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接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关系观"。马克思的思想是接合理论的源头。阿尔都塞使用接合理论重新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接合理论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能避免走向"经济决定论"或"经济还原论"。拉克劳把接合理论应用于意识形态领域,使之成为一种分析方法。霍尔运用接合理论分析英国社会政治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霍尔把当代资本主义特点概括为"撒切尔主义",这一分析依然没有过时。"特朗普主义"代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新特征。"特朗普主义"是"撒切尔主义"的变种,两者在本质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常被称作“文化研究之父”。实际上，他更是一名立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霍尔是黑人，生于牙买加，在牛津大学留学期间成为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重要成员。马克思主义在其漫长的研究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讨班上，斯图亚特·霍尔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进行了专题解读。霍尔认为，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论述的“关系观”就是“接合理论”(The Theory of Articulation)。他将接合理论广泛运用于文化研究领域，形成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成果。依据接合理论，他把当代资本主义特点概括为“撒切尔主义”,现在看来这一分析依然没有过时。考察接合理论的发展过程，理清其中的逻辑脉络，有助于我们认识接合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接合理论”的源头
“接合”的英文名词是“articulation”。在英语中“接合”有着多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意义的表达，清楚地表述；第二种含义是指前后相连的货车，驾驶室和拖车可以脱离并分别行驶；第三种含义是指两个不同的元素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统一，但是两者的结合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因此，“接合”指的是不同事物之间连接的形式，或者说，接合是对各种事物或不同层次之间关系的说明和解释。霍尔主要是在第三种含义上使用“接合”概念的。对于霍尔来说，“接合”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种研究方法。接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打算写一篇关于辩证法的著作，但是马克思的愿望并未实现。霍尔指出，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发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具体形态，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一直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导言》虽然是未公开发表的手稿，但它是领会辩证法本质的最有价值的文本；只要适当地理解和灵活地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方法论问题就有了一个显著的、原创性的且影响深远的起点。在霍尔看来，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论述的“关系观”就是接合理论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在《导言》中首先讨论了“物质生产”问题。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理解“物质生产”问题。然而，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毫无疑问，生产具有社会性质，它总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孤立的个人并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此外，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一般”是从所有社会的生产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的、不变的因素。在霍尔看来，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分析，其目的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具有超历史的、永恒的特点。实际上，不同社会的生产并没有本质上的“直接同一性”。马克思强调，一切时代的生产具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这些共同标志和共同规定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但是这些抽象出来的规定不能“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古典经济学家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就是要忘记本质的差别。凭借这种抽象的方法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的。
在霍尔看来，马克思的方法是一种“关系观”,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关系的解析。马克思强调，每个环节不是独立自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但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差别。生产启动了整个过程，交换和消费则起不到支配的作用，分配本身也是生产的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了消费、分配、交换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明确地赋予了生产在有机整体中的决定地位。是生产而非消费开启了这个循环。霍尔认为，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时描述了三种类型：第一，直接同一的关系，例如生产是消费，消费也是生产。第二，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介关系)。彼此互为中介，相互依存，并且通过运动发生关系。例如，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第三，没有准确名称，但明显是从属于彼此的内在联系，双方借由历史时代的现实过程、不同形式的变迁接合在一起，在完成自身的过程中创造他者，也作为他者创造了自己。
马克思强调，各种要素组合构成了复杂的总体，但是充斥于其间的差异并没有被抹除而是被保存了下来。例如，要想准确分析物质生产的问题，就必须把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理解为“整体中的部分，同一中的差别”。霍尔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都是一种关系观，但黑格尔的重点不是差异而是同一。马克思既承认对立中的同一，又坚持认为决不能消除差异。霍尔强调，“有差异的统一”是理解马克思在《导言》中阐述的方法论和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的方法的理论钥匙。从认识真理的角度来说，充分认识事物之间的差异，可以保证理论研究不会脱离生动的现实，从而避免理论走向抽象的演绎。
二、马克思的方法：“两个维度”的接合
