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世纪外国史学史研究的百年历程中，翻译是其底色，从翻译的角度来考察中国20世纪的外国史学史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外国史学史教学为个案进行考察的话，则外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似乎不那么专门化，集中表现为缺乏专门的外国史学史教师。主讲西洋史学史或者外国史学史的教师多为来自世界史各个专门领域的专家。他们的教学可能并不那么专门化，然而充分彰显了外国史学史对于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广泛作用和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北大的外国史学史不断推动历史学研究突破各种边界；在这一过程中，外国史学史也实现着自我突破，越来越走向更加开放的全球史学史。

关键词：西洋史学史 翻译学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专门化 全球史学史

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何炳松与郭斌佳翻译、美国史家绍特韦尔所著的《西洋史学史》。在译者序中，何炳松说，鉴于文字艰深，因此请向达校订，并拟请他代作导言。“向君精于中外史学，译者曾请其代为作一导言，将中西史学发展之陈迹作一比较之研究，以便读者。”向达（1900-1966），字觉明，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当时的向达大学毕业不久，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工作。何炳松（1890-1946）则是当时声名甚著的留学归国人才、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属于由何炳松主持的商务印书馆 “西洋史学丛书”第一种。中年的何炳松请年轻的向达代作导言，颇能引人联想。尽管随后向达翻译了班兹的《史学史》，然而他并不是专门研究西方史学的学者，他的专业是中西交通史，他是具有强烈西方史学研究偏好的史学家。向达的案例提醒我们，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具有极其广泛的学科外爱好者，这一广泛群体的关注使得外国史学史研究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本文拟从这一视角，梳理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历程。

对于这一话题，海内外学术界业已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张广智多年来做过非常系统的阐发。一些杂志相继发表相关专题笔谈和论文，回顾与前瞻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郭圣铭、宋瑞芝、安庆征、孟庆顺、王扬、张广智、张广勇、夏祖恩、杨豫、王建娥、陈勇、罗通秀、郭小凌、陈新、王岩、尹英杰、孙华、于沛、徐浩、李隆国、陈恒等学者通过撰写西方史学史教科书和专著，对学科的历史提供了独特的思考。因此本文将不再对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做过多的言说，而是止步于改革开放之初。下面将回到何炳松，回到民国，从作为史学学科纽带的角度，将外国史学史置于史学研究的广阔舞台中加以考察，以便说明作为现代中国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外国史学史联络现代西方史学与普通的史学研究者，不断推动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

一、西洋史学史与中国史学现代化

外国史学首先是通过日本大规模地传播到中国学术界的。受到日本学界的术语影响，外国史学史最初被称为“西洋史学史”。倡导史界革命的梁启超，通过日本史学概论类教科书，了解到现代西方史学的特色，如触电然，以此为依据，对观中国史学，遂有“史界革命”的呼吁。梁启超所经历的史学认识转型表明，西洋史学成为了中国现代史学革新的媒介之一，对西洋史学史的学习也就成为获得革新源泉的有效渠道。我们不妨将这种学习西洋史学的态度称为实用主义式的，其旨在利用西洋史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改造中国旧史，尤其是作为一种史学方法来学习。梁启超主张用社会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将历史现象视作社会现象，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古代王朝变成古代社会。

梁启超改造旧史的呼吁，代表了当时留日学人的普遍性诉求。章太炎与梁启超及其老师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不同，在政治上是论敌；然而，他们对于从社会角度重述古代历史的想法却不谋而合。受章太炎以及日本新史的影响，民国成立之后，接掌北大史学系主任一职的章门弟子朱希祖，就着手改革课程体系，将社会科学的训练视作史学系学生的必修科目，以期实现革新国史编修的方式。

