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代诗论对中唐诗人卢纶的诗格和诗风评价各异，直至当代犹存争议。这与他诗风的多样以及善于应对各种社交场合的创作能力有关，更深的原因则在卢纶才与骨的矛盾模糊了其人其诗的品性。卢纶在权贵面前谦抑自贬的卑弱形象，反映了大历以来士人庸弱人格愈益寻常化的趋势，也反照出以韩、白为代表的直士们重振盛唐布衣精神，在人生实践和诗歌创作中再现气骨和直道的勇气和高节。由于贞元诗坛正处在中唐士风向两极分化的转折点上，卢纶的人生选择和精神状态的这种代表性，自然成为辨识这一分化趋势的一个标记。
关键词：卢纶诗格；语素卑弱；贞元诗坛；士风分化
处于“中唐之中”的贞元时期，在大历到元和诗歌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近年来，学界在研究贞元诗坛的总体格局方面，已经取得可喜成绩。但由于这一时段上承大历、下启元和前期的诗歌高潮，是中唐诗大变的转关时期，贞元诗究竟经过哪些变化，才会催生出与大历诗风貌迥异、流派复杂的元和诗，其中还有很多问题可以深入探索。
本文提出贞元士风分化这一问题，主要是相对于标举建安风骨的开元士风而言。在一片盛唐气象的讴歌声中，尤其是在开元文儒所构建的精神世界里，诗人们普遍意气风发，胸怀大志，诗坛上充满乐观自信的高唱，文士们共同标榜功成身退的处世原则，对“直道”和“冰心”有一致的追求。纵然屈居下位的士人往往会因社会的势利和不公而激起不平之叹，但无论多么失意，他们的诗里都只有以布衣傲视权贵的骨气，绝无自惭卑贱的哀吟，更罕见对权势摧眉折腰的奉迎。因而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开元时期独有的昂扬健举的精神风貌。
安史之乱爆发后，一些文人的气节没有经受住生死的考验，士风的分化从此时就已经显现。到大历时，部分诗人的气格比盛唐降了一等，文士群体的人品已经出现程度不同的差异。其中的著名诗人卢纶将“大历十才子”“气骨顿衰”的精神面貌延续到贞元后期，明代有些论者已经注意到他“语素卑弱”的特点。若将这种“卑弱”与贞元时新崛起的诗人张籍、韩愈、孟郊、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等相对照，差别更加明显。然而卢纶却是唐德宗、宪宗乃至后来的文宗所欣赏的诗人，在当时才名颇高。而且像他这样的“卑弱”，在大历、贞元时期的文士中还不算少见。这就不能不令人追问：卢纶诗语为何给人“卑弱”的印象？与他的人格有没有关系？对于观察贞元诗坛的士风变化有何典型意义？盛唐的人生理想和布衣精神为何在卢纶这类诗人身上失落？如果能辨明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从侧面增加一个理解中唐诗多元复杂性的角度。
一、卢纶诗格和诗风“不易
定”的原因
明人唐汝询曾评论卢纶的《古艳诗》说：“纶笔不甚轻脱，乃有此等纤丽语，诗格信不易定。”言外之意当谓以卢纶诗笔的稳重，似不应有这等纤细轻佻的艳诗。此处的诗格原指格调的高卑而言。其实这句话的指向还可以不限于艳体诗，“诗格不易定”也是卢纶诗给人的总体印象之一。
前人论“诗格”高下，首指其诗有无气格。诗有“气格”的说法，唐人早已提出，一是指诗的气势格调，如皎然说：“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二是形容人的气质品格，如裴度《寄李翱书》：“故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诗歌的气格应是诗人的气质在创作中的反映，二者有密切关联。如《旧唐书·高适传》评：“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说明高适诗的高格取决于其气质之高。关于卢纶诗有无气格，前人的评论是不一致的。如高棅认为卢纶七古气格犹存，但五律“气亦少下”。许学夷也认为“七言古，卢气胜于刘，才胜于钱，故稍为轶荡而有格，但未能完美耳”。而《四库全书总目》则批评《御览诗》里所收“如卢纶《送道士诗》《驸马花烛诗》……皆颇涉俗格”。再联系上文已提及的唐汝询所批评的“纤丽”，李攀龙、周珽所说“允言语素卑弱”，可以看出，前人大致认为卢纶七古虽尚存气格，但其诗又有俗格、艳体和卑格，所以很难判定基本格调。
从卢纶今存全部诗歌来看，其七古数量仅14首，在今存三百多首诗里占比例很小，其中还有8首为咏物诗乃至咏美人诗。“犹存气格”的咏怀诗更少，较有代表性的应是《冬日登城楼有怀因赠程腾》，开头写登楼所见冬日景象，视野开阔。后半直抒胸臆：“世情多以风尘隔，泣尽无因画筹策。谁知白首窗下人，不接朱门坐中客。贱亦不足叹，贵亦不足陈。长卿未遇杨朱泣，蔡泽无媒原宪贫。”最后感慨“如今万乘方用武，国命天威借貔虎。穷达皆为身外名，公侯可废刀头取”，更揭出国命系于用武的现实。全诗从所发不平之气到使用句式都近似李白。另一首《腊日观咸宁王部曲娑勒擒豹歌》作于浑瑊幕中，将娑勒擒豹的过程写得虎虎如生，气势慑人。场景的渲染以及高潮的烘托对韩愈的《雉带箭》有明显影响。《难绾刀子歌》赞美并州刀子“一尺寒光堪决云”的锐气，也尚存盛唐气格。而最著名的《和张仆射塞下曲》六章虽被公认为“堪入盛唐乐府”，但这类五绝太少，以致李攀龙、周珽等反认为卢诗“独此绝雄健”而已。
