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演变过程在时间与逻辑上存在连续性，不仅受到国际安全环境变化的影响，更受到国内话语建构的引导。借助对海湾战争、反恐战争及俄乌冲突的介入，日本政治精英以话语重塑了国内安全认知，使其主张获得国内合法性，最终促成了安全政策的不断突破。日本安全政策的突破并非单纯遵循“刺激-反应”模式，而是话语建构、国内政治博弈以及国际环境互动的结果，是保守势力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普通国家化”长期战略构想的体现。以话语建构为切入点，能够为理解日本安全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日本安全政策 域外战争 话语建构
2022年，岸田内阁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统称“安保三文件”）以来，日本安全政策发生根本性的突破和发展。战后日本基于“和平宪法”的规定，始终以“和平国家”自诩。但事实上，日本并非真正从此与战争绝缘，在战后国际社会发生的多次影响重大的战争与冲突中，都可见到日本的身影，而日本历届政府也借助域外战争的“东风”不断突破禁制，解除安全领域的限制，扩展其军事力量。
冷战期间，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都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的发展。日本借助朝鲜战争特需快速恢复经济实力并重新组建武装力量，首相吉田茂因此将朝鲜战争称为“天赐的礼物”。越南战争期间，由于军需物品和日用品等贸易出口获益颇丰，日本经济再次得到快速发展。因此，尽管冷战期间日本没有正式介入域外战争，但日本借助战争特需快速从战争废墟走上经济复兴的快车道。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安全政策不断调整并获得突破，而介入域外战争则是其调整安全政策的重要依仗。从海湾战争、反恐战争到俄乌冲突，日本介入域外战争或冲突的力度和政策突破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如何建构话语以达成国内共识并赢得外部（特别是美国）的舆论支持至关重要。后结构主义理论将安全看作一种话语，这意味着安全是可以被建构的对象，即一国对自身安全的评估可以从国家对某种认同进行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中实现。日本的安全政策往往是不同安全话语竞争妥协的结果。在域外战争带来的外部刺激下，政治精英们通过调整安全话语，重构了日本的威胁认知以及自身的国际定位，最终影响安全政策的走向和发展。
笔者选取对日本影响深远的海湾战争、反恐战争以及俄乌冲突，分析日本历次介入域外战争或冲突的路径和相关话语的建构，并探究此等介入如何影响了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与突破。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或能为我们理解日本介入域外战争的逻辑及其安全政策的变化路径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海湾战争：“国际贡献”论与“PKO法案”
1990年8月海湾危机发生后，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以下简称“老布什”）随即要求日本政府派遣自卫队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认为，日本必须遵守宪法第九条，在这一前提下，争取创设“联合国和平协力队”，并提供协助，但未明确向老布什作出派遣自卫队的承诺。由于国内强烈反对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日本最终没有派遣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的军事行动。作为替代，日本为多国部队提供了约40亿美元的财政支援。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应美国要求追加了90亿美元的财政支援。
最终，日本提供了总额超过130亿美元的资金，却因没有出兵被嘲讽为“支票外交”，受到美西方舆论的批评。日本将此视为外交失利，称之为“海湾创伤”。此后，日本政府以“国际贡献”为由，开始追求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借由《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即“PKO法案”）的通过与实施，日本实现了海外派兵的初步突破。
（一）从“出钱”到“出人”：话语的重塑及认知的转变
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于1991年4月正式决定向波斯湾地区派遣自卫队参与扫雷行动。这是自卫队创设以来首次跨出国门，执行海外任务。
从遵循宪法坚持“专守防卫”原则，到通过法案派遣自卫队出海，日本经历了一个话语及认知转变的过程。以海湾战争为契机，日本国内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和平主义的讨论，“联合国中心主义”的意识愈发强烈，“国际贡献”论逐渐成为主流。由此，日本国内舆论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更多人开始支持派遣自卫队参与海外行动，以展示日本的“国际贡献”。这种转变进一步影响了国会立法的讨论，进而对安全政策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1.话语的重塑：“国际贡献”论成为共识
