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元时期官僚系统取代士大夫精英政治的历史进程造成了诗歌与诗人的边缘化。“山林”诗人群体由此在宋末兴起，以“诗穷”说非议上层士大夫的诗歌活动。元初科举废止进一步造成了“山林”诗人群体的壮大与“山林”诗学的复杂化。一方面，复古思潮在“山林”诗学中兴起，关于“古”的争议催生了元代诗学的“宗唐得古”论。另一方面，江湖诗人自“山林”中分化而出，成为领袖元中叶诗坛的“台阁”群体。面对“山林”诗学的质疑，台阁诗人从“宗唐”转向“得古”，以《诗经》立论、批判“诗穷”说，完成了复古诗学自“山林”至“台阁”的理论转向。这是“山林”“台阁”这对诗学概念及相应诗人群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是此期复古诗学兴起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山林；台阁；复古诗学；“诗穷”说
元末明初诗论中“山林”与“台阁”是一对重要概念，牵涉易代之际的身份认同、政治立场等多层面问题。但诗学史脉络上，这对概念仍有疑义。诗歌风格、诗学理念、诗人交际等是形成诗人群体的常见因素，“山林”“台阁”的区别则主要在于诗人的政治身份，而不直接关系诗歌本身。政治身份的不同何以成为诗人群体分化、对立的主要因素？这一诗学分析框架中，实内含着诗歌史的新变与诗学思潮的转向。元明之际关于“山林”“台阁”的文学讨论可溯源至宋代。宋元易代的政治变革不仅重塑了诗坛面貌，同时也催生了新的诗学思潮，即复古诗学的兴起。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复古诗学常被置于“台阁”或士大夫诗学的范畴内进行考察，同样显示出此一思潮中内含的政治身份因素。问题在于，复古何以与诗歌一同与特定政治身份形成了联系？进而言之，在“山林”与“台阁”相对的诗学框架中，复古诗学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复古思潮的发展对“山林”“台阁”的诗学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关注宋元易代至元中叶的诗学史，围绕南方诗坛，以“山林”与“台阁”的讨论为线索梳理这一时期诗歌与政治的离合，以及诗人群体内部的分化。在此基础上厘清宋元之际的诗坛变革脉络与元代复古诗学的理论语境，解答以上问题。
一 “诗人”在野：宋末诗坛与“山林”诗论
政治文化范畴的“山林”“庙堂”对举早有渊源，而文学范畴内，多受学者关注的“山林”与“台阁”之说是宋濂等明初文臣的诗学探讨。宋濂以“台阁”为中心立论：“山林之文，其气瑟缩而枯槁；台阁之文，其体绚丽而丰腴。此无他，所处之地不同，而所托之兴有异也。”在美学层面上批判“山林”，赞许“世为簪缨大族”的蒋氏诗歌与“山林”有“仙凡之隔”。同时，宋濂更期待“山林”诗人效法“台阁”之作，“化枯槁而为丰腴”，为“台阁”诗所收编。
值得注意的是“山林”“台阁”这对概念自政治范畴进入文学讨论，并成为诗学话语的过程。一般认为，以“山林”与“台阁”对举的文学讨论可以上溯至宋人吴处厚的论述：
小说载卢携貌陋，尝以文章谒韦宙，韦氏子弟多肆轻侮。宙语之曰：“卢虽人物不扬，然观其文章有首尾，异日必贵。”后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尝以文章谒盛文肃，文肃曰：“子文章有馆阁气，异日必显。”后亦如其言。然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杨大年、宋宣献、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诏，皆婉美淳厚，……而其为人，亦各类其文章。
将吴氏的讨论与宋濂的观念对比，虽然二者对“山林”“台阁”的美学风格描绘接近，但宋濂所论的“山林之文”“台阁之文”实指作者身处相应环境时修养而成的诗文风格，受“所处之地”的影响。吴处厚的观点却意不在此。吴氏先引唐、宋事例，说明其人虽未显，但从文章风格可预见未来仕途显贵。后又引北宋诸名臣，点出其为人与为文的相似性，所谓文章“皆出于心术”。这种观点延续了文章出于性情的传统文章观，将仕途穷达视为作者性情，以及由此种性情派生出的文章风格所造成的结果，而非将仕途地位视作文风的成因，与宋濂的理念并不相同。两相比较，从北宋到明初，文学理念层面上的“山林之文”与“台阁之文”从作者内在性情的外化，转变为外在环境的附属产物，不可一概而论。问题在于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山林”“台阁”文学义涵的变化发生在南宋后期，其讨论也渐进入诗学。宋末江湖诗人吴龙翰在给刘克庄的谒信中写到：
