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文本分析”是处于“中间态”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形态以细致阅读为前提，辩证理解和灵活运用既有术语范畴、分析标准以及各种方法，力求以理性形式呈现作品的特质，其过程中自然蕴含着价值判断。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体系具有兼容和解决文本分析诸多问题的机制，文学文本分析的最终理论形态属于文学批评方法论，文学文本分析能够激发、丰富和创新文学批评的理论知识与原则。基于以上三个方面，加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与相关理论探索，文学文本分析作为独立的批评方法在理论上具有建设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一个概念存在时间越久，吸纳更多特质及相关元素的可能性就越大，准确概括和表述其功能就会越加困难。最早由法国批评家法朗士提出的“文学批评”概念就是如此。文学批评又常被称为文学评论、文艺批评等。在漫长的批评实践中，“文学批评”演变为一个连续性和覆盖性很强的概念。赵元任于191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提出了连续性观念。他指出，任何概念在延展中都逐步融入许多差异性因素而且以“中间态”存在，并对应性地提出发现、提取和认识“中间态”的思维及研究方式。本文借助连续性观念及其思维方式，将“文学文本分析”作为“中间态”从批评实践中提取出来，旨在发现、分析和探求其独特品质及功能，阐发其作为独立的批评类型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及其范式
雷达、李建军主编的《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是二十多年来被广为阅读和引述的文学批评选集，该书在“文学评论”概念下容纳了多种文学研究的著述形态。第一类是对宏观文学观念的倡导及阐发，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第二类是借助对具体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分析，讨论文学艺术的各种问题或者原理，如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钱锺书的《通感》、朱光潜的《看戏与演戏》、傅庚生的《悲喜与同情》等，此类著述实具有文艺理论性质。第三类是在文学史及艺术史脉络中探讨文体、审美取向以及创作趋势问题，多数篇什有细致分析，如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钱穆的《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王蒙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第四类是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以吴宓的《〈红楼梦〉新谈》、俞平伯的《〈红楼梦〉的风格》、李长之的《评老舍的〈离婚〉》、马茂元的《论〈戏为六绝句〉》、陈寅恪的《读〈哀江南赋〉》等为代表；另一种以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等为代表。前一种分析特性突出，数量占比明显大于后一种；后一种不以分析为基本方式，评论特性突出。从选目及其分类比重看，编者在无意识中认可并重视文学评论中的细致分析及其学理追求，但尚未明确指出文本分析与评论的区别，由此文学批评连续性中文本分析这种“中间态”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
《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中存在着“文学文本分析潜流”，其注重文本细读，追求学理和分析旨趣，主要包含在具体作家作品批评类文章中。代表性的文章有陈寅恪的《读〈哀江南赋〉》、吴宓的《〈红楼梦〉新谈》、茅盾的《读〈呐喊〉》、俞平伯的《〈红楼梦〉的风格》、李健吾的《〈边城〉——沈从文先生作》、李长之的《评老舍的〈离婚〉》、缪钺的《论李义山诗》、马茂元的《论〈戏为六绝句〉》等。翻检相关文献得知，这股潜流大约始于20世纪20年代，终于50年代末，多种因素促成其发生：批评家少年时代即追求科学及其原理的理念，如李长之；以“中庸”为指导吸纳西方之长以补中国之短的“会通”一派及其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如吴宓就是西方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追随者，并坚奉“会通”理念，陈寅恪则智慧地采取“避其名而居其实”的会通策略；瑞恰慈从1939年始在清华大学系统介绍英美新批评理念，极力倡导文本细读方法。下面笔者就以李长之、吴宓和俞平伯的三篇分析性言说文章为实例来进一步阐发。
李长之《评老舍的〈离婚〉》一文的分析理路有四。其一，文章辨析幽默和讽刺两者之区别，以此为“论老舍的幽默”的立足点。在李长之看来，老舍平和温良的性格，导致他不敢对现实抱有不切实际的梦，但他具备不断迸发的丰盈且多方面的思想和观念，所以大体上他是成功的。李长之的意思是，幽默需要特定的能力。其二，文章客观地指出了小说文本中“那不经意的错失”。其三，文章的艺术分析指向了老舍幽默的目标：他最常讽刺的是敷衍、妥协。由此小说逐步引向了对于意义的探寻。其四，文章分析确有归结，即作品题目之内涵：“‘离婚’究竟是在敷衍，妥协，怯懦的空气下，一个复杂相的一点消息而已。‘婚’并不曾怎么大‘离’。”