“国际贡献”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基本主张是日本应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介入地区争端。这种新思维集中反映于中曾根康弘的政治理念中。他主张协调“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并将自卫队的海外派兵看作日本“国际贡献”的手段之一。竹下登内阁延续了上述主张，高举“对世界有贡献的日本”旗帜。进入90年代后，小泽一郎在其著作《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普通国家”概念，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贡献”论的发展。他认为，遵循国际社会的理念并积极承担国际贡献，是日本实现国家利益、维持与发展繁荣的有效路径。为此，日本需要成为“普通国家”，在安全保障方面抛弃“一国和平主义”，拥抱“积极、能动的和平主义”，并积极完善法律以支持自卫队的海外活动。小泽的认知及主张对日后围绕“国际贡献”和“普通国家”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政治家和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下，日本国内支持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比例显著上升，与1983年11月进行的调查相比，反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比例从70%下降至13%，而支持的比例则上升至45%。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同样认为日本需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例如，《芝加哥论坛报》社论提出，“日本已不再被允许作为世界事务的旁观者。为获得国际领导国的地位，日本有资格为促进世界和平与自由贸易采取坚决的行动。”
2.“PKO法案”在国会通过
在1991年8月至1992年6月召开的第121—123次国会期间，议员围绕内阁提出的“PKO法案”及《国际紧急援助队派遣法》修正案进行了讨论。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意味着武力的行使，这与日本宪法第九条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为避免上述矛盾，海部俊树内阁将“PKO法案”的讨论重点从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转向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除社会党及共产党坚决反对外，派遣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张得到了多数党派支持。然而，就自卫队海外派兵应遵循何种原则，各党派难以达成一致。公明党认为必须遵循不行使武力的原则，民社党则强调自卫队海外派兵必须得到国会承认。
相较于海部内阁，继任的宫泽喜一内阁对待上述法案的态度更为积极。为避免与宪法产生明显矛盾，宫泽内阁先后对“PKO法案”进行了两次修改，对自卫队的活动设置了限定。以联合国对柬埔寨维和行动为突破口，“PKO法案”及《国际紧急援助队派遣法》修正案最终得以通过。
（二）自卫队海外派兵与政府开发援助的安全关切
借助话语建构，日本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实现了安全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两方面的变化最为明显：一是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二是政府开发援助（ODA）中更明确的安全关切。然而，安全政策的突破仍旧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较大限制，对日本的“国际贡献”和“联合国中心主义”的强调是这一时期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最突出特点。
1.联合国维和行动：自卫队出海的开端
1992年6月，“PKO法案”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从法律上承认了自卫队在日本境外执行联合国授权或主持的各种维和行动。以联合国对柬埔寨维和行动为始发点，日本开始正式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1992年9月，日本向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机构派遣了停战监视要员、施工队以及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参与后方支援活动。此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参与了联合国框架下在莫桑比克、卢旺达、戈兰高地以及东帝汶的维和行动。由此，日本以“国际贡献”和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突破口，迈出了自卫队出海的重要一步。
2.政府开发援助中更明确的安全关切
海湾战争后，日本关于“国际贡献”的讨论也影响到其ODA的开展。作为日本“国际贡献”的一部分，ODA中与受援国的民主化问题以及人权、军事支出和武器进出口等问题相关的政策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
《国际紧急援助队派遣法》修正案与日本的ODA有密切联系。《国际紧急援助队派遣法》于1987年首次公布，属于ODA的扩展。其中规定，在海外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应受此灾害或有可能受此灾害影响的国家的要求，日本可以通过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等措施，推动国际合作。该法1992年的修正案中增加了特定条件下与自卫队进行协作的规定，使日本的国际援助与军事产生更大关联。
此外，宫泽内阁于1992年制定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并提出了ODA的四项原则，其中两项与军事相关：避免ODA用于军事用途及助长国际纷争；密切关注受援国的军事支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研发制造以及武器进出口等动向。对防卫支出、武器研发制造及进出口等方面的关注，反映出日本在进行对外援助时明显的安全关切。
二、反恐战争：派兵伊拉克与《反恐特别措施法》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安全政策的调整为自卫队的海外派遣扫除了最初的障碍。进入21世纪后，通过强调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对反恐的责任与义务，日本将其介入伊拉克战争的行为合理化，并借助立法进一步突破了宪法在安全领域的限制。
（一）话语建构：恐怖主义与日本安全
