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忆起少年时代的经历，那些浮现于眼前的电影镜头般的细节场景，究竟是当时的真实，还是经岁月滤镜修饰后的想象？
北魏郦道元在注解《水经》巨洋水篇时，就写下了这样一个回忆片段。巨洋水即今由南向北贯穿山东省中部临朐、青州、寿光三县市的弥河。该水在流经临朐中部的冶源镇时，有一条名为熏冶泉水的小支流自西岸汇入，泉源据称是古冶官所在，故名冶泉。郦道元少年时跟随父亲郦范在青州生活过数年，盛夏季节曾到此游览。这段经历，后来成为《水经注》（卷二六）中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 ：
飞泉侧濑，……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疎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筍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小东有一湖，佳饶鲜筍，匪直芳齐芍药，实亦洁并飞鳞。
当时郦道元十六岁左右，时间大致是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四八四）以后的几年中。而他注《水经》，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是四十七岁至五十五岁左右赋闲期间。也就是说，这段关于熏冶泉的回忆性叙述，距离其少年之游，可能已经有三十余年（郦道元后来又“因王事”回到过青州，但至少这段文字中未提及再访熏冶泉）。如此栩栩如生的细节，不免让人心生感慨 ：为何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好？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触，是因为在读这段文字时，我自己也处于类似的回忆之中。熏冶泉今名老龙湾，在少年郦道元游览后，历经一千五百多年的风雨，仍是临朐境内的胜地。自幼生长于临朐，我在少年时也多次到此“嬉游”。冶泉之水涌出后，汇集形成一片澄净的开阔湖湾，水温常年保持在18℃左右，至隆冬季节常有水汽飘浮于湖面，如雾如熏。郦道元虽然没有特别解释，但“熏冶泉”的“熏”字，指的可能就是这一现象。成年后离乡读书工作，熏冶泉逐渐成为记忆。如今快到知天命之年，与郦道元集中撰述《水经注》的年龄仿佛。同样都是三十多年后的回忆，浮现于自己眼前的熏冶泉，却像水面的雾霭一样朦朦胧胧，记得一些风景，细节上又模糊不清。
“总角之年”的郦道元，想必还没有撰写《水经注》的念头。他跟随父亲在青州的经历，对于他后来注解巨洋水的帮助，恐怕更多的只是一些感性认知。至于具体知识层面，还是要参考相关文献记述。该篇就引用了《尚书》《春秋》《国语》《地理志》《地理风俗记》及薛瓒《汉书集注》、郭缘生《续述征记》、左思《齐都赋》，还提到“袁宏谓之”“王韶之以为”。实际参考的应当更多。如同属青齐的淄水等篇中，还引用了伍缉之《从征记》、晏谟《齐记》、伏琛《齐记》、应劭《十三州记》、袁山松《郡国志》等。
其中，郭缘生《述征记》、伍缉之《从征记》与东晋北伐有关，类似的写作，至少还有丘渊之《征齐道里记》，也涉及青齐。与一般州郡地志相比，这些随军征行记往往有更强的亲历者现场感。如《水经注·汶水》（卷二四）引《从征记》，记述“夹路连山百数里，水隍多行石涧中”“林藿绵蒙，崖壁相望”的莱芜谷风景，即是一例。出莱芜谷后“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种麦”的平丘，让撰述者感慨 —“何其深沉幽翳，可以讬业怡生如此也。余时迳此，为之踌蹰，为之屡眷矣”。
涉及青齐的随军征行记，来自刘裕对南燕慕容氏的征伐。当时东晋大军自下邳（今睢宁县北部）取道沂沭河谷北上，途经临朐南境险要的大岘关隘，进军南燕都城广固（今青州市西）。南燕主慕容超主动放弃了大岘天险的防御，准备依靠骑兵优势，在地势平坦的临朐城下与东晋军决战，“以精骑践之”。
东晋大军过大岘后，双方先有一次争水之战。据《宋书·武帝纪》记载，“临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慕容超担心“晋军得水，则难击也”，命大将公孙五楼“急往据之”。公孙即刻率军前往，与同样火速赶来的东晋大将孟龙符遭遇。勇猛的孟龙符“单骑冲突，应手破散，即据水源”，南燕败退。之后东晋大军沿水“步进，有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幔，御者执矟。又以轻骑为游军”，行至临朐城南数里，与南燕主力“铁骑万余”决战，最终获胜。