某尝谓台阁之文温润，山林之文枯槁。文，声也，各鸣其所以而已。温润之文，……可以奉神明，飨宗庙。文之枯槁，……不过自鸣其困穷耳。鸣其困穷，岂士之得已哉！然必得一代制作之主为之赏音，则蛙鸣为鼓吹也。昔孟郊之遇韩公，杨蟠之遇欧阳公，盖以是欤！……某不揆，谨献小诗一编，用请命于下执事。
信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其一，虽然吴龙翰以“台阁”与“山林”展开讨论时依然提到“文”，但无论是其江湖诗人的身份与刘克庄江湖诗人领袖的地位，还是文中所引的韩孟、欧杨故事，包括干谒所使用的“小诗一编”，都说明此处的“台阁”“山林”已被置于诗歌的语境中；其二，文中“温润”“枯槁”的说法依然沿袭吴处厚，但“可以奉神明，飨宗庙”与“自鸣其困穷”是在功能层面上讨论“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价值，而不论二者与作者之自然性情的关系，其意义已经有所偏移。
这两点变化在宋末士人胡次焱的讨论中有更进一步体现。在为江湖诗人汪回峰所作《笑玉诗序》中，胡次焱借“山林”与“台阁”立论：
前辈谓文有两种，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鸣玉者台阁之文也，其声温润而和平；扣缶者，山林之文也，其声浏溧而激烈，居使然也。士穷则扣缶，达则鸣玉，夫何笑之有！……回峰所作，大抵困悴而刻苦，政山林之文。
汪氏以“台阁”之“笑玉”自名诗集，以及胡氏认为汪氏诗歌“政山林之文”，其中的“台阁”与“山林”均已脱离吴处厚所论的文章语境，进入诗学讨论。同时，胡氏认为“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区别在于“居使然也”，以“穷则扣缶，达则鸣玉”作比，将诗风视为仕途穷达的结果。这已经偏离了吴处厚讲求性情的本意，开宋濂以“所处之地”立论之先。而且，无论是吴龙翰以“山林”自视，还是胡次焱以“山林”许人，对象显然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而是游走于士大夫门下的江湖谒客。
虽然吴、胡等人诗名不显，但以上两例都出现在宋末下层江湖诗人群体中并非偶然，显示出“山林”“台阁”的讨论与南宋诗歌史发展的密切关联。一般认为，自中兴四大诗人相继去世，宁宗朝以降，南宋诗坛进入了江湖诗人的时代，诗歌与诗人陷入边缘化的境地。其结果是，被排除在政治世界之外的江湖诗人与隐士诗人成为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体，二者共同构成的“山林”诗人群体与“台阁”之间形成区隔。如学者所论，南宋诗歌与诗人的边缘化标志着传统的士大夫诗人群体之外，一个新兴的下层诗人群体的兴起。南宋中后期诗论中的“诗人”这一概念，大体上已经窄化为“山林”诗人，而不包括同样可能作诗的朝中士大夫。“山林”“台阁”也由此进入了诗论，成为诗人界定自身身份的理论话语。
这一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身份的变化对诗学与诗坛生态的影响，体现为“诗穷”说在宋末的兴盛，以及“山林”诗人对上层士大夫作诗的拒斥。“诗穷”是唐宋诗学中重要的理论话语。学者已经注意到“诗穷”说在宋末的特别兴盛：下层诗人将“穷而后工”作为自我开解的理据，而主流士人群体则将诗歌视作“致穷之道”。具体讨论中，宋末“诗穷”说的流行多被视作诗歌与诗人地位边缘化的佐证。此说固然成立，但不应当忽视的是这一流行诗学显露出的诗坛潜流，即主张“诗穷”的“山林”诗人群体对士大夫作诗造成的舆论压力。
理论层面上，随着“山林”诗人群体的壮大，这种压力体现为“诗穷”说的进一步极端化。作为江湖诗人领袖，刘克庄的诗论代表了宋末“山林”诗学的理论面貌。其将“穷而后工”发展为“必穷始工”之说：“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深，必锻炼始精粹。”欧阳修的“穷者而后工”意在强调困苦的外在环境对诗人创作的激励，并不否认非“穷”士大夫的创作，其本人诗名大著也是在入仕之后。反观刘克庄之论，已将“老”与“穷”视作诗歌创作的必要一环，重视江湖苦吟式的“思索”与“锻炼”，未给非“穷”的上层士大夫留下太多余地。
具体到批评实践中，刘克庄同样显露出了对士大夫参与诗歌活动的不信任。其《跋刘澜诗集》将“名节人”“学问人”“文章人”“功名人”与“诗人”相区别。前四者大体上指的正是有声望、官职的主流士大夫。刘克庄将他们划分为“诗人”的异类，不留情面地批评士大夫的诗歌评点“未抓着痒处”，反对布衣“诗人”们“挥汗成雨”、为利禄奔走门下。其“诗必与诗人评之”的主张，显示出对“诗人”群体之自足性的关注，试图以此划清“山林”之“诗人”与上层士大夫的界线。