反恐战争时期，日本的主流话语强调应积极参与反恐，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从而维护日本的安全与国家利益。对朝鲜威胁的渲染和夸大，也服务于此种话语叙事。通过话语建构，日本民众逐渐就“恐怖主义威胁日本安全”形成共识，接受了“参与反恐关乎日本国家利益”的叙事。这为政府获得舆论支持、在国会迅速通过相关法案减少了阻力。
1.反恐责任“义不容辞”
“9·11”事件发生当天，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即表示，恐怖主义不仅针对美国，也是对全人类自由、和平及民主主义的攻击，日本将最大限度协助美国及其盟友进行反恐。这表明，日本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繁荣和安全”。类似话语贯穿了这一时期的国会讨论。关于日本参与反恐的具体行为准则与方式，各党派立场存在差异，但就日本在反恐中应发挥的国际作用，多数党派存在基本共识，即所谓日本应当与国际社会合作，对抗恐怖主义、维护世界稳定。当时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和美国合作反恐得到民众的基本支持。借助话语建构，日本政府让民众相信，恐怖主义对国家同样是威胁。
伊拉克战争由美国发动，日本国内就是否参加存在很大争议。在乔治·沃克·布什（简称“小布什”）对伊拉克下达最后通牒后，小泉明确表示了对美国行使武力的支持。在他看来，日本的和平、安全及繁荣仰赖日美同盟的合作，应对朝鲜威胁也需要美国的大力支持，因此日本必须紧随美国的政策并兼顾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派遣自卫队到伊拉克参与后方支援势在必行。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认为，小泉“即使付出牺牲也要和恐怖主义战斗到底”的主张，最终改变了战后日本国民所奉行的和平主义意识。
2.渲染朝鲜威胁
美国政府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将朝鲜、伊拉克和伊朗统称为“邪恶轴心”，这一表态为日本渲染朝鲜威胁提供了额外助力，日本民众因此表现出强烈担忧。《朝日新闻》2002年11月就朝核问题进行了舆论调查，超过九成的受访者对此感到不安，其中73%的人感到“很不安”；而2003年3月的舆论调查则显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受访者中，六成以上认为朝鲜问题对日本立场有一定程度或较大影响。
随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强调“朝鲜威胁”。200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将朝鲜相关问题看作最重要的外交课题，列于恐怖主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之前。同年的《防卫白皮书》也认为朝鲜先军政策影响到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安全保障。美国学者塞缪尔斯认为，朝核问题带来的不安被威胁论扩散者利用，挑起了日本“普遍深入的威胁感”，而21世纪初期朝鲜核试验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国内舆论，使日本更倾向于支持自民党推动军事化的计划。借助话语建构，日本国民对军事化展现更大支持。
（二）作为美国的“好盟友”参与反恐
在舆论普遍不安的背景下，小泉内阁迅速决定向国会提交新法案，制定特别措施法以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反恐三法案”（即《反恐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在国会完成审议，并分别于2001年10月18日及29日在众、参两院通过。其中，最为关键的《反恐特别措施法》在参议院以140票对100票通过。据此，日本于2001年11月至2007年11月期间，派遣自卫队前往印度洋北部等地参与扫雷、医疗及战区重建等任务。
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在未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由于战争爆发后情况持续恶化，美国先后向70个国家施压以争取他们向伊拉克派遣部队。不同于多数国家对美国的拒绝，日本政府明确表示了对此次战争的支持。
经过一系列游说，原本存在很大争议的“有事法制”三法案（即《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分别于2003年5月15日及6月6日在众、参两院高票通过。其中，《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在参议院以202票对32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在此基础上，日本国会于2003年7月26日通过《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以支援伊拉克重建和复兴为名，派遣自卫队前往伊拉克和波斯湾等地。迫于日本国内舆论压力，小泉不得不反复强调自卫队的活动被限制在非战斗区域，承担为美国等国部队提供武器弹药、燃料补给、医疗及护航等任务，而非直接为美军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但这无法改变日本首次向处于战争状态的地区派遣自卫队的事实。
（三）反恐名义下的政策突破
日本利用“反恐”的名义，在这一时期再次实现了安全政策上的重大突破，离实现“普通国家”的构想更近一步。
首先，《反恐特别措施法》赋予了日本跳出联合国框架参与支援美军反恐行动的能力，开创了战时出兵的先例，成为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转折点。它规定派遣自卫队无须国会事前同意，事后20天内上报国会并得到承认即可；界定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将其从《周边事态法》所限定的“日本领土、公海及其上空的非战斗区域”扩大到所有无战斗行为的公海及其上空，以及当事方同意的第三国领土和领海。小泉甚至表示，由于无法预见冲突发生地，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实际上“无限制”。此外，基于《反恐特别措施法》，自卫队使用武器的基准也被放宽，除原本仅限于为保护自身及同僚进行自卫外，还被允许用于保护难民及伤员。