相对于上述七古和五绝，卢纶其他各体诗确实都“气亦少下”。但因写法变化较多，少数诗仍略存气格。如七绝《裴给事白牡丹》以“长安豪贵”只知“争玩”紫牡丹的热闹与白牡丹“无人起就月中看”的冷清加以对比，冰清玉洁却不为世重的感慨不难体味。此外送人赴边或伤乱之作中也有较劲健者，如《送韩都护还边》“诗律响亮整齐”，能烘托韩都护常年在塞外苦战的豪气，末二句“今来部曲尽，白首过萧关”，点出这个老将在旧部战尽之后，仍要白首还边的命运，则形成发人深思的前后对照。《送颜推官游银夏谒韩大夫》以“猎声云外响，战血雨中腥”渲染战声彻云、血腥弥漫的惨烈氛围，也颇有边塞的风云之气。《夜泊金陵》则写夜见水营的感慨：“圆月出高城，苍苍照水营。江中正吹笛，楼上又无更。洛下仍传箭，关西欲进兵。谁知五湖外，诸将但争名。”月下水营的一派和平景象与洛下关西的紧张局势正成对比，结尾一针见血，直指诸将为争夺功名而置身国家安危之外的时弊。卢纶这类涉及战乱和边事的诗作有时还能透过一层思考现实，如《从军行》代一个“卷旗收败马，占碛拥残兵”的败军之将发问：“李陵甘此没？惆怅汉公卿。”李陵当初不甘心殁于虏廷的心情，当然不是朝廷那些不恤将士的公卿所能体会的。“惆怅”中不仅深含讥刺，也包含卢纶自己的历史见识，这种反思也是从军诗前所未有的。所以许学夷称此诗“在中唐颇为矫俊”。此外，陷于贼中时所作七律《春日卧病示赵季黄》形容长安乱象：“黄埃满市图书贱，黑雾漫山虎豹尊。”在暗无天日的尘雾中特意强调“图书贱”，可见乱兵肆意践踏文明的野蛮残暴。同作于乱中的《长安春望》是卢纶的名作：“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家在梦中何日到？春生江上几人还。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遥望川原浮云而不得归乡，正见兵戈阻断；近观千门唯有草色自闲，可知民居荒芜；落照中宫阙参差，正如国运之前景暗淡。视野虽阔朗高远，格调却沉郁悲凉，气格已近似杜诗。
联系前人评价和卢纶各体诗来看，是否“犹存气格”，取决于诗人是否尚存对远大志向和高洁品格的追求，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盛唐诗之所以普遍气格较高，正缘于此。卢纶上述诗例虽然数量不多，但还是能从中看出，从盛唐延续下来的文儒教育和创作传统仍在他内心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影响。据新见卢纶墓志，他生于天宝二年，少年时代在盛唐度过，加上“代著清德”“优游儒墨”，面对叛臣贼子仍能保住名节。“建中末”，卢曾陷于贼中，被胁迫受伪名，“公以为身可杀也，忠不可忘也，于是损支体，灼肌骨。示以疾废，名与身全”，乱平后“以公节不可夺，义必有甄，遂首获褒升，拜监察御史”。这种做人的底线应是卢纶诗犹存气格的基本原因。
但是卢纶诗里确实也存在着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最主要的卑格，将在本文第二部分重点分析。这里先略论其艳体和俗格。唐汝询所批评的“纤丽语”，不止《古艳诗》一首，还有《春词》写醉眠落花中的妓女，《论开府席上赋得咏美人名解愁》也很无聊。不过这类艳诗仅寥寥几首。至于俗格，前人的批评集中于七绝《王评事驸马花烛诗》四首。最俗的是其二“一人女婿万人怜，一夜调疏抵百年”，以及其三“人主人臣是亲家，千秋万岁保荣华”。《御览诗》其实只选了其一和其四，亦未能避四库馆臣之讥。卢纶之所以会写出这类俗诗，很可能是要适应为一介武夫贺婚的场合，因为王评事是契丹降将王武俊之子。不过卢纶在《春日书情赠别司空曙》诗里也有“谁堪少兄弟，三十又无官”这类俗情的直白表达。《送道士诗》被讥“俗格”，可能因全诗以化鹤、仙旌、桃杏、种玉、烧金等陈旧典故将道士写成仙人，在当时应酬道士的诗中已成老套。可知“俗格”与语言俗白、立意庸俗乃至陈旧俗套都有关系。不过《箧中集》以及顾况诗都有语言俗白的特点，却以古调见重。上述卢纶诗数量虽少，仍招致“俗格”之讥，还是失于意俗和俗套。
由以上分析可见，前人认为卢纶诗格难定，都只是就少数作品而论。其实从卢纶的全部诗作来看，其诗的总体风格难以概括，才是更重要的原因。仅从前人对卢纶的评价大都各持一端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正如蒋寅所说：“古人论其诗或以为‘奇悍之中，自饶雅致’（陈继儒）、或以为‘宽徐’（顾璘）、或以为 ‘奇隽’（何新之），总不外以偏概全。”此外还有称其“开朗”（胡震亨）、“朴厚浑雅”（周珽）、“近体全入伧父”（王夫之）者，而且各种评价彼此之扞格不入，在其他唐代诗人中也是少见的。深究其故，窃以为与卢纶特别注重以不同风格适应不同场合的做法有关。
