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较早便有自己的海洋文明，既体现在政治家、思想家对天下的认识中，也昭示在沿海不同区域人们的生计实践中。在多元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中，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分别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独立发展。由于中原土地肥沃，农耕技术进步很快，因而农业文明及其建立于其上的国家制度曾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亦臻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对游牧文明、海洋文明都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游牧文明、海洋文明在得到农业文明滋养中迅速提升，且与传统商业文明相结合，开拓了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无论海陆，无论农商，事业的开拓都充满艰辛，需要付出代价，因而在不同的统治者和民众那儿，或进取，或保守，在海洋政策上便有了开放与封禁的区别，但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海洋文明却曲折成长。纵观历史演进，中国海洋文明具有较强的与农业文明相交融的色彩，即体现出官方主导、民间先行、海陆互摄、协和万邦、德润四海、允执厥中的基本特质。在殖民扩张的旗帜下，近代西方海洋文明与中国海洋文明交汇，其间经历了对中国海洋文明成果的推崇、借用直至诋毁，从而完成了西方话语权的转换，世界史进入了一个强权时代；中国曾遭遇列强的蚕食鲸吞，但是，当我们抛弃文化自卑，高扬文化自信的时候，中国海洋文明进入了蜕变再造的新阶段。
关键词 ：中国海洋文明； 形成； 特质； 演进
引言
有关中国海洋文明的探索，近期学界已发表了不少成果，如杨国桢《海洋迷失：中国史的一个误区》《从涉海历史到海洋整体史的思考》《〈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总序》，李红岩《“海洋史学”浅议》，李国强《关于海洋史与海疆史学术界定的思考》《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思考》，于逢春《中国海洋文明的隆盛与衰落》，陈支平《试论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和黄纯艳《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演进路径与基本特性》等，读后觉得这些学者从各自的立场，阐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一些方面，如中国海洋文明的形成区域、形成时间以及特征等，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拜读后又多有意犹未尽之感，特撰此小文，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中国海洋文明的悠远脉流
（一）中国文明的多元性
中国有着高原、草原、平原、山地、海域等多元的地貌特征，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中国的文明形态亦呈现出游牧、农业和海洋文明众星拱月的满天星斗状态。
中国广土众民，地理形态多样，因应自然环境，形成草原游牧文明、大河流域农耕文明、沿海渔猎文明等不同文明形态。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基本是靠自然环境生存，对自然改善不大。哪里水草肥美，他们就游牧到哪里。农业文明趋向于安定，因为土地是无法移动的，在人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耕地往往走向精耕细作。海洋族群则居处无定所，凡渔业、盐业都需要规避海上风浪、海潮等多重危险。多元的文明起初曾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各自成长。相对而言，人性趋向于安定，早期文明形态中，农业文明更易形成规模性，更便于积聚，也更能臻于较高的水平，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耕作技术。在此背景下，奠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国家政权便取得了更多的发展壮大机会，形成了长期的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状态，田赋也就成了中国历代国家财政的基础。
海洋文明的原始状态是“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战国时期的齐国凭借“官山海”国策跻身战国七雄之首，长芦、两淮、福建、台湾等地海盐业也蓬勃发展，为历代王朝提供大量的税收来源，各地渔业技术的进步也迅速培养起中国富人普遍的“海味”爱好。