这一问题上，值得关注的还有宋末诗人戴表元。戴表元为咸淳七年（1271）进士，入元后“名重一时”，以其诗歌影响力成为宋诗向元诗转移的枢纽人物，对易代诗坛的观察尤有洞见。关于宋末“诗人”群体对士大夫作诗的态度，戴表元在《仇仁近诗序》回忆早年客居临安的生活：“景定、咸淳之间，余初客杭，见能诗人不一二数，不必皆杭产也。时余虽学诗，方从事进取，每每为人所厌薄，以为兹技乃天之所以畀于穷退之人，使其吟谣山林，以泄其无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景定（1260—1264）、咸淳（1265—1274）年间的南宋已处在风雨飘摇的亡国前夕，亦可视为断代意义上宋诗发展的终点。可注意的是人们得知其有意举业时的“厌薄”反应。此处的“为人所厌薄”语义稍显模糊，既可以指戴表元因为学诗，遭到从事举业的士人“厌薄”；也可以指戴表元因为有意于举业，为“诗人”群体所“厌薄”。关于这一点，戴表元另文回忆“在杭州”时，“余当治词赋，其法难精。一精词赋，则力不能及他学”。可知杭州期间，戴表元虽然心好诗歌，但依然以词赋举业为重心，那么此时戴表元遭到的“厌薄”，自然是来自于因其专精“词赋”、不及诗歌而心生不满的“诗人”们。上文谈到，南宋诗坛上，诗歌乃“致穷之道”是主流士人群体对下层“山林”诗人常见的批评。但时值宋末，在戴表元的遭遇中，批评的对象发生了掉转，“诗人”认为诗歌专属于“穷退之人”，反过来责难戴表元学诗却未绝意于仕进，质疑“涉世者”成为“诗人”的可能性。这不能说明宋末的“山林”诗人获得了某种优势的社会地位，但显示出其时排斥士大夫作诗的特殊诗坛氛围。
此种诗坛氛围在戴表元为方回作的《方使君诗序》中有进一步描绘。一方面，戴氏回忆宋末诗坛“无有肯以诗为事者。惟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羁客，乃仅或能攻”，可见“山林”诗人已主导宋末诗坛。另一方面，他特别赞许方回身在仕途却依然取得诗歌成就：“外兼山林江湖清切之能，内收馆阁优游之望，于是一时好雌黄掎摭者，无所施其轻重。”方回为景定三年（1262）进士，在宋末出任地方知府，已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士大夫。南宋士人交际活动中，议论、品评（所谓“雌黄掎摭”）士大夫一度是下层游士，或者说“山林”诗人的文化特权。对比戴表元本人初事举业时受到的非议，此处特別谈到方回的诗歌成就使得下层士人“无所施其轻重”，正透露出士大夫作诗可能面对的舆论压力。
要之，诗歌和诗人的边缘化是南宋中后期诗坛的重要特征，以“山林之退士”和“江湖之羁客”为主体的下层士人成为诗坛主流，他们将诗歌视作自己专有之物，在诗学理论与诗歌活动两个层面上排斥上层士大夫。这种情况在以士大夫为主导的诗歌史上是少见的。同时从以上讨论不难发现，在宋末诗坛上“山林”与诗歌、“诗人”相绾结，而所谓的“台阁”实际上仅指向政治权位，不指向特定的诗人群体或诗学主张。质言之，围绕“山林”的诗人、诗歌，以及以“诗穷”为核心的“山林”诗学在宋末已然齐备。但对比元明之际的“山林”“台阁”之争，“台阁”诗人、诗歌，以及相应的“台阁”诗学在宋末仍均付诸阙如。这是元代诗学发展的逻辑起点，亦孕育了诗学的变革。
二 分化与复古：元初“山林”诗学的新变
与宋末“山林”诗人所主导的诗坛不相称的是，皇庆（1312—1313）、延祐（1314—1320）以后的元中叶诗坛可谓“台阁”时代。从宋末到元中叶，这一自“山林”到“台阁”的诗坛格局转变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造成了诗学中“山林”与“台阁”关系问题上的疑点。同样重要的是，“宗唐得古”的诗学理念于元初兴起，其北传大都则被视作元中叶“台阁”复古诗学兴盛的重要契机。但元初南方诗坛上承宋末“山林”传统，不理清“宗唐得古”之说与“山林”诗学的关系，则无法解释复古思潮在“山林”与“台阁”间生长的动力与过程。本节关注宋元易代给南方“山林”诗坛造成的冲击，以此为背景考察元初诗学的新变与复古诗论的兴起。
宋元易代给诗坛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布衣诗人群体进一步壮大。作为唐宋以来士人群体最重要的入仕途径，科举制度在元初被废止。传统仕进渠道的中断使得大批士人委身“山林”，而诗坛亦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活力。时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指出“铨改举废，诗事渐出”，“科举废”而士人“始放意为诗，不复如前时却行顾忌”。布衣诗人群体的壮大使得宋末“山林”诗论非但没有消歇，反而进一步演变，体现在诗人身份分化对“山林”诗论的影响。
