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亚太各国以亚太经合组织为制度平台推动共同体的建设，不断加深了亚太地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尽管中美关系的变化给共同体的建设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有着良好的现实基础，即区域内经济和安全的高度相互依赖，中国、美国等主要大国的并存意味着有大国提供公共产品，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正因为亚太各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所以需要亚太各国打造一个高水平合作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和美国一直高度重视亚太经合组织和亚太区域合作，维持亚太区域的基本稳定、促进区域内自由贸易和聚焦非传统安全可以成为近期亚太经合组织和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三个主要努力方向。
亚太地区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2013年10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指出，“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应该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
习近平主席的论述总结了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实践路径，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本文的研究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如何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在亚太地区存在着多个地区性的国际制度的背景下，中国为什么强调由亚太经合组织来发挥“引领与协调”作用？
关于区域命运共同体制度构建的理论分析
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包含“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等不同领域的高水平合作。一般来说，“经济共同体”应该建立“共同市场”，即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都可以自由流动。而安全共同体内的成员国保有对和平变革的可靠期望，彼此间既没有发生战争，也没有针对其他成员国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战争准备。不论是经济意义上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还是安全意义上彼此之间不构成威胁，都是很高水平的合作层次。因此，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构建这种高水平合作的经济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一些区域性的公共危机可以给区域合作提供重要的契机，正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可持续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依赖有效的地区合作制度框架。构建有效地区合作制度框架，凝聚和动员起大多数成员，意味着区域共同体建设需要充分包容成员国所具有的异质性，聚焦合适的工作领域和目标，采取适合区域发展的制度形式以实现实质性的高水平合作。
具体到区域合作制度的构建，本文提出一个包含两方面的理论框架。
一方面，从区域合作制度的合作目标、功能定位来看，区域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个区域都有适合自己的形式和节奏，没必要所有的区域合作都以欧盟为模板。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是一种低制度化的形式，强调成员的自主性和舒适度，从而使得复杂多样的成员能够共同参与到区域合作的进程中来。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亚太地区合作以欧盟为模板，追求超国家性质，那么很可能导致现有各种区域合作制度的解体。
引领区域共同体构建的制度平台本身应该是战略性的，不应该着眼于具体的议题领域，而应该是以首脑峰会为核心的、设定区域内共同体建设的议题和规则的权威机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引领性的平台应该一直着眼于敏感的政治或者安全合作。恰恰相反，如果区域内成员的差异性很大，甚至存在领土争端或者战略竞争，那么这些引领性的区域共同体制度的工作领域可以短期内聚焦不那么敏感的合作领域。例如，对于亚太地区这样复杂程度非常高的区域，应该重点关注自由贸易区建设、非传统安全领域等。通过在这些领域发挥战略性、引领性的作用，推动更多功能性地区制度开展具体工作。因此，区域合作制度的功能定位也是制度设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聚焦合适的目标和领域。这将非常有利于减少共同体建设的难度、培养合作的氛围。
另一方面，从区域合作制度的成员范围、决策结构来看，良好的区域合作制度需要在成员范围、权力结构方面进行考虑，兼顾包容性与代表性、效率与公平。从成员范围的角度来说，地区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应该包括所有的利益攸关方，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与社会往来，出现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的可能性都比较大，而地区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应该着眼于促进共同利益、减少冲突利益。如果某些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没有被纳入其中，而是着眼于所谓“志同道合的联盟”，那么就会使得区域内出现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和排他性的俱乐部。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应该有合适数量的大国来充当领导者、提供公共产品，这个“合适数量”可能是2个，也可能是3个或者4个甚至更多，这取决于区域内部大国的力量对比情况。区域合作进程中主导国的数量不太多意味着可以减少集体行动的困境，主要大国可以提供更多的地区性公共产品，而它们之间相互制衡的存在又增加了中小国家的舒适度，使得它们更愿意参与到这些区域合作进程中来。一种大国协调、相对平衡的共同体进程既可以促进效率和公平的实现，也可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信任，提升舒适度，强化它们对本地区的认同。
历史经验：亚太共同体与东亚共同体的比较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有没有可能率先在东亚地区开展高水平的共同体建设？例如率先建成东亚共同市场。如果构建高水平合作的东亚共同体的难度要小于构建高水平合作的亚太共同体，那么就可以考虑优先构建高水平合作的东亚共同体而不是亚太共同体。事实上，东亚共同体和亚太共同体的建设存在一个类似的情况，即短时间内曾经获得快速发展，但很快就遇到了瓶颈。本部分主要从地区合作制度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
尽管APEC一度雄心勃勃希望建立一个亚太自由贸易区，但是其实质性的努力止步于1998年。从1999年以来，APEC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回顾亚太共同体构建的历史，结合前一部分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方面，从APEC的制度目标和功能定位来看，亚太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采取的宽松方式，如非正式、协商一致、自愿原则等，对于共同体建设的启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亚太各国虽然在经济和安全上相互依赖，但是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复杂程度非常高，不具备像欧盟那样的同质性。基于这种复杂性，亚太共同体的建设短期内不能盲目追求高制度化和高目标，而应该踏踏实实聚焦于如何搞好自由贸易区、如何增加不同成员的相互信任等更加现实的目标。
另一方面，从成员范围、权力结构的角度看，在大多数时间里APEC是美国参与亚太政治经济合作的首要途径，也是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亚太国家认可的制度平台，其包容性、有效性、全面性都是其他地区制度架构所不及的。大多数国家不支持建立新的亚太地区合作框架。亚太共同体的建设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成员国之间，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缺乏足够的相互信任和战略克制，而不是制度自身存在明显缺陷。即便是大国关系改善了，亚太地区也不可能采取和欧盟一样的高制度化合作形式。亚太共同体的建设长期关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和反恐等功能性领域，所选择的建设领域和目标都比较合理，因此各国愿意通过自主努力的方式来实现各项共同体建设的目标。
