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印刷成为中国的主流出版技术，成为印刷史领域的“李约瑟之问”。近来学界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已对此问题提出新的看法，然而引入全球视角与域外经验将会为考察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关系提供更多参照，得出更清晰的认识。考察雕版印刷在域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和境遇，能够呈现雕版印刷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丰富和深化对雕版印刷文化的理解。在不少西方的印刷史书写中，雕版印刷受到有意无意的漠视和低估。雕版印刷与欧洲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归根结底指的是雕版印刷。在印刷史领域应消除线性史观和西方中心观的影响，雕版印刷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需得到公正而全面的评价。

作 者：何朝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 载：《文史哲》2025年第3期，第47-68页

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西方，谷腾堡发明的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对宗教改革、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推动了近代欧洲的思想和文化变革。19世纪欧洲金属活字印刷术传到中国，经过反复试验攻克了中文金属活字印刷的难题，最终取代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出版技术。由于欧洲人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现代文明紧密结合，由此具有了现代性，进而使得近代以前的活字印刷也被赋予了某种现代性，在某些学者眼中雕版印刷与保守和落后联系在了一起。早在11世纪，毕昇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然而在此后近千年时间里，活字印刷为何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未能取代雕版印刷成为中国主流的印刷技术？这成了印刷史领域的“李约瑟之问”。

近些年来有学者以更为平允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回到历史的现场，从古代书籍的出版生态出发评判雕版和活字的长短优劣。研究者认为，雕版印刷长期居于主流地位，是古代出版者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雕版印刷是更适合于古代社会经济状况和书籍市场发育水平的技术如。这无疑是对雕版印刷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目前学界对雕版印刷的分析仍基本局限于中国本土的经验，虽已有学者引用来自域外的证据，但总体来看，对域外印刷出版业的考察是零星的、不系统的，存在很大拓展空间。

雕版印刷是最早发明的印刷技术，活字印刷是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受到雕版印刷的启发而出现的。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应用范围、生产规模，还是精美程度、艺术成就，雕版印刷都要大大超过活字印刷。可以说，雕版印刷是中国传统印刷文化的核心和主流。雕版印刷在中国发明后，向东传入朝鲜、日本、琉球，向南传入越南、菲律宾等国，向西传入西亚、北非、欧洲，创造了绚烂多彩的印刷文化和书籍文化。雕版印刷的对外传播，是中华传统文化世界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印刷史和书籍史上，雕版印刷是一种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却受到漠视和低估的技术。一些西方学者从欧洲本位的立场出发，认为谷腾堡发明的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才是真正的印刷术，有意无意地贬低雕版印刷术。在不少西方出版的印刷出版史著作中，雕版印刷无足轻重。对于欧洲历史上曾存在一个世纪之久的雕版印刷业，多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在一些学者眼里，只有谷腾堡发明的技术才是真正的印刷术，雕版印刷不过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过渡性的、不成熟的技术，无视雕版印刷在东亚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则试图否认或淡化来自东方的雕版印刷术与谷腾堡发明之间的关系，力图表明谷腾堡印刷术是完全独立的、全新的发明。

在全球范围内考察雕版印刷技术及其应用，不仅能够有效地扩充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使我们得以更全面、更准确地总结雕版印刷的特性，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雕版印刷在域外的丰富样态，体察雕版印刷文化的多样性。同时雕版印刷是世界印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研究雕版印刷域外传播的特点、影响，回顾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就，是在印刷史领域破除西方中心主义、重写世界印刷文化史的需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重审雕版与活字的关系

域外经验为重新认识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关系提供了新的依据。东亚地区是近代以前古代世界印刷出版业最发达的地区，从总体来看，尽管存在活字印刷技术，但古代东亚居于主流地位的印刷技术是雕版印刷。在古代中国及周边的日本、琉球、越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朝鲜半岛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古代东亚应用活字印刷最广泛、成就最高的地区。朝鲜历史上活字印刷发达，产生过金属活字、木活字、陶活字等多种类型的活字，其中以金属活字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李朝就曾铸造过三四十批金属活字。活字印刷质量亦属上乘，不少活字本字体精美，版式整齐。朝鲜用活字印刷了大量典籍，存世数量甚至超过雕版书籍，据统计，现存朝鲜古籍中有六七成是用活字印刷的。但朝鲜活字印刷发达有着特殊的背景。首先，朝鲜活字印刷的主导者是中央政府。朝鲜半岛的第一个活字本，是高丽高宗二十一年（1234）至二十八年（1241）之间以晋阳公崔怡铸字印刷的《详定礼文》，“印成二十八本，分付诸司藏之”，可知是政府印刷的。李朝时活字印刷发达，除非享国日浅者，几乎每个国王在位期间都会制造活字。一般是铜、铁、铅等金属活字，只是在（1592年）壬辰倭乱之后的七八十年时间里，由于受到战争破坏，物力维艰，才以木活字暂作替代。铸造金属活字动辄数万、十数万个，花费巨大，非中央政府不能频繁为之。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李朝第一个铸造活字的是太宗，其曾力排众议，铸字印书。史籍记载：“太宗肇造铸字所，铸大字时，廷臣皆曰难成，太宗强令铸之，以印群书，广布中外，不亦韪欤！”从中宗朝（1506-1544）开始，地方上书院、官员仿效中央政府，以活字印书，但多是木活字，少有金属活字。17世纪开始，一些能够接触到公家活字的高级官员，使用校书馆等机构所藏的官方活字来排印私人书籍。可见朝鲜半岛的金属活字印书，有非常浓厚的官方背景。其次，朝鲜中央政府使用活字印刷有特殊的背景和目的。高丽、朝鲜国小力弱，历史上曾数次遭到契丹、元朝、日本等入侵，中央藏书屡遭损毁，兵燹过后迫切需要恢复藏书，产生在短时间内印刷大量书籍的需求。这种需求的特点是要印刷的图书种类多，但每一种书印量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活字印刷是一种较好的选择。高丽末李朝初郑道传呼吁设立书籍铺铸字印书：“夫为士者，虽有向学之心，苟不得书，亦将如之何哉？而吾东方，书籍罕少，学者皆以读书不广为恨。予亦病此久矣，切欲置书籍铺铸字，凡经史子书，诸家诗文，以至医方兵律，无不印出，俾有志于学者，皆得读书，以免失时之叹。”之所以提议用活字印书，就是因为活字印书效率较高，可在短时间内满足士子需求。李朝太宗与臣下谈到铸活字的缘由时说：“吾东方在海外，中国之书罕至，板刻之本，易以剜缺，且难尽刊天下之书也。予欲范铜为字，随所得书，必就而印之，以广其传，诚为无穷之利。”“随所得书”，“就而印之”，正可发挥活字印刷速度快、印书种类多的优点。第三，高丽、朝鲜的图书市场相对较小，商业出版并不发达。朝鲜王朝社会结构特殊，分为两班、中人、良人、贱民四个阶层，等级制度森严，社会下层占人口比例较大，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坊刻业发展缓慢，到16世纪后期才在汉城出现。第一部坊刻书，被认为是宣祖九年（1576）翻刻世祖元年（1455）所铸乙亥字印行的《攷事撮要》。起初书籍销售主要依靠被称为“书侩”的流动书贩，固定店面的书店到17世纪才出现。而坊刻业直到19世纪才真正迎来大的发展。在整个李朝时期，书籍印刷主要是由官方和士人主导的非商业性活动。由于图书市场规模小、发展迟，书籍的读者主要限于王室贵族、朝廷官员和文人阶层，活字印刷基本能够满足需求。同时活字印刷多由朝廷、官员、寺院等推动，书坊较少参与，活字印书处于非市场经济环境中，无需反复权衡成本收益问题，形成了朝鲜活字印刷发达的特殊背景。下文将要讨论的日本的经验表明，若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在传统市场环境中正面对决，胜出的将是前者。

