理解和包容，改善其处境。

口述史从其原初就带有与弱势边缘群体社会研究的亲缘性，激发了记录包括女性在内的被忽视的亲历者声音的“口述”意识，朝向补充甚至重写“历史”、推动性别与阶层色彩凸显的普通人生活的在场（黄盈盈，2023）。在主流叙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少数民族、女性、老年人及儿童等）的声音和故事常常由他人代言，导致其主体性受到压制甚至扭曲。口述史强调尊重被访者的经验和知识，要求专业工作者虚心聆听，把说话的权利交还给当地民众，而非由专业工作者担任社区需求的评估者，进而成为推动社区发展和个人赋权的重要手段（刘晓春、古学斌，2007）。口述史甚至可以被视作一种社区发展的文化行动，以应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遭受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冲击以及村民出现自我否定、自我矮化和身份认同危机等挑战（古学斌，2007）。可见，口述史的兴起不仅是历史重心的转移，它被引入到弱势边缘群体的社会工作研究和社区发展工作中还可以打破传统社区需求评估和服务过程中所蕴含的专家意识，通过协助弱势边缘群体重拾历史叙说的主体位置及发声的权力，社会工作实现对弱势边缘群体的能力建设与赋权。

综上所述，口述史方法因其对普通人，特别是弱势边缘群体声音的重视，以及强调个体叙说自身历史的主体地位、个人经验与知识的运用和合作参与，与社会工作所倡导的“弱势优先”“平等”“参与”等价值观及“赋权”实践取向高度一致。尽管口述史方法在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中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但其与社会工作赋权实践的契合机理及深度融合路径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索。

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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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古学斌（2013）对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定义是：“行动者对自我，对自我所处之社会位置、情境、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对自己在某一社会情境下的行动或实践，以及自己行动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的自主研究。”研究者是在其专业角色的社会实践中进行研究，是为了改进实务工作和更有效地完成专业实践而做研究（陶蕃瀛，2004）。行动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通过研究的过程，探究介入和改变的方法，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因此，行动研究的过程就要更加强调向民众学习、开展赋权的工作以及生产批判性知识（古学斌，2013）。本文选取粤北H镇社工站针对一个弱势边缘群体（水上居民）所开展的历时四年的“口述—文化行动与社区教育”项目作为研究案例。本文的第一作者为该社工站的协同督导者，第二作者为该社工站的副站长，笔者采取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的方法，对自身所开展的口述史文化行动项目进行系统性总结反思，探究口述史作为方法运用到弱势边缘群体社会工作赋权实践的可能性，以及基于特定人群情境的有效介入策略方法，生产行之有效的实践性知识。

H镇社工站成立于2017年7月，共设置了7个社会工作岗位，并配置一名社会工作协同督导作为专业保障。社会工作者上岗后，以“落在村居、问题导向、方便群众”为原则，确定以H镇安置水上居民建设的保障房小区为重点驻村服务区域，以兼具船民（疍家）和广西移民两重身份的水上居民为重点服务对象。船民（疍家）在旧社会属于弱势边缘群体，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历经了封建社会的歧视压迫到新中国成立后显著改善，实现了从水上生活到陆上定居的转变，并融入了现代社会（秦璞、徐桂兰，2009）。然而，集体上岸后的H镇水上居民面临着生计发展、社会关系重建、文化认同和公共参与等方面挑战，在当地仍然属于较为突出的弱势边缘群体。

作为粤北核心示范建设社工站之一，H镇社工站系统学习了由广东社工“双百计划”项目办推行的相关课程培训，并在协同督导者的带领和助力下推行“口述—文化行动与社区教育”项目。社会工作者团队带动水上居民以口头叙说、文字记录、故事重构、文物展示、水上文化表演和媒体报道等方式，记录、传播与传承水上文化，提升水上居民的文化自信，促进群体的社会联结和文化的多元发展。

本研究将以H镇社工站社会工作者学习与运用口述史方法不同阶段的实践反思为例，探究口述史方法运用于弱势边缘群体社会工作赋权实践的路径与机制。本案例所参考的第一手资料来源于H镇社工站田野访谈记录、社区评估行动研究报告、水上居民代表口述逐字稿、社区活动总结记录等。

口头叙述与聆听对话：社会工作者逐步看见弱势边缘群体

作为新来乍到的社会工作者，如何深入理解水上居民这个群体（也包括如何被水上居民所理解）成为开展社会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过程。H镇社工站社会工作者在运用口述史方法理解水上居民处境的过程中，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收集资料与他/她者叙述、深入田野与简短口述、聆听对话与深度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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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资料与他与他/她者叙述：管理者眼中的水上居民群体

