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老龄化是目前中国社会面对的结构性变化之一。“老龄化与媒介”研究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需要对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做出理论与方法上的回应。本文通过检视中国在老龄化进程与老年学建设上的位置，提出在信息技术促成的社会转型中，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认知老龄化与媒介/技术的关系，而这种认知有赖于超越对老年人令人不安的刻板印象，以及关于科技可以“解决”老龄化和老龄人口“问题”的潜在假设。本文认为，目前正在兴起的“社会-技术老年学”代表了未来的学科方向之一，未来研究应该更多采取文化批判视角，对老年人有更积极的理解，对老龄化与技术实现更多的反思性，并更全面地考虑权力和老龄歧视。唯有如此，才能在一个新的出发点上，对老年人与老龄化趋势产生更为符合现实的理解。

关键词：媒介研究，老年学，老龄化社会，数字技术

一、研究背景

从上个世纪末叶开始，全球化进程在人类社会的多个维度上展开，与各维度上的现实条件在不同的时空场域中或冲撞或耦合，形塑了二十一世纪的新的社会面貌。在其中，有两个维度上的变化不可忽视：第一是信息传播科技的革新；第二是世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前者发展迅猛，给人类的生存、生产与生活方式都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因其直观而尤为引人瞩目；后者并非在一夕之间发生，相比前者的高歌猛进，更像是潜移默化，并且因在各国、各地区的进程不同，很难引起如同前者一般的重视。然而这并不说明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就更小。在可见的未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将面对这一重要的议题。

更重要的是，这两者在现实中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彼此纠合、互相影响，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同时也作为现代性的构成，共同加入到未来的形塑力量中。首先，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从出生起就处在一个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环境中，并且共同经历了信息传播科技的革新；其次，在经过信息传播科技的颠覆性改变之后，人类社会的演进与老龄化进程开始之时已不能同日而语，人们对老龄化的认知也与彼时截然不同。这些新的现实向所有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同时也为思考和研究相关对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灵感。

大众传媒（mass media）、老龄化（aging）与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CTs），这三者虽在发生学上有时间先后的区隔，但时至今日，已在社会现实层面广泛重叠以至深深影响彼此。大众传媒自印刷媒介兴起以来就成为人文社科各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已先行展开，并且在科技的不断更新与广泛应用的现实基础之上，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手段乃至关于媒介与传播的社会学/哲学思考都随之突破与迭代。将老龄化纳入研究视野，亦非新近之举，而是由来有之，只不过因媒介研究自身的变化，新的洞见在“老龄化与媒介”（aging and media）的研究领域不断迸发，值得学界瞩目。与此同时，老年学（gerontology）作为新兴学科也在蓬勃发展，其学科建设的路径充分昭示了现实的需求与学术的演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本文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语境中，根据媒介研究演化的主线，辅之以对老年学建设过程的分析，整理关于“老龄化与媒介”这一多学科、跨学科领域中已有的研究成果，并藉此提出有关中国媒介研究与老年学的思考。

二、社会现实

无论是讨论研究课题，还是分析学科建设，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因为本文意在对中国相关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故而在考察社会现实之时，会主动探寻中国在全球化时空中所处的序列和结构中的位置。通过总结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进程以及大众传媒与信息技术的各国特色，本文得出以下三个简要的结论：

一、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尚在加深过程中，因此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落后于国际先进与现实变化；

二、 中国的信息科技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与现实意义极大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

三、 中国的现实使得学界在“老龄化与媒介”的研究领域中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

当然，造成这一中国现实的原因有很多。本文认为，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历史与国情决定的。首先，考虑到老龄化的一般进程，作为人口学上的一种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的现象，老龄化在中国引起重视的时间并不算长，各方面的研究水平也还在提升之中。其次，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引起重视的过程在总体上遵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径，始于政府层面，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恰逢一大批革命时期的老干部退居二线，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视是从对精英老年人退休生活的重视开始的，尤其重视个体的身心健康，这使得中国关注老龄化问题的起点与欧美国家不太一样。最后，欧美发达国家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都在是同一个制度框架下运作的，但中国的“新媒体”显著不同于“传统媒体”，两者间的差别更加明显。不仅如此，中国还在移动互联网方面具备后发优势，积累了自己独特的实践经验与制度探索。这些独特之处理应反映在学术研究中，扩展“老龄化与媒介”研究领域并在其中刻下印记。

（一）世界人口老龄化

二战之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历经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迎来了和平时期，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得以在稳定的环境中生活，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普及，生育率相比战时急剧升高，新生儿死亡率大大下降；与此同时，能够活到65岁及以上的人又大大增加，人均寿命得以延长，这使得世界人口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趋势——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在1962-1965年间，生育率达到高峰，这就造成了出生于这期间的老年人群体非常庞大，他们将从2027年开始进入65岁及以上的年龄段。

在2023年，65岁老年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0%（UNFPA, 2023）。然而，在世界各大地区，这个比例不尽一致。欠发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比例最低，仅有3%；较发达的地区与国家（欧洲、北美、澳新及日本）则最高，其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达到了20%。考虑到老龄化这一趋势原本就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的结果，该比例与地区发达程度保持高度相关也是必然的。

图表 1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数据）

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还指出，老龄化固然是出生死亡率降低与存活率升高的结果，但生育率的下降（在2020年，人口增长率自1950年后首次下降）使得在人口年龄分布结构中，老年人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UNDESAPD, 2022）。以欧洲地区为例，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其生育率就已跌落到世代更替水平（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后代）以下，已经出现了人口衰退的现象，因此欧洲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走在全世界的前面。

图表 2 中国人口生育率（1960-1979）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Fertility Data 2019）

相对来说，中国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持续处于高位，在1991年首次跌落到更替水平之下（生育率为1.66），到了2010年左右，老龄人口比例才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尚在发展中。在应对老龄化趋势的挑战方面，中国应该并且可以从世界先进经验中有所借鉴。正如原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在1982年的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强调的，一方面，世界人口老龄化这一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转变是联合国在成立之时所始料未及的，它将持续对人类社会各个方面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又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议题，在处理这个关乎全人类的议题时，国际社会可以摈弃争端、精诚合作，在其进程早期就未雨绸缪（United Nations, 1982）。