霍尔认为，接合是对各种事物或不同层次之间关系的说明和解释，马克思的方法包括了不同的层次，具有鲜明的“接合”特征。马克思指出，科学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即历史的道路(从“表象的具体”到抽象)和逻辑的道路(从抽象到“思维的具体”)。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具体之所以为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总和，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总之，科学的分析是两条道路接合而成的，发端于具体的现实，然后在思维中生产出与现实对象相适应的理论结构。但是，这种接合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理论正确地再现客观对象?“思维中的具体”不是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思想和理解的产物”,是把表象和直观加工成概念的产物，是“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但是一定要注意，对于表象和直观的加工并不会消除头脑之外的“现实对象”。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也就是说，只有一切从实际(社会现实)出发，才能够保证思维过程的正确性。
霍尔指出，思想的前提和出发点是当下的社会。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其思考的前提和出发点。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对应关系。马克思指出，不能按照历史的先后次序排列经济范畴。经济范畴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自然次序或者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霍尔把马克思的社会认识论称作“结构的历史主义”,认为其既不是历史主义，也不是结构主义，而是辩证的接合。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马克思始终强调思想与现实的结合，同时强调思想的批判性，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关系。在霍尔看来，马克思提出了真正的历史认识论，即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过程，而是有着结构性的转变。基于生产方式的演替，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分期的概念，彻底颠覆了历史进化论。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是两个维度的接合，这正是马克思在方法上的原创之处。一个维度是历时性的分析线轴，即简单/复杂或抽象/具体的对子；另一个维度是共时性的分析线轴，即主要/次要的对子。马克思始终将简单/复杂线轴与主要/次要的线轴辩证地关联起来思考问题。霍尔意识到，把握两个维度的辩证关联是比较困难的，为了逃避这种困难，人们往往会简单地二选一，要么选择历史的维度，要么选择结构的维度。这样的选择显然是错误的。
辩证法亦是双重含义的接合。马克思曾说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也包含了双重维度。资本主义存在着两大矛盾：一个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另一个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逐利本性之间的客观矛盾。马克思总是把两者联系起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在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霍尔指出，马克思并非想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以弥补古典经济学的不足，也不是致力于成为用一个知识代替另一个知识的“理论家”。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形式和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接合。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历史重要性正是和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接合(doublearticulation)相关联的，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
三、“接合理论”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在这段话中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说明社会结构及其发展，但容易造成“经济决定论”或者“经济还原论”的误读。此外，如何理解经济的归根结底作用?如何解释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这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解释，试图用“接合”的概念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避免“经济决定论”或“经济还原论”。阿尔都塞的解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接合”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新词和热词。
在阿尔都塞看来，生产方式体现为多种要素(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劳动能力)组合的结构。各个要素是恒久不变的，变化的是它们相互接合的方式。社会形态不是由一种生产方式而是由不同的生产方式接合而成的整体，其中某种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阿尔都塞借用了精神分析概念说明各种环节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位移”“错位”“凝缩”“多元决定”等。阿尔都塞认为，生产方式是由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层次所构成的整体。经济的决定作用意味着，经济决定着哪一个层次能够在整体中占据决定地位。这些层次表现为复杂的、特殊的接合形式。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机械对应或者相互还原的关系，而是结构性的因果关系，即它们之间有主次之分，存在着支配和从属的关系。阿尔都塞强调，各环节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接合形式，这恰好否定了马克思的方法的历史性，因此被批评是“形式主义”。在霍尔看来，对生产方式及其接合进行更深入、更复杂的理解时所取得的一些真正的进展，很容易被一种形式主义的追求所破坏，但是仍需要强调接合这一术语及其相关概念的价值，因为这种方法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社会形态的复杂统一和具体差异，而不会退回到幼稚的或“庸俗的唯物主义”的还原论，或者选择对社会的多元化解释。霍尔认为，对生产方式的关注使我们意识到经济结构是社会形态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就推断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经济是解释社会其他层面运作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是非还原论的前提。从拉丁美洲的情况看，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度之间没有“必要的对应关系”,资本主义可以建立在别的政治基础之上。
英国学者埃内斯托·拉克劳在接合理论发展史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拉克劳看来，柏拉图在“洞穴”寓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接合理论，洞穴里的人把声音和影像接合起来制造了各种概念。柏拉图指出，概念之间的接合并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因此，柏拉图主张要批判常识，打破习惯和意见当中概念之间的错误接合，并建立真正的接合。拉克劳把柏拉图的论述引入到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之中。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中创造性地解释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意识形态表征(represent)了个人同其真实存在情况的想象关系；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而不仅仅是虚假观念；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把个人质询(interpellate)成为主体。拉克劳进一步思考了两个问题：一定的意识形态如何统一在一起?意识形态如何发生转变?他指出，主体是意识形态话语统一的原则和核心，但主体是被质询的产物，是被话语建构而成的。因此，意识形态分析的关键就是要搞清楚谁是被质询的主体。意识形态的转变取决于阶级斗争、主体的生产以及话语的接合/解合(articulation/disarticulation)。意识形态统一与转变的内在机制表现为含义的接合(connotative articulations)。