海洋文明萌生于海洋区域，近年来丰富的海洋考古成果在在说明了海洋文明同样存在于中国东部自北向南的海岸带、海域和岛屿上，历史上早就有了跨越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的航线，所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管子·小匡》中说：“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燕亦渤、碣之间一都会也。”“有渔、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扶余，东琯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渤海北岸的碣石港是早期环渤海沿岸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是燕国的通海门户，也是内地连接东北、朝鲜半岛水陆要道上的重要隘口。秦始皇曾“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刻碣石门”，汉武帝亦“并海上，北至碣石”。隋炀帝征战高丽时在临渝关（今秦皇岛）修建“临渝宫”，指挥海陆两路并进朝鲜半岛，碣石港“帆樯如云，舳舻相接”。唐宋时期以登州港为中心的东渡辽东、沿岸南下朝鲜半岛的航线日益繁忙起来。
再说闽江口北岸的连江定海向为福州的重要门户，处于福州“海口门户之要冲”处的北茭、定海一带，“其地山穿入海，复为巨石涌出……巨浪横激，过此者必审风审流，方可校使而过。若风逆流逆，冲冒竟行，多有覆没者”。沿海人们就是在不断认识海洋自然规律中推进着建盏、青瓷、白瓷等对日、对朝鲜等地的销售，虽然时常发生沉船事故，但并不能阻滞人们投身高利润外贸活动的热情。
（二）悠久的中国海洋文明
从文明发展序列看，费根指出：更悠久的文明形态是海洋文明，早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之前的六千年里，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都在在证明，人类经历了一个渔业打造的世界史阶段。捕捞和贝类采集时常很容易满足其自给性的生存需要。人们最多采取晾晒、盐渍和烟熏等方式保存少许。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的若干考古发现也清晰地验证了费根的说法。
新石器时代的东夷、百越先民沿着辽东半岛、黄海之滨直至北部湾的环中国海沿线，创造了我国早期的海洋文明，先民们还开展着近岸陆岛穿梭、远海乃至远洋逐岛梯航的航海实践。东夷史前先民从胶东半岛到庙岛群岛、辽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越、闽越先民从东南沿海跨越台湾海峡至台湾、跨越巴士海峡至菲律宾及东南亚群岛、漂航太平洋三大群岛，以及南越、骆越先民在环南海的沿岸、陆岛航行实践，形成东亚大陆文化经由海洋对外传播与交流的格局，显示了东夷百越与内陆文化间的相互交融。
东夷海岱文化在早期便与诸夏相互融合，距今6000—45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鲁南和苏北地区，当时的彩陶工艺水平较高，且石斧、石锛已配套成型使用，社会财富明显增长，并出现贫富差距。至大汶口文化中期，聚落遗址已遍布整个海岱地区，至大汶口文化晚期，已达到海岱史前文明的顶峰。在距今7300—6300年前后，山东滕州“北辛文化”遗址显示，在鲁中南、鲁北和胶东半岛，居民定居化程度较高，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畜牧养殖、采集渔猎为辅的生活方式，氏族成员间也构成了家庭、家族和氏族等多重社会组织关系。方辉等结合近年来环境考古所取得的进展提出，距今4000—3500年前后的气温下降，造成龙山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海岱文明衰落。由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即从公元前8000—前1400年的史前至青铜时代初期海岱地区文化发展序列表明：东夷文化区是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中最为清晰、文化谱系最为完整、基本文化面貌最为稳定的区域。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一直很密切。邹衡、李伯谦等从制陶、治玉、镶嵌、夯筑、占卜、犬牲、文字等方面，论述了东夷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及其在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为华夏文明的诞生所做的准备。
鲁国唯周礼是尊，对夷人“变其俗，革其礼”，齐国则对夷人“因其俗，简其礼”，至此，海岱地区进入齐鲁文明时期，开启了东方泱泱大国的华丽篇章。周文化对郯、莒、莱等夷人小国时常产生着示范作用，1975年在莒南大店发现的两座春秋时期莒公大墓，无论是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乃至文字风格上均模仿周人。所谓莒叔仲子钟铭“央央雍雍，闻于夏东”表明春秋时期夷人对与中原华夏族群融合为一体的认同与向往。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汉武帝灭朝鲜后置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大体实现了对海上东夷的直接控制。所谓“夷狄之有君，不知诸夏之亡也” “蛮夷猾夏，周祸也” “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等等，均代表了中原农耕文明及建立于其上的文明形态已经显示出对海洋文明的优势。