（二）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现状

作为协调国际社会在全球议题上的讨论与行动的主要机构，联合国组织举行了1982年第一届奥地利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以数位部级官员作为领导，组建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代表中国参与这届的大会。中国代表委员会在大会结束之后将这次参会的经历和对老龄问题的建议写成一份报告，并且在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同样经过国务院批准，作为中国关于老龄问题的议事机构。数年后的1986年，中国老年学学会经民政部批准成立，属于全国老龄办指导下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并且于1988年加入国际老年学学会。

除了组织层面上的建设，中国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亦可视作起于1980年代。例如，最早的《中国老年学杂志》，原名《老年医学杂志》，由吉林省卫生厅主办，1981年创刊，1983年时更名为《老年学杂志》，1994年更为现名，目前作为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刊，发表的老龄相关文章集中在医学与生物学领域。

然而，早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美国老年学协会（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简称GSA）就已成立。仅仅一年之后，《老年学期刊》（The Journal of Gerontology）出版，并且在1988年扩展为《老年学期刊集》，包含四个组成部分。在1995年此期刊集继续按照学科专业划分为两大子序列（每序列包含之前的两个组成部分），序列A是生物科学与医药科学，序列B是心理科学与社会科学。除此之外，GSA自1961年起出版了一本不细分学科专业的综合性期刊《老年学家》（Gerontologist），收录学术文章、评论文章、书评影评等（GSA, 2023）。GSA旗下的这些期刊在影响因子上年年攀升，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为老年学研究的代表期刊。从期刊的设置来看，老年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在美国显示出一条较为明晰的路线，那就是兼顾专业度与综合性。

在日本，老年社会科学会于1959年为了发表关于老龄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而创立，经20年发展之后，于1979年创办了学会会刊《老年社会科学》（日本老年社会科学会, 2023）。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率先同欧美以相近的步伐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成为社会性问题，自然更重视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及其对策。

总体而言，在发达国家，来自人文社科各学科的论文在老年学研究中所占比例逐步上升，这说明，老龄化进程较快的发达国家，早已开始从社会或文化层面而非仅仅个体层面去思考老龄化问题。正如《老年学基本原理》一书指出的：“严格地说……老年学不是单一地聚焦某一学科，而是一个跨多个学科的实践和科研领域，其复杂程度如同衰老现象本身一样。”（萨瑟 、穆迪, 2022, p. 38）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进展稍显落后。一直以来，关于老年人的社会科学范畴内的研究，散落在其他各个学科的刊物上。中国自己的关注社会、经济、心理三个方面的老年学杂志《老龄科学研究》直到2013年才创刊。

（三）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

二战之后，除了人口结构的巨变之外，人类社会还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革，其中之一就是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无线通信技术早在一战时就发挥了巨大的军事作用，在和平时期转而服务于大众传媒产业。二十世纪早期收音机广播的繁荣之态一时无二，随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价格亲民的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电视成为了最重要的大众传媒，在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1980年代开始，ICTs从科学研究界迅速扩展到商用民用领域，掀起了全球化的数字浪潮。一系列的远程通信技术突破了物理上的时空限制，降低了人们获取信息、沟通交流的成本，使全球化不再只呈现为庞大的经济、政治实体之间的交互，而成为渗透到个体层面的整体现象。

当然，上述历史图景只在少数几个欧美发达国家完整呈现过。若以它们作为标准范本，那么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现代社会（包括转型中的现代社会），则会被视作“落后”、“不完整”、“有缺陷”。若将全球化过程有意无意地中立化、自然化，则忽视了全球化实际上是发端兴盛于欧美地区，以其无可抗拒的霸道姿态，冲击了全世界其他文明与秩序，其本身就是一股塑造权力结构的巨大力量。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早在1950年就深刻指出了媒介特性与权力扩张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媒介是帝国权力在时空中扩张的工具，媒介特性中不同的时空偏向性影响着权力结构的特性。由此来看，本文在简述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发展历程时，即使看上去是将不同国家放置在一个线性的时间序列之上，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此处的比较不仅不是在给出“先进-落后”的二元价值判断，反而是要提示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各自的蜿蜒曲折。

地域广阔的殖民时期大英帝国和完成领土扩张之后同样地域广阔的美利坚合众国，都离不开大众传媒对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支持。在这两个国家中发展壮大的大众传媒产业形成了英美两种范式，其中，在商业化方面更成功的是美国范式，于是在以欧美为主导的贸易/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大众传媒的美国范式也随之席卷全球。在中国，近一百年的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以及在两极对立的国际结构中的深深卷入，使大众传媒从一开始就具备政治基因而在商业上先天不足，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启了传媒市场化的改革。不过，这一次转型恰好给新兴的互联网媒体提供了商业化的初始环境。因此，无论是收音机广播、报刊杂志还是电视，或多或少还铭刻着“旧时代”的印记，反之，伴随千禧年氤氲的开放奋进之时代精神而蓬勃的互联网媒体带给所有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欧美发达国家，所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断裂感并没有像在中国这样明显。如上所述，这些国家经历了完整的大众传媒的演进历程，度过了较为平稳的过渡时期，最后形成了相对平衡的传媒生态。而在中国，不存在类似的发展路径，也就不存在类似的路径依赖。中国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在消费级终端制造、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移动端应用服务、政府数字治理转型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优势。

图表 3 拥有电视机的家庭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英国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ECONSTATS；中国统计年鉴[1]）

图表 4 拥有电脑的家庭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英国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美国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明略市场策划咨询[2]；中国统计年鉴）

图表 5 互联网使用率

（数据来源：Statista；世界银行；CNNIC）

图表 6 手机入网数（每100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三、欧美学统下老龄化相关媒介研究

在简述媒介研究的欧美学统之前，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本文在此所论“欧美”并非实指，而是意在强调两种存在差异的学术传统的发生根源。实际上，欧美学术本没有藩篱之隔，学界也一直在交流融合。