卢纶的诗风多样，大致可按其创作场合和应酬对象分类：一是数量最多的送别诗，与大历其他诗人多想象行人沿途景况不同，卢纶常从人事着眼，根据行人的职务、处境或去向立意。若是送文人赴幕，一般扣住军阵战场，以勉慰激励为主，笔意矫健；若是送将军外出宣慰，则渲染其排场声势，以赞美颂扬为主，力求声调响亮；若是送地方官员赴任，多用良牧教化的典故，或渲染当地风土人情，祝对方政声外传，恭谨中又流露企羡之意；若送人下第，则借归乡之景暗示其科场失意，以同情宽解为主。在各种不同的送别场合中，每首诗的写法还能扣住行者的特殊身份再加变化，如七律《送史兵曹判官赴楼烦》强调史兵曹为大臣之子，所以特别颂扬“中有重臣承霈泽”“敢谢亲贤得琼玉”，将送人赴边诗写成了赞词。《送崔邠拾遗》则强调崔邠所上谏议都在郊庙祥瑞方面，用词也格外典雅。风格的差异还往往因诗人与行人的关系而变，如五律《送姨弟裴均尉诸暨》，卢纶与裴均是近亲，又同在外家长大，却自谦“东阁谬容止”，这种分寸感当因顾及题注所说“此子先君元相旧判官”这层关系，于是用词朴实却又客气，故钟惺称其“柔朴”。
二是奉陪上司或应酬同僚的场合，也要看应酬官员的等级和趣味采用不同笔调，如奉陪浑瑊登楼或游览诸作，均以雅词丽语极力夸饰各类景物，或讴歌祥瑞，或渲染声威，风格力求华丽庄重。而与中低级别的官员酬唱，则大多在恭维对方的同时深自谦抑，如五律《新移北厅因贻同院诸公兼呈畅博士》：“华轩迩台座，顾影忝时伦。弱质偃弥旷，清风来亦频。”《元日朝回中夜书情寄南宫二故人》：“无能裨圣代，何事别沧洲？闲夜贫还醉，浮名老渐羞。”无不低首下心，语卑气弱。偶有例外的是少数奉和诗尚能洗去几分富贵气息，如五排《和考功王员外杪秋忆终南旧居》虽仍不免“羸贱赏曾同”的自贬，但主要描写王氏旧居晚秋山景。五律《同柳侍郎题侯钊侍御新昌里》则把侍御宅写成了隐士居，这种清气显然也是迎合原唱者标榜风雅的趣味，同样是适应当时创作场合的需要。当然由于应酬太多，卢纶虽能根据创作场合不断改变风格，仍难免形成自己的套式。尤其数量最多的五律，少有全篇精彩者。
除了以上各种场合，卢纶在脱离应酬环境时，也能写出一些流露真情的诗作。如写贫居羁旅、落第归乡或过友人林园，会带出山村田园乱后荒废的景象，语言朴实浅易，风格疏淡自然。若与僧人过从或游宿寺院，则还能从清境中体会出几分禅意。与亲友离散聚合或抒发相忆之情，更多的是哀叹贫病交迫之苦或抒发乱离中的人生感触。贺裳称卢纶“其诗亦以真而入妙”，主要见于这类场合。
善于因应不同场合和不同应酬对象不断改变风格，原是一种值得称许的创作才能，在卢纶之前以杜甫最为擅长。但杜甫即使千变万化，始终有自己的个性气格突显其中，因而绝无基本风格难以概括的问题。卢纶的风格多变，对意象雷同的大历诗固然是一种突破，却因此失去了自我面目，以致连诗格都“不易定”，恐怕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顾及应酬场合而过分压抑了自己的真性情。这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他真实的内心矛盾。
二、自许“才大”和“语素卑
弱”的矛盾
从卢纶多变的诗格和诗风中，可以看出他很少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大量的诗歌似乎都只是为应付各种社交场合和各类人物的需要而作。而且在交游中不断自叹衰贱，向人乞怜。这种叹老嗟贫虽然是大历部分诗人的共同特点，但在卢纶诗里尤为突出。前人讥其“语素卑弱”，也应是出于这种印象。那么他究竟是否因为不得展志才如此自怨自艾呢？
卢纶几乎从来没有直白地表达过真正的志向，仅在极少数诗里，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期许。七律《无题》是说得最明白的一首：“耻将名利托交亲，只向樽前乐此身。才大不应成滞客，时危且喜是闲人。高歌犹爱《归思引》，醉语惟夸漉酒巾。（第七句缺），岂能偏遣老风尘。”尽管慕陶高隐是违心之言，耻于干谒也不符合卢纶一生不能远离权势的作为，但自信“才大”不至于久滞风尘，庆幸在乱世得以居闲保全的自白，却是发自内心的。此外便只有隐晦的表述，如五律《酬孙侍御春日见寄》：“松高犹覆草，鹤起暂萦尘。始悟达人志，患名非患贫。”虽自比小草，但暂萦尘的鹤还是隐藏了一飞冲天的大志。又五绝《酬人失题》：“孤鸾将鹤群，晴日唳春云。何幸晚飞者，清音长此闻。”自比为晚飞的鸾鸟，可随鹤群鸣于云霄，显然自许甚高。