1917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建议，国史馆从衙门改为研究机构，归并到北京大学史学系内。史学系一方面贴出公告，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史料，另一方面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培养编史人才。“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所谓基本科学者，即人文地理、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宪法、社会心理学等”。因此，北大史学系的学生在头两年就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各种社会科学概论。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因为它们“尤为重要，学习时尤宜注意！”学完了这些社会科学概论，到高年级，学生们学习专门史，似乎也确实顺理成章。赓续传统，从社会角度革新国史编修，建立新的编排体例，这一培养方法颇符合实际，具有其合理性。

当年曾在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史学系任教的李璜对此有生动的总结：“现在一个研究历史的学生，特别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生，要想不受古人之欺，而又能得个历史事变的统整观念，便该当注意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这差不多是成了一般的定论，而毋庸疑义。因此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表里，都有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统计学、宗教学，以至社会学等等科目。”

在这个课程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是史学方法论，而西洋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类似于两翼，用以支撑和辅翼史学方法论，分别从西洋和东方史学演化的角度加深对史学方法的理解。尤其是治中国史学史的学者，想重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为此借助于现代西洋科学史学，将它当作脚手架，来建造一座新的中国史学大厦。所谓“既学史学，则于本国外国史学之变迁利病及治史方法，尤宜深知灼见”，因此，专门安排了“欧美史学史”课程，“此为本系最重要之学科也”。

何炳松是最早一批在北大史学系讲授西洋史学史的教师。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出版于1921年，用作在北大史学系讲授史学方法论的教材，正好契合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设计方案。《新史学》也是分各种社会科学进行分别论述的。按照这个课程体系的设计，在翻译了《新史学》之后，何炳松在中国史学史和西洋史学史领域继续翻译或者著述。1929年遂有《西洋史学史》之翻译。何炳松并非有志于专门研究西洋史学，他翻译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是为研究中国史学史做准备。其译序云：“致力于中国史学史之编辑，以期于吾国之新史学界稍有贡献。唯觉兹事体大，断非独立所能奏功。且此种研究为吾国学术上之创举尤非先事介绍现在西洋新史学之名著，不足以资借镜。译者近来所以有编译《西洋史学丛书》之计划，其故盖即在此。”

何炳松于1930年出版了《通史新义》。作者用现代史学术语，重新解读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遗产，融贯中西，推陈出新，建构了一套独特的中国史学话语。何炳松的经历提供了西洋史学史对于中国史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成功案例。

何炳松之后，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讲西洋史学史的老师还有陈翰笙。陈翰笙（1897-2004），江苏无锡人氏，1915年赴美留学，192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该年归国之后，他被蔡元培礼聘到北大任教，讲授“欧美史学史”课程。其课程说明如下：“欧美史学之起原与其发达之经过；注意史家思想之变迁，并讲现时欧美史学社与史学杂志之概况。”

陈翰笙在北大史学系还开设另外一门课程“欧美近世史”。这才是陈翰笙的真正专长。1924年陈翰笙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是《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使节会议》。与此同时，陈翰笙也积极回归自己早年的学术兴趣，投身于改革社会的洪流之中，开展中国农村研究，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讲授欧美史学史彰显了外国史学史课程的另外一种独特渊源：研究中国农村和欧美现代史的学者，讲授西洋史学史。与向达、何炳松和李璜不同，陈翰笙其实对欧美史学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他特别重视的是揭示“史家思想之变迁”，更好地了解19世纪的史学专业化之所来自。晚年的陈翰笙对于史学史的意义表述得更加清楚：“那么哪些历史材料是我们必需阅读的呢？第一手资料大约可以有三类。第一是从地下挖掘出的大量文物资料。第二是中外各国的已出版和尚未出版的各种档案。第三是当事人的可靠的记载，尤其是回忆录、日记、书信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世界史必需采用的材料。第二手材料，便是可靠的或较为可靠的历史著作……”所以，他的欧美史学史要“讲现时欧美史学社与史学杂志之概况”，以方便学者查阅一手和二手资料。作为案例，陈翰笙的经历反而可以更好地说明，民国时期西洋史学史的学科边界比较淡，其联络史学研究各分支的强大功能得到了彰显。