上一节谈到，南宋诗坛上的“山林”诗人群体主要由隐士诗人（“山林之退士”）与江湖诗人（“江湖之羁客”）共同构成。二者之所以能同论，一是因为其区别主要在于是否积极干谒；而由于生计等原因，下层士人常在干谒权要与隐居乡野的状态之间摇摆，使得两个诗人群体之间界线较为模糊。二是相较于通过科举获得仕途顺利的士大夫，隐士诗人与江湖诗人多为仕途淹蹇的下层知识分子，作为边缘群体，二者的社会地位是接近的。这一情况在元代发生了改变。元初科举废止期间，南方士人群体的正常入仕途径中断，举荐为官成为他们走上仕途的重要方式。至元二十四年（1287），“南人”名臣程钜夫“奉诏求贤于江南”，为元廷招徕了包括赵孟頫、吴澄在内的二十余名江南士人，给处于停科困境的南方士人带来了希望。这种情况下，拜谒、结交权要成为南方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元代的游士之风由此大盛。
这种风气给南方诗坛带来了冲击。为结交权要“役役而不休”看似与南宋江湖诗人的活动无异，实则不同。南宋诗人的干谒主要是为了求得物质支持与声望名誉，如果不放弃诗歌、钻研举业，诗人难有机会入仕为官。但随着举荐成为元代“南人”入仕的重要途径，结交权要就不仅涉及到物质与名誉，更直接关系到是否有意、有望出仕。再考虑到易代之际出处问题的敏感，选择避世隐居的“山林之退士”与热心求仕的“江湖之羁客”间身份、立场的界线由此分明。
这一诗坛风气直接影响了元初“山林”诗论，入元士人赵文所做的讨论尤值得关注。在宋元之际的江西诗坛上，赵文是承上启下的中坚人物，同时也是元初南方重要的诗人与诗论家。就元初“山林”诗学问题而言，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诗歌建树，还体现在他的身份。赵文于宋末入太学，为文天祥门生，曾跟随其参与抗元活动。南宋沦亡后，“科废，益衍其力于经史百家之言，为文盈编，授徒恒满席”，潜心诗歌与经史之学，授徒为业。作为太学生与文天祥门人的赵文在宋末并不属于“山林”诗人之列，若非战乱与易代，他的仕途是畅通的。换言之，赵文属于元初的新晋“诗人”之一，其诗论可代表宋元易代影响下，元初“山林”诗学的新动向。
赵文对“山林草野之人”与“江湖者”作了特别区分，认为前者尤善于诗的原因，在于“其形全，其神不伤”，因而能够触目成兴、发言为诗，达到“诗之至”的境界。与之相比，“江湖者”耽溺于“富贵利达之求”，导致“其形不全，而神伤矣”，在“雕锼以为工”的体格约束下反而失去了“诗之天”。对比宋末，赵文所论“山林”诗人主要指隐士诗人，江湖诗人已成为其批判的对象。
在此基础上，赵文进一步发展“诗穷”之说，认为对比“跨大马，称达官”的上层士大夫，“能诗之士”虽“羁穷之极”，但“旷数十年而不一遇”，为上天所偏爱。因而诗歌“清才”实乃“天之所以私穷人”的禀赋，所谓“宰物轻与人以富贵，重与人以清才”。此说强调“山林”“穷”诗人内在天赋与诗歌的契合，而不仅仅停留在“思索”“锻炼”等外在技巧层面。从中可见“诗穷”说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政治身份正愈发成为引发诗学理念对立的关键因素。
身份的分化显示出元初诗坛上诗人群体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提醒我们注意元初“山林”诗学理念的不同面向及其间的张力。包括“诗穷”说在内，宋元之际的“山林”诗学及诗人常被与宋末晚唐体划上等号。学者在讨论元代复古诗学的兴起时，也多将元初的“山林”诗人及其诗论视作复古诗学的反面。但事实上，随着宋末不同身份的士人群体委身“山林”、加入诗坛，元初诗学实处于众声喧哗的状态。如赵文的观察：“近世士无四六时文之可为，而为诗者益众，高者言《三百篇》，次者言《骚》、言《选》、言杜，出入韦、柳诸家，下者晩唐、江西。”不仅显示出元初诗坛诗学取向的歧异，“高者言《三百篇》”与“下者晚唐、江西”一方面透露出以“山林”自居的赵文批判宋末诗风的立场，另一方面更说明崇尚《诗经》的复古理念已经兴起于元初“山林”诗人当中。
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反思元初复古诗学与“山林”诗人、诗学的关系，值得关注的是戴表元的讨论。与赵文相似，戴表元在宋末已踏上仕途，易代之后委身“山林”，隐居江浙一带，授徒卖文为生。戴表元提供了立足于江浙诗坛的观察，谈到元初杭州一带诗坛论“古”的风气：
异时，搢绅先生无所事诗，见有攒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铨改举废，诗事渐出。而昔之所靳者，骤而精焉则不能，因亦浸为之。为之异于唐，则又曰：“是终唐声不足为吾诗也。吾诗惧不达于古，不惧不达于唐。”其为唐诗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于是性情理义之具，哗为讼媒，……诗自盛古至于唐，不知几变，每变愈下。而唐人者，变之稍差者也。今人……去唐远甚，然谈及之，则不以为古。诚古不止此，抑充其类焉，姑无深诛唐乎。