拉克劳指出，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具有阶级内涵或阶级属性，因此要抛弃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单一的，而是各种元素的混合。就现实政治而言，面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必须放弃狭隘的阶级视角才有可能成为社会大众的领导力量。拉克劳打破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必然论、还原论逻辑。依据阿尔都塞和拉克劳的观点，意识形态在政治主体的构成中发挥关键作用，即让主体领悟历史的意义和自身的位置。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对于政治主体的构成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其核心观点是，政治主体不是“整合的”,而是由差异构成的。在拉克劳的影响下，霍尔敏锐地发现了意识形态的语言特性。意识形态通过语言、分类和表象的表征作用让世界变得有意义。霍尔认为，意识形态分析需要“语言转向”和“大众文化转向”。于是，霍尔越来越关注语言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强调语言符号系统是“社会生活的核心”。这是霍尔从马克思主义走向文化研究的内在逻辑。但是霍尔并不赞同拉克劳的立场，后者把意识形态分析完全等同于话语分析。霍尔指出，话语的立场是向上的还原主义，经济主义则是向下的还原主义。但是话语的立场有脱离物质实践和历史条件的危险。从话语立场出发可以构建新政治策略，但忽略了历史力量的影响，现在的一切都是历史力量造成的，历史力量作为制约和决定话语表达的因素仍在发挥作用。
霍尔十分推崇接合理论。这是因为接合理论不仅可以揭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是介入政治实践的理论武器。霍尔曾经说过，理论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理论要能够为真实的社会分析提供一些可行的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霍尔运用接合理论分析英国社会政治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功。1979年，撒切尔夫人率领保守党重夺政权，开始了长达18年的执政。霍尔深入分析了撒切尔夫人的成功之道。“撒切尔主义”就是霍尔创造的新名词。他指出，“撒切尔主义”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话语重组，撒切尔夫人分解了旧的形态，并且把旧的形态转化成了新的形态。二战之后，工党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重新分配财富，通过福利政策实现社会平等。工党实行的政策符合当时的社会共识，而社会共识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右翼势力看来，这些政策是对资本、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权利的侵犯，因此努力破坏这一社会共识。20世纪60年代，这一共识开始瓦解，因为建立福利国家所依据的权威模式已经无法维持下去。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制造业衰落，传统工人阶级的影响也随之减弱。1973年全球油价上涨引发了经济的滞胀，经济衰退使得工党的福利国家政策出现了危机。二战后，由于缺乏劳动力，殖民地的黑人逐渐进入英国成为移民，种族矛盾因此越来越突出。霍尔认为，这不是暂时的问题而是持续发展的领导权危机。“撒切尔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危机而提出的方案。
首先，撒切尔夫人创造了新的政治话语。她把自由市场、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法律秩序要求混合在一起，用“国家”和“人民”的话语来反对“阶级”和“工会”话语，前者具有更大的活力和吸引力。撒切尔夫人善于将抽象的经济理论转化为常识语言。她漠视不平等现象，甚至公开宣扬社会平等天然就是错误的或有害的，提出英国人必须重新发掘诸如自力更生、努力工作等传统美德，而不是寄希望于福利国家，追求不劳而获。撒切尔夫人说的非常直白：你不能让自己花的比你赚的多!撒切尔主义体现了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结合。尽管这些术语有矛盾的地方，但由于没有内在的、必然的或固定的阶级意义，因此被有效地重新组合，形成各种不同的话语，赢得了大众阶层对权力集团的认同。撒切尔夫人主张“让英国再次伟大”,这一口号将各种政治力量融合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中，卓有成效地扭转了人们的立场，压制了不满情绪，并在撕裂大众的地方创造出了民粹主义的团结。
其次，“撒切尔主义”的话语修辞令人易于接受。“不要跟我说公司里的‘他们’和‘我们’”,撒切尔夫人曾对《女性》杂志的读者说：“在公司里，你们都是‘我们’。你生存，公司就生存，你繁荣就是公司的繁荣——每个人都在一起。未来在于合作，而不是对抗。”这种表述巧妙地化解了“我们”(雇佣劳动者)和“他们”(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在撒切尔夫人的话语中，国家从中立仁慈的形象转变成为敌人的形象，因为国家过度举债和支出，导致通货膨胀，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缺乏自由活力。她为此坚定地说，现在是让“人民的命运再次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了。
最后，撒切尔夫人在话语中有意制造对立分化。右翼在经济衰退时期掌权，必须要提供解决方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嫁祸于左翼，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左翼。撒切尔夫人用民粹主义成功化解了人民与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并赢得了大众对右翼的支持。民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或把戏，它的成功并不在于欺骗，而是在于它解决了真实的问题和矛盾，并且能够在一种话语逻辑中表达它们，这种话语逻辑与右翼的政策和阶级策略是一致的。撒切尔夫人鼓励私有化，去监管化，主张减税，取消汇率管制，打击工会力量，颂扬财富创造而非财富再分配，废除福利国家政策，让自由市场发挥其作用。与此同时，她强调要恢复传统价值观，维护家庭的神圣性，尊重权威，更好地维护法律和秩序。
霍尔指出，经济萧条时期，失业、社会冲突和焦虑随处可见，有色人种和外来移民成了替罪羊。种族和犯罪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危机的意识形态核心主题，因此，它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我们可以发现英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时代的历史转折。事实上，正是因为工党无法解决新的时代问题，“撒切尔主义”才成功地赢得了大众的支持。霍尔指出，“撒切尔主义”体现的不仅是权力从工党转移到保守党的短期变化，而且代表了一种有着长期影响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左翼政党需要认真思考和应对的重大问题。21世纪的今天，美国的“特朗普主义”代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新特征，“特朗普主义”实际上就是“撒切尔主义”的变种，两者在本质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差别只是在于，资本主义问题的替罪羊由种族和移民转换成了新兴大国。
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