为了进行战时动员，美国在二战期间就传媒与宣传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理论、方法及其结论，也延续到后来的媒介研究之上。在微观层面，以个体心理学为理论依据，一开始媒介被视作单纯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介的效果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媒介传递的信息或者媒介传递信息的方式是否对个体的心理认知乃至行为产生影响、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成为媒介效果论想要回答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媒介效果论麾下诞生了大大小小诸多理论假设，是美国媒介研究的一大特色。

在宏观层面，50到60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将大众传媒视作支撑现代社会的组成部分，例如，帕森斯（Parsons, 1964）认为在一个文化系统中，语言和沟通是不可或缺的。媒介承载了经由语言而沟通的这一功能。受结构功能主义影响，之后诞生的许多研究，关注媒介（包括后来的Web 1.0线上媒体、Web 2.0社交媒体等）在两党政治、市场经济、社会运动等等中的作用。在涉及老龄化的课题上，研究也大多在讨论媒介对受众中的老年人会产生的效果和影响，且大多数讨论仍从个体出发，发掘老年人使用媒介的态度和习惯，检验媒介与个体生理、心理、认知、行为、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以实验、调查问卷、数据统计等定量方法为主。

典型的研究可参见1979年发表在期刊《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上的论文《老年人媒介使用》（Use of The Media by Older Adults）。该文开门见山地在第一段就强调，无论何时都坚持与社会政策和统计口径保持一致的对老年人的定义，即年龄在65岁及以上就被定义为老年人。整篇论文都在媒介-受众的“使用与满足”框架下总结老年人对媒介（电视、电影、收音机广播、书籍、报刊杂志等）的使用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各类数据都显示，年龄在媒介使用的变化上并不总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尤其是在对书籍和杂志此类媒介的使用上，受教育水平与收入才显示出统计上的显著相关（Young, 1979）。

同样发表在这本期刊上的论文《新媒体与老年人》（The New Media and Older Adults），研究了老年人对新媒体的使用情况。该文发表于2004年，受到了美国国家老龄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简称NIA）的支持和资助。其总体观点是“年龄带来能力衰退，能力衰退影响了老年人对新技术与新媒体的使用”。通过问卷调查，论文统计了老年人对新媒体的使用情况，发现手脚不便的老年人使用新媒体的比例最低，其次是存在试听障碍的老年人。该文认为，新媒体在用户界面上相比之前的报刊杂志等媒体具有某些优势，比如网页可以调整字体大小以方便视力衰退的老年人浏览。该文建议之后的新媒体设计者们考虑到日渐庞大的老年使用者，在新媒体用户体验上做出适配老年人的改进（Charness & Holley, 2004）。

受美国建立的此类研究方法或测量标准的影响，其他国家也有相当数量的类似的行为主义研究。例如，通过对1000个老年人的问卷调查，日本的研究者发现，70-80岁年龄段的高龄老年人相对于60岁年龄段（65-69岁）的老年人，对网络的使用是呈下降的。前者会倾向于使用短信这种通信方式，后者则更多使用社交媒体。总体而言，在互联网上的活跃活动会提高老年人（尤其是70-80岁）在现实中的活跃活动，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有积极作用（桂瑠以、橋本和幸，2019）。

在欧洲，因两次大战创痛甚深，在二战之后，对现代性的反思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且由此与美国学统形成更大的差异。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学界的风行，对资本主义体制、社会与文化的批判在各个学科中都有展开。另外，在媒介研究的领域，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等，催生了富有洞察力和批判力的研究成果。例如，在微观层面，对媒介的思考被提升至哲学高度，媒介被视作参与了对个人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宏观层面，媒介也经由政治经济学的检视，被视作是扩张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工具。总之，围绕媒介的体制、内容生产、信息传播，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无论是微观上还是宏观上的、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是批判视角之下重点关注的研究主题。在涉及老龄化的课题上，遵循这一脉的学术进路，众多研究在反思之前关于“老年”的概念、形象、理论乃至社会制度。媒介如何建构老年人的形象、塑造大众对老年人的想象，是这一学统下的学者最为关注的现象之一。还有一些研究对这些媒介现象提出意识形态批判，研究方法以话语分析等定性方法为主。

例如，在《人口老龄化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pulation Ageing）一书中，约克大学教授威廉·杰克逊（William A. Jackson）指出：“成功的对老龄化的分析应该建立在人类生物学、个体行为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之上。”（1998，p. 90）他还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作出了意识形态批判。他认为老龄化被视作“危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对老龄化的经济影响的夸大其词。对老龄化的研究不应该只关注其物质后果，还要关注定义何为老年的社会制度和将老龄化塑造为“危机”的话语方式。他对当时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学术讨论提出批评，认为这些学术讨论过度简化地将生产率与年龄挂钩，强化了“年轻-年老”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很多老年人还具有相当强的劳动力，只是他们退休之后创造的劳动价值（如参与家务、照料等工作的价值）并没有被正式承认与记录。正是将工作/退休与年龄挂钩的政策，建构了这样的二元对立（Jackson, 1998, pp.192-198）。

瑞典的两位研究者分析了瑞典新闻出版物上的媒介话语，揭示了人口老龄化是如何被呈现为一种威胁的（Lundgren & Ljuslinder, 2011）。首先，将老龄化这一人口学现象自然化（实际上，对“老龄”的定义是人为的），将其作为经济增长和维系社会福利的对立面，成为不言自明的原因来支撑某些政治理念，使得作为老龄化对策的社会政策像是在对抗某种自然灾害的行政措施；其次，将老龄化这一现象以威胁性的图像（如倒计时的定时炸弹）呈现出来，或是使用一些直接且夸张的比喻来形容老龄化，诸如“爆炸”（boom），“震动”（shock），甚至“炸弹”（bomb）；最后，将老年人他者化，比如使用“银发”这种生理特征来指称整个老年群体以区别其他特征的群体。