“搢绅先生”指宋末一般的理学士人。他们的仕途被易代、废科中断，转而开始诗歌写作。序文中有两点可注意，其一，无论是新近作诗的“搢绅先生”，还是入元的宋末诗人，即便立场对立，复“古”也已经成为双方的共识。这种情况下，阐释“古”的话语权争夺成为双方诗论矛盾的焦点，以至“哗为讼媒”。元初布衣诗人对“古”的热议可以说明在元中期的台阁诗人领袖诗坛之前，复古诗学应已流行于“山林”诗人群体当中，而非由上层士人首倡。其二是作为文坛领袖的戴表元的折衷立场。戴氏承认唐代去古已远，“诚古不止此”；但今人诗歌远不及唐诗，即便以学古为最高理想，也不宜“深诛”唐人，对诗人学“唐声”表现出了回护态度。
戴表元这一调和“唐声”与“达古”的诗学立场在其《洪潜甫诗序》中有更具体的论说。文中戴氏对宋诗史作了精要的梳理，将梅尧臣之“冲淡”、黄庭坚之“雄厚”、“四灵”之“清圆”视作宋诗之三变，认为三者均可以作为学诗者重返唐诗境界的阶梯。当世诗坛之弊则根源于诗人们自满宋调，“不暇为唐”。序末戴氏同样提出复“古”的理想，但同时认为学唐诗是复“古”的前提，所谓“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并以“升阶而趋唐，入室而语古”勉励晚辈诗人。总体而言，戴氏虽以“宗唐得古”立论，但对“入室而语古”只是一笔带过，主旨仍在于由宋调复“唐声”。换言之，在戴表元“宗唐得古”的折衷论调中，“得古”更多是虚悬的理想境界，其重心在于“宗唐”。
这两篇序文在元代诗学史上的重要性是，学界一般据此将戴表元视作元代“宗唐得古”之复古诗学的首倡者，其理念北传大都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元中叶“台阁”复古诗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判断中关于南方复古诗学北传的路径是合理的，其疑点在于戴表元本人的立场。入元后的戴表元实际上以“山林”诗人自居，主“诗穷”说，对上层士大夫诗歌持批判态度。戴氏有“作诗惟宜老与穷”之说，认为“彼老也穷也，事之尝其心者多矣，故其诗工”，并以“好老与穷者”自许。这呼应了刘克庄“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戴表元更将世俗富贵视作损害诗歌创作的因素，认为诗歌创作容不得“昏惫眩惑”之气，而此气的源头正是世俗的“富贵豪华”。将此说与赵文批判“富贵利达”导致诗人“形不全，而神伤”相比照，可谓同声共气。这意味着戴表元提出“宗唐得古”诗论并不服务于士大夫诗歌，恰恰相反，在其诗论体系中的“诗穷”论调是对上层士人诗歌的质疑与挑战。
以上讨论旨在厘清元初复古诗学兴起的诗坛背景与理论语境。“山林之退士”与“江湖之羁客”的分道扬镳构成了元初诗人群体的一次分化。此背景下，流行于宋末的“诗穷”说影响力依旧，对宋末诗歌的反思亦成为元初诗学的主题。这说明易代时期“山林”诗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在于社会边缘地位与“诗人”身份，而未必在于特定的诗歌风格或理念。另一方面，复古诗学实兴起于元初“山林”，内含反士大夫诗歌的倾向。其内部则存在不同、甚至矛盾的主张，而不能视作一个步调一致、目标明确的诗歌运动。但时至元中叶，复古诗学又确然成为“台阁”诗学的根基，那么问题就在于自“山林”到“台阁”，这一复古诗学的转向是如何完成的。
三 《诗经》与“得古”：复古诗学的“台阁”转向
元中叶的“台阁”复古诗学常被视作明代诗歌复古的源头。结合上一节关于元初“山林”复古诗学的讨论，可知此说不尽准确。比照宋元之际的“山林”诗坛及方兴其间的复古诗论，无论是“台阁”这一诗人群体兴起的原因，还是“台阁”形成复古之论的脉络，都有待进一步讨论。
“山林”与“台阁”这两个诗人群体的出现均根源于唐宋以来诗歌与政治关系的变化。诗歌与政治关系最直接的体现之一，是诗歌在取士制度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于隋唐注重诗赋取士，有宋一代，科举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削弱诗歌考核的重要性。从庆历新政先策论、后诗赋的决议，到王安石变法的罢诗赋而重经义，诗赋考核在取士制度中的位置日渐降低，促成了南宋诗歌、诗人地位的边缘化。如学者所论：“相信能够创作清新优美的诗文的文人，是处理兵刑钱谷实际政务的政府文官的最佳人选，这种选官思想与选官制度，是相当奇特的。”传统政治文化所重视的士大夫诗文写作，与北宋以降官僚系统对官员行政能力日渐提高的要求并不匹配，这是诗歌与政治关系趋于疏离的根本原因。