2017年7月“双百”第一批社会工作者上岗时，“双百”项目办向试点的所有社工站统一下发了《驻村（居）入户与社区研究操作手册》（以下简称《操作手册》），概要地介绍了“双百”社会工作者驻村（居）入户开展社区行动研究的方法，其中口述历史方法被重点推崇。按照《操作手册》的表述，口述史是一种“由受访者与工作人员共同回顾和整理个人或社区的故事”的过程，它的目的是“从中了解是什么不同的因素影响着个人或社区的发展，从而体会现实如何局限个人和社区的发展的同时，也尝试探寻改变的可能”。《操作手册》还对口述史开展的步骤进行了简要的指引，如“先对社区及社区成员有概略了解”；“在口述前先在社区走走，多了解受访者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在口述访谈时先“素描”（了解大概状况），再“深描”（了解口述者的所思所想）等。由此可见，“双百”社工站在建立之初就被要求在社区行动研究工作中使用口述史的方法。

H镇社会工作者按照项目办要求有意识地尝试运用口述史方法了解水上居民情况。但由于社会工作者只是通过《操作手册》相对笼统地了解到口述史这种做法而并没有接受过相关的“面对面”实操课程培训，加上水上居民对外人非常警觉，社会工作者的口述史行动遇到了较大的困难。为突破困境，社会工作者主要通过对原水运公司各船队队长、居委会干部、基层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等进行口述访谈，初步了解到水运联社/水运公司的由来、发展与解体，以及水上居民上岸后安置、适应及管理等现状。

据原水运公司易队长口述，J县水运公司的前身为县水运联社，在1969年至1980年期间，县水运联社由第一社、第二社和第三社共同组成。1980年，水运联社变更名为水运公司，而第一、第二、第三社也分别变更为县水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船队。除第一船社由J县本地人组成外，第二、第三船社的船员及其家属是20世纪60年代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跟随船队分批移居到J县的。水运船社/船队是20世纪60-90年代J县水上运输的主力。水运公司是原县交通局的派出机构，直接管辖县水运公司各船队的各项业务、行政管理和资产分配。20世纪90年代末因公路运输网的建设和发展、航道建立发电站、县矿产和农副产品资源的减少等各种因素从而导致运输业务量减少，各船队逐渐自然解体或处于半解体的状态，县水运公司于2001年9月正式宣布解体。上岸后，水上居民或居住在公司旧宿舍，或自建房，但大部分被集中安置到县住建局建设的保障房小区。县水运公司解体前，水上居民由水运联社/公司管理。公司解体后，水上居民的户籍划分到H镇N居委管辖，但地理范围上却属于另一个社区，水上居民的社区管理与以往相比实际上是弱化了。但据N居委会工作人员表述，由于水上居民人口体量较大，加上水上居民的集居地都不在N居委辖区内，“户在人不在”的情况比较普遍，管理起来比较困难。因此居委工作人员很少到水上居民集居地区走访，反而更多的是水上居民主动到居委办事、开证明等。

汤普逊（2000）指出，现存的多数记载主要体现了权威的声音，较少自下而上收集多样化的证据,这导致历史判断往往沦为官方立场的佐证。水上居民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水上的社会边缘群体，由于缺乏受教育和识字的机会，常被视为文化缺失。因此，对这一社群的历史叙述，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优势群体所塑造，而未能充分反映水上居民群体自身的经历和视角。社会工作者在没有取得水上居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往往更多是通过管理者或知识分子的眼光去了解和评判水上居民，了解到的只是一些外在性、定论性的信息，反映的是权威的观点，而非社群内部的观点。另外，社会工作者虽然按照项目办要求使用了口述历史的方法，但此阶段初步的“口述史”尝试带有较明显的“收集资料以完成社区研究报告”的目的，受访者也仅仅是配合社会工作者叙说相关“史实”而已，因此是“工作者为本”的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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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田野与简短口述：日常生活中的水上居民群体