作为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的重要器类玉璋，最早出现于海岱地区，后被中原集团所吸收，并赋予祭祀器具的功能。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带动了彼此文化的提升。
中华文明还积极吸收外来文明的元素，比如在汉代，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域外文明传入中国，佛教就是突出代表。唐代国际交流频繁，乐舞中有天竺乐、高丽乐等，正是这种开放包容，才形成了高度发达、丰富多彩的唐文明。距今4300—4100年左右，气候异常、洪水频发等因素削弱了诸夷的实力，而由夏部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朝，太康失国则反映了夏王朝建立后，东夷仍然具有较强实力影响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
根据古环境学者的研究，大约在冰期最盛期的1.5万年前，东海的海平面比现在要低150米左右。进入全新世以后，随着世界气候变暖，冰川消退，海面上升，到距今10000年时，海面上升到-40米左右；距今9000年时，海面则在-25米左右；距今8000年时，海面在-10米左右。此后海平面延续不断地上升，到距今6000年左右时，达到现在的海平面水平，之后虽略有些波动，但总体变动不大。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大陆架区域应该有古人生活过。2001—2003年，舟山的渔民在金塘海域打捞上来了近300件哺乳动物化石，种类有淮河古菱齿象、达维氏四不像鹿、葛氏斑鹿、斑鹿、河套大角麂、德氏水牛、牛属黄牛种、额鼻角犀、真马等，其中有少量化石上有人工加工的痕迹。据研究，这批动物化石的年代当在更新世晚期，是古人曾在大陆架生产生活过的证据。1997年，舟山群岛朱家尖观音湾发现了厚达3.3米的古木层，古木层下是泥炭层，泥炭层形成时此处当为潮上带泥滩，应与高潮海岸线有相当的距离，古木层之上采集有陶片等人工遗物，虽不能确定其年代，但亦可充分反映出沿海地区海平面的上升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欧美考古学者在大陆架区域亦早已发现数量众多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由此或可断定，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或许会在中国海洋大陆架上发现更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而且因为离海远近不同，也会呈现出内陆与临海两种不同的生计模式。内陆经济模式越来越彰显出迅速发展的势头，且与海洋区域继续保持着相互交流融合的关系。
二、中国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的交融互摄
（一）内陆文明的后来居上及对海洋文明的辐射
官僚阶层、商人阶层是驱动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开展相互交流的能动力量，多种文明形态也在这种相互交融中彼此借鉴、吸收长处。中国历代奉行异籍就任制度，沿海地区出生的官员被任命到内地，反之内地官员也可能被任命到边疆区域，官员的基本任务是征收赋税，提升教化，移风易俗，这势必能带动彼此的文化交融。官员们时常还会引来祖籍地的商人们，搭建起任官地与祖籍地或其他地区贸易的桥梁，将不同文明区域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转化为商业资源，如今仍广泛遗存下来的客属会馆就是这种交流的产物，它成为地域文化的展示物和标志，常常带来不同地域文化争奇斗妍的繁荣景象，成为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平台，因此，农耕文明、游牧文明、 海洋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停顿。
商业活动在神农时期已经萌生，所谓“神农之世，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且经常成为中国人农耕之余的辅助谋生手段，商人们在调剂我们这个广土众民国度的余缺方面厥功甚伟，但因为政策性的抑商举措，商人阶层却迟迟难以形成。即使到了明代中期以后，长距离的贩运贸易因为道路网络的齐备、和平状态的普遍延续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而颇具规模，商人们仍普遍屈服于读书人之下，或谋求以自身努力成为读书人，且先是依靠地缘纽带形成商帮，再通过“先义后利”“诚信为尚”等树立“良贾”形象，才逐渐有了相对独立的商人群体。