尽管历史上朝鲜半岛活字印刷发达，但雕版印刷仍占重要地位。雕版印刷同样是书籍出版的普遍方式，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和士人层面。即使在中央政府方面，雕版印刷仍受重视。世宗十三年（1431），世宗对臣下说：“《左传》，学者所当观览。用铸字印之，则未能广布，宜令刊板，使之广行。”可见活字印刷虽然速度快，但印数有限，且无法保存印版，故而要想使某些书籍长期印行、广为传播，仍以雕版印刷为优。李朝中央的出版机构书籍院除了使用活字印书之外，也用雕版印书。太祖六年（1397），曾以雕版刊行政府部门规章条例汇编《经济六典》。司译院、观象监、春坊、奉谟堂、宗簿寺、内医院、惠民署、掌乐院、训练局、军器寺、成均馆等中央机构也采用雕版印刷技术来出版书籍。在地方政府层面，由于不能像中央政府那样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制造活字，更是经常采用雕版来印书。地方官署常承接中央发下来的刻书任务，雕版刊成后进呈中央，高丽时期的官刻本几乎都是由地方官署刊刻的。据学者统计，不计算佛经，高丽时代已知中央秘书省刻书仅2种，地方各级官府刻书则达49种。朝鲜王朝时期，府、牧、郡、县等各级地方政府刊刻的书籍更夥。一般由中央政府提供活字本，地方政府用雕版翻刻，以平壤、忠州、大邱等地的翻刻本最为著名。此外在观念上，朝鲜的两班士大夫普遍认为，只有把著作刻在版子上方能传之久远。雕版对文本的保存和固定作用，是活字印刷无法比肩的。如果一部书十分重要，即使已经有活字本，也会再用雕版刻印。私人诗文集高丽时已有出版，到朝鲜时代后期迎来兴盛局面。这些书起初主要由作者子孙或学生在身后刊行，作为对作者最好的纪念，具有很强的仪式性，自非以雕版印行不可。17、18世纪，越来越多的文人自编文集，然仍喜欢以雕版刊刻。例如畿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奇正镇（1798-1879）死后，其著作先用活字印刷，但不久他的学生认为活字本难以久传，因而又重新用雕版刊刻。活字本出版后，再刻雕版本的情况十分常见。此外，对于那些质量要求高或插图较多的书，也以雕版印刷为优。虽然政府和民间都使用活字印刷技术，特别是木活字因成本较低而应用较多，但雕版印刷仍是士大夫阶层印刷书籍的主要方式。

探究雕版与活字的关系，日本的经验更具启发意义，因为两者在商业出版领域经历了真正的碰撞和对决。壬辰战争中，日本军队攻陷了朝鲜王京，劫掠大量金属活字和印刷工匠到日本，使日本本土的活字印刷发展起来，兴盛一时。当时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用活字印刷了不少书籍。官方有天皇主持印刷的“敕版”，幕府主持印刷的“伏见版”“骏河版”，民间也有不少个人和书坊采用活字印刷，甚至发展出了日本独有的假名活字，其中以嵯峨本最为精致美观。在商业出版领域，活字印刷在17世纪上半叶流行一时。但好景不长，从17世纪中叶开始，江户等大的商业出版中心的坊贾纷纷放弃活字，回归雕版。对此英国著名日本书籍史专家科尼基（Peter Francis Kornicki）写道：“在汉字中插入训点在雕版书中要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事实证明雕版印刷能够更好地满足17世纪图书市场增长的需求：活字本的重印需要重新排版，而雕版印刷则只需把书版拿出来刷印。”中野三敏认为，江户时期活字版初印最多数百部，再印需要重新排版，很难实现盈利，而雕版则可长期保存，多次刷印，是更经济划算的方式。长泽规矩也的看法最具启发性，他认为江户早期坊刻初兴，活字版虽印数有限，尚能满足需求；而随着图书市场规模的扩大，就需要靠雕版印刷方能生产出足够多的书籍。传统书籍市场的特点是书籍品种相对稳定，更新换代节奏缓慢，书籍运输流通效率较低。相对于活字印刷而言，雕版印刷使出版者能够长期保有长销书的版片，随时刷印，灵活应对市场需求，避免了活字印刷要么印量太少盈利不足，要么印量过大积压资金的风险。因而在江户时代的图书市场上，雕版书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学书籍和新式小说的流行，书籍市场生态发生变化，活字印刷才重新崛起，到1880年代取代雕版印刷成为主流的印刷方式。

东亚地区的印刷发展史表明，尽管在某些条件下活字印刷能够兴盛一时，但总体而言雕版印刷的应用范围更广，对东亚社会的影响也更为深远。这是因为雕版印刷与古代东亚的社会发展状况与书籍市场发育程度更相适应，尤其是在强调投入产出比的市场环境中。