为了加深对水上居民群体的了解，与其建立信任关系，社会工作者加强了“三同”（同劳动、同工作、同生活），并通过开展喜闻乐见的节庆活动，创造与普通身份的水上居民接触的机会。例如2017年11月社工站举办了“感恩节送信活动”。活动中，社会工作者先是鼓励水上居民写信以表达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他人的感谢之情，然后由社会工作者上门将信件派送到被感谢的人手中。在派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能够趁入户之机接触到一部分普通身份的水上居民，从而可以了解到关于船队、关于水上居民更多不同的声音。社会工作者从居民口中了解到，船队解散后大部分年轻的职工继续到周边县城或珠三角城市应聘开船岗位的工作，但中年及快退休的职工则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从事对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如清洁工、保安、票务员、摊贩、做手工等。不少水上妇女会接手工活在家里做，包括钥匙扣、充电数据线、衣服小饰品、花卉篱笆加工等。社会工作者在田野记录中描述：

今天社工到水上人家走访，分为三小组。我和陈姑娘一组到了公租屋和一群在做竹子加工的阿姨访谈。阿姨们行船几十年了，现在上岸就没有工作了，由于没有文化只能打散工。她们现在做的竹加工每扎3.6元，一个下午才做2、3扎，一天可以挣到10多元，做得快的可以挣20多元，做竹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刺伤手。（20171122，访谈记录）

另外，社会工作者经常看到居民在家观看船歌表演录像，每当社会工作者向居民了解水上文化时，居民们与社会工作者口述分享的积极性会更高，口述分享时间也会更长。2018年3月1日，社会工作者在保障房小区开展契合水上文化的元宵节活动，当中设置了船歌对唱环节。当表演者唱起船歌时，楼上的社区居民纷纷走出家门，各自带上凳子前来社区小广场观看船歌表演，并拍摄小视频分享给其亲朋好友。社会工作者开始意识到水上文化资产在社区中具有一定的动员力，因此决定更紧密地结合水上文化资产推进保障房小区的社区发展计划。

在深入田野与水上居民慢慢熟悉后，社会工作者能够欣喜地发现水上居民有颇具社群特色的船歌对唱、水上婚礼、竹编和特色美食等文化，同时也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水上居民的社会关系、社区问题及其原因，如碍于水上居民复杂的同事、姻亲、邻里关系等人情面子因素，无人愿意牵头新社区的治理，导致社区问题难以有效解决。

在此阶段，社会工作者虽然成功地将口述访谈转向了普通身份的水上居民，但口述所得仍然较为浅表化，社会工作者所接触和挖掘到的水上文化仅限于“看得见”的物质性或仪式性的文化，还没有触及水上居民群体的文化内核。社会工作者仍没做到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称的“从土著观点出发”（Em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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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对话与深度口述：“土著观点”下的水上居民群体

2018年7月开始，在“口述—文化行动与社区教育”项目的实施中，社会工作者团队先对水上居民代表（韦伯伯、杨姨、易队长、彭叔、芬姨、珍姨等）进行口述访谈，并将每次口述的录音转成逐字稿。接着，社会工作者团队根据前一轮口述访谈的逐字稿内容生成下一轮口述访谈的主题与提纲，并推进下一轮的口述访谈，以此类推，不断深化口述史工作。当口述访谈接近饱和时，社会工作者团队分组从每位口述者历次口述逐字稿中提炼口述故事，并上门向口述者朗读所整理的故事，跟其确认，或让其修正、补充故事内容。通过水上居民的口头叙说及故事重写，社会工作者有机会从局内人的视角，更深入地了解该社群不为外人所知的新版本故事。

1.同舟共济的水上船民

据水上居民韦伯伯口述，其原本所在船队的前身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某木船社，负责广西壮族自治区水路一带的生产和生活物资的运输工作，例如木柴和石灰等货物。20世纪50年代船队所用船只为木帆船，每只船大约有6吨重，需要依靠风帆和人力撑船作为动力。在航运不畅的季节或航道受阻的情况下，水上船民之间会通力合作，共渡难关。例如到立冬的时候河道水位较低，木船航行不便，船民就会在滩头筑起堤坝，当水位高些时就会放掉堤坝储蓄的水，运输船就能够顺畅地继续航行。而当船队逆流行驶较为艰难时，船民也能凭借团结互助的精神使船队的每只船顺利到达目的地。韦伯伯描述说：

比如我们6条船（一个船队）一起撑上M县，哪个力量强点就先行，到那里顶（扛）不住了就停下来，我们后面的船赶到了，就会拉点人力过去帮忙，将前面那只船撑上去之后，又下来帮我们后面的船撑，直到6条船都撑上去。（20181017，口述逐字稿）

