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创造价值的问题，既涉及理论的更深层次，又涉及实践的更广范围。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后果的问题，学界截然不同的观点表明必须在更深层次理解。作为人类对象性活动发展到特殊阶段的产物，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对象化活动从创造力的对象化发展到了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正是——甚至只有从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理解人工智能，才能对其价值创造问题给出根据充分的肯定回答和相应论证，并就其所涉及的活劳动的发展过程、劳动的物化积累及其发展规律、人类创造性本身的物化等相关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机器作为对象化劳动得以在更高层次展开，凸显和发展了活劳动的对象化。由此，劳动资料的发展清晰呈现为一个智能化过程。正是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更深层次表明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解释力；正是作为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人工智能的价值创造研究成了劳动价值论发展的前沿。
关键词：人工智能; 劳动价值论; 人类创造性的对象化; 活劳动
作者简介
王天恩，上海大学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大学智能哲学与文化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焦成焕，上海大学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3期 #重启科技与人文对话 栏目
人工智能及其发展的更深层次问题，涉及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创造价值。关于这一问题，学界不仅存在极为不同的观点，而且论证的根据都还不够充分。只有从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理解人工智能，其是否可以创造价值的问题才可能得到更到位的理解，从而对人工智能价值创造与人类的关系有一个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关系到对劳动价值论甚至其地位的理解，而且涉及对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理解深化。
一 劳动价值创造的人工智能展开
人工智能的发展日益尖锐地凸显了一个早已提出的重要问题：机器是否可以创造价值？这个在工业化时代不可能被真正理解的问题，在智能化时代不仅具备了深化理解的条件，而且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时代意义。
1 机器作为对象化劳动的人工智能展开
在工业时代，一方面因为历史条件所限，另一方面也因为事实性质和价值性质的特定交织，机器是否可以创造价值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清晰的理解和研究。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更高层次展开了人类的对象化活动，使机器的劳动价值创造问题获得了充分理解的时代条件。
由于人类对象化活动的层次局限，机器只是作为工具发展，不足以与价值创造直接相关联；由于工业化时代机器的特有性质，作为固定资本，机器创造价值成了资本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的理论根据。“在作为机器体系存在的固定资本中，资本作为把创造价值的活动占为己有的价值这样一种关系，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与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的关系。”因此机器是否可以创造价值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资本和劳动价值创造关系的理解，而且涉及工业化条件下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关系。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机器的价值创造问题有了新的思考空间：人类对象性活动的人工智能展开，为依据对象化产物的性质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机器的价值创造，由主要涉及活劳动和死劳动与价值创造的关系问题，提升到了涉及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深层次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有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展开其内在逻辑的契机。
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表明，马克思关于机器作为对象化劳动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展开的巨大空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中，马克思就已经涉及机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在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过程中，机器不属于活劳动。“正如一架机器不是作为产生结果的原因，而是作为结果本身进行交换和支付，不是根据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产品，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进行交换和支付。包含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即生产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同时就是再生产——假定生产力水平不变——劳动能力即保存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这里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只有从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机器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随着对象化层次的提升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越是重复性劳动，越表现为时间的展开；越是在重复性劳动中，劳动价值创造越与劳动时间等价相关。正是基于这一点，构成了工业时代活劳动和死劳动的特定关系。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阶段，由于资本占支配地位，甚至生产过程都具有固定资本的性质。“一方面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过程的转化，表现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的属性。”正是人工智能作为固定资本发展的特殊形态，使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生产过程中打开了对象化劳动发展的空间，意味着一个活劳动的全新发展过程：活劳动和死劳动关系的人工智能展开。