1930年，蒋梦麟、傅斯年等人改革北大史学系，聘请刚刚归国的陈受颐担任系主任，也按照他们对史学专业化的理解，重组北大史学系的课程系统。所谓专业化人才培养，就是培养整理史料的专业人才，而非编辑国史的后备史官。在西洋史学史课程之外，增设“外国史专籍研究”。

这一时期，较长时间在北大史学系讲授西洋史学史的教授中有皮名举（1907-1959）。皮名举是著名经学家皮锡瑞的后裔，1935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胶州湾租借：一项基于外交和帝国主义的研究》。从专长来看，皮名举与向达颇为类似，从事于中西交通史研究。向达研究古代中西交通，皮名举研究近代中外交涉史。

梳理了北大史学系民国时期的西洋史学史课程讲授人的传承之后，可以发现北大史学系长期缺乏稳定的西洋史学史教师和专门的西洋史学史研究人员。那些讲授西洋史学史的教师，都各自有非常专业的研究领域。无论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编辑国史（朱希祖），还是用一切手段来整理可以逢着的史料（傅斯年），北大史学系的西洋史学史讲授者都是符合当时流行的科学史学范式的著名史学家。

如果把外国史学史研究比作一个大海的话，大海的底层是无声的，由那些出于自身需要研读西洋史学的学者构成，他们没有专门涉足西洋史学史学科，然而，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意识地吸收西洋史学的理念、方法，以便在自己的研究中推陈出新。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翻看史学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多会提及某个西方史学流派或者作品对其研究的启发。正是他们无声地提供了外国史学史这个科学的强大存在需求。像何炳松、向达、陈翰笙、皮名举这样的历史学家则代表了这个学术大海的中间层，他们学有专攻，但对于西方史学史研究怀有浓厚的兴趣或者特长，出于各种机缘，他们或者翻译或者写作了西方史学史的作品或者讲授了相关的课程，承担起联络外国史学史研究和其他史学研究领域的功能。专门研究外国史学史的学者属于大海的浪花层，浪花级别学者在民国时期非常少，其实，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专门研究西方史学史的学者似乎也很少。然而，海底和中间层的形成，为浪花的出现或活跃，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二、潮流改变：外国史学史取代西洋史学史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历史往往以196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然而如果以能否自由有效地接触国外资料作为衡量指标的话，则从1949-1979年之间又具有强烈的历史连续性。历史学者很不容易自由地接触西方的资料。因此，本文将这三十年视为一个历史时段进行考察。

这是一个全面确立马列主义史学范式的时期。在民国时期，唯物史观就很流行，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建设马列主义史学被提上了日程，全面学习苏联、批判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也是史学界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欧洲的边缘地区或者欧洲之外的地区成功，这些地区在19世纪的殖民体系中并不处于中心的位置，在历史叙事中也就很少被提及。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中心形成，呼唤着新的世界历史体系。原本以西方尤其是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体系遭到了彻底的批判。西洋史被世界历史取代，西洋史学史或者欧美史学史演化为外国史学史。

1955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齐思和撰写《批判胡适派对于世界史的反动唯心观点》，生动具体地揭示了这一历史视野的调整：“如英国剑桥大学所主编的十二卷本‘剑桥上古史’，内容是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根本就没有提到中国和印度……在他们的书中所讲到的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妄称这就是世界上古史。他们对于中世纪史的处理也是如此……在十三卷本的‘剑桥近世史’中，也是以西欧为中心，每卷只附上一两章，讲一下东欧、北欧，作为点缀。”

这种学科名称和观察视角的调整，背后有强大的理论体系的支撑，即马列主义史学理论。马列主义史学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心中装着全人类的历史。尽管需要分国别地研究历史，然而，这种研究是为了证明马列主义也适用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它们都依次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推动五种生产方式转变的力量就是阶级斗争。为此有必要批判“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欧中心论”。“要大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革命的历史科学理论，大破资产阶级的反动历史学理论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理论。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中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荒谬观点，这是必须首先打破的。我们在中国历史科学研究领域中，一定要树立起民族的自尊心。”

