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全球化具有自组织性、创造性、自我学习、自秩序性、自动生发性、空间多维性、共时性、复杂性、抽象性等特征，其重塑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态世界，也引发数字鸿沟等风险。人工智能正以自主逻辑开拓前所未有的新世界、催生人类社会新分化、开创人类知识新纪元、塑造新型社会关系，这要求我们加快探索智能时代人类社会观念变革的具体路径。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技术颠覆性重构的历史应然性，主动参与到人工智能的变革进程中，明确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和道德边界，构建人机协同的主体间性关系，确立人类中心的技术发展观，基于未来导向不断动态调适认知。
“全球化”一词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争议。美国学者罗德里克等人把20世纪80年代至2019年的全球化历程，命名为“超级全球化”；郑永年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全球化命名为“有限全球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自2010年代以来逐渐显现的数字全球化，已经替代“超级全球化”，并在新冠疫情期间有效克服“有限全球化”的弊病，推动全球化再次朝向新的方向发展演进。笔者认为，数字全球化是全球化从“超级全球化”演进到“有限全球化”之后，再次推进到全新阶段的体现。
数字全球化的本质及其风险
数字全球化内涵及其本质特性。江小涓认为，传统全球化动能衰减，数字全球化强势推进，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从设计、研发到制造的全链条全球化，以更高水平外循环助力新发展格局。加入数字全球化既是必然，也充满机遇。我们要以最大努力参与数字全球化，在全链条中获取全球分工优势，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同时，要以最大努力自主创新，提高技术供给能力。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发布报告指出，数字化是全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内生变量。数字化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政府能够革新政策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发展与新要求，那么数字化将带来难得的全球机遇，释放巨大的增长红利，创造更多的福祉。根据中国信通院统计，2021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38.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占GDP比重为45.0%，增速和GDP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12.6个和1.3个百分点。在全球健康危机、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和大国战略竞争的新高地。
数字经济和全球化深度融合，数字全球化作为一种新兴范式已呈迅猛之势。笔者认为，数字全球化具有以下本质特性：一是自组织性。数字技术凭借人工智能的中介作用，自主揭示人和机器、人和社会网络的共生意义，并形成发现知识新意义、赋予知识新意义、制造知识新意义的路径依赖。二是创造性。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促进人与机器的深度学习与人机互动，持续拓展人类认知的新领域。三是自学习性。人工智能彰显强大的自我学习能力，正如基辛格所言：“机器学习有三种形式值得关注，即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 “在强化学习中，人工智能不是被动地识别数据之间的关系，它是受控环境中的‘智能体’，会观察并记录环境对其行为的反应。人类无法胜任这一角色：在数字处理机上运行的人工智能可以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对自己进行数百次、数千次乃至数十亿次的训练，这使得直接的人类反馈完全不切实际。”四是自秩序性。人工智能推动事物与知识的真实存在和虚拟存在样态发生根本性变革，事物与知识存在形式在层次、结构、组织上自成有序，并实现数理逻辑与人文逻辑的和谐互动、自成理路。五是自动生发性。人工智能使知识的自我复合、生成和发展在数字空间中呈现真实的“虚拟性”，其生成过程具备不可强制干预的自主性，尤以区块链技术为典型。六是空间多维性。数字世界融合真实性、虚拟性以及二者相间性为一体的多维空间向度，形成“不在场的在场”与“在场的不在场”并存的场景，具体空间和地方性空间趋于消解，抽象空间与空间的抽象性问题凸显。七是时间通透性。数字全球化的时间运行在通透、无间隔、无时差的全天候时间中，不同时区的人们可以共同存在于共同时间里，共享胡塞尔所说的“共主观性”时间，即共有一个“同一的”对象，共有一个“同一的”自然，共有一个“同一的”世界，等等。八是复杂性，多维认识主体（人类、人工智能以及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混合体）由不同的视域构成，因而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九是抽象性。数字世界的运作依托于数字抽象的时间和空间，认识主体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在此过程中被显著抽离。