卢纶是否确有他自许的大才，古今论者看法不同。从卢纶墓志看，他是既有文才又有吏干的。弱冠虽再举秀才不第，“而廉使皇甫公揖其才调，奏授虢州阌乡县尉”。调署密县尉后，河南尹严公又“尝饱公文艺之外，精于吏事，因假名府署”。虽然皇甫温和严郢都属于元载一党，不排除卢纶趋附的可能，但也要有实际才干方能得到这样的超拔。至于诗才，墓志谓“其清词丽藻，闻于当代者，凡七百篇”。其舅韦渠牟也称赞他“谋略久参花府盛，才名常带粉闱香”，“粉闱”为尚书省别称，也指尚书省举行的进士试考场。由此可知卢纶诗在省中也有名气。《旧唐书·卢简辞传》说“大历中，诗人李端、钱起、韩翃辈能为五言诗，而辞情捷丽，纶作尤工”。两《唐书》本传还分别记载了德宗曾关注卢纶，宪宗、文宗都曾访其文集之事。令狐楚在元和十二年所进《御览诗》中选卢纶诗32首，仅次于入选最多的李益。这些都说明卢纶之才在中唐时期为世所公认。
后世论者则对卢纶之才的评价不尽一致，认为在大历十才子中卢纶“所作尤工”的有胡震亨等，认为卢纶是大历十才子之冠的有潘德舆等，承认其“才情雄灏”的还有周珽。但也有一些论者不以为然，仅置卢纶于十才子中，评价一般。这种分歧同样反映在当代学者的论著里，这一分歧与卢纶“诗格不易定”的问题是一致的。
前人称诗人有才，不外乎才气、才情、才藻、才思这几方面。才气和才情是天赋，如刘勰所说：“才有庸俊”“才有天资”。才之大小主要通过辞藻和文思体现出来。《旧唐书》称卢纶“词情捷丽”，指其文思敏捷，词采斐然，正是对其才情的认可。
仅就善于因应不同应酬对象不断改变做法的才能而言，卢纶确实可称十才子之冠。尤其是赋咏陌生的重大场合，更非一般人所能。如五排《奉和圣制麟德殿宴百僚》，写君宴百僚的祥和氛围和犀象共舞的盛大场面，颇能渲染四方来朝的大国气象。据刘初棠研究，此诗应为贞元四年德宗赐诗浑瑊，卢纶在河中代浑瑊奉和之作。全诗用典周全而不僻，遣词平易而雅洁，既比一般颂体诗清疏，又不失沉稳庄重，出自一个并无参宴资格的下层官吏，不可谓无才。
风格的多样必然要求丰富的辞藻与之相配合。尤其是在七古这种最要求才气的诗体中，卢纶充分彰显了善用华赡的词彩咏物描状的才能。如《和赵给事白蝇拂歌》中“霜缕霏微莹且柔，虎须乍细龙髯稠”描摹拂须之柔洁细密，“此时满筵看一举，荻花忽旋杨花舞”形容挥拂之飘忽潇洒，“砉如寒隼惊暮禽，飒若繁埃得轻雨”夸张掸蝇之迅疾利索，比喻中化用典故，笔致精细而风趣；又如《慈恩寺石磬歌》想象石磬来自海西鲛人，借石磬的神奇传说写出其音声之奇妙。这类咏物歌行均能将精描细画的技巧与夸张比喻和新奇想象融为一体。
如果说七古咏物的繁富还带有大历十才子歌行的共同特色，那么善于用浅近的语言真切地描绘事象景物之情状，则是卢纶某些五排和七律的独到之处。如五排《客舍苦雨即事寄钱起郎士元二员外》描写自己在积雨中的窘境：“穴蚁多随草，巢蜂半坠泥。绕池墙藓合，拥溜瓦松齐。旧圃平如海，新沟曲似溪。坏阑留众蝶，欹栋止群鸡。莠盛终无实，槎枯返有荑。绿萍藏废井，黄叶隐危堤。”因积水淹没菜园，蚁群、巢蜂、蝴蝶、群鸡都躲在不适合栖息的地方，苔藓杂草、枯槎新芽、废井绿萍却分外茂盛，状景均从身边各类禽虫草木反常的生存状态落笔。《郊居对雨寄赵涓给事包佶郎中》同是写苦雨，则重在困守野居中的煎熬：“夜窗凄枕席，阴壁润图书。萧飒移新竹，龙钟拾野蔬。石泉空自咽，药圃不堪锄。浊水淙深辙，荒兰拥败渠。”窗外风雨飘萧，无法耕锄，室内墙壁阴湿，图书潮润，两首诗中细节捕捉的角度不同，都句句扣住雨中荒郊不堪居住的感觉，借五排的铺陈排比节奏绘形绘色，逼真如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浅易，卢纶还有不少五排化解了这种诗体传统的密实厚重之感，转为疏淡朴实，如《晚到周至耆老家》：“老翁曾旧识，相引出柴门。苦话别时事，因寻溪上村。数年何处客？近日几家存？冒雨看禾黍，逢人忆子孙。乱藤穿井口，流水到篱根。惆怅不堪住，空山月又昏。”全诗以叙述脉络贯穿，写耆老引着诗人边聊当初别时旧事，边寻旧村人家痕迹，一路所见雨中禾黍，所遇乡人闲话，都浅白如话，一气呵成，而村落荒凉破败的景象自在眼前。五排的清浅化虽是大历诗的共同趋向，但卢纶这类诗能将排律当作五古来流畅自如地叙事抒情，几乎不用典故，则在同时代诗中亦不多见。
善用浅语精切描绘情景事象的才能，表现在卢纶精心构思的七律里，则往往形成名篇佳作。如《春日题杜叟山下别业》：“白鸟群飞山半晴，渚田相接有泉声。园中晓露清丛合，桥上春风绿野明。云影断来峰影出，林花落尽草花生。今朝醉舞同君乐，始信幽人不爱荣。”山野间各种景物都似放大了动感而倍增活力：白鸟群飞，泉声汩汩，露压草丛，风过绿野。云影飘过而峰影又出，不但与首句“山半晴”呼应，又借这一联“双拟对”形成林花草花衰荣更替的连绵动势，全诗便在开阔的视野中呈现出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给人的鲜活感受。《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则是另一种构思：“野日初晴麦垄分，竹园村巷鹿成群。万家废井生新草，一树繁花对古坟。引水忽惊冰满涧，向田空见石和云。可怜荒岁青山下，唯有松枝好寄君。”全诗以一路寻觅竹园村巷和野田的行踪作为主线：虽然乱后荒岁，到处唯见野鹿成群，废井乱石。