《〈红楼梦〉新谈》源自吴宓在哈佛大学进行比较文学系统研修期间所做的讲演。吴宓独特的分析理路为：坚持批评以文体为基础，由此选取了美国哈佛大学英文教员Dr. G. H. Magnadier的标准，吴宓信服其“谓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的说法。“六长”指：宗旨正大（serious purpose）、范围宽广（large scope）、结构谨严（firm plot）、事实繁多（plenty of action）、情景逼真（reality of scenes）、人物生动（liveliness of characters）。随后吴宓用“六长”标准对《红楼梦》进行细致分析和品评，而且将各条标准相互关联和贯通。仅以“宗旨正大”的释义及分析来看，他设计了周延的图示以清晰界定“宗旨正大”；分别以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刘姥姥四人为线索设计了三个维度（社会历史大道理、聚焦人物的具体道理、凝聚大道理和具体道理的小说人物），并由此人物彰显之道理的内在逻辑清晰。
由此可看出，吴宓将“大处落墨”理解为创作理念和通观阅读效果之合一。俞平伯的《〈红楼梦〉的风格》亦有其分析特点，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开阔的文学视野让他敢于提出新说，如“?《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 ……这类文学的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 ……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其二，新说倚赖细致分析的支持。他认为，曹雪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引出了《红楼梦》两个特色：逼近真情与一洗前人大团圆窠臼，因此这是一出悲剧、一部问题小说，“在我们文艺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其三，分析依据知识而展开。他说《红楼梦》作者的唯一手段是写生，由此辨析写实和虚构之区别。他认为，人们一般认为写实容易虚构难，其实，“虚构很容易，也并不可贵，写实貌易而实难，有较高的价值”。其四，采用了两种比较方法，使分析更加有理有据。一是比较不同类型，借助比较发现《红楼梦》怨而不怒；二是比较同类之高下。
以上三篇文章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确曾有过具有文学文本分析特性的批评。这种批评以细致阅读为前提，运用可信赖的批评标准和各种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包括既有术语被辩证理解和灵活转换而形成的方法，力求以理性形态说清楚作品的特质，分析过程中自然蕴含着价值判断。
中国当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及其理念
中国当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有其特定的发生语境，如广泛汲取了现代学者的文艺批评经验；深入学习和借鉴20世纪译介到中国的现象学、新批评、结构主义诗学等外国文学理论，广泛认可、追求和践行“细读”；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意识日益自觉等。
中国当代文学文本分析以文学文本为对象，名称与实践兼有“文学文本解读”和“文本分析”两种，“解读”和“分析”实践体现了理论诉求的宗旨，实践与命名相符。当然也有实践和命名不相符合的情形。此外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有一类文章虽以文学文本为对象，以细致阅读为前提，去辩证地理解和灵活运用文学内外既有术语范畴和各种方法，但呈现的却是针对文学之外其他领域某些理论和实践中重要问题的思考结果。概言之，引发批评的问题以及分析结果均溢出文学。
在以文学为中心的文本分析实践及其理论探讨中，文学文本观念有其形成原因和独特构成。重要原因之一是“新批评”理论关照下的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或者“本体论的地位”的思想影响，唤起了中国学者探寻文学本体的自觉意识。中国学者自觉地区分了“作品”与“文本”，澄清文本是指未被任何一种审美阅读所具体化了的语言形态，文本分析侧重语言形态本身，注意到了“文本”耐受分析研究的特性。代表性成果有孙绍振的“文本三层次”说。孙绍振指出，建构文本解读学的关键在于必须认识到文学文本是一种立体结构，至少应由三个层次组成。另有学者在“对中外相关理论梳理和对比中，发现中外文论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文学文本存在方式，或者从‘层次’或者从‘面面观’的角度相应得出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多侧面构成的看法”，进而认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本体是建构性和开放性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前提”。中国学者的这些思考，凸显了将文本如何存在与文本分析路径关联思考的特点。
在以文学为中心的文本分析实践及相关探讨中，文学文本解读和分析大多有相对明确的目的。孙绍振的理论探索和解读实践亦如此。其解读实践锁定古今中外经典性作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孙绍振的阐释旨趣在于引导读者审美感受的释放，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具有社会审美培育功能，这是值得尊重和认可的。