数字全球化呈现的新样态。对于人类而言，数字全球化可重塑人们既往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其所依赖的生态世界。生存方式变革主要体现为时空边界的消解与医疗资源的全球化再配置。处在数字全球化的个体生存可以超越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游弋在共同的世界中，视频观察和网络诊断成为在线诊疗的常态流程。大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向偏僻乡村地区的人员辐射，甚至全球优质医疗资源可以跨越不同时区进行共享、共观、共诊，实现医疗资源的跨时跨区优质配置和全球化医疗合作。生活方式变革主要体现为日常实践的数字化与数据化。传统媒介（纸币、纸质书刊等）逐渐式微，衣食住行全面嵌入算法逻辑。基辛格等人提出：“在日常生活中，人工智能将与我们朝夕相伴，帮助我们决定吃穿用度，决定认知信念，甚至决定何去何从。”李彦宏在《智能革命》一书中指出：“数据已深深‘浸入’我们的生活。计算机、智能手机、各种智能家居用品，贴身收集着我们的一言一行，通过计算机建模越来越了解我们，使得看新闻、运动健身、吃饭、听歌、出行等这些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都成为一次次隆重的数据盛典。”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体现为生产要素和供应链的多元化与全球化，流水线无人化、自组织化日渐成为常态。地方性产品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全球性产品，通过数字网络得以全球同步生产与销售，借助无比庞大的数字运算规模（每秒上亿次运算），数字全球化为人类理想的按需供应提供可能性。
数字全球化催生的生产方式变革，在全球“灯塔工厂”的崛起中得到鲜明印证。“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咨询公司于201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旨在遴选并推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佳实践。其评估框架聚焦以下几个方面：企业是否采用自动化、工业物联网（IIoT）、大数据、5G等关键数字技术；数字化体系是否覆盖企业内部全流程、产业链上下游及产品全生命周期；企业是否发挥数据要素对价值创造与增长动能的放大效应。自首批9家工厂于2018年9月7日入选以来，全球灯塔网络持续扩容。截至2024年10月8日，累计已有173座工厂获得认证，其中中国有73座，全球占比达42%。作为数字全球化最新生产力的集中体现，“灯塔工厂”通过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系统性重塑，推动企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使数据与算力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企业的效能和增长态势明显，并释放出强大的生产力，成为数字全球化时代企业发展的典范。
生态世界的变迁主要体现在全球气候成为世界关注焦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卫星遥感技术实现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全天候全方位监控，使“碳中和”“碳达峰”等从理念层面转化为可计算、可追踪、可验证的操作性目标。“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提升、技术改进、手段优化等方面的叠加、聚合、倍增效应，能够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重要引擎，有助于达到高效、可持续的生态环境治理效果。”在污染源识别与控制方面，数字化技术也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遥感技术、无人机巡查等先进手段，可快速识别和定位污染源；依托大数据分析和预判，可针对污染源的排放情况进行精准实时预警，为精准治污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综上，数字全球化通过高新技术的深度融合和贯通，重新构建层次繁多、复杂多维的结构化世界，实现万物互联互通互惠，信息、结构与通讯的光速流动，推动经济文化深度融合贯通，塑造共融共享的新业态，重塑人类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所依赖的生态世界，为迈向协同共治的“大同”秩序提供技术路径与制度可能。
伴随数字全球化的风险与挑战。数字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人类社会，催生数字空间的新型生产与存在形态。数字空间既延伸人类对物理空间的感知，拓展人类生存疆域，也为人类知识的生产和储存方式带来革命性变革。但数字全球化也引发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集中体现为数字鸿沟的深化与数字霸权的扩张。一些国家在人口数字素养、数字基础设施使用成本、数字财政预算以及数字技术等方面的劣势制约了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致使不同国家间数字鸿沟日益拉大。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所言：“持续存在的数字鸿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即便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世界上还有约36亿人——将近世界人口的一半，依然无法接入互联网，他们主要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全球数字鸿沟是一种新的全球性不平等现象，弥合这一鸿沟是当务之急。”