一些西方学者低估雕版印刷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东亚历史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历史上雕版印刷在欧洲的发展水平较低。雕版印刷于14、15世纪之交前后传到欧洲，其发展高潮在15世纪后半叶，于该世纪晚期衰落，16世纪30年代以后已不再用雕版刊刻完整的书，只用来印刷书籍中的插图和装饰。雕版印刷在欧洲的兴盛期只有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雕版印刷在欧洲的发展水平要比东亚低得多，一开始多用来印教会的单张印刷品，在雕版印刷最兴盛的15世纪后半叶，出现了雕版书，但多是不足100页的宗教小册子，从未印刷过大部头的著作，而且品种稀少，地域集中。15世纪出版的雕版书，目前已知的有几十种，存世约600件，大多来自荷兰和德国南部，其中仅《启示录》（Apocalypse）、《死亡的艺术》（Ars Moriendi）、《穷人的圣经》（Biblia Pauperum）三种书的版本就占了现存数量的一半以上。如果加上《记忆的艺术》（Ars memorandi）和《所罗门之歌》（Canticum Canticorum），则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皆为以图为主、文字为辅的宗教读物，此外还有少量世俗书籍，如用作学校教科书的《多纳图斯拉丁语法初阶》（Ars minor of Donatus）、《字母表》（Abecedarium）和《拉丁格言集》（Disticha Catonis）等。掀起近代欧洲思想文化变革浪潮的大量宗教改革读物、人文主义著作、科学书籍，没有用雕版印制的，而是用谷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出版。关于欧洲雕版书的读者群，尽管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一般认为是中下层教士或信徒。在雕版印刷最兴盛的15世纪，谷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技术、铜凹版印刷技术等新兴的印刷方式相继出现并迅速崛起，与雕版印刷争夺市场。面对这两种技术的强有力竞争，雕版印刷在书籍印刷和插图领域均有明显劣势。在材质的耐用性和生产效率方面，雕版印刷无法与金属活字印刷相比。同时对于欧洲字母文字的印刷，雕版的精细度和表现力都明显逊于金属活字。雕版无法刊刻过于细小的字号，在同样的页面上所能印刷的文字数量少于金属活字本；雕版也无法保证所有的字母整齐划一，毫无二致，在版式外观上难以和金属活字本媲美。卡特认为：“雕版印刷因为不适合于拉丁字母，不久就中道夭折。”这种看法虽然并不全面，但确有一定道理。绝大多数雕版书都是单面印刷的，既不符合欧洲书籍双面书写的传统，也暴露出在用纸成本方面的劣势。在版画印刷领域，铜版印刷无论在精细度、表现力以及与欧洲传统绘画技法接轨方面都胜过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只是在成本低廉、能与金属活字一起印刷方面具有优势。欧洲的雕版印刷业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发展就失去了成长空间，最终沦为一种辅助性的印刷技术。正是雕版印刷在近代出版业中的弱势地位和边缘角色，导致欧洲学者对雕版印刷的评价较低。

与欧洲类似，雕版印刷在中东地区的发展也极不充分。根据已有的发现，雕版印刷技术在西亚、北非只被用来印刷钞票、护身符、税收证明等实用性印刷品，迄今未发现刊印书籍的证据。欧洲和中东地区的雕版印刷业并没有得到充分发育，与东亚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存在巨大反差，是雕版印刷业的非典型形态，因而不能作为评判雕版印刷价值和地位的主要依据。

二、以域外经验丰富雕版印刷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业的样态已为学界所熟知。雕版印刷在域外传播和发展，面临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与中国不同，应用场景和表现形式也与中国有异，衍生出的样态更加多样，展现了雕版印刷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雕版印书的新方式

东亚雕版印刷的承载介质，皆为中国发明的纸张。在中东，则出现了使用莎草纸的雕版印刷品。而中东和欧洲都使用过羊皮纸来进行雕版印刷。在东亚，由于使用刷印的方法，只能在纸张的一面进行印刷。欧洲早期亦采取刷印（friction, rubbing）的方法，唯因欧洲所制纸张较厚，以及用较厚的羊皮纸印刷，使用柔软的棕刷刷印压力不够，故改用较硬的物品（称为rubber），如木制或皮制的摩棒（frotton, burnisher）、勺子（spoon）、骨质的折纸器（bone folder）等。由于施加的力较大，同时水墨的渗透性较强，纸背会有渗透的墨迹和明显的凸痕（indentation）。到后期有采用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机来印雕版书的，由于从手工刷印改为机器压印，可以避免第二面时将已经印好的一面污损，出现了两面印刷的雕版出版物，这些书多见于15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但机器印刷的缺点是压力过大，容易导致雕版开裂。欧洲人还使用过钤印的方法来印刷书中的插图，这主要出现在插图尺寸较小、需要与页面上用金属活字印刷的文字部分细致拼接的场合。东亚的雕版书，一般是一块雕版印一个“筒子叶”。欧洲的雕版书亦大都类此，一版印两个页面（double leaves），相当于东亚的筒子叶，但也有一版只印一页的。

东亚的雕版书籍装帧形制，大体经历了从卷轴装、经折装到册页装的演变过程，册页装经蝴蝶装、包背装，最后定型于线装。欧洲的雕版书籍由于纸张、印刷方式不同，加上本土书籍文化传统的影响，产生了不同于东方的雕版书装订形式。东亚册页本古籍的装帧，以从一块雕版印出的筒子叶为单位，将筒子叶沿版心对折后，再用浆糊或纸捻、棉线将所有的折叶装为一册。欧洲中世纪羊皮纸手抄本的装订，则以帖（quire）为单位。将一块大的羊皮纸划分为数量为2的倍数的若干页面，规划好折叠之后的正背、方向、顺序，经过几次对折形成一帖，该帖内所有页面皆为两面书写，文字方向、先后顺序无误，再将若干帖以锁线形式装订起来。如前所述，欧洲的雕版书有使用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机印制的，可实现两面印刷。由于这些特点，欧洲雕版书的装帧方式较为复杂多样。有的欧洲雕版书类似于中国的蝴蝶装，将印页向里对折，再将若干印页在版心一侧装订起来。书中每两页文字之后，会出现两个的空白页，欧洲人或将所有的空白页粘起来，这样就不会出现空白页，但书页会变得较厚；或将空白页用作阅读笔记，以及将拉丁文翻译为民族语言之用。有的欧洲雕版书将印页从下到上依次摊开对齐，再统一在版心处对折，装订成册。这种装帧方式需要事先对所有书页的内容进行仔细规划，在刻版时除了最中间的一版两页之外，其他书版左右两页内容都是不连续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刻在一块版上，第二页和倒数第二页刻在一块版上，以此类推。读者在翻阅书籍时，除了最中间的两页均有文字外，都是一个文字页连着一个空白页，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装订形式。还有的欧洲雕版书为了更好地与西方传统手抄本的样式接轨，一块雕版只刻一页（半个筒子叶）。有时会将一块大的雕版切为两半，每一半单独刷印一页。这样就可以满足两面印刷的需要，在一张较大的纸上印上多个页面的文字，再折成“帖”，按照欧洲的传统方法装订成书。

在俄罗斯，则出现了一种新的雕版书，即用雕刻的金属版刷印的书籍。俄国雕版书的发展较西欧滞后，出现于17世纪二三十年代，持续到19世纪中叶。与西欧的雕版书一样，俄国的雕版书以图为主，刷印方法、书籍形制、使用方式皆类似，只是雕版的板材由木质改为金属。因时代较晚，书籍种类较西欧更为丰富，有《圣经》、教科书、小说、日历、谜语、公文以及个人出版物。从俄国的经验来看，用金属版雕印图书是可能的。

（二）雕版画的新品种

在雕版印刷初兴的唐代，就已经出现了木刻版画。催生雕版印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批量复制佛像。最早的一批印本《陀罗尼经咒》中，刻有佛像和手印。存世最早的带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品——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卷首有精美的扉画，技法已相当纯熟。经过近千年的发展，至晚明迎来中国版画史上“光芒万丈”的时代，木刻版画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古代木刻版画既有书籍中的插图，也有利用饾版、拱花技术制作的精美的笺谱、画谱，还有民间的年画。木刻版画流传到海外，产生了若干不同于中国本土的新品种，展现了木刻版画艺术发展的多种样态。