发表在文化研究重要期刊《欧洲文化研究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上的一篇论文指出，媒介化理论（theory of mediatization）认为媒介与现实是相互建构的，因此，媒介对老年人形象的直接呈现或不呈现都值得关注。比如，在时尚工业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广告营销中老年人的形象从“无”到“有”，整体宣传从对抗老化，到强调变得年轻，再到呈现不真实的老年身体（优雅、纤细或酷），与此同时，服务于“抗老”、“焕发青春”或“变酷”的美妆产品被依次推出。

通过梳理这些媒介的呈现，我们可以剖析消费文化对“变老”和“老年人”的建构，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在意义生产中的角色（Givskov & Petersen, 2018）。类似的反思和批评也在知识生产领域展开，有学者讨论了 2000 年至 2015 年间发表的有关媒体如何再现老年人的研究，主要目的是对此类研究的知识和假设进行批判。他们指出，目前的学术文章经常对媒介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却没有同样检视学术话语自身（Iversen & Wilinska, 2020）。

四、现代社会转型与学科未来方向

（一）现代社会转型的宏大理论

如前所述，欧美学统的差异并非地域决定，应该更多追溯其历史原因。自“现代性”成为人文社科学者经久不息的思考母题，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就一直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演进。尤其是进入被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加持的全球化时代，现代社会已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基于对二战后现代社会繁荣发展之表象的反思，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自反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这是一种关于现代社会转型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 of society）。

“自反性”指的是现代社会自我生成的现代化，也就是（西方）现代社会走到极致时又开始的第二轮现代化。不同于第一轮原教旨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轮现代化是工业社会自身基本原则的转型（Beck et al., 1994, p.2）。贝克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中提出，我们正在经历经典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转向自反现代化，现代社会的转向是对经典工业社会图景的超越（Beck, 1992, p.10）。现代社会由经典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弥散的风险与其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人类行为导致的风险（以前称为“潜在负面后果”）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而弥散到全世界，不再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得抵御或减轻这些风险变得非常困难；又由于各地区/各群体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这些风险最终对更为脆弱的地区/群体造成更为致命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

贝克直白地指出，“风险”的叙事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体制（科学、国家、商业和军事）的讽刺（Beck, 2006）。不过，贝克同时也指出，这不意味着我们从现代社会进入了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原则并没有崩溃坍塌，也没有走向其反面，而只是在经历转型。因此，贝克提出了“第一现代性”（first modernity）与“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的概念，前者是指基于民族国家社会的现代性，后者则是指模糊了民族国家边界与社会秩序以及福特主义生产制度与安排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概念，而且已作为研究议程应用在经验研究之中（Beck & Lau, 2005）。

（二）社会转型下的学科转向

在这样的研究议程下，诸多社会现象都被视为边界模糊的、高度流动的、反本质主义的、社会建构的第二现代性的表征。同时，单纯关于物质利益的议题，诸如生理健康、经济保障、福利覆盖、劳动力与生产效率等，其重要程度相对下降了；关于视觉形象、符号意义、身份认同等与文化有关的议题，其重要程度日益上升。由此，文化/批判方法就作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被更多地运用在相关研究之上。人文社科的某些领域显示出转向文化/批判理论和方法的迹象。这在媒介研究上表现得格外明显，毕竟媒介研究在文化/批判理论和方法上本已走在前列。

在一篇对媒介与老龄化研究的学理探讨中，塞西莉·吉沃斯科夫（Cecilie Givskov）与 马克·多伊泽（Mark Deuze）指出了目前的三个研究方向：一是文化方法（cultural approaches），强调不能仅关注老龄化的经济/物质后果的方面，还要关注经由媒介使用而延申和放大的社会不平等；二是生命历程视角（life course perspective），强调不能将年长人士（older people）同质化为高龄群体（age group），媒介的“接触”和“使用”与身心生理因素并非强相关，反而由社会、文化等条件来调节；三是媒介聚合（the media ensemble），强调媒介可赋予意义，并非纯粹的工具，研究者不能仅关注人对媒介的“接触”和“使用”，还需要在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下考察意义生产的实践。这将破除将老年人仅仅视作媒介使用者这种还原论式的同质化倾向，同时也将阻止上世纪的媒介-受众的二元方法被继续带入到数字媒介研究中（Givskov & Deuze, 2018）。这三个方向的研究可以有力地削弱技术决定论，将老年人看作是积极的、复杂的、有创造性的主体。

在老龄化相关理论的演进上，也能毫不例外地观察到这样一个转变趋势。马丁·海德（Martin Hyde）和保罗·希格斯（Paul Higgs）检视了老年学理论的发展历史，认为其发展与现代社会大理论的方向是保持一致的。大部分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社会老年学（social gerontology）的理论都属于在第一现代性研究议程下的理论族群（families of theories），包括：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3]，现代化与老龄化理论（modernization and aging theory），年龄分层与生命历程方法（age stratification and life course approaches）， 结构化的依附理论（structured dependency theory）[4]与政治经济学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而文化/批判的老年学视角（cultural and critical gerontological perspectives）则是第二现代性研究议程下新近流行起来的（Hyde & Higgs, 2017, p. 11）。在之前的理论体系中，年龄被作为研究与政府制定政策的固定锚点，“老年人”被僵化为一个狭隘的、不变的概念，老年群体也被视作是高度同质性的研究客体。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被描述为生产力与生产效率上的衰退危机，无论是媒体还是政策，都将“变老”视作需要被解决的问题甚至威胁。具备如此特点的研究或者政策成为被后来者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例如，早在1969年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就提出了“年龄歧视”（ageism）这一概念，指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基于年龄的偏见或歧视，如同存在于美国社会的阶级歧视、种族歧视等一样，构成美国的社会问题之一。他认为，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反映了深埋在个体心中的对“无力”、“无用”、“无能”以及“死亡”的恐惧。