数字鸿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理容量失衡。数字空间容纳度几近无限，而监管主体的能力始终有限。当前，13个根服务器高度集中于美国、英国、日本、瑞士四国（美国独占10个），既暴露全球域名解析体系的单极化风险，也加剧人们对全球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担忧。因此，必须高效监督和管理使用庞大全球数据库，实现数据的良性互动。二是数字空间统治现象。数字空间中，数字权力和数字统治现象依然存在，中心国家依然占据数字空间统治地位，并持续主导数字空间的话语权，数字依附关系问题依旧严峻，数字鸿沟与数字链接背后依然存在殖民与被殖民的复杂关系，数字占有与数字边缘化问题也亟待解决。三是自由与规训的张力。在数字空间中，数字自由有了新的命题和内生意义，知识具有自动生发性（知识的自我复合、生成和发展将在数字时间和空间里发生）和真实的“虚拟性”，数字空间的区块链管理问题逐渐凸显，个体自由与区块链管理的限制，成为数字空间辩证法多维运动的张力。四是数字空间具有多维性。数字世界将真实性、虚拟性及其交互态整合为连续的多维向度，“不在场的在场”与“在场的不在场”成为真实场景，数字空间真实性与虚拟性成为难以判别的问题。五是语义层面的多维模糊性。数字空间具有多维的模糊意义，模糊区域与意义指称多项互动，呈现复杂性局面。六是加剧技术接入差距。一方面，数字空间以光速压缩全球时空，实现“秒级通达”；另一方面，数字鸿沟加剧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接入差距，形成“越联通、越断裂”的结构性张力。
人工智能是数字全球化的主要动力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国界，深刻重塑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全球权力格局。人工智能不仅是驱动数字全球化新一轮发展的核心引擎与主要动力，更引领着数字全球化的未来趋势与发展走向。如今，人工智能已深度嵌入人类生活，以与日俱增的态势冲击人类的认知世界、生活世界、社会历史世界和文化记忆世界，影响甚至重塑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人类的观念变革推至前所未有的关键节点——恰似立于思想的悬崖之畔，使观念变革成为数字全球化时代亟待回应的基础性议题。
人工智能正从“技术工具”跃升为“逻辑主体”，在算法、算力、数据的三重驱动下重塑认知、生产与社会关系。其自主性逻辑的生成、跨域知识的涌现、人机共生体的制度化，以及由此衍生的阶层极化与全球鸿沟，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以“技术分化-权力重构-价值重估”为核心特征的临界点。下文将循此逻辑，分述人工智能的自主逻辑、新世界开拓、社会分化、纪元更迭与新型关系五个维度。
人工智能自主逻辑的生成。人工智能系统正在形成超越人类预设框架的自主逻辑体系。这种逻辑并非简单模仿人类思维，而是基于海量数据的概率建模与深度神经网络的表征学习，在特定领域（如高频金融交易、蛋白质结构预测）已展现出超越人类分析能力的决策模式。“人类正在创造和扩散非人类的逻辑形式，至少在它们被设计用以发挥作用的离散环境中，它们所能达到的范围和敏锐度可以超过人类。”人工智能正逐步衍生出一种自主运行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有脱离人类监管的风险，其自主性的野心昭然若揭。这一存在样态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现象学家胡塞尔所言及的“观念的世界”——一个依循自身排列规则与内在秩序的独立宇宙。
人工智能开拓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人工智能正以算法、算力与数据的协同跃迁，凭借其神经网络的涌现能力和多模态大模型的跨域迁移能力，重塑知识生产与应用的边界。这种变革深刻改变社会轨迹和历史进程，集中体现在科技创新的主体性正从纯人类迈向“人机共生体”。“人工智能不断融入我们的生活，将开拓前所未有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看似遥不可及的人类目标得以实现；那些曾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成就，比如写一首歌、发现一种医疗方法，将由机器产生，或由人类与机器合作产生。这种发展将改变所有领域，将它们纳入人工智能辅助过程中，到那时，纯人类、纯人工智能和‘人类-人工智能’混合决策这三者之间的界线有时会变得难以界定。”未来世界将由纯人类、纯人工智能和“人类-人工智能”混合体构成，三者之间关系复杂而多变，控制与反控制、权力与反权力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多维复合的新世界，对世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人工智能催生人类社会新分化。一方面，技术迭代与劳动力市场重构将加剧阶层极化。另一方面，认知能力分化与全球鸿沟将持续加深。“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也就是采用新技术的人群和选择不采用同类技术或缺乏相应手段开发或获得技术的某些应用的人群之间，将出现新的分化。