由宋入元，士人文化修养与政府所需求的行政能力的不匹配问题进一步凸显，造成了诗歌与政治关系的再次转变。具体来说，随着“由吏入仕”成为替代科举的取士制度，文化素质不高，但有兵刑钱谷之“吏能”的胥吏群体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工作是以文化立身的传统南方士人所不擅长的。如元人所论：“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在取缔科举，由胥吏担任主要行政官员的情况下，通过大臣举荐，直接招引南方布衣士人进入翰林院实际上成为世祖拉拢、网罗汉族人才，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手段，元廷对这类士人往往储而不用。换言之，在宋元之际为边缘士人所占有的诗歌，在元代同时成为朝中被边缘化在政治权力之外的少数汉族馆阁文臣的重要文化活动。
元代“台阁”诗人群体及其诗学的形成需要在以上背景中进行考察。典型的例子是，元中叶台阁诗歌时代的代表人物，有“四大家”之称的四位台阁诗人在通过官员举荐入仕、进入翰林院之前，均为游历江湖的布衣之士。受元初名臣董士选举荐前的范梈“家贫，早孤”，“假阴阳之技，以给旅食，耽诗工文”，旅居京师时“有声诸公间”，后获荐入翰林。杨载则“少孤”“年四十，不仕”，以诗文闻名于京师文坛，因朝臣举荐而“以布衣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同样“幼贫”而“早有文名”，“出游湘、汉”时获程钜夫赏识举荐，得以入朝。唯一稍显例外的是虞集，家学渊深，但也是在举家躲避战乱、迁居江西时受到董士选欣赏，方获举荐入仕。由此，元诗“四大家”在出仕前，大体上均可以视作社会地位不高、为生计奔忙的“江湖之羁客”。其入翰林都有赖于干谒权要、受到荐用，而不经由传统的科举考核与仕途磨勘。在此意义上，元中叶诗坛上台阁诗人的兴起，实为元初江湖诗人自“山林”分化而出的结果，而地位看似悬殊的“山林”与“台阁”群体亦实有相似的社会边缘出身。
诗学方面，元中叶台阁诗人与“山林”的这层关系构成了元初“宗唐得古”复古理念北传大都的渠道，其纽带为戴表元的弟子袁桷。袁桷出生于浙东，为戴表元同乡，大德（1297—1307）初年受荐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至治（1321—1323）、泰定（1324—1328）年间，他和马祖常、王士熙等活跃的馆阁文臣一起，形成了元朝第一批有影响力的台阁诗人群体，拉开了台阁诗歌时代的序幕。一般认为，袁桷的诗论蹈循师说，正是通过袁桷入翰林，戴表元倡起的“宗唐得古”之复古理念得以传入“台阁”，成为元中叶“台阁”诗学的根基。但如上节所论，其师戴表元论诗主“诗穷”，以“山林”立场批判上层士大夫诗歌。作为台阁诗人的代表人物与戴氏的门生，袁桷不会不了解这一点。然则其携“宗唐得古”之说北传“台阁”便不会是顺理成章的流播，而是一次理论的改造与转向。
袁桷论诗其实已经对“山林”诗歌提出批评，显示出针锋相对的“台阁”立场。袁桷在入仕翰林后作《书杜东洲诗集后》，可与前引赵文之论对看。赵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山林”诗人的优越性，一是“其形全，其神不伤”，诗境超然；二是不拘泥于诗歌的声韵体格，保有“诗之天”。袁桷之论立足于这两点发难：
昔之善赋咏者，必穷涉历之远。至于空岩隐士，其所讽拟，不过空林古涧，语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广耳目之奇，写胸臆之伟哉！杜君臣杰，……诚足以夺山林之固陋。至于锻炼之工，搜抉之巧，发于心声自然，合笙镛之间歌，错锦绮之奇文，夫岂率意而为之者？信以知远游之有益于斯文也。
诗歌内容、意境层面上，在元代混一海内、游历之风正兴的背景下，袁桷指出诗人游历之作“足以广耳目之奇，写胸臆之伟”。相形之下，“山林”诗作内容显得“固陋”而“语近意短”。形式技巧层面上，袁桷不认为声律、体格是对诗人的束缚，只要“发于心声自然”，即便是经过“锻炼”“搜抉”，诗歌同样能够达到“合笙镛之间歌，错锦绮之奇文”的高境。这两点相结合，袁桷反对的是“山林”诗人有特殊的优越性，并以穷居“山林”束缚了诗人的眼界与笔力来批判“山林”诗歌。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序文中袁桷对江湖诗人的态度。杜氏游历四方，前来拜谒袁桷，显然属于“江湖羁客”之列。袁桷以贬抑“山林”的方式揄扬江湖诗人，显示出此期出身布衣的台阁诗人与江湖诗人身份上的亲近，以及与“山林”的紧张关系。
要在“山林”诗人主导的诗坛确立“台阁”诗歌的价值地位，还需在理论层面上寻找新的诗歌典范。袁桷亲炙戴表元诗学，但“台阁”的立场使得其无法无保留地接受戴表元的“宗唐得古”论。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袁桷与其师产生了直接分歧。如上一节所论，戴表元提出“宗唐得古”是为了调和元初“古”之争议中“唐声”与“得古”两派的矛盾，其个人立场实际上偏向于“宗唐”。作为弟子，袁桷将“宗唐得古”论引至“台阁”的策略是避开“宗唐”、转向“得古”，以此与“山林”划清界线。