闽南海商在欧人东来之际，将深耕得近乎成熟的印太海域航线与大西洋对接起来，马尼拉成为其中的有力中转站，“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 “民初贩吕宋，得利数倍，其后四方贾客丛集，不得厚利，然往者不绝也。”
由北至南的海洋拓展，使东洋航线突破马尼拉至厦门、澳门、广州、暹罗、婆罗洲等范围，不断向欧美拓展，乃至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以及英属哥伦比亚等港口。不断加速着海洋世界的一体化。
（二）海洋文明在融入内陆文明中壮大
以往论者多喜欢强调海洋文明的冒险性和进取性，而极言农业文明的保守和落后，其实这是一种偏颇之论。早期的海洋文明也是自给自足型的，受到人类认识海洋能力弱，航海、造船技术水平低等限制，人们无法涉足远海，海洋贸易活动也不能形成很大的规模；加上没有成熟的贮藏技术，渔民灶丁也不易积聚自己的财富。所谓胼手胝足、望洋兴叹都是指海洋族群的生计方式较长时期内都处于较低水平。
倒是农业文明的成果在人口流动的驱动下逐渐向海洋区域渗入，特别是以大河流域为基础的农耕文明与沿海渔猎文明都建立在对水的依恃的基础之上，因而更有了相互融合的自然性。凡埭田（闽南沿海）、沙田（珠江三角洲）、海塘（江浙沿海）、荡地（两淮沿海）开发都是海洋区域农业化的重要表现。可以说，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结合，驱动了海洋区域经济开发的加深，也带动了海洋区域的文化提升。所谓的“海滨邹鲁”即是指海洋区域文化提升的结果。
宋代福建区域迎来了文化大提升的高潮，莆田的蔡氏、惠安的吕氏、泉州的黄氏等均有人跻身官途，进入王朝的显贵行列。明代海南岛在成化二年（1466），同时有薛远、邢宥和丘濬三人获得高级功名，到万历时又有海瑞跻身宦途。“南溟奇甸”一下子出现“海外衣冠盛事”，这是农业文明的凯旋，也直接带动了海洋文明的更新和提升。在沿海岛屿的开发过程中，福建沿海岛屿、广东海南岛均因为文化的跃升，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内附而很快进入到一个较高的阶段。相对而言，台湾因为离大陆相对较远，又暂时未被列入南北航线上，其开发相对滞后。
因此，保守、安土重迁、进取、冒险等观念并不能成为区分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标志，冒险、进取也是农业文明向前推进的重要品格，其与海洋文明的结合则迅速促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东移。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融、互摄是中国历史演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国家观念中早已形成了等级式的区域治理模式，《周礼·秋官·大行人》说：“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岛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中国乃天下之中，中国的疆域覆盖及于四海，边陲地带乃蛮夷戎狄诸部落，属“化外”之地，因此，“天下”是由“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的，是包含了“中国”（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和“四夷”边疆在内的一个文化单位，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建立在文化秩序上的天下。海洋族群与陆地族群共存于华夏这面大旗下。王朝统治者常常以“和合诸夷”作为国家兴盛富强的表现。政治上的“羁縻”统治，经济上厚往薄来的互市贸易，文化上的积极输出，均力求于“润物细无声”中将中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输出到边疆，使四夷受到中华礼仪道德、文物制度的浸染。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就具有了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双重意蕴。不同民族表现出相互的宽容和接纳，彼此具有包容性和涵化能力。农业文明主导海洋文明被包容是中国历史时期的基本表现形式。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无法超越历史阶段性。相对于海洋而言，最初只是“兴鱼盐之利” “行舟楫之便”；当海洋成为全球的通道和商品流通的桥梁之后，海洋经济才焕发出勃勃生机；当海洋科学进一步发展，人们有了更深度认识海洋能力之后，海底资源开发、海域上空资源利用都得以实现之后，海洋对人类的价值将有更广阔的空间。这时，海洋文明的优越性就可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从宁绍地区史前先民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来看，海洋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与海盐，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但海洋在为先民提供丰富资源的同时，因海洋环境的极端不稳定，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沿海地区史前社会的阔步发展。