当不同的群体或国家采用不同的人工智能概念或应用时，它们的现实体验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测或弥合的分歧。”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下，人类社会正因技术采用与否的差异而面临深刻裂痕。主动采纳者着眼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潜力，而警惕拒绝者则忧虑其失控风险。这种根本性的价值分歧在制度层面被进一步放大：政策往往倾向于支持特定技术路线，并给予率先使用者税收优惠、科研资助等资源倾斜，这在无形中加剧不同群体间的资源配置差距与话语权鸿沟。然而，技术获取能力本身就存在落差。当制度性选择、技术路线偏好、接入能力差异以及价值判断的分歧相互交织叠加时，这些裂痕不再局限于技术领域本身，而是嵌入经济结构、社会互动乃至国际关系网络。若不积极弥合差距并疏导矛盾，人类社会很可能滑向一个因技术分化而日益分裂、对立甚至冲突的不稳定状态。
人工智能开创人类认知新纪元。人工智能正在通过数据驱动范式深度重构人类认知与知识存储的疆界。其关键突破在于，机器学习算法如深度神经网络的表征学习能力，能够捕获人类无法直接观测的复杂关联。正如基辛格所言：“近似人类理性的机器的出现，将同时改变人类和机器。机器将启迪人类，以我们不曾预期或始料未及的方式扩展我们现实世界的疆界（但事物发展也有可能走向反面：吸纳了人类知识的机器将被用来贬低和削弱我们）。与此同时，人类将创造出众多能够获得惊人发现、得出震撼结论的机器，它们能够学习并评估其发现的重要性。这些机器的问世，必将开创一个新的纪元。”人工智能“开疆拓土”表现为三重协同跃迁：认知维度跃迁、知识生产机制变革、存储和应用一体化。由此，人工智能得以进入人类知识尚未抵达的空白区，实现超越个体想象力的知识突进和创新。
人工智能塑造新型社会关系。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算力密度与数据通量开拓人类认知与实践的新疆域，并重塑社会运行的基本范式。“我们正在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使用人工智能增进服务的个人之间，以及这些服务的创造者、运营商与政府之间，形成对个人、机构和国家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型关系。”在数字全球化的日常场景中，人工智能已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社会关系之中，网络平台已演化为集购物、检索、消费于一体的综合入口，人工智能还在其中充当着不良信息的删除者，“脸书目前删除的虚假账户和垃圾帖子的数量大约为每季度10亿条，还有数千万条涉及身体裸露或性活动、欺凌和骚扰、剥削、仇恨言论、毒品和暴力的内容”。网络平台继而成为数据和信息的整理者和塑造者，以及舆论媒体的行动者和评判者，并逐渐代替人类成为信息的引导者、解释者和记录者。其结果是，人工智能逐步由工具跃迁为数字场域中的“准主体”，甚至开始替代人类成为价值主体，先天承载并行使着价值评判能力。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其“双刃剑”效应已形成全球共识：它既创造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人类必须面对的颠覆性挑战。从积极方面看，其一，人工智能具有深度学习能力。与以往人类历史所有的科技革命不同，人工智能革命是人和机器共同学习和创新的过程。谷歌工程师阿里·拉西米称深度学习为“今天的炼金术”。其二，人工智能能够发现新的知识领域。深度学习和人机协作能够共同发现新知识，这将无限拓展人类知识的领域和疆域，实现科学知识增长的叠加效应。其三，人工智能赋予生产力新的意义。在算法、算力和数据的三重驱动下，人工智能以超乎人类想象力的速度变革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和机器共同发现新的知识，丰富和拓展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为人类的知识复合和生产力拓展提供无限空间和卓越的想象力。然而，其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一是人工智能因其超强学习能力在一些领域超越人类，引发了关于人类是否能够掌控人工智能的忧虑。二是人工智能缺乏理性的反思能力，“而且会犯错，包括任何人都会认为是最低级的错误”，“其行动的意义由人类决定”。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的思想命题——科学不思所言，“既然各门科学作为科学无法通达这个事实，那我们必须说，科学并不思想”，人工智能就像科学本身，不会反思自身的界限和边界。三是数字世界的全球性引发人工智能的新复杂性。地缘政治与技术标准深度绑定，人工智能治理呈现“阵营化”分裂；信息主权博弈激化，全球信息空间部分陷入“规则真空”；技术迭代与治理滞后出现时空错位，系统性危机凸显。“数字世界的全球性，以及人工智能在全球网络平台上对信息进行监控、屏蔽、裁剪、制作和分发的能力，又将这些复杂性引入了不同社会的‘信息空间’。”人工智能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一定的独立性，却不具备反思性，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人工智能的安全性问题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警示人类须采取正确行动。