但麦垄初分，废井生出新草，古坟旁对繁花，冰涧春水已满，却又在荒废中见出春意的萌发，在对照中给人以生机不绝的启示。由此可见卢纶七律写景善于发掘景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构思各有新意，章法句法能紧扣着眼点别出心裁。他的名作《晚次鄂州》也是以“归心”为“一篇之眼”，首联通过计程写出急于归去的心理，颔联以“估客昼眠知浪静”反衬舟缓给诗人带来的焦虑，“舟人夜语觉潮生”则写出潮生利于船行的欣慰。颈联和尾联借江上鼓鼙之声解释自己归心如此之急的缘故，正在担忧旧业荡尽。此诗颔联曲尽大江行舟之神理，也体现了卢纶善以浅语描写真切景象的本领。由于着眼点善于变化创新，卢纶七律的新意更多于其他诗体，如《洛阳早春忆吉中孚校书司空曙主簿因寄清江上人》中“莺声报远同芳信，柳色邀欢似故人。酒貌昔将花共艳，鬓毛今与草争新”等句，扣住一个“忆”字，在眼前之莺柳花草中见出与人今昔相似的情貌，使春景与人同感共情。构句之创意对李贺《恼公》、李商隐《燕台》应有启发。
卢纶的绝句往往妙在善于捕捉关键细节，寥寥几笔即能令人宛然如见。如《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二只消夸张射石没羽的力度，自然就见出将军之勇健；其三抓住月黑雁惊及雪满弓刀两个镜头，便写足单于夜遁之狼狈。七绝名作《逢病军人》中“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的伤兵，《村南逢病叟》中“双膝过颐顶在肩”“卧驱鸟雀惜禾黍”的老翁，都在传神的人物速写中流露出悲悯之情。又如《过玉真公主影殿》：“夕照临窗起暗尘，青松绕殿不知春。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夕辉映照下的窗间积尘，深殿内诵经者的白发，仿佛是从历史阴暗处浮现的影像，无声地昭示了多少宫女以青春为公主陪葬的悲惨命运。《山店》：“登登山路何时尽，决决溪泉到处闻。风动叶声山犬吠，一家松火隔秋云。”前三句只闻爬山“登登”的脚步声，溪泉“决决”的流水声，以及树间的风声和山犬的吠声，末句才见人家松火的一点亮光，所取细节最能写出山中夜行的神理。
由以上诗例可见，当卢纶卸去应酬的虚套时，对大自然中蕴藏的诗意确有灵心妙悟，对现实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也格外敏感，而且善用不同体式，从多种角度将其所见所闻写得“悉如目见”，甚至“皆能使人情为之移”。这种表现力和创造力正说明卢纶自许“才大”不为虚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卢纶的七古和五排赋咏情状多以正面刻画的实写为主，较少虚写旁衬，在才情之外又颇见笔力。后来韩愈正是以构造实境取胜，形成其特有的“状体”。卢纶更善以浅语曲尽物态人情，这在大历、贞元诗人中也是尤为突出的。状物的真切和深细在韩愈和白居易诗里都发展到极致，因而卢纶对元和诗歌艺术表现的某些先导作用应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然而卢纶诗易给人“恨篇各有瑕，似乏全力”的印象，也损害了不少作品的精彩。这就要进一步从卢纶的精神状态来追究其中的原因。由于在卢纶墓志面世之前，研究者都根据两《唐书》等传世文献的记载，认为卢纶初官是被元载荐举，后又受元载、王缙牵累失官，所以都视卢纶为元、王门下士，并据此来分析卢纶的心态。现据墓志，可知卢纶并非由元载、王缙直接荐拔，且在兴元之乱时尚能守住名节，那么对于卢纶的语卑，是否需要重新认识呢？
从卢纶的诗来看，其语卑首先表现在反复对人诉说自己的“衰贱”“孤贱”和“卑束”，甚至刻意自贬。无论是科场失意还是因事暂停职务，都会使他产生强烈的自卑感：“风尘知世路，衰贱到君门”“孤贱易蹉跎，其如酷似何”“衰贫羞客过，卑束会君难”。趋附权门，固然自惭身贱：“此山招老贱，敢不谢夫君！”应酬同僚，同样自比贱草：“顾己草同贱，誓心金匪坚。”甚至有时还不惜以自贬人格来恭维对方。如《敬酬太府二十四舅览诗卷因以见示》奉承韦渠牟是“郗公”“大儒”，自斥为不堪造就的“幽劣”。《卧病寓居龙兴观枉冯十七著作书知罢摄洛阳赴缑氏因题十四韵》则在勉励对方“蹑云”“济海”的同时，自比为“腐叶填荒辙，阴萤出古沟”。为求权贵接纳，原来自许“才大”的卢纶可以变成“废材”：“应念废材今接地，一枝思寄户庭中。”可见卢纶的语卑，根源于人格的卑弱。
其次，卢纶的语卑还表现在求仕的姿态，大量应酬诗必以自诉困境结尾，卑微到似乎随时都在乞怜的程度。例如“应怜费思者，衔泪亦衔枚”“应怜在泥滓，无路托高车”“应怜守贫贱，又欲事躬耕”，又如表达对入仕友人的企慕：“应嗤向隅者，空寄路尘中。”不过是送别一位县丞，竟至想到“拜路尘”的潘岳。任监察御史时，依然在自叹“官微多惧事多同”“鬓毛衰尽路尘中”。即使是在他任浑瑊元帅判官，“宾主际合，若符契然”的“十五馀年”里，也还是一面自嘲“应嗤受恩者，头白读兵书”，一面仍在乞怜：“应怜似萍者，空逐榜人回。”诗人似乎一生心如飘萍，始终没有找到安顿之所。