宁绍地区史前时期的海洋聚落多小而分散，亦未发展出明显分层的社会，在稻作农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依赖海洋维持生计的优势很快被弱化。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渐显缓慢，与发展相对迅速的内陆农耕文明区逐渐拉开了差距。稻作农业的兴起，使得人口增长加速，亦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海洋族群的生存空间，导致这些人往外迁徙，甚至扩散到台湾地区，进而发展成南岛语族。农业文明的迅速成长一定时期内之所以挤占了海洋族群的生存空间，当可视为农业文明仍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
浙闽粤等沿海区域民间海洋力量时常在官方管控间隙滋生成长，清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把台湾作为根据地。其子、孙又相继治理台湾21年。此间郑氏政权设府县，置乡社田园册籍；实行屯田垦荒，寓兵于民，发展种植业和制糖、制盐；鼓励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帮助土著居民改进农业生产方式；开办学堂等等，使台湾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得到相当大的发展。郑成功认识到“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保护商船和航运权益，维护海上的一切利权，达到“通洋裕国”的目的。郑成功指责当时的马尼拉当局“与荷夷无别，凌迫我商船”，若“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你城池库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郑成功站在明朝立场对菲律宾西班牙总督的警告，一定意义上显示中国传统海权意识已经形成。
闽粤沿海的居民在政府海禁政策下，或冒险闯禁，或贿赂守边将帅官员，或直接偷渡滞留海外，分别形成明代所谓的大倭患，明末清初的猫鼠同眠以及清前期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这些客观上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壮大，彰显了中国沿海居民不屈的进取精神和融汇各种文化的能力。中国海洋文明正是以开放包容的情怀，曲折地发展壮大的。
三、中国海洋文明成长的政策环境与曲折
（一）海洋文明的流动性与中央集权稳定性的悖论
海洋文明具有显著的流动性与跨区域性，从事海洋活动的人们有着更广阔的游移空间，无论是捕鱼，还是商业贸易。往往越远途的贸易才会带来越大的商业利润，这无疑是能调动人们冒险探索的强烈欲望的。由于早期的航海活动依靠自然动力，虽然季风变换很有规律性，却多有偶发的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出海的人们时常是抱着请神灵保佑和逐渐积累起的应对经验而下海的，船只的坚固性、利润的大小以及随船人员是否能安全回归都是未知数，这样的环境多能培养出他们的不羁与叛逆。
统治者对于他们常常是心怀担忧的，因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编户齐民方式才是统治者最有把握的管理方式，子民们在为王朝提供赋役义务的同时，也能享有应科举、跻身官僚行列的权利和机会。但是，逃脱户籍的人们对于这些义务和权利都不感兴趣，他们有时还会举起义旗从事起颠覆王朝的行动，于是王朝政策中除了施以儒家教化这种温和手段之外，也不放弃武力镇压、大举杀戮等残酷手段。在海上滋长壮大的反政府力量，如明中叶的倭寇、明末的郑氏集团等，都让王朝大伤脑筋，可在智慧的封疆大吏的奏疏中，却发现王朝有时将矛盾扩大化了，有时则可采取缩小打击面，争取大多数的策略，晚明海洋秩序一度归于平静，就是这种策略产生的积极成果。
（二）海洋发展的开拓性对王朝秩序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海洋文明所处的地位也多有不同，像战国时期的齐国、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等都有海洋文明滋长发展的成果。管仲的“官山海”使齐国率先成为“五霸”之首；秦始皇派徐福东渡，较早打通了中国与东亚邻国的海上通路；汉武帝派遣使者向西走海上到达黄支（今印度）；孙吴时有朱应、康泰前往南洋；唐朝时则有杨良瑶远赴大食；直到明初郑和七下西洋，这些官方主导的外交与外贸活动持续不断，声势浩大，其中雄厚的国力是支撑这些大规模海洋盛举的重要前提。民间海上活动一直绵延不绝，有时也能达到较大的规模，像唐之张保皋、明之郑芝龙家族等都是显例，他们在东亚海域受到广泛的推崇，甚至奉为神灵。唐宋以降，海上“丝绸之路”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国官民通过海路与沿线国家进行着频繁的政治、文化交往，海上贸易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联通东北亚、日本、南洋、波斯、阿拉伯世界，远到欧洲、东非，并以此为跳板，连接到世界更广阔的地域与国家，它不仅仅是东西方商业贸易的桥梁，也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也同样是面向海洋的国度，它们各自的发展与壮大，也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众，也曾积极参与海上贸易，特别是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逐步营建出“全球化”的新时代。