从本质上看，人工智能是智能，而非人类的智慧。人工智能归根到底是一种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和模拟能力的机器，在智能和运算层面超越人类，但在灵知层面或人类审美和想象力方面，即在王阳明所说的“灵明”意义上，都付之阙如。人工智能介于人工与智能之间，人的介入性、干预性与智能的灵活性、自主性之间存在根本矛盾。人工智能的合法性与道德约束问题正日益凸显，人工智能是否具备“良知和道德律令”，使其在理性及道德框架内平稳运行，如何掌控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确保人工智能在个人隐私保护与图像监控等领域的合理应用，遏制其可能出现的全方位风险倾向，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带来新逻辑、新领域、新纪元、新分化、新关系，但对人类而言，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数字时代的核心悖论在于，技术越先进，人类社会越脆弱。“一个社会的数字能力越强，这个社会就变得越脆弱。计算机、通信系统、金融市场、大学、医院、航空公司和公共交通系统，甚至民主政治的机制，所涉及的系统在不同程度上都容易受到网络操纵或攻击。”数字世界看似密不透风、坚不可摧，实则漏洞百出。在数字全球化的扩展与深化中，技术依赖与系统性风险深度绑定，基础设施存在连锁崩溃风险，技术自主性与人类控制形成博弈；社会韧性面临双重瓦解，数字鸿沟加剧权力失衡，认知退化削弱风险应对能力，社会联结被算法解构；治理失能与实效减弱凸显，数据主权博弈撕裂全球协同，算法黑箱阻碍法律追责，伦理滞后助长技术滥用。当前人类应对的举措仅能缓解而非消除矛盾，因为数字文明的本质，就是与风险共生。
以观念变革应对数字全球化
对于当前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人们在欣喜之余，也存有深深的忧虑。人工智能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是乐观派，他们既是其拥趸，也是最大的获益者。谷歌副总裁赛巴斯蒂安·特伦曾言：“人工智能有可能使我们变得更强大，远远超出我们目前的意识和能力、自然和生物的界限。人类将能记住所有的东西，认识每一个人，能创造现在还完全不可能制造的、或者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以美国外交家基辛格、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和马省工学院胡滕洛赫尔等人为代表的稳健派，既看到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可能会“重塑人类社会秩序”，又看到“其带来风险和危险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悲观者则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统治人类，并对少数人掌握人工智能技术感到恐惧：“如果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弱者的讨价还价收益就越小。那么，给定人性不变，文明的人工智能化就非常可能导致文明的重新野蛮化（re-barbarization)。”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重大历史关口，数智技术的颠覆性力量正在重构社会存在的基本结构。从唯物史观视角审视，数字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在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下形成的新型全球交往形态。当前的数字全球化，本质是资本借助数智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历史进程。数字技术通过重塑劳动工具（如人工智能、区块链）解放人类智能的边界；又反向催生人类认知的历史性断裂：当ChatGPT以每秒万亿次级的符号处理能力解构知识生产逻辑，当深度伪造技术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既有认知框架已无力应对数字生态的复杂性、涌现性与不可预测性。此种认知危机凸显观念变革的紧迫性，而观念变革的关键在于：人类既需接纳技术赋能的高效性，又必须警惕认知主体性被算法占据的风险。这需要我们审视技术变革事实，明确数字全球化发展机遇与风险，探索观念进化与变革的具体路径。
观念变革的境遇：承认颠覆性重构的历史应然性。人类必须承认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的颠覆性作用，其可能会重构历史发展的或然性与应然性，正视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对社会秩序、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的全域重塑，以积极乐观的姿态，直面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浪潮，认识到其不仅深刻影响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更深度嵌入并重塑个体的生存方式。在人工智能面前，无人能置身事外，无论是主动融入还是被动裹挟，均是个体无法回避的现实境遇。
观念变革的本质：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构建。人类需调整心态，深刻参与这场历史与文化的变革进程，争当领潮人而非落伍者。观念变革的核心在于超越技术工具论的局限，将人工智能视为文明演进的内生动力。人类需达成双重共识：其一，技术应用具有不可逆性，关键在于“如何驾驭”而非“是否使用”；其二，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人工智能迈向安全可控的伦理轨道。