明清时中国的木刻版画通过中日两国之间活跃的书籍贸易传到日本，被日本书籍从业者吸收借鉴，并结合日本的本土文化，加以发扬光大。17世纪初，从中国输入的版画刺激了日本本土版画的发展。日本带有木刻版画的书籍分为“绘入本”和“绘本”两种，前者是带有插图的书籍，后者则是以图为主、文字为辅的书籍。绘本与以文字为主的“读本”相对，在17世纪中叶出现。绘本是一种通俗读物，内容主要是小说、民间故事、儿童读物，如《索加兄弟》《义经记》《桃太郎》《猿蟹合战》《开花爷爷》等。这种以图为主、以图画代替文字作为主要叙事手段的书，是一种新的书籍类型，给东亚地区的书籍世界带来深远影响，当代中、日、韩绘本和漫画书的流行，乃至今天的“读图时代”，都可以从中找到渊源。江户时期还诞生了反映世俗生活场景、具有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版画浮世绘，尤其是从绘本中脱离出来的“一枚绘”，即单张版画艺术作品。起初是单色印刷的“墨摺绘”，后来发展出手工上色的“丹绘”“漆绘”，再发展出简单套色印刷的“红印绘”。明和二年（1765）铃木春信发明了多色套印的“锦绘”。在中国，除了信笺和年画之外，版画一般皆与文字配合，很少单独使用。即便是信笺和年画，版画也只是在其中起到装饰和烘托氛围的作用，本身并没有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而在日本，浮世绘作为一种版画艺术，渐渐独立为一个艺术门类，题材也在中国原有的人物、故事、花鸟、山水的基础上加以拓展，描绘市井风情，形成了日本特有的艺术风格和印制工艺。浮世绘用色大胆活泼，线条流丽奔放，不少作品有浮华冶艳色彩。

欧洲的雕版书，大都以图为主，以文字为辅，在形式上与日本的“绘本”有类似之处，但大都为宗教题材，其性质与以娱乐为目的的“绘本”有本质不同。欧洲的雕版画，则在技法上出现了新的类型和样式。在东亚、东南亚和中东地区，雕版一般都是凸线雕刻，即在木板表面保留文字和图案线条，空白处则挖去，印出来的文字和图案是黑色的。在欧洲，受到15世纪兴起的铜凹版雕刻技法的影响，某些雕版画的线条使用阴刻，印出来的线条是白色的，背景则是黑色的，例如1502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出版的《贞女玛利亚的星辰桂冠》（Stellarium Corone Benedicte Marie Virginis）和《方济各会修士佩尔巴特斯论圣徒》（Pomerium de sanctis，fratris Pelbarti ordinis sancti Francisci）两本书的封面版画。此外，欧洲的雕版画在材质方面也有创新。同样受到使用金属板材的凹版印刷的影响，在欧洲诞生了一个雕版画的新品种——金属雕版画（metalcut），其名称与木刻版画（woodcut）对举。金属雕版画是在金属板材上以凸版形式雕刻版画，在技术上与同样使用金属板的铜版画（engraving）有显著区别，后者属于凹版印刷。金属雕版画约出现于15世纪下半叶，消失于1500年前后，流行于荷兰、德国西部、瑞士等地。由于材质方面的特性，金属雕版画发展出了独特的技法，常用凿子在金属版上凿出许多小点，用来表现阴影、图案等效果，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因而又被称为“尘点印刷品”（dotted print）。由于所使用的材质相同，金属雕版画对铜版画也有所借鉴，比如用阴刻线条来勾勒图像的轮廓，从而在风格上与传统的木雕版画形成显著区别。但金属雕版画在生产工艺上却与木雕版画接近，存在画稿者与雕刻者的分工，铜版画则由艺术家在铜板上直接进行创作。金属雕版画可以看作中国传入的雕版印刷与欧洲本土的铜版印刷技术相互融合的产物。古代中国也出现过在金属板材上雕刻印刷的例子，如以金属板雕刻佛像、佛经、纸币和广告印版。所不同的是，西欧出现的金属雕版画并不是实用性印刷品，而是一种艺术作品。

此外，欧洲人还革新了木刻版画技术，使这种来自东方的技术焕发新颜。15世纪下半叶，面对线条更为细腻、细节表现力更强的铜版画的竞争，木刻版画在书籍插图领域逐渐处于下风，促使欧洲的木刻版画发生转变。16世纪以后在书籍印刷领域形成了文、图的分工，即文字用金属活字来印刷，装饰和插图则使用雕版印刷。雕版印刷的题材不再局限于《圣经》故事、宗教人物，世俗题材大大增加。在技法和风格上也有较大发展，与欧洲传统的绘画技法相结合，1470年以后开始使用连续平行线来描绘阴影。雕版画摆脱了初期单纯用线描来表现人物和背景的粗糙风格，将西方传统的素描技法运用到版画中，出现了素描式作品（scratchy style woodcuts），雕版插图的立体感和表现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艺术家参与雕版印刷品的创作，雕版画越来越成为一种艺术，而不仅仅是一种工匠的技能。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加入雕版画创作，他以巧妙的构思、高超的画艺，对木刻版画作了里程碑式的提升，使之成为一种堪与素描、油画等其他艺术品种相媲美的高雅艺术。他为《启示录》（Apocalypse）一书创作的系列版画，以及关于圣母生平和耶稣受难的几组书籍插图都非常有名。稍晚于丢勒，另一位德国画家荷尔拜因（Hans Holbein）也为版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523至1526年荷尔拜因以雕版书《死亡的艺术》为蓝本，创作了包含41幅雕版画的《死神的舞蹈》（Dance of Death），将主题从如何以信仰战胜死亡恐惧的说教，变为描绘死神戏弄纠缠社会上各色人物的讽刺作品，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18世纪末，英国人比威克（Thomas Bewick）对木刻版画再次进行革新，发明了木口木刻（endgrain wood engraving）技术。比威克的革新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改进了使用木材的方法，传统的雕版印刷为了获得最大的刊刻面积，使用木材的纵剖面（side grain）来刻版，比威克则使用木材的横剖面(end grain)来雕刻，后者的结构更为坚硬致密，可以雕出更为精细的图案。二是改进了刻版的工具，他发明了更为细小灵活的雕刀（burin, graver），以取代传统的刻刀（knife），更能够表现画面的细节。比威克能够在几厘米见方的面积上刻出一整幅插图，表现复杂的场景，细节刻画入微，这是传统的雕版插图所难以做到的。在西方，虽然比威克的新技术仍然属于雕版印刷，但它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wood engraving，以区别于对传统雕版画的称谓woodcut, wood carving。Engraving 一词本用来指铜版印刷（copperplate engraving），属于凹版印刷方式。比威克的新发明属于凸版印刷的范畴，却被用engraving命名，说明用比威克的方法刻出的版画插图在细节表现力上已不输于铜版画。而且相对于铜凹版，以新的方式刻出的雕版更为耐久，使用寿命更长。比威克的革新大大提高了木刻版画的精细度，由此木刻版画的艺术表现力达到了新的高度，使雕版印刷焕发出新的活力，在书籍插图领域迎来了复兴，能够与铜版印刷互争雄长。