南宋高宗时推行“通洋裕国”的国策，“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广州、泉州、明州发展成为当时著名的国际大港。
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更是以举国之力，组织起庞大的船队，既“耀兵异域”，亦“布德化于四海” ，在肃清沿线海氛、拓展商业航道、连接南海、印度洋各国间的贸易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建立平等、互利、和平、和谐的印度洋贸易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为16世纪西方殖民者进入东方世界铺平了航行通道。其实，倘若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郑和下西洋，其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将明朝的影响扩大到南洋各国，大明宝钞亦作为赏赐物被散布到当地社会，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地推崇的货币，打通了中国与南洋各国间货币的相互流通渠道，经由南洋流入中国的白银甚至引发了明朝赋税制度的革命性变化，所谓的“厚往薄来”也是建立在大明居高临下的商品定价权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和下西洋并不一定会导致“国库空虚”的结果。郑和下西洋打通的贸易通道逐渐被民间继承，延续下来，本来就是郑和下西洋所产生的经济上的积极成果，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声势浩大的海洋活动带来的巨大政治、经济、文化效益绝不应该被低估。
明代后期，西方殖民者已在大航海之后进入东方，印度洋海洋贸易的航线与大西洋海洋贸易航线实现了连接，且还开辟了跨越太平洋的航线，全球化时代宣告来临。明朝后期以来，无论是中央，还是沿海地方，均顺应时势强化了行政建设，扩大了服务官方民间海洋活动的机构规模，乃至将由漳州月港出海贸易活动合法化，都体现了时代变化趋势是只应该顺应而无法强行遏制的。
四、近代中国海洋文明与西方海洋文明的碰撞
（一）西方近代掠夺式富国理念的一路唱响
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英国，西方列强越来越明显地将国家利益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纷纷推行海上霸权，以零和博弈的思路侵夺别国的财富。
清朝统治者发现这一苗头后，逐渐采取了收缩的政策，康熙皇帝就认为：“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更以台湾、澎湖新辟，远隔汪洋，设有藏机叵测，生心突犯，虽有镇营官兵汛守，间或阻截往来，声息难通，为患抑又不可言矣。”西方殖民者的行为更是清王朝无法把控的。康熙帝晚年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乾隆则自信满满地说：“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今既未遂所欲，或致稍滋事端。虽天朝法制森严，万方率服，英吉利僻处海外，过都历国，断不敢妄生衅隙。但观该国如此非分干求，究恐其心怀叵测，不可不留心筹计，豫为之防。因思各省海疆最关紧要，近来巡哨疏懈，营伍废弛，必须振作改观，方可有备无患。”但事实上清朝水师建设的目标原只是“保商靖盗”， “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虽然清军事实力未必落后，但殖民者的欲壑却成为其攫取清朝财富的不竭动力。此一时期沿海有识之士及部分地方海疆官员对海疆、海防的认识要远比当政者深刻得多、有远见得多，但他们的建议和呼吁常常未被采纳。晚清政治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腐败堕落严重，一些官员在列强之间走钢丝，谋偷生，视洋人为强弩，自灭威风，步步退让。
（二）中国海洋文明话语权的被挤压与抗争
然而殖民者对财富攫取的欲壑是巨大的，他们很快利用起华人建立的贸易网络，甚至直接役使华人充当引路人，深入中国内地，直至不惜使用武力，发动侵略战争，导致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段屈辱的抗争期。