东亚共同体的合作范围中短期内应该是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3国。中国、日本、韩国作为东亚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可以为区域合作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而它们也都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模式。这似乎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区合作制度，但为什么在短暂的快速发展后以“10+3”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就遇到很大的困难？
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之所以举步维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根本上是由于美国的反对。对美国来说，作为一个利益攸关方，以及在东亚地区有着巨大经济和安全影响力的国家，它不允许自己从东亚地区被排除出去，因此它极力强调APEC的重要性而打压东亚的本地区合作进程。由于美国所具有的巨大实力和影响力，它的态度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同时，东亚国家之间，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之间，本来就缺乏足够的政治互信来推动一个类似于欧盟的地区合作进程。尽管中日韩之间有比较相似的文化传统，但是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差异很大，而东南亚国家更是复杂多样，总体来说差异性远远高于同质性。在美国的游说下，日本和东盟的许多国家都强调大国平衡战略，因此最终导致东亚峰会不是以东盟加中日韩的“10+3”机制为基础，而是演变为了一个非常松散的跨地区机制。这就意味着，短期内很难以中日韩为核心构建一个真正属于东亚地区的高水平合作的东亚共同体。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与现实路径
由于亚太地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上、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建设一个高水平合作的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未消失。尽管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升级意味着中美两国很难在近期为某种高水平的地区合作目标一起努力提供公共物品，但防止这种战略竞争不断升级、维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和亚太地区的经贸往来，同样可以被视为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部分。在经济领域，中国、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在资本、技术和市场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两国经贸关系总体上是互利互惠的。贸易摩擦让中美两国都遭受损失。在传统安全层面，中美作为核大国，对维持亚太地区的基本稳定、防止擦枪走火有着基本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不发生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是两国在亚太地区共同的根本利益。此外，中美双方在共同应对亚太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从打击人口走私、恐怖主义、毒品犯罪到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海洋环境等各领域，互联网技术、经济全球化、人口跨国流动等因素早已使得两个国家在许多领域内高度相互依赖和一体化。
目前，亚太地区已经存在各种层次的区域合作进程，例如，次地区层面的东盟、中国—东盟自贸区，本地区层面的“东盟+中日韩”，跨地区层面的东亚峰会、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等。但各种相互重叠的地区性制度总的来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提升共同体建设的水平。应该构筑一个怎样的制度平台来协调这些相互竞争的制度？是新建一个宏大的地区制度，还是利用好某个现有的地区制度？本文认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并不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地区制度。建设一个新的地区制度，不仅会带来高昂的制度建设成本，也很难超越现有的各种地区制度。以APEC为平台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有着几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不仅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现在也仍然可以支撑APEC作为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主要平台的角色。
首先，APEC的成员范围符合当前亚太地区的战略现实。考虑到中国、美国、日本和其他亚太成员之间高度的经济和安全相互依赖关系，将美国排斥出去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短期内不太可能取得根本性进展。同样，将中国排斥出去的美国“印太战略”也会面临很多困难。在不考虑高技术出口管制的情况下，美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因此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对美国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市场开放程度会有明显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从根本上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其意义不是“印太经济框架”所能替代的。
其次，APEC的权力结构符合当前亚太地区的战略现实。由于囊括了亚太地区所有重要的成员，例如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APEC所作出的决议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对于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来说，APEC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构，中美俄日等大国的并立给其他国家尤其是东盟成员发挥作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最后，APEC的功能定位比较符合成为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顶层设计。APEC的目标主要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促进均衡、包容、创新、安全和可持续的增长。但实际上，APEC的讨论议题并不限于经济议题，而是从政治和战略的视角来推动亚太地区合作的各项议题，包括反恐、教育、技术合作等。APEC所遵循的决策方式也是“东盟方式”，即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策，并且决议的执行一般有赖于各国的自愿承诺和自主执行。相比APEC，其他的跨地区进程都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要么排斥了中国或者美国这样重要的成员，要么仅仅聚焦于经济或者安全的领域，无法成为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枢协调力量。
APEC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大的实质性进展可能性很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必然无所作为。亚太地区目前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维持亚太地区的基本稳定符合所有亚太成员的基本利益，而这也是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步。首先，考虑到亚太地区军备竞赛不断加剧、各种海上或空中偶发性相撞的可能性增加，APEC领导人可以在缓和战略姿态、为军备竞赛降温以及制定区域性的危机管控机制方面作出努力。其次，现有的各种双边、多边自贸协定的存在，意味着构建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存在较好的现实基础，难度不会太大。最后，APEC可以考虑聚焦于许多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打击跨国犯罪、维护海洋环境等，为这一地区提供更多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
结语
区域合作的推进和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赖于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地区合作制度，能够确定合适的区域合作目标以及合作领域。由于APEC制度在目标、定位、范围和结构等方面的明显优点，中美两国都积极支持这一区域合作进程，从而为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交流提供许多公共产品。APEC仍然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的战略协调机制，是中美两国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进程的核心。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