日本和欧洲的雕版画从书籍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单独的艺术形式，即木刻版画艺术。20世纪30年代，欧美苏日的木刻版画艺术被介绍到中国，经鲁迅先生大力提倡，成为进步文艺的一种重要形式，迄今仍在版画艺术中占有关键一席。雕版画以新的形式回到它的诞生地中国，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接续传承。

（三）雕版印刷的新业态

如果将眼光局限于国内，我们容易把中国的情况视为雕版印刷业发展的经典模式，甚至唯一模式。放眼域外，我们能够看到雕版印刷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生态中形成的不同业态。以下着重以日本、中东、欧洲为例说明之。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由于“町人”（市民）文化的兴起，民间出版业发展起来，17世纪初出现了坊刻本，即所谓“坊本”“町版”“书肆版”，并迅速走向繁荣。到17世纪中叶，坊刻读物已经随处可见了。这一时期除了翻印从中国输入的图书之外，也开始大量使用假名出版日本人的著作，许多此前长期通过抄写流传的古书，如《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等，有了印刷本。在此之前只有僧人源信的《往生要集》等极少数日本的本土著作存在印本。如前所述，雕版印刷在这一时期的商业出版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日本出版文化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出现了带有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新的书籍品种。在模仿中国的官员名录《缙绅录》的基础上，日本出版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武士名录《武鉴》、贵族名录《云上名鉴》，以及青楼指南《吉原细见》。花道指南、“名所图会”（旅游指南）也是极具日本特色的书籍品种。江户时代初期，兴起以日文假名写作的通俗文学，称为“假名草子”，以区别于之前以汉字书写的汉籍。随后又兴起了“浮世草子”，它与用古语文体写成的“假名草子”不同，是用日常口语写成的世情小说，反映现实社会，又称“当世本”。之后出现了长篇传奇小说“读本”，分为“传奇物”“劝惩物”“实录物”等类别；又有“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较之“读本”更为通俗。“草双纸”是一种更为低端的通俗小说，其中有不少是以妇女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图文并茂，而以图为主。“讲释本”，是说书艺人（讲释师）将演说的故事加以印刷出版的本子。到18世纪末，人们又把描写战争、公案等重大事件的说书故事与情爱、侠盗题材的市井故事区分开来，将前者称为“讲谈本”。“咄本”，又叫“小咄”“小噺”，收录供人消遣的“落语”等滑稽笑话，相当于中国的笑话集。此外，还有以木偶说唱剧、狂言等戏剧脚本为蓝本出版的“净琉璃本”“狂言本”等。江户时期还诞生了日本的市井新闻读物，即所谓“瓦版读卖”。所谓“瓦版”，实际上是雕版印刷的单张印刷品或小册子，以报道各种奇闻轶事和娱乐性社会新闻为主，由于讲求时效性，刊刻迅速，质量粗糙，效果类似以瓦片印制，故被称为“瓦版”。销售的方式为小贩在街头边读边卖，故称“读卖”。二是形成了日本自己的出版术语体系，这是印刷文化特色在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反映。传统的经典图书被称为“物本”，出版这类图书的书坊被称为“物本屋”；通俗读物则被称为“草纸”或“草子”，意思是册子，其版刻书坊被称为“草纸屋”。日语中把印刷本称为“摺本”，称雕版印本为“整版”“一枚版”，活字本则被称为“一字版”“植字版”。江户中期以后的刻本后面有记录作者、出版者、印刷工匠等信息的专门位置，相当于后世版权页，被称为“奥付”。三是出现了新的雕版印刷业管理方式。中国的雕版印刷业虽然出现最早，但行业组织发育迟缓，直到清代才出现，初期其活动仅限于讲论书籍质量、抚恤贫苦从业者等，到了晚清，随着近代出版业的兴起，书业行会才具备查禁淫书、制止翻印等功能。江户时代的日本，随着商业出版的繁荣，形成了具有较强控制力的行业组织，并在出版业中发挥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这是日本出版业的一大特色。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京都的出版商开始出版联合目录，每5至10年更新一次。17世纪末，京都出现了书业组织“书林仲间”，于享保元年（1716）得到政府承认。之后大阪在享保八年（1723）、江户在享保十年（1725）、名古屋在宽政十年（1798）先后建立了得到政府认可的行会。日本书业行会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协调解决当地书商之间以及跨地区的版权纠纷，在西方的版权观念输入之前，日本已形成一套版权协调和保护机制，只是当时书籍的版权（称为“板株”）属于出版商，并不属于作者。