袁桷诗学的“得古”转向体现在他围绕《诗经》所作的诗学讨论。诗歌之“古”无逾《诗经》，其价值亦为不同立场的“山林”诗人所公认。此背景下，袁桷通过批判一般诗人对《诗经》的阐释，显示出其《诗经》之学与“山林”《诗经》学的区别。如在诗歌的音节、体格问题上，袁桷对推崇“直致”诗风的诗人表示不满：“言诗者以《三百篇》为宗主，论固善矣。然而鄙浅直致，几如俗语之有韵者，或病之，则曰：‘是性情之真，奚以工为？’千士一律，迄莫敢议其非是。”袁桷所批评的“性情之真，奚以工为”的言论，正对应元初“山林”诗人反对雕锼求工的理念，可见其矛头所向。
袁桷进一步建立“台阁”诗歌的主体地位，确认其典范价值的方式是区分《诗经》之“风”与“雅”。袁桷对元初诗坛阐释《诗经》的方式有所非议，批判“风、雅异义，今言诗者一之”。进而谈到“唐声”的缺憾：“风、雅、颂，体有三焉。释雅、颂，复有异焉。夫子之别，明矣！黄初而降，能知风之为风，若雅、颂，则杂然不知其要领。至于盛唐，犹守其遗法而不变，而雅、颂之作，得之者十无二三焉。”不仅申明了“风”与“雅、颂”之别，更将唐诗与《诗经》对比，遗憾唐诗已经失去了《诗经》之“雅、颂”，显出其由“宗唐”转向复《诗经》之“古”的立场。
批判民间诗人的《诗经》论、区分“风”“雅”的目的，是将“台阁”诗歌树立为今世“雅”诗，以此为诗坛典范。其《书程君贞诗后》谈到了“风”“雅”与时代的关系：
音与政通，因之以复古，则必于盛明平治之时。唐之元和，宋之庆历，斯近矣。感昔时流离兵尘之冲，言不能以宣其愁，而责之以合乎古，亦难矣！夫诗之言风，悲愤怨刺之所由始，去古未远，则其道犹在。越千百年，日趋于近，是不知《国风》之作，出于不得已之言也。程君贞其为诗，淡而和，简而正，不激以为高，舂容怡愉，将以鸣太平之盛。其不遇之意发乎心，而未始以为怨也。雅也者，朝廷宗庙之所宜用。
袁桷以唐之元和、宋之庆历为例，将“复古”限定于“盛明平治之时”，以淡化复古诗学与元初诗坛的联系。民间“风”诗虽然在“流离兵尘”的乱世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其实已经“去古”，价值在“雅”之下。故此，易代之际的元初诗人作“悲愤怨刺”之“风”诗尚可谅解，但在“盛明平治”的当下，需要的是“缜而有度，曲而不倨”的“公卿大夫”之“雅”言。因而他格外肯定程氏“舂容怡愉”的“雅”诗境界，勉励其继续离“风”向“雅”，靠拢“朝廷宗庙”之大雅诗风。这一建基于《诗经》的复古诗论随后成为元中叶“台阁”诗学的根基。如“四大家”中声望最高的诗人虞集引袁桷之论：“善夫袁伯长甫（按：即袁桷）之言曰：‘《雅》《颂》者，朝廷之间，公卿大夫之言也。’”延续其《诗经》理念，推举“台阁”诗歌为“公卿大夫”的盛世“雅”音。
此说对明初诗学有直接影响。学者讨论元明之际的“山林”“台阁”之论时，宋濂的《汪右丞诗集序》是常被征引的材料。其中同样借助《诗经》来分别“山林”“台阁”的价值：“诗之体有三，曰风、曰雅、曰颂而已。风则里巷歌谣之辞，多出于氓隶女妇之手，仿佛有类乎山林。雅、颂之制，则施之于朝会，施之于燕飨，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为，其亦近于台阁矣乎！”结合以上讨论，可知《诗经》学的介入是元中叶以来在袁桷等台阁诗人推动下，“山林”“台阁”之说与复古思潮相结合所造成的新变，为宋濂之说的渊源所在。
以上梳理了元初“山林”复古诗论进入“台阁”，并由“宗唐”转向“得古”，成为元中叶“台阁”诗学之基础的过程。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台阁诗歌时代下，元中叶“山林”诗坛的动向。仁宗执政是元中叶政治史的转折点，至大四年（1311），随着开科举、兴儒治等新政接连实施，南方士人对元廷政治认同度提高，大都诗坛的复古理念开始辐射全国。后期台阁文臣苏天爵（1294—1352）谈到元中叶台阁诗歌的影响力：“延祐以来，则有蜀郡虞公（按：指虞集）、浚仪马公（按：指马祖常）以雅正之音鸣于时。士皆转相效慕。”显示出台阁“雅”诗席卷诗坛的盛况。至于袁桷所希望革除的“山林”“悲愤怨刺”之音，则“亦渐休息”。
关于这一诗坛新格局对“山林”“台阁”关系的直接影响，应注意的是台阁文臣黄溍（1277—1357）的讨论。与戴表元、袁桷相同，黄溍亦出生于浙东，为延祐复科后的首考进士。诗名虽然不及稍早的“四大家”，但他历仕五朝，在元后期成为“天下师仰”的“文章宗主”。明初文臣宋濂、王袆均出于其门下，是元后期文坛承前启后的士人领袖。恢复科举前，黄溍早年师事遗民诗人方凤，游学杭州期间与牟巘、方回、仇远等入元诗人交好。此后在入仕无门的情况下，黄溍曾短暂担任底层吏职，后弃职归隐，直到中举入仕。换言之，黄溍是元中叶新政的最早受益者，若非延祐复科，他大概率会成为隐居乡野的“山林”诗人。在此意义上，黄溍兼具“山林”与“台阁”的身份特质，其诗学立场尤能显示出新的诗坛环境下“山林”与“台阁”的诗学关系，及复古诗论在其间的位置。