由卢纶的语卑可以看出，他在仕途上的浮沉虽然未必和元、王直接有关，但确实对各级在位者都表现得低声下气。汉魏以来，诗史上也有格卑的诗人，潘岳、沈、宋都是典型。但在卢纶之前，罕见语卑的作者。大历十才子总体上气衰骨弱，也少有人将寒微士人的软骨写得如此直白。即使卢纶尚存“才大”的自信，也都被掩没在他深自谦抑的姿态中了。这种过度自卑的压抑感与他在诗里实际表现出来的才思和才藻形成明显的反差，使他无论处于困境还是顺境都很少有激烈的情感波动。除了偶尔流露的“为儒逢世难”的身世之感以及对民瘼的同情以外，他的心底是否还隐藏着更深的痛苦或更高的追求，令人无从揣度。这种才与骨的矛盾，模糊了他的诗格和人品，更折射出乱世和恶政中寒士命运的可怜和可悲。
三、庸弱人格的寻常化与贞元士风的分化
卢纶诗语的卑弱，既有自身的客观原因，也反映了大历、贞元时期士风的变化，对于观察盛唐到中唐诗人精神状态的巨变，具有典型意义。卢纶有较广泛的社交关系，其中一些诗人与他家世、境遇和品性比较近似，因而仅从卢纶的交游圈就可看出当时部分文士人格的庸弱已经出现寻常化的趋势。
卢纶的自卑感，显然与其家贫族寒和生计艰难有关。墓志说他“代著清德，而不登显秩”，从曾祖到父亲，都只是县令、司马、县尉之类低级官吏。因而卢纶凡是应酬出身高门者，都特别羡慕其“芳兰生贵里”，更加深憾于自己的“禀命孤且贱”。然而族寒家贫，本来是唐代寒士的共同特点，并非感到自卑的必然理由。卢纶在权势面前的卑弱，更直接的原因应是其周围亲友的影响。从亲戚来看，其从舅韦渠牟在两《唐书》里与裴延龄、李实等一班“奸虐”并列为德宗后期的宠臣，史称“渠牟形神恌躁，尤为上所亲狎”“所荐引咸不次迁擢，率皆庸鄙之士”。卢纶亦曾屡次干谒投诗，受其赏识。卢之妻叔赵纵为郭子仪之婿，与卢纶交往甚密，卢纶早年因之得游于郭氏门下。但赵纵也是元党，后因元败受牵连被贬和州。卢之姨弟裴均之父则为元载旧判官。从卢纶入仕的引荐人来看，墓志中提到的奏授卢纶为阌乡尉的皇甫温，原为鱼朝恩之党，后又受元载重赂，与元载谋杀鱼朝恩。后来奏卢纶为昭应主簿的严郢也属于元党。可见卢纶虽非元、王直接荐拔，却仍与元党有关。
再看与卢纶关系最密切的一群故友：《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湋、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三十载，数公皆负当时盛称，荣耀未几，俱沉下泉。伤悼之际畅博士当感怀前踪，有五十韵见寄，辄有所酬以申悲旧，兼寄夏侯侍御审、侯仓、曹钊》这首长诗回顾自己从安史之乱以来的遭际以及与诸友的交游，题中提及的11人中有8人都名列“大历十才子”中。吉中孚是卢纶旧相识，早年为道士，赴长安干谒元载得名，因“日与侯王会”而得以拜官。《唐摭言》卷十三载“山东野客”诗谓“无识伯和怜吉獠”，正是嘲元载之子元伯和汲引吉中孚之事。德宗即位后，用元载旧党杨炎为相，吉又被进用，官至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并“荐纶于朝”，与卢纶关系最密切。苗发为苗晋卿长子，而苗晋卿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旧唐书》评其“奉林甫之旨，顺胥吏之意，悦附张倚，欺罔时君。生为重臣，谄林甫之势也；殁改美谥，引元载之恩焉。或言晋卿不为巧宦者，诚不信也”。可见苗发也有谄媚权势的家传。李端曾在苗发任都官员外郎时，赠诗求其“应怜鲁儒贱”，及第后任校书郎。也曾写过一些奉承元、王的诗作。耿湋早年任周至尉被替，就曾寄诗元载之子伯和请求汲引。正如胡震亨说：“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载之门，卢纶受韦渠牟之荐，钱起、李端入郭氏贵主之幕，皆不能自远权势。”卢纶与这些人风尘追游数十载，必然同气相求，只不过是在权势面前表现得更加卑弱而已。
其实不止卢纶的亲友圈，从元载、王缙败后坐元党被贬的名单就可看出当时朝内趋附元、王的人数之众：杨炎、韩洄、王定、包佶、徐璜、赵纵、裴翼、王紞、韩会等十余人。其中包佶后来在贞元初诗坛上还号称盟主，说明当时不能自远权势的文士不止大历十才子。由于元载“在相位多年，权倾四海”“轻浮之士，奔其门者，如恐不及”，政治生态的加速破坏导致不少士人将攀附权势视为正常的求仕途径。而元、王败后，在大历年间牵涉朝士最广，但不少人对于被贬的权臣和趋附者还都抱有同情，如徐浩、薛邕先因与元载交好被李栖筠以他事贬出，常衮有诗寄怀，钱起、包佶、卢纶、司空曙均有和作，独孤及在常州也有遥和之作。王缙贬括州刺史经睦州，刘长卿有诗送之。包佶贬岭南，李纾贬婺州，刘长卿都有诗与之酬和。李端、耿湋、司空曙、吉中孚等也都有诗伤王缙之子逝世。总之，未受牵连的诗人以平常心对被贬者迎来送往，昔日的趋附者也并未见有多少反思。可见时人对于趋附权势的是非羞恶之心已经被常理心所取代，这就使大历、贞元诗人的庸弱人格愈趋寻常化。