其次，《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规定在发生或预测将发生“武力攻击事态”时，经国会同意，首相有权下达进入防卫状态的命令，各地方政府、公共机构及国民必须与中央政府进行合作。这意味着日本公开宣布可以行使武力；对于“有事”的灵活判断，也让日本的防卫范围扩大至自己所认为的任何可能“有事”的地域，而不再局限于本土及周边海域。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范围由此实现大幅扩张。
最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原则出现松动。日本政府一贯认为，在国际法上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但基于宪法规定，日本对武力的行使应止于防卫所需的必要最小限度内，因此，在宪法上日本不被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在本国未遭受攻击、也未得到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日本派遣自卫队支援美国反恐无疑是对他国战争的支持，属于事实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行为。“反恐三法案”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至“无限制”，而“有事三法案”允许自卫队进入战时地区、使用武力，都是对战后日本“专守防卫”及“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原则的背离。
三、俄乌冲突：坚持“选边站队”与拥有“反击能力”
俄乌冲突的爆发使日本的安全认知发生重大改变，也使其加快了调整安全政策的步伐。日本一方面继续追随美国、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不断加速强化军事力量，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性作用，积极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为此，日本在提高防卫预算、追求“反击能力”的同时，也通过强调周边威胁，将国家安全概念拓展至周边区域。
（一）围绕俄乌冲突的话语建构
日本各界对俄乌冲突展现较为一致的立场，认为俄罗斯动摇了国际秩序，是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这种话语叙事为其大幅调整安全政策、强化武装力量提供了重要助力。
一是渲染安全环境恶化，将乌克兰与东亚相类比。通过渲染俄乌冲突对安全环境的负面影响，强调东亚面临同样威胁，日本重塑安全话语与认知。例如，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东亚安保环境日益严峻，考虑到日本的外交和安全保障，绝不容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日本必须强化防卫力量以应对俄罗斯、中国与朝鲜的威胁。通过强行将乌克兰局势与东亚局势进行类比，日本合理化了其强化武装力量的行为。上述话语也影响了日本民众对安全与威胁的认知。
二是鼓吹所谓“中国威胁”，强调“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并未对“台湾有事”一词作出明确概念界定，但一般认为，“台湾有事”暗指中国以武力方式实现统一。用语含糊其辞，为日本政府在政策解释上提供了便利。2021年12月1日，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演讲中直言，“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亦即“日美同盟有事”，一旦发生危及日本生存的事态，就可与美国联手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领导人毫不掩饰对台湾问题的关注，甚至将其与日本安全及日美同盟挂钩，显示介入台湾问题的强烈意愿。
日本官方也不断渲染所谓“台湾有事”。2022年版《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中强调俄乌冲突对日本的影响并重申台湾的重要性，新版“安保三文件”则重申强化防卫力量的目的之一在于为“台湾有事”做准备。究其根本，日本炒作“台湾有事”意在强化“中国给日本带来威胁与挑战”的错误认知。
在政治家的高调言论及舆论炒作下，“台湾有事”论加剧了日本民众的不安。《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担忧日本卷入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的冲突。日本通过强调所谓维护地区安全与繁荣的职责，关注台湾问题，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强化武装力量的舆论氛围，企图在地区事务上获得更大话语权。
三是发挥日本的领导力。基于俄乌冲突后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日本认为需要发挥能动性，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重建。在2022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题演讲中，岸田文雄阐述了日本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应承担的国际责任，称日本不能置身事外。2024年的新年致辞中他进一步提到，日本将走在全球事务前沿，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需发挥“日本特有的领导力”，积极开展首脑外交。日本各大报纸媒体也围绕如何承担国际责任、展现领导力、维护所谓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进行讨论。筑波大学教授东野笃子认为，推动乌克兰复兴能够彰显日本的领导力。《朝日新闻》社论则炒作，为尽早结束纷争，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态，需要重建国际秩序，为此，日本应在联合国改革中发挥主体性作用。
（二）介入俄乌冲突的方式及特点