巨蔑水就是巨洋水。明末邑人傅国《昌国艅艎》认为，巨洋水流经临朐城下，《宋书》记载为“四十里”，当有讹误。但此处所言巨蔑水，显然不是在临朐城下，而是指其上游某段。《晋书·慕容超载记》则说，双方争夺的是“川源”。弥河发源于临朐南界的沂山山地，距城九十里左右，结合东晋大军行进路线来看，也并非双方争水之地。从临朐城沿弥河向南，二十五里左右到熏冶泉，再十几里到今冶源水库南部。弥河水量季节变化较大，冶源水库是弥河、丹河、寺头石河等河流的交汇处，可能因此成为一个关键地点。
自争水之地至临朐城南，东晋大军近距离地经过了熏冶泉，确认此点后，不免让人浮想。现存伍缉之《从征记》佚文中，有关于临朐大岘的记述。《水经注·巨洋水》引郭缘生《续述征记》，记的是巨洋水另一条支流石沟水所经的逢山祠及石人、石鼓，传闻齐地将有动乱，石人会敲打石鼓，声闻数十里。熏冶泉风景优美，又有古迹冶泉祠，按理说也会成为征行记作者的关注对象。这就让人怀疑，《水经注·巨洋水》关于熏冶泉的叙述，未必完全是郦道元的个人回忆，从撰述情境来说，更像是个人回忆与文献阅读交织的结果。
当然，地方长吏携家属游览境内名胜，原本是常见行为。熏冶泉距北魏青州治所东阳城（今青州市区）七十里。青州城西南三十五里的玲珑山，有北魏青州刺史郑道昭游览题刻多处，包括“中岳先生熒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熒阳郑道昭白云堂中解易老也”，及其所作五言诗咏等。郑道昭任职青州，晚于郦氏父子差不多三十年。青州城西南八十里的仰天山，金皇统七年（一一四七）益都尹兼都统完颜没里也“公庭无事”率众来游，记文说：“越自临朐，历五井而西，舍车山行，如在锦屏间者二十余里，登高俯深，野芳夹路，触目可佳。”
郦道元的熏冶泉之游，看起来也是如此。其游览情景，或如明人冯惟敏散曲《桂枝香·冶源大十景》（《海浮山堂词稿》卷二上）所咏：
冶官遗庙，千山环抱，铸剑池彻底澄清，飞云阁半空缥缈。 柳荫中小桥，柳荫中小桥，渔樵径道，游人登眺，尽日逍遥。
不过，反复阅读郦道元的这段叙述，仍有一个疑问萦绕不去。据他所云，熏冶泉由“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也就是说，其风景经过了人工修饰，虽修饰并不大。那么，修饰者又是何人呢？
可惜文献对此毫无记载。有关熏冶泉的古代记述，如今只留下三个断裂的历史片段。最早的就是郦道元的游览。之后北宋刘 在此隐居，见于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青之南有冶原，昔欧冶子铸剑之地，山奇水清，旁无人烟，丛筠古木，气象幽绝。富韩公之镇青也，知先生久欲其间，为筑室泉上。”刘 是弥河下游的寿光人，“酷嗜山水，而天资绝俗”，生平事迹文献记载很少。他在熏冶泉隐居，得到了任职青州的富弼之助。再往后，就是明代以散曲著称、被誉为“曲中辛弃疾”的冯惟敏在附近建造别业。现代老龙湾的名胜空间，大致延续了冯惟敏时代的格局。
冯惟敏家族原为临朐人，祖先明初戍辽，家于广宁左卫，嘉靖年间返籍临朐，定居青州城中。冶源别业的购建经过，冯惟敏给弟弟惟讷写的行状中有所提及。冯氏返籍青齐后，“先人无遗业”，只能重新经营田产。冯惟讷先是在青州城外购田数十亩，后来任官途中经过熏冶泉和海浮山，喜欢上此地风景，“慨然有留滞之想，则又营山田数十亩”，计划与冯惟敏一起，在此“老于山水之间”。
别业起源于田产附属的经营性房屋设施，后来随着山水之游作为士人文化习惯的流行，出现了风景化、园林居宅化的趋势。这种变化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表现尤为突出。最典型的，如会稽始宁的陈郡谢氏“故宅及墅”，经过谢灵运修理后，“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其名篇《山居赋》，即记述此处别业风景。
与南朝相比，北朝风景园林别业记述较少。为人熟知的一处，是北齐祖鸿勋位于范阳县西境的雕山别业。他在写给友人阳休之的信中说 ：
在本县之西界，有雕山焉。其处闲远，水石清丽，高岩四匝，良田数顷，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乱荒废，今复经始。即石成基，凭林起栋。萝生映宇，泉流绕阶。月松风草，缘庭绮合；日华云实，傍沼星罗。（《北齐书·文苑传》）