2 活劳动对象化的人工智能发展
在工业化社会生产中，无论是人支配作为工具的物，还是作为自动机器体系的物支配人，这种发展阶段的“活劳动”和“死劳动”都界限分明。在第一阶段，“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物化的劳动只是人类体力的延长，物化劳动层次很低，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区别就像人类大脑和肢体一样清晰分明。在第二阶段，“自动机器体系”使工人反而成了“有意识的肢体”，只是作为物化劳动的机器还不具有创造性；由于作为固定资本，机器体系的发展并没有改变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关系，甚至使二者间的明确区分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根据充分。通过观察资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占有剩余价值的现象，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随着人类创造活动的对象化发展，对象化产物包含越来越多的创造成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界分越来越不像典型情景那样清晰。而当“死劳动”作为“对象化劳动”不断发展，“活劳动”和“死劳动”的界限在更高层次不断发生变化，对象化劳动中包含着层次越来越高的创造性劳动。当人类对象性活动的对象化产物发展到类人通用人工智能，就包含了活劳动，因此对象化的劳动就有了越来越明显的活劳动性质，从而构成人类对象化产物可能创造价值的历史性发展。
关于活劳动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不仅有深入涉及，而且正是由此进一步涉及机器的价值创造问题。“很容易设想，机器本身似乎能创造价值，因为它起着劳动生产力的作用。不过，如果机器不需要任何（活）劳动，那它倒是能增加使用价值，然而，它所创造的交换价值决不能大于它本身的生产费用，大于它本身的价值，即对象化在机器中的劳动。机器创造价值，不是因为它代替（活）劳动，而只是因为它是增加剩余劳动的手段，并且只有剩余劳动本身—— 一般地说，就是劳动——才是借助于机器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尺度和实体。”就一般机器而言，其创造价值充其量只是在物化劳动也可以创造价值的意义上，但这仍然是从人创造价值到智能机器创造价值的过渡形态。人工智能的发展则完全改变了价值创造的传统方式，价值创造不局限于单纯的活劳动，而是更具整体性。“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价值表现为这样一个前提，同它相比，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单个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相反，它只有在征服自然力的共同劳动中才是生产的，而直接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这种上升，表现为单个劳动在资本所代表、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步，那么，另一方面，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由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并存劳动来维持，则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属性”。这一点，在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中机器所起作用的讨论中，可以进一步看到。
对于一般的机器而言，“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但对于人工智能而言，则会远远超出仅仅在劳动过程中起服务作用，而是越来越具有价值创造的能力。ChatGPT的惊艳登场，将机器在劳动过程中的服务发展到极致，虽然它还没有创造能力，但已经开始为人类创造性劳动服务。由于当时只有部分代替人类体力的机器，马克思认为机器和原料一样是价值不变的（“价值不变的原料和机器”），但自从出现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智能机器的价值就不是不变的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与人类互动中进化意味着价值的不断提升，更不用说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资料发展的智能化过程性质得以空前凸显。
二 劳动的物化积累及其历史性跃升
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劳动的物化积累表现为一个层次不断提升的累积过程，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则使劳动的物化积累过程发生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
1 进入智能化过程的劳动资料发展
作为人类创造力对象化的产物，劳动资料的发展意味着其将进入智能化发展阶段。作为社会生产中劳动物化的发展，工具的发展是一个创造性不断累积的过程。当工具和技术发展到机器，人类越来越多地从体能劳动中得到解放；而当发展到人工智能，劳动资料的发展则进入智能化阶段。人工智能的通用化发展是劳动资料智能化的集中体现，它意味着人类将逐步摆脱所有的重复性劳动，越来越主要从事创造性劳动。正是由此可以看到，在人和机器——或更广泛地说人和物化劳动之间关系的发展中，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具有了重要地位。
在生产过程中，人和机器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人支配工具到机器越来越自主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时代，机器在生产中就表现出了某种准自主性。“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在人工智能发展条件下，则既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机器支配人，也不存在工业化时代那样人支配机器的情况，而是通过对象化活动，人类重复性的低层次劳动都由智能机器承担。由此，人越来越只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发展趋势明显地意味着：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劳动的物化积累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生产发展中，劳动资料的智能化程度越高，劳动的物化积累的地位就越得以凸显。
2 劳动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物化积累