不同于以赵文、袁桷为代表的更早一代诗人论“山林”“台阁”时的紧张关系，黄溍在“山林”与“台阁”之间显示出了持中立场。其赠与后学的《云蓬集序》谈到：“予闻昔人论文，有朝廷台阁、山林草野之分，所处不同，则所施亦异。夫二者，岂有优劣哉？”反对以“山林”“台阁”的身份区分来判定诗歌之优劣，更对布衣士人盲目效法“台阁”诗歌，“有其文而无其实”的诗坛风气提出了批评。
持论公允之外，黄溍更重要的贡献是在理论层面上消解了作为“山林”诗学根基的“诗穷”之论。针对“山林”诗人以“穷”自高的情况，黄溍指出虽然“山林肥遯之士”无意于世俗“声色狗马”，但其趣味寄托于“烟云荒忽、风月寂寥之间”，以此自我标榜。这实际上和世俗之人相同，都没能实现“无待于外”的“君子之乐”。既然如此，“穷”之与否也就不能成为评价诗人秉性与诗歌价值的标准。
在此基础上，黄溍转而以《诗经》立论，取代“诗穷”说。其《蕙山愁吟后序》谈到：
古之为诗者，未始以辞之工拙验夫人之穷达。以穷达言诗，自昌黎韩子、庐陵欧阳子始。……《匪风》《下泉》，诚穷矣。《凫鹥》《既醉》，未或有不工者。窃意昌黎、庐陵特指夫秦汉以来幽人狷士悲呼愤慨之辞以为言，而未暇深论乎古之为诗也。临川艾君，……其亦所谓穷而工者耶？感城郭之非是，叹江涛之渺然，悃款恻怛，一出畎亩之衷，虽流离颠越而不悔。是耿耿者固非诗之所能穷达，而其诗亦不俟穷而后工也。夫岂非适于先民性情之正者乎？
韩欧的“诗穷”说或适用于秦汉以降的诗歌传统，但如果回归《诗经》之“古”，则属于《大雅》的《凫鹥》与《既醉》并非“穷苦之言”，却同样工妙。由此，黄溍建构起韩欧所代表的唐宋诗学与《诗经》为代表的“古”之诗学的对立。以经典论，《诗经》的“古”之诗学本应成为新的诗歌典范。因而即便艾氏属于标准意义上的“山林穷退之士”，黄溍也拒绝“诗穷”说，而是立足《诗经》传统，通过肯定其符合“先民性情之正”来赞许其诗歌成就。黄溍以《诗经》论复古显然继承了袁桷、虞集的“台阁”复古诗学传统。同时，虽然文章意在解构“山林”诗学的“诗穷”之说，但黄溍也依然认可“山林”诗人“悃款恻怛”之作的价值，并未因其不符合台阁诗歌的“雅正”审美而加以贬抑。进言之，在黄溍的诗论中，“古”成为“山林”“台阁”共同的价值标准，而非互相驳难的理论工具。此为元中叶以降，诗学讨论中“山林”“台阁”关系趋于协调的理论基础，也是复古成为诗坛上下之共识的标志。
结 论
宋元之际诗歌边缘化的背景，是唐宋变革以来官僚系统取代士大夫精英政治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中，士人的诗歌才能与行政能力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日益凸显，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也经历着重塑。之所以有必要以“山林”“台阁”的诗学框架来考察元代复古诗学，也正是因为二者同为此重塑进程的诗学表现。这一方面能帮助我们重新打开复古问题，理清政治身份因素在元代复古诗学兴起、转向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显示出进一步反思传统“宗唐得古”之说、检视复古诗学不同面向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复古思潮也促成了“台阁”诗学的成立，诗学范畴内“山林”“台阁”的对举至此方得完整，元明之际的相关讨论亦建基于此。在此意义上，“山林”“台阁”之说与复古诗学互相发明才能照见宋元易代以来诗学发展的主轴。
诗学范畴内，“山林”“台阁”这对概念有三个层面上的义涵，即诗歌风格、社会政治身份以及诗学立场。南宋以降，士人的社会政治身份认同成为决定其诗歌风格与诗学立场的关键因素，“山林”与“台阁”这对渊源于政治与文章学的概念由此获得了诗学理论价值。易代之际，元初废科举、重吏治的政治变革冲击了宋末为“山林”诗人所主导的诗坛。大批士人委身“山林”，造成了诗歌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这不仅使得“诗人”群体的构成进一步复杂化，亦促成了复古诗学在“山林”的兴起。
“宗唐得古”多被视作元代“台阁”诗学的主旨，需要看到的是，正如元代中前期的南方台阁诗人多出身江湖布衣，“台阁”复古诗学也在相当程度上脱胎自元初民间“山林”诗论。从至治、泰定年间的初期台阁诗人到延祐以后的台阁诗歌鼎盛时代，复古诗学不仅沿着诗人群体分化的路径自“山林”北传至“台阁”，更借《诗经》完成了从“宗唐”到“得古”的转向，成为“台阁”诗学的理论根基。这是南宋以降“山林”与“台阁”这对概念进入诗学的历史过程，其间诗人群体的分化、重组与理论话语的对垒、调和，也构成了复古诗学兴起的核心线索，造就了此后诗歌与政治关系的新形态。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