随着老年人越来越多，学者们也意识到老年群体的异质性，基于年龄的最基础的划分也逐渐细化，不再一概将65岁及以上的个体称为老年人，而分为壮年老年人（65-74岁）、高龄老人（75-84岁）与超高龄老人（85岁以上），同时也还有一些更为灵活的分类标准被提出，有待于未来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的进一步讨论与认可。在老龄化对策较为成熟的日本，就已经在官方统计中完成了年龄细分。在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21年老龄社会白皮书》（2022）报告中，有关于“老年人”定义的讨论。讨论指出，越来越高的年龄分布使得对“老年人”原有定义的质疑逐渐升温，将“老年人”年龄下限从65岁提升到75岁的呼吁日益增多。一律将65岁及以上个体定义为“老年人”的做法已经不符合现实了。

在对最基本的定义和概念进行反思和检讨之外，也有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批评。例如，詹妮弗·萨瑟（Jennifer R. Sasser）和哈里·穆迪（Harry R. Moody）在《老年学基本原理》最后一章提出：“老年学经常回避谈论关于‘老年人价值’的问题，而热衷于‘成功型衰老’或‘人生满意度’之类的话题。……关键是我们不能把‘被赐予的人生’——我们的生活——简化成某种技术或方法论，更遑论人们的问卷回答。”（2022, pp.164-165）不仅如此，在文化/批判视角下，有学者对“第二现代性研究议程”下的研究和政策做出了进一步反思和批判。海德与希格斯（2017, pp. 23-25）认为，老年人的消极的、负面的形象逐渐被积极的、成功的形象取代，实际上是保健品和化妆品产业试图撬动老年消费群体的消费欲望；老年人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的话语逐渐被替换成建设自治型和参与型老年生活的话语，这将淡化国家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把沉重的负担压在老年人自己身上。这些表面上看似正面的转向，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可能会加剧目前已经存在的结构不平等。

（三）学科现状与未来方向

如上所述，作为思考和研究老龄化议题的主要学科，老年学其实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诞生于迫切的现实需求之下，早期以实用为导向，单纯从生物或医学角度看待人体的衰老问题。虽然媒介研究的历史也并不悠久，但在人文社科的发展之路上先行一步，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研究成果。另外，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为STS）中有一部分以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为核心与基点，虽有时会引发对其“技术决定论”的批评，但这些研究在人文社科的发展之路上插下代表着技术向思考的鲜明旗帜，也是学术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如今的媒介研究将老年人或老龄化相关问题纳入自己的议程，依托自身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开辟了新的“老龄化与媒介”的研究领域。此外，老年学学者也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意识到既不能局限于早期的生物学和医药学，也不能局限于美国学统下的行为主义理论和方法，在“老龄化与媒介”研究领域中围绕“变老”、“老年人”与“老龄化”的社会建构、话语实践、意义生产、意识形态等等，都是大有可为的学术研究课题。再结合当下热门的科技研究，“老龄化与媒介”研究者可以对正在迅速变化的媒介形态和技术现实做出更为及时的反应和更为鲜活的探究。

在这方面，本文认为，目前正在兴起的“社会-技术老年学”（socio-gerontechnology）代表了未来的学科方向之一。提出这一学科主张的学术共同体“社会-技术老年学网络”（Socio-Gerontechnology Network）主要由来自欧洲与英国的研究者组成。他们坚持以文化批判的方法来审视老龄化、技术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继续批判主流老年学和主流技术研究中还原论的、方法单一而缺少对权力的反思的种种缺陷（Wanka & Gallistl, 2021）。

老龄化与技术的批判性方法和理论聚焦于社会、基础设施、文化和物质力量，通过这些力量，老龄化、护理、健康和技术彼此相互塑造。一方面，这包括对设计过程和创新政策进行更深入的实证研究，以强调新技术不仅解决个体或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或挑战，而且创造和选择某些有关老龄化的理念，使其成为设计或创新政策的目标(Bischof & Jarke, 2021; Peine & Neven, 2021)。从这种观点出发，设计过程和创新政策也成为我们对老龄化进行实证理解的重要场所，因为它们产生并强化了社会应该如何老龄化的共同想法（Lipp & Peine，2022）。

另一方面，社会-技术老年学也深入研究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衰老的身体以及与技术相关的年龄和老龄化的构建。这些研究强调了技术在与老年人的接触中形成并获得意义的许多生成和创造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构成老年人生活的许多“小安排”（López Gómez，2015）对于理解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在老年人及其家人、朋友和护理人员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年龄和老龄化——作为一种生活经验和社会物质建构——一直与包括技术在内的各种物质形式相关联（Höppner & Urban, 2018）。数字基础设施日益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它们塑造了老龄化的体验和构成。由此，老年社会学已将晚年生活中的技术使用作为研究课题。然而，许多关于老龄化与技术的老年学研究都是应用性的、技术乐观主义的，探究技术如何改善老年人的生活（Schulz et al.，2015）。而批判性研究则强调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不能简化为某些形式的预定义“影响”，并据此对其进行评估。相反，应该避免将技术或“老年人”视为单一、孤立和固定的实体，而探索关于老龄化和技术的不同故事和不同模式，并将社会-老年技术向其他反思模式和与技术进行批判性接触的不同可能性开放（Ertner & Lassen, 2021）。

最近，老年社会学以及其他“批判性”领域（如科技批判性研究和数据批判性研究）采用了更具批判性和文化性的方法，试图摒弃这种干预性的理论形式（即把新技术定位为老龄化问题的干预措施或解决方案），因为这种理论通常被用来解释老年人的数字参与（Peine & Neven, 2019）。这些方法一方面批评了社会-老年技术设计过程中对晚年生活中技术使用的年龄定型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老年人的家长式立场（Neven，2010；Mannheim et al.，2022），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老年学对数字技术研究的技术乐观主义（Moreira，2017）。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技术老年学探讨当代社会中老龄化和技术如何相互关联并不断交织在一起。讨论的主题涵盖广泛的社会物质领域，共同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角度提供对老龄化和技术的独特理解，并为新本体论、方法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社会-技术老年学本身也可以囊括许多领域，例如数字社会学、健康研究、性别研究、政策研究、设计研究等， 都可以加入社会-技术老年学令人兴奋的视角。