在东亚地区，雕版印刷在书籍生产领域的成就较受人关注，对年画刊印的研究亦较多，但雕版印刷在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远不止此。在古代中国，雕版印刷还被用于印制政府公文、科举试卷、商业广告、日用文书等，应用十分广泛，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反观中东和欧洲，单张印刷品、非书印刷品占有重要地位。1294年，伊利汗国曾仿效元朝以雕版方法印刷纸币，公开发行。1880年在埃及的法尤姆（Fayyum）出土了一批数量庞大的阿拉伯纸文书，其中有一小部分雕版印刷品，大都为单张的残片。从那时至今，在欧美等地的博物馆中又陆续发现了更多的中东雕版印刷品。目前已知的存世中东雕版印刷品有近100件，多为残片，这些雕版印刷品上都没有刊印时间，根据研究推断，大致刻印于10世纪到15世纪早期之间。其中的内容主要是文字和图案，没有图像。中东出土最多的雕版印刷品是护身符，其中的文字大都摘自《古兰经》。这些护身符有的是单张印刷品，有的是两张以上的印刷品粘连而成的长卷，绝大部分印于纸上，也有个别印在莎草纸或羊皮纸上，尺寸普遍较小，仅几厘米宽，便于放在小匣子中，挂在脖子上。除了护身符之外，其他的雕版印刷品包括仓库物品单据（一说缴税凭证）、朝觐证明、政府公文等。目前留存下来的中东雕版印刷品数量并不算多，多为日常印刷品，这类物品很难被有意识地加以保管和收藏，但在当年的使用量可能是相当大的。尽管在伊斯兰世界人们没有使用雕版印刷技术来出版书籍，但在社会生活层面雕版印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广泛应用。在近代欧洲，曾广泛存在单张雕版印刷品。留存至今的雕版印刷品普遍刻印不够精致，较为粗糙，也没有画稿写样和刊刻者的署名，说明当时这些东西价格低廉，使用者主要是下层民众。目前存世的欧洲单张雕版印刷品达几千张之多，可以想见当年印数和流通量之巨大。它们中有很多是被附在手抄本或活字印刷书籍上才得以留存。据称现存最早的欧洲雕版印刷品圣克里斯托弗像，就是贴在一个手抄本上保留下来的。从单张雕版印刷品的留存状态，可以推断它们当初的用途和使用方式。有不少雕版印刷品是作为日常物品的附属物而得以留存至今，比如有的被贴在保险箱、旅行箱等箱盖内侧，既能起到装饰作用，也有保护箱内财物的功效。现存欧洲雕版宗教书籍的一些书页，四角有浆糊粘贴的痕迹或铁钉的钉眼，有的书页有磨损的痕迹，显示当初曾经以散页的形式被贴或钉在门上、墙上、壁炉上或家具上，或缝在衣服或其他个人物品上，供人观览膜拜，兼作装饰。书中的文字大多较为简短，很少长篇大论，带有格言警句的性质，与教堂墙壁上的铭文有类似之处。雕版书大多是单面印刷的，这也便于把书页贴到墙壁上。15世纪的欧洲瘟疫流行，这些雕版印刷品可能被认为具有护身防病的作用。在宗教仪式中，也有使用单张雕版印刷品的情况。一方面，如前所述，欧洲的雕版书多为100页以下的小册子，书籍印刷业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单张雕版印刷品数量很多，应用较为广泛，且与东亚地区的单张印刷品使用方式存在差异。由此看来，雕版印刷在一个社会中的应用，不必以书籍印刷为主。中东和欧洲雕版印刷品的使用状况，提醒我们重视书籍印刷之外雕版印刷的应用方式。古代中国，雕版印刷发明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技术得不到士大夫和官府的重视，也存在过一个以印刷日用读物和印刷品为主的阶段。五代、两宋以后精英阶层采用雕版印刷技术大量刊印书籍，民间日用印刷品仍然广泛存在。这些印刷品不像书籍那样容易受到藏家和学者的重视，但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大量存在过，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它们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蕴，同样是雕版印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的15世纪，是一个“媒体变革的世纪”、一个“媒体混合的时代”。在雕版印刷业兴起的同时，中世纪以来的手抄本传统仍在延续，而铜凹版印刷术、谷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又接连涌现。各种技术相互竞争，同时又彼此借鉴、融合，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雕版印刷与其他书籍生产技术相互渗透、嵌入，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混合书籍形态。早期的雕版书和活字印刷书都曾以手抄本为底本，并模仿手抄本的样式。雕版本和金属活字本存在相互模仿翻刻、翻印的现象，雕版插图和铜版插图也相互抄袭模仿。有不少书，同时存在着手抄本、雕版本和金属活字本。如《多纳图斯拉丁语法初阶》就有一个雕版本和几个金属活字本。而在同一本书上，我们可以看到雕版印刷与其他书籍生产技术相互配合的情形：1手抄文字+雕版插图，这种方式称为chiroxylographic。插图或印在书中，或贴在、缝在书上。2金属活字文字+雕版图像，这是最为常见的组合方式。在金属活字印本中，用雕版来印刷的部分有：（1）首字母。即段落开头的第一个字母，通常写成很大的花体字，并用色彩进行装饰。这种做法源自手抄本时代，其作用是向读者提示段落的开头，兼有美化页面之助。在手抄本时代，装饰首字母是一个专门的技术工种（rubricator）。用雕版来印制首字母，可以省却很多人工。（2）装饰纹样，尤其是环绕文字的边栏。这也源自手抄本时代对书籍进行华丽装饰的传统，在文字的周围环绕以各色鲜艳的图样。（3）插图。印制图像本来就是雕版印刷的长项，当然插图也可以用铜凹版来印制，但成本将显著升高。（4）封面。初期的封面上除了书名、作者、出版商等信息外，还有出版商徽标、图像装饰等不少繁复的图样，使用雕版来印刷是一种较合理的选择。正是由于用雕版印刷来印刷书籍的上述部分具有一定优势，进入16世纪以后，欧洲的雕版书和单张雕版印刷品虽走向凋零，但雕版印刷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辅助性角色配合金属活字完成书籍的印刷。3雕版文字+金属活字文字，较为少见。《人类救赎之镜》（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有一个出版于1473-1474年间的版本，其中的文字一部分用雕版印出，另一部分用金属活字印出。可能出版者开始想用雕版来印刷，后来转而改用金属活字。4雕版文字+金属雕版插图，同样稀见。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基督受难》（Leiden Christi），文字是木雕版印刷的，插图则是金属雕版所印。前面已经介绍过，金属雕版画本身就是雕版印刷与铜版印刷的混合体，包含了两者的基因。欧洲雕版书的装帧与欧洲传统的书籍装帧方式存在显著不同，有些学者把装帧方式与雕版书相同、带有木刻版画的手抄本和金属活字本称为“半雕版书”（semiblockbook），这也是雕版印刷文化与欧洲固有书籍传统相互渗透的反映。近代欧洲的雕版印刷体现出与其他书籍生产方式融合共生的特点，这种独特业态更便于我们观察不同书籍生产技术的共时性关系，在各种技术的碰撞与交流中深入了解雕版印刷技术的特性。

雕版印刷术传到域外之后，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在印刷技术、书籍形态、版画样式、行业发展等方面表现出了不同于中土的特点，体现了雕版印刷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展现了世界范围内雕版印刷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三、雕版印刷与近代世界变革

在古代东亚，雕版印刷书籍推动了各国文化的普及，教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雕版印刷品提高了政府行政效能，促进了商业繁荣，便利了百姓生活。东亚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繁荣发展，离开了雕版印刷是难以想象的。雕版印刷在东亚所取得的巨大文化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西方学者否认雕版印刷是一种成熟的印刷技术，只能说明他们对东亚历史缺乏应有的了解。谷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固然对欧洲近代的思想文化与经济社会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东亚地区雕版印刷在维系传统社会、推动社会产生渐进式发展变革中的作用，同样是印刷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

另一方面，推动欧洲和近代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与中国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代表中国对人类文明重大贡献的“四大发明”，其中的印刷术当指雕版印刷。

（一）近代欧洲金属活字印刷术与雕版印刷的联系

如前所述，不少西方学者否认雕版印刷与近代活字印刷术之间的联系，认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技术。东亚地区的印刷发展史表明，活字印刷的出现晚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发明，是以掌握雕版印刷为基础的。在欧洲，费夫贺和马尔坦在《印刷书的诞生》中也承认，活版印刷的先驱们在“木版印刷的成功表明活字的创制具备实用性且前景可期”之后，才开始了他们的实验。

卡特、钱存训、张秀民、潘吉星等学者都曾对雕版印刷术传入欧洲的过程作过梳理，加上中欧雕版印刷主要技术工艺基本相同，欧洲的雕版印刷术来自中国是毫无疑义的。欧洲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是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发明的，前辈学者也作了不少论述。由于史料的匮乏，对其中的具体过程尚难作出十分确凿的描述。但仍有若干证据表明，欧洲金属活字印刷的早期实验与雕版印刷有关。这里笔者谨就这一问题作集中梳理，并补充一些材料，希望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早在1585年，奥斯定会修士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就在他所写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说，谷腾堡看到了商人们带到欧洲的几部中国书，成为他的发明的最初依据。谷腾堡不仅可能看到过中国的印刷书籍，还可能亲自从事过雕版印刷实践。根据一份1690年的材料，谷腾堡使用了“在印版上雕刻且无法拆卸”的字体进行印刷。其中又说，在谷腾堡和他的合作伙伴福斯特（Johann Fust）发明金属活字之前：“他们首先印刷了一部名为《万用典》（Catholicon）的词典，文字刻在很多块木板上，按照一定顺序以表格形式排列。但这样他们就无法用它来印刷其他东西，因为字体不是可移动的，而是刻在木板上的。”根据文中的描述，谷腾堡所用的方法显然是雕版印刷。