揭示文学文本内在艺术价值形成机制，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文本分析目的。“文本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活动，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探寻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的原因和机制。这种文学研究活动强调自觉方法意识，采取与文本相应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学理性分析，在分析中自然地转换对于文学作品的审美评价。从研究者主体角度来看，其目的与文学鉴赏迥然有别。如果说文学鉴赏的目的是阅读者自己获得愉悦体验，那么文本分析的目的则是探索研究文本的艺术价值。从研究对象角度来看，这种文学研究方式是以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为基本前提的。从工具角度来看，由于文本分析是一种充满理性的、对应着具体文学作品的、具有明确目的的研究活动，所以，工具即方法作为中介贯穿在研究者主体和客体之间。”此说与孙绍振的价值取向虽有区别，但两者最终都指向价值领域。“文本分析”提出者以分析为基本特质，以文本新发现、新思考激活和丰富文学艺术特性理论，逐步形成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
基于某种学术目标和问题的文学文本分析有其特殊的发生背景、理路和风貌。哲学领域的价值论在相关的人文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价值论的“关系说”“实践说”两条基本规定性，鼓励学者打破学科限定，选取研究对象。如何怀宏的《浪漫的善——雨果〈悲惨世界〉中的理想》、朱国华的《另类的思想实验：重读〈伤逝〉》，其中的文本分析，均以令人瞩目的文学经典为分析对象，在重读中提出新问题，激发新思考。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及初步理论探索中，“文学文本”和“分析”覆盖了既有文本分析的全部实践，初步的理论探索分布于针对文本观念、文本分析功能以及分析方法论等关键问题的探讨当中。在功能方面，有实践功能和理论研究价值功能的区分，由此解读/分析主体意识得以彰显，这综合地显示出文学文本分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理论建设凸显自觉或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区别仅在于功能指向和学术目标相异推动的方法论朝向不同。
作为独立批评形态的文学文本分析之可能性与合理性
既有实践和初步理论探索呈现了文本分析广阔的问题域。主要的问题有文本分析属性及其在文学批评中所处的位置、文本分析和其他类型批评的关系、文本分析的功能、文本解读/分析的受益和行为主体各自的意义、文本分析该有怎样的文本观念等。以上问题相互牵制，哪个问题能够兼容其他问题得以展开并得到解决呢？本文尝试性提出，以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为基本平台和主要建设目标。基本平台，是指以上诸问题可以在方法论体系内被兼容和解决；主要建设目标，是指方法论为文学文本分析最终的理论形态，即最终的理论本体。概言之，解决问题的平台与理论本体两者融为一体。
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有其理论特质：首先，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以价值为轴心，兼容主体与客体。我国现代与当代的文学文本分析实践均聚焦于文学经典作品。文艺学理论的发展也提供了相应的思想成果。围绕批评家主体能力问题，谭好哲的《感受力、阐释力、判断力——论文艺批评的主体能力》一文，立意在于阐述批评家能力，于容纳批评家和文学接受者双方的思路中，清晰阐发了批评家的感受、分析和评价等三种能力。我国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者，在对文学价值观念、文学功能论和文学批评标准论等予以实然性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然性的文学价值观念假说。此假说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是确定了“批评家的位置”。如此确定的批评家位置，给予了以文本分析主体价值旨趣为中轴的主客体关联以合理性，而且符合我国历史文化语境。
其次，方法论建设能够汇合此前积累的文学文本分析实践问题，并具有将其转换为重要文学问题的可能性。这种汇合与转换是在各领域已有研究基础上采取的一种综合性方法。用来汇合的问题以有价值为原则而不受大小限定，只要与未来的综合性问题具有内在关联并且可融为一体即可。我国既有文学文本分析实践丰厚扎实，呈现和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可作为方法论平台设计问题和范畴的资源。
再次，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建设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重要平台。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建设是创新性理论工作，遵循一般方法论和文艺学的特殊方法论。文艺学内部具体方法中多层次的原理显然很重要。
通过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和相关理论探索，我们能够发现文学文本分析作为独立批评形态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基于其可能性和合理性，当前更为必要和重要的任务是探索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的系统建构，此建构既为文学文本分析的基础，又是其关键。这项工作需要多方参与和扎实推进，譬如对于相关概念的澄清、对于相关实践的深入解读和方法归纳、对于分析范式之理论探索等。
刘俐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