还需强调的是，老年学的学科建设除了寻找跨学科、多学科、融合学科的新方向，也能在考察相近的甚至重合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加深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下图只是给出目前在相关主题之下的一些重合的研究对象的例子。这些圆圈所代表的主题范围是可以灵活移动的，例如，若媒介的圆圈上移，与科技-商业医药的重叠部分再次重叠，就可能得到“媒介上关于延长寿命/延缓衰老/医疗美容的话语”这样的研究对象。

图表 7 各大主题下研究对象的重合

五、如何在中国建设崭新的“老龄化与媒介”研究

中国的“老龄化与媒介”研究在总体上遵循着上述提到的学术传统、关注对象、研究方法等。目前，“积极老龄化”作为政府层面上政策导向和政策制定的原则（新华社，2021），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思路。反过来，学术研究在回应“积极老龄化”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原有的老龄观念，深化对“积极老龄化”的认识，进一步提出经过审慎调查与思考的政策建议。比如，有研究者建议建立更系统、更科学的人口老龄化指标体系，参考期望余寿理论及前瞻年龄视角来重新确定老年的年龄起点，并且重新测算人口态势（陆杰华、郭荣荣，2023）。有研究者关注日益扩大的灰色数字鸿沟，特别是老年人被强行拖入数字化空间，造成“数字排斥”的情况，主张迈向对老年人的“数字包容”，确保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同时让非数字服务得到维持（胡泳，2023）。还有研究者关注中国方兴未艾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伴随老龄少子走势加剧，数字基础设施被迫转向适老化，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的三类改造议题：数字城乡适老化、智慧社区适老化、终端界面适老化，指出其根本意图是实现全世代的数字包容，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文明新形态（胡泳、朱政德，2024）。研究者们还将目光投向了边缘老年人，例如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关注到以前很难涉及的人群以及他们不被看到的困境。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的半结构访谈，研究者发现了与他人的沟通障碍以及对手机等通信设备适应困难，会加强农村老年人的自我忽视的心理状态，这将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唐咏、刘柏材, 2023）。此类研究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具有人文关怀和社会意义。

总体而言，中国现阶段的老年学研究还处在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媒介研究相比老年学来说是更为独立和成熟的学科。由于媒介研究较为强势的地位，很多关于“老龄化与媒介”的研究中的媒介本位是体现得更为明显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而将老年人作为行动主体的研究，考虑到研究目的，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诸如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又因为要保持追踪调查，这种研究常常较为耗费时间，所以最后呈现出壁垒高、成果少、推广难的现状。

一方面，“老龄化与媒介”研究领域，就像老年学其他研究领域一样，需要更多的注意力和投入，当务之急是扎实推进各项研究工作的展开；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参考和学习国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通过反思和批判，发现并发扬自身优势。正如数据展示的，中国的手机入网数在全球都属前列，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建设较为完备，而且诸多移动互联网应用中，短视频平台独树一帜。研究老年人与移动互联网（尤其是短视频平台）的互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老年人的生存生活、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推进“积极老龄化”等课题时，中国的研究者们理应在更丰富的现实素材和数据来源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在数字社会中，“老年”的概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长期以来，老年的特征是身体和认知功能衰退以及与社会脱节，而积极老龄化政策则对这种想法提出了挑战。人们越来越期待老年人保持活跃、健康和生产性。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将这些要求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研究者需要批判性地探讨老年人生活世界日益数字化的问题，整合年龄研究与媒介/科技研究的新思维，将两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年龄研究中，研究人员意识到，老龄化不仅是一种社会或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物质现象。社会-技术老年学研究中的一部分重新强调老龄化的身体和物质体验，认为“我们因文化而老”，但同时也“因身体而老”（Martin & Twigg，2018），而另一些研究则转向了一般的物质性，探索老龄化物品、空间和建筑的作用(Depner，2013；Endter，2016；Buse et al.，2018)。与此同时，媒介/科技研究也开始质疑何为年龄和老龄化，将老龄化概念化为一种社会物质建构现象（Joyce et al.，2017；Peine et al.，2015）。

主流的老龄化与媒介/科技研究方法理论化不足，过度依赖于对老年人令人不安的刻板印象，以及关于科技可以“解决”老龄化和老龄人口“问题”的潜在假设。将个人年龄增长和老龄化视为问题，而将技术视为解决方案，这种配置可以为现有研究提供更多资金，但却回避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排斥、孤立和不平等根源等更复杂的问题。尽管这两个领域——老年学和媒介/科技研究——都已经转向以物质和反思的方法来研究老龄化和技术，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摩擦依然存在。我们认为，这些摩擦不仅源于对能动性、权力和批判等概念的不同使用和解释，而且它们可以为社会-老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富有成效的基础。换言之，我们不应将这些摩擦视为两个领域之间的鸿沟，而是应看作社会-老年技术领域富有成果的对话、辩论和理论进步的诱因。

中国的“老龄化与媒介”研究应注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将老龄化问题视为由老年技术设计、其社会物质实践以及围绕它们的政策讨论共同构成。这种交叉理论的主要问题可以表述如下：老年人和媒介/技术如何在权力关系领域和网络中彼此生成？

例如，交叉理论可以解决以下次级问题：

老龄化和人口变化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将技术作为合法的问题解决方案来讨论？

老年人作为技术的使用者是如何被界定、定位和卷入的？技术如何植入老年人的生活？

如果存在“老龄化政治”（Twigg & Martin, 2015），它是如何通过技术的设计和营销以及老年人与技术之间的日常互动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谁和什么被排斥了？

我们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裂痕和矛盾，哪里会“出错”，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裂痕通过媒介/技术解放老年人？

在什么条件下，技术的资源化利用可以蓬勃发展，或者在什么社区条件下，这些技术可以共享并嵌入到现有的社会和物质照料安排中?