潘吉星曾引述两则来自欧洲的材料，认为欧洲人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按照美国学者库布勒（George Adolf Kubler）的说法，谷腾堡针对雕版印刷的不便之处，制作了木活字，发明了欧洲的活字印刷：“用大块木板完成印刷后，上面雕刻的字母就会被弃用。如果不是用大块木板来雕刻整页文字，而是用可拆卸的小木块来雕刻每个字母，那么这些字母就可以被多次使用。这些字母必须用带有小把手的木块雕刻，这样它们就可以被拿起来，如同拼写那样被排列在一起。这样推理的结果就是活字的诞生，它是印刷术的基石。谷腾堡从一根硬木上锯出了大约一千个小方块，每个几英寸长，宽度很窄。他在每个木块一端刻上一个字母，在另一端钻了一个洞。如此这般，他把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都刻了若干个，用它们拼成单词，把这些单词排成一行，中间用线穿连，直到形成一页。接着，他用金属丝把它们捆在一起，防止它们散开。然后，谷腾堡在木活字上刷上墨，拿起整个印版，压在一张纸上。他首次尝试用活字印刷的是主祷文（Lords Prayer）。”其过程描述过于细致，不免有推想成分。这类后世追述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然而在谷腾堡生活的年代，接触到雕版印刷品和雕版印刷技术绝非难事，他在发明金属活字印刷之前亲身实践过雕版印刷，受到过雕版印刷技术的启发，是完全可能且顺理成章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是由科斯特（Lourens Coster）在荷兰哈勒姆（Haarlem）发明的。据荷兰学者朱尼厄斯（Hadrianus Junius）写于1568年、1588年在莱顿（Leiden）出版的《巴达维亚》（Batavia）一书记载，科斯特用山毛榉树皮来刻字母，只用纸的一面印刷。装订时，书中的空白页被粘在一起，使之与传统的书外观一致。这显然说的是雕版印刷和雕版书的装订。后来，科斯特用铅字替代山毛榉活字，发明了金属活字。这份材料表明，科斯特的发明来源于他关于雕版印刷的经验和知识。科斯特以木活字作为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之间的过渡，这在逻辑上是十分合理的。另一条1499年来自德国的材料则说，最早的活字试验是多纳图斯（Donatus）在荷兰进行的，印的是拉丁语语法。一位学者推断，该书是用木活字而不是金属活字印刷的。

上述材料表明欧洲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很有可能受到了雕版印刷的启发，他们或许操作过雕版印刷，还可能制作过木活字，作为向金属活字的过渡。退一步说，即便他们没有实践过雕版印刷，也一定对雕版印刷有所了解，如果不是十分熟悉的话。李约瑟说：“直到今天，没有人认为谷腾堡曾看到过中国的印刷书籍，可是不能排除他听到过人们谈论这件事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发明是一种再发明，而不是很有独创性的发明。”

（二）“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指的是雕版印刷

近代以来，欧洲人十分推崇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几项发明，印刷术就是其中之一。但在最初，印刷术指的是欧洲近代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更不是指雕版印刷。把几大发明中的印刷术与雕版印刷联系起来经历了二三百年，还原这一过程有助于了解西方人极力推崇的改变世界的印刷术，其根源来自东方的雕版印刷。这是几代西方学者经过不断探索才获得的真知，却被某些现代西方学者所淡忘，以致发出轻视雕版印刷的论调。此外，国内至今有人认为“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是指活字印刷，反映了对雕版印刷的某种偏见，有必要加以纠正。

关于“四大发明”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学界已经作过一些系统的梳理。这里不准备对这一问题作全面讨论，仅就“四大发明”中印刷术的具体含义及其演变进行分析。

1550年，意大利科学家卡丹（Jerome Cardan）在其《奇思妙想》（De Subtilitate）一书中提出，航海罗盘、大炮（火药）、印刷术（printing books with type）三项发明，“整个古代（antiquity）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之匹敌”。这里的“古代”是指古希腊罗马时代，换言之这些都是中世纪的发明。欧洲金属活字印刷术发明的时间，正是中世纪末期。而根据卡丹的表述，他所说的印刷术，指的就是谷腾堡发明的近代印刷术。16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出版《新工具》，书中写道，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同时又说这三种发明为“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显然培根在这里所说的“印刷”，还是指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术。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欧洲人眼中带来近代世界巨大变革的印刷术仍然是指谷腾堡印刷术。马克思在1861至1863年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这段话之后，马克思接下来又说：“而水(风)磨和钟表，这是过去传下来的两种机器，它们的发展还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就已经为机器时期做了准备。”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催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发明,印刷术并非“过去传下来”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技术，可知马克思指的是欧洲近代印刷术。

从卡丹、培根、马克思的言论可以看出，直到19世纪中叶，在一般欧洲人眼里，改变近代世界的印刷术都是指谷腾堡印刷术，并没有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然而，一些欧洲人已经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渠道了解到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1550年，意大利学者乔维奥(Paolo Giovio)在《当代史》（Historiarum Sui Temporis）一书中提到他曾见到中国的印刷书籍，并据此认为印刷术源自中国，通过塞种人和莫斯科人传到欧洲。该书刻于广州，是葡萄牙国王送给教皇的礼物。自16世纪初以来，葡萄牙人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他们得到广州的刻本并不奇怪。16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和西班牙奥斯定会修士拉达（Mardin de Rada）先后到中国传教，记录了他们的见闻。克路士的《中国志》中说：“在中国听说中国人使用印刷术已有九百年，他们不仅印书,也印各种图画。”拉达的《出使福建记》写道：“他们在我们之前许多世纪已有印刷术了。”1585年门多萨出版《中华大帝国史》，他未到过中国，但看到了传教士带回欧洲的中国印本书，并转述克路士和拉达的见闻，认为中国的印刷术早于欧洲至少五百年，谷腾堡的印刷术源自中国。克路士、拉达和门多萨都未具体指明他们所说的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但他们所见大概率是雕版书籍，书中所说的印刷显然指的是雕版印刷术。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利玛窦在中国待了近30年，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其中自然包括中国的印刷术。他写道：“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日期比人们规定的欧洲印刷术开始的日期，即大约1405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国人至少在5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了，有些人断言他们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大约公元前50年，就懂得印刷了。”利玛窦所谈论的同样是雕版印刷，他写道：“他们的印刷方法与欧洲所采用的大不相同，而我们的方法是他们无法使用的，这是因为中国字和符号数量极大的缘故。”