新兴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马列主义史学改造，是政府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学改造既是对民国史学的继承，也是对民国史学的批判。它继承的是民国时期形成并影响越来越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它批判的是民国史学中的欧风美雨即所谓反动的史学。经过建国后若干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国历史学整体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许多人由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改变为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由原来的把历史研究当成‘名山事业’，转变为承认研究历史必须为人民服务；由旧有的‘贵古贱今’的态度，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由过去的所谓欧美中心主义等错误观念，转为为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

“马列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有它一定的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掌握了社会现象中的基本环节，人类社会一切复杂的历史，不管复杂到如何程度，都容易得到解释”。历史变得像算术一般简单，似乎只要掌握了那些公理公设，人人都会得出同样的历史结论，从而变成了高明的马列主义历史学家，历史学被大大地简化。一种新的马列主义史学的范式宣告形成。人类历史有规律，是“有血有肉的社会发展过程”，从原始社会依次经过五种生产方式的演化，其发展的目的是共产主义。贯穿这一过程的红线“便是阶级斗争”。由于过去留下的史料都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歪曲，所以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恢复历史真面目。新方式的理想样板就是苏联老大哥的史学研究。研究苏联史学史，就是说明他们如何按照马列主义的这套真理来解释复杂的历史变迁，尤其是从全世界的视角、人民群众的立场，关注研究对象的阶级属性，以革命为重点研究对象，重新评价历史，揭露资产阶级史学的歪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说明苏联历史学所取得的成绩远远高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而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首先要归功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关怀和苏联学者自己的努力……但是光是自己奋斗，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积极帮助绝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最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苏联大量的刊行也是使新的历史科学在苏联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有史学史研究爱好的史学家们，自身的经历和治学的风格不尽相同，马列主义史学范式，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也就大不一样。对于像齐思和这样偏好考据之学的史家，新范式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考维度，增添了其学术成果的丰富性。例如齐思和所梳理的欧洲史学历程。对于像吴于廑这样勤于反思的史学家，则借此可以重估史学史，以便于从新的角度反思自己的研究，寻找自我突破的节点，走向史学新思维。郭圣铭则将其作为锻炼文笔的机会，为写作文笔优美的教材做准备。

改向苏联学习，只是潮流的改变，学术界对于学习外来文化的偏好未变。大规模地翻译和引进苏联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批评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意味着外国史学史研究的转向，然而学习外来文化的结构层仍然坚固地存在。中国学者特别渴望地吸纳外国各项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史学界认真地探求苏联同行们的新进展，翻译仍是外国史学史研究成果的最重要表现形式。

在破除了旧的学术权威之后，自然需要重新建设新的学科体系，要编教材，翻译参考资料。1956年，人民出版社作为出版机构的管理部门，出台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1956-1967）》，计划未来由各大出版社分工协作、翻译图书1632种，其中历史学有356种。这些图书被认为“都是基本的、代表性（包括唯心主义的和反动的在内）比较大的重要著作，照顾到了研究和批判两方面的需要……曾参考了有关科学部门的远景计划，研究了一些书刊资料，请教过五十多位专家、学者，访问了沪、宁、汉、穗等地将近三百位翻译工作者和有翻译能力的人士，收到将近三百份对目录草稿的书面意见。”据出版社透露，“单是向该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联系翻译的，已有五百多人”。