观念变革的难点：道德边界划定的认知张力。要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和道德领域进行界定，深入探究其可能逾越人类道德底线的风险。关键在于解决人工智能在价值敏感性领域的适用性矛盾：既要界定无须道德介入的技术场景（如工业流程优化），更需明确禁止机器替代人类进行道德判断的禁区（如司法量刑、生命伦理决策）。这要求设立明确的警戒线，防止技术僭越人本价值根基。
观念变革的重点：构建人机协同的主体间性关系。观念变革的核心在于破除“替代论”迷思，确立人类中心的技术发展观。人工智能应被定位为增强人类能力的伙伴，而非独立的思维主体。人类需保持批判性创造力，避免沦为技术依赖的“认知奴隶”。发展目标应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实现，使技术服务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文明愿景。在此过程中，人类应勇当人工智能创新与发展的“弄潮儿”，保持持久而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观念变革的方向：基于未来导向的动态调适。人类观念的变革本质是一场持续演进的认知革命。如伽达默尔所言，“时间距离”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当前的争议和问题将在历史进程中逐步明晰。人类需培养两种能力，一是前瞻预判能力，即在技术后果尚未显现时，提前预判研究治理路径；二是动态修正能力，即通过实践反馈持续调适伦理框架，确保观念进化与技术发展始终辩证统一。
数字全球化的未来
对于人类来说，数字全球化与人工智能是神话抑或悲歌？学者赵汀阳认为：“人的神话，或者主体性的神话，包括人工智能和基因科学的神话，隐含其中的可能是人类的悲歌。”李彦宏在《智能革命》提出：“如果我们以科普的心态看待历史，就会发现人工智能既不是神话也不是笑话，而是从人类的劳动创造中实实在在生长出来的。我们不需要恐惧也不需要顶礼膜拜。”笔者则认为，“面对数字经济的未来和乌托邦的理想，既不要幻想，也不要害怕，我们不做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也不做长吁短叹的悲观主义者，我们要成为像庄子所倡导的达观主义者，真诚面对未来，积极应对危机”！
无论对于数字全球化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都将面对一个终极问题：数字全球化与人工智能是在人类掌控之中，还是在掌控之外。基辛格认为：“人工智能的未来仍在人类的掌控之中，虽然人工智能的进步不可避免，但它的最终归宿尚未明确。”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指出：“随着生活的‘数字化’，有越来越多的过程和情境变成了可见的参数，亦即变成了在第一个面向可掌控的事物；于是，越来越多的过程和情境中也开始出现了怪物。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身体参数信息（如体重指数、血压、脉搏、血糖、血清素、褪黑素等），也可以对相应的数值施加影响，但我们并不能真正掌控这些数值。”关于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掌控性与不可掌控性的讨论还将持续，但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确实对人类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对现实的定义，人类对意识的界定，以及人工智能最终如果能获得自主意识那将是灾难还是福音？在此，我们可以提出问题，但是不能终结问题。这需要人类进行哲学与历史的反思，要求社会必须进行一场观念的变革与更新。
概言之，数字全球化在为人类社会带来海量机遇的同时，亦衍生出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字风险、数字鸿沟、数字伦理、数字自由等重大议题，已成为全球数字治理无法规避的核心命题。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数字赋能与负能的深度互动，正将全球化推向加速变革的轨道。一方面，数字技术催生高风险、高透明的社会形态，让世界陷入不可控的治理困境；另一方面，数字鸿沟的持续扩大，使全球化面临分裂危机；技术共享性与多体多面性的交织，使数字时代的复杂性超越了人类既往认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数字全球化常被塑造成“包治百病”的万能解药，但其本质是一柄“福祸共生”的“双刃剑”，需以审慎态度正视其一体两面的属性。
在此背景下，建设性的数字全球化应回归人文本质，具体而言：呼唤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为核心的真实社会，而非数据统治的冰冷秩序；需在理性框架之上，确保人类对技术的自主掌控；必须直面数字鸿沟的危害性，将弥合差距作为治理根基；更应立足人类未来，以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布局发展路径。为此，我们倡导一种新型全球化：以人类福祉为核心，打造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以健康、安全为纽带，构建风险共担的治理共同体；以全球协同为路径，形成权责明晰的规则共同体。数智时代的全球化转型，要求我们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的交融中凝聚全球共识，让数字文明真正成为照亮人类共同未来的火炬，推动世界在协同共治中迈向更具温度与韧性的发展新境。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