通过话语建构，日本将自身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即所谓对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解决国际纷争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日本一方面为乌克兰提供各项援助，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立场，深化日美同盟及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也通过首脑外交，借机展现自身“领导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1.制裁俄罗斯与援助乌克兰双管齐下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迅速对俄罗斯实施了多方面制裁。在金融领域，日本限制俄罗斯央行等特定银行的国际交易，将其与国际金融系统隔离，防止俄罗斯通过数字资产逃避制裁；冻结俄罗斯政府相关人员、金融机构及相关第三国团体的资产，禁止俄罗斯国债在日本的发行和流通；对俄产石油采取价格上限管制。在贸易领域，日本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禁止从俄进口机械、部分木材及黄金等商品，并禁止向俄罗斯军事相关团体出口管制清单上的物品，降低对俄能源依赖。此外，日本还停止向俄罗斯相关人员发放赴日签证。
与此同时，日本积极援助乌克兰。在财政支援上，日本多次增加援助金额，通过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提供额外援助，延迟乌克兰的债务偿还。日本还与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为乌克兰提供医疗、粮食、能源等方面的支持。在难民问题上，日本同意接收乌克兰难民入境。此外，日本基于2022年3月修订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针”，为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小型无人机及地雷探测器等非杀伤性军事用品。
2.加强阵营内部安全合作
在积极援乌反俄的同时，日本不断强调东亚潜在危机对日本的威胁，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并推进多边合作，以此加强阵营内部合作，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
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于2023年举行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2+2”会谈）强调，在安保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和各自战略目标，需要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关系、进行紧密合作。为此，两国继续深化高层交流，加强武器开发与运用等相关安全合作。
日本还积极推进多边安全合作。乌克兰局势恶化后，七国集团增加了举行会晤与会议的频率，日本作为2023年度的东道国更是不遗余力主导各项活动。其间，岸田称共享“普遍价值”的七国集团国家需保持良好沟通、进行紧密合作，以维护现有国际秩序。日本还强调北约是重要伙伴，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密不可分，试图进一步加深与西方国家的连带感。此外，由于意识到国际秩序的变革和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有所提升，更加注重自身的“领导力”及大国地位。借助首脑外交，岸田拉拢亚洲及西方各国，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安全合作，先后与英德等国在安全领域达成了政府间协议。
（三）追求“反击能力”与拓展的国家安全
国际局势的变动强化了日本的“威胁”认知，俄乌冲突的爆发则为日本重塑安全话语、调整安全政策提供了契机与借口。在日本的话语体系中，阵营对抗影响着日本的安全与繁荣。借助俄乌冲突，日本加快调整安全政策的步伐，大张旗鼓追求“反击能力”，国家安全的范畴也被进一步拓展至周边区域。
1.以拥有“反击能力”为核心
2022年12月16日，日本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此次修订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拥有“反击能力”。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就“反击能力”给出如下定义：当日本遭受弹道导弹等武力攻击时，基于“武力行使三要件”，日本能够采取必要最小限度的自卫措施，运用防区外防卫能力向对方领域施加有效反击。
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并非全然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拥有“反击能力”实为日本政界保守势力突破宪法约束、摆脱“战后体制”的长期战略性构想的一环。安倍内阁以应对朝鲜导弹威胁为由，于2017年启动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岸田内阁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并最终将其正式写入新版“安保三文件”。前防卫事务次官岛田和久指出，日本明确建立“反击能力”是安倍晋三、菅义伟及岸田文雄三届内阁之间接力的结果。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坦言，“比起针对朝鲜，是否拥有反击能力更可能意在针对中国。”
新版“安保三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拥有“反击能力”不仅是日本防卫自主性提升的体现，也是其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重要步骤。防区外防卫能力的引入扩大了日本防卫的地理范围，对“反击能力”的重视则表明日本已将潜在的导弹攻击视为现实威胁，并以此为前提发展相关军事技术，真正改变了日美同盟“盾与矛”的关系。
2.国家安全概念的拓展：所谓“台湾有事”与“中国威胁”