社会生产发展阶段越高，劳动的物化积累要求也相应越高，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劳动的物化积累层次越高，社会生产发展的阶段也相应越高级。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中，资本就被视为累积的劳动。“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而事实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还有更深刻的内容。“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其次，我们从经济学家自己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但是，经济学家还是把资本和劳动分开，还是坚持这两者的分裂，他只在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这个定义中承认它们两者的统一。”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进一步深入理解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进而为理解资本与机器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敞开了又一新的重要空间。正是由此，可以看到人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个重大发展：人类创造性本身的物化——更确切地说是对象化。正是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触及了智能劳动和体能劳动区别的更深层次。
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凸显了智能劳动和体能劳动在信息层次上的根本区别。意大利学者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1996年提出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就被定义为“生产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商品的劳动”。“非物质劳动”长期以来被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是“无生产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其经济意义空前凸显。这一概念现在被引入很多研究领域，并且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越来越盛行。在非物质劳动中，甚至有关于“学术劳动”（academic labour）的研究：不仅涉及商品化，而且涉及创造性合作（劳动）。“创造性合作”典型地体现了非物质劳动的信息性质，集中表现了智能劳动和体能劳动基础的不同。由于体能劳动主要直接由人类身体承担，越是原始的劳动越不需要借助劳动的物化；由于智能劳动更偏向信息活动，非物质的信息活动则无论多么简单都必须经过物化环节才能落地，而人工智能则使劳动的物化发展到了一个重要转折点。
作为智能化发展过程，劳动的物化发展到人工智能，就进入了不再是工具而是创造性本身的物化或更确切地说对象化发展过程。由此，社会生产中人和物就从原先直接的关系变成了现在越来越间接的关系。人通过信息驾驭物能，意味着物化劳动在社会生产中越来越重要，乃至从人工智能的通用化发展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物化劳动与劳动价值创造的关联——越来越可以由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价值仍然源自活劳动，只不过是物化的活劳动。由此可见，只有在人工智能发展层次，才能看到劳动资料本身可以是物化的活劳动，只是其中的活劳动属于劳动资料所包含的创造性劳动而不是一般劳动。个中原理内在于人类对象化活动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
三 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
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其通用化，象征着一项关键性的标志：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这是人类实践作为对象性活动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节点。在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中，正在展开一个重要发展过程：从人类创造力的对象化到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人类创造力的对象化，只是使对象化产物的创新性含量越来越高，而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则意味着对象化产物本身具有创造性——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通用人工智能。在人类的对象化活动中，迄今只有体能的对象化和非创造性智能的对象化，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只与人工智能的通用化发展相联系。反过来说，正是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使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成为可能；正是人工智能进入通用化发展阶段，使人类对象性活动的对象化产物逐渐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
关于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这一重要环节，即便在理论视野尚局限于机器体系的19世纪，马克思就已有深入论述。“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关于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马克思给出了几乎明确的阐述。“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显然可以具有创造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的发展呈现出活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对象化劳动中包含了从人类创造力对象化到创造性本身对象化的内容。
体能劳动是处理物能、生产物能产品的活动；智能劳动是处理信息，生产信息产品的活动。人工智能使二者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化：人类通过创造性信息活动掌控由机器智能进行的物能生产。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活劳动对象化的发展过程：创造性本身对象化使死劳动和活劳动的界限不断变化。在生产过程中，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一个活劳动发展的过程，机器智能的发展则是活劳动对象化发展到人类创造性本身对象化的发展阶段。只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之开显之前，作为人类活动对象化产物的活劳动性质为组织和支配社会生产的资本所掩盖。“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但是资本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只是在这同时，由于作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资本支配整个生产过程，直接劳动“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从固定资本表现对象化生产力和对象化劳动的积累这方面来说，情况也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开显的一个重要事实：资本与物化的活劳动之间存在着区别。十分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区别正包含在“固定资本”中。
