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先生，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一封信。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贾敬颜先生，贾先生在我毕业前半年突然去世，使我本来似乎明确的前程变得扑朔迷离。因为贾先生在世时，曾经带着我去拜访过锺翰先生，推荐我报考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但是贾先生的突然离世，改变了我原本无忧无虑的学业，虽然历史系的领导为我重新安排了指导论文的老师，但当时已经临近毕业，我已经没有时间准备当年的博士生考试了。不过，考博依然是我不变的梦想。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了内蒙古，工作的第二年我参加了内蒙政府组织的支教工作，到牧区支教一年。这种工作环境的改变，给我的复习考试计划带来了诸多困难，时间没有保证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没有复习的材料，记得当时手头只有一本《满族简史》。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的专业是蒙古史，硕士论文又只是涉及晚清内蒙古的历史，当时的我，对清史、满族史的有关内容了解很少，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复习起来感觉很茫然，但是我要报考王先生的博士的愿望又是那么强烈。无奈之下，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给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有限的学习条件，希望先生能了解我的情况，指点我学习的方向。其实，我当时写这封信的目的，主要是想让先生了解我的窘迫的学习状况，表达自己希望继续深造的迫切心情。没有想到，信寄出去不久，我竟然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令我既激动又感动，先生的鼓励和宽慰，让我信心倍增。考试结果出来后，我排名第二。此前，先生每年只招收一个学生，这一年却改成了两个名额。我心底里一直有一个意念：先生肯定早已想好要招我和赵令志，才把当年的名额改为了“两名”!
可以说正是先生这封信带给了我温暖和动力，更是先生善良的心和扶持奖掖后学的胸怀，让我拥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没有先生，就没有今天的我，更不会有今天我在清史方面的成绩。
在跟随先生学习期间，在学习方法上对我影响较大的是清史史料学课程。先生带着我和赵令志，逐字逐句地阅读、讨论、答疑、解惑，使我从一个清史的“盲者”逐渐走进清史研究领域，开始入门和掌握基本的史料知识。在这门课上我常常被先生翔实谙熟的史料运用、深邃独到的视角、宏观把握历史脉络的学术风格所吸引，也常常为自己的无知而汗颜。今天，我也给我的学生开设这门课，读的也是冯尔康先生的《清史史料学》,经过数年的反复阅读，我才越来越深深地体会到这本书、这门课对于一个初学者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接受传统私塾授业的最后一拨人了。我们读博士的时候，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导只有那么德高望重的几位，每届招生也只有五六名、六七名，老师们基本上都在家里给学生上课。一来是博导们的年纪都比较大了，上下楼不方便；二来招生少，上课的博士生也少，最多的恐怕也就二三人，在导师家中上课给学校节省教室；三是那时的学校管理部门，也不用担心博导“糊弄”学生。现在不行了，据说主要是学校无法掌控老师上没上课和课上得怎么样，其实，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当然好，再加上什么PPT和声音效果，讲课就变成了操作。这种看似的教育进步往往只是为着实用和实际的目的，过分强调单纯智育的提高，或许理科学生更适合。而文科特别是到博士研究生阶段，教学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先生的授业方式就是培养这样的人，他坐在你的对面，四周都是摆满书的柜子，他自然缓慢但充满智慧的表述，让你感受到学问的巨大魅力和力量。尽管有时他老人家只是回忆了过往学界的一个故事，但你会发现这个故事远比那些规律和定理重要得多，给你日后做学问的启发远大于满腹经纶的说教。
其实，不止是上课的形式不一样，而是形式背后的素养和精神。对于王先生来说，给学生上课和他平时自然而然地讲话没有区别，但语言背后的力量来自于他学术生涯积累起来的“真功夫”,就像一位武林高手，看似简洁的动作，其实含化了万钧之力，达到了一种合规律与合目的的自然美，这才是真正的“教学为先”。事实上，王先生的教学目的是当你离开学校时，你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固执也可能成就专家，但和谐的人才会成就王锺翰那样的专家。
我们现在很难再成为类似王先生那样的大家，连模仿都难。一是做学问的环境变了。考究的功夫让电脑当了“急先锋”,人脑的作用主要用在各种各样的填表和申请书当中。二是做学问的标准变了。你需要多少成果、多少课题才够什么级，关键是评价的来源是公开的“官方选拔”或公开出版的“核心刊物”,大家的功夫需要下在联络感情和笼络关系上。人们迫不得已去追逐这些东西，当然就怠慢了学问和学生，而学生对老师尊敬的唯一源泉在于老师的德和才。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先生的风范是不可复制的，因而具有永恒的纪念意义。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中国传统教育是中国经久不衰的“祖传法宝”,让人惊奇的是历史上中国教育的主体是个人，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传统式教育其实就是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当然，这不是指它的内容，而是指教育者为人师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个人角度出发却让培养的学生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今天老一辈的先生们虽已离去，但他们的教书育人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来源：张世林主编《想念王锺翰》，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