日本安全政策调整中另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国家安全概念的拓展，主要表现为鼓噪“台湾有事”和“中国威胁”。如前所述，日本政客从2021年起便大肆为“台湾有事”造势。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更是将乌克兰问题同台湾问题相提并论，罔顾二者的本质差异。
在涉台政策上，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进一步超越了以往范畴以及国际框架，“台湾有事”论便是表现之一。麻生太郎于2023年8月7—9日窜访台湾，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自民党在任副总裁首次正式访台。麻生在提到“台湾有事”时表示，“美国、日本和台湾需要有战斗的觉悟”。这表明，在日本的安全认知中，中国因素已成为对其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重要威胁。
日本国家安全的排序已然变化。2022—2024年的《防卫白皮书》都着重强调，中国军事发展对日本和地区安全造成隐患，维护台海局势稳定对于日本及国际社会十分重要。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认为中国大陆的“对外姿态”与军事动向是对日本及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却把台湾地区定位为“极其重要的伙伴和宝贵的朋友”。日本高调介入台湾问题，将其塑造成中国军事发展与日本安全危机的“嫁接点”。
从“日本有事”到“周边有事”再到“台湾有事”，日本将国家安全概念逐步向外延伸，从本国领土扩张至边界模糊的“周边”，进而明确将台湾问题纳入其国家安全的范畴。借助此种逻辑，日本以“地区安全”重构了“国家安全”，实现了威胁认知与安全政策的转变。
四、日本介入域外战争的动因与特点
日本几次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都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域外战争的爆发，为日本借势推动其安全政策调整、实现国家总体目标提供了借口，是其逐步突破宪法限制，朝着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普通国家”的方向不断迈进的重要助力。日本每次介入域外战争的手段不尽相同，但其介入的动因与方式存在共性，介入的结果及其影响也存在延续性。
（一）日本介入域外战争的动因
两种因素促使日本在冷战后由和平主义转向以国家名义介入域外战争。一方面，“普通国家”的身份定位是日本的内在驱动力，政界保守势力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实现“普通国家化”的长期战略构想始终影响着相关决策走向；另一方面，维系日美同盟为日本提供了外部动力，日本每次对域外战争的介入都与日美同盟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域外战争的刺激下，成为“普通国家”与维系日美同盟这两个最主要的战略目标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1.内在驱动：成为“普通国家”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身份日益凸显，在此基础上，日本开始追求成为政治大国。以中曾根康弘的“国际国家”和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主张为标志，日本在身份观念上的转变愈发明显，其自我身份的重构揭开序幕。由此，强化武装力量以推动日本向“普通国家”发展的理念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相应举措也成为日本政府突破宪法约束、摆脱“战后体制”限制的核心手段。
塞缪尔斯认为，“普通国家主义者从平等中寻找安全，他们认为力量才能带来威望，日本作为美国的平等伙伴重返国际舞台的时刻已经到来”。因此，日本主张扩大战略自主性，将自身价值观念融入国际秩序，以提升国际影响力。面对冷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域外战争恰好为日本增强自身实力，扭转日美间不对等关系提供了契机。
2.外部动力：维系日美同盟
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政策的基轴。自日美安保体制建立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制定与调整都与美国的海外战略息息相关。日本也借助同盟关系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分享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通过协助美国进行战略扩张，获得对地区秩序更大的影响力。由于维护全球霸权的意愿与相对实力的下降，美国开始要求日本在地区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日本得以间接扩大其在地区及全球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合理”拓展武装力量与空间，同时以美国为借口抵挡来自亚洲国家的敏感反应和压力。最终，追随美国成为一种路径依赖，也成为日本获取更大自主性、实现“普通化”的手段之一。
海湾战争后，日本“PKO法案”的通过使自卫队实现首次出海，也为日本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奠定了基础。借助反恐战争，日美军事合作实际上扩展至全球各个地区，同盟关系得到强化，日本也向“普通国家”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俄乌冲突爆发后，在日美深化双边安全合作的同时，日本大力强化自身武装能力，美国也乐见其成。日美安保体制中“美主日辅”的责任分担模式逐渐向“协同一体”转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在岸田政府领导下，日本接受了“强化自身防卫能力是确保美国对日美同盟持续承诺的最佳途径”的理念，日美同盟正处于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刻；认为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不可或缺的伙伴，因为美国的盟友中，只有日本能同时具备强大的战略协同性和充足的战略资源，从而塑造有利于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和地缘政治。
（二）日本介入域外战争的特点