风景秀丽的雕山附近，原来有祖鸿勋家的“野舍”，即田产经营有关的房屋设施。祖鸿勋后来重加修理，成为他“企庄生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旷”的闲居生活场所。他还特意提到，如果阳休之有意的话，他可以帮忙在雕山购置田庄，俩人结伴，在此悠游山水间—“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携酒登 ，舒席平山”，“斯亦乐矣，何必富贵乎”。从种种迹象来看，北朝后期别业的风景化、园林宅舍化，应当是受到南朝士人文化习惯的影响，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逐渐在北方流行开来的。
这让人有一个猜想：“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的熏冶泉，有没有可能也跟这种风景园林化的南北朝大族别业有关呢？
当这样去思考的时候，很自然地想起了距离熏冶泉很近的北齐崔芬墓。熏冶泉位于海浮山北麓。崔芬墓一九八六年发现于海浮山南坡，以精美的墓室壁画受到学界瞩目。出土墓志记载，享年四十八岁、北齐天保元年（五五〇）十月去世于家中、次年十月下葬的崔芬，其墓位于“冶泉之阴，浮山之阳”。
崔芬出自随从慕容德南迁定居青齐的清河崔氏家族，可惜墓志未提及具体居住地。迁居青齐的清河崔氏，目前已知的一个主要聚居地，位于临淄乌河（北朝称时水）流域，即所谓乌水房。其家族墓地在临淄城西南近郊的窝托村被发现，出土墓志多种。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成员居住在南燕都城广固城和刘宋、北魏青州治所东阳城附近，被称作青州房。崔芬应当是出自青州房。青州房的崔氏家族墓地，一直以来不太清楚，近年李森根据几种石刻中蛛丝马迹的线索，推测可能位于青州城西南近郊。果真如此的话，崔芬葬于距离青州城七十里的海浮山，就显得有些特别。
随慕容德南迁的豪强大族，被学界称作“青齐土民”，是一个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移民群体。他们大致以广固—东阳城、临淄城、历城、梁邹城等主要城市为中心分布居住，有些是城居，有些是村居。邻近广固—东阳城的巨洋水中下游，正是一个重要分布地。其中，以临朐城为中心，南到海浮山、北到今青州南部的范围内，除了崔芬墓，还有清河张氏和辽东李氏的墓志被发现。
一九二七年，今属青州南部、弥河以西的辛庄西北大马山南麓，发现北魏张休祖墓志（原石不存，录文见于民国《临朐续志·金石略》）。张休祖是清河武城人，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二月去世于“昌国县柳泉里之私第”，武泰元年（五二八）三月“迁葬于黄山之阳”。北魏昌国县在今临朐及青州南部。此外，张休祖墓志发现地西南十余里的乔家庄，二〇一二年征集到一方隋代墓志，志主张崇训也是清河武城人，东魏武定五年（五四七）十月去世于“龙泉里”，武定七年三月葬于“幽州固之阳”。其妻出自渤海高氏，隋开皇元年（五八一）五月去世于“尖山里”，开皇三年十一月“祔葬先茔”，下葬时制作了这方夫妇墓志。据《水经注·巨洋水》所记，流经乔家庄附近、向东汇入弥河的石沟水，“亦或谓之为龙泉水”。傅国《昌国艅艎》则认为，郦道元此处记述有误，龙泉水应为石沟水以南八里左右、流经纸坊村的一条小水（在临朐南关汇入弥河）。不管如何，结合墓志发现地来看，“龙泉里”可能就在石沟水周边不远的区域内。
辽东襄平李氏的李谋墓志，光绪年间发现于临朐城“东南十里”、弥河以东的黄山，今存山东省博物馆。其中提到，李谋是“大魏青州刺史贞侯之第二子”，即曾任齐州刺史的李元护次子。李谋正光四年（五二三）七月病逝于洛阳显中里，孝昌二年（五二六）二月葬于“齐郡安平县黄山里，祔使君之神茔”，可知其父李元护也葬于此地。该家族同样是随慕容德南迁，“居青州，数世无名位，三齐豪门多轻之”。可能与此有关，李元护出任齐州刺史时曾炫耀性地回乡，“经拜旧墓，巡省故宅，飨赐村老”，去世前又叮嘱 ：“吾尝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属目。若丧过东阳，不可不好设仪卫，哭泣尽哀，令观者改容也。”自齐州（今济南）到临朐境内的安平县，正好途经东阳城。