道光时期，西方势力更多地进入中国，这逼使部分知识官僚开始有意识地认识和了解外国，也更自觉地了解当时国际的运行规则。林则徐出身于沿海的福州，接受过扎实的传统儒学教育，具有强烈的报国情怀和稳健的处事态度，其因此进入到海疆官员的行列中，成为道光朝经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林则徐认为：自汉唐以来，中国都是以“怀柔”之策，开放门户，任外国人远来贸易，唐朝设立的市舶司就以管理和招徕外国商人为职志，“厚往薄来”一向是中国王朝统治者的基本出发点，其中显然包含着大国风范和力求布德威于远方的示范情怀。但是，对于那些假贸易之名行掠夺之实的外国海盗，以及16、17世纪葡萄牙、荷兰殖民者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犯，出于国防的需要，我们也必然要采取自卫性质的“禁绝”行为。
英国政府支持鸦片贩子以走私的方式向中国贩卖鸦片，这无疑具有强盗性质，也不符合当时通行的国际法则。当时清朝政府无论是“塞源”（禁止输入）、“遏流”（禁止内销）、“正本”（禁止吸食），都无法切断其赤裸裸的武装走私。从19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仅从1820—1838年，英美鸦片贩子共计向中国输入了427620箱鸦片，从中国掠夺了价值三四亿银圆的财富。
鸦片贩子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凭借坚船利炮，更加放肆地走私鸦片。查顿（William Jardine，1784-1843）这个出生于英国的外科医生不惜放弃医生身份创办怡和洋行，走私鸦片，因而暴富。鸦片的输入一方面让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则使清政府因贿赂成风而更加溃烂。鸦片输入成为当时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群众视罂粟为“妖花”、鸦片为“毒蛇”，斥责走私船为“鬼船”，声讨侵略者“贩卖鸦片，毒为生灵，伤民命奚止数百万众，耗民财奚啻数千万金”。
林则徐痛感吸食鸦片带来的“民穷”“银涸”惨状，他在就任江苏按察使后，“密访严拿”“积蠹有名之棍”。到湖广总督任上时，林则徐更是查拿烟贩，收缴烟具，配制推广断瘾药丸，使禁烟取得显著成效。他上疏道光皇帝，陈明：“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林则徐较同时代人思想更深邃之处在于：鸦片输入不仅导致白银外流，财政匮乏，人民身体素质降低，而且还增强了敌人的实力，导致“借寇资盗”的后果。
道光帝终于接受了林则徐的劝谏，于1838年10月25日发布谕旨，要各省“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 12月26日，林则徐奉命抵京，前后连续被召见8次，31日被派为钦差大臣，并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林则徐禁烟走过了从重治吸食者转向打击鸦片贩子的路径，体现了其更加切合实际的工作作风。以前一提到打击鸦片贩子，往往会扩大化地走到闭关这条因噎废食的道路上去，林则徐则试图寻找精准治理的思路，提出了保护合法、打击非法的治理方略。
林则徐在苏州南濠、汉口等地对“阛阓聚集之地”的“行商铺户”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到“行商铺户……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何货，则一言以蔽其口，鸦片烟而已”，因此“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 这损害了我们的经济主权和民族利益，林则徐完全是站在国际法则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
两广总督张人骏利用国际海洋法则与列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地方官员中据理力争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在处理日本二辰丸案中彰显了民族气节，赢得了正义之士的赞许。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本船只“二辰丸”擅闯中国海域，私卸军火，遭遇中国海上管理部门的扣留，日方却盛气凌人，强词夺理，且试图勾结葡、英等方给清政府施压，蛮横地提出五点解决办法：（1）中国政府对撤换国旗一事，应派兵舰升炮以表歉忱，乃解放二辰丸时，令其兵舰近现在该轮停泊之处升炮，并先期知照日本国领事阅视，实行撤换国旗一事，帝国政府必要求中国将此案应担其责之兵舰管驾官等从严加罚。其办法帝国政府应任中国政府自行秉公办理；（2）中国政府应即时将二辰丸放行，不得立有条件；（3）二辰丸拟运澳门之军火，知为中国官宪所挂念，帝国政府可竭力不令其再运该埠，惟中国政府应备价收买此项军火，订价日本金二万一千四百元；（4）中国政府应声明俟查核扣留二辰丸实情，将应担其责之官员自行处置；（5）中国政府应将此案为扣留二辰丸所生之损害赔偿，帝国政府俟查明后即行告知其数，应核实算定。