最终，我们将中国的“老龄化与媒介”研究理解为一种跨学科的努力，具有挑战界限的包容精神。通过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厘清老龄化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尝试做到：

对老年人有更积极的理解。主流老年学的研究曾将老年人框定为虚弱、不健康和无能动性的（Gilleard & Higgs，2000），进而视为一种对公共资源的消耗。因此，围绕老年人何时、如何以及为何获得或丧失能动性（能够采取行动，或在采取行动时受到限制）的问题，社会-技术老年学可以展开批判性研究（Gilleard & Higgs，2021)。在这种批判中，社会-技术老年学将自己定位于反对那些将老年作为脱离和依赖的生命阶段的理论，开始寻找能让老年人的主观经验发挥更重要作用的理论框架。由此，社会-技术老年学在研究老龄化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时，从来都是以老年人的视角为出发点，这使得社会-技术老年学的研究对象更多地放在人的身上而非技术之上。

对老龄化与技术实现更多的反思性。主流老年学是实证主义的（Bengtson et al., 1997），被批评为缺乏反思性（Katz，2014）。社会-技术老年学的批判方法质疑主流老年学的认识论实践及其对政策和老年人的影响——不仅质疑“老年学说什么”，而且质疑“老年学做什么”（Katz, 2014, pp.18-19）。因此，在有关老龄化与技术关系的研究中，文化/批判的老年学视角探讨了为老年人开发技术的领域中的认识论实践（Wanka & Gallistl，2018）。在理论反身性方面，它对技术的工具性观点提出了批评，这种观点在当前有关老龄化和技术的辩论中根深蒂固，并确实将老龄化作为技术干预的目标。反思的价值在于，对主流学术和政策辩论中的基本假设提出质疑——不仅涉及任何形式的老龄化或技术，而且还涉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本质。

更全面地考虑权力和老龄歧视。文化/批判的老年学视角认为，老年学在老龄化研究中经常忽视权力过程（Minkler，1996），因此，老年学在主流之外寻找更令人兴奋的理论形式（Katz，2014）。在这方面，它在女性主义、同性恋和残疾理论中找到了盟友，最近又在科技研究中找到了盟友，将权力在年龄关系中的作用概念化（King & Calasanti，2006）。由此，文化/批判的老年学开始关注“年龄政治”（Twigg & Martin，2014）如何扩展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使老年人遭受歧视和边缘化的主观体验在研究中占据更加突出的地位。这为晚年生活的结构性分析增添了新的工具（Twigg & Martin，2015）。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才起飞”。随着工业社会的社会制度越来越难以应对如今诸多问题的挑战，犹如步入黄昏，此时正是我们对以往的认知、概念、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刻反思之时。基于理性假设、追求极致效率的工业社会制度理所当然地将老年人视作“无生产力”的“衰老”群体加以分类和排斥，然而，在信息技术促成的社会转型中，我们需要改变以往的研究思路与框架。从根本上质疑对“老年人”的定义，才能在一个新的出发点上，对老年人与老龄化趋势产生更为符合现实的理解。媒介研究先已开启了文化批判转向，老年学研究也紧随其后，而如今，这种批判审视的目光，也应该对准渗透至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互联网平台，以及即将进一步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数字智能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虽然有丰富理论资源，但归根结底，理论源自现实——快速迭代的技术与规制技术的制度，都走在了理论之前。本文希望可以在学科建设和转型的河流中投下一颗石子，以期激起更大的涟漪，为今后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提供参考。

注释：

[1]中国统计年鉴中缺乏1980年数据，同时59.04%的数据是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百分比，考虑到农村39.72%（黑白电视机）与4.72%（彩色电视机）的数据，加之中国城市化水平低的现实（1990年），实际数据只可能更低。[2]2000年中国的数据来自“明略市场策划咨询”，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上海的市场调查咨询公司，其数据为市场调查结论，仅作为参考。[3]脱离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退出人际关系和社会（Cumming & Henry，1961）。[4]结构化的依附理论从社会学角度看待老年人。该理论试图解释社会塑造老年人这一群体的过程，从而描述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他们所经历的政治、物质和社会不平等（Townsend, 1981）。

参考文献

胡泳：《被遗忘的老年人——信息时代的数字排斥和日益扩大的灰色数字鸿沟》，《经济观察报》，2023年9月4日第25-26版。

胡泳、朱政德：《从城乡到终端：数字基础设施的适老化改造研究》，《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即出）。

陆杰华、郭荣荣（2023)：《践行积极老龄观：政策演进、基本遵循与路径展望》，《老龄科学研究》, 11(3), 1–13页。

唐咏、刘柏材（2023)：农村老年人自我忽视影响因素的扎根理论研究，《老龄科学研究》, 11(5), 14–26页。

詹妮弗·R. 萨瑟、哈里·R. 穆迪（2022）：《老年学基本原理》（苏萍, 臧师竹, 王紫依译）,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原书Sasser, J.& Moody, H. [2018]. Gerontology: The Basics. New York: Routledge.）

桂瑠以、橋本和幸（2019）：高齢者のインターネットの使用が社会的活動及び精神的健康に及ぼす影響の検討，《情報メディア研究》, 18(1), 1–12页。

日本内阁府 （2022）：《令和3年版高齢社会白書（全体版）》，东京：日本内阁府。

日本老年社会科学会（2023）：『老年社会科学』 刊行の趣旨，获取自http://www.rounenshakai.org/。

新华社（2021）：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获取自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13/content_5642301.htm。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 Ritter, Tra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ck, U. (2006). Living in the world risk society. Economy and Society, 35(3), 329–345.

Beck, U., Giddens, A. & Lash, S. (1994).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n ·.

Beck, U. & Lau, C. (2005). Second modernity as a research agend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meta-change” of modern socie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6(4), 525–557.

Bengtson, V. L., Burgess, E. O. & Parrot T. M. (1997). Theory, Explanation and a Third Generation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Social Gerontolog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528 (2), S72-88.

Bischof, A. & Jarke, J. (2021). Configuring the older adult: How age and ageing are re-configured in gerontechnology design. In Socio-Gerontechnology -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Studies of Ageing and Technology,eds. A. Peine, B. Marshall, W. Martin & L. Neven, London: Routledge, 197–212.

Butler, R. N. (1969). Age-Ism: Another Form of Bigotry. The Gerontologist, 9(4), 243–246.

Charness, N. & Holley, P. (2004). The New Media and Older Adults: Usable and Useful?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8(4), 416–433.