也就是说，北朝后期临朐境内的弥河及其支流周边，存在着清河崔氏、清河张氏、辽东李氏等“青齐土民”的生活痕迹。随着人口繁衍，这些家族想必会不断求田问舍，在原居地之外扩展地产。风景优美的熏冶泉，地处南北交通孔道，周边富有良田，很容易进入他们的视野。崔芬葬于海浮山，提示的线索即是该家族可能在附近拥有地产。这让人想起北魏后期李显甫开李鱼川后，赵郡李氏于平棘旧墓地之外，又在赞皇五马山附近形成家族新墓地（拙撰《李鱼川推理》，载《读书》二〇一九年第五期）。海浮山崔芬墓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是清河崔氏青州房沿弥河上溯扩展生计空间的结果。
在近代公园观念兴起以前，距离城邑聚落较近、具有观赏价值的小型风景地，随着大族别业的园林化诉求，会成为私人觊觎和竞争的宝贵资源。北宋中期熏冶泉成为高士刘 隐居地，明代后期开始又长期为冯氏家族所有。青州本《冯氏世录》载有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冯惟敏所撰《冶源竹林纪略》一文，叮嘱子孙说 ：
自今以往，世世守之，后有鬻此竹林者，非吾子孙也。有以冶源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数百年后，若为权势所夺，则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
这段话与唐人李德裕《平泉山居诫子孙记》中的相关文字高度雷同。冯惟敏散曲《折桂令·环山别业》也说 ：“平泉庄千载称奇，今也如斯，古也如斯。”可见他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冶源别业比之为李德裕的平泉山居。《冶源竹林纪略》还声称，元朝初年冯氏祖先就因为平定玉泉寺僧人海亮之乱有功，获封冶源竹林作为“采地”。元末家道中落，竹林“半为豪族沈氏所侵占”。冯惟敏于此地购建别业后，“竹林之归于沈氏者，沈氏复归余”。这个失而复得的说法，不排除是一种书写策略。从他的叮嘱中不难感受到，熏冶泉作为当地稀缺性的风景园林资源，存在被“权势所夺”的危险。冯氏家族的元初事迹，仅见于冯惟敏这篇文章，意图或许是借此“建构”冯氏家族对熏冶泉的所有权。
南北朝时期想来也是如此。刘裕灭南燕后，青齐在南朝统治下半个多世纪。随慕容德南迁的大族群体，作为刘宋北境的守卫力量，在当地继续扎根生长，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如“家于北海都昌”的平原刘氏，荒年以私仓赈灾，百姓称其田为“续命田”。刘氏家族拥有大量依附人口，曾向宋孝武帝献上“门生千人充宿卫”，让皇帝大感震惊。北魏占领青齐后，这些大族有很多被迁徙到平城，以“平齐民”身份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孝文帝太和六年以后情况改变，很多人开始出仕，也逐渐返居青齐。郦氏父子在青州，正好是在这一变化背景之下。
青齐由南入北的特殊历程，使得“北朝规制、南朝影响和地方特色杂错交织在一起”，成为南北朝文化交融的媒介之地。山水文化习惯正是其中一个元素。张休祖墓志说 ：
乐山水，好林泉。每谓养生之道，在于自适，驰逐芬华，非所愿也。于是筑宅横水之阴，殖桑白坟之壤， 杖而耘，鸡黍自事，玩河蓧之清风，耻问津之劳竚。
张休祖的这处住宅，或许就是他去世时所居的“昌国县柳泉里之私第”，建造时间在北魏宣武帝正始（五〇四至五〇八）以前，看起来也像是一处兼有山水林泉之美的别业。而不少学者指出，海浮山崔芬墓壁画山石树木占有很大比重，很明显是受到南朝文化因素影响。壁画中既有南朝流行的高士图（竹林七贤和荣启期），也有以山石树木为背景的舞蹈、牵马、观赏盆景、饮酒、执笔书写等似乎是表现墓主人生活的场景，甚至甬道壁画的两位武士也是身处树石之中。最为精美的墓主和家人出行图，一位侍从左腋挟有可能是茵席的长形物品，表现的似乎也是风景游赏场景。
崔芬墓位于“冶泉之阴，浮山之阳”。为何要特别提到“冶泉之阴”？是否意味着“冶泉”对于墓主人而言，是一处特别的地点？如果可以进一步大胆猜测的话，“冶泉”附近会不会就是崔芬家族的别业所在？壁画如此突出山石树木和风景背景，除了画工粉本因素外，会不会也是山水别业生活的一个反映？
虽然这还只是猜想，却也呈现了一种新的场景可能性，即郦道元“提琴命友，嬉娱永日”的熏冶泉旅行，也许与郑道昭的玲珑山访问、完颜没里也的仰天山游览有所不同，是到某个大族的别业游赏，甚至也不排除是一次交际性的聚会，其性质可以理解为南朝山水文化习惯影响下的一个北朝地方场景。那些历经南燕、刘宋和北魏统治，一直保有地方支配力量的“青齐土民”的身影，由此也仿佛隐隐浮现在熏冶泉的盛夏竹林和隆冬雾霭之中，透露出北朝后期风景与权力的新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