2.临危不惧的生存智慧

以前水上居民一家大小在船上生活，水上船民都期望水运生活能够平平安安，一帆风顺。然而长时间的长途跋涉，总会有一些危机时刻需要临场应对，这非常考验船民的生存智慧。珍姨口述表示，由于船民平常要撑船或捉鱼，没有时间照看小孩，水上居民家中的婴幼儿童存在溺水风险。为防止小孩乱爬乱跑掉下水中，水上居民便自行设计制作了一种“背心式”的背带，背带后面有一条长绳子绑在船桅上，这样小孩子就爬不出船外。而针对大一点会走会跑的小孩，水上居民就做一些背篓让孩子们背在身上（类似救生圈的作用）。这样一来，就算孩子们掉下河中也不会沉下去。当他们被发现后，就能被及时地救上船来。除了溺水安全风险外，行船期间遭遇敲诈勒索者（“碰瓷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彭叔和芬姨夫妇向我们讲述了半夜成功摆脱敲诈勒索者的故事。

有一次，敲诈勒索者“碰瓷”上岸交货的彭叔，向彭叔夫妇索要6000元高额赔偿金。芬姨急中生智，带敲诈勒索者到船上看自己的米缸，说：“叔叔，我们就是靠河上抓鱼为生的，没有这么多钱啊。”听到这番话，敲诈勒索者便叫彭叔夫妇让家人第二天早上送钱过来，并约好当天八点收钱。敲诈勒索者离开后，彭叔夫妇立即商量应对之策，当时并没有押证件给敲诈勒索者，因此“跑为上计”。第二天早上五点多，趁天未亮，彭叔夫妇不动声色地将船沿着河涌慢慢地撑到涌口，然后将船的电机突然启动，飞速逃离“虎口”，后来绕其他路去医院成功交货。

3.靠水吃水的“捕鱼达人”

在物资匮乏的艰难时期，水上居民全靠捕食河鲜来补充营养，鱼是水上居民唯一免费的食物。韦伯伯说：

我们水上人家全靠食鱼增加营养，补充营养，如果没有鱼，就好难搞，吃得好苦啊。岸上农民有田有地，就有地方可以养鸡之类的。水上没有地方养，所有吃的东西都要买，就算你今晚吃鱼也要买些葱蒜回来煮，还有盐（也要买）……样样都要买。（20190621，口述逐字稿）

为了能恒常化地通过吃鱼肉来补充一家大小的营养，船民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捕鱼方法，用钓、网、笼甚至是鸬鹚来抓鱼。韦伯伯称赞旧时驯养的鸬鹚抓鱼技术一流，能轻松地将十斤重的鱼从水里抓上来。在“靠水吃水”的生存逻辑下，水上居民能够吃到很多不同种类，包括有些现在已经绝种了的“好鱼”。上岸后的男性水上居民还热衷于捕鱼，这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其生计收入的部分来源。

4.即兴创作的水上文化

船歌对唱是水上居民的传统文化，以对歌进行交流，表达心声、歌颂祈祷美好的生活。船歌习俗主要在婚嫁、祝寿中进行，日常生活中也有居民通过对歌进行交流。韦伯伯在口述中多次赞赏水上妇女虽然不识字，但她们很“叻”（聪明）。

她们不识字就要靠脑力记忆，她们叻，好记性，她从广州出发，来到（佛山）大沥，大沥到（佛山）三水，三水到（四会）马房……直到J县，一套一套，识得唱出来。一年十二个月都可以唱怎样行船（韦伯伯现场也唱了一段）……她们是好容易编歌，虽然她们确实是没文化（没读过书），但女方有一种毅力，我认为是有一种智慧。（20190428，口述逐字稿）

另外，虽然韦伯伯多次讲述水上居民少读书，没有文化，但他却多次展示出船歌歌词充满想象力，富有文化内涵。

我唱一段给你们听，就好似新娘唱舅父——“舅爷啊舅母呀，封包封来何乃大噃舅母，掉落桥头塞水回头”。意思是你说封包（红包）有多么大啊，它掉落河中能把河水堵塞，让它倒流（笑）。这个是赞舅爷封给外甥女的封包好大，好重视我（新娘）的意思。（20190621，口述逐字稿）