Buse, C., Martin, D. & Nettleton, S. J. (2018). Conceptualising “Materialities of Care”: Making Visible Mundane Material Culture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Contexts.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40(2), 243-255.

Cumming, E. & Henry, W. E. (1961). Growing Old: 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Depner, A. (2013). Worthless Thing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valuing and Sorting Out Things. In Mobility, Meaning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ings. Shifting Contexts of Material Cultur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eds. H. P. Hahn & H. Weiss, Oxford: Oxbow, 78-90.

Endter, C. (2016). Skripting Age- The Negotiation of Age and Aging in Ambient Assisted Living. In Ageing and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eds. E. Dominguez-Rue& L. Nierling, Bielefeld,Germany: Transcript Verlag, 121-40.

Ertner, M. & Lassen, A. J. (2021). Fragile robots and coincidental innovation: Turning socio-gerontechnology towards ontology. In Socio-Gerontechnology -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Studies of Ageing and Technology, eds. A. Peine, B. Marshall, W. Martin & L. Neven, London: Routledge, 43–55.

Gilleard, C. & Higgs, P. (2000). Cultures of Ageing: Self Citizen and the Body. Harlow, Essex, UK: Pearson Education.

Gilleard, C. & Higgs, P. (2021). Agents or Actants: What Technology Might Make of Later Life? In Socio-Gerontechnology -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Studies of Ageing and Technology, eds. A. Peine, B. Marshall, W. Martin, & L. Neven, London: Routledge, 99-111.

Givskov, C. & Deuze, M. (2018). Researching new media and social diversity in later life. New Media & Society, 20(1), 399–412.

Givskov, C. & Petersen, L. N. (2018). Media and the ageing body: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3), 281–289.

GSA. (2023). About Us.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eron.org/about-us.

Höppner, G. & Urban, M. (2018). Where and how do aging processes take place in everyday life? Answers from a new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Frontiers in Sociology, 3(7), 1-10.

Hyde, M. & Higgs, P. (2017). Ageing and Globalisation. Bristol, UK: Policy Press.

Innis, H. A. (1950). Introduction. In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3.

Iversen, S. M. & Wilinska, M. (2020). Ageing, old age and media: Critical appraisal of knowledge practices in academic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eing and Later Life, 14(1), 121–149.

Jackson, W. A.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pulation Ageing.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Joyce, K., Peine, A., Neven, L. & Kohlbacher, F. (2017). Aging: The Socio-Material Constitution of Later Life. In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eds. U. Felt, R. Fouché, C. Miller & L. Smith-Doer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915-42.

Katz, S. (2014). What Is Age Studies. Age, Culture, Humani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 (1), 17-23.

King, N. & Calasanti, T. (2006). Empowering the Old: Critical Gerontology and Anti-Aging in a Global Context. In Aging,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The New Critical Gerontology, eds. J. Baars, D, Dannefer, C. Phillipson & A. Walker, Abingdon, Oxon, UK: Routledge, 139-57.

Lipp, B. & Peine, A. (2022). Ageing as a driver of progressive politics? What the European silver economy teaches us about the co-constitution of ageing and innovation. Ageing & Society, 5, 1–13. 

López Gómez, D. (2015). Little arrangements that matter. Rethinking autonomy-enabling innovations for later life.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93, 91–101.

Lundgren, A. S. & Ljuslinder, K. (2011). “The baby-boom is over and the ageing shock awaits”: Populist media imagery in news-press representation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eing and Later Life, 6(2), 39–71.

Mannheim, I., Wouters, E. J., Köttl, H., van Boekel, L. C., Brankaert, R. & van Zaalen, Y. (2022). Ageism in the discourse and practice of designing digital technology for older persons: A scoping review. The Gerontologist, 63(7), 1188-1200. 

Martin, W. & Twigg, J. (2018). Editorial for Special Issue Ageing, Body and Society: Key Them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45, 1-4.

Minkler, M. (1996).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geing: New Challenges for Gerontology. Ageing & Society, 16 (4), 467-87.

Moreira, T. (2017).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geing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Neven, L. (2010). But obviously not for me: Robots, laboratories and the defiant identity of elder test user.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32, 335–347.

Parsons, T. (1964). Evolutionary Universals in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3), 339–357.

Peine, A., Faulkner, A. Jaeger, B. & Moors E. (2015).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Grand Challenge” of Ageing - Understanding the Socio-Material Constitution of Later Life.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93, 1-9. 

Peine, A. & Neven, L. (2019). From intervention to co-constitution: New directions in theorizing about aging and technology. The Gerontologist, 59(1), 15-21.

Peine, A. & Neven, L. (2021). The co-constitution of ageing and technology – a model and agenda. Ageing and Society, 41(12), 2845–2866.

Schulz, R., Wahl, H. W., Matthews, J. T., Vito Dabbs, D., Beach, A. S. R. & Czaja, S. J. (2015). Advancing the aging and technology agenda in gerontology. The Gerontologist, 55(5), 724–734.

Townsend, P. (1981).The Structured Dependency of the Elderly: A Creation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geing& Society, 1(1), 5-28.

Twigg, J. & Martin, W. (2014). 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Gerontology. The Gerontologist, 55 (3), 353-9.

Twigg, J. & Martin, W. (2015). The Field of Cultural Gerontology: An Introduction,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ultural Gerontology, eds. J. Twigg & W. Martin, New York: Routledge, 1-17.

UNFPA. (2023). World Population Dashboard. United Nations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fpa.org/data/world-population-dashboard. 

United Nations. (1982). Report of the World Assembly on Aging. Vienna: United Nations.

UNDESAPD. (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Summary of Result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anka, A., & Gallistl, V. (2021). Age, actor and agency: What we can learn from Age Studies and S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gerontechnology. In A. Peine, B. L. Marshall, W. Martin, & L. Neven (Eds.), Socio-Gerontechnology: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Studies of Ageing and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24–39.

Young, T. J. (1979). Use of the Media by Older Adults.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3(1), 119–136.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6期“老年与传播”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