德宗即位之初，“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虽然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但不久即因朝士赃败，“不知所倚仗”。更兼天性忌刻，猜忌功臣，听信谗言。“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这就滋生了一批权奸。导致贞元十年陆贽被罢相以后，裴延龄、韦渠牟、韦执谊、李齐运、李实、王绍等多个佞臣先后被任用。而每一个权臣倒台时，都有一些人被牵累，其中也包括文士，如杨炎被贬赐死，牵连者有沈既济、裴冀、孙成、崔儒、陆质。史言“翰林学士韦执谊及渠牟，皆权倾宰相，趋附盈门”。就朝士而言，不但政治生态较大历时期更为严酷，趋附之风也愈加炽盛。与此同时，毁谤、躁进、结党之风都已在德宗朝流行。
士人为攀附权势互相倾轧、谗害乃至与宦官交结的现象至元和以后愈益常见。史载文宗时杨虞卿、杨汝士、杨汉公、张元夫、萧澣等人“善交结，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为士人求官及科第，无不如志”。不少有文学名声者都失于德行有亏，就连元稹、李宗闵这样早年的骨鲠之士在权势面前也都逐渐变质。至于李虞、张又新等“八关十六子”、王涯、贾谏、舒元舆之类，甚至沦为权奸陷害政敌的工具或帮凶。与这种恶劣风气相比，卢纶的“卑弱”还仅止于谦卑自贬，尚未失去底线。但从中唐后期愈益败坏的士风不难看出，对权势的趋附会在某些士人身上发展到何等卑鄙的程度。
诚然，干谒是唐代士人求仕绕不开的一条途径。初盛唐也是干谒盛行的时代，但是面对权势持怎样的心态，却显示出士人品格的本质区别。开元时期，政治相对清平，取士制度经过一系列改革，朝野上下普遍形成了“荐贤者，至公之道”的共识。草泽之士认为“举贤无私”“不阻亲怨”是在上位者荐贤应有的气度，因而理直气壮地要求权贵平心汲引。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寒士干谒权贵时，人人都会声明自己“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并认为干谒者和被干谒者之间只有地位高低之分，在文章才能上都是平等的。所以他们甚至敢于直接指责宰相“以傲物而富贵骄人”，认为贫贱者同样具有凭自己的人格傲视权贵的资格，如任华所说：“观君似欲以富贵骄仆，乃不知仆欲以贫贱骄君。”虽然事实上他们未必能真正实现“平交王侯”的理想，但至少在诗文的表述中保持了心理的平衡和人格的尊严。这种傲视权贵的意气，与积极进取的豪气相交织，给了盛唐诗人在出处行藏的选择中坚守“直道”和“高节”的信念，这正是盛唐诗歌风骨的核心内涵。因而在盛唐的送别诗和应酬诗中，最常见的是以“凌霜节”和“玉壶冰”相互勉励。这就为盛唐以后的文人树立了在干谒中坚持正直品格的高标。
大历、贞元时期，虽然有相当多的儒士文人在权势面前丧失自我，但也有继承盛唐人格理想的一群文人，以坚守直道立身于朝野，在精神状态上与那些卑弱士人形成鲜明对照。如韦应物在许多诗里赞美“直道”和“贞洁”：“中心君讵知，冰玉徒贞白”“弦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他在洛阳丞任上，曾将倚仗宦官之势的军士绳之以法，充分体现了“拙直余恒守”的品格。元结写过《恶圆》《恶曲》《出规》等一系列文章痛贬当时苟曲于时、不行直道的风气，表达了“宁方为汙辱，不圆为显荣”的坚定意志。并在《出规》中告诫其门人务以“望权势而往”者为戒：“汝若思为社稷之臣，则非正直不进，非忠谠不言，虽手足斧钺，口能出声，犹极忠言，与气偕绝。”。德宗建中年间重用奸相卢杞，萧复在与卢杞同奏事时，曾“正色曰：‘卢杞言不正！’”后给事中袁高与补阙陈京、赵需等又犯颜直谏，阻止德宗启用被废的卢杞。贞元年间，文儒之士柳浑敢于正色谴责引荐他的韩滉“专立威福”，并拒绝“怙权矜己”的张延赏让自己“节言”的要求，以“柳浑头可断，而舌不可禁也”作为回答。陆贽为相时，直接对德宗批判“流俗之弊，多徇谄谀”的现状。裴延龄谮毁陆贽，阳城帅拾遗王仲舒、归登、熊执易、崔邠等“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上大怒”。这类例子还有不少，说明贞元朝臣中已经出现一群直士。这种反对曲附权贵的正气也反映到文学中，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序》里就指出选诗应当学习“古之作者”：“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贞元中在文坛已有影响力的韩愈与他的同道孟郊、张籍等诗人，针对当时趋附权贵的谄媚之风，写下了大量明辨曲直、颂扬节操的诗歌，将现实中“好人常直道，不顺世间逆，恶人巧谄多，非义苟且得”的两种现象加以对比，表示要始终坚守“不谄亦不欺”的“君子大道”。