这份翻译目录，并没有完全得到兑现，然而确实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学术界翻译外国史学史作品。仅商务印书馆在这三十年间，翻译的西方史学名著就包括：摩尔根之《古代社会》（1950），悉·布·费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59-1963），汉默顿编订之《西方名著提要》（1959），希罗多德所著《历史》（1959），《甘地自传》（1959），塔西佗之《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1959），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60），吴于廑主编之《外国史学名著选》（1962-1965），马迪厄之《法国革命史》（1963），《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1963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63年），阿庇安之《罗马史》上卷（1963），《新史学》（1964年齐思和新译），米涅之《法国革命史》（1977），勒费弗尔之《拿破仑时代》（1978），凯撒之《高卢战记》（1979），布克哈特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979），甘米奇之《宪章运动史》（1979），艾因哈德之《查理大帝传》（1979），等等。而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索麦韦尔缩编本（1959-1964）等。还有一些西方史学名著的译稿在这一段时间翻译完成，然而由于各种政治缘故，拖延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版。这里尚未统计各种从苏联东欧翻译的史学书籍。因此，从翻译的规模而论，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十年至少不逊于民国时期。翻译不仅构成了外国史学史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主要成就，更开启了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的外国史学史新局面。翻译构成了2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学史最为亮丽的天际线。

三、突破边界：全球史学史

中国在1978年迎来了改革开放。走出影射史学之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适当分离，史学逐渐回归于史学的专业学术规范。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晴雨表来度量中国回归于开放传统的步伐。从1959年译成中文之后，对其批判之声不断。到1979年的时候，风向明显改变。这一年华东师范大学的郭圣铭写作了长篇批评文章，分两次发表在《世界历史》杂志上。文章标题使用了非常中立且富有学术性的词眼——《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尽管文章的基本内容与此前的批评文章保持着较大的延续性，行文之中，也难免居高临下的批判姿态，然而整个文章的基调表现出了重大的调整：“他提出了一整套史学理论，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作了饶有兴味的解释。下面，让我们把他那套史学理论的几个要点介绍出来，并略加剖析。”就这样外国史学史挥手告别“文革”，走向新时代。

要走向新时代，除了自我松绑之外，也需要借助外力。打开视野，了解国外同行的新研究进展，可以更好地放下包袱，更加轻快地前行。接续此前的翻译潮流，出现了丛书如“美国史译丛”，刊物如《世界史研究动态》等。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及研究革命的史家，他们如何开展研究呢？张芝联介绍了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年鉴学派，引介了一个自由多元的史学西洋景。“有一点需要说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并不是统一的，其中有的是法共，有的不是法共，有的即使是法共，在观点上也不一定完全接受法共中央的路线。他们在学术上也不是统一的，有的侧重马克思主义的某一部分学说，有的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部分学说，有的甚至自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的对年鉴—新史学派采取否定态度，有的则接受年鉴—新史学派的某些观点和方法，甚至同他们合作。”杨生茂则借助于介绍美国的外交史学，批判吸收，探索科学专业的外交史研究之路。

国际多元纷繁的史学动态生机勃勃，刺激着正在走出僵化和教条偏向的主流马列主义革命史学范式的中国史学家们，令他们更加自觉地阅读和介绍外国史学，以便重新寻找历史学的意义，解决面临的严重史学危机。

结 语

回顾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历程，难免挂一漏万，然而翻译似乎成为了首选的学科史关键词，它贯穿于学科的始终，彰显着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开放基因，也从学术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鲜明特征。从梁启超到何炳松、向达，从引介苏联史学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外国史学史内联外通，将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紧密地联接，迎来了全球史学史。通过译介和研究，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者推动着中国现代史学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也通过译介，积极地参与全球史学知识的创造。近年来，以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为代表，探索外国史学史的专业化，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北京大学的外国史学史研究和教学颇沿袭旧制，专业化色彩较淡。现代史学断代为史，也在告别神学与哲学的过程中自立，史学史的专业化既可以依托于史学理论，也可以建基于历史文献学；前者要求学者有哲学的训练，后者则多关涉语言文字之学。不够专业化的外国史学史，依托于翻译，反而可以充分发挥史学史研究的知识辐射效应，及时地将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对象介绍给历史学同行，联络历史学家与理论，帮助历史学家不断地突破边界！

冯加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李隆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完整版请参见《理论与史学》第11辑，转引请参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