但张人骏不屈不挠，据理力争。他对清廷外务部“顾全邦交，以速结为准”心存疑虑，认为日本“恃其强权”，根本不顾该处为我国领海，不得贩运军火等各国公认的准则，因此，一味地放任日本凌辱恐有不妥。但清廷这时完全抱着自保的消极态度，张人骏觉得这显然不是合适的做法。另外清廷外务部还致电张人骏，检讨我方“当初失之太骤，操切从事，致本系正当之办法，转为他人所借口，使我情理虽足，不通适用法律”。这时“粤中士民不察，集合鼓噪，甚有罢市暴动之说”，让清廷觉得很难措手，“遇事献替，固为士民之责”。清廷希望张人骏“将此案情节与所以办结之故，剀切晓谕，以免误会”，避免“借词生事，故为反对”，导致局面恶化。
经过这一事件，中国政府海权意识也得以强化。《外交报》刊文指出：“吾国为东亚独立之邦，东南两面皆边巨海，北起吉林，南抵琼崖，经过八省，延袤万数千里，悉吾国独有之海线，而更无他国分其利权，天然之形势，本欧西诸国所未有也。然正惟以独立之故，乃拥有大好之形势而不自知，遂使诸国之兵舰商船悉得任意航行，如入无人之境，驯至反客为主。而我之航海船舶反寄于他人范围之下。不平之事盖莫有过于此者矣。人第知胶湾、濠镜之类为外人所占有，而不知稽天巨浸中，岛屿林立，我足迹所未尝至，舆图所未尝纪，而彼族已窟穴其间，为殖民之新地者，实止一二区而已哉！闻政府有测绘海图之举，此真今日之急务矣。故略举西儒辩论领海之学说，刺取其最要者，以告体国经野之君子。”视野放宽之后，清廷积极顺应的姿态也是很明显的。
结语与思考
（一）中国海洋文明在辽阔的海洋环境中生长
中国海洋文明在辽阔的海洋环境中生长，范围覆盖了从辽东半岛到北部湾的广大东部沿海乃至远行到太平洋岛国，中国海洋文明将高度发达的内陆文明作为自己的依恃力量，将海洋天文、地文、人文知识推进到领先的阶段，使得海洋活动无论从商品种类、航行所及区域以及文明传播领域等方面都为世界所惊叹、倾慕、借鉴与效仿，中国的若干海洋文明成就冠绝世界，长期后无来者。
（二）中国海洋文明多元主体在海洋文明创造中的贡献
中国海洋文明向来包含了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滨海人群固然常年活跃于波涛之中，但以鱼盐为基本生计方式的小民历来多成就不了海洋开发的大事业，王朝意识到海洋之利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作用时，会毫不犹豫地介入乃至主导海洋事业，在沿海和内地积累起较多商业资本的富户们，如徽商中的汪直、福建南安的郑氏集团，成为海洋文明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造大船，屯多货，走远洋，大进大出，乃至在明末东亚海域、在清代称雄世界的富豪排行榜上都可列出他们的英名。历朝沿海的官员们常常是海洋文明的积极推动者，他们积极探索海洋自然规律，引导海上造船、航行技术的发展，将海洋事业推进到更深的大洋。像蓝鼎元、庄亨阳、蔡新、林则徐等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王朝海洋政策向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海洋防御官兵亦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贡献力量，他们长期与恶劣的海洋环境争斗，在维护海氛、肃清海盗等方面形成了巨大的正能量。
（三）中国海洋文明在王朝开闭政策下或兴或潜
中国海洋文明曾反复给中华文明以新的激励和促进，但因为王朝小政府大社会的运行机制，使得政权一方总是将稳定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一旦有了商业兴盛下的人员流动、王朝子民的潜匿与他徙、敌对势力的异军突起，王朝往往都会惊慌失措，矫枉而过正。于是，过当的封闭政策常常极端地压制海洋文明的生存空间，海洋活动常常被定义为反政府的举动而被禁止、剿灭；而一旦危机消除，或王朝对自己的海疆治理充满自信时，海洋活动又多能取得合法性的运行空间。有时地方官员也会从民生角度出发给予下海者更多的机会，有时海岸线的防御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漏洞，恰好给予无视禁令者长袖善舞的空间，因此中国海洋文明的脉流是汩汩不息的，只是有时处于政府支持下的兴盛状态，有时却潜入地下，波澜不惊。
（四）中国海洋文明的特质与当代价值
中国海洋文明的特质大体可概括为：官方主导，民间先行，海陆互摄，协和万邦，德润四海，允执厥中。这些特质是由中国海陆丰富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是由中国悠远的和平发展、天下为公价值观念所决定的，是由中国广土众民、地区间调剂余缺而形成的商业传统衍生而来的，是王朝综合社会安定、王朝安全、美美与共的秩序观而自然生成的。中国海洋文明与中华文明一样崇尚和平，却从不畏惧外来的强权，尽管近代列强肆意挤压中华海洋文明话语空间，却始终有着坚定的抗争与不屈的坚守。
我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彰显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担当精神。中国传统海洋文明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官方主导、民间先行、海陆互摄、协和万邦、德润四海、允执厥中特质，渊源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和平性、协商性、共生性和中庸性，作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势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