而韩愈更是贞元间刚直之士的标杆。史称他“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早在裴延龄诬逐陆贽时，便作《争臣论》，批评阳城不能尽谏官之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他自己就在贞元十九年因不畏得罪权奸李实，上疏论关中旱饥而被贬阳山。晚年又因谏宪宗迎佛骨，再次遭贬，以其一生直行体现了“恶圆喜方，羞为奸欺”的本色。韩愈穷困时也曾为求仕干谒，但他秉承的理念是：“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这就进一步发挥了盛唐人的干谒理念。所以他即使在干谒时，也要让对方知道“韩愈之不谄屈于富贵之人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韩愈贞元十七年作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可以更透彻地理解文中的针对性。序文在权贵和隐士以外，为第三种人画像：“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这不正是对大历以来趋附权贵的朝士和文人最生动的写照吗？由此也可看出，到贞元后期这类卑弱士人与韩、孟等刚直之士已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种士风。
元和前期，因宪宗思革时弊，尚能纳谏，朝堂内涌现的直臣更多。如李绛、裴垍、卢坦、白居易、李藩等均正直敢言。李绛还曾对宪宗论用才的“至公之道”，应该是“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不必避亲故之嫌，这正是盛唐荐贤“不阻亲怨”的理念。也正是在这种政治空气中，元和三年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在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时，敢于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忌。白居易能用诗规讽时事，令“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令“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元和后期，宪宗开始信任奸佞，到穆宗长庆时期，政治愈趋混乱。但仍有耿直之士不畏强权，如中书舍人武儒衡“有气节，好直言”。韩门弟子李翱在元和十四年上书请求皇帝“不惑近习容悦之辞，任骨鲠正直之士”，宝历元年又因面责奸相李逢吉过失，被贬为庐州刺史。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以韩、白为代表的骨鲠之士不仅敢于为公道正义向权贵正面抗争，显示出古诤臣大义凛然的气概，更在道德公义的制高点上对权贵及其趋附者表示了极大的藐视。其精神风貌与大历以来部分诗人趋附权贵的士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虽然始见于安史之乱到大历年间，但在贞元中到元和年间才出现两种士风向两极发展而且互相对立的明显趋势。因而贞元时期作为“中唐之中”，是大历到元和时期士人精神风貌发生巨变的转折点。卢纶以卑弱的诗人形象出现在这个转折点上，代表着当时很多平庸文人的人生选择和精神状态，便自然成为辨识士风分化的一个标记。
综上所论，在中唐才名颇高的卢纶传世诗虽达三百馀篇，却给后人留下了诗格、诗风都不易论定的印象，其原因固然与他善于顺应不同场合变换体式和风格的艺术才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诗中才与骨的矛盾模糊了诗人的品性。其诗语和人格的卑弱之所以可视为贞元士风分化的一个标记，乃是因为典型地反映了大历以后部分文士庸弱人格寻常化的趋势，以致后世不少中晚唐士人“身贱自惭贫骨相”的嗟叹还能从他诗中找到共鸣。但这种趋势又与贞元前期崛起的一批新的士人形成精神状态的鲜明对照，反衬出以韩、白为代表的直士们将盛唐诗人推崇的气骨和直道付诸实践的勇气和高节。正因如此，元和时期的主流诗歌才能一扫大历以来的平庸，重振盛唐诗人傲视权贵的布衣精神，继盛唐诗之后再次登上新的高峰。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