上述案例中，日本对域外战争的介入有三个共同点。一是，日本始终与美西方保持一致，并以此为基础采取各项行动；二是，日本通过安全话语建构外部威胁，为安全政策调整提供合理借口；三是，日本对域外战争的介入通常伴随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
1.立场鲜明：“西方的一员”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单独占领以及一系列改造为战后日本打上了美国的烙印，不对称的日美同盟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日本社会学家吉见俊哉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日本社会已将“美国”内化，美国如空气一样渗透进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并让日本人由此构建了自我。因此，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日本将自己定位为“西方自由国家的一员”，与美西方保持步调一致。佐藤荣作称：“每每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国家就会蒙难；每每两国通力协作，日本就会昌盛。因此我的方针就是‘与美国充分合作，确保世界和平’。”基于这种认知，在上述案例中，日本始终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持相同立场，并配合美西方采取行动。
2.以话语建构威胁
澳大利亚学者坎贝尔认为，外交政策是一种“构建边界”的实践，基于“恐惧和危险的话语”而形成。创价大学副教授汉森提出，国家安全的论述同样将世界划分为“有秩序的内部”与“充满威胁的外部”，明确安全威胁缘何而来、谁的安全应得到保护至关重要；国家安全需要不断对身份认同、边界和威胁进行建构与再建。这种不断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需要借助话语的力量实现。
日本对所谓“海湾创伤”的炒作使和平主义及反军国主义话语发生松动，“联合国中心主义”和“国际贡献”论成为主流，“普通国家”的话语开始获得更多关注。舆论的转变为日本寻求另一种“实现和平”的方式、调整其安全政策提供了助力。“9·11”事件后，日本政治家们不断强调对反恐战争义不容辞，引导日本民众相信恐怖主义是近在咫尺的威胁。将恐怖主义与朝核问题挂钩的话语则放大了“朝鲜威胁”，引导民众产生不安全感。日本通过“恐怖主义威胁日本安全”和“参与反恐关乎日本国家利益”的话语叙事，将介入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正当化”。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以“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话语叙事，建构紧迫的所谓外部“威胁”，为日本以自卫之名修改安全政策、提升武装力量提供了借口，并且日本在官方话语中更加强调自身在国际外交和冲突解决中的领导力与自主性。
3.介入伴随政策调整
日本通过话语建构明确外部威胁与国家利益，为以国家名义介入域外战争制造借口。出于应对外部威胁、维护己方阵营利益的考量，调整安全政策便成为日本的“理所应当”之举。借助“PKO法案”，日本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名义，突破了战后海外派兵的禁区，迈出了自卫队出海的第一步。“反恐三法案”和“有事三法案”的通过与实施，明显扩展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及作用，这意味着日本事实上背离了战后一直坚持的“专守防卫”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原则。基于新“安保三文件”，日本致力于增强防卫力量、获得“反击能力”，并将国家安全的概念向外延伸，把地区安全纳入了国家安全的范畴。
五、结语
二战后，由于宪法的限制，日本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了基本的和平主义姿态，坚持“专守防卫”原则。然而，冷战的结束引发了国际安全格局的剧烈变化，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国际秩序和国家安全的认知。在保守势力的运作下，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普通国家”逐渐成为日本的主流认知和发展目标。
从海湾战争到俄乌冲突，日本对域外战争或冲突的介入经历了一个由浅至深的过程，从单一的财政支援朝着既“出钱”又“出人”的方向转变。借助域外战争或冲突，日本完成了安全领域三次重要的政策突破：借“维和”之“船”实现了自卫队首次出海；借“反恐”之名扩大了自卫队的全球活动范围与作用；借“维护基于法治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义，彻底抛弃了“专守防卫”原则，转而积极追求“反击能力”。在此过程中，日本通过话语建构的外部威胁强化了民众的不安全感，逐步动摇了战后日本社会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理念。和平国家的身份内涵被改写，最终以“积极的和平主义”之名与军事化兼容。通过逐步突破宪法限制，日本获得了更大的武装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能战国家”。
2022年新“安保三文件”出台的同时，日本政府表明将在五年内把防卫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总额达43.5万亿日元。作为计划的一环，2025年的防卫预算膨胀至史无前例的8.7万亿日元，为“反击能力”所需防区外导弹的研发和生产、卫星探测等项目提供更多经费。对日本而言，调整安全政策、提升防卫力量是为了应对其认知中的安全威胁，进而实现长期战略构想。然而，一味增强防卫力量的结果只能是陷入安全困境的窠臼，最终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和冲突风险。
作者：包霞琴，贲琳岚（作者分别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留学基金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转载自《东北亚学刊》，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