从对上述口述史逐字稿的整理中，社会工作者看到的水上居民不再是贴有“难管理”、“无办法”以及“没文化”等负面标签的群体，而是一个同舟共济、不惧风浪、头脑灵活、富有文化内涵的群体。社会工作者对水上居民的新认识在保障房小区举办的一场中秋联欢会上得到了确认，水上居民骨干韦伯伯在活动开场发言中表示：“水上人家的文化精神是拼搏、互相帮助、朴素。”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口述史将叙说的权利返还给处于弱势边缘位置的口述者，使口述者能够在专业工作者（访谈者）的提问和互动之下平等地参与自身历史的建构和重构，为从根本上转变历史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手段（汤普逊，2000）。H镇水上居民作为一个弱势边缘群体，面临着外部标签与社会隔离，以及群体内部的自我矮化等问题，这导致他们在社区中被边缘化和区别化对待。在“口述—文化行动与社区教育”项目中，社会工作者通过聆听对话与深度口述，从“土著观点出发”理解水上居民群体的历史、文化与生活。

从个体口述到社会操演：口述史方法的赋权实践路径

口述史不仅是社会工作者借以深入理解弱势边缘群体的方法和途径，也是触发社群内部成员集体记忆，增进社会联结，从而实现弱势边缘群体赋权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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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口述到集体记忆和跨代记忆

个体口述的内容虽然是基于口述者过去经历的一种个人记忆，但这种记忆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出集体记忆，其核心机制是共同体的桥梁作用。通过共同的历史体验、相互关联的社会结构，甚至是一些无法避免且必须面对的命运，共同体内的成员被一张无形的网络紧密相连，这种连接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展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这为共同体成员在复述或回忆历史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主观框架（胡洁，2021）。进一步而言，个体通过口头叙说复现集体记忆是通过两重心理机制实现的：一方面，外群成员对某一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疏离、排斥和污名，会导致内群成员对共同体的依赖和被动认同；另一方面，内群成员基于意义感的寻求而产生的对共同体的主动认同，即强化与共同体行为和认知一致的方面，同时修正与其不吻合或者相左的方面（周晓虹，2022）。由于共同经历了水上运输事业、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及文化习俗的发展、变迁与转型，同时也受到过陆上居民的排斥甚至污名，因此作为命运共同体的H镇水上居民对共同体产生较强的主动认同，他们在复述或回忆历史时受共同的主观框架影响，因此水上居民的个体口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集体记忆。例如当社会工作者对韦伯伯进行口述访谈时，其他在场的水上居民经常会频频点头并加入补充和讨论中。进一步来说，从个体记忆转变为集体记忆，再延续成为跨代集体记忆是重要的，而讲故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路径，因为它是“支持记忆、保持过去、激活以往体验乃至构建集体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韦尔策，2007）。

在“口述—文化行动与社区教育”项目中，我们最初是从船队的队长、管理人员和“文化达人”开始做个体口述，口述的主题围绕船队的发展历史、社会生活变迁、水上文化特色等。后来我们将个体口述的对象慢慢扩展到普通身份的水上居民和水上妇女，针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口述。当尘封的集体记忆被逐渐激发之后，水上居民成为自身社群历史叙说的主体，在分享集体记忆、传播社群文化方面显得更为积极和主动。我们充分运用与水上居民共同打造的水上文化活动室，定期举办社区故事会和水上文化交流会，邀请韦伯伯等水上居民代表向群体其他年龄、性别、身份的社区成员分享水上居民的历史与故事，使个体口述的成果可以分享给更多社群成员，从而“点燃”和传递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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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操演、社会联结与文化传承

口述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它还是具有身体性的社会操演，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述和传承离不开作为身体出现的人，离不开身体的表达、表演、传达，具有强烈的身体性，是需要以“口传身授”方式传承的（马知遥、潘刚，2015）。纳日碧力戈（2003）认为口述是一种具有行动性的、“立体的”社会记忆，因为它有具体的场景和听众，有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手势和表情，并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因此口述史除了口头叙述外，也要靠社会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再通过这种复现、传承与再复现、再传承来实现对整个族群/社群的持续赋权。水上居民具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船歌对唱、水上婚礼仪式、竹编技艺、特色美食手艺等，这些文化对于维系水上居民群体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而这些文化的口述与传承都具有强烈的身体性，需要以社会操演和身体操演的形式进行。