关于资本与物化的活劳动的区别，马克思也早有涉及。“如果说资本只有在机器体系中以及固定资本的其他物质存在形式如铁路等等中（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以后再谈）才取得自己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使用价值的适当的形式，那么这绝不是说，这种使用价值，这种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它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马克思所揭示的这种区别，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充分展开。人工智能通用化发展意味着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意味着活劳动的对象化，而活劳动的对象化则意味着劳动价值创造的全新发展形势。
事实上，在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与劳动者关系的考察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劳动价值创造的创造性劳动凸显了。而且，马克思在这方面已经有在当时发展条件下非常深入的思考。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中，马克思甚至已经涉及自动机器乃至智能，“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马克思以批判的方式，从两方面深入论述对象化劳动的发展。一方面，从支配社会生产的资本看，“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并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另一方面，从被支配的工人看，“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在这里，马克思由活劳动从属于对象化劳动深入揭示了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其中所包含的不仅是对劳动和人的异化的批判性揭示，而且还有着更深刻的启示。
活劳动从属于对象化劳动，一方面意味着将导致处于对象化劳动从属地位的劳动和劳动者的异化，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对象化劳动的创造者——劳动者——活劳动的对象化，也就是创造性活劳动的物化。而创造性活劳动的物化具有与一般活劳动的物化完全不同的性质，只是直到人工智能的通用化发展才能清楚地看到：当人类的对象化活动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使创造性活劳动的物化产物本身具有创造性，从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以创造劳动价值。这绝不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过度理解，事实上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到对这一方面的探讨。
当论及罗德戴尔认为固定资本也可以是价值源泉的观点时，马克思已经明确涉及物化活劳动的价值创造问题。“罗德戴尔把固定资本说成是和劳动时间无关的、独立的价值源泉，是何等荒谬。固定资本只有从它本身是对象化劳动时间来说，并且从它创造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才是这样的源泉。”从对象化劳动视角看固定资本的发展，深刻揭示了马克思此方面思想的深刻性。从机器发展到“机器体系”，再从机器体系发展到人工智能，随着人类创造活动对象化的升级，创造性劳动的物化层次不断提升。机器体系正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在运用这种机器体系的社会生产中，创造价值的活劳动不是以作为“有意识的肢体”，而是以机器体系的创造者为主。这又意味着，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动的物化在劳动价值的体现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意味着，物化劳动价值也可以由资本所购买的物化的活劳动创造，而不仅仅是在场的劳动者，只是这一创造必须与在场的活劳动相结合。当去除作为支配社会生产的资本遮蔽时，不仅在场的劳动者，作为人类创造性本身对象化的物化劳动也是活劳动，只是直到人工智能的通用化发展，这一点才得以充分展开。正是由此，足见只有在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层次，才能对人工智能的劳动价值创造问题有一个真正到位的理解。当人工智能通用化带来无人工厂的普遍发展，这一理解的根据就将一览无余。
在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无人工厂中，所有生产要素都是“积蓄的劳动”，这意味着“积蓄的劳动”发展到具有自主性，就可以创造价值。在人类对象性活动发展的这一节点，个中道理其实显而易见：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必定意味着人类劳动价值创造的对象化。
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历史性地改变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传统关系。在人类创造性本身对象化的基础上，“对象化劳动”中活劳动和死劳动一体化，劳动价值不仅越来越由创造性活动创造，而且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创造越来越通过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产物实现。作为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不仅给劳动价值生产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具有重要劳动价值论意蕴，乃至将逐渐为劳动价值论展开一个更高层面。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历史性条件：人类可以只承担创造性劳动，而且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意味着没有了强制性劳动的社会分工基础，社会分工逐渐向各得其所的自愿协作发展。这将为人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转折奠定基础：创造性劳动回报的衡量标准从经济价值向活动意义发展。这与劳动包含量和质两个方面密切相关，而且这两个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空前凸显，进而与人的需要发展构成互动机制。当社会生产发展到主要由智能劳动而不是体能劳动创造价值，劳动的质与劳动的量在价值创造中地位的转换，就不仅成了创造力增值的集中体现，而且意味着发展到智能文明时代劳动价值论意义维度的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