《中华大帝国史》和《利玛窦中国札记》（又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问世后均流传广泛，但书中关于印刷术起源于中国的认识似乎并未撼动欧洲人的主流观念，否则培根和马克思就不会对印刷术的来源作出模糊不清的表述了。这种认知差距说明，关于印刷术起源的正确知识，仍局限于那些较为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把改变近代世界的几大发明中的印刷术归功于中国的，依然是来到中国的外交官和传教士。1836年，英国外交官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出版《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一书，提出对近代欧洲影响甚巨的印刷术、火药、罗盘三项发明乃自中国传来，并把印刷术的起源追溯至五代冯道刊印《九经》。德庇时非常明确地认定“三大发明”中印刷术的源头是雕版印刷的发明，这是欧洲人提出这三项重大发明以来的第一次。1838年，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其《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中也说，航海罗盘、印刷术和火药“这三个对欧洲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异乎寻常推动力的最重大的发明，中国人掌握得都要比我们早”。之后麦都思同样把印刷术的源头追溯到五代时《九经》的刊刻。

1884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其《中国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a）一书的增订版中推崇中国的发明创造对世界的贡献，在“三大发明”的基础上加上了造纸术，成为四项发明。1917年，英国外交官乐民乐（Walter James Clennell）在其《中国宗教发展史》（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n China）中写道，中国在宋代已掌握印刷术、纸币、罗盘和火药的使用，并认为这些发明通过蒙古人的西征传到欧洲，对近代欧洲的变革起到重大作用。他也把印刷术的源头追溯到五代时以雕版技术刊印书籍。1921年，在安徽宿州传教的卡特（Thomas Carter）读到乐民乐的著作，萌生出探究这四项发明历史的欲望。后来卡特在其名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开宗明义地说：“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这四种（造纸、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以及其他的发明，中国人都居重要的地位。”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四大发明”概念。卡特在书中着重探讨了雕版印刷的起源和流传，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所占的篇幅分别为17章、3章。由于卡特著作的巨大影响，“四大发明”的说法逐渐流传开来，并为中外学者所知、所用。

我们在这里讨论欧洲人对印刷术来源的认识的演变，意在说明在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谷腾堡印刷术有着中国渊源，这是自门多萨、利玛窦以来，被欧洲学者所承认的。而欧洲学者在追溯印刷术的中国渊源时，无一例外地指向了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无论是门多萨、利玛窦，还是麦都思、乐民乐，他们在描述中国传统印刷术时，所谈的都是雕版印刷。这代表了一部分欧洲人的高识卓见，他们不像后来的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把雕版印刷和谷腾堡印刷术看作是没有关联、截然不同的两种技术，这是他们能够把印刷术的源头追溯到中国的雕版印刷的前提。德庇时说：“就操作细节而言，他们的（印刷）技术肯定和我们不同，但大量复制书籍，降低成本，节省抄写的时间和劳力，这个主要原理是完全一样的。”不仅如此，他们在将中国的雕版印刷与欧洲的金属活字印刷作了对比之后，提出了雕版印刷的一些长处。利玛窦带着赞许的口吻写道：“他们的印刷方法有一个明确的优点,即一旦制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无需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正是中文印刷的简便，就说明了为什么这里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那么出奇地低廉。没有亲身目睹的人是很难相信这类事实的。”此种眼界和胸襟与轻视、贬低雕版印刷者相比，何可以道里计。

结语

此前学界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对雕版印刷的特性和贡献进行了探讨。研治中国书籍史的西方学者从他者的角度总结了中国雕版印刷技术的几个特点：首先，雕版技术简单，成本低，容易传播；其次，雕版印刷业投资少，印刷方式灵活，风险小；第三，雕版业是一种手工业，各工序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完成。以上特点主要是将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和近代西方活字印刷技术加以比较而得出来的。然而这种比较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比较，是将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两个事物放在一起比较，尽管能够得出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果我们把眼光扩展到中国之外，比较的方式就会变得更加多样，可以作出更为立体的、多角度的观察，从而获得对雕版印刷的技术与文化特性的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既可以在同一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中的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共时性比较，如中、日、韩雕版印刷业的比较；也可以在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之间进行比较，比如古代东亚与近代欧洲之间的比较；还可以在近代欧洲这样的同一文化时空中将雕版印刷与手抄本传统、近代金属活字印刷、铜凹版印刷加以比较，观察它们之间的正面碰撞与互动。例如，近代以前雕版印刷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的成功，促使我们思考它相对于传统活字印刷的优势所在，如简便易行、能够保存印版、经营方式灵活等。而15世纪它在欧洲与金属活字印刷和铜版印刷竞争中的失利，则凸显了它材质上的先天不足，印刷工艺上的缺陷，以及手工业生产方式带来的生产效率的低下。同时，作为一种源于中国的技术，它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如鱼得水”，在欧洲却遭遇“水土不服”，促使我们思考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雕版印刷在它的原生文化、亲缘文化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但表现形态也会因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异；在异质文化中则会表现出较为不同的面貌，遭遇截然不同的命运。

凡此种种，皆表明以全球视角重新审视雕版印刷能够带给我们更加丰富的认识，让我们对雕版印刷文化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首先，在古代印刷业最为发达的东亚地区，尽管活字印刷早已存在，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期活字印刷较为兴盛，但总体而言雕版印刷是应用范围更广、更为主流的印刷技术。朝鲜半岛活字印刷最为活跃，成就最高，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雕版印刷仍占重要地位。17世纪中叶日本书商从活字印刷回归雕版印刷，清楚地表明雕版印刷比活字印刷更适合古代的经济社会状况和书籍市场发育程度。这种基于市场自我选择得出的结论，比此前某些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作出的解释更具说服力。其次，雕版印刷在其故乡中国之外，表现出许多与中国不同的形态和业态，拓展了我们对雕版印刷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认识。日本江户时代发展出独特的书籍文化，产生了日本特有的书籍品种、书籍形制、版本学术语体系和书业组织。欧洲的雕版书籍与其本土书籍传统相结合，产生了与东亚地区不同的书籍样式。木刻版画在日本和欧洲产生了新的材质、类型、技法和风格。雕版印刷业不必以印刷书籍为主，各种日用印刷品同样值得重视。最后，全球视角的引入进一步彰显了雕版印刷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中的重要作用。雕版印刷在东亚的巨大成就显而易见，贬低雕版印刷的主要是不了解东方历史的西方学者，这说明打破东西方印刷史、书籍史研究畛域之间的隔膜，仍任重而道远。近代以来欧洲学者极力推崇“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其中的印刷术源头指向中国的雕版印刷，这是几代西方人经过不懈的努力才获得的真知。指出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正本清源，恢复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为了在印刷史研究领域破除欧洲中心主义，不再以欧洲的经验为中心来定义印刷术，来评判雕版印刷。从全球视角来重新审视雕版印刷，也就意味着从东西方平等的立场、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全局来评判雕版印刷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