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弗利茨·斯泰因编辑出版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学：自伏尔泰以迄于当下》。这是一部汇集现代史学名家名篇的史学史读本。该书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两编：第一编主要涉及19世纪的作品，作者既有尼布尔、兰克、梯也尔、德罗伊森、古朗治、蒙森、伯里等以考证精审见长的名家，也有麦考莱、卡莱尔、米什莱、特纳等阐释历史演化的大师。此外，所收录之英法德三国历史专业杂志的卷首语也见证了史学家共同体的形成。伏尔泰和饶勒斯等历史哲学巨匠的著作则反映了相应的历史观。第二编收录各种新的专门史论作，如屈味廉、阿克顿、亨利·贝尔、詹姆斯·罗宾孙、查尔斯·比尔德、弗里德里希·梅涅克、赫伊津哈、乔治·昂温、克拉潘、托马斯·柯克兰、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刘易斯·纳米尔、雅克·巴尔赞等史家的作品。
作为历史系学生的入门书籍，该书影响之大，不仅因其收录广泛的史家名篇备受征引，而且形成了特定的历史重构思维和实践范式。1970年此书再版，为了反映历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斯泰因添加两位历史学家，即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萨瑟恩和E.P.汤普森。三年后，应维塔奇图书出版公司要求出版的修订版却并未选入萨瑟恩和E.P.汤普森，而是增加了布罗代尔、哈罗尔德·珀金、罗伯特·福格尔和万·伍德瓦尔德等历史学家。选入布罗代尔和珀金是基于他们分别对法国和英国宏观史学的贡献，罗伯特·福格尔的作品反映了历史学受到其他学科的深远影响，而伍德瓦尔德的入选文章则分析了社会危机对史家可能带来的影响。
对于斯泰因本人来说，这三个不同版本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其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编辑第一版时，斯泰因明显感到岁月静好，历史学基本上延续着19世纪的传统。1970年再版之时，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同事们对这一传统的不满。到1973年维塔奇版出版，斯泰因则明确地指出历史学业已处于一个危机时代。历史学家们的不满包括但不限于：史学的碎片化、新知识的异质化、大综合的消失、社会科学冲击下历史学的认同不明，以及公众对历史学不感兴趣等。这一切都显示社会正在发生着剧烈变动。
当时间之轮转过一甲子，斯泰因已年届耄耋。2002年，当他结识年富力强的康斯坦茨大学教授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尔的时候，给自己最爱的作品再出一个新版本的念头涌现。奥斯特哈默尔承担了这一使命，新版改名为《现代史家：从伏尔泰以迄于当下的经典文本》，由慕尼黑的贝克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新版不再分编，一共分为22章，但实际上保留了第一编的内容，其余部分则完全由奥斯特哈默尔重新编写，并写作长篇导言。斯泰因也为最新德文版撰写简短的说明，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即通过再编旧作增进读者对历史学的理解，以便更好地履行公民的义务。他也间接地表示，时代完全不同了，现在的历史学要么是饾饤之学，要么充斥着各执一词的雄辩，因此这是一个非历史学的时代。
中文读者对奥斯特哈默尔可能并不陌生，这位历史学家是一位汉学家，已有多部作品被译成中文。其中包括他撰写的鸿篇巨制《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2016年）、《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2016年）、《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2017年）、《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1949》（2019年）以及《全球史讲稿》（2021年）。如同斯泰因所言：奥斯特哈默尔既对欧洲历史有深邃的了解，又以亚洲史和中国史作为研究专长，对历史写作的新面相和全球史有着充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是续编现代史学史选本的理想合作人选。
奥斯特哈默尔在前言中非常详细甚至可以说面面俱到地分析了各种流行的史学新动向：心理史学、社会史、社区史、文化史、可视文化史、数字史学、全球史、环境史、公共史学、知识史、口述史、记忆史、妇女史、性别史、情感史等，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史家。他坚持认为，史家的名声是很难衡量的，声名赫赫的史家不一定代表了史学的未来。对于这个史学史选本而言，重要的是满足对新理论动向感兴趣的读者。作为对照，他特地比较了由德国史学家卢茨·拉斐尔同年为贝克出版社编订的两卷本《现代史学史经典》，该书仅选取了西方史家的作品。
奥斯特哈默尔基本上没有改动原第一编中的入选史家，也保留了原第二编中的屈味廉、阿克顿、亨利·贝尔、詹姆斯·罗宾孙、查尔斯·比尔德、弗里德里希·梅涅克、赫伊津哈、波克罗夫斯基、沃尔特·弗兰克、冯穆勒、布罗代尔、E.P.汤普森，并增加了12位史家，他们分别为：代表比较史学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以及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与E.P.汤普森一同代表自下而上的史学的印度史家哈纳吉·古哈（以庶民研究蜚声世界），代表传记史学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兰·布洛克，代表新文化史的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和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代表政治启蒙史的印度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俄罗斯史家鲁利亚·阿法纳舍夫和奥尔森尼·罗津斯基；选本的最后一章收录了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英国历史学家C.A.贝利和中国历史学家马克垚。
马克垚入选的文章篇目为《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下文简称《困境与反思》）。限于篇幅，奥斯特哈默尔请汉学家达素彬翻译了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五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马克垚认为，我们编写世界史，需要解释欧洲社会是怎样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需要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非欧洲国家究竟和欧洲的道路有什么不同。关于非欧洲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虽然已有不少研究，但还开展得不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因此，以往的历史学家只是以欧洲的经验来评说亚洲的事实，尚远不足以把非欧洲地域合理地写进世界近代史，形成一种全面的解释。他指出：如果缺乏非西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我们便无法写出真正的世界史。
马克垚的总结，既建基于对西方、俄罗斯、印度、日本和中国等地世界史作品的系统阅读，也凝聚了中国几代世界史学家的学术尝试和成果。从西洋史、苏联版世界通史，再到吴于廑的世界历史观，马克垚参与见证了世界史这个学科在中国迅速成长的关键性节点，基于自己常年深入的实证研究，他辨析了西方中心论在前现代历史中的重点理论概念和结论，揭示了其非历史性的特征，尤其在环境—生态、家庭—人口、城市、理性等概念中的东西方对立模式。他辩证地揭示了东西方前现代历史发展的异中有同，认为每个范畴都需要基于具体的历史背景进行具体分析。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多样化携手出现，世界历史的解释模式也会基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这将为历史分析提供最为坚实的实证基础。西方一些世界史研究者业已从歌颂“西方的传统”视角，转向多元文化视角或者历史变动视角。在信息革命大潮的背景下，如何本着开放的视野，以全球观照的胸怀，克服西方中心论，更加客观地书写符合全人类的历史，成为各国史学界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共同追求。参照已有的史学理论成果，基于非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建立新的世界史理论体系，中国学者任重道远，也目标可期。
（作者：李隆国 刘群艺，分别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经济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