在H镇“口述—文化行动与社区教育”项目中，除了通过讲故事的形式（社区故事会）进行社区文化教育之外，我们更是带动水上居民通过社会操演的方式，更立体地展现属于他们的文化印记，如演唱传统民歌（船歌），演绎水上婚礼仪式，以及模拟表演拉缆、捕鱼等过往生活场景。其中最为典型的2019年4月28日举办的“传统民歌演出”活动，该活动模拟复刻了水上婚礼的盛景。当时水上居民向社会工作者提出要举办一场大型的传统民歌演出，并需要全程录制视频存档。由于社会工作者在前期已经培育了一个社区社会组织——“扬帆起航”团队，因此本次演出活动主要由团队成员在社会工作者的支持下组织策划开展。然而活动过程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新加入的年轻演出成员面临难以在短时间内学习众多歌曲的挑战。

本次演出的成员新娘和妹仔两个角色都是从来没有唱过船歌对唱的，她们相当于从零开始。因为老一辈不认识字，没有歌词本，所以只能一句句口述出来，然后让认识字的成员们一句句翻译摘抄在笔记本上。总策划孔姨对两位扮演者悉心引导，学员们再认真地在摘抄的歌词本上对相应位置的高音、低音、长短音做标注。学员每天吃饭、走楼梯、洗澡、开车都在反复练习歌唱，短短几天就学会了这些腔调唱法。（20190428，活动总结）

水上婚礼活动在廉租房小区四幢楼围着的小广场中进行，吸引了数百名水上居民前来观看，有些水上居民甚至是从其他城市闻讯而来，当然也吸引了一部分非水上居民前来观看。手舞足蹈、声情并茂、绘声绘色的演出，引发了现场观众的专心倾听、鼓掌喝彩。在场居民觉得演出很成功，表示几十年都没见过这种场面了。活动邀请了某高校公益拍摄团队对水上婚礼演出全过程进行了录像，对演出者的社会操演过程通过图像和音像方式抢救式记录，这是为未来的身体性传承做好准备的一种途径（马知遥、潘刚，2015）。

由此可见，口述史可以让人们知道有另外一种历史叙事，让听众和观者在说拉弹唱中，在群体效应里，感受一种面对面的亲近和共鸣。正如纳日碧力戈（2003）所言：“口述史容易超越民族、种族、国家、主权、性别、年龄等等现代‘分类技术’的控制，摆脱建立在科学话语上的知识监控，只要听得懂，看得明白，就成为参与者，成为操演、社会行动和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结论与讨论

从本文案例中可以看到，口述史方法一方面有助于社会工作者从外围走进局内，从“土著观点出发”理解水上居民群体的历史、文化与生活。另一方面，它也是社会工作赋权弱势边缘群体的可选策略方法。H镇社会工作者通过综合运用口头叙述、整理逐字稿、社区故事会、社会操演等具体策略方法，促进社区内外参与者的相互聆听、肯定与欣赏，增进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结，促进社群多元文化发展。具体而言，口述史方法赋权弱势边缘群体的社会工作实践路径（见图1）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口述史使弱势边缘群体通过口头叙说重拾历史叙说的主体位置和发言权，弱势边缘群体从被研究、被服务的客体，转变为叙说自身故事、重构自身历史的主体，翻转了原来研究与被研究、服务与被服务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其次，口述史通过自下而上地引入新的证据，向某些假设和公断发出挑战，重塑原有立场和论断，对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加以重新认识，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尤其使老年人等弱势边缘群体逐渐获得了尊严和自信（汤普逊，2000）。最后，口述史通过激发集体记忆，充分发挥由“面对面”的社会操演所产生的“滚雪球”效应，增进不同群体之间（包括社会工作者与社区民众之间）的理解和共鸣，消除社会公众对弱势边缘群体原有的偏见，增加社会联结，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史方法在社会工作赋权实践中要实现其应有价值，需基于一定的前提条件。由于口述史本质上是在有提问者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结果一定程度上受到访问者与亲历者的社会互动的形塑，包括访谈主体的提问引导、他者在场（包括社会、法律、道德甚至个人羞涩感的钳制）及群体结构性框架（一套相似的符号和意义系统）对叙述所造成的限制（胡洁，2021）。因此，要发挥口述史的实务方法价值的前提是：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通过服务学习等方式确切地掌握口述史的价值意义、理论内涵和实操方法，并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持续地运用、检验和改进创新这一方法（廖其能，2024）。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在使用口述史方法过程中需要注重与口述者建立与保持互为主体的服务关系，并采取积极聆听、欣赏性寻访（张和清、杨锡聪等，2016）、对话等技巧，避免在口述史过程中因缺乏足够敏感度和相应的处理方法而对弱势边缘群体造成伤害。

文章来源：《公益》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